农村政治稳定研究论文

[摘要]农村政治文明建设滞后的原因很多，从文化视角看主要是农村居民整体文化素质不高，导致了农民参政议政能力的弱化;民主意识淡薄，导致了民主体制所必须的文化土壤的缺乏，要解决这个问题应该进一步加强农民的文化素质教育，运用各种手段培养农民的民主意识，积极构建新型的政治文化。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农村政治稳定研究论文 (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农村政治稳定研究论文 篇1：

构建我国农村政治内生态系统

【摘要】农村政治内生态系统由静态和动态两部分构成。从静态来看，农村政治系统由农村政治文化系统、农村政治规范系统、农村政治实体系统三大系统构成。其中，农村政治文化是价值系统，是系统的灵魂;农村政治规范是维护系统，是系统的保障;农村政治实体是执行系统，是系统的基础。从动态来看，农村政治系统则表现为农村政治实体通过一系列相互联系的要素有机的运行过程。运用系统和整体的方法，构建农村政治内生态系统，整合系统内各种要素功能，完善农村政治治理结构，从而提高系统的整体运行效能，以形成和谐稳定的农村政治关系。

【关键词】构建;农村政治;内生态;系统

【作者简介】管华，长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郭玉兰，长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硕士研究生，湖北荆州434020

对我国农村政治系统进行实证考察。我们发现农村政治系统内存在结构不完善，系统各要素之间联系不够连贯。从而影响系统运行效能的问题。

为了提高农村政治系统的运行效能，根据生态学的系统理论和美国学者戴维、伊斯顿的政治系统理论分析方法，以及我国学者刘京希关于政治体系内生态和外生态的论述，结合我国农村政治建设实际，我们提出构建我国农村政治“内生态”系统理论的设想。

农村政治的内生态系统建设的基本内涵是：遵循农村政治系统的内在规定性要求，建立起农村政治的内生态系统，提高农村政治系统的运行效能。以建立一種和谐的农村政治关系，促进农村政治文明和社会进步。

一、农村政治系统内在规定性

农村政治系统的内在规定性表现在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从静态上看，农村政治系统主要由农村政治文化、农村政治规范、农村政治实体三个基本要素构成;从动态上看，农村政治系统则由农村政治实体通过信息、沟通、决策、执行、监督等要素运行过程构成。农村政治系统的内在规定性正是通过这些要素和过程互相联系和作用表现出来的。

(一)农村政治系统的静态分析

从静态上看。农村政治系统主要由农村政治文化、农村政治规范、农村政治实体三个基本要素构成，而要搞清楚农村政治系统的内在规定性。必须对这三大要素展开分析。

1.农村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是政治体系重要组成部分。阿尔蒙德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农村政治文化是政治关系在农民心理和精神上的反映，它体现了农民的政治态度、政治信仰、政治感情。从农村政治文化实体来看，主要有主流政治文化、传统政治文化、公民政治文化等形态。

农村主流政治文化是马克思主义形态的政治文化。它是对农民进行政治教育。培养农民政治态度、政治信仰、政治感情的主渠道。应加强和完善农村主流政治文化建设，增进农民对马克思主义主流文化的认同感，归宿感，夯实党在农村执政的思想文化基础。

农村传统政治文化属于亚文化。它植根于农村文化土壤，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农民对政治的取舍而形成的比较稳定的政治态度、政治信仰和政治情感;它对农民的政治行为产生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由于农民的阶级局限性，农村传统政治文化存在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存在着消极因素，必须用马克思主义形态的政治文化加以引领。以形成积极向上的农村政治文化，使农民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农村公民政治文化是伴随着农村民主政治建设进程而产生的新型政治文化。它是对农村传统臣民政治文化与暴民政治文化的否定。是农民真正进入现代文明的标志。没有公民文化的产生，就不会有农村民主政治的社会化，农民很难成为政治上的真正主人。因此，要在政治上充分创造条件，扩大农民有序参与，促进农村公民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在农村政治文化建设中，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主流文化、农村传统政治文化和农村公民政治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内化为农民的政治态度、政治信仰、政治情感，以促进农村的政治文明建设。

2.农村政治规范

农村政治规范是主要由国家层面、乡镇层面、村级层面等层面构成。

国家层面的政治规范体现了国家政权的性质，反映的是国家意志，具有权威性、导向性、统一性、输入性等特点。其主要由政治制度、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等表现出来。

农村乡镇基层层面的政治规范体现了因地制宜，它反映的是国家意志与本土实际需要的结合，具有执行性、指导性、地域性、协调性等特点，主要表现形式是决议、制度、规章等。村级层面的政治规范反映的是村民的意愿，具有历史传统性、乡土文化性、非权威性、内生性等特点，主要形式是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等。

农村三个层面的政治规范作用于、服务于农村社会。调节着农村政治生活中人与人的关系;三个层面政治规范互相作用，缺一不可。不同之处在于，民间层面的政治规范由于具有内生性的特点，容易被农民所接受;国家层面和农村基层层面的政治规范则必须结合农村实际，体现以人为本，最大限度地保证农民利益，才能为农民所接受，最终内化为农村的繁荣、和谐和稳定。

3.农村政治实体

所谓政治实体。是指在一国的政治生活里含有政治性质和具备发挥政治功能作用的一切组织、群体和公民个人，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和制度。政治实体是政治系统中最重要的因素，离开了政治实体，整个政治系统就失去了主体，也就无法运行。本文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乡镇基层政权、农村基层党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等农村基本政治实体。

(1)乡镇基层政权。乡镇基层政权是国家行政权力的末梢，是国家治理乡村的根基。我国法律规定，乡镇设立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和乡镇人民政府。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是乡镇的国家权力机关，代表由乡镇居民直接选举产生，职能上有权通过一些适应于本乡镇范围的决议，有权选举产生乡镇政府的主要干部。乡镇人民政府是国家的基层行政机关，是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其主要职责是执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和命令，完成区域内的经济、文化、建设和民政、公安等工作，维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自主权。

(2)农村基层党组织。农村基层党组织是指党的乡、镇基层委员会和农村党支部。农村基层党组织基本职能是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引导农民接受党的领导，体现党在农村的执政地位和作用。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联系农民纽带和桥梁，是加强党在农村执政能力建设的基石。

(3)村民自治。村民自治不是国家基层政权组织，而是与家庭承包责任制相一致的，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村民自治组织。村民自治的基本组织形式是村民委员会;主要内容是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主要制度是民主選举制度、民主决策制度、民主管理制度、民主监督制度。

通过对农村政治系统的静态分析可见。农村政治系统是一个既有政府的统治，又有村民的自治;既有法定的制度，又有村规民约;既有国家的介入，又有民间的参与;既有法律制度的硬约束，又有文化传统的软约束多方面、多层次的复杂系统。

(二)农村政治系统的动态分析

从动态上看，农村政治系统表现为农村政治实体的运动。这种运动是通过信息、决策、执行、沟通、监督等过程表现出来的。由于农村政治实体是农村政治系统最重要的因素，农村政治系统运行是否有序、有效，关键看农村政治实体在运动中功能的发挥是否正常，其中，最主要的是乡镇政权与村民自治组织基本政治实体的运行。

1.农村政治实体对信息的处理过程

(1)乡镇政权对信息的处理过程

乡镇政权承担着区域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社会服务、社会秩序、社会保障方面的重要任务。乡镇政权对信息的处理过程主要是围绕这些任务来进行的。其重点是处理好自身系统的信息和管理区域内的信息。

(2)村民委员会对信息的处理过程

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乡村政治信息的处理过程是村民委员会在乡镇领导指导下，贯彻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过程;同时是根据自治原则，通过村民小组与农户进行信息交流，通过村民大会集中民智，并实行村务公开，根据村民大会意见，实现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在程序上，而且在内容上体现了村民有序参与和广泛参与的特点。

2.农村政治实体决策、执行、沟通过程

(1)乡镇政权决策、执行、沟通过程

乡镇政权的决策采取乡党委领导下的联系会议形式;关系到全乡镇重大事务由乡镇党委会或者党委扩大会来决定;会议的参加者主要是四大家的主要领导，而乡镇党委书记在联系会议上居于核心地位。乡镇政权决策一般是指广义上的政府决策。这种决策符合乡镇政权管理资源有限、管理任务具体复杂、要求快速有效解决的特殊环境。从决策内容来看，主要有人事决策、机构决策、管理方式决策等;乡镇政权作为基层政权组织，有决策也有执行，但主要是执行。乡镇政权的沟通包括内部各部门之间的沟通和与村民委员会之间的沟通，并通过沟通实行决策民主和执行自觉。

(2)村民自治的决策、执行、沟通过程

村民自治实现民主决策。凡涉及到村民切身利益的事项。由村民民主讨论，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做出决定。主要决策机构是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大会。村民代表大会和村民大会一样，都是村民讨论村内重大事务的决策机关，是村民政治参与的有效形式：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大会决议的执行机构是村民委员会。从执行过程来看。村民委员会根据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大会决议。依照国家法律和村规民约、村民自治章程，对村务(政务、财务、事务)进行管理。为了落实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大会的决策，做好各方面的沟通是必要的。包括村级各部门之间的沟通、村级机关与村民小组和村民之间的沟通、村民委员会和乡镇政府之间的沟通等。沟通的渠道是否畅通，直接关系到村民自治民主的落实。

3.农村政治实体的监督过程

对农村政治实体的监督。从涉及的对象看过是有较大区别的。乡镇政府机关由于是国家权力机关，其监督的力度要大于对村民自治组织的监督。从监督的形式来看，虽然农村政治实体都存在着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但监督的范围和内容是不一样的。对乡镇政府机关的外部监督。主要是上级领导机关(包括上级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等)的监督。由于乡镇机关人事权和财政权来自上级领导部门，因而上级领导部门的监督约束力很强。同时，外部监督也包括农村党支部和农村自治组织对乡镇政府的监督，但这种监督的约束力不强。乡镇政府的内部监督，由于广义上的政府机关都参与了决策过程，机关内部互相监督易于形式，从约束力来看小于上级领导机关监督：村民自治组织刚好相反，由于与乡镇政府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村民委员会主要是对村民负责，因此对村民自治组织的监督主要是内部监督，表现形式是村民民主监督。

二、农村政治内生态系统建设

通过分析农村政治系统的内在规定性，可以看出农村政治系统是由多个子系统构成的复杂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农村政治文化是价值系统。是系统的灵魂;农村政治规范是维护系统，是系统的保障;农村政治实体是执行系统，是系统的基础。农村政治系统要正常运行，三者缺一不可。因此，要建设高效率的农村政治内生态系统，必须加强价值系统、维护系统、执行系统建设，并对三大系统的功能加以整合。

(一)农村政治内生态价值系统建设

农村政治价值系统是由农村政治文化构成的。由于价值判断是影响组织和个人行动的基本因素，农村政治文化就成为农村政治内生态系统的灵魂。

农村政治文化主要由马克思主义形态的政治文化、农村传统政治文化、农村公民政治文化三种形态所构成。构建农村政治内生态价值系统，主要应围绕这三种形态来展开。

1.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文化是农村价值系统的核心，是保障农村政治内生态价值系统建设正确方向的关键。由于主要是是输入性、主导性的价值，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文化建设应重点围绕输入的方式、方法、内容与对接对象关系来展开，保证主导的有效性。

2.农村传统政治文化是农村价值系统的基础：农村传统文化建设关系到农村政治内生态价值系统的稳定。由于其主要是内生性、传承性、积极与消极并存性的价值，因此，农村传统文化应立足本土，围绕历史传统、挖掘精华、抛弃糟粕来建设，并在建设过程中要注意建设形式的形象直观性、内容的真实生动性、保证传承的健康性。

3.农村公民政治文化建设是农村价值系统的活源：農村公民政治文化建设关系到农村政治内生态价值的活力。由于其主要是内生性、现代性、自主性、参与性的价值，因此，农村公民政治文化建设应重点培育农民的公民意识，要建立健全各种体制、机制，保障公民平等参与权，利益表达权，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村民自治。同时，要在农村大力发展教育。加强科普宣传，加强民主与法治建设，为使公民意识成为农民的共同意识创造必要条件。

加强了以上三个方面的政治文化建设。就将促进农村内生态价值系统的成熟与完善。

(二)农村政治内生态维护系统建设

农村政治维护系统是农村的政治规范。主要是由制度、政策、法律、法规、章程、村规民约等因素构成。它是农村政治内生态系统运行的稳定器，建设的重点主要是三个层面：

1.国家层面的政治规范建设。重点是加大宣传、贯彻的力度，保证执行效力。针对农村村落分散，农村社区发展不平衡，农民参与意识不强等实情，各级党和政府应深入调查研究，增加投入，加强宣传力度，精心组织实施，并切实解决农民的现实问题，使农民遵守国家政治规范，以达到维护农村稳定和促进农村发展的目的。

2.农村乡镇层面的政治规范建设。由于乡镇政府是基层政府，是直接与农民打交道的政府，乡镇政府与村民自治的关系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因此，农村乡镇基层层面的政治规范建设的重点应围绕保障执行、科学指导、协调发展、尊重民意、重视民生等方面来建设。促进维护农村稳定和发展。

3.村级层面的政治规范建设。村级层面的政治规范建设应围绕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来建设，集中民意、民智，不断创新农村民主管理的形式和内容，促进农村民主的社会化进程，维护农村的稳定和发展。

加强了以上三个层面的政治规范建设。有利于农村内生态维护系统的完善。从而保障农村的和谐稳定和发展。

(三)农村政治内生态执行系统建设

农村政治执行系统是由农村政治实体构成的。由于系统需要一定的组织机构支撑才能运行。农村政治实体就成为农村政治系统运行的基础。农村政治实体工作效能如何。直接关系到农村政治系统运行的质量和效率。加强农村政治内生态执行系统建设。建设的重点主要是乡镇基层政权建设、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和村民自治组织建设。

1.乡镇基层政权建设。农村乡镇基层政权作为国家的最基层政权，一头连接着国家，一头连接着村民，是连接国家与村民的纽带和桥梁，对于促进农村稳定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建设的重点应是：思想建设，组织建设，执行力建设，协调力建设，区域规划力建设，依法执政能力建设。从建设的难点来看，主要解决乡镇政权存在着的决策执行难的问题。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乡镇政权是国家权力的末梢，决定了乡镇政权的决策主要是执行性决策。并由于乡镇财政普遍困难。如果执行决策成本过高，或者任务过重，乡镇政府有可能不认真执行。二是农村基层权力结构是乡政村治，村民委员会是自治组织。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不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乡镇政府只有对村民委员会具体工作进行指导、支持、帮助的权力，因而村民委员会对于乡镇政府下达的决策，只负有遵守的义务，没有具体执行的义务，这就会产生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之间的博弈。使决策的执行充满不确定性。

2.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基层党组织履行着执政党的职能，是维系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关系的桥梁，是连接党与农民关系的纽带。建设的重点是密切联系农民群众，为农村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起保障作用，从而维护农村的和谐稳定，确保党在农村的执政地位。

3.村级组织建设。村级组织这里是指农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简称“两委”。“两委”应重点围绕农村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来建设，建设中要特别处理好三个关系：一是“两委”之间的关系。二是处理好村民委员会同乡镇政府的关系。三是处理好“两委”与村民的关系。

作者：管华　郭玉兰

农村政治稳定研究论文 篇2：

制约农村政治文明建设的文化因素分析

[摘要]农村政治文明建设滞后的原因很多，从文化视角看主要是农村居民整体文化素质不高，导致了农民参政议政能力的弱化;民主意识淡薄，导致了民主体制所必须的文化土壤的缺乏，要解决这个问题应该进一步加强农民的文化素质教育，运用各种手段培养农民的民主意识，积极构建新型的政治文化。

[关键词]农村;政治文明;文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的政治文明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农村基层民主建设进一步加强，村民自治制度基本建立，但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总体目标相比还有很大差距。相对于城市和经济较发达地区，我国农村政治文明建设还相对滞后，造成这种滞后有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原因，本文仅就制约农村政治文明建设的文化因素进行剖析。

一､新农村政治文明建设滞后的文化因素

农村政治文明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从底层推动着整个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进程。目前我国农村政治文明建设还存在一些问题，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的深层次因素不断凸现。主要表现为我国农村居民的文化素质不高，现代政治生活健康运行发展必不可少的文化心理要素——民主意识的缺乏，我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与现代民主理念的摩擦和碰撞，致使民主体制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缺乏等等。

(一)农民文化水平偏低，政治文化素养缺乏

公民的政治素质是政治民主化的重要条件，素质低下的公民是无法参与政治的。许多政治思想家都强调对公民进行素质教育，柏拉图在所设想的理想国中就主张对公民进行素质教育，通过陶冶人的情操，培养人的道德，开发人的智慧，来适应民主生活的需要。在中国，孔子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孟子宣扬“内圣外王”，实际上就是把提高个人素质看作是政治的根本和基础，主张大力兴办教育，用统一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来教化民众。目前我国农村人口中文盲､半文盲和小学文化程度者占相当大的比重，这样落后的教育水平和低下的村民文化素质，远远不能适应农村民主建设的需要。列宁指出:“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弱智者是没有民主能力的，无知者的民主能力要大打折扣。以村民自治为主要形式的农村基层民主要求农民具有相应的科学文化水平。在行使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权力时，村民要独立思考､独力判断､独立发表意见;要参与讨论，提出建设性的批评与建议;要审查账目､审核问题､阅读讨论材料，文盲是无法做到这些的。文化程度低的人往往目光短浅，思维狭隘，思考方法简单，遇事蛮干，不讲科学。由于缺乏科学文化知识，农民的民主意识淡薄，不能理解民主的意义和作用，也无法正确履行自己的民主权利。我国农民现阶段较低的知识文化水平是农村政治文明建设的一个极其不利的因素。

(二)农民民主意识淡薄，文化心理不健全

民主意识是现代政治生活健康运行发展必不可少的文化心理要素之一。农民民主意识主要是指农民为主张民主权利､保护合法利益而提出的自己当家作主､管理国家､集体和公共事务的思想主张。农民的民主意识主要包括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参与意识､法治意识､监督意识等，只有拥有良好的民主意识和民主观念，民主的发展才能平稳而有序，农村民主政治建设才能走出形式化的沼泽。

然而目前我国农民的民主意识总体水平不高，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多数农民具有一定的民主传统和习惯，但是这种农民式的民主传统和习惯还不够广泛和普及，同时它与那种健全､高效的民主运作机制尚有很大差距。首先，农民作为民主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高。主要表现为农民在村级乡级社会事务中的主人意识､平等意识､自主意识缺乏，依附观念浓厚，农民群众往往不把自己作為权利的主体，而是寄希望于“上级”､“领导”､“包青天”，广大农民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主动性不高。其次，农民对民主认识不清，公民基本权利意识淡薄。公民的基本权利意识是社会民主意识的重要表现之一。受历史文化传统影响，我国公民特别是农民的义务观念浓厚，而权利意识淡薄。对其依法享有的权利及其价值认识不清，不能掌握有效行使与捍卫这些权利的方式。再者，宗族宗法观念在农民头脑中根深蒂固。由于农村旧习俗的广泛存在，诸如家族制和家长制等封建制度束缚和压抑着民主作为一种政治意志的发育､强化，相当多的农民对封建思想､宗族文化津津乐道，许多农民的心目中根本就没有民主，他们可以牺牲自己的民主权利而屈服于家族权威。

(三)传统政治文化的消极影响，制约着民主政治建设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就是一种顺从性文化，中国的农民就是典型的臣民，权力崇拜､等级观念､隶属意识､清官思想､安于现状､与世无争等复杂的以小农意识为主体的政治意识和政治思想，严重地影响着农民的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他们从不主动参与政治，不敢作自己的主人。这样的文化传统培育不了公民意识，因此缺乏与社会主义民主相适应的参与性农民，这是当前农村的基层民主建设中遇到的主要问题。

中国古代社会基本上是一个宗法社会，家族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家族文化在中国农民心中的若隐若现､若即若离，给中国基层政治体制和民主政治建设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因为宗法伦理调节的主要是人际关系，而乡村民主政治属于公共政治，它主要依靠国家的法律来调节，但由于村民生活在乡村社区，他们在选择政治行为时，难免受到宗法家族观念的影响。如一些农民在民主选举时选亲而不选贤，甚至一些宗族力量利用宗法伦理和家族关系来扩大其影响，与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正式组织分庭抗礼。

宗法家族文化价值标准是建立于血缘亲疏的差异性之上的，与现代法律的普适性和平等性原则形成根本冲突。因此它对乡镇干部依法行政构成了严重的障碍，致使乡镇干部在依法行政和依情行政之间犹豫徘徊，法律因所施对象及与执法者关系的不同而被任意曲解，不同的关系采用不同的标准，普遍性的法律无法发挥统一性作用。浓厚的宗法家族文化使一些农民漠视法律的存在，以家法代替国法，无法形成健全的法律环境。

在许多农村基层干部当中，官本位的思想也主导着他们的行为模式，致使他们无法在政治民主化方面为普通农民作出积极的榜样。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我国农村民主政治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农民文化水平和传统政治文化的制约，因此，农村民主政治的发展需要一种区别于传统社会的新型的文化土壤作为支撑和平台。

二､构建农村政治文明建设的途径

(一)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和政治素质，加强民主法制建设

鉴于农村的科学文化水平和农民政治素养不高，现阶段发展基层民主，就要着力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和政治素质，增强公众政治参与意识，发挥民主主体作用。当前和以后很长一个时期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大力发展农村教育，把“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方针落到实处。实施素质教育，着眼于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不断增加的教育消费极不相适应，政府应增加教育投入，降低教育费用，保证适龄儿童受教育的权利。二是要培养和提高公民的民主法律意识。要切合农村实际，对村民进行适当的民主理论普及教育，培养与民主发展相适应的平等､公平､竞争等民主意识。同时，加强普法教育，使群众学法､知法､懂法､守法，重点要教育基层干部依法办事，杜绝行政违法的发生。三是普及政治科学知识，澄清人们对政治活动的误解。要让群众体会到政治发展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政治教育尤为关键，任重而道远。

(二)运用学校教育､大众传媒等传播渠道，培养农民的民主意识

1.运用学校教育培养农民的公民意识

学校教育是一种正式教育，它是通过正规训练以培养受教育者的社会综合素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大致形成了由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和农民成人教育三教并举的教育体系，使乡村教育有可能触及到乡村每一个潜在的和现实的劳动力。目前乡村教育的主要目的除了使农民能够识文断字，从而具备一定的学习能力和基本的劳动技能，培养农民的创业能力之外，就是培养农民的现代公民意识，这是农村人口在人的发展上的人格标志与政治前提，对于改善目前中国农村的政治现状，激发农民的参政热情，提高农民的参政能力更具有特殊的意义。公民意识是政治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培养每一个公民的公民意识，是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也一直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教育的宗旨。由于农村的特殊性，培养农民的公民意识，一直是我国目前乡村教育的重点和难点。而公民人格的培养是公民教育与公民实践的核心，对农民进行人格的教育和培养，不但有利于农民个体养成良好的性格和道德行为规范，而且有利于农民“作为权利､义务的主体资格(即法律人格)”的形成。而一旦具有了较为完善的公民人格，农民就有可能在中国的民主进程中发挥更加积极和健康的作用。

2.运用大众传媒，塑造农民的政治意识

大众传媒是指电视､广播､报纸等现代传媒方式。大众传播媒介对于保持农村政治稳定､营造浓郁的政治氛围､塑造农民的政治意识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必须要加强对农村大众传播媒介的控制和引导。要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促进社会主义主导价值和主导文化在农村的传播，影响农民的思想观念，塑造农民的行为模式。比如电视､广播､报刊等大众传媒按照党和国家的政策，长期而系统地进行普法宣传，给农民提供了大量的法律指导。而电视中的警匪片､侦探片又為农民认识和理解当代法治精神提供了大量的感性材料，使他们对法的看法在潜移默化中发生着变化，传统“人治”色彩的法律观念正在逐步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富有现代精神的法治意识。在大众传媒的熏陶下，农民的法治观念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三)加强农村政治文化建设

关于民主化进程的研究表明:“民主化必须以努力创造一种民主文化为开端”。现代化的进程本身就包含着文化的现代化，政治文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其本身也必然处在一个现代化的过程中。但是，任何向着现代化的努力都无法彻底超越传统的内核，文化总是继承和发展，政治文化也是如此。因此，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过程中，首先应立足于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背景，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评和整合，再现并弘扬其具有现代生命力的根本精神。在此基础之上，建构与现代民主理念相适应的新型农村社会主义政治文化。

首先，建构社会主义新型农村政治文化，要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经济基础。因为一个社会中公民的政治参与水平是随着社会经济地位的变化而变化的。受教育程度､收入及职业地位越高的人，他们参与政治的积极性就越高。贫困地区的农民更多关注的是自己物质生活的问题，而对于政治和精神层面的东西考虑相对较少。这势必会影响农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大力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健全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农村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发生全面的变化，使农村朝着有利于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的方向发展，有利于为农村政治文化的发展和更新准备充分的经济和社会基础。

其次，加强农村社会主义民主文化的建设，还要疏通和健全农村政治参与渠道，提高农民的政治素质和政治认同感。

再次，加快推进农村社会主义民主文化的进程要改革和完善农村政治体制，加强法制建设，从制度上消除传统政治文化的负面影响。

责任编辑宋桂祝

作者：唐日梅　金桂兰

农村政治稳定研究论文 篇3：

政治稳定机制：现代西方学者的旨趣及其评价

摘要：现代西方学者关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和西方国家政治稳定及其维护机制的理论所蕴含的旨趣表现为：鲜明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烙印，浓厚的西方本位主义色彩，对欧美发达国家的干预、侵略和殖民统治这些严重影响发展中国家政治稳定的因素讳莫如深。其研究样本在时空上大体局限在动荡不堪的现代化进程中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中国家，或者是陷于重重危机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其理论与对策不具有普适性。但他们研究政治稳定及其机制的方法和理论主张，对研究我国政治稳定、探讨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机制的构建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政治稳定机制; 旨趣; 评价

一、 现代西方学者构建政治稳定机制的旨趣

二战结束后，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稳定问题很快就凸现出来。亚、非、拉许多输入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政治动荡不堪，政权更迭频繁;西方发达国家战时被搁置和孕育的不稳定能量也迅速释放出来，处于滞胀和社会政治动荡的双重危机之中。鉴于社会政治动荡给发展中国家和西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带来的严重破坏，饱含防止类似于纳粹主义、极权主义的势力重登权力宝座的“道义”激情，出于反对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的目的，战后西方学者从政治发展层面来关注和研究社会政治稳定问题，探讨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各种机制，产生了一些颇有影响的理论学说。本文择其要者进行探讨，以期对它们的政治稳定机制理论做出一个较为全面、公正合理的评价。

塞缪尔·亨廷顿是西方最早全面和系统研究社会政治稳定问题的学者。他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社会政治不稳定现象进行分析，提出了“现代性孕育稳定，而现代化则滋生着动乱”的命题。他认为，经济发展加剧了社会不平等、提高了社会动员程度、增大了社会期望与社会满足之间的差距，而社会政治体系的发展又远远落后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从而导致社会政治动荡。要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政治系统必须不断解决自身制度化、机制化问题，为公民日益高涨的政治参与提供一个经常化、程序化的途径和渠道。实现政治稳定，就必须加强政党建设，构建公民政治参与机制、利益表达的组织化机制和社会多元力量的同化机制等。

丹尼尔·贝尔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结构出发去揭示、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矛盾。他认为，现代西方社会由技术——经济、政治、文化三大领域组成，每个领域都服从于不同的轴心原则，并依此形成大相径庭的行为方式，正是这种领域间的脱节断裂与对立冲突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贝尔重点分析了西方社会文化危机。他认为，在当代西方社会，“宗教冲动力”逐渐耗散，失去了其对人生终极意义的解释权和对人的行为包括经济行为的核准权，而作为反映科技对人们在感觉上的错乱和自我意识的无限性张扬的现代文化，完全推翻了资产阶级传统文化的统治，建立起与经济体制严重冲突的“文化霸权”。然而，现代主义文化是无法替代宗教的，现代主义文化使人们对人生、社会终极意义的认识总是处于变动不居的虚幻之中，因此，“现代主义的真正问题是信仰危机”，或者说是一种精神危机，是宗教冲动力耗散之后遗留下来的巨大精神空白。他把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最后归结为由于宗教冲动力耗散之后而造成的信仰危机，因此，他提出解决西方社会文化危机，实现社会政治稳定的方策是——“西方社会将重新向着某种宗教观念的回归。”即重拾宗教信仰，重建宗教权威，重构宗教对人生终极意义的解释权和对人的行为包括经济行为的核准权机制，从而克服资本主义的种种危机，维护资本主义现存的制度。

阿尔蒙德与维巴、派伊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研究政治稳定及其机制问题。阿尔蒙德与维巴在《公民文化》中，探讨了公民文化与社会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混合型的公民文化(它首先是参与型文化，但也包含地域型与依附型文化，是各种类型文化的有机协调与平衡)虽然包含了矛盾的政治态度，但却更有助于政府权力与责任之间、“一致与歧义之间”、功利取向与感情取向之间的平衡，从而有利于民主的稳定和有效运行。因此，要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政治系统必须重视构建强化公民文化建设机制。派伊以现代化过程中政治文化的转型为研究对象，认为社会政治不稳定是由文化变迁所引发的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贯彻危机、参与危机、一体化危机和分配危机等引起的。一个社会要实现政治稳定，首先必须建立起政治文化的认同机制和政治价值的共识机制。

拉尔夫·达仁道夫在《现代社会冲突》中，从欧洲社会和世界范围的广阔视角分析现代社会的冲突和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机制问题。他认为权利和供应这两个概念是“理解多变的20世纪社会历史的关键”，在他看来，人的全面福利的发展和满足，既需要权利的扩大也需要供应的保证;既需要进入市场、参与政治决策过程和获得文化的表达可能性，也需要社会为之提供充分的选择机会。他将现代社会的冲突归结为权利与供应、政治与经济、公民权利与经济增长的对抗，认为世界的社会冲突主要是围绕生存机会所发生的冲突，是争取“公民身份”资格的冲突，“为在公民社会里争取充分的成员资格的斗争，成为现代社会冲突的伟大主题之一。”因此解决社会冲突、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最好的机制就是实现普遍的、世界公民社会：一是建立多样性的不受中央集权的国家干预的、能够自治的组织和机构，二是培养公民意识，尤其是公民的自主意识。三是建立自由的市场经济秩序和自由的世界贸易制度，让个人决定经济过程和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而不受国家和社会的影响。

李普塞特从冲突与一致，民主与经济发展、民主与合法性的角度出发来研究西方的社会冲突和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与秩序问题。他认为社会冲突在一个自由民主的、多元化的社会是合理的、必然的现象，“所有的复杂社会都是以内部高度的紧张和冲突为特征的”，作为一位政治社会学家的任务，就是通过对各种社会冲突的分析发现其中的一致——为全社会所接受的基本社会制度和共同价值观，“制度和价值观一致对这些社会的生存来说是必要的条件。”当人们都能认识、接受这种一致，社会也就实现了稳定和秩序。李普塞特认为，“国家越富裕，出现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大”，“经济发展增加收入，带来了更多的经济安全，普及并提高教育，使得底层社会眼光较远，政治观点更复杂、更接近渐进主义。”相反，国民收入低，不满情绪积淀，则容易导致极端主义倾向。民众收入的增加使社会阶级结构由以大量下层阶级为基础的金字塔型结构变成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菱形结构，从而使中产阶级的政治影响力增强。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使温和的政党在选举中获胜而使极端主义团体受挫，这样可以促进社会冲突的和缓，有利于民主的稳定。民主制度的稳定不仅取决于经济的发展，还取决于他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他重点分析了合法性与民主制度的稳定之间的关联。认为一种民主制度如果在合法性问题上出现危机，就会导致该制度的变革，合法性危机是导致民主制度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他通过对不同类型的国家的调查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在社会发生结构性变革时期，新的社会群体容易合法地进入政治机构，往往会赢得新群体对制度的效忠;也会允许原有的统治阶层维持他们的地位;如果统治阶层拒绝甚至用暴力限制新的群体进入政治机构，就会使他们远离这个制度，接受极端主义思想，通过暴力强行进入国家政治机构。通过上述分析，他认为：和缓的变革有助于培养起“一种共同的长期延续的政治文化”，这是使民主制度保持合法性与稳定的重要条件。因此，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机制，不是要消灭冲突，而是要发展经济，增加民众的收入;构筑起社会利益协商机制和有效的政治参与机制，巩固制度自身的合法性;培养公民的“一种共同的长期延续的政治文化”，实现人们对基本价值观和根本制度的共识，构筑起保持社会政治稳定的核心机制。

戴维·伊斯顿在其《政治系统：政治学现状研究》、《政治分析的框架》和《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三本代表性著作中打造了其“输入——输出”的政治系统理论。他认为，一般政治过程包括“环境”、“输入”、“输出”、“反馈”、“流动”五个阶段。他认为，政治失稳缘于政治系统因“超负荷输入”而崩溃所引致，要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必须完善政治系统的输入、输出、反馈等功能，疏通利益表达、利益传输的渠道，从而建立一个完整的政治稳定运行机制。

二、 对西方学者政治稳定机制理论的一个评析

塞缪尔·亨廷顿在其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稳定问题的研究中，指出了发展中国家社会政治不稳定的一些原因和相关联系，对发展中国家维护政治稳定提出了可资借鉴的政策主张。但是他的社会政治稳定理论也有较大的缺陷。首先，“现代化则滋生着动乱”这一论题不能令人信服。现代化本身并不必然政治不稳定，在现代化过程中，只要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民主政治制度，实施正确的发展战略，完全可以在发展中实现社会政治稳定。其次，他以美国式的民主经验作为研究的范式和参照系，以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活动作为研究标本，这使他的理论深深的打上了西方中心论的烙印并缺乏逻辑说服力。第三，在研究中他没有论及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具体历史条件、社会动员方式、经济发展规律、社会流动机制，特别是西方国家历史和现实中对发展中国家政治稳定的负面影响。第四，他提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最迫切的不是民主制度的建立，建立秩序和稳定才是当务之急，从而提出限制大众参与、强化政党建设，实施社会强制，这些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正因如此，他设计的政治稳定机制具有明显的西方价值取向和对发展中国家的不适用性。

丹尼尔·贝尔虽然批判了资本主义文化及其信仰方面的一些问题和存在的危机，但他只是找到了问题之所在，并没有揭示出资本主义文化危机和种种社会矛盾根源，因而也不可能找到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治本之法。正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不可调和的矛盾引发了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和信仰危机及其它社会矛盾，使西方社会陷于政治动荡之中。彻底解除这些危机、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唯一的机制就是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符合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新型社会制度，而这是贝尔所不可能提出的。但是，贝尔对当代西方社会文化矛盾的分析，为我们打开了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结构出发研究西方社会矛盾问题的新视角，向人们证明了文化领域建设对于社会发展与变革的重要意义，这是具有其积极的借鉴意义的。

阿尔蒙德与维巴关于公民文化的论述和公民文化有助于政治系统的平衡进而促进民主的稳定的主张，很明显带有西方思想家固有的偏见和西方传统的保守主义色彩。派伊仅仅将社会政治不稳归咎为政治文化危机是不够的，因为社会政治不稳定固然与政治文化危机有着莫大的关系，但是社会政治稳定还有其他的相关性，它是诸多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但是，在我们深化经济、政治改革，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日益复杂的今天，他们的调查与分析所揭示的经济发展与民主的发展与社会政治稳定的正相关性，对于我们如何构建维护和发展经济、社会与政治稳定的机制，可以促人深思。

达仁道夫的社会冲突理论紧紧围绕社会、政治平等和生存机会与经济发展这一西方社会主题进行分析，强调社会政治平等和生存机会与发展在解决社会冲突、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中的重要地位和意义，具有积极意义。但他认为现代社会的变迁和公民权利的扩展使得社会阶级冲突让位于围绕争取生存机会、争取“公民身份”资格的冲突，既蒙蔽了现代社会冲突中存在的大量阶级冲突，同时也看不到争取生存机会、公民身份资格冲突的阶级根源，这与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相比，则显示了其理论的肤浅。他希望通过寻求人们在道德、价值观方面的共识和一致，也反映了其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的秩序和稳定的心态。正因为如此，他的解决社会冲突、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所谓“公民社会”，也就成为一种现代版的“乌托邦”。

作为一位自由保守主义思想家，李普塞特理论的出发点是维护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李普塞特关于一致与冲突关系的理论，只是描述西方社会平衡发展过程中的一致与冲突的关系，他没有去说明社会激烈变革时期的矛盾冲突问题，这鲜明表现出他肯定和维护西方社会制度的基本立场。在对经济发展与民主的关系的分析中，他所选用的民主国家的样本，都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非常鲜明地表现出他的政治倾向性。同时应看到他对社会阶级结构的分析也只适用于西方资本主义和一些发展中国家。但是，他关于经济发展与民主发展的正相关性的分析却具有近乎普遍的意义。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亚、拉丁美洲所有走上西方式民主制度的国家，都是在其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开始其民主化进程的;我国经济比较发达的农村地区村民对基层自治所表现出来的热情，也为民主与经济发展的正相关性提供了证明。

戴维·伊斯顿运用政治系统理论分析和探讨了政治失稳的原因和维护政治稳定的机制问题。他弃“国家”而言“政治系统”，凸现了其淡化阶级矛盾、扭曲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阶级本质的意识形态，通过政策来对价值进行“权威性”分配，也就是要维护资本主义现存制度的权威，因而其认为政治失稳缘于政治系统因“超负荷输入”而崩溃所引致，要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必须完善政治系统的输入、输出、反馈等功能，疏通利益表达、利益传输的渠道等主张，其科学性与合理性就大打折扣。正如罗纳德·H·奇尔科特所言：“权力问题可能由于过分注意利益集团对政府的要求而被模糊，而事实上政府和统治阶级对人民的要求可能更重要。”但是，他用系统论的方法论来分析社会利益集团的诉求、和执政者的政策制定与实施、反馈，并把政治过程看作是一个相互关联和持续不断的连贯性行为，是一个巨大而永恒的转换过程，认为维护政治系统的稳定，离不开社会组织与机构对繁杂输入信息的先期必要的过滤与减压，这些观点，对于处于急剧社会变革时期的国家而言，疏通利益表达、利益传输的渠道，建立有效的利益表达和整合机制，不无积极的借鉴意义。

总的来看，现代西方学者对社会政治稳定机制的研究，有着鲜明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烙印，并表现出理论构造形态的不成熟性，这使得其理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明显得局限性：(1)现代西方学者对社会政治稳定机制的研究，带有浓厚的西方本位主义色彩，在政治稳定机制的建构和实证分析中往往有意无意地站在“欧美中心论”的立场上。(2)现代西方学者虽然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广阔视野下分析影响发展中国家政治混乱的众多因素，但对欧美发达国家的干预、侵略和殖民统治这些严重影响发展中国家政治稳定的因素则讳莫如深，因而他们为发展中国家设计的政治稳定机制是不会顾及这些因素的。(3)现代西方学者对社会政治稳定机制的研究，理论体系尚不完整、不成熟。有关概念、原理或命题不仅科学性存在问题，而且也未构成有机体系，对政治稳定机制的构建也未建立相对一致的、稳定的分析框架。(4)现代西方学者对政治稳定机制的研究，在时空上大体局限在动荡不堪的现代化进程中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中国家，或者是陷于重重危机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其研究对象的狭隘性，因而其理论与对策不具有普适性。(5)现代西方学者对社会政治稳定机制的研究，都是针对社会政治稳定的表现形式在不触及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的前提下进行的。

尽管如此，现代西方学者对政治稳定机制的研究，又有其合理内容和理论价值。就研究方法而言，学者们把政治系统置于社会大系统之中，从经济、政治、文化及历史传统等多面向、宽视野中进行动态研究分析，采用历史与现实统一、系统与环境结合、宏观与微观互补的研究方法，对我国政治稳定问题及其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机制的构建具有借鉴意义。就内容而言，学者们利用大量统计资料从事实证研究，在此基础上逐步构建理论体系，阐发其对政治稳定的理解，揭示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因素，探索维护政治稳定的机制，这些对我们研究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稳定机制无疑富有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89.

[2]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上海:三联出版社,1989.

[3]Lucian W.Pye.Aspect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M].Boston:Little,Brown and Co.,1996.

[4]S.马斯泰罗内.当代欧洲政治思想[M].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5]西摩·马丁·李普塞特.一致与冲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6]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7]罗纳德·H·奇尔科特.比较政治学理论—-新范式的探索[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 宋敬华

作者：万华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