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法学理论的环境法论文

摘要：注重课本、课堂理论教学，致力于知识传授的传统教学模式，已不能满足法律职业对法律人才素质的需求，也不能适应法学教育本身的发展。因此，在当前形势背景下，从法学教育的实践性和职业性特点出发，推进法学课程的实践性教学改革，已是情势所需。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传统法学理论的环境法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传统法学理论的环境法论文 篇1：

从动物权利到动物福利的回归

[摘 要]动物权利论由于其理论基础中有诸多同传统法理相悖的困境，故遭到很多学者的反对。动物福利是现行学界普遍接受的理论，实际上是动物权利论在人类现阶段历史条件下的合理选择。对我国现阶段来说，将动物福利相关规定引入是必要的，而动物保护立法的第一步就是出台反虐待动物法。

[关键词]动物权利;动物福利;反虐待动物法

一、动物权利的论争

(一)动物地位的主张

广义上，动物的范畴包含了人类。但随着人类对自然利用能力的扩张，一系列自然秩序都被人类进行了重新定义。因此，动物一词多指人类以外的其他动物，本文为了写作方便，也将其他动物简称为动物。

从近现代西方学者的视角，对动物地位的认识各有不同。16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的机械主义动物观认为，动物没有情感、没有感知痛苦的能力，只是人类的机器和工具。这种观点在科学逐步发展之后不攻自破，现代科学证实，动物也有基本的情感体验。

(二)动物权利的争论

澳大利亚伦理学家彼得·辛格和美国哲学家汤姆·雷根是动物权利论的代表者。他第一次提出了“动物解放”的概念，主张人类给予动物关怀的原因不在于智力或者道德，而在与一般人类的品质和动物是否具有痛苦体验，并认为动物解放是要提升动物地位而非贬低人类地位。其提出《泛人猿宣言》，呼吁赋予一个由大猩猩、猩猩以及两个亚种的黑猩猩组成的“平等群落”以三项基本权利：生存权、个体自由权和免受折磨权。汤姆·雷根认为，动物应当被赋予同人类相同的权利，在权利程度上允许同人类有差别，主张废除动物实验、动物食用以及商业捕猎。

反对动物权利论的学者以卡尔·科亨教授为代表。他认为，基于动物能体验痛苦，人类有义务去关心，但这不并能得出人类不能食用动物的结论;此外，人类痛苦的解除依赖于动物实验。他对动物权利最为尖锐也最具争议的批评理由在于：只有人有权利，动物不是人，所以动物没有权利。对于卡尔·科亨教授反对废除动物利用的观点，实际上并不与汤姆·雷根教授的观点冲突，因为汤姆·雷根教授也没有主张完全意义上的废除动物利用，对于这一点，我国著名环境法学者蔡守秋教授还指出：“卡尔·科亨在这场辩论中是针对并不存在的敌人(风车)而在大施堂吉诃德的威风。”[1]

从宏观上分析，由“动物权利”到“动物福利”再到“反虐待动物”有其客观必然性。因为从现有法学理论框架下论证动物权利的合理性是难以实现的，故退而寻求动物福利理论的支持，进一步明晰动物福利与动物权利理论不但不矛盾，还大有承接递进之感，因此不妨借用“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来类比“动物权利”和“动物福利”，“反虐待动物立法”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比拟。

二、动物权利论在传统法理中的困境

(一)“主客二分法”体系下的动物权利困境

传统法学奉行“主客二分”研究范式，坚持人只能是法律关系主体，物只能是法律关系的客体，二者不能相互转化。在传统民法中，动物被视为“物”;在传统刑法中，动物被视为“财产”。因而动物权利理论在此体系下格格不入，主张动物享有权利，就要解决动物也是法律关系的主体这一难题，而显然在“主客二分”的理论之下，人与动物是不可能划归到同一类(即主体)中去的。常纪文教授认为：如果要把目前人与动物的主客体关系提高到主体与主体关系的高度， “唯一的措施是对目前中国和国外大多数国家已经固定几千年的‘主、客二分法’法律结构和由该结构所维护的法律秩序做出重大的调整， 否则， 根本不可能实现。”[2]

国内著名的环境法学者蔡守秋教授已经在其著作《调整论——对主流法理学的反思与补充》中迈出了向前的理论探索，他对“主客二分法”所持的观点为实现“主客一体化”，即打破主体客体之间不能相互转化的绝对状态。随着基础理论的逐步调整，动物权利论在未来的制度构建中或许能有正统地位，但这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二)“权利——义务”体系下的动物权利困境

在现行法学理论的基础之上，如果假定动物享有权利，如何来论证人类食用、试验等剥夺动物生命等行为的正当性?现阶段的动物权利论支持者力图将长久以来被压抑的动物利益提升到权利的层面，如果这种权利化途径是可行的，那么我们就应当将动物赋予权利，但是人类很难知道赋予动物什么样的权利是合适的;再者，如果我们将动物划分成三六九等，等级高者才享有完整的权利内容，这会不会意味着人为的选择性淘汰?

“权利”一词能否作新的理解，从而满足动物权利的论证需要呢?关于动物权利的争论，主要在哲学背景和伦理学背景学者之间展开，后为环境法学者引入法学视野，因此“权利”一词难免有泛化的弊端，加之动物保护组织的宣传与号召，使得动物权利成为一个有力的动物保护武器。“权利之于动物，更多的是一种标语与口号意义。”[3]所以从法学的角度，在当下将“权利”一词作重新解释显得过于迂回。用现行法理去批驳动物权利理论的做法是欠缺辩论针对性的，在现行法理难以一朝撼动的当下，我们一方面应该继续探寻基础法理的修正与革新，但另一方面，动物保护刻不容缓，我们更应当在现行理论和体制之下来寻找动物保护合适的落脚点，退而求其次，动物福利堪当此任。

三、动物福利的可行性

(一)动物福利的立法回应

目前世界上已经有100 多个国家( 地区) 出台了有关动物保护的法案。1822 年，世界上第一部与动物福利有关的法律出台——英国通过了禁止残酷对待家畜的《马丁法案》。英国从1911年制订的《动物保护法》到1995年颁布的《动物福利法》，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备的动物福利立法体系，其法律和法规对动物福利各个方面的规定也比较细致，有诸如《宠物法案》、《野生动物保护法》、《动物遗弃法案》、《动物麻醉保护法案》、《动物寄宿法案》等一系列动物保护立法和动物福利立法。

美国在动物福利和动物保护方面的立法也是较全面而详细的。早在1918年就出台了《候鸟条约法》，之后陆续出台《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秃鹰保护法》，《提高实验动物标准法》。此外还有《鸟类迁徙保护法》、《海豹保护法》、《鲸类保护法》、《濒危物种法》等法律。德国更是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把动物权利写进宪法的国家，并且在《动物福利法》中规定了相关刑事责任。在亚洲地区， 泰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也都出台了关于动物福利的法律。我国香港于1935年就制定了《纺织残酷虐待动物条例》，1976年制定了《野生动物保护条例》。

(二)动物福利的历史契机

在现阶段，选择动物福利论，既不必推翻传统的“主客二分”研究范式，也不会招致激烈的反对与抵触——尤其不至招致普通民众的误读与恐慌。但我们仍应当做出这样的努力：不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人类对动物利益的维护应当向前推进，人类对动物地位的认识应当逐步归于本源。我国环境法学者高利红的观点认为，动物作为法律主体时只能是“类主体”，即赋予部分范围的动物不完全的权利，并指出：“在适当的时候，即我们的道德资源、社会资源、制度资源能够支撑的情况下，最终将所有的动物作为个体的权利主体。”[4]

因此我们不妨坚信动物权利论在未来终成通说(正如奴隶制度的全面废除)，而目前人类目光所能及的前景就定位在动物福利论。因此，激进的动物权利论在当下呈现“水土不服”之态。不得不承认，动物福利论是有局限的，但现阶段动物福利将成为历史性选择，此为时间条件。在我国，动物福利理论的全盘接受又不免操之过急，保护动物的第一步，应当是反虐待动物的立法。

四、我国反虐待动物立法的设想

2010年，我国首部《反虐待动物法》(原名《动物保护法》)的专家建议稿(以下简称建议稿)初步形成，建议稿体系和内容相对完备，分为总则和分则，分则按照野生动物、经济动物、宠物动物、实验动物和其他动物的分类进行管理，总体上看，本部建议稿既不反对动物利用，也认可基于人道原因对动物的合法扑杀，而被规范的行为也限于虐待和遗弃，并且在用语上多采用“不得……”的禁止性规范，将动物保护的程度停留在“底线”的水平上。在基本制度方面，建议稿设置了动物反虐待的身份识别制度、动物的饲养条件和档案制度、传统疾病控制与人道扑杀制度、救助受虐待或被遗弃动物的制度等几大制度，其中还不乏立法亮点，如允许动物医疗保险的设立、要求收容机构建立接收犬、猫只档案和允许领养被收容的犬、猫只等。但其中对于政府责任的要求在实践中有一定的难度，例如为动物提供必要的医疗和绝育手术这一项，在实践中就存在哪个机构来实施、这个机构如何定性、在实施过程中如何进行有力的监管以避免对动物的“重复加害”等问题。

在法律责任方面，专家稿规定了民事、行政和刑事责任，同时也对不同的动物作了区别对待，一般惩罚措施分为经济罚和资格罚，经济罚中对罚款数额也进行区别不同情形而确定罚款数额，而且刑事责任的承担门槛比较高，因此是合理的。但是，对动物反虐待的实际操作更多地需要依靠行政手段，如果运行过程中缺乏监管，容易导致“权力寻租”的现象，一方面，对动物虐待的过程多具有隐蔽性，事后行政主体和相对人均存在“举证困难”的困境，容易造成行政主体滥用罚款的权力给相对人造成更多的不便。另一方面，对虐待动物的组织或个人的罚款是一笔庞大的数目，这些款项的公开化和正规化也需要相关制度的进一步完善。针对上述潜在的问题，也有初步防范对策。首先，对于虐待过程的“举证困难”可以通过在密集屠宰区设置摄像头来初步缓解，实验过程中在不涉及技术秘密的部分可以实施监控，在宠物医院和动物收容机构也可以实时监控。其次，对罚款的收取也益在公共刊物和网站定期公开收入及支出，以便公众监督。

但即便是把我国的动物保护的期望只限在反虐待动物的层面，还是有很多民众在网上发表了激烈的反对意见。但是如果非要等到人类全面消除了温饱问题才来谈及动物的利益，会不会为时过晚?不过这也从中反映出，比立法更先行的是意识，我们应当做出这样的努力：让动物保护的意识被唤醒并扎根，然后适时推动立法;即便是立法先行了，对公众的动物保护教育也不能停滞不前。对于民众对一些以动物养身的错误风俗以及动物入药的盲目迷信，还需要科学领域的专家不断用事实去破除和改变。

参考文献

[1]蔡守秋.《简评动物权利之争》[J].载《中州学刊》2006年第6期.

[2]常纪文.《动物有权利还是仅有福利?——“主客二分法”与“主客一体化”的争论与沟通》[J].载《环球法律评论》2008年第6期.

[作者简介]黄业晞，昆明理工大学法学院，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硕士研究生。

作者：黄业晞

传统法学理论的环境法论文 篇2：

基于能力培养的体验式实践教学

摘要：注重课本、课堂理论教学，致力于知识传授的传统教学模式，已不能满足法律职业对法律人才素质的需求，也不能适应法学教育本身的发展。因此，在当前形势背景下，从法学教育的实践性和职业性特点出发，推进法学课程的实践性教学改革，已是情势所需。本文提出，实践教学的核心在于确立一种基于能力培养的体验式的教学模式，即以法律职业能力和经验式学习能力的培养为目标导向，以“社会调查、案例教学、情境教学、模拟法庭”构成的多层次、综合性的体验式教学方法体系为实施手段的实践性教学，同时实现师生角色地位的转变，确立和协调在实践教学环节中学生的主体地位和教师的主导地位，坚持实践教学的核心理念。

关键词：法律职业能力;经验式学习能力;体验式教学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是与现实生活有着紧密联系的学科，同时又作为具有高度实践性的法学学科之一，决定了注重课本、课堂理论教学，致力于知识传授的传统教学模式存在着局限。“灌输式”的教学不仅难以引起学生的兴趣，而且较少顾及学生今后个人的发展与工作需求，不够重视培养和训练学生掌握从事实际工作的技能，难以取得理想的教学效果。因此，在高等法学教育的改革形势下，《劳动与社会保障法》课程的实践性教学改革，是情势所需，具有其必要性和迫切性。

法学实践教学，一般理解为是在我国本科法学教育过程中开展的旨在训练法科学生实践技能的教学模式，是与理论教学相互衔接、相互支撑的法学教学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般认为实践教学是教学环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理论教学的继续、深化和扩展，如专业实习，这是一种验证性的实践教学模式。

而本文所指实践教学，区别于传统的验证性的实践教学模式，是指一种基于能力培养的体验式的教学模式，即以能力培养为目标导向，以体验式教学方法为实施手段的实践性教学。通俗来说，是以创新性的教育理念，主要解决两个问题的教学模式，即：应该教给学生什么?以及应该怎样教?也即教学目标和教学方法的问题。

一、基于能力培养的实践教学——教学目标导向

知识教育与智力教育已不能适应现实社会的需求，注重知识传授的“灌输式”的教学模式，造成学生“知晓”过于“能做”;专业划分过于狭窄和细化，学生强于具体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弱于现实社会环境中有效运用和发挥专长的能力。因此，能力教育与素质教育，是当前整个法学教育调整、改革背景下的必然选择。重视培养学生适应未来生活、学习与从事实践工作的能力与素质，这是实践教学的主要教学目标，确立实践教学框架体系的重要指引，同时也体现出实践教学的核心理念。本文将实践教学目标归纳为两种能力的培养：法律职业能力和经验式学习能力。

1.法律职业能力。我国传统法学教育一直是重视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导致法学教育的现状之一是，法科毕业生就业渠道不通畅，法律人才匮乏与毕业生就业困难并存，同时还面对法律实践部门对法学教育所培养的人才素质属于“半成品”的责问，这种重“学理”轻“术业”的状况已不能满足法律职业对法律人才素质的需要和法学教育本身的发展。因此，让法学教育与社会需求紧密结合，重新定位教学目标，不仅仅局限于法学知识的教育，而是从社会需求和学生长远发展的角度出发，将法律职业能力的培养作为法学教育的根本目标，以法律职业能力为目标导向，来思考和确立具体的教学模式，这也是本文所指实践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

法律职业能力是将法律思维能力、法律知识和法律实践经验综合于一体的能力和技巧。美国律师协会法学教育与律师资格部下设的关于法学院与法律职业特别工作组的报告，即《麦考利特报告》，最终确立了法律职业需要具备的十项基本技能：问题的解决;法律分析和推理;法律检索;事实调查;交流;咨询;谈判;起诉和其他纠纷解决程序;法律事务的组织与管理;确认并解决道德困境。将法律职业能力培养作为教学目标之一，即我们除了教给学生基本知识，日后处理各种复杂法律问题必须具备的法律原理、原则，我们还要传授和培训学生有关法律实践的基本技能，并要培养学生法律职业特有的思维方式和发现问题、判断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教会学生能够“像律师那样思考”，这样才符合法学教育的实践性和职业性特点。

2.经验式学习能力。所谓经验式学习，具体包含了两个层面的涵义：其一，是指学习过程、学习方式的转变，从传统的被动式、接受式学习，即“满堂灌”：教师讲，学生记的学习方式，转变为学生的主动式、参与式、互动式的学习方式，培养和增强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同时表现为教学过程中师生角色地位的转变，被动式学习中教师是主体，学生只是处于附属地位，而主动式学习中学生才是学习的主体，教师转变为学习的主导者。其二，通过这一过程的体验和总结，使学生领悟、掌握一种学习方法。即增进学生对“实践出真知”这一学习方法的理解，培养和促进学生自我学习、自我提高的能力，使学生在毕业后能通过自我学习达到更高的专业水平。在这知识爆炸的时代，知识更新速度越来越快，因此既授人以鱼又授人以渔，才能培养和锻炼有利于学生终身职业发展的能力，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适应社会的发展。

实践教学强调从实践和经验中学习，是“在行动中学习”，即是从这一教学目标——培养学生的经验式学习能力出发而确定的。学生除了学习系统的法学知识外，还应学到更重要的东西：在经验总结基础上自我提高自主学习的能力，因为学生若要自如的应对日益暴增的规则知识，就必须具有自主学习的能力。

二、多层次、综合性的体验式实践教学——教学方法体系

本文所指实践教学，是以能力培养为目标导向的，而能力属于经验的范畴，具有主观化的属性，形成于实践这一具体化的、情景化的语境中，因此，能力无法通过传授来获得。传统教学注重知识传授，知识是可以言传的，可以在书本中发现或找到，但是，知识的掌握仅是基础，是必要储备，而能力的培养是知识的主体内化过程，依赖于人们在实践中的逐渐领会，以致精熟，因此，能力培养导向下的实践教学，必须以各种具体的、可操作的、具有实践特征的教学方法为实施手段，使学生在亲力亲为的实践活动中总结、领悟、掌握法律职业能力和经验式学习能力，也即基于能力培养的实践教学，还需构建体验式法学教学方法体系。

以能力培养的教学目标为导向，突出体验式法学教学特色，同时基于《劳动与社会保障法》的学科特点，从课程内容出发，结合不同的教学主题，本文提出构建由“社会调查、案例教学、情境教学、模拟法庭”构成的多层次、综合性的实践教学方法体系。

1.社会调查。《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具有社会法属性，劳动法的基础理论和重要制度均是以此为基础确立的，所以了解社会现状、发现社会冲突、理解社会矛盾对加深该课程的理解至关重要。通过社会调查的方式，一方面可以拉近学生与社会的距离，为其提供接触社会、真实了解社会的机会;另一方面可以锻炼学生发现问题、研究分析问题的能力。课程基础理论、劳动基准法、社会保障法等教学主题可以采用社会调查方法，由学生独立设计调查问卷、确定调查对象、独立展开社会调查、分析调研数据，最后撰写调研报告。通过社会调查学生可以真实的了解劳动者群体的生存状况，研究分析劳动法律规范实施贯彻情况，体会现实社会中劳资双方的实力情况对比，关注社会热点问题，从而加深学生对该学科本质属性的理解。

2.案例教学。与传统教学法相比，案例教学法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增强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以及促使学生学会沟通与合作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在劳动合同制度主题中，重点运用的即是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具体划分为两种不同的模式，以培养锻炼学生不同的能力：

(1)案例分析。课堂的案例分析或案例讨论，使学生更加深刻地理解劳动法律规范，全面掌握法律规范的适用条件。为突出实践教学，需全部采用真实的劳动纠纷案件材料，通过搜集事实、分析案情、适用法律规范、提出解决方案，将法学理论、法律条文、司法个案结合起来。通过对真实而典型的案例进行讨论、分析、归纳，进而达到对法学理论和规则的深刻认知。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不仅仅是获得法律知识，更重要的是增强了学生对法律关系的分析能力和法律运用的操作能力以及积累处理案件的经验。

(2)判例研究。判例研究是通过探究式教学法，使学生精通判例，深入地了解我国法官在审理案件，特别是疑难案件的过程中澄清法律的模糊、两可之处，填补法律的空白等所体现的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是培养高层次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必不可少的教学方法。司法判例多是法官在审理个案过程中遭遇法律适用困难，即在解释不确定法律概念、补白法律漏洞以及基于个案司法正义而进行“脱法”解释(真正意义上的法律续造)时遇到困难，从而必然造成司法适用不统一的疑难案件，因此，对典型的司法判例，可研究其中的裁判方法、裁判规则、法律思维、司法理念甚至法治精神。同时，通过对司法判例的研究总结，可以拓展、提高学生对法学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3.情境教学。此处的情境教学法主要是借鉴法律诊所中的角色模拟，由教师根据教学内容设计一定的场景，提供必要的信息，由学生扮演某个角色，根据自己掌握的知识再现场景。如“劳动合同的订立”教学内容即可通过模拟招聘，使学生了解劳动合同签订的程序、劳动合同订立的条件及劳动合同的效力等问题。通过模拟，学生加深了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和认识，并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求得到理论的升华和能力的提高。同时在模拟过程中学生还需起草、审查、签署劳动合同书，以锻炼学生撰写与审查法律文书的能力。

模拟的理论基础是体验式学习法，学生学会如何从体验中学习是职业生涯所不可或缺的;模拟为学生提供综合的学习方法，模拟可以用以加强实体法、职业技能和职业道德的学习;可强化学生解决问题的技巧与策略;可以为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和适应能力提供机会。因此，情境教学法是重要的实践教学方法之一。

4.模拟法庭。模拟法庭目前已是一种较为常用的实践教学方法，但是很多模拟法庭的组织仅侧重程序，使模拟法庭成为具有表演性质的活动，难以发挥模拟法庭作为一种独特的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的作用。因此，本文所指模拟法庭强调重实践、重程序、重案件事实的法律分析，强调学生在模拟法庭中的主体作用，为学生运用所学法律知识分析、解决问题创造一个“真实”的环境，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参与性。本人在教学过程中，组织模拟法庭时尤其注意到以下几个问题：

(1)依托劳动法诊所的教学资源，使用完全真实的案件材料。教师并未向学生提供类似案情介绍的文字材料，而是提供给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双方所有“原始材料”，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工资条、考勤记录表、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等真实的案件材料，由学生通过对案件材料的研究分析，整理出案情，选择证据适用，确定己方的诉求。

(2)严格按照实践中仲裁或诉讼的程序组织。先由一方当事人提交起诉状和证据清单，再由另一方当事人根据起诉状和证据清单，提交答辩状和证据清单，然后由教师担任仲裁员或法官按照事实调查、法庭辩论的环节引导整个仲裁或诉讼程序，庭审结束后还需由双方当事人提交代理词。

通过真实案件的模拟，使学生有机会将掌握的法律知识适用到真实案件，培养学生参与法律操作，解决实际案件和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实践教学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师生的角色地位问题。传统教学中注重知识传授，忽视学生的主体性，片面强调灌输式方式，以教师“教”为主，学生“听”为辅，课堂缺乏互动。教师是教学活动的中心和主体，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难以发挥。因此，实践教学改革必须注意教师和学生的角色地位问题。实践教学中应当转变教师角色，使其从知识传授为主，转变为策划教学内容，创设学习情境，配置学习资源，引导学习方向，点拨学习疑难，监控学习过程，评估学习效果，从教学的中心和主体转变为教学的主导。以启发式代替灌输式，倡导自主式学习，使学生从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学习问题的探究者，教学的参与者，因为参与，所以思考，因为思考，所以领悟，使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同时，教师和学生在实践教学环节中的互动与交流尤为重要，以协调教师的主导地位和学生的主体地位之间的关系。

2.教学方法的选择问题。教学方法是实现实践教学目标的必要手段，然而不同的教学方法对学生能力训练是不同的。在法学实践教学过程中，应当按照学生法律技能形成规律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即需遵守实践教学方法与能力培养目标相匹配原则。实践教学的目标并不在于简单地给予学生毕业前参与法律事务的机会，它的目标在于帮助学生培养经验式学习的能力以及法律职业能力。另一方面还需根据教学内容的特征来选择不同的教学方法，即上文所述根据不同的教学主题适用不同的教学方法，最终构成该课程的多层次、综合性的实践教学方法体系。

综上所述，《劳动与社会保障法》课程的实践教学改革，核心在于确立一种基于能力培养的体验式的教学模式，即以法律职业能力和经验式学习能力培养为目标导向，以“社会调查、案例教学、情境教学、模拟法庭”构成的多层次、综合性的体验式教学方法体系为实施手段的实践性教学，同时完成师生角色地位的转变，确立和协调在实践教学环节中教师的主导地位和学生的主体地位，坚持实践教学的核心理念。

参考文献：

[1]李敖、Pamela N.Phan.实践型法律人才的培养——诊所式法律教育的经验[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2]王健.构建以法律职业为目标导向的法律人才培养模式——中国法律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报告[J].法学家，2010，(5)：138-180.

[3]马永梅.法律诊所教育与法学实践教学评价模式的改革研究[J].民主与法制，2007，(2)：73-75.

[4]房文翠.我国法律方法教育的反思[J].现代法学，2008，(4)：165-172.

[5]刘瑛.《劳动法》案例教学的实践与探索[J].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学报，2008，(3)：53-60.

基金项目：本文为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教学改革项目：《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实践教学改革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张红梅(1981-)，女，河北省安国市人，讲师，法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劳动与社会保障法、环境法。

作者：张红梅

传统法学理论的环境法论文 篇3：

中国环境司法的现状与未来

摘要;即使限于传统法框架，且有明确的法律依据，环境纠纷也很难进入诉讼程序;即使进入诉讼程序，也很难获得公正救济。这与司法独立缺位、司法能力不足以及司法定位局限有关。在对司法机关突破束缚寄予更高期待的同时，维护法律尊严、坚守正义防线是更为现实的选择。

关键词：环境司法;运行现状;司法独立

文献标识码：A

据统计，我国每年的环境纠纷案件有10多万件，但真正告到法院的不足1%。而据原国家环保总局统计，2002年至2006年，有关环境问题的举报平均增长率约为87%，但是，环境诉讼案件数量并未呈现出相应的增长，2004年审结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案件4 453件，2005年只有1 545件，2006年略有上升，但也仅有2 146件。

当然，进入司法环节的环境诉讼案件比例不高并不一定是坏事，因为诉讼只是解决纠纷的途径之一。而且我国“政府主导型”的环境法治，“重管理，轻公众参与;重行政包揽，轻司法监督”。然而，司法环节的这种情况是正常、合理的吗?司法环节是否实现了“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的角色和功能?

一、环境司法运行现状

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颁布之后，环境诉讼分别以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民法通则、刑法、行政处罚法等作为实体法，依照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逐步展开，各级人民法院为环境诉讼的顺利开展做出了积极努力。党中央、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也高度重视司法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然而，中国环境司法的现状还远未达到令公众满意的程度。

(一)逃避：不作为的孱头主义

在环境意识不断觉醒的今天，将环境纠纷诉诸法院已经屡见不鲜。然而，立法和体制的种种缺陷，司法机关不当甚至违法的行为导致环境纠纷的当事人不能通过司法途径获得救济。在诉诸行政救济未果之后，自力救济甚至是暴力性自力救济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1.民事案件不受理。环境问题产生之初，更多的是依靠民事手段。但是通过司法途径追究污染者的民事责任是相当困难的。中华环保联合会环境法律服务中心法律援助部在2007年受理的22起环境案件中，仅有两起案件获得胜诉。不予立案、无从鉴定、停滞不前的案件有13起。这其中不乏环境立法本身的问题，例如没有规定环境公益诉讼，尚未确立环境权。对于这类案件，法院的不作为无可厚非。但是对于可以纳入传统侵权案件的环境纠纷，如果法院不作为，那就不再是立法的问题，而是司法环节本身的问题了。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了起诉必须符合的条件，第111条则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对符合第108条的起诉，必须受理。这是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原告适格的规定，是理论上是否受理案件的唯一判断标准。然而，限制公民合法的诉权，却是法院的内部规定在自缚手脚。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新类型、敏感、疑难案件受理意见(试行)》(鲁高法发(2006)3号)是最为直白和典型的例子。该意见对新类型、敏感、疑难案件的慎重受理、适时立案、上下协调和统筹兼顾的原则，以及一般不予受理、应当谨慎受理和可以不予受理的不同措辞，将环境纠纷的当事人拒之门外。2006年铁山小区居民诉淄博铁鹰钢铁有限公司环境污染损害赔偿一案，山东省地方法院或许就是依据该意见，迟迟不予立案。原告四次提起诉讼均未获得受理后，中华环保联合会法律援助部多次上报原国家环保总局。2008年3月，环境保护部环境监察局赴铁鹰公司调查后，该公司全面停产。铁鹰公司被迫投入环保治理资金，积极整改，并且主动提出对以前的环境污染行为进行赔偿。这样，环境案件迫于政府或者社会舆论的压力，通过非诉讼途径而以政治化的思维和处理方式加以解决，司法途径完全被架空了。

2.行政处罚不执行。环保部门缺乏强制执行权，如果相对人拒绝履行处罚决定，环保部门就只能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表面看来，法院强制执行的顺利介入，保障了行政处罚的有效执行。例如，2005年浙江省慈溪市环保局向慈溪法院提出了188个对该市污染环境非法加工点强制执行的申请，慈溪市环保局与当地法院在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时密切合作。但同样发生在浙江省，嵊州市就有过法院不肯受理环保局的强制执行申请而使责令停产关闭的处罚决定几年都落实不了的情况。与其类似，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不予执行环保局申请强制执行的非诉行政案件，乐清市环保局无奈之下上书市人大请求协调。乐清市环保局的执法困境不过是全国环保执法局势的一个缩影，法院的不配合是一种常态。环保部门究竟何时不再面对执行尴尬?

这种现象其实是不难理解的。环保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法院执行负担必然会加重，而由于执行标的小、执行难度大，法院当然不想浪费司法资源。但是如果法院不予配合，环保部门的处罚决定就不能发挥效用，环保执法的前期工作例如监测就白费了，直接影响执法工作的积极性。而污染企业当然有恃无恐，行政权威被大大削弱了。

因此，行政處罚的不执行，表面上看是环保部门不作为，背后却是法院不作为。如果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决定在事后被证明是错误的，通过司法途径还可以予以救济和纠正。而对于法院的违法行为，环保部门没有任何司法上的救济途径。司法救济已经是“最后”的防线，如果发生错误，如何救济和纠正?

某些案件，法院并不是直接不执行，而是一再拖延之后才执行。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环保部门就环境行政处罚决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期限有关问题的答复》，如果当事人自接到环保部门的行政处罚通知之日起，超过十五日未起诉，超过六十日未申请复议，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环保部门方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法院在三十日内审查处罚决定书之后如果再拖一段时间去执行，可能已经于事无补了。污染在此期间很可能一直在持续，对环境和人身的损害也一直在持续甚至扩大，更不要说是预防可能的环境侵害了。

3.刑事案件不移送。据统计，从1997年《刑法》首次明确规定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到2002年11月，各级人民法院共判决了9起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而根据历年《环境统计公报》的数据，从2003年至2007年，全国各地法院审结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犯罪共12起。也就是说，十年间，全国被追究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案件仅20起左右。这个数字相对于原国家环保总局发布的特大和重大污染事故的数据来说，不到四分之一。污染事故频繁发生，却很少有人受到刑事处罚，问题就出在启动刑事诉讼程序的第一个环节——移送上。

刑事案件的不移送，环保部门、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都难辞其咎，环保部门的不移送是不难理

解的。没有哪位官员、哪个部门愿意看到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出现事故和问题。尽管不存在失职，不会因为移送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案件陷入被追究环境监管失职罪的危险，但基于政绩和前途的考量，也常常不移送。

环保部门不愿意移送并不是很难追究环境犯罪的唯一原因。《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第16条为行政机关不移送提供了补救和监督机制。根据该条规定，如果环保部门不移送，公安部门完全可以请求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人民政府责令环保部门移送。同时，如果环保部门应当移送而不移送，或者以罚代刑，作为法律监督部门的检察机关完全可以凭其职权直接追究环保部门负责人渎职的刑事责任。就重大环境污染事件其影响范围和程度来说，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不存在不知道的可能。但是，显然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并未主动积极地行使职责。

我国环保执法绩效不佳与难以追究污染者的法律责任有着密切的关系。即使完全限于传统法的框架内，在有明确法律依据的情况下，进入诉讼程序也很难。司法机关公然的不作为使得公众“讨一个说法”的朴素愿望完全落空。

(二)徘徊：见风使舵的机会主义

法律所具有的保守且侧重于过去的特点，保证了某种程度的连续性、可预见性和稳定性。司法同样需要可预期的相对稳定的判断标准和规则。然而不论从不同法院的判案思路，还是同一法院的逻辑推理，这样的标准和规则都是欠缺的。

1.避重就轻的审判逻辑。同一时期不同法院之间的判断并不统一，同一法院在同一案例中所依据的理由和推理的规则也不能保持前后一致。

2000年底，青岛市民以青岛规划局批准在音乐广场北侧建立住宅区，侵害其优美环境享受权为由，将青岛市规划局告上了法庭。法院认为，浙江、河南、新疆等地已有数起公益诉讼案例被法院以原告不适格为由驳回了起诉。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规定的“法律上的利益关系”应当从广义上理解。在确认原告对于优美环境享有的是一种合法的利益后，法院认定原告适格。这样看来，在原告适格问题上，各地法院以相同的依据做出了不同的判断。

在认定原告适格后，法院认为环境权尚未获得立法的明确承认，尽管原告的这种利益受到了侵犯，但是由于原告对此利益无法律权利，因此，原告的这种利益不受法律保护。最终法院认为被告的行政行为没有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与原告无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法院在确认环境利益之后，却因为法律没有规定环境权而得出环境利益不保护，这样的判断使得法院陷入了法律不保护合法权益的谬误。法院避重就轻的做法，似乎纯粹为了彰显自己形式上的进步，这与直接不予受理的判决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没有实质上的不同。

法院对于所谓“敏感”问题的浅尝辄止不仅体现在对于同类案件的不同态度，以及同一案件中逻辑推理的前后矛盾上，还表现在审判理由的取舍上。在2004年上海光污染案件中，原告陆耀东因相邻的上海永达中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安装的三盏双头照明路灯而难以安睡，出现了失眠、烦躁不安等症状，遂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0。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法院推理的过程。法院以是否存在相邻关系的判断开始，之后却着力于证明是否构成环境污染，最后在大费周章地确认了光污染的存在之后，按照《民法通则》124条和《环境保护法》41条的规定作出判决。这种并列引用，根本看不到法官判案的思维过程。是否存在相邻关系的论证，在整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有何意义?法院的审判依据到底是什么?这背后的理由我们不得而知。在法院这样的审判逻辑之下，公众根本无法预期诉讼将如何进展。

2.名存实亡的利益衡量。法律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调整及调和种种相互冲突的利益。而解决权利冲突不仅依赖于立法途径，也依賴于司法途径。拉伦茨在《法学方法论》中提到：“‘个案中之法益衡量’是法的续造的一种方法，它有助于答复一些——法律未明定其解决规则之——规范冲突的问题。”环境司法普遍涉及私益与公益的关系，利益冲突也更为激烈，利益衡量的存在空间也更为宽广。

在对不同利益的先后位序进行安排时，无疑要做出一些价值判断，这些价值判断可以或者应当根据什么来决定呢?这就提出了一个“利益评价”(Valuation of Interests)的问题。利益衡量的运作在以判例法为主，或者强调司法独立与权威的国家，可能不是问题。在中国的语境下，立法上没有也很难明确利益衡量，而由法官依据社会的一般观念进行实质性审查，则容易造成法官的恣意审判。日本学者原田尚彦认为：尽管承认环境权是必要的，但如果给予环境权至高的力量，就会有产业停废的危险。推进环境保护的目的应当是在与其他法益实现相互协调之下达到的。然而，与之相反，在中国的环境诉讼中利益衡量的思维过程被经济发展一边倒所取代，利益衡量名存实亡。

现实中，由于造成污染的企业往往都是利税大户，能够吸纳一定的就业，是地方政府的“心肝宝贝”，因此，环境污染案件无论在起诉、判决、执行过程中都可能遭遇不正常的干预。一旦政府或者党委向法院打招呼，法院就很难置政府或党委的意见于不顾。在这种情况下，利益衡量不过是给法院的判决披上合法合理的外衣，给排污者继续“合法”排污以冠冕堂皇的理由。结果，环境诉讼中，十有六七是本应得到赔偿的污染受害者败诉。同时，在缺乏法官权威和腐败充盈的情况下，我们有理由怀疑利益衡量可能会成为一门真正的“艺术”，而利益平衡可能变成“吃完原告吃被告”之后的比较。这样，利益衡量规则从抽象变得具体，完全取决于双方当事人的实力和影响力了。

法院在公共政策、社会风气、媒体舆论或是当事人各方的影响下，判断标准和规则可能会随之变化，从而带有机会主义色彩，受损的不仅是司法的权威，而且其逐渐磨灭了公众通过诉讼途径解决纠纷的法律信仰。

二、环境司法运行不良的原因

司法救济作为公权力救济的最后一环，对环保执法的效果有着重要的影响。一旦司法环节无法为被害人提供有力的救济，对于污染方的威慑会被削弱，也就不能起到遏制污染行为的作用。环境司法运行不良的原因是复杂的。

(一)司法独立缺位

司法独立原则是在司法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其核心是要求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只服从于法律，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中国的司法还不能独立于地方政府以及其他一些因素，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论断。

众所周知，地方政府掌握了当地法院的人员编制、定级、物资的计划调配、基本建设和财政拨款。法院院长无论在党内的地位还是行政级别都低于同级政府首长。如果与领导关系不好，法院在财政预算和经费拨款方面就会有麻烦。由于法院经费

由地方财政拨款，法院人员的福利，例如住房、子女就学和家属就业全部由地方政府掌握。随着政府部门本身经济利益增加，尤其是政府部门控制下属企业，从中得益，下属企业涉案时，地方政府官员的卷入，无疑会增加法院公正审理的难度。

司法独立的缺位在环境司法中有着更为突出的表现。加害方在多数情况下是拥有强大经济、社会和科技实力的企业或者企业集团。一般来说，地方政府仍然没有摆脱传统的经济增长观和政绩观，过多支持本地的企业和经济而忽略了环境保护。而环境侵害的受害者一般是普通的公众。本来双方的力量就悬殊，再加上法院不得不因为地方政府的干涉而考虑加害者对于经济发展的支柱作用，环境诉讼难上加难。上文所提到的法院内部规定，正是司法独立缺位的结果。在受到外部权力等因素干扰的情况下，既然受理也难以判决，判决也难以执行，那么不如直接不予受理，这其实是法院自我保护的必然结果。

(二)司法能力不足

司法能力有着广泛的内涵和外延，而这里仅从智识和道德两方面进行讨论。

环境诉讼难与法官本身的智识和修养有着紧密的联系。过去法官的来源主要是军转干部、社会考干和调干，进入法院后不能适应审判工作的需要，成人教育也很难使这些法官在短时间内具备扎实、系统的法学理论功底。而即使是科班出身的法学院毕业生，也因为环境法并非必修课程而可能根本没有学习过环境法，司法考试中比例极低的环境法选择题也不会给通过考试带来任何的障碍。同时，我国环境法学的研究历史短、学术水平不高，学界对于最核心例如环境权概念、内容的研究仍然难以突破，对于环境公益诉讼的理论和实践也是近年才涌现。对于环境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中无过错责任、损害的认定、因果关系推定等都存在争论和分歧。而将是否超标作为判断构成环境侵权的依据，或者是将举证责任分配给受害一方，在实践中并不鲜见。法官、律师、当事人双方可能都不懂环境法，环境诉讼真正成了“糊涂官判糊涂案”了。

如果说改变学科设置，加强法官的专业素养，加深对环境法学的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法官的智识水平，那么，对于提高法官的道德水平则要困难得多。近年来，法官几乎成了“腐败高危人群”，法院院长的“前腐后继”令人担忧。

(三)司法定位局限

法官的实际角色和恰当角色究竟如何的问题一直占据着英美法理学舞台的中心：法官有什么激励和限制，在裁量与遵从之间以及在创造性与服从性之间应当如何追求保持平衡?

作为成文法国家，中国的法院在“造法”这个领域上的自由是有限的，但是环境诉讼的发展却给法院的自身定位和司法理念带来了相当大的冲击。以环境公益诉讼为例，当法官在每个具体的公益诉讼案件中都致力于认定和维护某种“可确定的公共利益”时，司法自身的性质和功能就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即会导致司法更少保守性、更多创新性，或者说更强调法官的“造法”功能与法院的政策形成功能。但是司法能动和司法克制之间的平衡却难以掌握。司法权力一旦扩张，不仅使法院在解决涉及复杂的科学和经济争端之政策问题方面的能力处于紧张的极限状态，而且让法院承担全面的制定社会和经济政策的责任，这是与西方所普遍接受的宪法预设完全相悖的。

当然，这样的担心似乎显得有些多余。在审判中法院的机会主义导向多少体现了法院对待自身司法定位的审慎态度。法院不愿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立场，或者在外界力量的干涉下摇摆不定，其实足害怕自己的判断受到批评和争议，或者是迫于生存的压力，对错案追究制以及引咎辞职制等的畏惧。法院这样的苦衷似乎更容易让人理解和同情。

三、环境司法的未来(代结论)

法院并没有适时回应公众的热情而是因为害怕引火烧身而选择了明哲保身。在外在力量的影响下，囿于自身的能力和水平，法院尽量将环境纠纷的當事人拒之门外。而困惑于司法能动与司法克制的适度平衡，法官徘徊于保守与开放之间;在没有确定规则的情况下，法院的公正和中立不断受到质疑。面对这一现状，环境司法将何去何从?

一味依赖立法、单纯配合立法和行政执法，将可能不仅要承担进入司法环节之前各个环节产生的苦果，同时又因其自身的弊病反作用于前两环，从而造成恶性循环。法院的创新似乎是众望所归。环境司法实践已经出现了突破传统束缚的倾向。法院试图以拓展适格原告的范围为突破口，通过对环境权益的逐步认可，将环境纠纷纳入司法环节，实践中还出现了大量环境公益诉讼。而环保法庭，“受任于危难之时”，近年来有风靡全国之势。如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成立了环境保护审判庭，清镇市人民法院环境保护法庭还结了一起环境公益诉讼。无锡环保法庭的威力也初步显现。从2008年5月初挂牌到9月中旬，该环保法庭已审理案件192起，案件总数远超过2007年一年181件的案件受理数。而昆明环保法庭审理贩运濒危野生动植物案件则改变了人们“环保法庭专审环境污染案件”的认识误区。环保法庭可以汇集具有专门知识的法官，并且着力于环境公益诉讼的推进，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有制度和立法的不足。

然而，这样一来虽然不再逃避却可能依旧徘徊。突破传统束缚的更高期待是否酝酿着更大的恣意妄为和贿买空间?这些新尝试在现有体制背景和司法环境之下，不得不说是对法院能力和魄力的更高挑战。

与超越传统相比，坚守现行法的规定可能是更为现实和安全的选择。卡多佐大法官曾经指出，当与束缚法官规则的数量和压力进行比较时，法官的创造力便微不足道了。而有效地控制环境污染至今仍然是一个即使依靠政府投入所有的公共和财政资源也无法彻底解决的社会问题。“这已经超出了一个私人诉讼领域的范畴，而直接是政府的责任，所以不应当被作为几个财产权所有人和一个水泥厂之间的偶然的争端来让法院去解决。”这样的论断并非没有道理。

对于具体案件的审理，严格依照法律规定虽然可能造成个案公正与实质正义的背离，显得消极而僵化，但与缺乏判断标准的“任意”创新相比，可能会更有利于维护法律尊严，树立司法权威，因为公众所缺乏的正是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相对确定的可以预期的规则。而这种恪守有可能使力量集中于立法的进步和行政理念的推进。在跟随立法进步的变迁中，法院自然会逐步有能力和勇气超越了，那么环境司法制度的健全和完善也将成为可能，这最终将有利于环境问题的有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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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都有所涉及。

②这并非个别现象，北京、广西高院等其他高院都有类似的规定。

③参见该意见第2条、第3条、第7条、第8条、第9条和第10条的规定。

④2008年新修改的《水污染防治法》增加了若干项强制执行措施，既有直接强制，也有间接强制。

⑤非诉案件的执行并非没有时间限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执行案件审理期限制度的若干规定》和《关于加强和改进行政审判工作的意见》对此都有所规定。

⑥在“三权分立”体制国家，司法主体主要是指拥有司法权(审判权)的法院。在中国，严格意义上的司法主体只有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移送是启动刑事诉讼程序的第一个环节，当然属于司法环节的问题，虽然涉及的主体不单是司法机关。

⑦这并不表明法院在整体上对原告适格问题认识上的进步。在这之后，陈法庆以浙江省政府和浙江省环保局行政不作为为由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以环境污染跟原告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原告不适格为由，裁定不予受理。参见陈法庆：《环境污染，法律无奈——关于请求对公益诉讼等立法立案审理的建议》，农民陈法庆环保网：http：//www.nmcfq.com/lfjy.asp，2009-04-05.

⑧该案被称为光污染第一案。参见2005年第5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中刊登的“陆耀东诉永达公司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纠纷案”，从中可以看出最高人民法院的态度。

(责任编辑：周振新)

作者：张　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