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优惠政策分析论文

【摘要】2020年初，新冠肺炎的突然爆发使大量餐饮企业、商户主动或被动暂停营业，人们外出聚餐数量骤降，我国餐饮行业受到巨大冲击。文章首先从营业额大幅减少、成本费用居高不下、现金流紧张和融资贷款困难四个方面分析了餐饮企业受此次疫情影响而面临的财务困境。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金融优惠政策分析论文 (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金融优惠政策分析论文 篇1：

数字金融税收优惠政策博弈分析

摘 要：随着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其小额、快捷、便利的特征加速了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也给予偏远贫困地区一定的金融支持，为普惠金融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对数字金融行业征税，有可能影响到其正外部性的扩散。从政府与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博弈的角度进行分析，得出政府应采用税收优惠政策的结论。通过无谓损失的计算，若不采用税收优惠政策，将增加1.754DWLC和0.157DWLE的无谓损失，社会福利损失大于一般市场。

关键词：数字金融税;博弈;无谓损失;乘数效应

引言

2013年以来，我国数字金融交易规模突飞猛进，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数字金融市场。2017年，互联网活跃用户5.3亿人，网络借贷、网络众筹、数字支付的累计交易额达到70万亿元（中国经济网）。数字金融利用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挖掘数字资产的价值，构筑出资金融通、支付、理财等服务的新型金融业务模式。数字金融为小微企业和乡镇、农村居民的发展发挥了难以替代的作用。

数字金融行业的飞速发展也给税收征管工作带来诸多困境。税务机关征税系统更新速度不及时，导致数字金融很多涉税行为游离于税法的监管之外，出现了税收征管的“真空”。数字金融税收征管真空的出现，破坏了税收公平原则，不利于数字金融和传统金融之间的竞争，不利于金融行业的长久发展。国际对数字金融的说辞主要出现中国，因此以国内参考文献为主。根据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的统计，对于数字金融税收问题的研究，大多使用“互联网金融”的说法，据不完全统计仅有45篇左右。数字金融与互联网金融两者表示的是同一內容，只是说法不同，下文提到的互联网金融问题也是属于数字金融领域。

（一）对数字金融税收博弈进行分析

周琳（2014）从互联网金融税收效应及可行性进行分析，从而提出建立互联网税收体系的建议。缪玲（2016）等考察了税务机关、第三方平台和电子商务商家三方是否合作的博弈分析，认为作为关键节点的第三方平台，需要政府从正面刺激和反面震慑来促成第三方平台的履职。张玲南（2019）等通过互联网金融优惠政策的博弈分析，考察了推行该政策的目的性、适当性、必要性和均衡性。赵惠芳（2006）等分析了附加税在政府和电子商务企业间的博弈行为。

（二）对数字金融税收制度进行分析

马蔡琛（2016）从现行税制结构进行考察，认为所得税制对互联网金融初创企业的负担稍重，且存在重复征税问题。魏琼（2017）等分析了现行税收法律不适应互联网金融的表现，认为征税依据、纳税主体、应纳税额以及税收管辖权均不适应互联网金融税的征收。严卫中（2015）认为，互联网金融税收征管中存在法律制度缺位、征管不力等问题。谢雁翎（2016）认为，互联网金融企业安全技术研发投入大、运营成本高，销售额（营业额）三万元税收优惠力度太小，而且地方上能享受到优惠政策的往往是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交易规模小的互联网金融企业却没有享受到应有的优惠政策。

从上述文献可以看出，这些学者主要从征收数字金融税过程各方主体的博弈行为以及征收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而少有文献考虑政府与企业对税收优惠政策的博弈，研究税收优惠政策和社会福利问题。所以本文在政府与企业博弈的基础上，重点研究税收优惠政策，可能带来的社会福利增加。

一、征收数字金融税的基础分析

（一）数字金融税的对象分析

征税数字金融税，首先要弄清究竟对哪些企业和个人征税。数字金融税的对象一般包括数字金融平台公司和通过平台公司获利的商户和个人。数字金融平台公司包括第三方支付平台、P2P平台、众筹平台等，这些平台公司可以形成大量的隐形收入，如备份金。备份金产生的利息收入是由平台拿到，却没有缴税行为。其次，平台公司由于服务客户基数大，其能提供大量的数字金融服务，如购买基金、投资理财产品、保险产品、发放信用贷款等，可以为客户产生资本利得，这部分对于企业和个人而言，均没有缴税;而在P2P和众筹平台上获利的个人和企业均能获得应有的收益，但是均无缴税;对于应用数字货币进行买卖或者电子支付的个人和企业，数字货币的完全匿名，使得税务机关根据现有技术手段都难以跟踪监管其交易行为和交易所得，税收征管存在巨大漏洞。

（二）征收数字金融税的利弊分析

对数字金融行业征税其好处在于可以提高国家税源，维护税收公平。一个行业在市场内快速发展，创造大量产值，却因为税收征管法律规则以及征管手段跟不上导致大量税收流失，不仅严重摇撼了国家财政的根底，也制约了该行业的未来前景。在其他行业受到税法规制时，税收公平原则要求互联网金融行业同样也应该受到税法规制。因此，对数字金融行业征税，不仅可以提高财政收入，规范行业发展，还可以维护税收公平。

数字金融行业具有准公共属性，对数字金融行业征税，会一定程度地损害其正外部性。我国数字金融行业最大的特点是技术更新快、研发投入大。在蚂蚁金服集团公布的信息中，其研发人员占比超过63%，每年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7%～9%之间，将近50亿～100亿元。如果对数字金融行业全面征税，将侵蚀企业经营利润数字金融商户和消费者群体的销售成本和消费成本。根据罗伯特·巴罗（Barro）的税收平滑理论，征税将影响投资和劳动力生产。创新是数字金融行业最大的投资，对企业而言，政府征税将会影响到企业创新行为，征税降低了企业利润，为了维持原有利润，企业会削减开支，创新作为数字金融行业开支最为庞大的一项，势必受到影响。

同时，数字金融不同于传统正规金融，传统正规金融下中小微企业、贫困个体很难获得贷款，形成难以跨越的“金融排斥”。而数字金融通过平台用户产生的大量数据，使用金融科技对其进行分析，形成“数字资产”，以此作为平台用户的贷款凭证，使他们获得纯信用贷款，引导、实现资源的快速优化配置与再生，使金融贷款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变化也形成了数字金融普惠特性的基础，使得传统金融机构排斥的小微企业和个人获得改变收入川流的机会，为社会资产再配置提供可能。一旦对数字金融征税，降低了数字金融公司和平台商户的利润，是否会导致数字金融平台和商户成本提高，利润降低，从而提高利率，降低其普惠性呢？对部分平台客户来说，数字金融是他们改变收入川流的唯一途径，作为被传统正规金融机构排除在外的人群，他们很难通过正规渠道获取贷款。如果利率上升，提高了他们的创业成本，势必会侵蚀他们的营业利润，增加创业风险，对于利润较低的创业者而言，他们宁愿放弃创业。因此，政府在征收数字金融税时，不仅要考虑税额的大小，还要考虑数字金融带来的外部效应大小。

（三）税收优惠政策的必要性分析

对数字金融企业进行征税，提高了营业成本，降低其营业利润，有可能会影响企业的偿付能力或对投资机会产生负面影响，尤其对科技创新发展要求极高的金融科技初创企业而言，会扼杀其创新能力，反过来会对就业和增长产生连锁反应。

相关数据显示，如果对数字金融企业全面征税，其作为平台公司，在市场上拥有绝对的话语权，有很大可能会转移税收成本，造成二次征税。法国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和Taj律师事务所共同发布的《法国数字服务税影响评估报告》指出，55%的数字服务税将转移到消费者身上，40%转移到网上经营的售卖者身上，而大型科技公司仅承担5%。数字金融企业也属于数字服务范畴，根据该报告进行类推，数字金融企业有很大可能将税收成本转移给平台的使用者，既有可能是商家，也有可能是客户。不管转移给谁，最终都将提高资金使用者的成本。这些通过数字金融获取资金渠道的使用者，大部分是无法满足传统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审核，才转到数字金融渠道，如果数字金融贷款利率大幅提升，对于这些小微企业和个人而言，他们的微薄利润将为平台公司的税收买单。

由此，政府要考虑征收数字金融税，如何才能不减弱数字金融税的普惠性，换句话说，就是如何不加强金融排斥。金融排斥对个人而言，使个人/实体在无法获得融资或信贷的情况下失去发展机会。个人/家庭可能陷入贫困和排斥的循环，转而从放债人那里获得高成本信贷，造成更大的财政压力和难以管理的债务。对社会或国家来说，排斥可能导致产出或福利的总体损失，国家可能无法实现其增长潜力。根据拉弗曲线定律，税收优惠政策如果能够促进创业、提高就业，反而能提高税收额。因此，政府如果既想征税，又想保护行业的发展，可以采取税收优惠政策。但是，税收优惠政策究竟是财政损失或是鼓励金融创新的必要财政支出，需在利益均衡的语境中加以验证。

二、实施数字金融税收优惠政策的博弈分析

在我国，数字金融企业拥有大量的客户群体和交易量，他们可以通过自身战略安排，在一定程度范围内影响甚至改变其所处的外部环境。最典型的当属普惠性，数字金融行业通过不断创新金融科技提高普惠性。当然，平台企业也可以凭借自身的垄断地位获取垄断利润停止创新。政府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自然希望企业不断创新，因此需要在增加税收和鼓励创新中做出博弈。

（一）税收优惠与创新博弈

数字金融具有正外部性以及公共物品特性，当政府决定征收数字金融税后，需要考虑是否对数字金融行业使用税收优惠政策，以保证数字金融企业能持续创新，老百姓能顺利借钱创业。因此，其策略选择为税收优惠和税收不优惠。企业为维持当期利润，可以选择创新和不创新，创新会增加开支，损失部分当期利润，但是有几率获取未来高收益。如果税负过重，将无法维系创新。同时，税收增加借贷人成本，影响创业，带来社会福利损失，政府需要在税收与社会福利中进行考究。

1.企业的博弈选择。企业作为信息接收者，完全知晓政府策略，只需要根据政府决策而调整自身的策略，因此企业关注的只是A+M-C的大小。政府如果选择税收优惠，那么企业可以得到额外收益A，企业必然欣然接受税收优惠政策。如果R-C≤0，意味着企业创新的收益小于发展创新业务所产生的额外费用，那么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可能会使企业亏损，企业因此极大可能不会进行创新;反之，如果A+M-C≥0，企业则有极大动力去进行创新发展。从以上分析中，可以认为企业要做的应当是不断投入技术创新，使数字金融成本更低，不断降低数据的处理成本，提高收益水平;政府要做的应当是努力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保持数字金融行业的向上势头。

2.政府的博弈选择。企业是否创新，政府无法知晓，政府需要做出决策前衡量自身收益大小，根据博弈结果来调整自身策略，同时，企业具备完全信息但不依赖于政府决策。因此，政府的决策和企业决策二者是相互独立的事件。政府分别需要考量的收益有以下四种情况：（1）ab（B-A+S）;（2）（1-a）b（B-S）;（3）a（1-b）（B-A-S）;（4）（1-a）（1-b）B。对以上四种结果进行比较分析：（1）与（2）比较化简得到：如果a>（B-S）/（2B-A）时，政府选择税收不优惠政策;反之，如果a<（B-S）/（2B-A）时，政府有极大动力去选择税收优惠政策。（1）与（4）比较：如果a<（B-bB）/（Bs+B-bA）时，政府选择税收不优惠政策;反之，如果a>（B-bB）/（Bs+B-bA）时，政府有极大动力支持企业发展数字金融业务。（2）与（4）比较：由于（1-a）b（B-S）<0恒成立，（4）的社会效益始终为正，因此政府宁愿什么都不做，不支持企业进行创新。

在假设的前提，政府采取税收优惠政策所产生的外部效益大于政策的税收缺口，即S>A恒成立。因此在在该博弈模型中，政府一定会选择采取税收优惠政策;此时，企业在知晓政策的前提下也一定会选择进行创新。因此，通过对政府提供税收优惠和企业进行金融科技创新博弈分析，可知政府的最优选择是肯定数字金融税收优惠政策，并以法律或经授权法规的形式要求企业公布以减少信息不对称，同时进一步增强税收优惠政策激励的外部效应。

（二）数字金融税收优惠政策的影响机理分析

1.数字金融行业的无谓损失。税收优惠政策如何拟合政策目的，从税收优惠政策效应分析上可以体现对政策目的作用机理。税收优惠政策效应是指因税收优惠政策导致商品或服务价格发生变化，引起纳税人对该商品或服务的需求量的变化，这种变化可从税收引起的无谓损失和乘数效应中体现如图2所示。

为了方便分析，假设税收优惠时的价格为没有税收的价格。没有税收时，价格为PB数量为Q1，消费者和生产者剩余为A+B+C+D+E+F，由于稅收优惠，可以忽略不计。

没有税收优惠时，买者支付的价格从PB上升到PA，卖者得到的价格从PB下降到PA。消费者剩余为A，卖者剩余为B，总剩余面积为A+B+D+F。可见，税收使政府状况变好，买者和卖者状况变差，市场总剩余减少为C+E，C+E合称为哈伯格三角形（Harberger Triangle）。税收扭曲了激励，引起市场资源配置无效率，造成了C+E的无谓损失。

另外，我们再考察供需弹性不同时，对数字金融以无限小的税率征收时的效应。

图3中，税收使供给曲线上移dt个单位，根据前文分析，社会福利损失为三角形DFE，底为dt，高是-dx，dx是消费品数量的变化。社会福利损失根据三角形面积计算得-dxdt/2。其中：

2.无谓损失的乘数效应。根据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中，消费信贷与创业信贷的区别，创业信贷对经济发展有推动作用，而消费信贷没有。数字金融的借贷市场作为小微企业和个人创业的资金来源与一般市场有很大区别。一般市场买卖之后，物品被直接使用，不会对就业、经济产生额外的推动作用。借贷市场的买卖则不一样，借款人如果将钱用于消费，则与一般市场的效益一样;如果借款人将借款用于创业或者投资，不管创业和投资是否成功，这笔钱都将对经济产生额外的效益。数字金融作为传统金融的补充，其客户多半是被传统正规金融排挤在外，无法从传统正规金融获得贷款。他们或者缺少可抵押的资产，或者征信不满足条件，或者银行流水不充分等等。他们只能转向数字金融，数字金融企业根据其在网络中产生的数据痕迹，形成可征信化的“数字资产”，对其评估，进而放款。如果征税使得借贷市场价格上涨，即利率上涨，不仅会提高数字金融企业的成本，也会提高借款人创业的成本，使利润空间进一步缩减。对于利润空间较小的企业家而言，他们则可能放弃这次创业。如果数字金融利率过高，显然会影响到数字金融的普惠性，作为准公共物品，普惠性的缩小会影响到其外部性和规模效应，进而影响到社会经济效应。对于一般市场，消费者的无谓损失为C，借贷市场除了有消费者的无谓损失，还有部分企业家消费者没有进行再创业或者投资的机会损失，对社会经济的推动产生了更大的损失，因此借贷市场消费者的无谓损失为nC。由于企业家借贷属于投资，因此使用投资乘数来计算n。根据周觉等得出的数据，2016全国边际消费倾向为0.43，因此n=1/（1-0.43）=1.754。我国借贷市场的无谓损失为1.754DWLC。

从数字金融行业的牵引性来说，“十四五”规划建议中提到，国有商业银行要适应现实经济生活的变化，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提升金融科技水平，增强金融普惠性。数字金融对中国金融体制变革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牵引作用，加深了中国金融的深度和广度，改变了中国垄断金融背景下的低效率。数字金融行业的高效率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其金融科技的持续创新，通过先进的金融科技，可以提高金融服务效率，降低服务成本，扩宽服务覆盖面，增加顾客的可获得性，可以使更多小微企业能够获得与其消费水平相匹配、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务，享受在传统金融体系下无法得到的金融福利。对于数字金融企业而言，税收压缩了他们的利润，造成了E面积的无谓损失，这部分损失与其他行业一样，均属于企业本身的利润，可供企业自行决定。但是由于金融行业的特殊性，其作为经济发展的资金源泉，企业利润的降低会影响其创新资金的投入，从而影响到金融服务效率的提升。从数字金融的牵引性出发，企业的无谓损失，存在乘数效应，一般企业的无谓损失为E，数字金融行业的无谓损失为mE。根据阿里巴巴的数据，其2018年研发投入占比为9%，居全国第一。因此，m=0.09/（1-0.43）=0.155。如果无谓损失E为企业收入，企业将投入0.09E为研发，获得0.157DWLE的社会经济回报。这部分构成了企业无谓损失的乘数效应。而政府税收也有乘数效应，但是市场效率一般会高于政府，因此政府税收带来的乘数效应会小于市场自发的投资效应，在此就不做考虑。

可见，从税收效率而言，税收优惠政策可以增加1.754DWLC和0.157DWLE社会福利，远大于一般消费市场。税收优惠政策不仅可以对数字金融行业起到良好的监管作用，还能保证其普惠性的扩散，使更多群众能得到正规、高效、便捷的金融服务，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三、数字金融税收管理中的路径选择

通过前述博弈模型的分析，对数字金融税收管理活动中各方行为的治理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构建良好的税收激励机制

政府作为税收制度的设计者，在征税过程中依然会受到多方势力的博弈。政府征税的目标是以整个社会的福利为目标，而不是简单地根据税收多少。数字金融行业作为现代金融的关键一环，为中小微企业家、个体户创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其正外部性不容忽视。政府应充分考虑数字金融企业的垄断地位，一是对上游政策产生的影响，二是对下游商户和消费者产生的影响。政府得考虑数字金融的普惠性，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还得考虑垄断企业追求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策略选择，以及这些对策选择会对整体税制的实施所带来的预期影响。因此，政府应尽可能设计这样一种税制，既能符合纳税人追求其自身利益最大化，又符合政府的利益取向和施政目标，达到近期税收损失与远期产业社会经济发展相平衡。

（二）构建有效的税收相关信息获取机制

对数字金融行业征税，数字金融平台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节点。征税机构与纳税平台、纳税人都属于不对称信息博弈，征税机构对纳税平台、纳税人行为和策略选择行为的了解和掌握通常是不全面的。但是数字金融平台却掌握了大部分的信息，包括自身交易行为信息和平台商户、用户的交易行为信息，成了决策的关键点，对上游征税机构和下游商户、用户均能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建立一种与数字金融平台有效合作的信息获取机制，全面推进税务机关与工商、银行等部门的信息共享制度，以尽量打破信息壁垒，缩小信息不对称的范围，使得税收制度的设计与调整尽可能在信息完备的情况下进行。

（三）规范征纳各方行为

1.征税机构征税行为的规范选择。首先，强化税前综合考虑，加大征税意见征求范围。由于数字金融行业的特殊性，一是平台企业的垄断地位，二是数字金融行业的普惠性，因此对征税行为进行综合考虑，研究各方利益体的策略选择是否符合政府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加大税前考究，充分调研，使征税不仅能做到良性监管，也能促进行业健康发展。其次，制定合理的税率，降低税收抑制作用。对企业征税，若税率过高，则会导致企业自主创新积极性削弱，不利于自主创新环境和市场的形成发展;若完全免税，那么对企业将起不到一定的约束和监管作用。合理的税率安排能够促进企业创新，对数字金融平台的稅率安排，应考虑其创新正外部性的社会影响。同时政府可以与企业合作，实施税收电子稽查，以降低征税成本，提高社会整体福利。最后，规范税收征管，对纳税人实行分类管理。我国进行的历次税制改革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在数字金融行业的征税存在系统性、协调性、适应性和可操作性上“先天不足”。因此应完善税制，建立健全税收征管法规，创新税收征管方式、科学的征管方法，结合数字平台征管税收模式使纳税更便捷。并可考虑根据纳税人以往的纳税记录，将其进行分类管理。

2.构建纳税人的行为规范意识。首先，明确税收优惠的作用。税收优惠对数字金融行业而言是一种租税特权，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税收公平原则。企业须知，之所以给予税收优惠，是肯定数字金融作为新兴产业对经济持续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企业需要对政府优惠政策进行反思，国家的发展依靠企业发展，而企业的发展亦需国家助力。税收优惠带来的收益，应尽可能地通过企业行为回馈社会。其次，加强数字金融企业对税收优惠的回馈，提高创新投入。数字金融作为我国經济的重要支撑，政府无疑应继续保有税收支持的态度，同时也可以明确告知企业创新与税收优惠的关联性，从而提高企业创新投入。数字金融企业的创新水平，不仅可以提高其自身的盈利水平，也可以很大程度上提高整体社会的福利水平。金融科技的进步可以从两方面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一是金融科技可以显著降低金融企业的服务成本，提高服务便利性，提高客户的触达率;二是金融科技带来的普惠性使很多原来“零征信”“弱征信”的群体开始享受到高效率、低利率的贷款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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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谢雁翎，骆建升.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税收对策[J].税务研究，2016，（2）.

Key words：digital finance tax;play a game;unnecessary loss;multiplier effect

作者：肖帆 向伟

金融优惠政策分析论文 篇2：

新冠疫情下我国餐饮企业的财务困境研究

【摘 要】 2020年初，新冠肺炎的突然爆发使大量餐饮企业、商户主动或被动暂停营业，人们外出聚餐数量骤降，我国餐饮行业受到巨大冲击。文章首先从营业额大幅减少、成本费用居高不下、现金流紧张和融资贷款困难四个方面分析了餐饮企业受此次疫情影响而面临的财务困境。然后提出餐饮企业对内要加快转型升级、增强内部管理，可以采用积极发展线上业务、做好社群营销推广、注重食品安全、推动放心餐厅、强化资金管理等措施;对外要充分用好、用足国家出台的各类财政、金融优惠政策，缓解资金压力，探索更多融资途径。餐饮企业要内外结合，进一步提高在逆境中生存的能力，妥善应对新冠疫情这一黑天鹅事件，成为拉动我国内需、带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关键词】 新冠疫情; 餐饮企业; 财务困境

一、引言

民以食为天，在我国各类消费行业中，餐饮业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日渐成为拉动我国消费需求增长的重要力量。从2015年开始，我国餐饮业开始进入高速发展阶段，收入从32 310亿元增长到2019年的46 721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从10.74%上升至11.35%，拉動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个百分点、对其增长贡献率达到13.1%[1]。同时，作为劳动密集型服务产业，餐饮业在吸纳就业、增加税收、带动农业发展等方面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我国经济增长做出了突出贡献。

餐饮业本身属于民生行业，受季节性和外界环境的影响较强，每年第一季度往往是我国餐饮企业传统销售旺季，因为其中包括我国一年之中最重要的节假日——元旦、春节、元宵节等，仅春节7天黄金周的收入就高达全年收入的五分之一左右。然而2020年春节前后，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人们的正常生活，餐饮业作为拉动消费增长的第一动力，遭受到了巨大冲击。疫情期间，各省纷纷启动公共事件一级响应，各地政府为了避免疫情扩散，也先后出台了禁止餐饮店铺营业的紧急通知。一时间我国所有餐饮企业面临着客源大幅下滑、资金短缺的巨大挑战。近日，虽然各地餐饮企业开始逐步复工，但整体形势不容乐观，人们仍然存在着较大的聚集性消费心理障碍。对于餐饮这类对现金流要求较高的企业，深入探索如何应对类似的黑天鹅事件，克服经营风险和面临的财务困境尤为重要。

二、疫情期间我国餐饮企业面临的财务困境

自2020年1月25日起，受新冠疫情影响，全国各地的高档饭店、大型连锁餐厅和中小型大排档、小吃店、烧烤摊纷纷歇业，短时间内餐饮企业大规模陷入财务困境，惨状显而易见。营业额大幅减少、成本居高不下、现金流紧张和融资贷款困难四个方面的困境给餐饮企业带来了巨大压力。

（一）营业额大幅下降

春节前后是我国餐饮业的传统消费旺季，然而从2020年1月中下旬开始，随着新冠疫情逐渐为外界知晓，餐饮退订率不断攀升。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的消息发布后，各地政府为避免因聚餐而产生的交叉感染，开始陆续下达关于餐饮停业的通知。受疫情影响，当前全国相当一部分餐厅处于停摆状态，餐饮企业本来就面临“三高一低”（房租高、人力成本高、原材料成本高、毛利低）的经营压力，目前更是雪上加霜。当前整个餐饮行业营收直线下降，1月25日日均营收较2019年同比下降了80%以上，最低点在2月5日营收同比下降超过了95%。据中国烹饪协会预估，与2019春节同期相比，接近九成的餐饮企业营业收入损失高达90%以上，仅有不到5%的餐饮企业营收损失在70%以下[2]。据恒大研究院数据显示，仅在春节7天内，新冠疫情就已经对餐饮业造成了大约5 000亿元的零售额损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1—2月份，餐饮收入4 194亿元，同比下降43.1%。

（二）成本费用居高不下

疫情的突发使得餐饮企业收入大幅下降，但成本费用依然要支出。根据中国烹饪协会的数据统计，疫情期间平均每家受访餐饮企业所要承担的成本费用水平如表1所示。

首先，储备物资过期的损失。春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大多数国人会选择在春节期间聚餐，因此为应对这一特定节日，一般餐饮企业会囤积平常3至5倍的食材量。由于疫情的突然爆发，聚餐人数骤减，大多数餐饮企业就会面临储备食材过期的问题，而这些过期食材将是一大笔损失。对于一般中小微型快餐、小吃类餐饮企业，这部分损失相对较小，但对于食材新鲜程度要求高的生鲜类餐饮企业、限额以上餐饮企业①和连锁类餐饮企业，损失则较为惨重。

其次，企业需承担房租、人工成本等固定支出。疫情期间，即使是关闭门店的餐饮企业，仍然要承担相应的固定支出，比如房租和人工成本等。除此之外，部分保持门店正常运营的企业，为了稳定员工，保证企业后续正常运营，还会给予员工发放基本工资、缴纳社保及一定的疫情补贴。

最后，疫情防治物资采购成本也不容忽视。疫情发生后，防治物资陷入缺乏的困境中，不少餐饮企业不遗余力地调集资源，购买大量防护用品，包括口罩、体温计、手套、消毒用品等;有的企业还为餐桌定制隔离板，努力满足复工要求，在保障员工安全的同时，为消费者提供安全的餐饮服务。此外，有条件有能力的餐饮企业还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为武汉等疫情严重区域支援物资，这些均使得企业防治物资采购成本不断攀升。

（三）现金流短缺

根据餐饮企业的经营惯例，春节前会有大量现金流出，一方面用于年底员工的工资奖金，另一方面用于假期中食材的囤积和储备。作为一个对现金流依赖较强的行业，“三个月”就是大部分餐饮企业出现资金链断裂的最长期限，而疫情使得其营收直线下降，若短期内得不到控制，将可能导致其陷入现金流短缺的危机，无法支付货款、房租、工资等必要支出。

根据美团研究院在2020年2月初对3.2万餐饮商户进行的调查显示，超过90%的餐饮企业已经陷入资金短缺困境。其中，明确表示现金流已经周转不开、面临关店的企业占调查总企业数的比例超过25%，另外37%的企业表示目前现金流周转非常困难，最多维持两个月，仅有大约20%的企业表示现金流周转只是比较紧张，但也最多维持四个月左右。为了缓解资金压力，已经有企业提出裁员、关店等措施。除此之外，调查结果还显示，大型餐饮连锁店因为食材储备较多、员工多、房租高等压力，受到的打击较个体店更为严重。以国内知名连锁品牌西贝莜面村为例，截至2020年2月1日，其在全国的367家连锁门店中已有127家门店直接关闭，195家门店只在线上通过外卖营业，而现实是西贝一个月的人工工资成本高达1.56亿元，在只有线上业务的现金流入情况下，其现金流最多能维持3个月的周转。

（四）融资贷款困难

为了缓解现金流紧张，防止资金链的断裂，企业一般首先想到的就是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贷款。但我国餐饮业的现状是：虽然市场规模巨大，但行业分散度极高，限额以上餐饮企业2019年的营业收入合计9 445亿元，占餐饮总收入的20%左右，中小微型餐饮企业所占比重达到80%，路边小店更是占据了我国餐饮行业的绝大部分版图。对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而言，发放贷款往往需要企业提供足够的抵押或担保，但这恰恰是大量餐饮企业所不具备的，餐饮企业往往都是轻资产类服务业，企业内部的固定资产价值低且少，原材料、存货等动产极易损耗，即便是大型连锁餐饮企业符合要求的抵（质）押品都不多。因此，正常情况下餐饮企业想从金融机构获得贷款具有很大的难度。面对突发疫情，餐饮企业能借到钱的其他渠道并不多，发行股票、发行债券等直接融资则更为困难，如果政府没有相关政策缓解融资难的问题，就会使得原本就紧张的现金流，随时面临断裂的危险。

三、疫情危机下我国餐饮企业的应对策略

目前国内疫情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海外疫情的大规模爆发说明本次疫情将可能是场持久战，人们对疫情的恐惧心理及各地防止疫情复发的政策、宣传等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会影响人们的聚集性消费，餐饮业距离回归常态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在疫情完全结束之前，餐饮企业不能被动等待，对内要开源节流，转变传统经营思路、加快转型升级，积极开展自救，对外要充分利用各级政府部门、金融机构等出台的优惠政策，尽最大努力让企业存活下来，实现“剩”者为王。

（一）加快转型升级，增强内部管理

1.优化餐饮企业资源配置，积极发展线上业务

疫情期间，由于多地禁止堂食，一部分小微餐饮企业直接暂停营业，剩下在营业的餐饮企业均将“救命稻草”转向线上业务，外卖业务的服务价值凸显，超过60%的餐饮企业商户称其营业收入的50%以上来源于外卖，甚至有些商户外卖占比超过70%。为推动全民抗疫，相关外卖平台也推出了优惠政策，2020年1月底阿里本地生活服务平台率先做出了“五个决定”，包括减免佣金、年费延期、金融支持、商家外卖服务急速上线和赠送保险，为平台上的商家提供最高30万元的特殊保障金。

各餐饮企业，尤其是中小餐饮企业，应重新配置资源、转变业务模式，充分利用外卖平台开展线上业务。具体做法为：其一，开发自媒体外卖小程序，建立与消费者的直接联系，拓宽自身的销售渠道，开展多元化线上营销，培养企业的忠实客户;其二，特殊时期，适当对原有菜单进行调整，停售复杂菜品、设计合理包装，转向更易配送，更适合外卖的菜品;其三，对原先的人力资源进行分配，将原本的堂食工作人员如点单员、服务员尽量调整到后厨或外卖服务中，提升外卖效率，在午餐、晚餐高峰期增加外卖订单，增强自有外送能力，降低对外卖平台的依靠。通过这些方法，尽可能将损失的线下营业额从线上补回来。

2.做好社群营销推广，迎接疫情后的报复性消费

根据2003年非典疫情的经验来看，突发疫情一方面在短时间内确实打击了餐饮业的发展，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疫情过后人们将恢复正常的生活节奏，还是愿意去社交、去体验线下消费及服务。对于餐飲行业来说，在疫情得到稳定控制过后的几个月，必定会迎来一波报复性消费。为了维护客户的忠诚度和增加客户粘性，在疫情期间餐饮企业应该开拓营销新思路，增强客户粘性和忠诚度。在如今网络发达、自媒体充分的时代，企业可以充分利用丰富的传播渠道，构建社群营销平台，增强和会员、客户的互动和交流。社群流量成本低、来源容易、易于大规模地复制和裂变，让顾客形成小程序消费习惯，待疫情结束后客户的转化率和成交率也会随之提高。除此之外，为了保护消费者和员工，同时也为了保障企业恢复营业后不会再次关门，防护工作一定要做到位，比如消毒用品、口罩、测温计的准备，又比如顾客在排队过程中，采取保障其安全的隔离措施，使得顾客放心就餐。

3.加快传统餐饮企业升级转型，推动放心餐厅的发展

疫情对餐饮业带来的影响虽有负面的，但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餐饮企业管理方式的提升。在此之前，我国餐饮企业表现出行业进入壁垒低、规模较小等特点，疫情过后，餐饮行业或将进行重新洗牌，因此餐饮企业应加快自身转型升级。餐饮企业可启动零售新模式——线上线下销售食材、出售半成品等，最大限度减轻库存堆积压力，创造更多收入。餐饮企业应重新审视供应链体系的搭建，推进在成品、半成品、零售品等渠道的升级，带动上下游产业链的整体发展。对于从不考虑线上销售、社群推广、直播甚至微商的餐饮企业来说，此次疫情的影响势必会加快其开发拓展线上业务，创新盈利模式，加快传统餐饮企业的升级转型。

新冠肺炎的爆发对餐饮业发展的影响绝不仅仅是表面的经济损失数据，而是在食品安全卫生领域对人们餐饮观念、习惯和行为方式产生的长远影响。消费者会对食品安全和卫生问题更加提高警惕，讲究食材的可追溯性、安全性、品牌化等特性，消费者所提出的要求将成为新一轮餐饮生存和竞争的重点，餐饮业也将朝着更加规范化、标准化、抗风险能力升级的方向发展。在坚守食品安全底线的基础上，各餐饮企业一方面应深刻考虑如何计划未来发展战略，聚焦客户人性化的需求;另一方面需不断强化自身品牌，提升优质的服务价值，取得消费者的信任，做顾客放心的餐厅，从而在下一轮竞争中脱颖而出。

4.制定资金管理措施，加强对现金流的监控

无论是大型连锁还是中小规模餐饮企业都需要根据自身现金流情况制定相应的营运资金管理措施，疫情期间要制定更为细化的现金流计划。首先，谨慎预测每日的收支，可由原来的季度预算细化到月预算，甚至可具体到每周的预算;其次，在不破坏与供应商合作关系的前提下，为自身争取更多的付款优惠和更长的付款时间，并且尽力缩短食材运输的时间、稳定或降低食材采购的成本、保证食材的新鲜和安全;最后，财务部门在做现金流预算时，不仅要关注数据本身，还要更多地反思和发现数据背后存在的问题，帮助餐饮企业保持优势、扭转劣势，寻找提升空间[3]。

（二）充分利用外部优惠政策，缓解资金压力

1.加强沟通合作，减免商铺租金

各地为支持餐饮企业恢复、减轻餐饮企业负担，出台了一系列成本费用减免措施。例如，上海市在2020年2月7日发布了《关于上海市全力防控疫情支持服务企业平稳健康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通知中明确指出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承租国有企业的经营性房地产的中小企业均免收2月和3月的房租。继上海之后，全国多省纷纷效仿，鼓励支持本地国有企业和承租方协商，尽可能让利给中小企业，并且鼓励大型商务楼、商场等各类运营主体为承租户减免租金或延缓缴纳，同时给予主动为中小餐饮企业减免延期租金的出租房适当奖励和补贴，这些举措无疑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餐饮企业的资金困境和财务成本。截至2020年2月4日，全国已有超1 000家购物中心、百货大楼（如万达集团）主动减、免租金，助力餐饮企业抗击疫情。即便一些小微餐饮企业租用的是私人投资店铺，都可尽量与业主进行沟通，在疫情当前全国人民上下齐心，也会适当得到一定的费用减免。

2.关注税收政策，减轻餐饮企业税负

为全面减轻餐饮企业的税负压力，从2020年2月6日起财政部出台了一系列面向个人和企业的财税减免政策，尤其是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四类行业：交通运输、住宿、餐饮和旅游行业企业，如减免所得税、延长亏损结转时间、免征增值税等。对于小微餐饮企业来说，只要月销售额未超过10万元，一个季度销售额不超过30万元的，均予以增值税免征的优惠。各餐饮企业可以在2020年度汇算清缴时，通过提交《适用延长亏损结转年限政策声明》，填写真实准确信息，按规定享受相关优惠政策。因此，餐饮企业要积极了解当地政府出台的税收优惠政策，按照程序办理，缓解税费压力、减少现金支出。

3.利用稳岗支持政策，缓解人工成本压力

2020年2月18日，国务院决定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保费和实施企业缓缴住房公积金政策，以此来稳定企业、促进就业。如大型餐饮企业从2月—4月均可享受减半征收养老、失业和工伤保险三项费用，对小微企业从2月—6月均可享受免征上述三项费用，同时6月底前，企業可申请缓缴住房公积金，在此期间对职工因受疫情影响未能正常还款的公积金贷款，不作逾期处理等。各省也纷纷出台稳岗返还失业保险费总额50%的政策，上海、广东、山东、内蒙古、江苏等多地为切实减轻疫情对企业的生产、经营的影响，经审核确认无裁员的企业，相关社保部门会返还单位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总额的50%。餐饮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吸纳就业人口多，人工成本属于刚性支出，政府的这些举措一方面能起到“稳就业”的目的，另一方面也缓解了餐饮企业的现金支出压力。

4.加强与金融机构对接，探索更多融资途径

餐饮业轻资产的性质决定其一直面临着融资困难的问题，在疫情的特殊时期，其营业收入直线下降，对于债务的偿还背负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必须充分利用政策支持，加强与金融机构的对接，争取通过沟通协商及申请，获得贷款展期或续贷甚至更多的资金支持，从而渡过难关。目前，为推动餐饮企业疫情防控工作和支持其有序复工，人民银行、各地政府部门、金融机构相继出台了许多金融优惠政策，如发放专项贷款、优惠利率信贷、财政贴息、延期还本付息等，银行、保险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金融机构也推出了一系列差异化金融创新产品，如供应链金融、商业保理、保险理赔绿色通道、应收账款抵质押等融资方式。同时，对大、中型餐饮企业来说，不妨寻求风险投资等股权资本进入，从而获得更稳定的资金支持，有能力的餐饮企业还可乘机打通上下游产业链，完成企业的并购和整合，变危为机。

【参考文献】

[1] 艾媒网.中国餐饮行业大数据监测与商业新模式研究报告[R].2019.

[2] 中国烹饪协会.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餐饮业影响报告[R].2020.

[3] 夏秀芳，迟健心.企业财务困境预警研究综述[J].会计之友，2018（13）：2-6.

作者：余丽霞 刘逸 李雨函

金融优惠政策分析论文 篇3：

“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下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风险防范研究

摘要：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是落实“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举措，对于推动国际产能合作以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来看，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设稳步推进，但是由于各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存在明显的差异，因此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在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存在一些问题和风险。基于此背景，文章通过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发展的现状、特点及其问题和风险进行分析，提出了防范风险的实践性建议。

关键词：“一带一路”战略；境外经贸合作区；风险防范；互利共赢；命运共同体

一、 引言

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OETCZ）是指在我国境内注册的拥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资企业在我国境外国家出资建设的核心产业明确、基础设施完备、且拥有比较明显的集聚效应功能以及辐射效应功能的产业园区，简称合作区或者园区。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是本国企业实现“走出去”“抱团取暖”、分享国际价值链的重要平台，尤其是2013年“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后，国家更加鼓励建设跨境经济合作区、境外经贸合作区等类型的产业园区，以产业园区的形式促进双方国家相关产业的集群发展，实现互利共赢。因此，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目前已经成为“一带一路”战略实践的重要承接点与合作平台，对其进行风险防范分析对我国“一带一路”战略具有重要的意义。

文章选择商务部和财政部批准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进行研究，分析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发展的现状和特点以及所面临的风险，有针对性的提出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在建设和发展过程中防范风险的若干实践性政策建议。

二、 “一带一路”沿线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发展情况和特征

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是商务部于2006年开始筹划建设的，同年，中国的海尔集团与巴基斯坦的鲁巴集团共同投资建立了海尔-鲁巴境外经贸合作区，海尔-鲁巴经济区的揭牌标志着我国第一个境外经贸合作区诞生。经过11年的发展建设，迄今为止，商务部批准的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园区共有20个，其中有17个园区位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主要基于东道国的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情况，结合我国产业的主要特点实现两国资源的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目前来看，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设和发展态势良好，产业聚集效应和辐射效应已经开始显现，引领我国企业“走出去”，分享全球价值的带动作用越来越强。园区的区位分布与产业分布如表1所示，主要特征有：

1. 从投资区位来看，“一带一路”沿线的园区主要位于东南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老挝、柬埔寨）、中亚（吉尔吉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非洲（埃及）和欧洲（俄罗斯、匈牙利）的最不发达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普遍劳动力过剩，所以劳动力价格低廉，同时拥有富足的自然资源，与我国存在地缘关系且经贸关系良好，除此之外，这些国家看到了我国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成长和人民生活水准的提高，希望创立境外经贸合作区促进两国的资源整合，实现双方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2. 从投资主体来看，“一带一路”沿线的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具有明显的“企业牵头+政府推动”的特点。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設主体企业主要为大型国有企业、实力较强的跨国企业或者多家大型企业合资设立新的投资公司，例如海尔集团、红豆集团、前江投资有限管理公司等，这些国内企业拥有雄厚的资金，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管理能力，同时加上国家与当地政府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确定的政策扶持，为中国企业抱团出海、规避风险以及东道国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

3. 从主导产业来看，“一带一路”沿线的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在考虑到我国产能的特点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当地的要素禀赋，主要投资当地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具体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主要是依靠当地的低廉劳动力成本的传统加工制造业，例如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发展的纺织业、轻工家电等行业；第二类主要是依靠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的资源开发利用等产业，例如中国印尼综合产业园区青山园依靠其丰富的镍铁资源发展镍铁冶炼产业，俄罗斯龙跃林业经贸合作区利用其丰富的林业资源发展林业采伐、深加工等产业；第三类主要是发展现代服务业，例如匈牙利中欧商贸物流区。

三、 “一带一路”沿线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发展面对的风险

“一带一路”沿线的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已成为促进中国对外投资的新模式，对双边投资和双边贸易都有深远的影响，但是由于各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存在差异性，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发展也面临着一些风险，主要有：

1. 国家层面风险。“一带一路”沿线的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及其投资企业从宏观层面来讲面临着国家层面的风险和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政治风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一些地区和国家因宗教信仰、民族种族不同，政治环境复杂，如巴基斯坦每十年左右就会发生一次军事政变，这些国家内部的不同利益集团冲突容易引发政局动荡，甚至是发生恐怖袭击，对我国投资企业产生极其不利的负面影响，甚至危害企业员工的生命安全。第二，政府官员腐败风险，根据世界正义工程2018年1月发表《2017-2018法治指数》报告，对全球113个国家的腐败程度、政府监督执法等8项指标进行排名显示柬埔寨为世界上腐败程度最为严重的国家，除此之外，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家腐败程度也较为严重，这容易导致企业在当地办事效率低下，增加企业的寻租成本。

2. 园区层面风险。从中观角度来看，园区层面面对的风险有：第一，园区的法律主体地位不明确问题，双方国家并没有给予园区明确的法律主体地位，这容易造成园区的管理权限不足，管理协调失位的现象，尤其是当地出现罢工的情况，企业必须独挡一面，管理方很难协调。第二，园区缺乏标准的国际化专业技术人才和拥有管理才能的综合性人才，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与国内的管委会在运营上存在巨大的差异，主要表现在缺乏专业的国际化管理和技术人才，导致园区的粗放型管理，除此之外，在涉及到园区的产业规划、当地的劳工政策、土地使用、资金借贷等方面，缺乏专业人才容易造成与当地管理部门沟通不畅、效率不高，影响园区及其企业的正常经营。

3. 企业层面风险。从微观角度来看，企业层面面临的风险有：第一，企业在境外融资难问题凸显，产生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我国现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金融优惠政策并不能在境外使用，商业银行对“走出去”的企业一般实行“周期短、利率高”的贷款操作模式，同时，境外金融机构在境外对中资企业的贷款有一定的限制，造成企业在境外筹资难，筹资代价高。第二，企业人力成本上升风险，产生这一问题的根源一方面在于两国社会文化存在较大差异，企业需要高薪聘用了解两国文化的专业化人才，另一方面，随着各国在东道国投资加大，对当地的劳动力需求增加，相应的工资必然增加，“廉价劳动力”的时代也将终结，增加企业的人力成本。第三，企业面临的外汇风险，产生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一方面从境外来看有一些国家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为了促进本国出口的增加，当局可以实行对汇率进行贬值，中国投资者将面对汇率风险；另一方面从国内来看，我国仍然对外汇进行管制，造成很多企业因缺乏外汇导致境外商机的稍纵即逝，不利于中小企业顺利“走出去”。

4. 西方社会舆论风险。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不断增长，综合国力也不断提升，随着我国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影响力和感染力的逐步加强，西方国家和社会的“中国威胁论”就越发严重，表现在“一带一路”沿线的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则是以“赞比亚”现象为基础的资源掠夺论、以“新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为基础的国家安全威胁论。这一思想主要源自于以旧结构经济学为主的经济学家强调全球经济是以工业化社会为主的中心国家和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外围国家组成的体系，强调跨国资本对不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攫取和控制。西方社会的不良舆论很容易引起东道国的误解，影响两国的贸易关系，给投资于当地的企业造成实质性的影响。

四、 防范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风险的政策建议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发展和“一带一路”的建设相辅相成，具有非常的战略意义，基于对其风险的分析，得出在未来园区的发展中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 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发展要以“一带一路”战略“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为原则。中国一贯主张的是推进新型全球治理观、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非西方舆论社会所说的“新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在理论上，根据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外商投资是有利于发展中及其最不发达国家建设的，因为它的目标投资方向往往是与这些国家比较优势相一致的产业，在市场机制为基础，政府促进的情况下，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帮助东道国摆脱贫困奔向富裕，有利于降低投资国的企业运营成本，即对双方国家都有利。在实践中，园区的建设要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基本原则，重视不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利益，这就要求两国在发展园区的过程中推动双方的发展战略对接，在巩固传统经贸合作范围的根本上扩大非传统经济互助和战略性范围合作，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提高其人民生活水平、改善自然环境、担当起必要的社会责任和义务，与此同时，双方国家要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增进了解、增强共识、提升互信，积极对抗负面舆论，最终实现双方的互惠共赢、共同发展。

2. 加强金融领域的合作。按照传统的金融观点，可以将金融结构和国家组成为银行核心型金融发达国家、银行核心型金融欠发达国家、市场（证券）核心型金融发达国家和市场（证券）核心型欠发达国家四类，差异化的金融结构将影响一国的经济成长。“一带一路”沿线的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所在国家大部分属于银行主导型金融欠发达国家，在这些国家，小规模的区域性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服务具有重要作用，所以两国要促进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发展，需要进一步发挥政策性银行、开发性银行的先导作用，与此同时中国可以拓展在这些国家的银行境外分支机构，创建政策优惠条件，降低企业筹资成本，从而降低企业总体运营成本。

3. 打造标准化、国际化的高端人才队伍。园区的发展需要懂得两个国家文化及其专业业务的跨国性质的复合型人才，在短期内来看需要加强人才引进力度，吸引两国优秀的人才投入到园区和企业的建设和管理中，同时制定切之可行的人才交替制度，为园区提供可靠的人才后备力量；在长期需要双方国家政府制定“一带一路”人才培养体制，加强国家间的人才交流机制，为双方国家培养具有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的复合型跨国人才。

4. 强化风险防范，确保我国和沿线国家经济安全。“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降低了“东出东进”的风险，突破了PPP围堵，提高了我国经济安全的程度。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承接点，在发展过程中面临众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所以要做到第一，建立风险评估机制：在园区的建设和企业的进入两方面都要有完善的风险自评和风险防范机制，避免盲目跟风，使用第三方评估机构做好项目可行性和风险预防分析。第二，充分利用政府间的沟通机制，在税收、财政、金融、基础设施等方面给予园区合适的优惠政策，同时双方政府应对园区进行长期规划，构建完整的产业链，促进产业多元化发展。围绕关键性的产业，发展上游和下游相关产业及其配套设施，形成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发挥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这样不仅有利于我国企业在境外市场上抵御风险，而且有利于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和单一产业风险。第三，为了防范汇率风险，可以在双边投资和双边贸易中使用人民币作为双边结算货币或者两国沟通建立起汇率协调机制，抵消汇率的变动双方带来的不确定，确保我国和沿线国家的经济安全。

参考文献：

[1] 张述存.“一带一路”战略下优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布局的思路与对策[J].管理世界，2017，（4）：1-9.

[2] 李锋.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风险：现状、成因与对策[J].现代管理科学，2016，（3）：58-60.

[3]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4] 秦亞青，魏玲.新型全球治理观与“一带一路”合作实践[J].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8，（2）：1-14.

[5] 叶卫平.论“一带一路”构想对当前国内外经济安全的意义[J].青海社会科学，2015，（6）：7-11.

[6] 张远鹏.“一带一路”与以我为主的新型全球价值链构建[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7，（6）：39-53.

重点项目：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博士生资助计划成果。

作者简介：郭百红（1986-），女，汉族，黑龙江省海伦市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带一路”、经济全球化。

收稿日期：2018-05-14。

作者：郭百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