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体制农业科技论文

摘要：农业科技（本文简称农研）创新系统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子系统，其是在政府、农研机构、农业企业和农户之间分工协作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中产生和发展的。政府是农研制度的供给者、农研的投资者和领导者，农研院所和企业是创新主体，应用性科研院所企业化，应用性院所向非赢利组织转变，增强院所活力。优化市场和政府的作用，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农研创新。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科技体制农业科技论文 (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科技体制农业科技论文 篇1：

印度农业科技体制及对中国的启示

印度与我国的国情相近，近一个世纪以来，由于印度推广了世界闻名的“绿色”、“白色”、“蓝色”、“黄色”四次科技革命，使农业出现快速发展，粮食产量翻了两番;牛奶产量居世界第一位;水产品出口量年均增长26%;水果产量居世界第一位。印度农业科技体制是根据美国农业科技体制的框架、结合本国实际建立起来的，很值得我们借鉴，特别是对我国当前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1.印度农业基本概要

印度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目前，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65%，农业在GDP中占18.5%，农产品出口占全国出口总额的11.2%。

印度幅员辽阔，土壤肥沃，气候良好，雨量充沛，具有农业发展的良好自然条件。全国土地面积29731.9万公顷，其中，可耕地面积16175万公顷，人均可耕地面积0.14公顷。

印度农业发展很快，许多重要农产品的产量都已达到世界前列，奶产量达到9100万吨，居世界第一;大米和小麦产量分别达到8800万吨和7200万吨，均居世界第二;其他如水果、蔬菜、茶叶、甘蔗、棉花、水产品、羊毛、羊肉、蛋类等产量也都居世界前4位。

2.四次科技革命助推印度农业发展

印度农业之所以发展这样快，农业科技进步发挥了关键作用。其中，具有重要影响的是四次农业领域的科技革命。

“绿色革命”通过大面积推广优良品种，增加使用化肥、农药、灌溉系统和农业机械，使印度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实现粮食自给，粮食产量由50年代初期的5000万吨提高到目前的2亿吨，粮食实现出口;“白色革命”通过建立奶业生产、加工和销售紧密联结的产业体系，推动技术研究和推广，使印度成为世界第一产奶大国;“蓝色革命”通过加强对海洋的研究和开发，加大技术和人才引进，增加对海洋渔业和淡水养殖的投入，使水产品出口实现了平均每年26%的增长，并迅速跻身世界十大渔业国;“黄色革命”通过研究推广园艺作物新品种，以及先进的栽培、储藏保鲜、加工和运输技术，使印度成为世界最大的水果生产国和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蔬菜生产国。目前，印度政府又启动了以提高农业总体效益为主要目标的“第二次绿色革命”，农业科技仍是其核心和关键。

3.印度农业科技体制的组织框架与运行机制

印度农业科技进步主要归功于比较完善的农业科技体制和有效的运行机制。

印度的农业科技体制大体包括中央政府机构、邦政府机构以及其他机构和组织三个部分。

在中央一级，印度农业研究理事会(ICAR)是全国性的农业科研协调机构，实行社团理事会管理机制。印度农业研究理事会下设48个国家级农业研究院(所)、30个国家级农业研究中心、5个综合性国家农业研究局、12个科研项目指导委员会、77个全印协作研究项目和网络及551个农业科技中心(KVK)。

在邦一级，农业科技包括邦农业大学和邦农业厅两个系统。印度每个邦至少有一所农业大学，目前，全国共有41所邦高等农业院校。邦农业大学主要承担所在邦农业教育和研究的任务，同时也承担一定的农业技术推广职能。按照印度《宪法》，农业是邦管事务，农业技术推广主要由各邦农业厅负责。

除此之外，其他一些公共部门、私人部门和非政府组织也广泛参与农业科技发展，例如科技部、生物技术部等政府机构和私人企业等。另外，目前遍布全国各种类型的农业合作社也是向农民提供技术支持的重要力量。

印度农业科技体制运行机制的最大特点是中央和地方各种研究、教育和推广机构既有明确分工，又有紧密合作，运行效率较高。

农业科研工作主要由印度农业研究理事会下设的国家级农业研究机构和邦一级的农业大学承担。印度农业研究理事会通过设立全印协作研究项目和网络等，集中研究资源和力量对重大项目进行联合攻关，并对全国的农业研究机构提供材料、技术和信息等方面的支持和服务。

印度的农业高等教育主要由农业大学承担，但国家级农业研究机构中也有4个研究所已经获得大学资格，可以招收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在农业技术推广方面，邦农业厅发挥着主导作用。但是，印度农业研究理事会和邦农业大学也都通过自身设立面向基层的推广机构和项目，开展技术推广和农民培训。其中，印度农业研究理事会依托国家级农业研究机构、非政府组织和邦农业大学建立的551个农业科技中心在印度农业技术推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印度对从事农业研究和推广的科研机构实行政府全额拨款，经费主要来源于中央政府和邦政府的财政预算。农业科技投入90%来自政府投入，私营部门只占10%左右。政府农业科技投入与农业GDP的比例为0.6%左右。中央政府的投资主要由印度农业研究理事会管理和分配。各邦农业大学的科研、教育和推广费用主要由邦政府负责，印度农业研究理事会还支持其所需经费20%~30%。

从农业科技经费使用主体看，印度农业研究理事会所属机构使用的农业研究和推广经费占全国总数的37%，邦农业大学占51%，其他公共和私营机构占12%。

从农业科技经费的用途看，印度全国农业研究和推广经费的21%是用于基础性和战略性研究，主要由印度农业研究理事会所属的研究机构实施;53%的经费是用于应用性研究，由印度农业研究理事会所属的研究机构、邦农业大学、全印研究协作项目等实施;20%的经费是用于农业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主要由邦农业大学实施;其余的6%是用于生产第一线与推广有关的科技活动，主要由印度农业研究理事会所属的研究机构、邦农业大学实施，其中包括分布于各地的农业科技中心。

4.印度农业科技体制的主要经验

4.1实行农业科技的统筹管理和协调 印度农业研究理事会作为全国农业科技的协调管理机构，实行的是社团理事会管理机制，其最高权利机构——理事大会的成员包括畜牧与渔业部长及各部高级官员、议会代表等。这样就使各部门的力量得到整合，各方面的意见得到集中反映。此外，农业研究理事会通过对邦农业大学提供经费支持，实现了对全国农业研究和推广工作的统一协调。

4.2明确政府在农业科技发展中的主导地位 印度的农业研究、教育和推广机构都是由中央政府和邦政府设立的，属于公益性机构，并享受政府全额拨款，包括其人员工资和工作经费，这样就确立了政府在农业科技发展中的主导地位。政府的稳定投入，基本保证了农业科技体系的正常运行。

4.3注重农业科研、教育和推广的紧密结合 印度非常重视农业科研、教育和推广三者的结合。印度农业研究理事会除了通过其下设的国家级研究机构开展农业研究之外，还承担着支持和指导各邦农业大学的任务，并建立了一套从科研到推广的完整体系，向农村转移其研究成果。各邦农业大学既是农业高等教育机构，也是地方主要农业研究机构，同时还承担技术推广的职能。

4.4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农业科研任务 印度对中央和地方的农业科研有着明确的分工。国家级农业研究机构主要是满足国家的农业研究需要，突出的是基础性、战略性和全局性的研究。邦农业大学的研究项目主要是针对各邦的实际需要，以解决当地生产面临的实际问题为主的具有地域生产特点的应用性研究。

4.5重视和鼓励私营部门的参与 在印度的农业科研和推广中，私营部门的参与越来越多。一些涉农企业投资农业生产资料产品和技术的研发，为了销售产品，也对农民开展一些技术培训和咨询服务。对此，印度政府采取了积极鼓励和扶持的政策。目前，在化肥、农药、种子、机械等研发和推广领域，私营部门的作用日益突出。

5.对加强和完善中国农业科技体制的启示

目前，中国正在大力推进农业科技体制改革。认真研究和借鉴印度的经验，对正确把握改革方向、妥善处理改革中遇到的一些重大问题，实现我国农业科技事业的健康发展，加快现代农业建设步伐具有重要意义。

5.1明确农业科技机构的公益性质，发挥政府在农业科技发展中的主导地位 中国与印度一样，都是发展中的农业大国，而且农户经营规模小、农业效益低，主要靠盈利性机构进行农业研究和推广是不现实的。因此，必须明确中国农业科技机构的公益性质，并通过各级政府的财政投入，支持这些机构的发展。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私营部门和盈利性机构在农业科技中的作用都会受到客观现实条件的严重制约，难以取得支配地位。把现有的科研和推广机构从公益性事业单位转变为科技企业，或实行企业化管理，只能导致其萎缩和消亡，从而动摇中国农业科技发展的基础。

5.2打破部门分散多头管理格局，实现国家对农业科技的统筹管理和协调 中国现行体制下，农业科研、教育和推广机构分属多个部门管理，任务和资金分头下达，相互重叠，形不成合力，造成人才和资金的严重浪费，弊端很多。因此，有必要借鉴印度设立农业研究理事会的做法，成立国家级农业科技领导小组，由国务院分管农业的领导任组长，农业、科技、教育等部门的领导和社会其他有关方面的代表为成员，统一领导和协调全国的农业科技事业。

5.3合理界定中央和地方科技分工，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方面的积极性 目前，中央和地方的农业科研机构分工不清，上下一般粗，导致“重应用研究、轻基础研究”，农业科研突破性成果、大成果较少，这不仅影响农业科研的发展后劲，而且造成人才和资源浪费严重。因此，必须合理界定中央和地方科研机构的分工，明确国家级农业科研机构负责基础性和战略性研究，而地方农业科研机构主要负责结合当地农业发展的需要，开展有针对性的应用研究。

5.4加强农业科研、教育和推广的结合，实现各环节的相互衔接和相互促进 中国农业科研、教育与生产脱节问题非常突出，许多科技成果得不到转化，对生产的促进作用大为降低。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要从体制上解决农业科研、教育和推广机构多头管理的问题，明确各级农业科研、教育和推广机构由同级农业主管部门统一领导;另一方面，要完善对农业科技机构的考评和奖励机制，推动研究和教育机构加强与生产的结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摘自《科技日报》

科技体制农业科技论文 篇2：

农业科技体制创新的相关问题探讨

摘 要：农业科技(本文简称农研)创新系统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子系统，其是在政府、农研机构、农业企业和农户之间分工协作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中产生和发展的。政府是农研制度的供给者、农研的投资者和领导者，农研院所和企业是创新主体，应用性科研院所企业化，应用性院所向非赢利组织转变，增强院所活力。优化市场和政府的作用，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农研创新。

关键词：国家创新体系;农业科技创新;农业技术;农研改革

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是现代农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是实现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根本途径，是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关键。丁晨芳、高明杰的农业科技进步研究综述，虽谈到农业科技创新及其作用[1]，但没有把国家创新体系作为农业科技创新的基础和前提，忽视了国家对于农业科技创新与其他产业科技创新的管理与协调，这也是学界研究农业科技创新过程中出现的共同问题。我国《农业科技发展规划 ( 2006-2020) 》也提出了建设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目标。笔者虽从科教兴国到科技兴农进行了总结性论述，但没有联系国家创新系统，也没有提出今后农研创新的研究方向。[2]

一、国家创新系统的性质与构成

创新是新思想及其实现，[3]是运用新思想，不断地解决问题，最终成功应用有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新项目。①

1. 創新的动力。创新的根本原因是制度变革。[4]创新的深刻动因是竞争[5]和社会需求与资源稀缺的矛盾。[6]技术发展失衡、生产环节和资源供给的不确定性，诱导技术进步;[6]科技进步与竞争强度、企业规模大小和市场的垄断程度及其产生效力的时间成正相关。[7]企业规模决定“技术创新”的能力，也决定市场大小;垄断程度与市场控制能力成正相关;技术被模仿的容易程度与“技术创新”的利益大小成负相关。[8]大约半数以上的已获专利的技术创新付诸实施，成为专利保护的原因。[9]还可归纳其他6种创新的动力理论：技术推动，聚集推动，企业家创新偏好驱动，社会、经济系统的自组织推动、危机推动。

“农业踏车理论”认为，在市场竞争中，农户只有不断地采用新技术，才能实现利润最大化。[10]Roling分析了一些以农业踏车原理为基础的国家政策。他认为，这些政策虽促进农业竞争、保持农业较高的效率，但这类政策的生命周期较短，将使农业生产难以持续，最终会导致政府不得不大量补贴农业。为此，他提出，摆脱农业踏车现象，需要引入另外一些社会经济机制。[11]Roling(2004)指出，在开放的条件下，农产品出口国间的竞争会诱发全球踏车(global treadmill)作用，进口国的消费者获得国际价格较低所带来的利益。Roling，Niels:Communicationfor Development in Research，Extension and Education， 9th United Nations Communication for Development Roundtable，September 2004，Rome，Italy.诱致性农业技术创新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农业经济体制的内在变化过程。该理论提出技术变革的方向，一种要素价格上涨，导致降低该要素相对于其它要素使用量的技术进步。这是人们追求效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的结果。[12]

2. 国家创新体系。其理论基石是Friedrich List(1841)分析“国家专有因素”的实绩而奠定的。国家创新体系包括国民经济中所涉及引入和扩散新产品、新过程和新系统的所有机构，C.Freeman.Technology policy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lessons from Japan.London:Francis Pinter.“它们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决定着国家范围内企业的创新表现，”Nelson，R.R. National System of Innov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Oxford.，1987.公私部门中的组织结构网络，其活动和相互作用决定着国家的创新业绩。OECD.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Paris: OECD Publications，1997.认为，大学是创新和传播知识的主体，国立科研机构是知识和技术创新的补充力量，中介机构是国家创新系统的重要环节。创新基础设施包括国家技术标准、数据库、信息网络、大型科研设施和图书馆等;创新资源包括人才、知识、专利、信息和资金等;创新环境包括国家法规、管理体制、市场和服务;国际互动包括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以及国际贸易等国际竞争与合作。这五个方面构成各种机构组成的相互密切关联和互动、协调和均衡，缺一不可的技术开发、引进、改进和扩散的国家创新系统。OECD还认为，国家创新体系的四大要素是：一是企业创新的直接动力;二是传递创新信息的人文、社会、文化;三是大学、基础研究、公共R&D 机构和技术培训系统;四是基础教育、通信基础设施、财政、金融、产业政策等环境。强调以下四种关系的互动：一是企业之间，企业、高校和公共研究机构之间，知识、高技术和企业之间，技术人员在公共部门、私有部门内部和之间的流动。至今，国家农业创新体系的内容主要有：国家创新系统决定农业创新力，国家是创新体制的供给者，本国创新重于国际创新，因为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中国以市场换技术的失败就是有力证明。国家的农业创新杠杆有四个：资金、政策法律、市场和社会;创新体系有国别差异。

国家创新系统的基础是C.Freeman(1974)奠定的。他认为，推动创新的作用因素，是政策重于市场，他的促进创新的政策是：扶持、资助和鼓励基础研究及其成果传播和应用;优化技术进口结构和促进广泛应用国外先进技术。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设备投资的社会收益率大于私人收益率，应当对设备投资给予优惠待遇。Scott，M.F.A New View of Economic Growth，Clarendon Press，1989.数据证明，技术创新的私人回报率是20%～30%，而社会收益率大约是50%。Nadri，Ishaq M.Innovation and Spill over，A'BER Working Papers，No.4423，1993.公共研究支出对私人R&D 投资具有重要影响。[13]事实证明，政府是私人R&D 投资的主要决定因素。上世纪90年代以色列制造业的数据证明，政府公共支出极大地激励小企业创新，但对大公司创新的激励效应不显著。[14]上述理论均以发达国家为研究背景，没有研究发展中国家科技创新的运作机理;尤其是没有联系中国农研的实际。

二、农研创新的性质、系统与作用

1. 农业技术创新的性质。其广义包括硬技术进步，也包括管理、决策和智力水平等软技术的进步。[15]其是在农业中引入新品种或新方法，促进农业要素重组和效率提高的创新行为。[16]其基本含义是，为改进农产品、农业工艺和农业管理而提出或引进的思想、办法和样品的发明，并投入到农业生产;其扩展含义是，优化配置农业资源;其本质含义是，用于农业的新发明、新技术以及使资源优化配置而带来的长期稳定利益。[17]其广义是指将科技发明应用到农业经济活动中所引起的生产要素重组，即新品种、新方法的研发、试验、推广、应用和扩散等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技术发展过程。其是一个不断创造新知识、新技术并应用于农业生产实践，进而不断提高经济和生态效益的过程。[18]其广义是指研发、传播、转化、应用新技术等一系列活动，使生产要素重组，从而产生效益的一切技术经济活动。[19]其体系系统输入的是信息、技术、人力资源、资金等，经过系统对环境的作用，转化为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动力。[20]关于加快上海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创建的研究，上述定义都没有说明农业科技创新主体、农业科技创新需要的环境和条件。

2. 农业技术分类。按“公益性”程度、按其在市场上技术产权可保护程度，对各种农业技术进行科学、系统地分类。在此基础上，确定哪些产品的哪些技术推广工作应当而且也只能由政府的技术推广部门承担，哪些产品的哪些技术推广可以推向市场，由企业、公司和民间组织来承担。对于那些市场潜力大、经济效益好、投资回报率高的农业科技投资领域，政府可以逐步退出。建立公开、公正与科技成果转化效益相挂钩的考核制度。引入项目竞争机制。[21]

按技术的替代要素，可以划分为：一是农业机械化技术替代劳动，提高劳动生产率。二是肥料等生物化学技术替代土地，提高土地生产率。三是滴灌等节水型技术替代传统的大水漫灌方式，提高水利用率。四是综合性技术进步。(JOHN R.HICKS，1934)或者是节约资本型、节省劳动型和中性型的科技革命的分类。

3. 农业技术作用。黄祖辉[22]提出，在中国农业进步的条件下，农民农业纯收入负增长。因为“丰收悖论”，粮食增产，但其需求弹性小，粮价下降。刘进宝、刘洪[23]提出，主要农区的技术进步与农民农业收入增长仅具有弱相关性。但是，近年来粮食成为能源的原料，需求弹性提高。技术进步，农民能够增收。2007年，美国玉米乙醇产量已达到65亿加仑，乙醇生产的玉米用量占其总产的比重为24.48%。

引进新要素、创新技术是改造传统农业的根本出路。(T.W.Schultz，1964)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我国未来农牧业生产增长的首要推动力(黄季焜、Rozelle，1998)。国务院农业科技发展纲要(2001年—2010年)提出，“农业发展，最终要依靠农业科技的进步与创新。”钱克明(2003)发现，政府农业科研的投入每增加1元，农牧业产值则增加11.87元。黄季焜(1999)研究，农业科研投资收益率一般为73%~108%左右。从“科技是生产力”到“科教兴国战略”，再到“建设创新型国家”、创新农业。提高农研资源效益，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粮食增产(林毅夫，2002)、农民增收(粮食为能源原料，需求弹性高)，发展现代农业，建设和谐社会。

三、农业科技体制创新

目前，农业技术创新供给不足，根本原因是受传统的计划经济的影响，问题仍然是政府干预过多，市场力量不强。具体表现在: 一是农研投入不足;二是农研院所活力不足;三是机构重复设置、管理分散、管理相互冲突、机构职能划分不明确、研究力量分散、研究项目层次低、重复、突破性成果少，统筹规划重大问题不够;四是过分重基础研究、轻应用，重学术、轻技术，科研、应用、推广和农民技术需求相脱节[21];五是监督评价机构与管理机构分离不充分，评价结果准确度和公正性不高，容易滋生腐败;六是科技结构不合理，农业科研推广力量薄弱;七是知识产权保护不够;资源浪费和效率低下。

1. 农研性质与改革回顾。农研体制是为提高农研体系功能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的系列制度安排。[24] 农业科技研究应由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转变。1978年后，中国农业科技体制才逐步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过渡。1985年，《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企业和农民是农业技术创新主体，国家是农业科技的主要供给体。《国务院关于“九五”期间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在“九五”期间初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科技自身发展规律的科技体制，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开发体系和以科研机构、大学为主的科研体系以及社会化的科技服务体系。科研院所和大学按市场需求生产农业技术，得到社会承认并获得收益。我国《科学技术进步法》(2007)提出：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企业同研发机构、大学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引导和扶持企业技术创新活动，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九五”科技攻关计划提出，农业应用研究“课题来源于生产，成果服务于生产，发展依赖于生产”的原则，采取“地方搭台、科技唱戏”的课题委托制方式，把水稻等五大作物高产高效综合技术体系的研发、主要畜禽的规模化养殖及工厂化农业等直接服务于生产的项目作为发展重点。

2. 增加农研供给的途径

农研制度供给者、环境营造者和主要投资者——政府。首先，农业技术创新是在政府、农研机构、农业企业和农户之间分工协作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中产生和发展的。其次，政府是农业科技投资的主体[21]。因为农业技术创新周期长、投入大，农产品是公共产品，农业技术创新的消费者剩余又往往大于生产者剩余，自然条件和环境影响，外部性和不确定性大，农业“弱质”、比较利益较低，农村落后、农户经营规模小和农民素质低，农民“弱势”。农业科技投入的政府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大部分农业科技产品在不同程度上具有一般公共产品属性，其非排他性必然会出现“搭便车”现象，而技术“消费”的非竞争性更使得科技产品的效益无法得到充分发挥。(黄季焜、胡瑞法，2000)政府供给制度的主要内容是：保护知识产权，制订技术政策，完善科技立法，营造创新环境。政府部门应该为私人部门的介入提供便利。[21]应进一步加快优化公共服务平台，尤其是具有前瞻性的科学理论研究平台、关键的共性技术平台和技术标准平台、信息网络平台，整合特色农业信息资源，健全农产品信息网络。设立知识产权发展和保护资金，用于鼓励科研机构和个人取得自主知識产权。对申请国内外专利的组织和个人，可给予一定的专利申请费和专利维持费补贴。农研机构是农业技术的供给者，农业企业和农户是农业技术的需求者，前者还是农业技术的供给者。[25] 农业科研投资强度达到2%以上，财政农业科技投资效益较好。[21]农业科研比较合适的投入结构是：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的投资比例大约为1: 2~3: 5~6，即农业基础研究比重要达到l0%以上。因为我国农研投入回报率高，设计科学的制度和政策以鼓励和规范政府投资行为，建立私人部门的投资激励机制，引导企业投资于农业科技推广。(钱克明，1997) 在农业内部各部门间优化配置农研资源。[26]大幅度增加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用法令和制度保障财政农业科技资金长效供给。统一农业科技资金管理，优化农业科技资源配置，提高农业财政科技投资效率。政府技术供给制度的主要内容是，保护知识产权，制订技术政策，完善科技立法，营造创新环境。这些观点有待于推敲、细化。

农研院所的企业化转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是农业经济持续发展的战略支撑力量。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行为规范、政府角色转换、创新环境优化，创新主体强身硬骨，企业在追求利润的驱动下创新技术。[27]但是他没有区分公益性院所和应用性院所。笔者[28]提出，公益性农研院所向非赢利组织转变。农业技术需求诱致性力量分布失衡，决定我国应该建立公私并存、竞争合作的农研体系。(周端明，2005)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理论，创新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将外部交易费用变为内部交易费用，整个经济主体获得外部收益。农民技术协会是优化组合农民的有效形式，更是农研与推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科教兴农”的国家发展战略的基础。[29]但上述对策不具体，效益不显著，理论依据不足。上述问题亟待解决。

“农业技术推广的产业化是农业技术推广发展的必然趋势”。[30]常向阳等[31]在分析我国农业技术扩散体系现状的基础上，从农业产业链角度切入、提出一个农业技术扩散体系的重构模型。建设多元化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立公益性与经营性职能相分离，公益性机构、涉农企业和中介组织协调互动，无偿服务与有偿服务结合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32]实行竞争上岗、定期测评、按岗按绩取酬等措施，促使农业科技人员努力工作，在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

关键是增加农研制度供给，包括公益性农研院所向非政府组织转变。

四、农业科技研究的展望

综上可见，目前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还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主要是没有把农业科技创新放在国家创新系统内进行研究。具体表现为：(1)研究领域比较狭窄，对农研所涉及的一些重要领域，如农研的动力机制、农研院所内部治理机制与运作，现有农研的改革与发展，农研与国家和企业(农户)的关系等缺少系统研究。尤其是没有提出涉农院所的概念，如中国科学院的生物类研究所和地理类研究所，都是涉农院所。这些涉农院所对于农业科技创新的作用，举足轻重。(2)研究的问题分析力度不够，往往只提出问题而未展开论述;或者只进行一般性描述缺乏深度分析和提升。(3)理论缺乏，多为经验式研究，研究水准有待提高。

1. 农研研究重点

(1)加强系统研究，加强在国家创新系统中，农研创新的研究。

(2)加强调查研究。在全面掌握全国农研发展现状的基础上，重点深入剖析典型农研院所个案，争取撰写一些有一定深度的个案分析。

(3)加强理论研究，改进研究方法。从农研院所作为集体行动者、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介体”以及“公域”或“私域”之外的“第三域”或非政府组织等理论出发，运用博弈论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力争使今后的研究成果，在理论上和方法上都有所突破，研究档次有所提升。

(4)加强对国外农研的实证和理论研究。不仅要一般性地介绍国外农研的发展，还要探究其内部运作及内外部关系，特别是农研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地位。与此同时搜寻和引入更多的国外有关农研创新的理论和观点。

(5)加强对农研的一些重大问题开展研究。这些重大问题包括: ①农研与国家创新体系的互动关系;②农研体制的改革与发展;③农研院所的内部治理机制改革与运作改革;④农研院所与企业和农户的互动关系。

2. 农研改革和发展

(1)改革支持。国家是农研资源的供给者，但对于不同层次的农研院所，政府所起的这一作用是不同的。在全局，包括宏观和中观的层次上，凡是涉及整体性、全局性和公益性的，国家要全力承担起投入责任和组织研发的责任。

(2)政策支持。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以生产为基础配置农业资源，不意味着政府无所作为，而是同样大有作为的。这种作为主要表现在政府大幅度增加农研投入。创新农研体制，如组建国家农研委员会。

(3)典型引路。开展农研院所改革试点，成功一个，推广一个。推广试点经验的过程中也要注意比较本地典型与外地典型的不同。注意吸取外地经验，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经验。以利于农研的发展。

(4)法律支持。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上述一切支持都要有法律依据，要立法先行。《农研投入法》规定：在2015年，农研投入强度达到2%，并且使法律规定尽可能地具有操作性。一时难以出台法律的可以先出台指导性意见。使农研体制改革有方向、有目标和有所遵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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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陈东林)

作者：周志太

科技体制农业科技论文 篇3：

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历程及评价

摘要：科技体制改革是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章首先概述了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历程，进而重点讨论了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主要成效和面临的问题。

关键词：科技体制;改革;中国

科技体制是指从事对科学技术的机构设置、管理研究、职责范围、权利义务关系的一整套国家层面的结构体系和制度设置。我国原有科技体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逐步形成的，其突出特点是政府拥有独立研究机构的技术和资源。该体制已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我国经济发展、国防建设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也为科学技术自身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原有科技体制弊端日益突出。

一、科技体制改革历程的简要回顾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央决定对科学技术体制进行坚决的有步骤的改革，改革的历程大致可划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5年至1992年。1985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全面启动了科技体制改革。以改革拨款制度、开拓技术市场为突破口，引导科技工作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

第二阶段：1992年至1998年。199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确立了“科教兴国”战略，提出“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改革方针，开展了科研院所结构调整的试点工作，1998年在中科院开始实施知识创新工程试点。

第三阶段：1998年至2004年。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对科研院所的布局结构进行了系统调整。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政策走向。政策供给集中在促进科研机构转制、提高企业和产业创新能力等方面。

第四阶段：2005年至今。《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和纲要》的提出，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科技体制改革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指出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一是支持鼓励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二是深化科研机构改革，建立现代科研院所制度;三是推进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四是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二、科技体制改革的主要成效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取得了重要进展和初步成效，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优化了科技力量结构和布局。改革前，我国的研发能力和技术资源主要集中在独立的研究机构，经过多年改革，形成了科研院所、高校、企业和科技中介机构等各具优势和特色的创新模式。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导地位继续加强，2007年企业研发经费支出占全国的72.3%，企业研发人员占全国的68.4%。

第二，促进了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通过对开发类院所实施企业化转制，从体制上解决了大批应用开发类院所长期游离于企业之外的问题，科技人员市场意识和技术创新能力显著增强。近年来，我国在载人航天工程、“歼10”飞机、超级计算机、核心软件、集成电路装备、大型燃气轮机、超级稻育种技术、新药创制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支撑。

第三，加强了公益性科技创新和服务能力。配合推进公益类科研院所分类改革，国家持续加大对公益科研的投入，非营利性科研机构的人均事业费从过去的不足2万元，提高到目前的8万元左右，2007年国家新增“基本科研业务费”、“修缮购置专项经费”、“研究生培养补助经费”、“增拨离退休人员费”合计19亿元。改革后公益科研院所的学科结构得到优化，人员水平明显提升，实行了新型的人事和分配等制度，科研人员任务饱满，科技产出大幅增加，解决农业和社会发展的若干具有重大科学和技术领域的问题，促进了先进适用技术，为农业和社会福利服务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和服务。

第四，我国科技水平和实力大幅提升。我国科技论文被国际三大检索系统收录的总数已居世界前列，特别是SCI收录的中国科学家论文数已居美国之后，与英、德、日三国相当，数学、物质科学、生命科学和工程科学等领域论文增长明显，纳米领域的论文数量已居世界前两位，引用数也进入世界前列。2008年我国专利申请量达到82.8万件，发明专利的申请量达到29万件，占世界第三位。科学家和技术人员队伍建设不断加强，2008年从事科技活动人员达500万人，研发人员190万人，位居世界前列。

第五，改进了科技管理和运行机制。通过改革，改变了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科技工作的局面，市场机制在科技资源配置中扮演一个根本角色，政府科技计划项目实施的竞争资助机制不断改进和完善。科技政策法规体系逐步完善，新修订了《科技进步法》，围绕实施《规划纲要》，制订公布了76条政策实施细则。促进创立“开放、流动、竞争、协作”的科研新机制，激发了科技人员的创新热情。

三、中国科技体制改革中的问题

回顾过去，中国的科技体制改革确实极大地调动了科研人员的热情，促进了科技的产业化，使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问题有了根本的改观。但由于实施的是渐进的、目标不断调整的模式，但改革到现在，中国的科技体制仍然面临相当大的问题和挑战。

第一，科研院所制度需要按照现代院所制度加以理顺。从解决科技经济两张皮的目标和促进科技为经济建设服务的目标看，我们的科技体制改革目标已经大致完成。但由于相关的制度改革没有到位，虽然以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科技体制作为我们建设的重要目标，但在实施执行中，在“摸着石头过河”和缺乏经验的前提下，一个研究单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单位。一个研究单位有了非常多的目标和体制。因此，我们有了“一院两制”，高校的“教育、科研和产业”三条腿走路的口号。甚至一个研究单位出现了几种制度——事业单位制、企业制、公益类制多种制度并存的局面。科学目标和市场目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国家的目标与单位的目标难以区分。

体制改革的一个目标是要放活研究所，使它在科技发展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但研究所的作用在现实中被削弱。扩大研究所管理的自主权是改革的一个重要措施，但在实施执行中，由于国家宏观管理体制改革的滞后，政府职能没有实行重大转变，研究所的微观管理依然受到各种限制。由于事业费减少，项目经费又由课题组掌握，造成研究所资金严重短缺，整体实力下降，甚至难以维持日常工作的开展。研究所的整体功能在下降，研究机构协调进行重大项目的成本增加，从事重大项目的能力在下降。

第二，国家宏观科技管理体制的协调机制需要加强。过去的科技体制改革，主要是针对科研院所和高校的科技人员，而国家宏观科技管理体制改变不多。如国家对科技投入的机制，主要是通过国家科技计划实现，30年没有多大变化。现有的科技预算和投入体制，使国家综合部门、产业部门和公共事业部门，都有权利独立地提出国家的科技计划。计划从策划出台、预算到实施完成，多带有很强的部门意识，一些产业和公共事业部门都有自己的科技计划，互相联系和协调很少。同时，国家的目标往往成为部门的目标，导致科技预算存在着严重的多个战略目标现象，且缺乏约束。因此，国家宏观科技管理体制的协调需要加强。

国外的科技管理实践表明，加强对科技项目和目标的监督和评估，是提高国家科技资源效率的重要手段。在我国，非常强调政府增加科技投入，但却缺乏一个科学且独立的对科技计划和项目进行评估和监督的机制，许多科技经费得不到应有的监督，造成相当大的浪费。

第三，基础研究和公共科技事业关注不够。在科技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方针下，基础类院系所，公益类系所的科研受到了冲击。许多数学、物理类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难以直接应用，他们的课题经费少，吸引不了一流的人才。许多基础类系所也办起工厂和生产线，冲击了基础研究。基础研究经费并没有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回过头看，在科技要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战略下，应用研究得到了比基础研究更多的重视，“稳住一头”没有能够达到预期目标。

国家公共科技的投资严重不足。由于公益类研究机构是没有短期经济效应的研究，使公益性科研成果严重供给不足，远远无法满足全社会对于公益性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基本需求。

第四，科学技术研究与产业化仍然有一定脱节。中国科技体制改革30年，成果转化是改革的重点，它解决了长期困扰我国的成果转化难，转化率低的局面。由于我国一直把大学、科研院所放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企业则处于从属地位，使企业的创新能力受到了抑制。到今天为止，大学研究所仍然是关键技术的主要提供体。

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号召下，中国非常强调科技界对经济的服务，成果的转移。到了20世纪90年代更是得到了强化。我们有《科技进步法》，很多条都是为了加快技术转移，加快重大项目组织推广，加快向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1996年的《科技成果转化法》，这个法律强调的是科技成果的推广，包括科研人员可以得到奖励的问题。到1999年，国家的《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是要通过知识产权激励科技成果的转化。科研人员成果转化后可以得到什么奖励，已经具体化。因此，过去30年形成了一种氛围，即不断地给大学、科研院所更多的科研经费，同时他们要更快实现科技成果的转化。进人了21世纪以后，我们开始强调了企业创新主体的作用，改变了只强调以科技为基础创新的模式，开始强调市场的作用了。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科技资源相比其他发展中国家还是有优势的。以科技为导向的创新，促进了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我们国家的高科技的产业发展非常快，我们有大量民营企业厂商，像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都有自己的上市公司。同时，我国的科技成果与产业脱节的问题仍然存在，如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低、产业创新能力提高有限、科研院校缺乏成果转化的动力等。

四、结束语

我国的科技体制改革是各类改革中比较活跃的一个政府领域。原因是我国的发展改革是从一个计划的科技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科技体制的过度的时期，导致我国急切需要许多新的体制和政策来推进这一转变。可以说，20世纪的80年代和90年代，是我国科技体制变革最多的时期，也是对我国科技体制影响最为深远的时期，它奠定了中国科技体制和科技政策的基本格局。

进入21世纪，以自主创新为国家战略的制定，更多的是要求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但这种改革的难度在加大。科技体制改革发展到今天，仍然有许多深层次的问题需要解决，包括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符的科技体制所需的基本法律框架，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科研院所的治理结构，社会力量的发挥，政府在国家科技发展中职能的定位，科技资源的使用和监督等，这些都是制约我国科技发展中的重要因素。只有逐步解决好这些问题，我国的科技发展才会有一个更健康、稳定的发展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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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武汉科技大学文法学院)

作者：程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