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商行业绩考核薪酬体系论文

目前，全国农村信用社（如下简称“农信社”）改制组建农村商业银行（如下简称“农商行”）正如火如荼地进展。照此趋势，2～5年后，农信社将不复存在。在一次与新闻记者交谈中，农信社银行化改革受到了挑战：“农信社为什么要全部改制为农商行？到底存在哪些问题？”本文将回答这一问题，通过回顾农信社银行化改革历程，发现老问题，寻找新矛盾，从而对农商行可持续发展提出建议。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国有商行业绩考核薪酬体系论文 (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国有商行业绩考核薪酬体系论文 篇1：

国有商行业绩考核薪酬体系论文 篇2：

农信社改制后的老问题和新矛盾

目前，全国农村信用社(如下简称“农信社”)改制组建农村商业银行(如下简称“农商行”)正如火如荼地进展。照此趋势，2～5年后，农信社将不复存在。在一次与新闻记者交谈中，农信社银行化改革受到了挑战：“农信社为什么要全部改制为农商行?到底存在哪些问题?”本文将回答这一问题，通过回顾农信社银行化改革历程，发现老问题，寻找新矛盾，从而对农商行可持续发展提出建议。

农信社银行化改革进程

农信社银行化是农信社由合作制规范、有序地改制为农商行的变迁过程。这一改革由政府顶层设计，遵循了“先试点，后推广”的路线，改革的目标先是县(市)统一法人、农商行、农村合作银行(如下简称“农合行”)三种模式，然后是农村银行业机构(即：农商行、农合行)，最后确定为农商行，因而農信社银行化改革历程可分为先试先行、合作银行过渡、全面推行“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先试先行阶段

2000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江苏省农信社开始改革试点，探索以县(市)为单位统一法人、试办农商行、组建省级联社。常熟、张家港、江阴三地的农信社于2001年改制为农商行。与此同时，其他地区也在不同形式、不同内容、不同层次上进行了农信社改革实践，如浙江宁波鄞州农村信用合作联社2001年11月试点组建农合行。

2003年6月27日，国务院总结经验，制定下发了《深化农信社改革试点方案》，将吉林等八省市作为改革试验区，以县(市)为单位统一法人，改革信用社产权制度;将农信社交地方政府管理，改革信用社管理体制;允许经济比较发达、城乡一体化程度较高、信用社资产规模较大且已商业化经营的少数地区组建股份制银行机构。适应农信社改革的需要，银监会2003年9月12日印发了《农商行管理暂行规定》《农合行管理暂行规定》，使农信社改制组建农村银行业机构有法可依。2004年8月17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农信社改革试点的意见》，将辽宁等21个省市纳入试点范围，提出了进一步深化改革试点的指导原则和要求。2005年，海南省也纳入改革试点。至此，除西藏以外，全国30个省市的农信社参与了改革试点。

在这一阶段，由于是试点，对县(市)级联社、农合行、农商行哪种模式更好，还没有形成共识，因而改制为农商行的并不多。2005年末，全国组建以县(市)为单位统一法人机构519家、农合行60家、农商行12家，另有9家农合行批准筹建。

第二阶段：合作银行过渡阶段

2006年2月20日，刘明康在全国合作金融监管暨改革工作会议上指出：“用5～10年时间，逐步把农信社办成产权明晰、经营有特色的社区性农村银行业机构”。这一讲话为农信社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列出了时间表。一些农信社派员到农商行、农合行考察学习，交流取经，加快了达标升级和改革的步伐。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具备农商行改制条件的农信社采取了农合行模式。比如浙江省经济比较发达，一些农信社管理较好、资产质量高、抗风险能力强，但没有一家改制为农商行。2010年底，全国农合行、农商行分别达到223家、85家(见表1)，改制为农合行的居多。直到2010年11月23日银监会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股权改造的指导意见》，采取农商行模式的思想才统一起来。《指导意见》指出“在2015年底前取消资格股。今后不再组建农合行，符合农商行准入条件的农村信用联社和农合行，应直接改制为农商行”。这意味着223家农合行需要再次改制，向农商行发展。同年，重庆农商行在香港成功上市，全国有17家农商行被英国《银行家》杂志选入“2009年全球银行业1000强”。这进一步激发了农信社银行化改革的热情。

第三阶段：全面银行化改革阶段

2011年8月，中国银监会姜丽明在答记者会上提出，从2011年开始，通过五年左右时间，达到“高风险机构全面处置，历史亏损挂账全面消化，股份制改革全面完成，现代农村银行制度基本建立，主要监管指标达到并持续符合审慎监管要求，农村金融服务功能与核心竞争力显著提升”的目标，“对于高风险农信社以及经营管理水平较差的机构，鼓励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和优质企业对实施兼并重组，允许民间资本阶段性控股”。这增加了农信社危机感。由于当时农信社管理与风险处置的责任已交给了省级人民政府，因而各省人民政府高度重视，把农信社银行化改革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下发了深化农信社改革的意见，成立领导小组，明确任务措施，制定了涉农贷款奖励和不良资产处置的优惠政策，指导各级政府用“真枪实弹”“真金白银”促进农信社银行化改革。特别是进入2014年以后，各级政府增强紧迫感，积极查找差距，一家一策，精准扶持，掀起了农信社银行化改革浪潮。到2015年6月底，全国农商行达到728家，较2010年底增加643家。农信社银行化改革的进程明显加快。

目前，银行化改革已进入倒计时、冲刺阶段，仍有1424家农信社、80家农合行没有完成银行化改革的任务。

老问题和新矛盾

总体来看，通过银行化改革，多数农信社实现了重大转变，但也有一些农商行翻牌不改制，制约科学发展的老问题仍然存在。同时，农信社改制后，也出现了一些新矛盾。

老问题

“三会”仍然形同虚设。一是没有根据规模大小、业务复杂程度来构建适应自身需求的治理结构，现代企业制度形似神不似，既影响了决策效率，又增加了成本。二是虽然《公司章程》界定了“三会一层”权利义务，但原则性较强，不够具体，没有明确的问责程序和处罚措施，致使监督制约的有效性不够。三是没有针对不同类别的议案制定相应的议事决策制度，“三会一层”及董事会下设的专业委员会议事规则不完善。四是“三会”会议走形式、走过场，参会人员很少发表自己的观点。五是董事会下设了各专业委员会，没有办事机构，具体的运作由经营层职能部门来实现。有的委员对农商行现状和国家金融法规政策不了解、不掌握，致使各专业委员会监督制约、纠偏作用发挥得不够好，妄谈科学决策、防范化解风险。六是内部监督评价机制不科学。对董事、监事、独立董事，缺乏科学有效的评价考核机制、优胜劣汰机制，他们参与民主决策主动性、积极性较差。对法人治理结构、全面风险管理架构，缺乏科学有效地评估，不能及时改进和调整。虽然董事会和监事会都设立了审计委员会，但具体的审计项目依靠经营管理层审计部来完成，难以实现审计目的，特别是高管人员的履职审计走过场，不能客观公正地评价高管人员的履职情况。

行政化管理依然存在。一是对高级管理人员，没有采取市场化的选拔聘任机制。董事长、监事长、行长先由政府(或省联社、办事处)指定，然后选举聘任。同时，员工的录用、中层干部的聘任与调整也受到了政府(或省联社、办事处)的影响。这致使一些干部唯上不唯实，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对员工和股东的权益不关心不保护;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拓展业务、经营管理上，缺乏学习现代商业银行管理、提升素质的动力，经营理念和管理能力不适应改革发展的需求。二是发展规划、经营战略、业务工作计划等上级安排部署，规章制度、考核办法复制上级文件规定，有的不符合本行实际，科学性、有效性、合理性较差。三是没有建立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干部能上不能下，有的难以胜任，有的不在其位、仍然享受干部薪酬。四是用人政策出现偏差，片面注重在职队伍的年轻化，使一些德才兼备的大龄员工没有施展才华的平台，造成了人力资源浪费，也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员工积极性。

薪酬制度仍然不合理。一是干部与员工的岗位职级档次差距较大，致使干部的收入、各项补贴、“五险一金”、企业年金远远高于普通职工。二是沒有实施干部期权激励制度，没有建立干部薪酬延期支付机制、不当收入追回机制和企业遭受重大损失问责机制，薪酬支付与风险暴露不一致，当期性、短期性和不对称性较强，致使一些干部存在“重显绩轻潜绩，重眼前利益轻潜在风险”思想，在任职期间埋下了风险隐患。三是没有按照《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实行薪酬披露制度，薪酬管理的透明度不高，失去了股东和员工的监督。长期的行政化管理和薪酬制度的不科学，使一些员工对管理措施和工作安排不反抗理解、不认同接受，消极应付，参与管理、参与改革创新的意识明显减弱。

经营管理仍然粗放。一是制定发展规划不做市场调研和产业经济分析，设计的经营指标经不住历史检验;企业文化、管理模式等方面的规划轻描淡写、可操作性差，致使短期的管理目标与长期的发展规划脱节，经营管理水平难以持续提高。二是重规模轻效益，重发展速度轻发展质量，重业务拓展轻基础管理，具体表现在经营管理综合考核上，业绩考核指标以业务发展为主，没有实行模拟利润考核，没有引入经济增加值、经济资本回报率等指标。管理类考核过于复杂难以执行，合规类考核形同虚设，严重影响了管理制度的执行力。三是虽然制定了岗位职责，但没有职位说明书，没有根据岗位的劳动复杂程度、员工的能力贡献实行等级员工制度，岗位考核不细化，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着“大锅饭”。四是没有按照《农村中小金融机构风险管理机制建设指引》和《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构建全面风险管理体系，风险管理的制度、方法和措施不到位，与其他商业银行相比，与监管要求相比，差距较大。五是没有按照银监会《关于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推行流程银行建设的指导意见》制定发展规划、再造流程架构，岗位职责不清、流程效率低下、信息无法共享、成本核算粗糙、风险管理缺失等问题仍不同程度地存在，影响了下一步改革与发展。

信用环境依然较差。在银行化改革过程中，当地政府制定下发了加快农信社改革的具体意见，要求当地公检法等部门加大执法力度，打击恶意逃废债务行为，打击骗贷，帮助农信社清收不良贷款。但有的公检法部门不重视、做样子，依法收贷的效果较差，助长了恶意逃废债务，使当地信用环境没有得到改善。

新矛盾

农商行商业化经营与政策支农的矛盾。农信社改制为农商行后，客观上要求追求利润最大化、股东利益最大化，但国家农村金融政策要求农商行增强社会责任、创建普惠金融、增强支农力度，而支农会增加成本、加大风险、减少利润。这就给农商行带来很大的经营压力。从2015年6 月末的数据分析，全国农信社涉农贷款在银行业金融机构中的占比由2010年的39.80%下降为29.88%。同时，伴随着城镇化，有的农信社通过增、撤、并、转、迁的方式，调整网点布局，向城区新建社区、商业中心转移，撤销了位置不佳、业务发展慢、达不到保本点的农村网点。如A省农信社，自2005年以来营业网点逐年减少(见图1)，2014年城市网点2162个，较2008年仅减少1个，而乡镇网点2965个，较2008年减少了363个。从以上两个方面看出，有的农信社有偏离“三农”的趋向。

农商行增加投放与不良贷款“双增”的矛盾。伴随着银行化改革，农信社不断改进信贷管理，简化信贷流程，增加信贷品种，信贷总量不断攀升，但进入2012年以来，农商行不良贷款及占比逐步增加，致使资产利润率、拨备覆盖率、资本充足率下滑(见表2)。这一现象，一方面说明农商行受到了经济增速下行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农商行在信贷管理中还存在薄弱环节和问题，还没有适应经济新常态及时调整贷户结构、信贷结构，需要进一步强化信贷管理，细分信贷市场，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进行信贷结构的调整。

农商行综合经营与专业人才缺乏的矛盾。农商行与农信社相比，业务领域广，品种多，这对员工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有一批专业技术人才从事产品开发设计与经营管理。但从目前看，很多农商行普遍缺乏这样的人才。同时，跨区域发展，也给农商行管理能力带来了挑战。有的村镇银行开业不到2年，就出现了管理混乱、贷款严重不良的局面。

政府强化监管责任与干预经营管理的矛盾。农信社银行化后，省政府的监管责任重大，但如何监管、如何监管到位又不干预经营管理成为省政府的一大难题。省联社代表省政府管理农信社，下设了办事处。有的地方将辖内部分农村信用联社、办事处整合，组建了农商行，一套班子两块牌子，既负责农商行的经营管理，又对农商行和其他信用联社进行监管，致使办事处出现了权责不清、管理越位、管理不到位的现象。同时，有的省联社掌握着农信社员工的录用权、干部的任命权处分权，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辖内农信社具体的经营管理活动。农商行是独立的企业法人，客观上要求自主经营、自主管理。这一矛盾，需要省政府正确把握、合理解决。

确保农商行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第一，建议政府明确定位，确保监管不错位、不越位、不缺位。作为监管者、投资者，省政府有责任管理好农商行，但要正确拿捏、把握好尺度，发挥好政府的作用。一是在宏观上进行指导，帮助农商行制定好发展战略、落实好金融方针;改进政府服务，制定扶持政策，完善信用体系，强化执法力度，为农商行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将来自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及时传达给农商行，促使农商行改善经营管理、提升服务水平、履行社会责任。二是选好一把手，组建好省联社、农商行领导班子;制定好评价考核办法和激励措施，增强领导班子的责任心，促其履行好管理责任。三是对农商行具体管理事项不干预。

第二，建议省联社建立适应形势发展的管理体制。银行化改革完成后，农信社法人数量明显减少。建议省联社做好顶层设计，在适当的时机取消下设的办事处，对农商行实行垂直监管，强化服务职能。对经济发达的省份，建议组建全省农商行。对经济发达的地区，建议将辖内农信社整合，组建全市农商行，增强竞争实力和抗风险能力。对目前办事处与农商行合署办公的，建议尽快剥离，使农商行自主经营、自我发展。

第三，建议银监部门加强监管力度，一方面为农商行创建公平规范、良好竞争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促使农商行完善法人治理，将风险管理的各项监管要求落实到位。同时，加强立法，规范农商行薪酬管理，限制干部员工收入差距，增加薪酬透明度;开展农信社银行化改革评估，分析成效问题，确定农商行下一步改革发展的方向。

第四，建议农商行坚持服务“三农”。农村是发展的根基，弃乡进城、脱离“三农”就会有倒闭的危险。因此，要牢固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社区、服务当地经济发展的市场定位，不断改进金融服务，巩固好支农主力军地位。

第五，建议农商行深化改革。发展无止境，改革无尽期。一些农商行虽然完成了银行化改革任务，但还存在“五个老问题”、面临新矛盾，需要以壮士割腕的精神进一步深化改革，下功夫解决阻碍科学发展的具体问题。要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按照企业的内在规律和要求，建立适合自己的组织架构和运行机制，实现企业化经营。要主动适应新常态和利率市场化，积极调整结构，加快经营转型。要把风险防范放在第一位，按照监管要求，完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建立全面风险管理的机制，加强流程银行建设，实现管理的精细化、流程化。对跨区分行、村镇银行，加强监管，防范出现区域性风险。要高度重视员工诉求，建立科学合理的用人机制、考核机制和薪酬管理办法，调动好广大员工的积极性、创造性。要做好员工培训、人才引进，全面提升员工队伍素质。要高度重视基层党组织建设，加强党员管理;按照中央及各级党委的部署要求，深入、扎实有效地开展好各项活动，促进企业健康发展、科学发展。

本文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1573265)支持。

(作者单位：济南农村商业银行长清支行，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作者：付兆法 周立

国有商行业绩考核薪酬体系论文 篇3：

关于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思考

摘 要：本文基于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的视角，分析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主要困难在于难以有效克服小微企业融资的高风险、高成本、低收益、责任重等压力，而目前对国有金融机构服务小微企业存在考核激励不够、考核导向不足等问题。为从根本上提升国有金融机构对小微企业融资支持的内生性动力，本文提出进一步完善《金融企业绩效评价办法》，加大对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单项考核激励力度的建议。

关键词：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国有金融机构;绩效考核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21.03.008

小微企业是经济新动能培育的重要源泉，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要载体，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融资难、融资贵一直是制约小微企业发展的重要瓶颈。对此，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财政部等部门多措并举持续加大对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本文从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的角度，分析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根源，探析国有金融机构服务小微企业绩效考核机制，针对其存在的不足，提出进一步完善国有金融机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绩效考核机制相关建议。

一、金融机构服务小微企业主要困难

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主要根源在于金融机构难以有效克服小微企业融资的高风险、高成本、低收益、责任重等压力，是金融机构市场化、商业化理性选择的结果。

(一)“低小散弱”、缺乏抵押物抵押，小微企业信用风险高、融资难

对目前以抵质押担保为主的信贷机构来说，缺乏抵押物抵押的小微企业自然存在融资难。从金融资源丰富、小微企业居多的浙江省看，2019年末小微企业贷款余额中抵质押类、保证类比重分别为56.9%、33.3%，信用类仅占9.7%。同时，小微企业生产经营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盈利能力和成长性弱，“死亡率”高，以及小微企业普遍存在的会计资料不健全、内控管理制度不规范、经营信息不透明等问题，较难满足银行所需的可靠财务情况。

(二)小微企业贷款风险防控压力大，金融机构对小微企业的融资支持谨慎

一是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依然偏高，金融机构对小微企业信贷审批较为审慎。如2019年末，浙江省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为1.16%，高于全部贷款不良率0.25个百分点。二是小微企业“资金链”、“担保链”两链风险隐患尚未有效化解。如2019年末浙江省小微企业保证贷款余额占比33.3%，仅比2011年以来全省不良贷款率最高时点下降4.1个百分点。三是在处理不良贷款的过程中贷款责任追究力度大。按照现行制度规定，不良贷款核销和处置时必须倒查原因，倒追责任。这对风险相对较高的小微企业贷款来说，存在追责的可能性更大。

(三)小微企业融资服务成本高、综合收益低

相较于大中型企业，对小微企业的尽调和审批流程更加耗时、耗力、耗费成本，一样的贷后管理的风险防控难度更大。据某股份制银行调研反映，15780户小微企业客户，按平均半年贷后检查一次，工作量为31560次/年，约是大中型企业3640次/年的8.7倍。一样的付出，甚至对小微企业付出更多，但获得的回报远不如大中型企业、项目。考虑到对小微企业融资支持存在的这些劣势，国家出台了再贷款优惠、小微贷款免征税收、给予风险补偿等政策，补偿了部分小微企业贷款的超额成本，但补偿的力度和范围都太小。如某城商行市分行2018年获得24.7万元的专项服务小微企业的考核奖励，与该行3.5亿元小微企业贷款所面临300多万元不良贷款相比，可谓是杯水车薪。

(四)信用担保配套体系建设尚未完善

一是各地区、各部门信息没有形成共建共享机制，对小微企业采信难。如浙江省台州市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改革创业试验区融合本市信息资源探索建立了金融服务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汇集了15个部门、7500多万条信用信息，实现对全市近60万多家市场主体的信用建档，在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只能采集台州本地信息，平台作用受到限制。

二是担保体系建设与应用不完善，小微企业增信难。受经济形势及企业担保链的影响，民营融资担保机构为小微企业担保的难度加大、意愿降低，小微企业担保业务趋于萎缩。政策性担保机构建设滞后、规模偏小、过度谨慎，尚未充分发挥国有担保机构对小微企业融资支持的引导作用。风险分担机制不完善，银担合作不畅，大部分代偿风险仍由担保公司全额承担，担保公司积极性下降。

二、国有金融机构服务小微企业绩效考核现状

为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国家有关部门持续出台政策引导信贷投放、拓宽融资渠道，如人民银行出台加大信贷资源向小微企业倾斜、增加支小支农再贷款和再贴现额度、盘活小微企业信贷资源等货币政策;银保监会强化小微企业贷款利率和贷款投放监测考核、收费减免等监管政策;财政部明确小微企业贷款利息免征增值税、支持国家和地方融资担保服务等财税政策;证监会支持发展创业投资和天使投资、强化多层次资本市場支持等市场政策。这些政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但尚不能从根本上有效解决金融机构对小微企业融资支持中存在的高风险、高成本、低收益、责任重的问题。为此，财政部在《金融企业绩效评价方法》中建立对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考核机制，财政部对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建立健全考核机制激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融资支持，进而形成对小微企业融资支持的内生动力。但目前，国有金融机构服务小微企业的绩效考核存在以下两方面问题。

(一)金融服务小微企业考核激励不够

《金融企业绩效评价办法》(财金〔2016〕35号，下文简称“评价办法”)对金融机构着重从一个会计年度的盈利能力、资产质量、偿付能力以及经营增长状况设计指标按百分制进行考核，对鼓励金融机构支持小微企业的贷款在“中小企业贷款”的加分项中体现(见表1)。

中小企业贷款加分的最高限就3分，这3分与总的100分之比明显偏少，且在这3分加分的指标中还包括了对中型企业的贷款。为达到满额加分，金融机构容易把融资支持的着力点放在中型企业身上，反而削弱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同时，该《评价办法》对金融机构负责人薪酬影响不大。以浙江省省管金融机构负责人薪酬调研情况为例，省管金融机构负责人的薪酬由基本年薪、绩效年薪和任期激励收入三部门组成。其中，绩效年薪是与金融企业负责人年度绩效考核评价结果挂钩的收入，以基本年薪为基数，根据金融企业绩效评价办法和企业内部负责人业绩考核并结合绩效年薪调节系数确认，控制在基本年薪的3倍以内。任期激励收入以金融企业负责人任期内年薪总水平为基数，最高不超过任期内年薪总水平的30%。金融企业负责人薪酬上有封顶，不是完全按照市场化薪酬分配机制确认，经初步测算，绩效年薪约占总薪酬的一半左右，“评价办法”里中小企业贷款加分项影响省管金融企业负责人总薪酬仅约1～2个百分点。

从某国有商业银行省分行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看，对各级分支机构千分制绩效考核中，主要有战略转型(370分)、社会责任(30分)、价值创造(200分)、风险管理与合规经营(400分)等四大类指标(见表2)。其中，省行及二级分行考核中，普惠金融业务在指标“社会责任”中占15分，即影响总绩效考核得分最多为1.5%。即使在基层支行考核中，普惠金融业务分值有所提高(占20分)，且为了达到奖惩效果，该支行将普惠金融业务的指标分值区间定在[-30，19.5]，在整个绩效考核体系中普惠金融业务影响分值也仅在5%左右。据该国有银行基层支行对历史数据测算反映，普惠金融业务绩效考核结果最多影响基层支行机构负责人绩效薪酬仅10%左右，对年度总薪酬的影响更小。

(二)考核导向不足以提升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积极性

财政部《评价办法》对银行类金融机构将盈利能力(25%)、经营增长(20%)等收益类指标以及资产质量(25%)、偿付能力(30%)等风险控制类指标作为主要考核指标，符合金融机构追求低成本高收益的经营目标方向，但与小微企业贷款具有的高风险高成本低收益情况矛盾。换言之，多发放小微企业贷款将对金融机构的利润增长和资产质量考核形成不利影响，这必然影响金融机构信贷支持小微企业的积极性。本文上述的某国有银行绩效考核也较注重利润和风险考核，这与金融机构以盈利考核为目标一致，但与拓展具有高风险高成本特征的小微企业贷款业务存在矛盾。

三、相关政策建议

在众多扶持小微企业的政策措施中，考核激励是最好的导向和指挥棒。建议进一步完善《金融企业绩效评价办法》，使国有金融机构对小微企业的支持真正变“要我做”为“我要做”。

(一)明确考核口径

由于国家宏观政策导向持续聚焦小微企业，财政绩效考核应充分发挥政策导向作用，遵循普惠金融的理念，引导银行金融机构下沉服务重心支持小微企业。建议将财政部《评价办法》中“中小企业贷款”调整为“小微企业贷款”，即重点引导银行金融机构支持小微企業贷款及个体工商户经营性贷款、小微企业主经营性贷款发放。

(二)单列考核指标

将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相关指标单列考核，包括户数、金额、利润、不良、金融创新等指标，体现差异化管理要求，并适当提高小微企业贷款的考核权重。

(三)体现考核差别

针对小微企业融资高风险高成本低收益责任重的客观现实，适当降低小微企业贷款盈利水平，进一步激励金融创新，强化贷款户数、余额、新增额的考核，同时适当提高对小微企业不良贷款的容忍度。

(四)提高激励与约束力度

一方面，强化对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正向激励，将各项考核指标的激励程度优于其他类型企业金融支持，使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融资支持;另一方面，建立健全约束机制，守住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风险合规底线和责任，防止金融机构盲目支持。

(责任编辑：夏凡)

参考文献：

[1]张建华.建立银行服务中小微企业“敢贷、愿贷、能贷”的长效机制[J].清华金融评论，2019(3)：73-77.

[2]张磊.关于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思考—基于商业银行的视角[J].当代经济，2016(36)：108-109.

[3]李玉文.银行类型、信贷结构与政策网络—民营小微企业“融资难”的困与解[J].厦门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20(1)：14-18.

[4]刘居照.小微企业融资政策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建议[J].金融经济，2020(1)：66-70.

[5]刘艺璐，陈柱.互联网金融背景下小微企业融资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北方金融，2019(5).

[6]王能.运用“产业+金融科技”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探索——以桂林银行为例[J].区域金融研究，2018(12).

[7]周雷，邱勋，刘婧，陈雯萱.金融科技创新服务小微企业融资研究——基于金融科技试点地区840家小微企业的调查[J].西南金融，2020(10).

[8]杨德勇，代海川.互从金融科技视角看中小微企业融资问题——以地方金融服务平台为例[J].甘肃金融，2020(11).

[9]罗忻睿.当前经济情况下如何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J].金融经济，2015(16).

[10]段胜.关于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思考——基于四川省民营企业的调查分析[J].西南金融，2019(3).

[11]吴隽.互联网信贷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问题的优势与风险探析[J].区域金融研究，2015(4).

[12]叶慧敏，高煜钦.互联网金融模式下我国小微企业融资问题研究[J].商业经济，2019(5).

作者：戴贤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