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人民币论文

摘要：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快，人民币汇率波动性增强，研究货币政策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对稳定汇率有重要作用。实证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的两个变量——货币供应量和利率，会对人民币汇率产生显著的影响，其中人民币货币供应量增加会引起人民币汇率上升，同业拆借利率上升可以引起人民币汇率下降。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货币政策人民币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货币政策人民币论文 篇1：

美国货币政策对人民币汇率和中国货币政策的影响

〔内容提要〕 经济全球化增强了各经济体之间的联系，使得一个经济体的经济、金融政策的影响范围不再局限于内部，而通过贸易、投机、债务等多种渠道产生一定的外溢效应。由于美元是世界储备货币，使得美联储拥有了“世界央行”的地位，从而使得美国的货币政策能够跨过国界而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经济体产生显著、广泛的影响。

〔关键词〕 美联储 人民币汇率 货币政策 外汇储备

近几年，美联储退出QE以及多次加息，对中国的人民币汇率、货币政策和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本文主要讨论这种影响形成的机制，并通过对汇率、外储、利率等数据的分析证实影响的存在，并初步提出减弱这种影响的原则。

一、货币政策对外传导的原理和渠道

根据三元悖论，一国在“稳定的汇率”“独立的货币政策”和“资本自由流动”三个目标中只能同时实现两个，而资本流动可以通过法律和行政手段进行直接管控，因此从这个角度美国货币政策更多是通过影响汇率而影响中国货币政策。而对于汇率，主要的汇率决定理论有“利率平价理论”“购买力平价理论”和“货币主义理论”。具体来看，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汇率及货币政策的影响通过国际贸易、大宗商品、资本流动、外汇储备、外债等多种具体形式施加。

1.国际贸易和大宗商品。美国的货币政策会对本国的真实收入产生影响，从而影响购买力，继而经由国际贸易等渠道将国内货币政策的影响外溢出去。中国自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主要由投资和出口驱动，美国作为重要贸易伙伴，对人民币汇率和中国货币政策的影响较为显著，事实上相关的研究也表明了真实收入的相对变化对真实汇率具有正相关影响。此外，大宗商品通常以美元计价，其不仅具有生产属性，还有投资属性。往往在美元指数上涨时大宗商品的价格会下跌，反之其价格会上涨。中国经济对大宗商品的依赖程度较高，但又缺乏定价权，是大宗商品价格的承受者。从这个角度看，美国的货币政策所导致的大宗商品价格变化直接影响中国的进出口价格，进而影响到中国宏观经济的运行，以及影响汇率、货币政策等。

2.资本流动。由于美国货币政策变化导致的跨境资本流动也会影响人民币汇率和中国的货币政策。跨境资本特别是投机属性较强的短期资本，容易造成汇率的波动。通常在美联储加息后，美元表现较强势，且美国资产收益率也会上升，中国境内热钱开始流出;反映到外汇市场上就是卖出人民币，买入美元，人民币贬值。

3.外汇储备。中国在2009年以前，外汇占款是基础货币创造之锚，因此美国的货币政策通过外汇占款(主要是央行持有的外汇储备中对应的外汇占款)等渠道向中国传导。如2014年下半年开始，经常账户与资本和金融账户出现“一顺一逆”的状态，外汇储备连续下降，对人民币币值形成巨大打压;后来随着人民币加入SDR，实现与美元在一定程度上脱钩，外汇储备的影响相对有所降低，但外汇储备对于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仍有巨大的作用。另外，从币种角度看，中国外汇储备以美元资产为主、结构较为单一，也会使中国受美国货币政策的影响相对更大一些。

4.外债。近几年，中国企业加大了走出去的力度，很多大型企业的融资渠道也更多元，举借外债便是其中之一。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截至2018年12月末，外币外债占比67%，其中美元债务占82%。因此，美国货币政策所导致的美国利率变化和美元指数或预期的改变都会影响到外债规模、结构，如美联储加息后美元债务成本上升、人民币预期贬值，这可能导致企业集中偿还外债，造成较大规模的买美元、卖人民币的情况，从而引起人民币汇率波动。

二、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

我们选取2008—2018年之间的数据进行分析，在此期间美国为应对金融危机开始QE和降息，经济恢复稳定后退出QE并加息，货币政策经历了一个较完整的周期;同一时期，中国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企稳增长，后来又遇到增长困境，与美国的经济周期正好相反，并且在此期间中国也进行了汇率改革。因此，这一期间是一个较好的观察期。

图1(a)是在岸人民币汇率变化情况。从2008年伊始到2014年2月，人民币总体呈单边升值趋势;2014年2月中下旬到2016年底，人民币的汇率双向波动情况较为明显，但整体呈快速贬值趋势;2017年初到2018年4月，人民币汇率表现出较快速升值现象;但在2018年剩余时间又出现急贬。

由图1(b)看到同期中国外汇储备在2014年6月之前连续上升，最高点3.993万亿美元;在2014年第2季度至2016年第4季度期间外汇储备一路降到2.998万亿美元;后由于中国加强资本管制，外汇储备有所上升，在3万亿美元上方小幅波动。

图1(c)和(d)分别反映了同期美国利率和更长期间的中美利差情况。美国次贷危机于2007年8月全面爆发，到2018年美联储连续降息，并于2018年11月开始实施第一輪量化宽松政策，随后在2010年11月和2012年9月分别实施了第二轮、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在2014年10月美联储宣告退出量化宽松政策;但零利率政策一直维持到2015年12月，美联储才重新启动加息;2017年9月美联储的FOMC会议决定于当年10月开始启动缩表进程。

通过对上述数据的分析，可以初步得出如下结论。

1.总体影响或趋势：美国货币政策对人民币汇率的趋势性影响是存在的。量化宽松期间，美联储实行零利率的价格管理政策和大量购买国债与MBS的数量管理政策，向市场释放了非常多流动性，造成美元从美国流出，流入经济发展较快的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这造成美元贬值和人民币升值。反之，美国退出QE会使市场上的美元数量减少，另外还实行加息政策，叠加美国经济稳健复苏，利差的缩小和美国本土资本回报率的提升，造成美元从新兴市场回流美国，这样美元便会升值而人民币贬值。从上面的分析，我们认为美国货币政策对人民币汇率的趋势性影响是存在的，即当美联储在可预期的较长时期内收紧流动性时人民币相对美元贬值，反之人民币升值。

2.人民币价格形成机制的影响：中国政府在趋势中可根据需要对人民币汇率进行管理和调整。中国在2005年7月21日开始进行以市场为导向的汇率改革，即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自此，由于人民币本身被低估，以及后来受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影响，人民币在较长一段时间都持续升值。这次汇改意味着政府对人民币汇率的管制相对放松，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相对弱化，而美国货币政策的影响相对强化。在2008年7月—2010年6月期间，人民币汇率事实上固定在1美元兑换6.83人民币。这是因为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整体下行，中国为了稳经济需避免人民币快速升值，政府对汇率进行了直接管理。在中国经济快速趋稳并恢复增长之后，随着政府管理的放松，人民币重拾升势。2010年6月，中国宣布繼续汇率改革，以提高人民币汇率的弹性和人民币交易的灵活性，即重新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实行有管理的浮动;直到2014年7月，取消银行对客户美元挂牌买卖差价管理，意味着中国央行基本退出常态外汇干预;再到2015年8月11日汇改，央行进一步增强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的市场化程度和基准性。这段时间里，人民币经历了先升后贬的过程，既反映了中国经济的现实状况，也反映了美国货币政策的影响。“811汇改”之后，人民币汇率盯住一篮子货币，其发行在一定程度上与外储脱钩，增强了货币发行的自主性，同时受国内楼市泡沫明显、经济形势低迷且转型升级面临困难等内部因素影响，叠加美联储加息，人民币大幅贬值;直到2016年底“破7”预期很强时，央行积极干预及时稳住汇率。随后政府加大对资本流动的管制，将资本外流的渠道逐一堵上，并且在2017年5月推出了“逆周期因子”，以及受到外部美元指数走弱的影响，人民币又经历了一波升值。从2018年3月，由于中美贸易战升级，人民币重新开始贬值。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尽管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之后，美国货币政策对人民币汇率的趋势性影响变大，但一定程度上中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的干预能力仍然很强，可以根据国内的经济发展状况等需要进行管控和调节。

三、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影响

根据三元悖论，中国目前采取严格的资本管制措施，选择汇率的稳定与保持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这两个目标。然而，自从中国2005年推进汇率改革，汇率由以前的事实上的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变为有管理的浮动，因此汇率的波动会对中国的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有所影响。事实上中国的实际情况是“资本有限流动+汇率有管理的浮动+货币政策相对独立”，即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是有所损失的。

从货币数量角度看，长期以来外汇占款渠道是中国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2005年以来，由于中国经济稳健增长，除了经常项目顺差外，受美国实施QE影响，中国的外汇储备一路上升，外汇占款也迅速增加，导致中国基础货币快速增加，而这会引起通货膨胀，扰乱一国的经济正常发展。因此，为了基础货币的快速增加，中国央行曾通过发行央票来抵消外汇占款的影响;同时也由于资本的大量涌入，为了稳定人民币汇率而不使其快速、大幅升值，以免影响出口，央行也不得不大规模购买外汇，以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但从2014年美国退出QE后，外汇占款渠道的比重又开始迅速下滑，加上中国经济增速不断放缓，中国的基础货币有迅速收紧的趋势而可能引发通缩，央行则不断降准来维持市场上的货币量。由上可以看出，美国的货币政策会对中国的货币供应产生影响。

从利率角度来看，根据利率平价理论，利差会影响资本流动，从而影响汇率以至经济。如图1(d)所示，2008年之前中美利差曾是负的，但同时人民币却升值，并未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形成阻碍，主要原因可能是中国经济增长强劲，人民币长期低估而正常修正。金融危机之后中美利差迅速扩大，这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美国实行零利率政策和量化宽松政策，而在退出QE以及缩表之后利差又呈逐渐收缩趋势，人民币汇率也上升。实际上在2018年11月，中美一年期国债利差出现倒挂，这说明中美两国的利率政策走向开始分化，彼此脱钩的情况较明显。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影响主要在货币数量方面，利率方面中国可以通过资本管制等手段而实现一定程度的独立;利率政策更多出于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

四、结论

综上，我们认为中国人民币汇率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当前的国内国际经济形势下，会受到美国货币政策的较大影响，但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取决于中国自身经济的发展速度和质量。而经济的发展速度和质量的深层次决定因素又在于中国的体制，因此要想使中国在汇率和货币政策方面有更大的自主空间，只有深化体制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向着市场化和法治的方向迈进才是根本方法。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责任编辑：宋 爽

作者：杨亚光

货币政策人民币论文 篇2：

货币政策对人民币汇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摘 要：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快，人民币汇率波动性增强，研究货币政策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对稳定汇率有重要作用。实证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的两个变量——货币供应量和利率，会对人民币汇率产生显著的影响，其中人民币货币供应量增加会引起人民币汇率上升，同业拆借利率上升可以引起人民币汇率下降。

关键词：货币政策;人民币汇率;影响

利率和货币供给量是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重要工具。从2005年汇率制度改革以来，我国货币供给量一直上升趋势，汇率比较稳定，利率呈阶段性趋势，2005年9月至2008年9月和2009年6月至2011年9月，利率都在持续上升。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快，人民币汇率波动性增强，研究利率与货币供给量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对稳定汇率有重要作用。

一、建立多元回归模型

首先假定购买力平价成立，认为实际有效汇率是在一定的产出和利率的条件下，国内和国外的价格水平的比例。设S是在直接标价法下的人民币兑美元的实际有效汇率汇率，k′是一个不等于1的常数，pd代表国内的价格水平，pf代表国外的价格水平，则有：

当国内货币市场达到均衡状态时，则有：

式中，m代表国内货币存量，P代表价格水平，i代表利率，Y代表真实收入。

将式(2)代入式(1)，并对两侧取对数后，可得到：

其中，s表示直接表接法下人民币兑美元的名义汇率，md表示人民币货币供给量中的m2，mf表示美元货币供给量中的m2和人民币m2，yd采用国内生产总值(GDP)表示国内收入水平，yf采用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代表美国收入水平，id采取中国银行间7天拆借利率，if采取美国三个月国债利率。

二、实证分析

数据选取时间从2005年三季度开始，截止时间为2017年第四季度，共50个数据。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在中国统计局网站只找到季度数据，所以把这些变量统一为季度数据。并根据数据特点，需要去除季节风险的进行X-11处理，然后根据式(3)对部分数据进行对数处理。

(一)ADF检验

把各变量处理后数据输入Eviews，进行检验，结果(见下页表)，其中ls表示人民币名义汇率的自然对数，lmd和lmf代表中国和美国的自然对数，lyd和lyf代表中国和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

表1显示，lmf原序列平稳，其他變量均为一阶差分平稳。

所选取的时间序列数据中，有部分数据是原序列平稳，有些数据是一阶差分之后平稳。考虑到对数据进行差分之后可能会丢失某些经济意义方面的信息，于是我们根据 Sims、tock 和Watson(1990)的观点，只要利用水平数据所构建的VAR模型是稳定的，我们就可以在此基础上建立VAR模型。

之后需要分析选择该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结果(如表2所示)，为对取得数据用Eviews进行滞后阶数检验的结果，根据LR、FPE、AIC、SC、HQ标准，最优滞后阶数为4。

(二)Johansen协整检验

Johansen协整检验是一种基于VAR模型的回归系数检验方法，它用测试非零特征根个数，来测试变量的协整关系和协整向量的秩。

VAR模型确定的滞后期为4，协整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变量之间有5个协整关系，其中，滞后4期时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仍然有协整关系。这表明，各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三)回归分析

根据上述协整检验结果，可得到公式：

(4)

中国货币供给量logmd的系数为2.87，且符号为正，含义是：人民币货币供应量增加1%，人民币汇率上升2.87%。利率id系数为0.0269，且系数符号为负，含义是：银行间7天拆借利率上升1%，人民币汇率下降2.69%。所以，货币政策的两个变量在很大程度上能解释人民币汇率的波动。

三、实证分析结论

依据购买力平价理论选取变量，并选取了汇率改革之后的2005年第三季至2017年第四季度的数据，建立了多元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货币政策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从实证结果可以看出，人民币汇率的波动以货币政策有关，货币政策变量，货币供给量和利率都能对汇率有显著性影响。第二，人民币货币供应量增加1%，人民币汇率上升2.87%。银行间7天拆借利率上升1%，人民币汇率下降2.69%。

收稿日期：2018-11-08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一般均衡框架下我国利率政策与汇率政策协调机制研究”(2014M551163)

作者简介：庄岩(1978-)，女，黑龙江佳木斯人，副教授，从事产业经济学、金融学研究。

作者：庄岩

货币政策人民币论文 篇3：

美国强势货币政策与人民币自由化

2016年以来，美元指数下跌幅度达到4%，指标走势从98.84点一度下跌到最低点91点。美联储以加息为宗旨的汇率调节原则十分清晰地展现，美元升值是阶段性不得已为之，美元贬值是策略与战略性结合，其方向非常明确与坚定。市场舆论的强势美元有很多误区与盲点，并非是美联储政策的要领与方向。尤其是美联储的预期措辞变数很大，对美元汇率走势产生较大影响，反过来也牵制着美联储加息的政策选择。观察与研究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货币自由化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美国货币政策的特性

美元是全球关注的焦点，也是金融市场的重点。一方面，美元作为全球货币制度的主体，在全球外汇储备体系和国际金融市场结构中，包括结算货币、交易货币、融资货币、投资货币等各个方面，覆盖范围达60%～80%，凸显了其权力性货币特权。另一方面，美元作为具有垄断全球金融与商品资源影响的唯一货币，除金融资产的报价与定价之外，其权力性货币特权更直接垄断了全球商品价格，石油、黄金、农产品的价格均在美元主导的格局之下。

当前，在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及全球超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下，国际金融市场的认知与预测混乱，其所导致的判断上的不准确反过来影响了市场行为的有效性和政策的效率。全球各国央行的主要职责与美联储的职责目标千差万别，美元的地位与影响是核心要素。海外为主、全球主宰、全球化基点是美元货币政策的特殊性所在，美元的霸权资质为美国金融战略全球化提供了载体和通道。目前研究问题与焦点讨论的混乱使问题本身难以得到清晰透彻的梳理，甚至会顺从美联储政策需求，违背各国自主货币政策的目标和原则。其中美联储的扭曲操作是问题的关键，市场对货币政策的期待不准确甚至被误导，也是近期国际金融市场震荡的主要原因。美联储的紧缩政策先于全球有其长远的战略考虑与预期，其基本思路是以美元霸权为主线、以美国经济为基础、以美国战略为归宿。美元作为全球主导货币的地位始终难以替代和撼动，随着金融危机之后回归独霸地位，其融入了更加广泛乃至全球垄断的新属性。因此，对货币的观察已不同于传统时期的经济基础要素，需要与时俱进的新思维和新观察，即经济要素的信心是核心面，市场要素的心理是关键点。可以看到，美元汇率在突发事件和战争冲突初始总是稳步向上，随后则会下跌;在美国经济表现不好时则会向上，美国经济表现较好时则会下跌。美联储创造了流动性，并成功驾驭了流动性的分布与流向，在流动性过剩时期准备和设计工作充分，面对新局面时调整与对策则行之有效，这种先见之明是其他货币难以望其项背的。

美国经济全球化以美元市场化为基础，进而实现全球化基础要素的合理配置，有效保障了全球化推进与布局，实现了有面有点、点面配合、以面带点、以面促点、主次分明、目标明确。

第一，以意识调整全球概念。准确认识市场是影响市场运作的关键，美元地位的逐渐形成即始于以意识和认识论调整全球概念化的舆论和进程。回顾市场，将流动性不足转为流动性过剩是美联储的先见之明。2001—2003年美联储下调利率13次，2008—2009年下调利率10次，全球市场从流动性不足到流动性过剩、流动性泛滥。美联储政策旨在实现全球市场架构范围的扩张，而非仅仅局限于美国本土，这一点有别于任何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和全球政策。此外，美联储还颇有预见性地将金融市场概念扩展到全球范围，将黄金重新回归金融属性，将石油价格两地分化(纽约与伦敦石油期货价格倒挂)等。上述诸多简单现象的背后筹谋耐人寻味，美联储的最终目标是将美国概念全球化、美国规模世界化，在各国政策局限于本国本土之时，美国讨论的概念是世界及全球，这也是市场关注的焦点和讨论分歧的差异所在。

第二，以价格调节市场范围。对市场循环机制的控制是价格调节的核心，美元自身定价地位的保障与美元报价地位的扩张使其具有以价格调节市场的独特工具和手段。美元准确地把握了这种资源特性和优势，借助市场流动性过剩局面，发挥调节价格优势，调动全球价格的同步性与非对称性，进而使得由价格引起的市场判断进一步分化乃至混乱，从而更加顺畅地实施美元价格和价值的通道与定律。

第三，以战略调动全球资源。对市场机构的设计是实现全球资源配置的重点，美元霸权特性决定了美元架构的自我性和特殊性。美元独具的战略远见是其维持霸权、发挥霸权的核心。美元不仅具有明确的货币竞争对手，更有组合型与合作型的战略伙伴和新型合作关系。因此，美元汇率走向之下的不同价格走势，既受制于美元，又有违于美元，其关键在于美元的政策与策略需求。日元汇率的变化是最为有力的例证，日元汇率走势并非依据日本经济状况，而是美元全球利益与需求的辅助。

美元以价格入手，以收益率为目标，进而取得利润最大化的价格要素配置，得到最佳和最优的资源空间和时机，占领最有利的时机与地域，实现美国国家利益最大化。

二、美国货币政策的深谋远虑

美联储货币政策的特殊性是投资风险要素的参考值，而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进展十分诡异，尤其是美国自身的全球战略性更加突出、经济收益以及投资收益非常明显、经济复苏稳健、美元全球货币地位进一步夯实、金融扩张十分有效，这些进展都与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密切相关。

美国经济借助量化宽松政策实现提升与转型，战略性转型反过来促进经济良性循环，进一步引导世界经济的再分工和再配置。美元货币地位的基础要素进一步巩固和完善，使美国经济稳居世界首位，尤其是金融战略的保障作用功不可没。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相关政策发挥了其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实力，美国金融战略的意图与目标进一步凸显，全球资产和商品定价权被美元全面垄断，美元的特权与霸权回归常态，其势力范围和主导作用进一步扩大。

第一，美元货币政策的特性与特色进一步发挥。美元作为全球定价与报价货币的特权与霸权使美国货币政策独具特色，它不是以本国经济为重点，而是着力于全球范围，货币政策的实施使美元在市场所占比重大增，垄断性进一步扩张到世界各个领域。回顾2000年以来的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思路与路径，其逐步扩大美元在市场的覆盖率显而易见。2001—2003年美国推行货币宽松政策促成了市场基础要素，流动性过剩局面的形成成为下一步美元霸权回归市场的基础。2007—2009年的货币宽松政策促成了机制体系要素，流动性泛滥的局面使美元特权覆盖了所有商品与价格，垄断性进一步扩大。美元定价与报价体系从金融领域向全球扩张，无论黄金、石油、资源，或是大宗商品等都被美元所垄断。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的宗旨明确而有效，其角色与影响远超出单一国家央行。而市场对这一焦点问题的解读与理解存在偏差，期盼美联储继续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却未能理解美联储实施该项政策的基础并不同于其他各国央行，美联储的追求也远高于其他各国央行，其能量与控制更远大于各国央行。各国以本国本土概念的推论并不适合对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识别与判断。

第二，美国正在收获经济转型与效率。美国经济的现代化与新型化是美国经济与众不同的全球特权支点，其中最关键之处在于其新能源战略。一方面，美国传统能源战略取得成效，丰厚的石油战略储备进一步稳固了美国控制全球战略制高点。另一方面，美国新能源战略卓有成效。新能源的研究、开发、技术创新等使其垄断了页岩气技术，并确立了石油出口大国地位，美国石油对外依存度的下降进一步显示了新能源战略的效率与作用。同时，颇受关注的失业问题也与美国经济转型升级有关。传统产业的就业技能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经济需求，就业压力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民需要追赶经济发展的节奏。美国国民已经感受到这种变化，近两年来失业率的变化也表明了美国民众就业思路与战略效应的进步。国内外在理解问题的角度与解析方法上存在的差异，是美联储政策被误解的关键，也是美国经济被悲观化的重要因素。

第三，美国战略的定位与目标十分明确。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战略都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特别是在高科技发展迅速、国家竞争日趋激烈的时期，国家战略的意义与作用更加重要。考察美国国家战略的定位，其核心就是维护美元霸权地位这一确保美国经济利益及全球战略的根基。在美国战略定位下，美元的竞争目标十分明确，欧元、人民币等都在其列。对中国而言，货币改革的宗旨应以推动实现本国货币自由兑换和国际储备地位为目标，而非简单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将人民币置于与美元的战略冲突之下，无益于增强和发挥中国在金融领域的竞争力。尤其在当前，美元战略目标明确而敏感，对欧元决战期的战略对策已初现有效，欧元加剧瓦解概率加大。目前欧元面对的问题不是在消化矛盾和压力，而是在消耗实力和积累压力，不对症的救助措施不仅难以救助欧元，还会使欧元的前途更加悲观。然而，由于欧元区并不存在体制与体系的实际风险，成员国各自为政提供的风险屏障使欧元爆发危机的概率极低。此外，美元和欧元虽为对手，但美欧也是经济同盟，在国际金融领域居主导地位，彼此又有深厚的合作基础与战略共识。即便美国击垮欧元，其也会反手救助欧洲经济。

此轮国际金融危机的复杂性与严重性并不仅限于眼前造成的伤害，更严峻的挑战在于对未来风险的掌控与应对能力。特别对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实力虽实现了快速发展，但其金融实力尚不足以对抗国际金融风险，中国和亚洲一些国家爆发危机的风险更大，甚至可能爆发真正意义上的传统金融危机。未来，国际金融市场的竞争与动荡可能引发国际金融体系更大的变动与调整，而美元有望进一步增强其影响力与主导地位。

三、准确定位人民币国际化

人民币自由兑换的战略规划正在紧锣密鼓地实施，其基点仍应为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和进一步健全金融市场。发展实体经济是货币与黄金发挥作用的核心要素。以美国经济为例，美国储备着全球最多的黄金，美元又是全球独一无二的霸权货币，在其经济实现稳健复苏的情况下，美国仍然重视黄金储备与交易。这对于正在推行货币自由化改革的国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人民币在强势美元环境下的走势并非出于自身经济发展需要，更多的是顺应外部要求。美元强弱与人民币升贬并无直接关联，经济信心和市场心理主导的技术调整和策略运用才是关键。

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目前的舆论热点与市场焦点，但在汲取国际经验教训方面有所欠妥。尤其是在当前美元霸权进一步强化时期，中国不应急于设计有针对性的话语与方案，而应从自身实际需求出发，考虑妥善的切入路径与方法。例如，在欧元区域化与美元全球化冲突严重的问题上，欧元面临的不利因素增多、负面压力增大，甚至存在欧元可能消失的前景。中国应认识到，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元全球化的定义与定位明确，美联储推出的货币政策也都旨在推动实现美元全球化的定位，因而欧元区域化是美元所不能接受的。对于人民币而言，其定位是否应以国际化的展开，特别是以海外市场为主，值得我们反思，因为此举不仅不利于中国经济与人民币的发展和保护，甚或可能进一步加剧国际矛盾和货币压力。中国目前定义的人民币国际化与美元实施的全球化是矛盾和对立的，而事实上中国追求的最终货币目标是实现货币自由兑换与货币储备地位的认可，所以没有必要强调人民币国际化，而应具体推进人民币自由兑换路径和国际储备地位，黄金储备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条件与基础。

货币自由化的基本路径应遵循先本土、后海外，先在岸、后离岸，先国内、后国际这一基本流程。当前中国货币自由化流程过度倚重海外，只注意规模和工具方式，忽略了质量、技术和战略设计，市场不足、机制低效、产品单一、技术经验不够等风险正在加大。为此，中国应强化货币自由化进程的设计，加强基础工程要素配置，以中国特色对接国际市场，而非以国际需求引入国内市场。目前，风险防控远比国际需求引进更加重要，黄金储备的实力基础也不容忽略。

作者：谭雅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