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际分工的演进导致贸易比较优势出现新的变化，贸易模式也更加复杂。在国际贸易新格局下，贸易平衡表现为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互补下的总体平衡。随着国际分工的日趋深入，贸易失衡也将主要表现为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之间的结构性失衡。这与两者自由化进程的不对称密切相关。国际分工与贸易的新视野对于理解贸易平衡、解决贸易失衡具有启发意义。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商品贸易与服务贸易论文 (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两岸商品贸易与服务贸易的未来方向
海峡两岸在2010年6月签署了划时代的“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协议包含16个条文和5个附件，完整架构了“两岸经济协议”的内容。在ECFA第四章“早收计划”中，将“服务贸易早期收获”纳入其中，凸显了两岸经济合作求新求变的积极态度。
在“早期收获”清单中，大陆共提供台湾539项货品免关税的待遇，占台湾对大陆出口值的16.14%;其中包含石化产品88项、运输工具50项、机械产品107项、纺织产品136项、其他产品140项，以及农产品18项;服务贸易11项，包括银行1项、证券期货1项、保险1项、非金融业8项。而台湾则相对提供了大陆267项货品免关税，占大陆对台湾出口值的10.53%，包括石化产品42项、运输工具17项、机械产品69项、纺织产品22项、其他产品117项，以及服务贸易9项(1项为金融业)。
货品贸易早收部分已经从2011年元旦开始，以两年三期完成降税。在服务贸易方面，两岸分别在去年10月底和11月初实施了第一阶段五项服务业的开放，今年元旦起全面实施。“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简称“经合会”)也依据架构协议在今年1月由双方宣布成立，并在2月举行第一次例会，成立T6个工作小组(货品贸易、服务贸易、投资、争端解决、产业合作、海关合作)。依据双方海关统计，今年1—2月大陆自台湾进口总额为182.8亿美元，较去年同期成长20.2%;其中大陆给予台湾早期收获清单内货品之进口额为29.9亿美元，较去年同期成长28.5%。同期间，台湾自大陆进口总额为61.8亿美元，较去年同期成长31.8%;其中台湾给予大陆早期收获清单货品之进口额为7.1亿美元，较去年同期成长45.2%。
在后续四项协议的谘商方面，依照ECFA架构协议规定，货品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及争端解决等四项协议于今年3月12日以前展开协商。其中的投资保障协定已在去年由两会安排展开磋商，进行了数次的业务沟通，将列为第七次江陈会的优先议题，双方将继续积极推动以便早日签署。至于后续的“货品贸易协议”和“服务贸易协议”，由于没有被列入“早收计划”的仍占大多数，未来的谘商可能会面临不少的困难状况。为使未来的谘商较为顺利，文本谨提供几个看法，让海峡两岸在正式谘商之前拥有适当的心态，以免被错误认知所误导、坚持己见致旷日废时，影响两岸合作及双方社会之利益：
双方品开放的幅度越大越好
以经济的眼光来看，两岸列入开放、免除关税的货品越多越好。首先，以台湾而言，台湾是一个“小型开放经济”，依照国际贸易理论完全免除关税是最好的贸易政策。这也是为何香港和新加坡两个小型开放经济基本上都不课征关税的原因，因为只要一课征关税，就会让关税反映在经济体内部价格的上升，造成消费量减少、无效率生产增加的双重“无效率”，减少经济体的社会福利。
反过来看大陆，大陆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对许多产品的进口量大，依照国际贸易“最适关税”理论，对某些产品似乎有课征“最适关税”的空间;但事实上大陆还是一个中度发展的经济，其能够生产的多数产品其他国家和地区也能够提供，因此如果是“中间产品”和“原材料”，课征关税的结果还是会让下游厂商的生产成本提高，削弱了国际竞争力;而如果是“制成品”，则课征关税还是会转嫁到大陆的消费者，造成无效率生产提高、消费量下降和社会福利水准降低的后果。
因此，无论是台湾或是大陆，都应该尽快完成“货品贸易协议”的签署，免除关税、拉低价格来造福两地的下游业者和消费者。若无法达成此项目标，就会以社会福利的降低来维护部分厂商的利益，是不智的行为。
消费者福利的重要性不低于生产者
海峡两岸在进行“早收计划”谘商时，每每以己方“内部厂商”的竞争能力高低来作为是否列入免除关税的考虑，完全不谈己方“消费者”能够从免除关税所获得的利益来考虑，这对双方的消费者都是不公平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能只想到厂商。虽然厂商也需要政府的照顾，但政府追求的终极目标是全体人民的福利，厂商的生存发展只是手段，根本目的是要提高全民的福利。许多官员无法体认政府存在的目的，一心认为厂商能够快速成长最好;这种态度经常要付出极大的代价，而且也不是协助厂商发展的最佳手段。特别是在海峡两岸的“所得分配”都显示出恶化的此时此刻，以关税免除来降低境内产品的价格，一方面可以消除物价上涨的部分压力，让庶民百姓享受经济成长的利益;另一方面可以不让经济成长的利益全归诸于拥有企业的“资本家”，有助于经济成长后的“利益分配”。
双方都可以“得利”
两岸在ECFA早收谈判中曾经为了工具机等几个品项是否要列入早收清单而陷入僵局，到最后被列入之后双方都可以接受。
在双方都降税的情况下，不应只考虑了部分的上游厂商，而忽略了下游厂商和消费者的观点。试想，如果台湾和大陆同意对一百种贸易商品相互免除关税，而大陆额外对另一百项商品给予台湾免关税时，大陆人民或其下游业者就会获得两百项来自台湾免关税的产品，而台湾却只有一百项来自大陆免关税的产品，在大陆会使用这两百项产品的消费者和下游业者都会因为进口的(完税)价格下降而获利;而台湾使用大陆进口品的消费者和下游厂商却只能在一百个项目上因降价而获利——其实谁获利比较多还要决定于供需弹性的大小。
因此，先进国家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绝大多数产品都会被列入自由化免除关税范围，这是因为降税越多者可能获利越大。他们的谈判重点通常是在讨论开放“时程”的模式，以及“原产地规则”要严格到何种程度，以及服务市场如何开放;而不是在谈什么制造专案应该开放、什么项目应该保留——何况通常还可以有十年上下的产业调整时程，加上各种“救济措施”在产业遭到重大冲击时使用。
如果在谈判谘商之前，就在研究哪些专案需要保护、要“排除在外”，若不是不了解自由贸易的精神和效益，就是完全没有能力和勇气来面对少数产业的压力。全世界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都面临类似的压力，但必须清楚地认知：当开放的专案较多时，其实是对双方都会更有好处;换个角度来看，“守住”的项目越多，其实越是在付出下游厂商和消费者的利益，来补贴上游业者无效率的生产而已。
因此，两岸就应该在后续的谘商谈判中采取一种恢弘的气度，对方要求开放的尽可能都给，就像新加坡一样，其结果是造就了一个高度竞争但发展快速的经济体;对方不愿意开放时也没有必要硬争，因为受害的其实是对方，这就如同韩国的贸易保护程度高于台湾，因此到现在物价水准显著地高于台湾。越保护自己厂商的一方，越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如果这
称为“获利”，才怪。
保护越多的产业成长越慢
众多国家的经济发展史显示，保护越多的产业其成长的速度经常会越慢。就以台湾经济发展的经验来看，保护相对较少的电子产业成长非常良好，而保护非常高的汽车产业却在几十年后的今天还是无法去除较高的保护，甚至比不上整体发展程度落后于台湾的泰国;如果再考虑几十年来消费者付出的高价成本，则台湾汽车产业的保护完全是徒然而无功。而如果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经验，却还对某些产业刻意保护，刻意在“自由贸易协定”中创造出一种“不自由贸易”的协定，就是无法从经验中学习成长的无效能政府。
反过来看，如果中国大陆因为台湾无力开放部分产业，就相应地要回拒某些产业的自由化或开放，也会造成这些受保护的产业变得较无效率，反而造成其发展动能停滞的现象。其实，以大陆的经济规模为台湾12倍而言(2010年大陆购买力平价调整的总生产为9.872百万美元，台湾为0.8236百万美元)，对台湾多开放一些产业并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反而会强化下游业者的竞争力并提升消费者的福利。
我们可以观察近年来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最积极的东西两半球的新加坡和智利两国，其经济成长都相当出色：新加坡在1992-2001期间的年均成长率为6.4%，超越亚洲其他三小龙(韩国6.0%、台湾5.3%、香港3.4%)，2002-2009期间也以5.4%超越了韩国3.9%、台湾3.8%、香港3.5%。智利在1992-2001期间以拉丁美洲最优越的6.0%超越邻国阿根廷2.7%、巴西2.6%，2002-2009期间也以3.6%的表现和亚洲四小龙在伯仲之间，虽然邻国阿根廷(5.1%)和巴西(3.5%)在度过了金融危机之后的表现也不差。台湾林祖嘉教授的研究显示，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在签署后三年的外来投资流入表现比起前三年的表现平均要提升122%，再加上贸易量的增加和资源使用的效率提升，当然会产生良好的效果。
服务业开放效益大于制造业
一般国家经常认为开放制造业会比开放服务业的效果要好，因为制造业的外来投资会带来更好的“生产技术”，并透过“外溢效果”来影响本地厂商。然而这种信念是没有根据的，本人对台湾外资的研究发现服务业的开放反而带动了更多的投资效果。原因其实很明显，来自外地更多元的服务业相对于制造业更容易学习，能够刺激本地服务业快速发展，而提升的服务水准也能有效地提升本地消费者的福利。因此，传统将贸易自由化重心放在制造业而轻视服务业的开放其实是错误的观念——除了金融业涉及资金流动可能有国家安全方面的顾虑，有必要施以管制以外，其他服务业应尽可能地开放。
特别是大陆“十二五规划”强调要从“国富转民强”、要实现“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幸福社会”，而服务业的产值在整体经济生产中仅占了43.6%(2010年)，再加上台湾在服务业拥有的创意和品质，大陆更应该以开放的胸襟大幅对台湾开放服务市场，来带动和激励服务业的成长。台湾的服务业比大陆早发展约20年，其竞争力多半强过大陆，也应该有足够的自信对大陆开放服务市场，创造互补双赢的局面，不宜仅仅要利用对方的市场来成长，但却要违反自由贸易的精神来阻挡对岸的投资。
应尽快完成货品贸易和服务贸易协议
台湾目前(2011年)的工业产品关税率平均为4.23%，农产品为13.88%;贸易加权的整体关税率(2009年)为1.52%(工业产品为1.21%，农业为8.37%)，除了农产品以外，要将关税率全部免除其实是相当容易的。中国大陆在2010年的总关税率为9.6%，工业和农业产品分别为8.7%和15.6%，2008年的贸易加权总关税率为4.3%(工业产品为4.0%，农业为10.3%)。如果双方都以十年为调整期间每年平均调降关税的话，工业产品每年台湾平均要调降0.42%、大陆要调降0.87%的名目关税率;若以贸易加权税率为准，台湾和大陆每年仅需分别调降0.12%和0.4%关税;对于海峡两岸而言，这种关税调降都是相当容易的事。如果还有产业无法承受这种自由化，其实根本完全缺乏“比较优势”，必须由市场淘汰才是。当然，对于处于尚未完全发展的经济体而言，负责任的政府还是需要设计一些“因应措施”来协助产业界适应自由化的冲击。由于调适的时间可以长达十年，这样的措施的确有足够的时程来进行，不应该成为双方的问题。
此外，中国大陆是一个开发中的超大型经济体，其特质是许多省市的规范不一、执行的细节不同，和小型且同质性高的台湾并不相同。因此，在中央的规范之下落实到各省市时会有相当的落差，乃至于服务市场的表面开放却在不同的地方会有不同的效果。特别是在法规规范之外，地方政府在执行时却经常任意性的增加人为的标准，和大陆在政治上宣扬“两岸一家”、“一个中国”的目标对照形成明显的反差。这种“地方差异”和“内外有别”所造成的“非关税贸易障碍”，有必要在服务贸易协议中加以处理，以更明确的规范来显示市场真正开放的诚意。
应相互合作、利用彼此的自由贸易协定去开拓新市场
目前，虽然大陆签署了九个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而台湾只签署了四个贸易协定，但事实上双方选定签署的物件几乎都属于中小型或开发中的经济体，并且以货品贸易协定的自由化居多。由于制造品的“原产地规定”要求严格，除非到对岸投资制造，否则难以利用对方的贸易协议进入彼此向外签署对象的市场。但在服务市场的情况就不相同，即使服务业的“公司定义”严格，其所需的投资资本可以较制造业低廉得多，因此，利用在对岸投资服务业，再转进到其他国家的服务市场的可行性相对要高了很多。因此，双方在服务业方面相互利用对方的平台来转进其他国家的服务市场，可以是非常有效的全球经营策略。
在这种思维之下，大陆对台湾和其他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态度就值得深思。虽然大陆亦有不少先进的服务企业，但由于平均竞争力仍然较弱，在签署双边性自由贸易协定时服务市场的相对开放程度较低;然而台湾的服务业发展较为成熟，可能签署的贸易协定在服务业开放上可能取得较大的相互开放，可以成为大陆先进服务业转入其他国家的有效平台;因此，两岸应该寻求合作的空间、相互利用对岸的平台到其他国家争取商机，而大陆对台湾和其他国家签署贸易协定的态度也应该是“积极鼓励”，或至少是“乐观其成”，而不是“消极抵制”才是彼此都能获利的双赢策略。
总之，两岸和解、互创双赢的机会难得，而商品贸易与服务贸易协定更是两岸经济合作的最佳示范。两岸必须以最大地诚意、正确的认知、合宜的策略，开诚布公地达成最大程度的开放，体现两岸自由贸易的最大福利，并有效地落实在执行的层面;此外，应相互利用彼此已经签署的贸易协定平台，寻求透过对岸来争取国际市场的机会。最后，还应该积极主动地协助对岸签署其他的贸易协定，来扩大彼此的平台来彼此提高、互创双赢。
作者为台湾大学副教授
编辑/张君
作者：杜震华
服务贸易与商品贸易的互补性及贸易平衡新解
摘要：国际分工的演进导致贸易比较优势出现新的变化，贸易模式也更加复杂。在国际贸易新格局下，贸易平衡表现为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互补下的总体平衡。随着国际分工的日趋深入，贸易失衡也将主要表现为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之间的结构性失衡。这与两者自由化进程的不对称密切相关。国际分工与贸易的新视野对于理解贸易平衡、解决贸易失衡具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国际分工;比较优势;服务贸易;贸易平衡
文献标识码：A
一般而言，在国际贸易理论和实践中谈到贸易平衡或贸易失衡都是针对商品贸易项目而言。这在商品贸易占绝对主导地位、服务贸易还不够发达的情况下自然是可以接受的。然而，随着国际分工格局的演进，尤其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全球服务贸易的总量飞速增长。其中服务出口在1980年的总量是3643亿美元，到2005年增长为24150亿美元，服务贸易的发展速度可略窥一斑。在新的国际贸易格局下，以旧有的标准来看待和处理贸易失衡问题就显得不合时宜了。根据国际贸易统计数据，在服务贸易项目上存在盈余的国家一般在商品贸易项目上都存在赤字，反之亦然。表1以2005年为例，列举了服务贸易盈余和赤字分别位居前五位的国家(地区)的具体贸易余额。从中不难看出，除瑞士以外，主要的进出口国家(地区)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都存在明显的互补性关系。很多学者(Melvin，1989;Hisanaga，2007)在理论上也对此作出了充分说明。在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互补的国际贸易格局下，传统的贸易比较优势和贸易平衡等问题都需要重新进行认识。
一、国际分工的演进与贸易比较优势的变化
国际分工最早可以上溯到18世纪晚期，当时主要表现为工业国和以农业国及原料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垂直型国际分工，即工业制成品与初级产品之间的分工。垂直型分工至今仍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问的一种重要分工形式。二战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国际分工逐渐形成以要素禀赋差异为基础的产业间分工和以部门内专业化为标志的产业内国际分工。国际分工总体上表现为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共存，且水平分工不断深入拓展的格局。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在继续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同时，将一些劳动密集型和传统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本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向服务业转移。以美国为例，早在1980年，其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高达63.77%。现在已超过70%。而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普遍较低，中国仅为40%左右。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现代服务业已经发展成为以知识、技术和信息密集型为主的产业部门。随着服务产业的迅速发展，国际服务贸易也随之不断扩展。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2005年全球服务贸易总额高达4.8万亿美元，占商品贸易额的1/4左右。在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共存且互补的贸易格局中，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比较优势法则。因此，有必要对新的国际分工背景下贸易比较优势的变化作一分析。需要说明的是，在包含服务产品的国际贸易中，比较优势法则同样是适用的。这已经由很多学者(Hindley andSmith，1984;Deardorff，1988)予以证明。
假设经济中有两种生产要素，分别是资本要素K和劳动要素L;两种商品X和Y，其中X商品是劳动密集型的，而Y商品是资本密集型的：A国的资本要素禀赋相对比较充裕，B困的劳动要素相对比较充裕：资本除用作本国生产还可作为服务要素跨国界流动，从而产生服务贸易流，劳动则不可流动。需要特别指出，这里的资本要素(K)是一个广义的概念，除了传统的物质资本外，还包括用于生产服务(这里主要是指生产者服务)的要素。
在单纯的商品贸易情况下。A国在资本密集型商品Y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而B国则在劳动密集型商品x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两国比较优势的对比可由如下的相对价格给出：
(PX/PYA>((PX/PY)B (1)
[1]式的含义非常显见，即由于两国要素禀赋的不同，A国国内x商品和Y商品的相对价格要高于B国国内X商品和Y商品的相对价格。这一相对价格体现了两国在生产与贸易中的比较优势。
在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并存的条件下，A、B两国由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对比不仅可以由(PX/PYA>(PX/PY)B给出，而且还可以由如下比较容易遭到忽视的相对价格给出：
(r/PX)A<(r/PX)B (2)
(r为资本要素K的价格，下同)
(R/pY)A<((r/PY)B (3)
细加考虑，其实(2)、(3)式的含义都不难理解，而且与(1)式一样直观。(2)式表明，由于A国的资本要素相对比较充裕，故其国内资本与商品X的相对价格要低于B国国内资本与商品X的相对价格。也就是说，若A、B两国的贸易仅在资本要素K和商品X之间进行，则A国在资本K的生产与出口上更具有比较优势，而B国则在商品X的生产与出口上更具有比较优势。类推，(3)式的含义在于，A国资本与商品Y的相对价格要低于B国资本与商品Y的相对价格。即，若贸易在资本K和商品Y之间进行，则A国的比较优势在于资本K而非商品Y，而B国的比较优势则在商品Y。回忆前文所述，资本可以跨国流动以提供服务产品，因此，(2)、(3)式可以理解为A国在服务产品上相对B国具有比较优势。这反映了国际分工新格局下贸易比较优势的变化。
通过上文分析不难看出，若A、B两国的双边贸易是同时包括服务和一般商品的全方位贸易，则A国相对B国而言所拥有的比较优势是广泛的。A国既可以在资本密集型商品Y的生产上对B国保持比较优势，也可以在资本K(生产者服务)的生产上保持比较优势，又有可能同时在商品y和资本K上保持比较优势。但是，B国除了可以在商品X的生产上对A国保持明显的比较优势以外，其他潜在比较优势的获取必须要被动地依赖于A国的分工选择。故而，在两国双边贸易中，A国对于贸易模式的选择也就由于其自身在双方比较优势对比中所占据的独
特地位而掌握了主动权。
国际分工演进带来的比较优势变化决定了贸易模式的崭新特征，即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是可以共存互补的。而且，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入，这一特征将日益凸现。在这样的国际贸易格局下，贸易平衡问题也就需要重新进行审视。下文将在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一个理论模型探讨可能的贸易模式、实现贸易平衡的新机理以及贸易失衡的实质。
二、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互补下的贸易平衡问题
本文在Melvin(1989)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基于赫克歇尔-俄林模型构建一个包括A、B两个国家，两种要素(资本K和劳动L)，两种商品(X和Y)的模型来具体分析两国分T和贸易的模式，进而说明两国贸易的平衡问题。同上，在该模型中，假设两种商品的生产均需要资本和劳动要素，所不同者，X商品是劳动密集型的，而y商品是资本密集型的：A、B两国的生产函数都为一次齐次：两国消费偏好相似：B国的劳动要素比较充裕，A国的资本要素比较充裕：两国的要素供给既定且充分就业，资本要素可以跨国界自由流动(即为可贸易的)，劳动要素则只能在一国范围内使用。同时我们需要假定，在该模型中贸易可以实现要素价格的均等化;再者，如上所述，这里的资本要素(K)也包括服务生产要素。当然，在我们的理论分析中，贸易摩擦和运输费用等交易成本都是忽略不计的。
A、B两国的贸易中，B国的要素禀赋结构表现为不可跨国界自由流动的劳动力要素相对充裕，而可自由流动的资本要素则比较稀缺：A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刚好相反。如前文所述，要素禀赋的差异决定了A、B两国在分工与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对比，即A国的比较优势要更为宽泛。这一比较优势对比决定了B国在双边贸易中可选择的贸易模式非常有限，而A国则比较灵活。通过模型可以非常直观地对此进行说明。
如图1所示，TAT’A，TBT’TB分别是A国和B国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在X、Y，两种商品的国际相对价格为P的情况下，若A国按照自身的比较优势与B国从事传统的商品贸易，则必然选择生产并出口Y，商品，同时进口X商品;B国则生产并出口X商品，同时进口Y商品。在贸易平衡时，A国在QA点生产，按照国际相对价格P出口QB单位Y商品，进口BCA单位X商品，并在CA点消费，贸易三角为QABCA。同时，B国在QB点生产，按照国际价格出口X商品，进口Y商品，并在CB点消费，贸易三角(图中用虚线表示)与A国相同。A、B两国通过传统的商品贸易同时实现了生产和消费的均衡。
由于A国所拥有的相对充裕的资本要素是可贸易的，因此进一步思考，我们会发现，A国在同B国的贸易中还有其他的选择。A国可以选择只将其全部资本要素中的一部分用于国内生产，同时将其余部分出口到B国以为B国的生产所用，比如进行技术转让、设备出租或管理咨询等，作为贸易报酬，A国将获取X商品。与此同时，B国从A国进口资本要素(生产者服务)，将其同国内充裕的劳动要素结合起来，用于生产X和Y商品;并将部分X商品出口到A国用于支付资本要素的价格。仍如图1，A国将其部分资本要素出口到B国，从而导致其生产均衡点沿罗勃津斯基线Rk从QA点移动到D点。作为贸易回报，A国从B国获得DCA单位的X商品，然后在CA点消费。由于所假定的市场效率条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因此，均衡相对价格仍然是P。对于B国，均衡生产点则沿着其罗勃津斯基线R’k向上移动，并且仍在CB点消费。显而易见，A国和B国通过此种贸易模式仍然能够实现上述纯粹商品贸易所达到的均衡。根据两国要素禀赋特点，这种贸易模式和赫克歇尔一俄林定理是内在一致的。
如果我们将视野再拓宽一些，就会发现。对于A国这种可贸易的资本要素非常富裕的国家，还有更为不可思议的贸易模式可以选择。那就是，根据比较优势法则，在满足贸易条件(e/PY)A
若我们放松上述若干假定，将除劳动要素以外的所有要素和商品均视作可贸易品，使之更加贴近贸易现实，则不难想像，在贸易条件许可的情况下，A国还可以选择同时出口资本要素K和资本密集型商品Y，进口劳动密集型商品X。上述贸易均衡仍然可以实现。
综上所述，A国由于其资本要素禀赋上的优势，在同B国的双边贸易中拥有更多的主动权，可以选择多种出口模式：既可以选择出口商品X或Y，也可以选择出口服务产品，或者同时出口商品和服务产品。B国受制于要素禀赋结构的限制，出口商品的选择屈指可数，且只有在出口劳动密集型的商品X上才握有完全的主动权：从A国的进口则几乎无一不受其先行选择的掣肘。
不难发现，在上文的理论模型中，A、B两国贸易的平衡是应然之义。只是贸易平衡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商品贸易平衡，而是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同时发生情况下的总体平衡。具体地说，一国若在商品贸易中持有逆差，则其服务贸易项目必然持有顺差;若其商品贸易持有顺差，则服务贸易项目必然是逆差。若只单纯考虑A、B两国双边贸易中的商品贸易项目，A国自然可能存在大量贸易逆差。但是，其商品贸易的逆差只是服务贸易顺差的反映。从纯理论分
析的角度来看，在国际分T和贸易新格局下，双边贸易中所谓的贸易失衡只是单纯考虑商品贸易项目时所产生的幻觉，其实并不存在。在理论上透析贸易平衡的新机理和贸易失衡的实质，对于国际贸易理论和实践都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三、关于贸易失衡的进一步思考
上文从理论角度分析了国际分工和贸易新格局下双边贸易的均衡是在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互补下产生的总体均衡，贸易失衡在理论上并不具有必然性。但是不难想像，现实中的双边贸易不可能达到理论上完全自由贸易的状态，总会存在各种各样的贸易壁垒和利益分配的干扰。因而，贸易失衡也就在所难免了。只是，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入和贸易格局的演进，贸易失衡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单纯的商品贸易失衡，而是更多的表现为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之间的结构性失衡。也即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之间的失衡。在实践中，可能导致贸易结构性失衡的原因很多，难以尽述。笔者认为，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滞后于商品贸易自由化进程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
众所周知，随着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尤其是通过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商品贸易中关税和各种非关税壁垒日益受到限制。商品贸易自由化的程度总的来说是不断提高的。但是，全球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却相对比较滞后，直到1994年《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签署，服务贸易才被正式纳入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框架。其后，WTO有关服务贸易的谈判虽然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但总的来说进展缓慢。有多方面的原因导致了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滞后。
首先，是服务贸易的贸易收益问题。一个国家参与服务贸易自由化能否获得净收益，并未像商品贸易领域那样已由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给出了确定的答案。理论界针对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收益问题所做的探讨并不算少。但结论仍然模棱两可。发达国家在服务业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因此理论界对于发达国家可以从服务贸易自由化中获益基本没有疑义。分歧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是否能够从服务贸易自由化中获得明显的收益。对此持肯定态度的观点(Whalley，2003)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者可以获得服务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低价格的服务产品，还可以通过服务贸易自由化充分发挥其在劳动密集型服务产品上的比较优势以获取更多的贸易收益。与此相反，也有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融入服务贸易自由化会带来福利损失，比如银行服务贸易自由化带来的福利恶化(Chia&Whalley,1997);电信服务和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给某些国家带来了利益损失(Verikios&Zhang,2000)等。即便服务贸易自由化给参与国带来的贸易收益是确定无疑的，很多国家(包括发达国家)仍然对其持戒备和反对态度。因为很多服务产品的自由贸易将会影响一国的经济安全和文化独立性，前者比如金融、邮电、通讯、信息处理等，后者以教育和文化产品的贸易为典型。因此，服务贸易自由化不仅涉及经济利益问题，而且与政治、文化等敏感领域有着难以斩断的复杂联系。这是服务贸易自由化长期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根本原因。
其次，贸易壁垒的隐性化也是服务贸易自由化进展缓慢的重要原因。服务贸易中的贸易壁垒更多地是采取非关税壁垒(NTBs)的形式，因此非关税壁垒是服务贸易发展的主要障碍。服务贸易中的非关税壁垒和传统商品贸易中的非关税壁垒相比带有更大的隐蔽性，通常采取政府管制、经营许可权要求，歧视性技术标准、人员流动限制和其他一些制度性限制的形式。这些服务贸易壁垒不可能像商品贸易中的进口配额和许可证等非关税壁垒那样可以进行量化，它们往往是通过降低市场竞争度和增加国内企业垄断性的方式起作用的(Benjanmin&Diao，2000)，这些都直接增加了服务出口企业的经营成本，从而起到了非关税壁垒的作用。服务贸易壁垒的隐性化和难以量化的特点给服务贸易自由化谈判增加了很大的难度。
因此，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下，实现服务贸易的高度自由化仍然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从这个角度讲，国际贸易结构性失衡在一段时期内将难以避免。当前，有关国际贸易的冲突和分歧不少都是因此而起。其中，当前争议颇多的中美贸易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显然，沿袭传统思路局限于商品贸易范畴解决贸易失衡可能往往难以奏效。从上文分析不难看出，解决贸易结构性失衡应该从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同时入手，侧重于总体均衡。这些理论思路为意在解决贸易分歧、处理贸易失衡问题的国际谈判提供了很好的启发。
四、结论
(一)国际分工格局的演进导致贸易比较优势出现新的变化。贸易模式也更为复杂，将同时涵盖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在服务产品上拥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在贸易中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并掌握贸易模式的选择权。
(二)在新国际分工和贸易格局下，贸易平衡将是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互补下的总体平衡。贸易失衡也将不再是单纯的商品贸易失衡，而主要表现为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之间的结构性失衡。
(三)国际贸易结构性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的不对称。解决贸易失衡问题应该在国际贸易新格局的视野中同时考虑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
(责任编校 春 晓)
作者：郑 辉 张 捷
中越边境贸易问题研究
摘要： 本文基于越南边境视角，通过对年越南与中国2019年边境商品贸易结构以及整体情况分析，发现越中两国之间的边境商品贸易存在结构失衡、结构不合理、商品种类缺乏多样化以及产品竞争力等问题。提出了越南政府应该抓住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商品结构调整、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建立稳定的双边关系、改进边贸结算结构、加强产品推广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 越南; 中国; 边境贸易;贸易结构
一、引言
自20世纪90年代越中关系正常化以来，到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以及东盟自贸区合作不断深化，越南与中国贸易往来逐渐密切，根据越南海关统计数据表明，两国贸易总额单边上涨，且上涨速度不断提高。越中两国自2000年来双贸易总额情况： 2000年双边贸易总额是246，6万美元，2010年增长3006，4万美元，2018年增长到14785，8万美元。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年越中关系正常化以来，两国双边贸易额呈现突飞猛进的态势，在2004年，中国成为越南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和美国以及日本并排前列。2019年双边进出口总额达到1478亿美元，两国贸易额已经连续第二年突破1000亿美元，而中国也是越南第一贸易伙伴。而在边境贸易上，两国边贸活动也日益频繁，在传统的金属纺织交易品种外，双方边境贸易的交易品种还新增了机械电子等工业科技品种。尽管中越边境贸易往来密切，贸易规模扩大，但边境贸易也呈现出一系列问题，例如双方边贸形式单一、产品结构失衡以及产品竞争问题明显。因此，基于目前越中边境贸易情况，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的原因，这对于激发越南边境贸易活力以及带动经济的效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及对越中的边境贸易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越中边境贸易现状
建设中越边境贸易合作区对于越中两国经济都有“走出去”战略作用，并且促进两国边境地的企业集群，特别是促进中小企业的成长，对商品文化交流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中国和越南两国具有不同文化特色的边贸制度，两国应该在两国文化特点基础上制定边境经贸政策和规章，但这方面两国仍然缺少相應完善的机制，越南应该这两个方面着力入手，从而加速边境贸易对国家经济的带动作用。
两国边境贸易存在商品贸易结构不合理、贸易秩序混乱、越方价格优势丧失和东盟自贸区一体化等四大问题。并且平衡政府和企业处理边贸问题时的职能。越南的经济结构失衡是导致越方边境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由于越南的工业并不发达，工业产品需要国外进口，而解决方案政府应该采用成本较低且灵活的宏观调控政策，通过控制通货膨胀，以达到促进越南边境贸易顺差。中越两国边境贸易发展是粗放式发展，缺乏完善的管理机制，和必要的基础设施。在两国小额贸易是主要形式，小额贸易中两国的产业结构互补，但通货膨胀对两国的边境贸易产生一定波动。对于控制通货膨胀这一方面上，与周威等(2011)观点相同。从2005年开始，由于浮动汇率在中国开始实行，人民币开始施行双向汇率浮动制度，人民币因此不断升值，由于越南边境市场价格弹性较高，而这就减少了中国对越南的出口，增加越南的出口，但总出口额并没有增加，因此人民币的汇率是导致越南边境贸易不能有突破性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越边境贸易进出口竞争力分析，发现中国边境地区与越南边境地区产品竞争力产品不同，从而提出两国边境地区垂直分工合作。中越两国在文化交流、跨境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有显著的成效，认为双方应该进一步加强这些方面的合作，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促进两国贸易最大化。越南地区农业和矿产资源丰富，但国内生产的产品不能满足国民需求，因此可以向中国出口农业矿产资源，进口中国的工业制品，促进越南的产业升级和优化。研究中越边境贸易政策发现，两国的边境政策没用严格的规章制度，从而无法维护两国边境贸易持续稳定发展，需要制定最适合两国的规章，从而减少违反条例带来的贸易损失。
三、越中边境商品贸易结构分析
(一)中越主要贸易商品
据越南海关总局的统计，2019年越中边境贸易额创下历史新高，越南排名前五的进口商品与2018年一致，所占比重达到60%，这说明越南进口结构稳定，这5种商品是越南的主要进口商品。越南出口中国商品前十位排名变化较大。排在前两位的依然是“电脑、电子产品以及零部件”和“纤维及各类纺织纱线”，但是这两类商品所占比重下降幅度较大; “蔬菜”和“照相机、摄像机及零部件”这两类商品2018年增长较快，分别排在第三位和第五位。“粗油”、“大米”和“橡胶”的边境进口额都有所下降。综合近两年越南和中国进出口商品的整体情况来看，越南进口商品比较稳定，而出口商品种类则变化较大，这种情况也体现了两国不同的经济发展情况，也说明了双方贸易还没达到稳定发展的程度，还有发展的空间和潜力。
(二)越中商品边境贸易结构
根据联合国国际贸易商品标准分类( SITC) 绘制 2019 年越中两国各类商品贸易比重，越南出口到中国的商品主要集中于5 类： STIC0、STIC2、STIC6、STIC7 和 STIC8，这 5 类边境出口额比重超过出口总额的 80% ，除了“STIC3”和“STIC1”其他商品类别均增长。越南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则主要集中在 STIC5、STIC6、 STIC7，所占比重接近 90% ，其中“STIC0”、“STIC3”和“STIC5”现负增长、其他所有类别的商品贸易均是正增长的。 SITC 的分类标准是： 初级产品为0-4类，制造业产品为5-9类，其中，劳动密集型产品为第 6、8 类，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为第 5、7、9 类。2019 年，越南对中国出口的越中边境贸易商品结构中，初级产品占 39.5% ，有小幅度下降，工业制成品比重小幅上升。越南从中国进口商品中，工业产品远远大于初级产品，前者94.8% ，后者只有5.2% 。其中，劳动密集型产品占 26.75% ，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占 68.05% 。
从以上数据可以得到以下结论，越中边境商品贸易结构不尽合理，具体表现为越南出口中国的初级产品比重较大，而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多集中于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这种商品贸易结构反映了两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水平，体现了两国边境商品贸易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具体结构如下表1所示。
三、越中商品贸易中存在问题
虽然中越商品边境贸易总体来看是呈现不断上升的发展态势， 贸易总额基本上一年比一年增长，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双方的商品贸易关系中还存在有待解决的一些存在问题。具体如下：
(一)品种类单一
2019年的数据显示，越南进口商品中，从中国进口的前十大商品所占比重合计达 74.8% ，商品进口额占进口总额比重超过 1% 有 16 类，81 类商品进口额较小，有 5 类进口额超 10亿美元。出口方面，前十大出口商品所占比重合计为 67.3% ，只有 16 种产品的贸易额超过 10 亿美元，贸易额占出口总额比重超过 1% 仅有 22 类商品，其余 77 类商品出口额较低。
(二)商品結构不合理
中国主要向越南出口技术水平一般的机械设备及轻工产 品等; 而越南主要出口产品则以矿产资源、农产品等初级产品为主，贸易结构不合理。中国自越南进口商品中，初级产品和 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重达到 60%，占两国贸易的比重过大。从商品的贸易结构看，两国之间的商品贸易结构不合理，工业产品尤其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间的贸易不足，不利于双边贸易 总量扩增和层次升级。
(三) 产品竞争性显著
根据 RCA 贸易指数计算的结果，2019年，在越南对中国边境出口贸易中，竞争性商品所占比重更高，为 58.19% ，互补性与极强互补性商品所占比重为28.07% ，在中国对越南出口贸易中，相互竞争性商品所占比重高达44.00% ，而互补性和极强互补性商品合计却仅为 40.40% 。从 RCA 贸易指数看一看出，越中商品边境贸易中，相互竞争性商品所占比重相对较高，导致出现“替代效应”和“挤出效应”，彼此商品同质化竞争激烈，无疑给未来双边贸易摩擦与争端埋下各种“隐患”，不利于未来两国边境贸易健康、可持续发展。
(四)两国之间边境贸易不平衡
在两国边境贸易中，越南一直处于贸易逆差地位，2019年，越南贸易逆差达到6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综合近几年的数据来看，中越间贸易的这种形式暂时不会得到解决，来自中国的巨大贸易逆差，引起了越方的不满，越方希望中方加大从越南进口的力度。
四、推动越中边境商品贸易发展建议
(一)加强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进出口产品结构
越南是资源出口国，这取决于出口的农产品的生产，支持 国民经济的发展。越南应在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资源，要延长 产业链，控制农产品、海产品和矿产品等其他初级产品加工在 价值链中的高端环节。首先，我们需要制定政策、法规鼓励国 内企业在进口替代行业投资。需要重点考虑调整进口和出口税收税率，发挥税收指挥棒的作用。第二，调整这些来自中国 的产品进口结构，优先鼓励为民族工业服务的先进的产品、新 设备和技术，针对这些鼓励进口的产品可以采用关税优惠或者 国家补贴等形式进行鼓励。
(二)完善边贸政策法规
两国的边贸政策与两国的经济发展程度存在密切的关系，通过调整两国的边贸政策，可以对边贸经济产生直接的促进作用。中越边境贸易发展过程中，应适度调整两国的边贸政策，包括注重边贸政策的连续性，进一步简化边贸相关的进出口手续，取消一些重复交叉检验、重复进行收费的项目，适当降低各类收费标准，进一步引导和规范不：文明的收费行为，同时考虑在毗邻边境地区建立面向对方的出口加工区以及享受边贸优惠的保税工厂，对进出口经营权可进一步放宽口径，进一步放宽享有进出口权限的货物的配给和种类，适度提高中越边境地区各市县和各边贸点的贸易免税限额。同时应积极加强两国边境贸易政策梳理和引导工作，共同严厉打击各类非法走私、欺诈、逃税等违法违规行为，建立一个健康、稳定、安全、便利的边境贸易环境，推动边境贸易持续发展。
(三)改进边贸结算方式
中越边境贸易货币结算机制问题，已经受到了两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为改进边贸结算方式，规范经营秩序，两国通过磋商，正积极推进两国在结算机制的信用通道及业务方面的合作。1997年，中越双方已经在农业银行开启了边境货币结算业务，为边境贸易银行结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两国基于农业银行的结算机制，通过在双边设立支行，进一步改善边境贸易结算方式，积极推进两国边境贸易的结算业务。截至2016年底，在中越边境地区已建立了数十家农业银行的支行，以及工商银行支行等大小机构，为双方边境贸易的结算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四)加强产品质量和推介
由于资金和技术的匮乏，中越边贸进出口的商品多为质量较低的中低档产品，技术含量低，利润空间小，缺乏国际竞争力，大大制约了双方边境贸易的发展。因此，边境企业可以引进东南沿海或内陆城市较为先进的技术和生产设备，集中精力提高产品质量，把进出口商品从中低档产品逐渐替换成中高档产品，同时严防假冒伪劣产品进入市场，完善售后服务，共同维护边贸企业的市场信誉。此外，依据地域依赖理论，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以突破边境地区分散、封闭的自然环境为代价，取而代之的是，广阔空间范围内的经济和贸易往来。因此，边境企业应该努力打破“边门”，积极地走出去，例如参加中越双方举办的交易会，结合自身优势，借助有效渠道将自己产品推介出去，提高品牌曝光度，提升品牌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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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大学商学院 广西南宁 530004
作者：农氏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