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经典著作（精选4篇）
一、《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1
二、《理想国》......................................................2
三、《社会契约论》..................................................3
四、《论自由》......................................................5
五、《法律的概念》..................................................6
六、《法律的道德性》................................................8
七、《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9
八、《正义论》.....................................................11
九、《认真对待权利》...............................................12
十、《德意志意识形态》.............................................13
一、《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
文明与社会控制（第一章）
作者在第一章中向读者展示了文明的两个方面的表现形式，即“文明是人类力量不断地更加完善的发展，是人类对外在的或物质自然界和对人类目前能加以控制的内在的或人类本性的最大限度的控制。”①文明的这两个方面是相互依赖的。为什么要对人的本性实行社会控制呢？庞德以抽象的人性论为基础，认为人性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人为了寻求最大利益具有合作的倾向，另一方面，在人自私自利心态的主导下具有扩张自我的本性。②作者在文中谈到，在文明社会中，人们必须能假定其他人不会故意侵犯他们，必须能假定那些从事某种行为的人在其行为中将适当注意以免给其他人带来遭到损害的不合理危险，那么曾使物质自然界的许多东西有可能被控制起来供人类之用的研究、试验和调查，就不可能进行了。正如作者所说的：“社会控制的任务以及我们称之为法的那种高度专门化形式的社会控制的任务，就在于控制这种为了满足个人欲望的个人扩张性自我主张的趋向。”③人们对内在本性的控制，使人们得以继承这个世界并保有和增加他们所继承的东西。根据前文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所认为的文明与社会控制的关系问题，即文明就是社会控制，社会控制就是文明的证明（表现形式）。
作为文明的社会控制是一个有机整体，庞德论述文明与社会控制的内容的一个关键词就是“支配力”，这种支配力直接地是通过社会控制来保持的，通过对每个人施加压力来维护文明社会。而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又是多样性的，具体包括道德、宗教和法律。从历史的发展史来看，道德与宗教都曾是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在近代世界，法律逐渐从道德与宗教中分离出来，并且成为了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为什么会这样呢？庞德认为，“从十六世纪以来，社会政治组织已经成为首要的了。它具有，或者要求具有，并且就整个来说事实上保持着一种对强力的垄断。所有其他社会控制的手段被认为只能行使从属于法律并在法律确定范围内的纪律性权力。”④当今国家的首要职能就是通过法律实现社会控制以维护社会文明，“柯勒认为，文化的意义在于提高人对于外在自然界和内在本性的 ①② [美]庞德著，沈宗灵等译：《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 法律的任务》，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9页。
王常松：《社会法学的理论大纲——读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 法律的任务>》，《政治学研究》1988年第6期。③ [美]庞德著，沈宗灵等译，《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 法律的任务》，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81页。④ [美]庞德著，沈宗灵等译：《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 法律的任务》，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2页。控制能力，法律的作用则在于维护、促进和传播文化。”①这与庞德的观点不谋而合，文明是整个社会科学的出发点，同时，法律对文明的发扬与传承功不可没。
通过法律实现社会控制的论断在现代国家的发展中意义深远，从各个国家的历史演变看来，法律在国家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法律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就以我国为例，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方略，国家法治化的程度就是这个社会文明的程度，这就是对庞德的观点的重要实践。当然，在法治化的推动过程中，要注意区分良法与恶法，法治的实质内涵应是‚良法‛与‚善治‛。只有通过良法实现社会控制，通过良法使民众遵守社会秩序的要求，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制度效益，才能让人民信仰法律，才能为人民创造文明、传承文明营造出一个好的制度环境，最终实现社会控制的任务。
二、《理想国》
柏拉图的正义观
按照《理想国》中苏格拉底的阐述，正义分为城邦的正义和个人的正义。苏格拉底说：当生意人、辅助者和护国者这三种人在国家里各做各的事而不相互干扰时，便有了正义，从而也就使国家成为正义的国家了。为什么城邦的存在需要人们各司其职呢？“根据柏拉图和苏格拉底，从城邦的起源来看，由于人们无法做到自给自足，所以他们需要相互帮助，因而，正义是城邦中的各个阶层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而不僭越，其背后的假定是人们彼此之间是互利互惠的，即互相帮助，而不是互相伤害。”②“根据一人一事原则规划后的城邦生活将由三个不同部分或阶层组成，包括护卫者（统治者和战士）和手工艺者。这三个部分根据自己掌握的技能在城邦中各自担任不同的角色，从事不同的职业，过着互不干涉却又相互协调的生活。”③
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把柏拉图的这种城邦正义理解为纯粹正义生活，每个人都有一份最适合自己的职业，都能各司其职。然而，人的本性决定了人不可能像作者所叙述的那样“安分守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有的人甚至雄 ①② 梁治平：《文明、法律与社会控制<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 法律的任务>读后》，《读书》1987年第7期。
罗跃军：《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正义观辩证》，《哲学研究》2012年第8期。③ 肖红春：《<理想国>正义生活的建构及内在缺陷》，《道德与文明》2010年第5期。心勃勃期待改变自己的处境。“按照一开始的设计，纯粹正义生活是在自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这一过程受到太多干扰：为了保证正义生活的纯粹性，一种简单性和统一性必须在城邦中产生。”①因此，就必须根除人的本性中的不安分的因子以保持这种简单性和统一性，这明显会造成对个性的压抑，以现在的眼光看来是不可取和不可能实现的。苏格拉底其实也考虑过这个问题，他说：我们每一个人如果自身内的各种品质在自身内各起各的作用，那他就也是正义的，即也是做他本份的事情的。为实现正义，也就是前文所说的为了保持这种简单性和统一性，柏拉图提出了几点建议，即良好的教育、良好的制度、相应的德性以及一个具有真正智慧和知识的哲学王的存在。显然，哲学王的设想是注定无法实现的，能够达到哲学王的要求的人太少太少，即使有的人确实具备了哲学王的素质，他本身也不一定真正想成为哲学王，所以哲学王的构想实施起来是很有难度的。
不管是城邦的正义还是个人的正义，他们都同属于正义这一类型。而且城邦的正义与个人的正义是具有相通性的，木匠做木匠的事，鞋匠做鞋匠的事，其他的人也都这样，各起各的天然作用，不起别种人的作用，这种“正确的分工”不仅体现城邦的正义，也体现个人的正义。那么正义在国家与个人之见起着什么作用呢？“正义是国家与公民个人联接的关节点：是国家与个人现实利益的连接，②德性的连接，是在最高善指引下的连接。正义还是德性和幸福的联系环节。”因为正义的存在，个人得到幸福的满足，同时维护了社会的稳定秩序，虽然前文分析了永久维持这种“简单性和统一性”几乎是空想，但是即使是从长远来看，正义仍联接着国家与个人，个人正义增强了同胞之间的联系和个人至高的追求境界，国家正义又为公民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公民的民族自豪感。
三、《社会契约论》
公意论和主权的“三不可”理论
霍布斯和洛克很早就提出过社会契约论的观点，他们认为在自然状态下，政治权威来自契约，个人让渡给国家的绝非全部的自然权利。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并不同于二者的，卢梭认为，人们在自然状态下通过缔结契约进入政治社会的过程 ①② 肖红春：《<理想国>正义生活的建构及内在缺陷》，《道德与文明》2010年第5期。
郑辉、刘飞：《柏拉图国家与公民合一的正义观——对<理想国>的解读》，《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中，个人交出了自己在自然状态下所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公民自己。①就理论基础而言，“卢梭指出，人们不能从所谓的本能中去寻求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基础，因为如果社会契约不是内在地把个人的意志结合在一起，而是借助于外部的物质力量迫使个人联合起来，那是荒谬的和不合理的。只有当个人自觉地使自己服从
②于权力，而不是权力强使个人服从时，权力才具备道德价值和合法性基础。”因此，卢梭认为社会契约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得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其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③
当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具有很强的阶级性，正如其他学者所分析的，“社会契约理论家承担并完成了后一项任务：在抽象理性的指导下，他们把现实的个人想象为独立的个体并把这种观念投射于过去，从而以这种个人概念为前提、以现实的契约理论为模型，完成了对国家起源的契约化说明和对政治权威的合法性论证。”④卢梭强调人人生而平等，归根结底，只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的呼声，而天赋人权的学说实质上也只是那个阶级所有制的理想化与理论化而已。
卢梭在书中提到了主权的“三不可”，即主权不可转让、不可分割和国家之内不能有派系存在。他认为在这三个原则之下才能很好地表达公意。同时，我们不得不提的是他对公意和众意的区别，“公意只着眼于公共的利益，而众意则着眼于私人的利益，众意只是个别意志的总和。”⑤ 他虽然从字面上区分了公意和众意，但是如何判断一种意思表达是不是公意以及如何落实‚公意‛仍是‚不解之谜‛。卢梭还认为主权是有界限的，“主权权力虽然是完全绝对的、完全神圣的、完全不可侵犯的，却不会超出、也不能超出公共约定的界限；并且人人都可以任意处置这种约定所留给自己的财富和自由。”⑥这就如同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所说的“国家的收入来自每一个公民，公民从自己的财产中拿出一 ①② 参见王元华、张铭：《对西方近代社会契约论思想的再思考》，《理论导刊》2005年第5期。
洪小兵：《马克思对社会契约论的批判及其现实意义》，《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9年第1期。③ [法]卢梭著，何兆武译：《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9页。④ 洪小兵：《马克思对社会契约论的批判及其现实意义》，《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9年第1期。⑤ [法]卢梭著，何兆武译：《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35页。⑥ [法]卢梭著，何兆武译：《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41页。部分交给国家，为的是确保其另一部分财产的安全，或是为了快乐地享用这部分财产。”①主权的行为是一种合法的约定，是符合公意的约定，所以主权的行为必须在公意的范围内进行，必须能够保证人们享有自己的财富和自由。这对于现在国家的发展也是很有意义的，现代国家的公权力膨胀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根据卢梭和孟德斯鸠的观点，公权力（行政权）应当得到合理的约束，才能实现人们最大自由的幸福。
四、《论自由》
论社会驾于个人的权威的限度（第四章）
《论自由》是代表密尔的急进自由主义思想的主要著作，虽然从字面意义上是对个人自由的极大鼓舞和支持，但是纵观全文，他实际上为资产阶级的钻营谋利提供了‚理论的‛依据。对国家的忠诚使得他一心为统治阶级献计，但是他还想以他拥有的学者身份替人民群众说几句话，这就产生了密尔在政治经济学上的庸俗的折衷派。这一点从第四章中“个人统治自己主权的正当限制”可以看得出来，个人限制有三个方面的内容：（1）每个人既然事实上都生活在社会中，每人对于其余的人也就必得遵守某种行为准绳（彼此互不损害利益）；（2）每人都要在为了保卫社会或其成员免于遭受损害和妨碍而付出的劳动和牺牲中担负他自己的一份；（3）个人行动无害于他人。这些内容与他的自我保护原则（伤害理论）是相辅相成的，“人类之所以有理有权可以个别地或者集体地对其中任何成员的行为自由进行干涉，唯一的目的就是自我保护”②。自身的行为必须无害于他人，但是你的自由受到侵害之时你也被赋予了自救的权利（干涉他人自由）。
密尔不仅是一名功利主义者，更是一名自由主义的捍卫者，他通过伤害理论和个人权威的正当限制理论共同实现了个人自由权利范围的最大化，只要不侵害到他人的自由就不得被社会权力所限制或惩罚。③这种倡导对于当时激发人们奋斗的热情是很有效和有诱惑力的，但是以现在的观点看来，这种过分的自由主义也会带来新的问题。以安乐死为例，安乐死在大部分国家（包括中国）都是被禁 ①② [法]孟德斯鸠著，许明龙译：《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01页。
[英]约翰·密尔著，于庆生译：《论自由》，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页。③ 吴海燕：《密尔<论自由>及其对中国社会转型的启示》，《浙江学刊》2013年第1期。止的，这种行为显然不仅无害于他人反而是帮助病痛患者摆脱苦难，但是因为生命的无价性和最高性人们并不能随意进行这种行为。这从某种意义上说明了密尔的自由观注定是无法完全实现的，著作本身具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
从第四章中我们还能发现，密尔的倾向极为明显：他重视个人而轻视社会；他的思想，是“己重群轻”的西方个人主义思想的典型表现。①他的自由多是从个人立场出发，完全不同于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全人类解放事业的自由，这也是他自身阶级局限性的体现之一。密尔是不赞同社会契约论的，因为他曾指出“虽然社会并非建筑在一种契约上面，虽然硬要发明一种契约以便从中绎出社会义务也不会达到什么好的目的„„”社会契约论的主张者（如霍布斯、卢梭）同样提倡个人权利的保护和个人自由的实现，为什么密尔不从社会契约论的基础上阐述他的自由观呢？其实比较一下二者的自由观的差异即可明白这个问题，就将卢梭和密尔的自由理论进行比较，卢梭以义务论为理论的伦理学基础，崇尚个人的自然权利，很多学者都称他为消极的自由主义者，密尔则相对比较积极，他的伦理学基础是效益论。②当个人自由受到侵害之后，卢梭倾向于依赖“公意”主权者，密尔则强调个人对自由的捍卫。而且，密尔在该书中并没有对自由权利的来源进行过多的分析，他的重点是论述自由产生以后的相关问题，个人觉得这是该书的不足之处，不便于读者的理解。
五、《法律的概念》
法即第一性规则和第二性规则的结合（第五章）
哈特认为奥斯丁的法律等同于主权者的强制命令是一个‚失败的记录‛，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该理论由以建构起来的那些因素，即命令、服从、习惯和威胁的观念，没有包括、也不可能包括可能由它们的结合产生出规则的观念，而缺少这一观念，我们就没有指望去阐明哪怕是最基本形式的法律”③。基于此，哈特为我们引入了第一性规则和第二性规则结合的观念，“提出义务的观点是哈特 ① 参见黄克武：《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密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3页。② 参见亓光、刘军：《卢梭与密尔自由观的再比较——在人本主义的视野下》，《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③ [英]哈特著，张文显等译：《法律的概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82页。理论的逻辑起点”①。
第一性规则（义务性规则）与第二性规则（授权性规则）的结合不仅是法律制度的核心，而且是分析那些使法律学家和政治学家困惑不已的许多问题的最强大工具。哈特对于第一性规则与第二性规则的各自内涵与二者存在的联系阐述得非常充分，他描绘了一个简单的社会模式，如果这个社会只依靠第一性规则运行，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这种规则必须以某种形式压制包含对任意使用暴力、盗窃、欺骗的行为；二是多数人是接受规则的，只有少数人会拒绝。哈特也意识到，显然，只有在由血亲关系、共同感受和信念紧密联系，并处于稳定环境下的小型社会才行，对于任何其他条件下的社会都是有缺陷的。那么，为什么第一性规则会不适应当今社会呢？哈特分析了三个方面的原因，即不确定性、静态性和无效性。为了弥补这三大缺陷，于是提出了第二性规则。第一性规则都是关于个人为或不为的行为（义务），而第二性规则的意义在于“它们具体规定了第一性规则得以决定性地确定、引入、取消、改变以及违反这些规则的事实是以最终决定的方式”②。补救第一性规则的具体规则是承认规则、改变规则和审判规则，这三种补救办法结合起来无疑使第一性规则体制转换为无可争议的法律制度。
博登海默在批判哈特的第一性规则（首位规则）与第二性规则（次位规则）的时候说到：“首位规则是行为的标准方式，这种方式强制社会成员为或不为某类行为。这些规则源出于社会的需要，并且是用来保证一种令人满意的生活方式的。这些规则的约束力的基础在乃在于多数人对它们的接受，而且多数人还会对不合作的社会成员施加强大的压力迫使其遵守这些规则。”③博登海默认为哈特的法体系存在的基础必须是民众对规则的接受，这种接受类似于服从，即不管是非对错都忠于规则。“将哈特理论中法体系存在的基础理解为民众对规则或承认规则的接受都是对哈特理论的一种误读，这种误读无形中抬高了哈特理论对法体系基础之存在所设定的条件，但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论者对哈特理论的这一误读也反映出哈特理论本身所存在的某些问题。”④
读完哈特的著作后，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哈特看来，‚服从‛和‚接受‛ ①② 何勤华主编：《西方法学名著述评》，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33页。
[英]哈特著，张文显等译：《法律的概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95页。③ [美]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6页。④ 苗炎：《哈特社会规则理论的限度》，《法制与社会发展》2007年第2期。是有区别的，服从是很盲目的遵从，而接受则是人们充分理解规则的内涵而且还能从中辨明是非对错，知道什么是应该什么是必须什么是禁止。其实，即使再当今社会，第一性规则与第二性规则的结合理论仍然可以适用。因为在现实中，很多法律并不为人们所精通（只能算得上是一般了解），当然民众明白与否与立法技术也有很大关系，晦涩难懂的表述自然不便于理解。就普遍意义而言，尽管民众对法律规则的认知度达不到立法者所期望的那样，但是这项法律依旧可以运转起来。第一性规则运行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障碍，这时引入第二性规则充分发挥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作用就可以加以弥补。
六、《法律的道德性》
道德使法律成为可能（第二部分）
造法失败的八种后果：（1）完全未能确立任何规则，以至于每一项问题不得不以就事论事的方式来得到处理；（2）未能将规则公之于众，或者至少令受影响的当事人知道他们所应当遵循的规则；（3）滥用溯及既往性立法，这种立法不仅自身不能引导行动，而且还会有效破坏前瞻性立法的诚信，因为它使这些立法处在溯及既往式变更的威胁之下；（4）不能用便于理解的方式来表规则；（5）制定相互矛盾的规则；（6）颁布要求相关当事人做超出他们能力之事的规则；（7）频繁地修改规则，以至于人们无法根据这些规则来调适自己的行为；（8）无法使公布的规则与它们的实际执行情况相吻合。①
根据造法失败的八种情形，得出了构建一套合法性规则体系所必须遵循的八项基本原则，即法律的普遍性、公布、非溯及既往、明确性、不矛盾、稳定性、官方行动与法律的一致性，这八项原则就是富勒所主张的法律的‚内在道德‛，在富勒看来，法律内在道德的这八个要件，是“程序版的自然法”，属于法治的形式要求，并且使法治成为可能，这其实也是富勒“法律的道德性”理论的中心和重心。②之所以会出现造法失败的这八种后果，都是因为忽略了法律的作用和立法的目的。法律是调整人们行为的社会规范，它应当以实现人累最大幸福为最终目标，立法者所立之法，不仅要从形式上便于人们的理解，还要从实质上符合 ①② [美]富勒著，郑戈译：《法律的道德性》，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46-47页。
陈小洁：《法律内在道德的理论分析——简评富勒<法律的道德性>》，《人民论坛》2013年第23期。人性，不能不明确（或者规定很松散）也不能太过于严苛（法不强人所难）。这让我联想到了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所提到的适中宽和的精神应当是立法者的精神。政治的善就好像道德的善一样，是经常处于两个极端之间的。①这也从侧面上强调了法律具有道德性的重要性。
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时代背景下，关注法律的道德性，不仅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有利于对法治进程进行有效的调控。在设定了一定的道德作为法之价值追求之后，一方面，人们在法的运动过程中可以根据道德的尺度衡量法的具体进展，校正实施结果对于道德的偏离，制止法律运动的结果违背道德的趋向。另一方面，法的运动的结果作为既成的事实，反过来对具有先在性和逻辑优先性的道德体系也有检验作用，这种检验也可能表明道德价值体系具有片面性、不完善性以至于错误，人们就会对原有的道德进行调整或完善，从而体现结果对于道德目的的校正。这种相互校正的逻辑结果，必然是道德价值体系的科学性和法治建设的合道德性和合目的性。②因此，在法哲学研究的过程中，重视法律的道德性，把握法律发展的内在规律，是践行依法治国方略的必做功课。因为，按照富勒的分析，具有那八种道德性的法律才是良法，才是善治的前提。法律作为社会规则，是最低限度的道德，最低限度的道德具有道德性才能充分发挥出法律的制度功效，从而事半功倍，以最小的法律成本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
七、《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
法律——秩序与正义的综合体（第十二章）
秩序与正义构成了博登海默这本书的理论核心，在此两大支柱的共同支撑下，形成了他的法学理论。③在此理论基础之上，博登海默对法律下了一个定义，他认为，法律旨在创设一种正义的社会秩序。秩序的维续在某种程度上是以存在着一个合理的健全的法律制度为条件的，而正义则需要秩序的帮助才能发挥它的一些基本作用。秩序和正义，是理解法律制度的形式结构和实质性目标不可或缺的两个基本概念，许多重要的联系和交叉连接之间存在的法律秩序元素和法律的 ①② [法]孟德斯鸠著，许明龙译：《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419页。
刘云林：《法律的道德性：依据及其价值》，《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第9期。③ 参见高建波、朱晓新：《刍议博登海默的“秩序观”》，《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功能安排促进人际关系中的正义。①博登海默对法律的定义与他之前的理论是一脉相承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义‛以实现自由、平等和安全为宗旨，正义的社会秩序为共同福利提供了制度环境和理论支撑。
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及“共同福利”的概念，按照作者的分析，共同福利或公共福利不能被等同于个人欲望和个人要求的总和；我们也不能同意将共同福利视为是政府当局所作的政策决定。②作者也在文中具体解释了共同福利的表现形式，例如，立法者可以决定着手制定一项公众健康计划，使人们在遇到疾病的时候可以获得金融保险以外的救助。他们可以颁布支持教育的法律以帮助人们实现他们对知识的欲求等等。那么，社会秩序与共同福利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每个社会秩序都面临着分配权利、限定权利范围、使一些权利与其他（可能相抵触的）权利相协调的任务。‘共同福利’或‘共同利益’（common good）这一术语是一个不无用处的概念工具，它意味着在分配和行使个人权利时决不可以超越的外部界限，否则全体国民就会蒙受严重损害。”③那么，正义与共同福利是什么关系呢？正义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即赋予人的自由、平等和安全应当在最大程度上与共同福利相一致。
从上述博登海默对法律的定义以及正义、秩序与共同福利的关系来看，他力图实现的是和谐社会的构建，或者说构建和谐社会是法律的综合目标和最终目标。④法律作为一种正义的社会秩序，它必须为每一个人提供公平的机会和环境，合理地设置好个人的权利和义务（个人认为此处的“合理”用功利主义的观点来衡量比较科学）。“公平正义是政治、社会、经济层面顶层设计的指针。”⑤足见它对实现共同福利的重大影响。换言之，和谐社会必然是一个正义、有序的社会。
作者从法律的价值来界定法律的概念，表述得很通俗易懂。然而，就“秩序与正义的综合体”这一概念而言是比较抽象的，它只能为立法者提供一个大的方 ① 参见陈杰辉：《论博登海默教授对法律的性质和作用的哲学思考》，《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S2期。② [美]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26页。③ [美]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24-325页。④ 蔡宝刚：《通达和谐社会的法律目的——博登海默的解说及启示》，《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⑤ 胡铭：《主持人语》，《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向和原则，至于如何把握好秩序和正义的内涵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则是比较困难的，尽管有共同福利作为二者的平衡点，但法律价值本来就极具抽象性，秩序与正义结合之后就更复杂了。
八、《正义论》
作为公平的正义（第一章）
“在罗尔斯的正义论中，正义的对象是社会的基本结构——即用来分配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划分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和负担的主要制度。”①由于人们的生活受到政治体制和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每个人的条件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起点不公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视社会为自由平等的公民之间的公平合作体系，那么透过什么方法可以得出一组最能符合这种要求的正义原则？罗尔斯遂提出一种构想，设想在一种模拟的契约环境中，即他所称的原初状态，在这一处境基本特征是：立约者被一层无知之幕遮去了所有有关他们的个人资料，他们也不知道所属社会的特定环境，包括政治经济的发展情况及文化文明的程度。但立约者却容许知道有关社会运作的一般性事实，例如政治及经济的运作规律，心理学的一般法则，也了解良序社会的基本特点及稳定性的重要等。在这个环境中，立约者同时被假定为理性的和相互冷淡的。
在确立公平的正义时，一个主要的任务显然是考察处在原初状态中的人们将会选择哪些正义原则。作者坚持认为，处在原初状态中的人们将选择两个相当不同的原则：第一个原则要求平等地分配基本的权利和义务；第二个原则认为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例如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只有在其结果能给每一个人，尤其是那些最少受惠的社会成员带来补偿利益时，它们才是正义的。
从上文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罗尔斯的正义论具有一种平等主义的倾向。尽管现实中的个人条件是有差异的，但罗尔斯设计出了原初状态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人们进行选择的第一个原则便是平等地分配基本的权利和义务。如此可能还是无法实现正义，那么还有第二种有原则，这种原则所表达的意思就是罗尔斯的差别原则的体现之一。“它规定了经济和社会福利领域的不平等权利的适用范围和条件，要求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的不平等分配应该对处于社会最不利地位的人 ① 何勤华主编：《西方法学名著述评》，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70页。最有利。”①我们可以把第二个选择放在再分配的领域来看，因为国家的贫富差距较大，第一分配不能不利于正义的促进，所以需要国家在再分配中进行调节，运用税收、财政杠杆来补偿‚那些最少受惠的社会成员‛。这也说明了罗尔斯在这一段内容中阐述的主要是结果的公平（正义），也就是实质正义。罗尔斯所提出的正义理论确实为人们认识正义的本质提供了重大帮助，但是从他论证的过程来看，注定了实现上的困难。人类的发展史已然告诉我们追求公平与正义就像是夸父逐日，可能会离目标越来越近，但却永远无法得到。当然，不能实现的事实丝毫影响不了我们对这一理论的不断完善，罗尔斯就为此做出了重大贡献。我们一直追求并无限接近的“正义”正在变得越来越好，这也说明我们所处的阶段也在不断地向更好的方向发展、向更高的层次迈进。
九、《认真对待权利》
疑难案件（第四章）
初读这本书，第一感觉就是其理论性极强，书中所涉及的其他法学家的思想较多，信息量很大。虽然读了该书，但也只能说是看完了，其中的很多地方并没有看明白。所以我只能在这里就我认为自己看得最明白的内容谈一下浅薄的体会。在该书中，德沃金打破了规则才是法律的命题，提出了原则论的观点。他分析了如果手边有一个疑难案件，没有明确的规则指示应如何判决，法官应该怎么做的问题。“在这个独特的领域中，法律实证主义除了给出‘自由裁量权’外没有给予任何有助益的回答，而经济分析法学派则给出了功利主义的强力召唤。与他们针锋相对，德沃金指出在这个领域中存在着‘权利命题’理论。它既解释以往美国的司法实践，同时又给予当代法官安全穿越疑难案件的妥当指示。”②
德沃金认为，法官进行司法判决的过程不是简单实施现有法律规范的过程，而是一个‚实施现存的政治权利‛的过程。“而政治权利则是个别化的政治目标。如果，即使不利于其他政治目标或某一目标会因此受到伤害，也支持那些促进、保护个人可以在其中享受权利的状态的政治决定，或即使有利于其他政治目标也反对那些阻碍或危害这种状态的政治决定，那么，个人就对某种机会、资源及自 ①② 程世礼：《评罗尔斯的正义论》，《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
王本存、郭增琦：《德沃金的权利命题》，《社会科学家》2008年第10期。由享有权利。”①“政治权利是历史和道德的产物：在公民社会中，个人被授权享有的权利依赖于这一社会的政治制度的公正和实践。”②并且，在下文中，德沃金继续讲述了原则与政策在疑难案件中的作用。那么，法官是如何运用原则解决疑难案件的呢？“在疑难案件中，法官或者寻找立法的目的，或者通过普通法的原则，从抽象的背景权利中确定具体权利。”③
通过对文本的解读，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出一个关键词“立法目的”。我们都知道，每一部法律文本在开篇一定会设置专门条款阐述立法目的或者立法宗旨，该立法目的统领着所有条款，体现了法律精神。因此，在现在的法律适用中，一般没有规则的时候法官须考虑法律原则，没有法律原则的时候继续寻找立法目的或者立法宗旨，这种进路与德沃金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从法哲学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所有法律的最终目的都应是实现全人类的自由发展，法律的原则也应体现这一点。这就要求法官在寻求原则断案时，不能只依据自己内心所认为的法律目的行事，不能依据自身好恶判断，不能只考虑自己的道德追求。相反，应该从全社会出发（公共利益、人民幸福），站在立法者的高度，探究法律背后的出发点和‚政治道德‛（‚权利即是来源于政治道德原则的法律原则‛④），从而发现抽象权利中的具体权利确定判案依据。这让我联想到了博登海默提出的“共同福利”的观点，这就是立法目的的一种，法律不能违背社会公共利益（“良法”的内在要求）。这种“善”的法律会引导人们向好的方向发展，会节约社会成本，我想这一点也是德沃金提出原则的一个前提条件吧，因为“善”的法律才有“善”的原则，而“善”的原则的适用才能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才能引导民众建立良序。
十、《德意志意识形态》
交往形式与人类发展（第一卷第一章）
在这一节中，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作者关于交往的论述。作者写到：“分工的进一步扩大是生产和交往的分离，是商人这一特殊阶级的形成。”在原来自 ①② [美]德沃金著，信春鹰等译：《认真对待权利》，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7页。
[美]德沃金著，信春鹰等译：《认真对待权利》，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2页。③ 王本存、郭增琦：《德沃金的权利命题》，《社会科学家》2008年第10期。④ 蔡宝刚：《善待权利与法律信仰——文本解释与现实启示》，《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给自足的社会，生产与交往的主体是同一的，人们的生存空间也比较闭塞，缺乏与外界的沟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商人群体，“这样就产生了同邻近地区以外的地区建立贸易联系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之变为现实，取决于现有的交通工具的情况，取决于政治关系所决定的沿途社会治安状况以及取决于交往所及地区内相应的文化水平所决定的比较粗陋或比较发达的需求”。
交往所产生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因为在封闭的社会中，任何一项发明都无法被共享，这就有两大后果，一是发明不能被共享，所以每天在不同的地区可能都在进行着同样的创造发明，造成了资源的浪费；二是一旦发生毁灭性灾难（例如战争、大规模的自然灾害等），所有的发明技术和成果都将消失，这“足以使一个具有发达生产力和有高度需求的国家处于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的境地”。
这不禁让我想到了清王朝时期的历史，中国闭关锁国不与外界联系，结果西方国家经过工业革命成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当西方的东西传入中国时清朝统治者一无所知，最终只能被帝国主义列强踩在脚底。反而，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传入了西方，他们充分运用这些技术，借助指南之开拓航海事业，借助火药发明了坚船利炮。讽刺的是，外国人不仅学会了中国的发明，而且还用改良的中国技术来攻打中国欺辱中国。从这段历史中，我们学会了“开眼看世界”，明白了封闭就会落后、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以史为鉴，现在的中国积极走向世界，实行对外开放的战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牵头建立亚投行，如火如荼地开展“一带一路”政策，向世界各国学习先进技术和经验。这些举措都为中国的发展迎来了契机，为中国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具有矛盾性，交往形式受生产力制约，同时也制约着生产力的发展。通过对这对矛盾的分析，加深了我对人的本质和异化问题的理解，马恩以非常形象具体的方式为我们论证了这一问题。“每个个人和每一代所遇到的现成的东西：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像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是他们神化了的并与之斗争的东西的现实基础。”①他们在书中还强调了“整个历史过程被看成是‘人’的自我异化过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3页。程，实质上这是因为，他们总是把后来阶段的普通个人强加于先前阶段的个人并且以后来的意识强加于先前的个人。”换言之，马恩所说的哲学家把整个历史当成了意识发展的历史，认为是意识决定了人在不同时期的发展。这种观点恰恰与马恩的物质第一性原理相反，是物质世界的发展和人自身的发展决定了意识世界的变化。“要认识和克服人的异化问题，必须诉诸改造世界的历史活动，不是用人性及其异化去说明历史，而是用历史去说明人性及其历史变化。”①不同的生产力水平总是与一定的交往形式匹配的，人们也总是利用当时的生产技术改造着物质世界，进行着与当时生产条件相符的交往活动。整体看来，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在不断提高，人们的交往形式不仅途径多样而且地域范围越来越广，人们的思想意识越来越先进和活跃，这一切都证明了交往的重要性，检验了物质决定意识的正确论断。
《法学经典著作选读》作业答案要点提示
第一专题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
1.亚里士多德对城邦起源的论述。
亚里士多德认为，国家是自然起源的，城邦出于自然的演化。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城邦不是家庭和村坊的扩大，家庭和村坊则是城邦演化发展中的过程，国家之形成是出于人类本性的自然要求。
（详见《西方法学名著提要》第33页中段）
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起源于家庭，若干家庭组合为村坊，若干村坊进一步组合为城邦。因此，城邦是人类最完备、最高的组织形式。
（详见《西方法学名著提要》第33页下段）
2.亚里士多德对城邦目的的论述。
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象人一样要具备善。为了说明城邦的善，首先要了解个人的善。
城邦是为了达到一种最高最广的善业。主要目的就在于谋取优良的生活，即外物诸善、躯体诸善、灵魂诸善。灵魂的善是最高的善。他们最终是为了保证德性的完美。
城邦的善在于它能保证公民过上幸福生活。城邦的每一个成员都能享有适量的财富，强健的体魄和高尚的道德，保证公民过上幸福的生活。为此，城邦必须具有一些品德、德行。其最高表现是正义，由正义引申出法律。城邦秩序是建立在由正义指导的法律的基础之上的。
（详见《教学大纲》第49页下部或参见《西方法学名著提要》第33页末至第34页上段）
3.亚里士多德关于私有制的观点。
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想的城邦应有合适的财产管理制度。他认为，政治团体或城邦在财产上的组合方式有三种：或者归公，或者不归公，或者部分归公。城邦对财产的管属和应用也有三种制度：一是土地区划为丘母。各归私有，收获物则送储公仓而共同食用；二是土地完全归公有并共同耕耘，而收获物则分配给个人，由各家自己食用；三是土地和收获都归公有。
亚里士多德是通过阐明公有制的缺陷来论证私有制的必要性的。一是财产公有的缺陷：他认为，财产公有常引起重大纠纷。多劳少得者会埋怨少劳多得者。人们无法做慷慨行为，不再表现施济的善心。二是家庭公有的缺陷：实行公妻制不能导致众人治和，反而会引起伤害。三是子女公育的缺陷：悖论的罪行无法追究，友爱的精神必然削弱。新生婴儿的阶段转换无从实行。因此，亚里士多德主张“产业私有而财物公用”的财产制度。
（参见《教学大纲》第50页中下部或详见《西方法学名著提要》第35页末至第36页）
4.亚里士多德的政体理论。
亚里士多德的政体理论包括政体的含义、政体的分类、政体的组成要素、政体变革及其原因、理想的共和政体等内容，其目的在于阐明什么形式才是最好而又可能实现人们所设想的优良生活体制，也就是为奴隶制城邦国家提供理想的政体模式。
内容要点大概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什么是政体？
准确理解亚里士多德的定义。
（参见《西方法学名著提要》第37页中部）(2)政体的分类
亚里士多德按两个标准把政体分为多类。
（参见《西方法学名著提要》第37页下部至38页中部或详见《教学大纲》第51页中部）
(3)政体的要素
亚里士多德认为，一切政体包括议事机能、行政机能、审判机能，并进行了阐述。
（详见《西方法学名著提要》第38页下至39页上）(4)政体的演变原因及解决的办法 ①演变原因 ②解决办法
（参见《西方法学名著提要》第39页中至41页中）(5)理想的政体
（参见《西方法学名著提要》第41页下至42页或详见《教学大纲》第50页下至52页上部）
5.亚里士多德关于法治基本原则的论述。
亚里士多德还强调，法治的关键还在于：法律一经制定，就应当人人遵守。他说：“我们应当注意到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循，仍然不能实现法治。法治应该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在这个意义上说，法律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应当根据积累的经验对现行法律进行修订和补充，以保证人们所遵循的法律是良法。
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有两个基本原则:(1)普遍地守法
所有人包括国家官员都必须守法，无人享有特权。(2)良法之治
一个国家要实行法治，首先要有良法。良法应具备实质正义，即维护的是全体城邦人的利益，同时还要具备形式正义，即形式上法律要具备普遍性、公开性、简明性、稳定性与变通性等等。其次人们要守法。
（详细内容参见《西方法学名著提要》第46页上部或详见《教学大纲》第52页下部）第二专题 西塞罗的《法律篇》
1.西塞罗认为国家具有哪些特点？
国家有四个特点：
(1)国家是人民共同体，来源于人民之间的协定，是基于人民的共同需要、共同利益而订立的协定。
(2)国家权力来自人民。
(3)国家乃人民的事业，国家应依法对人民进行统治。
(4)国家的目的有二，精神的目的是维护正义，物质的目的是保护公共利益。（见《教学大纲》第53页中部）
2.西塞罗的政体理论。
(1)政体的分类
分类的标准是根据统治的目的和统治者的人类。他把政体分为三类： ①君主制
当全部事务的最高权力为一个人掌握时，我们称此人为君主，我们称这样的国家为君主制。
②贵族制
当全部事务的最高权力为一些选举出来的人掌握时，我们称这样的国家是由贵族统治。
③民主制
当所有权力完全掌握在人民手中时，就出现一个民众政府，即一切权力归人民。
这三种政体都有其弊端。“在君主制中，臣民在司法管理以及在审议上享有的份额太少；在贵族制中，臣民很难有他们的那份自由，因为在权力上和审议共同福利上他们都完全被排除在外；当全部权力都在人民之手时，即使人民行使权力符合公正并在节制，由此产生的平等本身也是不平等的，因为它不允许有等级区别。”
(2)政体循环论
上述三种政体形式不仅受制于上述各自的缺陷，而且还有其他种种危险的缺陷：
“每一种政府形式面前都有一条陡峭的道路，会导致一个与它邻近的腐败形式。”这样一来，国家的统治权就像个球，偕主从国王的手中撄取，贵族或人民又从偕主中夺走，随后又有某个寡头派别或某个偕主从他们手中窃取，因此，没有一种政府形式能够长久地自我维持。三种政体形式都有各自的缺陷。没有一种政府形式能够长久地自我维持。
(3)混合政体论
为避免三种政体的缺陷，西塞罗主张混合政体，即同时将三种正宗政体加以混杂和平衡化。
“在我看来，君主制是这三种基本政府形式中最好的一种，但是，一种混合的并平衡了的政府形式（结合了运动中优良的简单政府形式）甚至比君主制更为可取。因为一个国家中必须有一种最高的和最贵的成份，某些权力应该授予上层公民，而某些事物又应该留给民众来判断和欲求。”“一个国家是通过不同因素之间协调而获得和谐的，其方法是把上、中、下三层阶级的公正且合乎情理地混合在一起。”
西塞罗把以罗马执政官为代表的君主制、以元老院为代表的贵族制和人民大会为代表的民主制均衡地混合而成，包含了“卓越的王政因素”、“显贵们的权威”以及“民众们协商和决定”的多处要素。因此，这种体制“首先提供了某种高度平等，而平等是自由人类任何比较长的时间内难以置之不顾的；其次，他具有稳定性。”混合政体可以避免每一单纯政体所固有的缺点。它可以防止权力过分集中，也能提供一套制衡体制。在这种体制中，“行政长官有足够的权威，杰出公民的意见有足够的影响，人民有足够的自由。”
（参见《教学大纲》第53页下部）
3.西塞罗认为怎样才是理想的政治家？
(1)理想政治家的品德：应成为其他公民的一面镜子。
(2)理想政治家的标准和条件：应努力熟悉司法和法律，并努力考察其渊源。(3)理想政治家的价值和目标：公民的幸福生活，也就是以物质财富作为支撑的，并且物质资源丰富的、因光荣而伟大以及因美德而受称赞的幸福的生活。
（见《教学大纲》第54页中偏上）
4.西塞罗的自然法理论。
自然法理论是西塞罗最有名的理论。(1)关于法的起源
西塞罗认为理性构成了法的基础和本源。（详见《西方法学名著提要》第55页中段）(2)自然法与人定法的关系
西塞罗认为，自然法是最高的法律，是永恒不变的法，对一切民族、一切时代有效。人定法要受自然法指导。（详见《西方法学名著提要》第55页下段）(3)法与正义的关系
西塞罗认为，正义是法律的目的，法律要体现正义，法律是衡量正义和非正义的标准。
（详见《西方法学名著提要》第56页下段）(4)自然法的特点
（详见《教学大纲》第54页下部）
5.西塞罗的制定法理论。
西塞罗认为，制定法也是实在法，以成文法的形式出现。基本观点：
(1)人民的幸福是至高无上的法律(2)真正的法律必须是 ①与自然法相结合的法律；
②能够区分正义与非正义之间界限的法律； ③对邪恶予以惩罚、对善良予以保护的法律。
(3)一个民族的不正义的法律不能称之为法律，即使该民族不管这是一个毁灭性的规则而已经接受了它。
（见《教学大纲》第55页下部）第三专题 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
1.孟德斯鸠的法律世界观。
(1)法
关于法的定义，孟德斯鸠认为，从最广泛的意义来说，法是由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因此，一切存在物都有他们的法。上帝有他的法，物质世界有他的法，高于人类的智精灵们有他们的法，兽类有他们的法，人类有他们的法。这里的法有法律、规律等意。可见，这里的法是广义的，指的是世界万物存在和运动的规律、法则。
孟德斯鸠认为，上帝创造了宇宙的同时也创造了宇宙规律。宇宙万物受规律支配。
宇宙分为物理的世界和智能的世界。智能世界的存在物分为植物、兽类和人类。(2)自然法
孟德斯鸠认为，自然法是自然状态下人类所接受的规律。自然法是最重要的一条是要皈依“造物主”。
自然法有另外四条基本原则： 第一是和平。第二是觅食。
第三是人们相互之间存在着自然的爱慕。
“畏惧使人逃跑，但是互相畏惧的表现却使人类互相亲近起来。” 第四是愿过社会生活。
自然法引导人们进入社会，但“人类一旦有了社会，便立即失掉自身软弱的感觉，存在于他们之间的平等消失了。为了维护人们相互间的关系，于是有了人为法。”
(3)人为法
人为法分为三种：国际法、政治法、民法。
自然法是自然规律、普遍规律，普遍适用，而人为法则不行，人为法是适用于各国人民自己。为某一国人民而制定的法律，应该是适合于该国的人民的，所以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竞能适合于另外一个国家的话，那么是非常凑巧的事。
（详见《教学大纲》第56页或参见《西方法学名著提要》第155页下部至第157页中部）
2.孟德斯鸠的研究主题。
孟德斯主张从法律与其他事物的普遍联系中探求法的精神，他认为，法律和政体的性质及原则有关系，和一国的自然状态有关系，和气候、土壤以及生活方式有关系，和政制所能容忍的自由程度有关系，和居民的宗教、性别、财富、人口、贸易、风俗、习惯有关系，法律和法律之间有关系，把这些关系综合起来就构成所谓“法的精神”。因此，“法的精神”是各种关系的综合，《论法的精神》研讨的正是存在于法律和各种事物之间的种种关系。
主要包括以下关系：(1)法律与政体的关系(2)法律与自由的关系(3)法律与自然的关系(4)法律与宗教的关系
（详见《西方法学名著提要》第157页至第161页或参见《教学大纲》第57页中部）
3.孟德斯鸠的自由观。
孟德斯鸠认为自由有两种：一是哲学上的自由；二是政治自由。
哲学上的自由是要能够行使自己的意志，或者，至少自己相信是在行使自己的意志，即意志自由。
要了解公民的政治自由，必须把同国家政体相联系的政治自由的法律和同公民相联系的政治自由的法律区别开来。
孟德斯鸠强调政治自由必须是“政制的自由”和“公民的自由”的统一。在政治自由与国家政体相联系的场合，某种政体能够稳定地、持久地不受意外情况干扰而行使自己的意志，就是政制自由；公民的自由是指生活在某种政体下的每个人出了服从法律之外，能够不受另外的个人干扰而行使自己的意志。这两方面内容的统一就是政治自由。
从这个意义上讲，专制政体虽然有某种盲目的“政制的自由”，而人民却毫无自由可言，所以说专制政体下没有政治自由。民主政治固然有较多的“公民的自由”，但是国家的意志经常因权力被滥用而受到干扰，政制的自由无可靠的保障。至于贵族政制因缺乏稳定性的政体，“政制的自由”和“公民的自由”都无保障。在孟德斯鸠看来，只有君主立宪政体才能实现政治自由。健全的法制是政治自由的基础。自由以守法为前提，没有法律保障，就谈不上自由。
“在民主国家里，人们仿佛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是真的；然而，政治自由并不等于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在一个国家里，也就是说，在一个有法律的社会里，自由仅仅是：一个人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而不被强迫去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应该记住什么是‘独立’，什么是‘自由’。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他就不再自由了，因为其他人也同样会有这样的权利。”
孟德斯鸠还从政治自由和公民关系上考察政治自由，得出政治自由的关键问题在于人们的安全，或者是人们认为自己享有安全的结论。“一个公民的政治自由是一种心境的平安状态。这种心境的平安是从人人都认为他本身是安全的这个看法产生的。要享有这种自由，就必须建立一种政府，在它的统治下一个公民不惧怕另一个公民。”
为了确保每一个公民都有一种安全感，享有真正的政治自由，孟德斯鸠建议像英国那样，实行君主立宪制，建立一种实行三权分立制的政府。
（详见《西方法学名著提要》第159页中段或参见《教学大纲》第58页中下部）
4.孟德斯鸠的分权学说。
也就是孟德斯保障政治自由的权力配置是构想，包括如下几个方面内容。(1)权力配置的出发点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2)三权分立
孟德斯把洛克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对外权发展为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他认为，每一个国家的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种权力必须分立，即由不同阶级的人或机关掌握。
(3)相互制约
孟德斯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权力制衡比权力分立更重要。
分立的三权有明确的界限，三者都不能参与其他权力的运行，但可以通过制度设计上的一定方式达到互相钳制的效果。
（详见《西方法学名著提要》第161页下段至第163页上段或参见《教学大纲》第58页下部至第59页上）
5.孟德斯鸠的自然地理环境与法律关系理论。
孟德斯鸠详细论述了法律与气候的关系、法律与土壤的关系。他说，“法律应该同国家已建立或将要建立的政体的性质和原则有关系„„和国家的自然状态有关系；和寒、热、温的气候有关系；和土地的质量、形式与面积有关系；和农、猎、牧各种人民的生活方式有关系。法律应该和政制所能容忍的自由程度有关系；和居民的宗教、性癖、财富、人口、贸易、风俗、习惯相适应”。
(1)气候条件对法律的影响和作用
在自然地理环境中生产和生活的人的行为总是要受自然环境的制约。孟德斯鸠特别强调气候因素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他认为气候对一个民族的性格、风俗、道德、精神面貌以及其法律性质和政治制度，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他说，“不同气候的不同需要产生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生活方式产生了不同种类的法律”。气候通过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对法律产生了影响，也即气候通过影响人的心理、生理和行为而影响法律。
孟德斯鸠认为，在气候寒冷的地区，由于人体外部纤维紧缩，有利于血液回归心脏，所以北方人具有比较充沛的体力和较强的自信心，勇气也较大。他们对一切可以使精神焕发的事情都感兴趣，例如狩猎、旅行、打仗等等。在气候炎热的地区，身体各部分组织相对松弛，神经末梢未充分展开，人们对外界的刺激很敏感，所以南方人害怕艰苦，追求享受，性格软弱怯懦，对外来的侵扰缺乏抵抗的勇气。东方的气候对人民体质、心理、生活方式上的影响是东方各国宗教、风俗、习惯和法律保持持久不变的原因。此外考察世界法制史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气候对法律的影响：热带、温带地区的法律成熟较早，如埃及、中国、印度、古希腊的法律；而寒带或是寒冷地区的法律成熟较晚，如俄罗斯、中国北方游猎民族的法律。这是因为不同区域的不同气候促进或延缓了人类进化过程中生理、心理和智力的发育水平从而影响到了法律的发展水平。气候影响我们的心理、体质和行为，进而影响了法律的制定和实施。
(2)地理条件对法律的影响和作用
土壤的差异使人们的生产、生活存在较大的差异，因而与他们的生产、生活密切联系的法律便存在差异了。孟德斯鸠说：“居住在山地的人坚决主张要平民政治，平原上的人则要求一些上层人物领导的政体，近海的人则希望一种由二者混合的政体。”这是因为多山的地区人们的财产不多并且易于保存，因而他们所享有的自由，成为值得他们保卫的唯一的幸福。平原地区通常有肥沃的土壤，有地者便成了最有财富和权力的人，弱者无法同强者对抗，只好向强者屈服。而沿海地区，各种势力都比较均衡，氏族贵族、工商业贵族、占有少数土地的农民易于互相妥协而建立一种比较中庸的政体。
人类社会的法律不仅要受气候、土壤这两种自然因素的制约，法律还要受地理位置、地理面积、资源状况、水文条件、地质地貌、植被、大气环流、海洋等自然条件、现象、因素的影响。如雅典城邦领土狭小是其直接民主制形成的一个重要的条件，因为人民可以朝出暮归参加公民大会；而这在地理面积广阔的国家是不可能实现的。又如一个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也往往影响着法律，沿海且有贸易精神的民族容易形成海商法，在北海、地中海、波罗的海沿岸很早就出现了国际性的海商法；但对于一个深居内陆的国家，统治者如果下决心制定一部海商法，那一定会为自己本国的实际所嘲笑。
自然地理与法律的一般关系就体现为，自然地理通过影响人们的心理、生理和行为方式从而影响了法律；不同民族法律存在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自然地理环境的区域分异；法律一般应适应自然环境，但是当自然环境对一个民族的发展极为不利的时候，立法者便应考虑通过立法与这种不利进行抗争了。
孟德斯鸠说：“一个从事商业与航海的民族比一个只满足于耕种土地的民族所需要的法典，范围要广泛得多。从事农业的民族比那些以畜牧为生的民族所需要的法典，内容要多得多。从事畜牧的民族比以狩猎为生的民族所需要的法典，内容就更多了。”
（参见《教学大纲》第59页中或详见《西方法学名著提要》第160页）第四专题 杰弗逊的《杰弗逊文选》
1.杰弗逊的天赋人权理论。
天赋人权理论是杰弗逊法律思想的理论基础，其主要内容要点包括：(1)杰弗逊认为，一切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了他们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他把这一制度作为思想基础和指导原则写入《独立宣言》。
（参见《教学大纲》第59页下段至第60页上段或详见《西方法学名著提要》第204页中段）
(2)杰弗逊的天赋人权理论继承并发展了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自然法思想和天赋人权学说。其中洛克对他的影响最大。
（详见《西方法学名著提要》第204页下至第205页上段）
(3)杰弗逊着重强调并发展了人民的自由民主思想，认为这些是人民不可剥夺、不可侵犯的权利。
首先，人们的思想言论自由是人性使然、理性要求，民主政府必须尊重人民的思想言论自由。
其次，出版自由影响广泛。比言论自由更为重要。最后，信仰自由是每个人的权利，信教不应强制。（参见《西方法学名著提要》第205下段至206页下段）
(4)杰弗逊主张把人民的各项自由民主权利明确载入宪法中，使之法律化、固定化，并在实践中为将人民的权利列入宪法进行了斗争。
（详见《西方法学名著提要》第207页下段至208页上段）
2.杰弗逊的人民主权思想。
杰弗逊在天赋人权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人民主权的思想。(1)提出了人民主权原则
他认为,为了更有效地保障人民享有天赋主权，人民通过契约的方式成立政府。因此：
①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的同意，来自人民的委托。
②人民是政府权力的源泉，是国家主权的享有者，国家主权永远地属于人民。（详见《西方法学名著提要》208页中段）(2)提出了人民享有自决的权利和反抗暴政权的主张 ①人民有权决定采用何种政府形式； ②人民有权反抗暴政成立新政府；
（详见《西方法学名著提要》第208页下段至210页中段）3.杰弗逊的代议共和理论。
杰弗逊认为代议共和是一种最合理的政治制度，应用代议的方式来实行人民的主权。
代议共和必须遵循四个原则：(1)人民能够控制政府。
(2)政府必须体现人民的意志并执行人民的意志。(3)政府必须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2)少数服从多数原则。
（参见《教学大纲》第60页下部或详见《西方法学名著提要》第210页下段至211页下段）
4.杰弗逊关于废除奴隶制的思想。
杰弗逊的主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美国社会存在奴隶制是不幸的；(2)反对种族歧视，黑人与白人应平等；
(3)解放奴隶废除奴隶制度，实行种族之间的平等。
（详见《西方法学名著提要》第213页下至第215页中部或参见《教学大纲》第62页中部）
5.杰弗逊的法治思想。
这是杰弗逊的一个重要的法律思想。
他认为，实行法治，严格依法办事是民主国家的重要标志之一。只有实行法治才能保障公民的民主自由权利，保护他们的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主要包括：
(1)立法权应属于人民，属于社会的大多数。(2)国家的法律必须是人民意志的利益的体现。
(3)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法律，世界总是属于活着的人们。(4)人们要根据新的经验去修改旧的法律。
（参见《教学大纲》第62页下部或详见《西方法学名著提要》第215页下部至第217页中部）第五专题 哈特的《法律的概念》
1.哈特认为奥斯丁对法的定义的主要缺陷是什么？
哈特反对奥斯丁的法律命令说。他认为法律命令说的主要缺陷是：
(1)从法律的内容来看。现代国家的法律除了对它们应从事或不从事一定行为的法律外，还授予各种公私权利的法律。这种授权性法律解释为命令是不恰当的。
(2)从法律的适用范围来看。这一定义仅适用于刑法，而且就刑法来说也不完全适用，对于其他重要类别的法律则不适用。
(3)从法律的起源方式来看。习惯成为法律，要么通过主权者及其代理人的命令，或者通过法院的自由裁量。因此，有些法律起源于习惯，而不是主权者的命令。
（详见《教学大纲》第55页下部至第63页下部或参见《西方法学名著提要》第488页下至第491页上部）
2.哈特的法律规则说。
(1)哈特认为，法律规则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规则，其特殊性在于它是第一性规则和第二性规则这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规则的结合。
（详见《西方法学名著提要》第491页倒二段）(2)哈特阐明了什么是第一性规则，什么是第二性规则。（参见《西方法学名著提要》第491页下段至492上段）(3)哈特论证了两类规则的结合关系，以说明法律体现的特征。（参见《西方法学名著提要》第492页下段）
(4)哈特认为在复杂的大型社会中必须有第二性规则补充第一性规则。（详见《西方法学名著提要》第493页上段至494页下段）
3.哈特关于法律规则的两种观点。
哈特认为人们对法律规则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内在观点，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接受法律规则，并以此作为行为准则。另一种是外在观点，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他本人并未接受规则，但却观察这些规则。经过一段时间后，一个外在的观察者就能以这种规律性为基础，相当准确地预测到偏离这一规则将会遭到的惩罚的机会。持不同观点的人对法律规则有不同的表达方法。
说明这两种观点的一个例证是对大街上交通信号灯的不同看法。一个持有外在观点的人仅认为，红灯一亮，很大可能交通将会停止，他把红灯当作人们将以一定方式行为的一个自然标志，就如乌云是即将降雨的标志一样。对一个持有内在观点的人来说，红灯一亮不仅是其他人将会停止行进的一个自然标志，而且也是自己应停止行进的信号以及符合规则的停止的理由。他把红灯一亮就停止作为自己或他人行为的标准和义务。
哈特认为，一个社会中往往存在着两种人之间的对抗关系。一种人接受法律规则并以此作为指导，自愿保护法律规则，并根据法律规则来评价自己或他人的行为。另一种人拒绝这种法律规则，仅从外在观点，突发作为可能导致惩罚的一种迹象才关心这些规则。他们对法律规则也就有不同表达方法。持内在观点的人一般是讲：“我有义务”、“你有义务”，等等，持外在观点的人则讲：“我不得不这样做”，“如果„„我大概将为此而受苦”，等等。
哈特认为，一个具有法律的社会既有从内在观点出发将法律规则当作已接受的行为准则的人，也有必须以武力为之强行设定这些法律规则的人。这两部分人之间的平衡将取决于许多不同的因素。如果这一制度是公正的并真正关注所有它所要求服从的人的巨大利益的话，它就可以取得和保持大部分长期对它的忠诚，从而也将是稳定的。
（参见《教学大纲》第64页末至第65页上部或详见《西方法学名著提要》第495页至第496页）
4.哈特对法和道德关系的论述。
(1)他反对将道德观念或法律和道德的必然联系当作“法律制度的中心”或“法理学科学的关键”。
(2)他提出了“最低限度内容的自然法”理论。
大体内容：人的目的是生存。根据人性以及人类生存世界的事实的公理，就必须有某些行为规则，它们构成了一个社会的法律和道德的共同因素。这些行为规则就是“自然法的最低限度的内容”。
他列举了对人性和人类生存世界这种事实的五个简单判断或公理： ①人的脆弱性 ②大体上的平等 ③有限的利他主义 ④有限的资源
⑤有限的理解力和意志力
（详见《西方法学名著提要》第497页至501页中部）
5.哈特的广义的和狭义的法律概念。
哈特认为，对法律和道德之间关系的不同理解，往往体现在怎样对待一个在法定形式下制定的但在道德上却是不正义的法律。哈特认为，广义的法律概念胜过狭义的法律概念。因为广义的法律概念能帮助我们看到法律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化，狭义的法律概念却使我们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对于一个在法定形式下制定的，但在道德上却是邪恶的法律，哈特认为持自然法理论的人可能会认为它根本不是法律，但在法律实证主义那里却认为法律的存在是一回事，法律的好坏是另一回事，“这是法律，但它们是如此邪恶，以致不应适用和服从”。哈特认为这两种对立实际上是两种法律观：前者采用的是狭义的法律概念，把法律效力与道德上的善恶内在地联系起来，恶法非法；后者采用的是广义的法律概念，把法律视为规则体系，良法恶法均包括在内。持狭义法律概念的人讲法律的效力与道德性混为一谈，持广义法律概念的人则将法律的效力性与法律的道德性区分开来，进而将对法律的效力和对法律的评价与抵抗相分离。广义的法律概念优越于狭义的法律概念，因为广义的概念能够帮助我们看到法律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而狭义的法律概念却使我们对许多复杂的法律现象视而不见。
从哈特在宣扬广义的法律概念的优越性来看，他是站在分析实证主义的阵营中，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没有把问题停留在这样一个简单的结论上。接下来哈特分析了三个重要的问题，一是他认为对于一个不道德的法律是否应该服从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能简单地认为恶法亦法，应该坚决服从；二是对于过去生效的不道德的法律所容许的邪恶行为，是否应加以惩罚的问题，第三个是他认为在革命或者社会发生剧变后，狭义的法律概念就颇具吸引力，比如二战后，西德司法部门在处理纳粹政府垮台后所遗留的一个尖锐问题时，“就在这种形式下复活了自然法的论据”。对以上三个方面的考虑，说明了哈特并没有在坚持他的广义法律概念时陷入极端，一方面，他看到了广义法律概念所不得不面临的复杂问题，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狭义法律概念的某些优点，这不同于以往的分析法学家对自然法学所持的全面否定的态度。
（参见《教学大纲》第65页末至第66页或详见《西方法学名著提要》第501页至第503页）
2013-09-12
来源：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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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新一届的法学新生即将踏入大学校门，走进法律的知识殿堂，感受法学这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的独特魅力。法学是实践性学科，也是思维性学科，北京大学出版社特邀请著名学者甄选以下法学好书，寄托诸位老师对法学新人的殷切期盼，希冀诸位同学从阅读中获取乐趣，以阅读为起点，开启求学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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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法律的初学者，我的头一条建议，向来是请他们买一部好的词典，并且经常请教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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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冯象教授推荐
汉语法学随笔巅峰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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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精深、角度睿智、论调风趣，以平易近人的姿态思考着最具“中国特色”的社会和司法问题。新加入《旧约圣经》中的利未记也会引发我们对法治的再思考。
——中国政法大学刘星教授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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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思维》
王泽鉴/著
读王泽鉴先生的书，不能仅仅读其中的法学知识，更要琢磨其中的法学方法。择其要者，可概括为四端：其一，请求权基础的思考及论证方法；其二，法解释学的方法；其三，案例研究的方法；其四，比较法的方法。法学方法犹如游泳方法，如果只谈如何游泳而不能实际下水实践，必然是误人子弟的空谈。同样，如果只学习游泳的理论而不实际下水实践，自己的能力根本不会有什么实际的提升。王泽鉴先生的著作，既有对于相应方法的阐述，更多的则是实际应用这些方法的思考和论证。读书不仅应领会作者的意思，同时应注意作者的方法。正是这些方法，对于中国民法研究水平的提升，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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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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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门前》典出卡夫卡的小说，在那部小说里，法学专业出身的小说家表现出他对法律的思考，尤其是法律的专业性给外行人带来困惑，发人深省。本书正是一部美国经典法学教材的浓缩，它不仅有助于刚刚进入法学门槛的学生理解我们的专业，而且也可以为未来的法律人奠定职业发展的坚实思维与知识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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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
《批评官员的尺度——<纽约时报>诉警察局长沙利文案》
安东尼·刘易斯/著 何帆/译
以“沙利文诉纽约时报”案为核心，介绍美国第一修正案如何被法官、律师、媒体、公民社会激活，从而使得“言论自由”这一精神在美国生根及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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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与美国最高院大法官只有一本书的距离
《谁来守护公正——美国最高院大法官访谈录》
布莱恩·拉姆 苏珊·斯温 马克·法卡斯/编
何帆/译
1978年，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在哈佛大学演讲时，批评美国和西方社会过分重视法律。索尔仁尼琴被公认为是追求自由，不畏强权的标志性人物，但他认为法律是一个冷酷的东西，是一种威胁。肯尼迪大法官当时42岁，这些话带给他强烈的震动，他意识到地球上有一半人口在法治领域之外生活，有两个原因“要么不愿，要么不能”。
法律的基础是人类生活的经验，“人们没法恪守你不敬畏的事物，不会维护你不了解的东西，更不会去捍卫你不知道的事情。”这大概就是一向谨言慎行的最高法院法官们面对电视镜头的原因。宪法不是过时和古老的条文，也不靠神秘感维系，通过一个又一个案例，人们参与，辩论，明白和知晓它的意义和目的，才能把它们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当下中国，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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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一种不一样的法学思维，法律人独立思考的引导手册
《法学思维小学堂——法律人的6堂思维训练课》
[德]英格博格·普珀/著 蔡圣伟/译
这是为法学初学者撰写的一本法学思维导引手册。特别向法学新生推荐这本注重实际操演的法学思维训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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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学传世经典，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刑罪原则著作
《论犯罪与刑罚》 [意]切萨雷·贝卡里亚/著
黄风/译
“刑法学之父”贝卡里亚的经典代表作《论犯罪与刑罚》引领无数法律人推开了刑法乃至法学思想的大门。这本书是每个法科生的入学必读书目。
——北京师范大学赵秉志教授推荐
见微知著，细节塑造法治
《法治的细节》 周大伟/著
细节决定成败，法治中国的进程无疑取决于法治的细节。周大伟先生于1979年入读西南政法学院。毕业30年来，作为一位有心人，由西南而京华，又长居北美的经历，使他穿行于不同法域，收获了丰富而细微的法学实践体验。从他的众多精彩、精到、有趣的篇章里可以看出：法之理不能独获于书斋之中，法之力必须与社会高度互动方能更显强劲；法之理要出于实践，法之力要融于实践。法治中国建设，需要构建“实践法理学”，需要更多敏感于细节法治的学者的积极参与。
——西南政法大学付子堂教授推荐
《法治的细节》一书的作者周大伟先生，早年就学于中国著名的法学学府西南政法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后留学美国，长期奔走于中美之间，亲身见证并参与了中国最近三十多年的中国社会法治大转型。《法治的细节》一书，正是周大伟先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背景，以美国法治为参照，从整体出发，从细部入手，极其深刻地反思了法治中国的艰难，同时也高瞻远瞩地眺望了中国法治的前景，展示出一个当代中国法律人十分难得的忧患意识与前瞻意识。《法治的细节》一书一扫同类著作的枯燥乏味，融理论性、趣味性、可读性于一炉，是当下中国法律人写出的最美的文字。
法学导师推荐十本法学入门好书，开启知识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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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大学法学院魏敦友教授推荐
法治，是千百年来无数人反复阐述的一个概念，似乎内涵和外延都非常清楚了。但在中国，现代法治秩序的建构持续了世纪有余，迄今尚未完成，留下许多未解之谜。无论谜底如何，现实再次提示我们：细节决定成败，魔鬼隐藏在细节之中。周大伟先生的这本书聚焦“法治的细节”，可谓慧眼独具。在古今中外各种现象的刻画中，读者当能找到许多解谜的线索。
－－上海交通大学季卫东教授推荐 ——广西大学法学院魏敦友教授推荐
法治，是千百年来无数人反复阐述的一个概念，似乎内涵和外延都非常清楚了。但在中国，现代法治秩序的建构持续了世纪有余，迄今尚未完成，留下许多未解之谜。无论谜底如何，现实再次提示我们：细节决定成败，魔鬼隐藏在细节之中。周大伟先生的这本书聚焦“法治的细节”，可谓慧眼独具。在古今中外各种现象的刻画中，读者当能找到许多解谜的线索。
排名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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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混沌的江湖，如果把法学界视作一个江湖的话。
但是，《东邪西毒》教导我们，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所以，即使虚弱混沌，但还是江湖。只不过它的大号叫做法学界。
是江湖，就有座次。
法学院也不例外。
传说中，有两所叫做东吴和朝阳的法学院，他们最大的遗憾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所以，他们仍然在传说中沉默。
有时，在梦里，依稀能看见东吴师生的眼睛。泪眼婆娑。
因为，很多年以后，在古城苏州。有个叫做苏州大学法学院的自称其延续了东吴法学。
那一天，大雨倾盆。原来江湖变了。
第一章 座次
一、丐帮也有座次。九袋长老和八袋长老相比，自然不仅多一个袋子。80年代，江湖上有“五院四系”的九大世家。
从血统上，他们都很混杂。
因为，他们都先天不足。立场正确的法学院系似乎缺乏了兼容并蓄的学术气质。
于是，随波逐流成为一种时尚。
一种叫做后现代的解构精神弥漫在前现代的中国法学界。
解构之后，我们才发现，我们几乎没有什么法学。
张爱玲说过，人生是件华丽的旗袍，里边全是虱子。而法学界的解构却颠覆了光鲜的旗袍，剩下的，只有虱子。
没有法学，座次却是要有的。因为，虱子似乎也要分大小。
顿时，江湖上烽烟四起，唾沫横飞。
二、如果一定要排一个座次，我的感觉是
第一梯队
人大法学院、北大法学院。
第二梯队
武大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社科院
第三梯队
西南政法大学
第四梯队
吉大法学院、厦大法学院、中南政法、华东政法。
第二章 人大法学院
不知从何时起，人大法学院声名日隆。
据说，人大的教授出没中南海与央视的次数最多。
当然是在法学院中。
人大法学院有七种武器。每一种，都是引以为傲的。
至少，在这个江湖里。
一、民法。
民法在这个江湖里，与金钱的距离近过诚实信用这样的民法信条。而，王利明，就是人大民法的神工鬼斧。
论师承，佟柔的衣钵传人。佟柔的《民法总则》，在近几十年的大陆民法界所撰的教科书中，仍无出其右者。论著述，可睥睨千秋。当然是厚度。
很多年后，人们会记住。
有一个时期，学术分量是可以用公斤衡量的。
论政治亲密度，全国人大要员。
几不曾见失宠之态与孤傲之姿。
论资源，持民法学会，据院长要职。
人大民法，尚有杨立新、龙翼飞等。或司法者出身、或京城名律。
二、法律史
法律史是个奇怪的专业。
究竟归属于法学还是历史，无法可知。或者说，既非法学、亦非历史。
因为，前任院长曾宪义经营法史多年，学术建树寥寥可数。
曾经有一种传说，曾为法学教育界的“一哥”。或者说，这个江湖里。
位尊权重，恍若盟主。
因此，名誉院长仍是一位70岁老人特立独行的旗帜。
或者说，作为一位法学教育界的领袖，远比作为法律史学者更为实至名归。
当然，只是比较。
说到法史，无法忘记。
社科院历史所的瞿同祖老先生。
如果一定要在这个江湖中寻找一本可以称作法史著作的书的话。
我希望是《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三、经济法
如果把经济法视作一种专业。
但是，怪胎也是胎。
所以，经济法也是法。
从潘静成开始，人大经济法总是意气风发。
史际春所撰的《经济法总论》，曾是经济法硕士的必备之作。
因为，在浩如烟海的经济著作中，竟然有思考和论证。
虽然，论说难免牵强。经济法人曾经认为，经济法的独立性是伟大而艰深的难题，并为之披荆斩棘，百般求索。
但是，怪胎就是怪胎。
正如，东施就是东施，无论如何作蹙眉状，还是东施。
所以，把一个怪胎论证成为龙种，总是有些无聊。
除了童话和传奇。
四、刑法
2005年的人大刑法。
一场大戏。
你方唱尽我登场。只是意气与利益。
遥想当年，全国首个博士点。
高铭暄功不可没。
作为刑法界的泰山北斗，如今飘忽不定。
北师大尊之为名誉院长，人大苦苦返聘强留。
不仅忆及，制定82年宪法时。高先生坚持认为，迁徙权与罢工权不能入宪。
又想到，北京新制的信访条例。
自杀也是一种威胁。
五、宪法
50来年，四部宪法。
除了考试时增加难度，宪法研究总是有些尴尬。
换种角度，空间很大，是潜力股。
只不过，现在是潜水股。
羞涩而矜持的宪法学，让人又怜又恨。
许崇德，韩大元。两代豪杰。
忆当初，崇德、定仁、华辉三先生南北呼应。只是，争鸣渐无，阿谀之风渐起。
所以，沉默的宪法学到未尝不是好事。
六、地势
人大法学院雄踞人大一隅。
处京城繁华之所，闻大内恢宏之语。
并两高法检自重。
央视近在咫尺，大会堂举步之劳。
七、人脉
陈兴良君曾对邱兴隆云，天安门与歌乐山境界参差，前者大有可观。
人大法学院门生遍布京畿，借京城之威辐射中华。
院庆之时，高官云集、贵胄毕至。
蔚为大观。
待续（下一篇——北大法学院）
第三章 北大法学院
没去过北大法学院。
只是远远透过车窗看到那座征表北大精神的高塔。
我猜想，应该在未名湖畔。
美人迟暮是人生一大悲哀。
失去了兼容并蓄的北大，正是迟暮的美人。
但是，迟暮的美人身上依稀有着青春的痕迹。
尽管很淡。
北大法学院就是如此。
于是，有了贺卫方，也有了王天成。
当然，还有巩献田、陈瑞华。
从未拥有过荣华的苦痛远无辉煌后的落寞更加痛入骨髓。
偶像古龙曾云，人生最大的悲哀，就在于
灯红酒绿、歌舞升平中，那种
油然而生的孤独和空寂。
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
不记得是谁说过这样的话了。
反正值得玩味。北大法学院当然还活着，但是，它已经死了。
院长苏力曾撰过专著一本，借用翔实的资料评析各大法学院的影响因子。
得出结论，北大法学院正当壮年，如日中天。
苏力却自己用事实写就的不公，赤裸裸的割裂了法律的根基和灵魂。
甘德怀的悲哀在于，一定要在一个虱子群中寻找龙种。
面对权贵，北大法学院祭起的是绥靖和沉默。面对金钱，北大法学院收获的是沉重与耻辱。
曾记得，论坛上曾有这样一个帖子，大意是数百名干警喜获北大法律文凭。
活着，还是死去？的确是个问题。但是，北大法学院选择了吞金而亡、阿谀而逝。不知道算轻于鸿毛还是重如泰山。
二、行政法
北大的行政法傲视群雄，独步天下。
因为一个人。
他的名字叫做罗豪才。
作为法学界中政界领袖之一，亦学亦政是于学有益否？
无法可知。只是，行政诉讼的境遇让人生疑。
在行政庭的同学对我说，行政庭最轻松。
铺天盖地的上访又让人浮想联翩，最应该匆忙的业务庭何以最清闲？
于是想到，朝鲜法院的行政庭应该比我们还清闲。
如果有的话。
除罗之外，姜明安、袁曙宏均是暗夜中的微光。
如果中国的行政法研究是暗夜的话。
面对不法和困境，作为法学家是引刃而上还是退避三舍？
先天下人之忧而乐，还是后天下人之乐而忧？
这样的选择，也深深困扰着北大行政法。忧郁，还将继续。
绥靖，仍然蓬勃。
三、贺卫方
拒招硕士，是贺师的一种愤激之举。
续招博士，是贺师的一种入世之态。
壕堑战还是对决？
面对不公的招生制度。
折中的贺师选择了前者。
岌岌可危的法学教育中，贺师扬起了叛逆和批判的大旗，在风中猎猎作响。
如火如荼的学术不端中，贺师拍出了沉闷而凌厉的一拳，如泥牛入海。
所以，孤独者将继续孤独，沉默者将继续沉默。
而激愤者，面对无形的高墙和沉默的大多数，终会走向沉默。
正如鲁迅所描述的一个没有敌人的战士，在无人之境中，面对如血的夕阳，除了黯然神伤，还是黯然神伤。
四、巩献田
一封信叫停了物权法。
巩献田的真诚在于，他坚信穷人的打狗棍和富人的别墅是不同的。
在法律上。
法治进程步履维艰的前行，一个简朴的老人，用政治性的宏大叙事，用非理性的情感和直觉，重申了这样一个道理，我们和资本主义不同。
和绥靖的苏力一样，巩献田也是法理研究者。
移植还是固守？
正确还是平等？
物权法的困境背后，倒映着苏联模式集体、国家观仍然影响着一代法律人。
未来如何？
这个老人也无从知晓。
只是，穷人仍然手持打狗棍，被城管追逐嬉戏。富人仍然开着宝马，面对红灯，绝尘而去。
五、刑法学
杨春洗、杨敦先、张文等先生建构了北大刑法。
储槐植、陈兴
良延续了北大刑法。
如果不是那个叫做刘涌的汉子，或许，北大刑法还有几分清誉。
为刘涌辩护也好，出专家意见也罢。
这都无可非议。
可怕的是，面对指责，除了沉默，就无法坚持信念。
收钱也好，义务也好，干预司法，却与法律背道而驰。这种力量，只会延缓法治的进程，也抹灭了法学家应有的尊严和矜持。
六、国际法
铁崖先生在世时，国际公法界唯北大马首是瞻。
斯人已去，江湖顿成乱象。
七、陈瑞华
对于立志考取北大法学院研究生的自考生而言，报考陈瑞华是个糟糕的选择。
如果陈瑞华“北大法学院不欢迎你们”的言论属实的话。刑事诉讼法学者忽视了刑事诉讼的基础，限缩强权、保护弱者。北大教授对于自考生关上了求学的大门，扬起的是歧视的大旗。骨子里弥漫着血统论的阴霾，言语间透露出成分论的轻蔑。
很多年以前，那个叫做钱穆的老人，从中学课堂走入北大课堂。他的步履造就了昔日的北大。
很多年以前，那个叫做辜鸿铭的老人，他桀骜的辫子支撑着教而无类的北大精神。
而，歧视的法学教授却经营着北大法学院，并且，探究着刑事诉讼的建构。
提倡着刑事被告人的沉默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