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论文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中国的人民币汇率问题不断成为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向中国施压的重要工具，在涉及国际贸易平衡发展、人民币汇率水平以及人民币汇率机制等复杂经济问题的同时，其背后也隐含着浓重的政治与国际关系因素。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论文 篇1：

跨界民族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

摘 要：传统跨界民族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兴起以来逐渐形成了多学科、多角度的研究领域与分析框架，但是缺少国际关系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结合的研究路径。采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将跨界民族问题产生的动力机制综合到物质、观念与制度的分析框架中，并将问题产生机制纳入国际关系中的社会、国家与国际体系层次中，丰富跨界民族研究内容，并建立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跨界民族问题的分析框架与问题领域。

关键词：跨界民族;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

学界关于跨界民族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认同问题，即跨国民族的认同与其认同带来的国内政治挑战与国际政治问题，诸如主权和归属;二是讨论地缘政治影响，认为跨界民族治理关系国家安全特别是边疆治理的有效性;三是针对移民问题带来的社会治理问题，认为移民身份以及在融入主流社会中带来的经济困难等因素带来了社会治理的复杂和有效程度。笔者认为，以上对于跨界民族问题的研究都只是从一个角度分析跨界民族产生的原因和问题，而且只坚持了国内政治层面的考量，所关注的问题领域大多集中在国内政治和社会治理的层次，没有将其纳入国际体系层面。而且在研究方法中，大多单向度的考察政治或者文化观念因素，没有运用综合的角度和理论分析跨界民族问题产生背后的政治经济因素。而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诸如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都只是从国家—国际体系角度研究两者之间的互动，不可避免地将国家视为主要的和单一、稳定的行为体，无法将跨界民族纳入其分析框架和问题领域。因此，笔者认为应该从国际关系理论中树立跨界民族的知识谱系，应该把跨界民族纳入一种历史的结构中，分析跨界民族产生的原因和问题。而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建立跨界民族的分析框架中，也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建立一种历史和辩证地分析框架。因此，笔者采用国际关系理论中考克斯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试图用批判视角分析跨界民族问题。

考克斯建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在西方也被称为批判理论，他认为西方主流的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建立的理论框架只是为了维护现存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秩序并赋予其合法性，从而只是一种问题解决理论(solving-problem theory)。而如果要解释世界秩序和体系的变化，则需要用批判的理论(critical theory)去建立一种历史的结构与框架。考克斯认为历史的结构体现了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国家、阶级和宗教甚至民族都不是真正的实体，但是它们反映了人的状况。它们是作为真正的实体存在于无数个人所共有的主观思想中，并构成了人的社会世界，它们的客观表现就是规范着人的行动和结构。跨界民族首先应该被定义为一种社会力量的存在，不论是国际关系还是民族问题，都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也只能在社会问题中进行综合考量。不同的社会力量会影响国家结构甚至是国际体系和世界秩序，作为社会力量的跨界民族与国家、国际体系的互动才会产生跨界民族问题。笔者根据考克斯建立的物质、观念、制度权力分析模型与社会、国家、国际体系分析跨界民族产生的问题，将其纳入国际关系理论分析的框架之内。

一、跨界民族问题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认为，由于跨国性生产的影响，按照国家阶级结构之外或之上存在着一个全球阶级结构的说法来进行思考，越来越切合时宜。市民阶层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切割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也使国内阶级和其他社会力量超越了国家的边界。当社会力量与历史集团超越边界试图突破原有制度框架时，也会动员使用权力和寻找来源于历史的合法性。笔者用考克斯建立的物质、观念与制度分析框架来探讨跨界民族的问题产生机制与因素互动。考克斯批判理论研究的对象是作为整体的社会与政治复合体，而不是将其分裂，并且要关注历史变迁的持续进程。

(一)物质与生产因素分析

考克斯认为物质能力是生产性和摧毁性的潜能。正如依附理论所描述的那样，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催生了国际体系的中心国和边缘地带。中心国依靠技术壁垒和资本使其在全球经济和生产中始终处于“剥削者”地位，而边缘地带由于发展的阶段性暂时无法突破生产上的鸿沟。一般学者经常用经济民族主义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对立面，潜在地将国家与民族的概念混淆，从而忽略了经济全球化对跨界民族的剥削和压迫。经济全球化将所有地区和民族强行纳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并且要求劳动力的同质化。跨界民族由于历史、文化等因素的作用，在经济全球化造成的劳动分工甚至是一国生产体系内的分工中总是处于边缘地位，经济全球化则会加深经济的不平等性从而造成贫困的再生产。世界体系中发达国家的少数群体可以根据国家和政府提供了高福利来缓和这一经济发展造成的鸿沟，但是，在处于边缘地带中的第三世界国家，由于本身经济发展的局限，容易因追求片面的经济发展扩大发展的不平衡性，造成跨界民族和少数群体经济上的总体落后局面。

(二)观念因素分析

考克斯认为观念分为两类：一类是主体间的共有观念，一类是不同历史集团的特殊观念，不同历史集团的特有观念则会增加冲突的可能性。温特甚至指出，马克思定义生产方式的时候，不仅仅用了物质的“生产力”概念，还用了观念上的“生产关系”概念。跨界民族问题产生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无法达成有关于民族主义思想的统一认识。现代主义者通常认为民族是现代化的产物，在古代社会中并没有现在所谓的民族观念。①而原生论的民族主义者通常将民族属性诉诸历史、文化因素，积极寻求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在沟通观念和共识的过程中，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的知识生产起到了关键作用。民族精英与知识分子可以沟通一般民族成员的共有观念，能够起到凝聚共识的正面作用与增强隔阂的反面作用。②民族主义的研究证明了民族的属性是层次性的，民族主义可以被强调成凝聚国家意识的国族民族主义，也可以塑造成危害的族群民族主义。

(三)制度因素分析

考克斯认为，制度化是一种将具体的秩序“稳固化、持久化”的手段，反映了各种社会集团之间的权力关系。制度是特定观念和物质权力的混合物，它反过来又影响了观念与物质权力的发展。这种制度安排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层面。通过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进程，各个国家根据世界经济政治体系内的地位和国内政治经济结构决定相应的制度性安排。跨界民族因为自然的边界处于两个或多个民族—国家之间，不同国家的制度安排在跨界民族群体中能够自然地被比较和选择。不当的政治、经济制度会引发群体的不满，从而加深了矛盾与隔阂，从而给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造成潜在挑战。

综上，考克斯的权力分析框架为我们认识跨界民族问题产生的动力机制提供了有益思路。首先我们应该充分认识跨界民族问题产生的原因是一种行动框架或者是历史结构，它的动力机制是综合性，不能简单地将跨界民族问题产生的原因诉诸单纯的经济问题、观念问题和制度问题。二是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式，不能简单将政治行动与经济领域相联系，也要承认政治行动离不开伦理与文化的有效支持。三是要将时间的因素纳入分析框架内，不同时间阶段的问题是物质、观念与制度三种因素的不同力量对比。我们要根据跨界民族问题的不同阶段去分析到底是何种因素起了最主要的作用，适时地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案和应对措施。

二、跨界民族问题的层次分析

主流国际关系学派如新现实主义学派与新自由主义学派都强调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层次概念，并强调体系的作用。新现实主义出于分析的需要，将各个国家视为结构同一、功能相似的单位，模糊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分野而建构了结构与单元之间的关系。新自由主义强调出于维护国际机制及相互依赖的经济，霸权的稳定是合理与必要的。虽然新自由主义提及了跨国公司等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但是没有将其纳入分析的框架。建构主义强调了结构与施动者之间的互动，但是分析的层次也只限于国际社会与国家两个层次。考克斯的批判理论认为应该建立一种历史结构来解释国际体系的变化，最大地突破则是将社会层次加入分析层面，由此，考克斯引申出了社会、国家和国际体系的层次分析方法。用考克斯的国际理论层次分析可以突破原有国际关系中两个层次的传统分析方法，将社会力量引入到分析框架中，丰富了国际参与的主体和层次，有助于我们分析跨界民族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问题领域。

(一)跨界民族与社会

考克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亮点之一就是打破了原有国际关系理论的国家—国际体系两个层次的分析，引入了社会层面的分析，而社会层面的力量中不仅包括传统的阶级力量，还应该包括民族的因素。当下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应该重视跨国阶级，而且应该更加关注种族、性别、民族等因素，这有助于改变单纯依靠阶级分析方法所具有的局限性。考克斯也承认，“民族和宗教及其象征的利用”也是影响阶级产生作用的因素。笔者认为，作为少数群体的跨界民族或者是移民，在融入主流社会中都会遇到问题，典型的问题在经济上表现为就业困难与低收入问题;文化上则包括了认同问题与文化的边缘化。考克斯认为，生产过程中存在边缘化的生产方式，通过这种方式生产了边缘化的群体和个人。边缘化有合法的形式，也有法外或非法的形式。法外的形式指逃避法律规定和不遵守法律的形式，非法的形式则指犯罪组织的活动。这两者一起构成了所谓的地下经济或隐蔽经济。而在文化上，考克斯认为社会对移民的容忍程度是“有限的”。典型的问题表现为经济上和文化上占主流的社会群体对边缘群体的文化排斥导致了边缘群体社会融入困难，带来了复杂的社会治理问题。

(二)跨界民族与国家

考克斯的历史唯物主义观体现了对少数民族以及土著民族的认同政治的关注。考克斯认为国家承担起了协调国内社会压力与世界经济需求之间张力的作用。他认为国家政策的调整是应对国际体系的一种反映，国际体系使得国家国际化。而不同的社会历史集团，比如跨界民族，由于经济发展与观念变化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家的权力分配与制度安排，进而影响国家的组织形式。考克斯认为国家的形式来源于两种力量的结合，一是历史集团内部社会阶级的结构;二是世界秩序的宽容程度。跨界民族的特殊性不论是在内部社会阶级的结构上，还是在世界秩序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表现的形式就是民族自治地区与民族自决权的运用，二者相互结合，不断改变着国家的组织形式。所以，我们认为跨界民族在国家层面的问题就是国家的再分配与政治安排(如民族自治)的相关政治安排。

(三)跨界民族与国际体系

跨界民族的国际体系层次分析是将跨界民族作为独立的社会力量纳入国际体系中。而跨界民族作为独立的社会力量参与国际体系也会引起对现有国际秩序的冲击和塑造，最突出的例子则是民族自决权的滥用。在此我们不需要分析民族自决权的价值判断、运用原则等问题，只是将其纳入国际体系层面的问题领域中，而国际体系的跨界民族问题领域还应该包括政府间合作组织对于少数群体贫困的经济扶贫、国内少数民族的国际化等问题。

当下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民族冲突以及一体化与碎片化持续发展，经济不平等日益加深。民族主义、帝国主义以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等都反映了全球化与碎片化之间的张力问题。而全球化与碎片化之间的张力曾经是马克思与恩格斯思考的重要问题，也是当今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中心问题。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不太关注民族主义，因为他们认为无产阶级的义务就是努力实现世界主义的政治理想。当然他们也认为民族国家内的民族资产阶级通常寻求所宣称的国家利益，而且每个无产阶级首先必须解决与本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但是革命斗争只是以国家为形式。这并不意味着以国家权力的获得而告终，因为无产阶级的政治目标和抱负是国际性的。可见，他们的民族主义观点主要涉及国家忠诚与政治共同体的范围问题。

而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和葛兰西的思想，坚持了阶级分析的基本思路，但是他将社会因素引入国际政治中来，弥补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中对于民族现象的分析仅限于民族自决权和殖民地研究的问题领域与议题的缺失。我们认为，跨界民族作为独立的社会力量而产生问题的动力机制在于物质因素、观念因素与制度因素的互动，而这种互动在社会、国家、国际体系三个层次中产生了跨界民族的问题领域。在政治实践中，我们也因该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综合考量跨界民族问题产生的机制，并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和路径针对跨界民族不同问题领域中的问题进行消解，而不是采用单一的手段和途径应对跨界民族问题带来的风险与挑战。

参考文献：

[1][美]基欧汉.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M].郭树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加]考克斯.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社会力量在缔造历史中的作用[M].林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作者：陈天翔

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论文 篇2：

中美汇率政策博弈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人民币汇率问题不断成为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向中国施压的重要工具，在涉及国际贸易平衡发展、人民币汇率水平以及人民币汇率机制等复杂经济问题的同时，其背后也隐含着浓重的政治与国际关系因素。本文综合运用应急管理、国际政治经济学等有关理论与方法，通过分析三次中美人民币汇率之争，发现每逢美国中期选举年，人民币汇率必定成为美国两党政治的核心议题，但金融危机下的人民币汇率之争与博弈又有其独特的经济和政治因素，使人民币汇率问题更趋复杂化。如何有效进行人民币汇率政策冲突应急管理，需要两国政府的政治智慧。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中美;公共政策;应急管理;金融危机

卢文刚(1971—)，男，暨南大学MPA教育中心执行主任，暨南大学应急管理研究中心专职研究人员，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应急管理。(广东广州510632)

本文为国务院侨办项目“涉外侨务突发事件监测预警指标体系研究”(项目编号：GQBQ2011020)、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10年度课题“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金融稳定监测与评估”(项目编号：10Y70)、暨南大学211工程基金重点项目“应急管理理论与实务——应急运作管理研究”(项目编号：09JDXM63006)和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项目编号：2010A030200009、2010B070300052)的阶段研究成果。

汇率问题历来都是国际组织与机构、各国政府和学者们研究的重点。对于什么才是最好的汇率政策的认识，结论比较趋向一致:世界上既没有适合所有国家的统一的汇率安排,也没有适应一国任何时期的单一汇率安排。中美之间的人民币汇率之争与应急管理就涉及复杂的政治、制度、文化、经济结构、利益集团博弈等多种因素。21世纪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分别于2002-2003年、2005-2006年和2009-2010年向中国共发起了三次大的有关人民币汇率升值的舆论攻势。2010年3月15日以来，中美之间关于人民币汇率之争再起波澜并有愈]愈烈之势。

本文综合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应急管理、国际公共管理、公共政策学以及国际金融学等的有关理论与方法，从21世纪以来三次大的中美之间人民币汇率之争博弈]变的过程，深入分析此次金融危机下中美两国关于人民币汇率冲突争论的共性和特殊性，以力求准确把握未来事态]进变化发展的动向与趋势，运筹帷幄、防患于未然，掌握人民币汇率主导权，开展有效应急管理。

一、三次人民币汇率政策博弈之争

(一)2002-2003年第一次中美人民币汇率之争

历经15年的积极努力之后，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之后，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特别是出口大幅增长，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逐步增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人民币汇率问题赫然跃上历史舞台。历史发展真是充满了戏剧性：1985年“广场协议”被迫升值国家——日本成为第一次中美人民币汇率之争的始作俑者。2002年2月22日,日本财务大臣盐川正十郎在七国集团会议上向其他六国提交提案, 要求效仿1985年《广场协议》，逼迫人民币升值。2003年6月和7月，美国财政部长斯诺和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先后发表公开谈话,希望人民币选择更具弹性的汇率制度,认为钉住汇率制度会最终损害到中国经济。其后,美国的商务部长、劳动部长也发表了类似观点，人民币升值的真正压力从日本转向美国。2003年7月, ASEM会议的亚欧财长会议上, 欧洲中央银行总裁杜伊森贝赫和欧洲委员会主席普罗迪也加入了人民币升值论的“合唱”中，这当中也参入了目前重要的三大国际金融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以及国际清算银行(BIS)的声音。美国历次的政治争论中不乏学者的捧场，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包括蒙代尔、克鲁格曼、麦金农等则以谈话、论文的形式予以声援和支持。

就在这一阶段，著名的《舒默—格雷厄姆法案》诞生了。2003年9月,美国参议员查尔斯·舒默和林赛·格雷厄姆向美国国会提交了一项有关人民币汇率的《舒默—格雷厄姆法案》,要求中国进行汇率改革,如果中国政府不将人民币升值25%,美国将对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征收高达27.5%的惩罚性关税。后来，由于综合考虑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因素，该法案搁置。但这两位参议员从来没有放弃过对人民币汇率施压,只是策略性地将2003年提案的表决日不断延期。

(二)2005-2006年第二次中美人民币汇率之争

时隔两年之后，查尔斯·舒默和林赛·格雷厄姆卷土重来，在2005年4月,鼓动美国参议院以67比33投票同意一个不一定执行的向中国征收惩罚性关税的倾向性动议。与此同时，2006年3月,美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参议员查尔斯·格拉斯利与该委员会资深民主党人马克斯·鲍卡斯提出了《格拉斯利—鲍卡斯法案》, 矛头仍直指中国人民币汇率问题。之后，在布什政府向美国国会提交的2006年白宫经济报告中,称美国创纪录的贸易逆差要部分归咎于中国“严格管理的挂钩汇率”与“为限制货币升值而对外汇市场进行的干预”,为此,白宫经济专家建议,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机制应更为宽松,美国政府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中国汇率管理的不满。

其实，在2005年4月的程序投票中，《舒默—格雷厄姆法案》提案获得67比33的大比数支持，如果当时该提案直接付诸表决，将可以轻易过关。但在白宫行政部门游说下，舒默和格拉姆同意推迟表决。此后，两人又以胡锦涛主席和布什总统的互访为由，先后两次推迟表决。两位议员后在2006年3月底访问中国，在之后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第四次推迟表决，将期限延至9月29日,也即本届国会改选前的最后会期。当时，两位议员兴致很好地谈起对北京、上海和香港三地的访问，舒默称之为“迷人的一个星期”，格拉姆则用“神奇”来形容。

第二次的中美人民币汇率之争，以中国政府于2005年7月开始实行参考一篮子、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的改革后而有所缓和。

(三)2009-2010年第三次中美人民币汇率之争

第三次中美间人民币汇率之争爆发于2010年3月15日，美国国会的130个议员联合上书美国商务部和财政部，认为中国压低人民币汇率有操纵汇率的嫌疑，要求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名单，并敦促奥巴马政府在汇率问题上对中国进一步施加压力。3月24日，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就有关中国外汇政策的争议举行听证会，听证会针对人民币汇率问题展开讨论。2010年3月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公开撰文批评人民币汇率机制。

其实，第三次争论早在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就职时就已经开始了，经过1年的酝酿升级，又选择在美国中期选举前集中爆发。2009年1月22日在财政部长盖纳的提名确认听证会上回答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的问题时，美国明确提出奥巴马总统相信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并强调奥巴马承诺会“积极使用他所能采取的所有外交手段，敦促中国改变在汇率上的做法”。2009年9月,美国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轮胎征收为期3年的惩罚性关税。2009年12月30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最终批准对价值约27.4亿美元的中国产油井管征收10.3%至15.78%的关税，这是近年来美国对华最大的反倾销、反补贴案。2010年3月2日,美国商务部又宣布对中国出口美国的铜版纸和磷酸盐等产品征收初步反补贴关税。据统计，在2009年，美国政府已经对中国产品进行了十余次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涉案金额约60亿美元，同比上升近达700%。

二、三次中美人民币汇率政策博弈之争的“巧合”

在以上的三次中美之间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争执中，有美方投票的不断延期，也有中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体制的重大改革，但总体看来其特征非常突出，主要有两个：一个都是在中期选举年前不断酝酿升级并爆发，二是主导三次中美间人民币汇率争论的都是查尔斯·舒默和林赛·格雷厄姆这两个主要人物。

(一)中期选举年

21世纪以来的中美三次关于人民币汇率冲突争论分别在2002年、2006年和2010年，从这个时间段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出，时间间隔均为4年，这3个年份恰巧又都是美国的中期选举年;而美国2004年和2008年的总统大选年中关于人民币汇率的争论有所消停。这清晰地表明，当正值美国大选年的时候，美国民主与共和两党将大部分精力放在大选上，无暇顾及更多其他。尤其是2008年的大选，正值美国次贷危机最严重的时候。而每当中期选举时，两党为了争取选票，总要抛出一些吸引[球的热点话题。而近年来，不断发展的中美经贸摩擦和人民币汇率问题自然成为“靶子”。

根据美国宪法，美国总统选举每四年举行一次，国会选举每两年举行一次。其中一次国会选举与四年一度的大选即总统选举同时举行，另一次在两届总统选举之间举行。在两次总统选举之间举行的国会选举，通常被称为“中期选举”。中期选举的实质是民主党与共和党争夺对国会的控制权。参议员每两年改选1/3。众议员任期2年，届满后全部改选。国会每两年一届。也就是说，每到中期选举年的时候至少有1/3的议员要改选，这对民主与共和两党来说压力巨大。在2006年民主党继取得众议院的控制权后，又继而控制了参议院，这是民主党12年来首次完全掌控国会。

(二)查尔斯·舒默和林赛·格雷厄姆

从2002年以来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发难的主要人物就是查尔斯·舒默和林赛·格雷厄姆这两位美国鹰派议员。一直以来，很多美国评论都认为这只是政客博取政治曝光率的过场戏，甚至连两位提案人也曾承认，他们只是提案，并不谋求其能成为法律。

查尔斯·舒默，美国国会参议员，民主党人，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从哈佛毕业前一年，舒默就参加了纽约州议员竞选，并奇迹般当选，23岁的他成为西奥多·罗斯福之后纽约州最年轻的议员。从1975年到1980年，他三度连任州议员，无一次败绩。1998年，他首度跻身参议员行列，并于2006年被选为参议院民主党副主席，一跃成为参议院“民主党三号人物”。早在1998年他就鼓动美国商务部“寻找中国政府操纵汇率的罪证”。2003年，他提出了著名的“舒默议案”，声称如果中国不调整人民币汇率，美国将对中国商品加征27.5%的惩罚性关税。《华尔街电讯》对此评价称，这是一个拥有30多年经验政客的考虑，在愈发相互依赖的中美经济关系中，这样一个议案在过去几年内充分保证了舒默的曝光率。国会山将其称为“纽约最能折腾的参议员”，《华尔街电讯》称此人为“政客舒默”。

格雷厄姆1955年出生在美国南卡罗莱纳州。高中毕业后，他参加了后备役军官训练团，1977年大学毕业后被派往欧洲担任军事检察官，退役后他成为一名律师。他从1982年起服役6年，又在海湾战争打响后重回现役。格雷厄姆的政治做派深受军人身份影响。1998年，还只是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委员的格雷厄姆力主把克林顿送上弹劾审判席。尽管最终参议院没有把克林顿赶下台，但格雷厄姆的强硬却让克林顿念念不忘：“这个人本身就是军中鹰派，所以他的鹰派作风也就自然地带进了政治中。” 2005年格雷厄姆加入舒默阵营，他的加入使得“舒默议案”真正开始发挥威力。同年4月，舒默和格雷厄姆联手推动表决，结果参议院决定不搁置“舒默议案”，此后，这项议案更名为《舒默—格雷厄姆议案》。

三、中美人民币汇率之争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在21世纪的前10年里，无论是大选年还是中期选举年，美国每每都会出现“中国综合症”，矛头总是直指中国。近年来，美国国会两院已经提出数十项提案和议案, 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大幅度升值人民币, 否则将采取各种形式对中国加以制裁和惩罚。不过迄今为止, 还没有一项人民币汇率相关法案获得两院通过而成为法律。然而, 此次中美之间的人民币汇率之争明显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

(一)高结构性失业的重压

整个2009年，美国的失业率屡创新高，直到2009年10月份的最高点10.2%，创26年失业率之最。进入2010年虽然有所下降，但仍保持在9.7%的高位。由此带来了大批银行、金融、制造企业甚至服务企业大量倒闭、萎缩。自2007年12月美国进入本轮经济衰退期以来，总共有840万人失去工作，大大高于原先估计的720万人。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历次经济衰退中失业人数最多的一次。具体如图1所示。

更为严重的是，美国的高失业不是能随经济复苏快速反弹的周期性失业，而是将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失业。其实，美国的结构性失业起始于21世纪初的全球化浪潮，而在此次全球经济衰退中进一步加剧。21世纪初至2007年12月金融危机爆发，以金砖四国(中国、印度、俄国和巴西)为标志的新兴国家快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美国企业(尤其是制造工业的大企业)为优化利用全球资源和提高竞争力，加速了外移和外包的步伐。由于缺乏足够规模的新兴产业来吸收那些被削减下来的美国工人，结构性失业开始出现。奥巴马政府发布的财政预算认为美国失业率将为9.8%。如此严重的失业问题在前两次争论中并不存在，而在失业中首当其冲的制造业者们则轻易地与中国连年的出口顺差联系在一起，矛头自然尖锐地对准本已热议的人民币汇率问题。

(二)民主党中期选举之重压

美国政党政治中一直存在着所谓“分裂投票”的规律，即每有新总统上任，选民出于平衡总统执政权力的想法，往往会自然而然地把选票投给总统所属政党的竞争党，总统所属的政党在首次中期选举中都会败北，都会面临一个个摇摆不定的选区“改旗易帜”。奥巴马也无可置疑地受到“中期选举定律”的折磨。自2006年民主党夺回在参众两院的控制权，2008年奥巴马的当选更是民主党大获全胜的极点。然而，2010年是奥巴马当选总统两年后的中期选举年，有435名众议员、36名参议员、39名州长和海外自治领的行政长官面临选举。因此，2010年的中期选举关系民主党的政治前程，无论是奥巴马还是民主党高层都不敢懈怠。在美国政党政治内部争斗的风口浪尖，牺牲外部关系就非常自然。

(三)双赤字——无法承受之负

美国自2002年以来内外经济出现了“双赤字”，即财政赤字与贸易赤字同时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巨额的贸易赤字是美国指责中国低估人民币以增强中国出口产品竞争力，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最强大力证(如图3所示)。关于人民币是否低估，有多大程度的低估问题，中美双方各执一词。仅就“双赤字”本身来说，在经济上无法持续，存在巨大的风险，在政治上则是无法承受之重负。

自小布什任美国总统以来，不仅将克林顿总统任期8年好不容易积攒的财政盈余消耗殆尽，在他卸任的2008年，美国联邦政府预算内财政赤字达到4 586亿美金，而由于挽救金融危机而大幅增加的财政开支，使美国2009财年联邦政府财政赤字高达1.42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0%，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高纪录，相当于每个美国人负债4 700美元。这10年的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情况见图2。

(四)制造业和工会不可忽视的诉求

众所周知，民主党代表美国制造业、中小企业和中下层民众利益,其主要支持者是工会力量。而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最沉重打击的恰恰是以汽车业为主的制造业、中小企业和低收入阶层，他们构成了此次美国失业大军的主体，也是美国经济不景气的主要牺牲品。美国汽车业是受到金融危机影响的第一个实体经济，超过两百万个就业岗位与该产业密切相关。通用和克莱斯勒分别是美国第一和第三大汽车公司，都已向政府提交重组计划，并申请美国政府315亿美元的救助。与此同时，金融危机之后，在承受了现有不良贷款带来的巨大损失后的银行，纷纷收紧放贷，美国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将无法获得足够的资金来实现扩张。

此外，美国民主党向来重视内政, 特别是社会福利如医疗等。在美国历史上，医疗改革是个不可轻触的雷区。从1930年以来，历届美国总统从罗斯福、杜鲁门，到肯尼迪、克林顿都曾信誓旦旦要实现全民医保，可无一不是以失败告终。自2009年1月20日上任以来，奥巴马便开始力推医改，但医改之旅异常艰辛。2009年3月5日，奥巴马在白宫举行医疗改革会议，决心在年内启动全面改革美国医疗保健系统计划。2009年12月24日，参议院投票通过医改法案。由于无法得到参议院民主党议员的一致认同，法案统一文本进程陷入僵局。2010年2月22日，奥巴马亲自出马，推出首份详细的白宫版医改方案，但仍未获得共和党议员的认同。经过艰苦努力，3月21日，众议院先后通过了参议院医改法案及“预算协调”法案，最终于23日奥巴马在白宫签署了医疗保险改革法案，最终版本的医改法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医改法案的通过将成为奥巴马政府标志性的成果，但这并不意味着奥巴马政府医疗改革已经取得了成功。专家学者们表示，医改的实施前景将不会乐观。

综上所述，在经济复苏的大背景和美国国内严峻的政治经济压力状况之下，此次中美人民币汇率之争的两国如何运用政治合作博弈化解尖锐矛盾冲突、有效进行危机管理，并采取综合措施缓解人民币汇率快速升值带来的负面效应，需要两国政府的政治大智慧，以及有预见性战略危机管理的制度设计安排和应急管理预案措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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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邝梅，王杭.影响汇率制度选择的政治因素——东亚和拉美新兴市场国家的实证分析[J].国际金融研究，20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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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马君潞，李泽广.汇率制度选择的经济与非经济原则分析[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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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张宇燕，张静春.汇率的政治经济学——基于中美关于人民币汇率争论的研究[J].当代亚太，2005，(9).

[15]邱永峥.美国两政客挑动中美汇率战，怀私心，频逼人民币值[Z].环球时报，2010-03-28.

【责任编辑：高平】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作者：卢文刚

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论文 篇3：

学术观点

焦点

财政改革需要创新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贾康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简报

2008年3月

中国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取得了一系列进步，但省以下财税体制出现了难题。在五个层级的政府和财权中，地方财力重心越来越向更高层的省和市提升，事权却向基层下压，财力和事权的背离造成了基层财政的困难。

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思路，是推行财税体制的扁平化改革。具体做法是县管乡、省管县，将原来的五个层级财政转化为中央、省和市县三个层级，实现“一级政府，一级政权，一级事权，一级财权，一级税基，一级预算，一级产权，一级举债权”。再加上中央和省的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就能解决欠发达地区的财力问题，使财政与其公共职能相匹配。

中国的财政体制政策还需要三个层面的创新，且形成互动。首先是制度创新，做好省以下分税制的落实和整体分税制的进一步提升和改造，完善以20多种税为基础的多层次复合税制。其次是管理创新，具体包括综合预算、国库单一账户集中收付、政府集中采购、收支两条线等。第三是技术创新。预算的收支科目已经实行了分类改革，未来应与国际接轨。

外部的改革配套也不可缺少。例如，各级政府都必须有自己的税基，那么现在的市县一级应该享有的税基是物业税即不动产税。而要开征不动产税，必须先具备规范的有公信力的财产登记和保护制度。

政策

农村金融应放松利率管制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赵冬青等

“印度、孟加拉微金融的现状及

对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启示”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论文

2008年3月

中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村人口的整体经济状况已经超越了印度和孟加拉目前的发展阶段。对中东部地区，微金融的运作模式不再具有参考意义，但对西部比较偏僻的、社会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微金融的组织和运作模式有一定参考价值。同时，印度和孟加拉保证农村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一些做法非常值得借鉴。

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首先要为农村金融机构提供一定的利润空间。放松利率管制非常重要。对四省区的实地调查发现，低收入农户其实对借贷的利率不敏感，资金的获得性远比资金的成本重要。同时，为使农村金融机构实现机构的可持续性，政府需要在基础设施和技术培训等方面提供支持，而不是对金融机构进行税收减免等财政性补贴。

金融

实施巴塞尔协议的成本

“巴塞尔资本协议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

中国社科院国际金融研究中心李莉等

2008年3月10日

目前，国内银行与国际大银行之间在资本充足率水平以及资本结构上仍存在很大差异。参加巴塞尔资本协议所带来的合规成本，仍然是国内银行机构所面临的主要问题。风险加权的资本要求对国内金融机构的信贷结构，已经并正在产生影响。

事实上，银行信贷资金正逐步集中到低风险的“优质客户”以及由国家担保的基础建设设施、公有企业等行业。从地区分布看，信贷资金集中到东南部沿海城市以及中西部的大中城市的趋势也日渐明朗。有理由担心，以低风险权重资产为导向的信贷结构调整可能会加大地区间、城乡间差距，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

宏观

价格管制后果堪忧

“价格管制与通货膨胀的走势”

国研网宏观经济月度分析报告

2007年3月3日

如果经济已经进入通货膨胀状态，政府直接管制价格，通常无济于事。且即便是临时的政府干预价格，也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价格闯关后辛苦营造的市场经济局面的破坏。

不解决引起通货膨胀的根本问题，反而寄希望于价格管制，其可预测的后果有三。

第一，能起到一定效果，但效果寥寥。价格管制虽能通过行政手段稳住名义价格，但排队现象或变相涨价将盛行。

第二，被限制价格的产业，供给愿望一定下降。如果政府为了压制住目前上涨的CPI，强行管制粮食和食品的价格，最后结果将是驱使更多的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从而使粮食压力继续加大，粮价进一步上涨。

第三，政府劝说企业“自觉承担社会责任”，但涨价并不涉及商业道德问题，只要是竞争性行业，企业没有能力漫天要价。政府所要做的不是道义劝告，而是打破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