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传媒问题论文

2022-04-12 版权声明 我要投稿

新闻伦理和新闻事业道德问题成为近年来新闻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近几年来,每年都有重大的、引起新闻界广泛争鸣的新闻伦理失范事件发生。2002年,香港《东周刊》女明星裸照事件;2003年山西繁峙金矿矿难报道中记者受贿事件;2004年,《中国青年报》第二代身份证将由日本企业制造的假新闻等。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当代传媒问题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当代传媒问题论文 篇1:

中国当代传媒文化问题研究

摘要:当代社会和文化像一个高度浓缩的巨大容器,其中蕴含了多种多样的异质成分,它们相互作用,充满了矛盾和张力。在这样的环境中传媒文化也必然带着复杂的矛盾性。如今,中国传媒文化正在遭遇一个重要的问题,便是传媒公域对个体私域的广泛入侵。但在现在这个传媒立法尚不健全的社会中,似乎无力阻挡传媒公域对私人生活的入侵,因此带来的一系列复杂的传媒伦理问题,亟待我们反思与解决。本文将通过分析传媒公域与个体私域的现状,阐述公共领域入侵私人领域产生的威胁,最后得出如何改善并进一步解决公域入侵私域的问题。

关键词:当代传媒文化;问题研究

一、公域入侵私域现状分析

(一)公域和私域。哈贝马斯的教授资格论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再版时,《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在全球范围内已经逐渐广为注目。

“依照哈贝马斯的看法,公共领域指的是介于公共权力领域与私人领域中间的领域。一方面,‘公共领域’属于‘私’的范畴,是摆脱了‘公’的强制性、官方干预和其他一切教条权威的私人领域;另一方面,‘公共领域’在私人领域中又超越了家庭和个人日常生活,它和私人领域是相对立的。”在哈贝马斯看来,公共领域会为了保护私人利益同公共权力机关相抗衡,它是具有批判性功能。

相对于公共领域的公共性,阿伦特将私人领域定位于私人性,私人领域因此是进入公共领域的前提和基础。可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私人领域逐渐公共化,导致其私人性的逐渐丧失,私人领域也因此失去了对于建构公共领域的重大意义。

(二) 传媒公域入侵私域现状。公域入侵私域的现象不仅广泛存在于报刊杂志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各个网络平台中,个人的隐私变成对大家最具吸引力的资源,当代传媒已然高度娱乐化,私人生活素材变成其内容产业的主要资源。在他们看来,越是奇特甚至耸人听闻的私人素材,越是具有传媒的商业价值。

在许多电视节目中,亦广泛存在这样的现象。主持人和观众津津乐道于他人的个人隐私的暴露。例如一些节目以保护弱者,为其解决问题或纠纷为由,在询问具体原由或主要问题时,不加限制地追问甚至在镁光灯下逼问被采访者的个人隐私,最终当事人在现场主持人和观众的逼迫之下不得已说出自身的隐私。在我们看来似乎是为了理清思绪,但倘若仔细分析,很多时候并不能解决问题的本质,只是为其节目效果制造噱头,以获得关注度,旁观者开始以一种道德至高者的姿态去审视和议论,反而对当事人个人生活造成困扰,引发道德和伦理的激烈讨论。最终使当事人沦为满足大众窥探欲的娱乐资源。

例如陈赫出轨事件,众人在网络平台对其进行声讨,评判其作风问题。最终陈赫公布离婚协议,闹剧方才收尾,但众人的窥探行为并未结束于此。不仅在之后陈赫的微博评论下大放阙词,更甚于频频介入其前妻许婧的生活,同情怜悯之词比比皆是。然而“键盘侠”们是否想过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每个人都需要自己的隐私空间,不应该受到众人的窥探。这是严重混淆公共空间的公共话语和隐私话语的行为。

二、公共领域入侵私人领域的产生的威胁

一是传媒公共领域中公共话语与私人话语间的界限变得日趋模糊。例如在某电视综艺节目中,主持人为帮忙嘉宾解决问题,从基本的了解慢慢演变成对隐私的深挖。显然,这样的节目与其说是在保护弱者,毋宁说是在侵犯弱者。他们的个人信息的被暴露就是一种公域入侵私域的体现。

二是在互联网等公共空间缺乏必要的限制和严格的管理,某些来源不明的文件,例如视频,图片,音频等变成公共浏览的对象。因此,越来越多涉及这类对象的事件成为网络视频的热门浏览对象。其中不乏有人为了一己之利,不仅窥探他人隐私甚至上传网络变成公开浏览,有人通过造谣生事败坏他人名誉。如今对网络的管理日趋严格,但还是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机,可钻之空。这些都严重影响公共空间的纯粹。

三是许多网络空间成为曝出个人隐私,以博得高点击率的阵地。例如微博等网络空间成了各大明星的“晒场”,他们为了博得高关注度,吸引粉丝的眼球,纷纷主动展示自己的隐私和生活细节。传媒公共领域变成他们保持名气、增加名气的重要场所。使得公域和私域界限逐渐消失,这是不利于营造理性、客观、批判的传媒氛围,一定的尺度和界限是需要的。这种情况,严重扰乱了公众试听和公共领域的传播原则,大有猎奇和出风头的嫌疑。当今社会,收视率和点击率成为娱乐传媒成功的重要评判标准,因此许多媒体争相夺取个人隐私变成自身竞争的娱乐资源。

事实上,大众传媒肩负着神圣的新闻使命,不能成为媒体用来吸引眼球和谋利的手段。作为一个健康社会的传媒,应该以为公民发声,保护公民隐私为责,共同创造和谐社会文化环境。但如今的形势值得所有人警惕,不仅是传媒自身的走偏,也是传媒受众倾向的问题,长此以往,将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法律问题,对整个社会的风气产生恶劣影响。

三、解决传媒公域入侵私域的措施

(一)加强传媒文化的管理,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我国目前传媒行业相关法律的制约机制尚属法律空白,现行的准则主要作用于道德的规范宏观指导,而非实际操作。这就给了个人操守低下、道德意识薄弱的记者为获得独家传媒资源而去侵犯个人隐私权的机会。媒体不应以受众喜欢什么为主要考量因素,而要从整个社会需要什么为出发点,做好舆论的把关者,引导受众更加关注政治生活及整个社会的动态,重新唤醒受众的社会责任感,让个人隐私重新回到它该存在的世界。由于传媒的分散,导致其是难以管理的。由于报纸等媒介是传播公共舆论的重要载体,因此要关注传媒管理机制的创新问题。为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保护公众的隐私权,加强传媒的监督,在高效传播信息的同时也能保障个人信息及隐私的安全。

(二) 加强积极健康的传媒主旋律的引导。当收视率成为各大媒体的生存法则时,大多数情况下传媒只考虑是否会触犯现有法律,往往漠视人文关怀和伦理道德约束。改善公众舆论引导,扭转传媒圈子内传播信息的偏差,积极传播正能量,不捕风捉影地奔波于公众人物的私生活,真正弘扬社会公德。培养高素质的公共舆论领袖。加强自身文化的积累,积极接受教育,还要创新公共舆论领袖的教育机构培训,通过创新媒介的运作和管理机制,为提高公共舆论领袖的产生打通通道。以预防为主加以规范,避免伦理伤害。

(三) 提高全民道德文化素质。通过对整个社会的道德文化宣传,教育传媒受众不应以窥探他人隐私作为文化娱乐,而应通过对自身兴趣的探索丰富生活。也应教育部分隐私暴露者要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获得成功,而非在公众面前矫揉作秀,吸引媒体关注,这样无疑是在与道德和法律间游走,最终会受到应得的结果。

(四) 政府加强把关力度。媒体是国家和群众的喉舌,更好地规范和引导媒体报道,不为收视率放弃自身的职业操守。鼓励媒体更多的讨论与公共领域相关的事情,重新把受众的注意力转移到公共领域上来。而非将工作重心放在报道个人隐私上。一些媒体侵入私人领域无视受害者的隐私保护,只顾社会轰动效应带来的经济利益的行为,是在漠视道德伦理底线,并模糊传媒公域与私域界限,这样的行为应受到制约和惩罚,并需对其进行教育。(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

参考文献:

[1]哈尔贝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学林出版社,1999

[2]周宪、刘康.《中国当代传媒文化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2、166、167

[3]曹卫东.《哈贝马斯在汉语世界的历史效果——以〈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为例》[J].《现代哲学》,2005(1):53

[4]尹宏伟.《传媒公域入侵私域带来的传媒伦理失范现象——以记者偷拍姚某某遗体事件为例》[J].《新闻世界》,2015(3):7-8

作者:范婕

当代传媒问题论文 篇2:

当代传媒环境下新闻伦理道德失范问题辨析

新闻伦理和新闻事业道德问题成为近年来新闻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近几年来,每年都有重大的、引起新闻界广泛争鸣的新闻伦理失范事件发生。2002年,香港《东周刊》女明星裸照事件;2003年山西繁峙金矿矿难报道中记者受贿事件;2004年,《中国青年报》第二代身份证将由日本企业制造的假新闻等。

新闻媒体职业道德问题是具体的、历史的,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媒体发展传统会出现不尽相同的伦理道德问题和相应的道德规范。探究新闻职业伦理道德问题离不开新闻媒体所处的具体媒介环境,在中国特色的传媒环境中审视新闻伦理问题更有利于解决迫切问题。

当下中国媒体机构所处的生态环境

从新闻媒体的性质来看,我国的媒体是官方性质,国家限制民营资本直接进入这一领域,媒介是党的“喉舌”,实质上是政府职能的一个延伸,但我国大多数媒体的运营方式却是商业化的,经济来源主要靠广告收入。“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常常使中国的新闻媒体处于伦理道德事件的漩涡之中。

从新闻媒体的发展阶段来看,我国的新闻媒体正处在媒体商业化时期。虽然也有人认为1996年以广东日报报业集团的成立为标志,中国的媒体也部分地开始由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但这种整合属于政策性的,而非资本性的。就地方媒体市场来看,多数大城市的报业市场都被分属于不同集团的多家报纸分享;从全国范围来看,地方媒体在本地的市场份额上完全可以和全国性媒体相抗衡;就全球范围来看,还没有一家中国媒体集团成为跨国媒体公司,因而我国报业的垄断化、全球化媒体气候尚未形成。相反,中国媒体正处在商业化竞争最激烈、最残酷的时期,稍有不慎,就会被市场淘汰出局。因而。中国的新闻媒体也同样面临着西方媒体商业化时期所经历的媒体的社会责任与商业利益相冲突的伦理困境。

从新闻媒体的媒介环境来看,新技术的发展.极大地刺激了受众的信息传播欲.空前地拓展了媒体空间,加速了信息传播的速度、深度、广度。网络媒体的蓬勃发展,传统媒体的白热化竞争,新的传播方式进入新闻领域,号称第五媒体的手机报异军突起,闯入新闻传播市场。西方媒体的全球化战略对中国传统媒体形成强大的文化、心理、资本冲击,中国传统媒体不仅面临着生存竞争,还担负着在全球化语境下,保有中国声音的民族使命。

目前我国新闻伦理道德失范的特点

复杂的媒介环境使中国的新闻伦理道德面临新的挑战和呈现新的特征。

新闻媒体机构道德失范现象增加。新闻机构伦理道德失范现象增多是近几年来的主要特点。2004年和2005年,陈力丹在总结传媒职业道德缺失的14种表现,有8项涉及的是新闻媒体自身;2006年新闻传播业的10个话题中,有7个是关于新闻伦理道德建设的,而这7个伦理道德话题同样都是从整个媒体的角度,而非新闻工作者个人的角度提出来的。相应地,新闻伦理的研究也由关注新闻工作者个人的职业道德行为转向媒体的机构道德层面,由事件评析转向哲理、法理辨析。

有意模糊广告与新闻的界限。新闻与广告必须分开的原则是新闻和广告都应该共同遵守的原则,而近几年来,广告经营行为向新闻业务领域渗透,新闻媒体为迁就广告主的利益,出现了大量的“新闻性广告”和“广告性新闻”。

大量采用公关公司节目。现在的媒体公司已经不只是“媒体计划”,而是“传播计划”,即把所有可以帮助客户传播信息的营销内容都拉进来,包括公关、事件营销、促销等。这类节目被广告公司整体提供给新闻媒体,广泛出现在健康、汽车、房地产、时尚类的节目中。媒体过度关注和满足具有购买力的社会中上层人士的信息需求,而忽视了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这实质上是媒体自动放弃了传播舆论、影响舆论、引导舆论、执行舆论监督的重任。

恶意炒作新闻事件。媒体出于自身的利益,为了吸引公众的眼球,恶意炒作新闻,对社会价值较低的小事件进行连篇累牍地报道,甚至不惜由媒体出资来促进事件的发展,使之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从2000年香港的陈健康事件到2007年内地的杨丽娟事件,从中都可以看到某些新闻机构把个人的不幸当作可大做特做的新闻源,使新闻媒体愈加走向专业伦理的失控。

恶意炒作新闻的实质是媒体利用法律所赋予的权利,为自身谋取私利,这种做法严重分散了公众对社会重大问题的关注,实质上侵犯了公众的社会知情权。

造成伦理道德失范的根本原因

中国新闻媒介的多重社会角色相互矛盾,出现了角色冲突。

大众媒介从来就是物质的、经济的,同时又是思想的、文化的,既是一个经济实体,又是社会公器。

作为官方的媒体,党的“喉舌”,我国的新闻媒体主要是党和政府的宣传工具,受政府直接控制,因此在受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和声望,也就是说,受众对我国媒体的期望值要远远高于西方受众对其商业媒体的期望,道德水准要求也更高、更苛刻,不仅要求新闻报道要恪守新闻报道原则.娱乐节目要符合健康的审美需要,广告宣传要符合社会利益。作为社会的公器,新闻媒体是信息的传播者、社会环境的守望者、当代文化的塑造者、公共话语表达的平台,这就要求新闻媒体为公众利益服务,客观、公正、真实地传达有利、不利的多方面信息,以保证公众的知情权。在这样的理念之下,新闻媒体的运作应该是:公众利益第一→高的发行量(收视率)→较高的广告收入→良好的经济效益。

但当媒体作为一个商业企业时就会要求利润最大化,以最少的投入获取最大的利润。因此报业的实际运作理念与新闻的崇高的社会责任相背离,新闻媒体的实际运作理念变成:追求发行量→获得广告收益→最大化的经济利益。读者是第一上帝,广告主是第二上帝。现在多数报纸都有常规的制度来保证新闻报道与广告的协调,以保证广告商的利益。

媒体市场化的过程,事实上就是媒体逐渐走向“工业化”的过程。当文化的追求与利润的追求发生矛盾时,文化的追求就要为利润的追求让路,这就是文化工业的运作逻辑。既然是文化“工业”,那新闻必然就成为一种市场化、商品化的生产。商品经济是以追求最大利润为原则的。正如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言:“文化工业只承认效益。”从某种程度上说,虚假新闻的频频出现正是文化工业所带来的结果。

新闻媒体作为社会公器和商业企业的角色冲突,导致了媒体诸如“明星取代模范,美女挤走学者,绯闻顶替事实,娱乐覆盖文化,低俗代替端庄”,这种低俗之风,与有偿新闻、虚假报道、不良广告一道,被公众列为传媒界的“四大公害”。

商业利益与社会效益的矛盾。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状态下,生存下来成为第一法则,不能生存也无从谈起道德问题。所以在市场环境下的媒体的第一法则是:生存,而非道德问题。我国媒体进入市场化阶段后,经济创收者与舆论引导者的双重身份常常使媒体处于传媒社会责任和经济利益的两难境地中,成为新闻伦理道德失范的根源所在。

作为商业企业的新闻媒体,在追求商业利润的生存压力下使得传媒的社会责任意识淡漠了许多。为了追求发行量,各种媒体不断迎合受众的世俗化倾向,最终使我们整个社会普遍迷失了道德方向。

新闻职业道德缺乏有力的维护手段。

在西方,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权利被称为第四种权力。我们知道权力的定律就是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舆论监督既然是一种权力,那就必然要遵循权力的规律,需要监督。各国普遍采取“追惩制”,也就是政府一般不直接硬性干预新闻媒体的活动,而是以立法方式和法院裁决的方法加以管理。这是在媒体侵犯了公民的法定权利情况下,由司法部门进行的强制管理。

就新闻职业道德的维护而言,一靠自律,二靠传媒的行业组织——新闻评议会,三靠社会舆论。一旦新闻工作者个人或具体的媒体机构出现了违反新闻职业道德规范的事件,其他媒体机构会十分乐意报道,但要批评一些传媒普遍存在的问题,多数传媒机构都会视若无睹。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新闻媒体本身就是社会舆论监督的最强有力的工具,所谓“利斧不能自修”,这也是新闻媒体失范事件屡见不鲜的重要原因。

编校 施宇

作者:杨 楠

当代传媒问题论文 篇3:

大学生数字社交传媒常识建设的意义与方法

摘要:本文主要是笔者在《当代传媒与广告》公选课建设过程中的一些思考,包括在大学生中普及数字社交传媒常识的意义和作用,以及通过课程来实现这一目的的具体方法。

关键词:大学生;社交;传媒;常识

伴随数字技术的发展,当前大众传播媒介的数字化改造已全面实现,传统的电波媒体如广播电视升级为数字制作、数字传输与数字终端接收,传统的印刷媒体如图书报纸杂志则多以数字出版和社交投放的形式呈现,更多依托SNS、LBS、GPS、AR等技术的新生产物也以各种APP的形式像传统网络应用一样迅速普及,全面渗透到当前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大学生是数字社交工具的主要用户群体之一,近年来有关大学生用户的商业研究和社会学观察也很常见,同时也有不少典型性事件不断发生,数字社交也成为大学校园的热点话题之一。

一、大學生的数字社交困扰

根据笔者的工作经验,在校大学生在日常使用数字社交工具时经常会遭遇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首先是社交困境。学生们普遍拥有线下社交圈和线上社交圈,群组关系的公开程度各不相同,线上线下社交过程中的角色扮演方式和交往手法也各不相同。由于学生们对数字社交传媒的理解和应用水平参差不齐,这使得部分学生产生出强烈的无所适从,导致在校园日常社交之上又出现社交工具使用中的困扰。其次是对社交工具的隐私安全认识不足。尤其是低年级的学生,涉世未深,对带有社交属性的APP使用经验不多,碰到问题又不愿向同学老师家人寻求帮助,容易受骗上当和损失财物。另外,大学生心怀天下关注社会热点,参与社会话题的热情高、频度密集,容易受到舆论态度的影响,出现言语过激、传播行为失当等问题。还有,大学校园偶像文化盛行,不管是演艺、体育、创业,还是电竞、动漫、商务,在大学生中都有潜藏的巨大粉丝群体,线上线下的各种粉圈社交也常见一些冲突和矛盾,更有甚者还有一些结构上晦暗不明的团体形态存在,影响学生们的正常学习生活。

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与此相关的典型事例,如多起大学生遭遇网络欺诈的事件、大学生网贷躲债甚至自杀的事件、大学生参与组织人肉霸凌事件、大学生发表不当言论影响学校声誉事件等。当然这些极端事件都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比如青年群体的个性塑造和品德培养不足,价值观树立和生活经验的积累不够,社会化人际交往能力欠缺,甚至法律意识淡薄等。但在笔者看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当代大学生对数字社交传媒的认识深度与他们的使用经验不符,都会用、都在用,但是对其传播属性、技术原理、管理规定和商业运营手法知之甚少,导致学生们很容易在数字传媒环境下迷失基本的准则。

有鉴于此,笔者依托自己的专业背景,于三年前在任教的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以全校公共选修课的形式开设了《当代传媒与广告》这门课程,旨在帮助学生正确理解当代传媒环境的复杂性,通过解读数字传媒的基本常识和使用中的关注重点,引导学生全面综合、科学客观地理解社会传播现象和传媒经营逻辑。

二、数字传媒常识的建设框架

笔者是以公选课的形式通过课堂教学穿插、讨论布置小型研究课题的基本教学法来展开该门课程,课程内容也主要是针对上文提到的大学生群体中广泛存在的认识盲区来选择和布局。授课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是传播原理和数字传媒特性。这一部分主要介绍传播学的基本原理和经典模型,包括传播活动的结构、传播学研究的对象、传播与符号、媒介学、大众媒介等常见概念,基于此推进至介绍数字传媒的发展演进、技术背景、去中心化群组化互动性等特征,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新型媒体类型和代表,用专业语汇分析各自在社交传播上的属性,其间也会介绍一些发展完善中的传播模型和著名学者及其著作。通过这一部分的讲解,希望学生们可以从理论层面对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传播行为和传播活动有一个大概的科学认识。

其次是传播价值和它的社会影响。这一部分需要帮助学生们梳理认识清楚传播活动的社会价值、人文价值和商业价值。课程在此处将常见的当代传媒按照电影、电视、广播、报纸、杂志、图书、社交应用等分门别类对它们的数字化改造过程及结果予以简单阐述,用一些关键词对它们的发展现状进行界定,并会对谷歌、BAT、迪士尼、康卡斯特等全球知名的媒体公司和集团进行介绍,希望学生们可以通过这一阶段的学习对各种当代传媒的数字化价值有更丰富立体的认识,同时对自己接触和使用这类型媒体所创造的意义有所思考。

再次是现有的传播内容与经营管理。这一部分主要讲当前我国和其他国家在传媒内容管理和经营导向上的具体手段。笔者通常从管理职能部门入手,首先介绍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和工信部网信办;然后以小型研究报告的形式布置学生自行查阅国家相关管理机关的官方网站、公众号、官微等,选取自己感兴趣的关注点,对官方发布的法规文件和窗口说明进行文本分析,自行判断该类型管理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再从内容与经营管理的常见切入点统一展开说明,结合国外的相关管理办法进行对比,引导学生正确认识管理的意义和作用。

最后是传媒的评估数据及其广告价值变现。当前大学生对传媒价值评估领域的很多专业术语,比如票房、收视率、点击率、粉丝数、转发量等都并不陌生,这也常是大学生茶余饭后的社交话题。但是,这些指标的具体含义到底是什么,它们是如何采集如何换算的,它们在数据价值变现上又有怎样的具体作用,绝大多数学生其实是含糊其辞人云亦云。这一部分主要是考虑到公选课学生的兴趣点发掘,特别在若干传媒研究对象中圈选出来的,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通过这一部分的学习,学生们将可以大致了解各种不同传媒数据的采收办法以及这些数据商业变现的逻辑。

三、大学生学习传媒常识的意义

当代社会,传播活动已经像衣食住行一样,是每一个社会人不可或缺的生活元素,通过公选课《当代传媒与广告》的学习,学生们会对当代传媒生态圈有一些比较专业的学术化的认识,同时不管自己的专业背景是什么,也都能在使用数字社交工具时保持大学生应有的素质,这也是该类型通识课程建设的初衷。鼓励大学生学习传媒常识的目的主要在以下四点。

首先是理性地参与社会话题讨论。在了解了流量价值变现的商业逻辑之后,笔者希望以后学生们可以理智地看待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首先试着判断其真伪,然后独立地思考这个话题的产生机制,谨慎地参与讨论,不传谣不信谣。在了解了自媒体的不同发展源流之后,学会对不同渠道的信息加以比对,开拓自己的视野,不要沉溺在个别属性过分鲜明、群组形态过分隐蔽的社交应用中,学会控制自己的数字社交生活而不是被反制。

其次是合理对待个人隐私和信息安全。在了解了数字社交传媒的信息采集技术和存储原理之后,首当其冲的是要学会保护和收藏自己的重要信息,不向陌生对象暴露家人朋友的重要信息,对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如网络借贷保持警惕。但同时也不必谈虎色变,当前全球范围内的对数字社交媒体用户个人隐私和信息安全的关注都日渐强烈,各种法律法规和控制技术正在不断出现,只要学生们正确使用社交工具,信赖官方应用对隐私保护的指导,就能最大程度地守护自己和亲朋的信息安全。

接着是和谐构建数字社交关系。在了解了各类型数字社交传媒的结构准则、群组特性和交际方式之后,在了解了数字环境下二级传播的威力和数字信息的不可消除性之后,笔者期待着大学生们能成为改良当前数字社交环境的重要力量。用理性的讨论替代谩骂,用真诚的建议替代冷嘲热讽,用尊重对方的发言权替代一言堂,用尊重法律替代人肉搜索,数字时代的年轻人应该展现出全新的社交面貌。

最后是冷静看待数字传媒评估数据。在笔者三年多的《当代传媒与广告》课程中,有关传媒数据和粉丝价值变现的话题常常受到学生的喜爱。那么在了解了各种数据的规范采集技术和换算依据之后,在了解了数据造假对我国影视综艺制作的深度伤害之后,在了解了商业运作对粉丝价值的过度消费之后,笔者希望学生们能够冷静看待这些数据,不盲目自信,更不应该参与到制造数据泡沫的行列中。

当代大学生群体在学习交际、独立生存、认识世界的能力上存在很大差异,他们既是校园生活的主体,也是社会青年的组成部分,大学生的身份已经不可能限制和隔绝他们与整个社会的信息系统相互交融,也无法提供更多切实的保护。因此,笔者呼吁各高校都应重视大学生数字传媒常识的建设,通过通识类课程的教学普及,帮助学生弥合某些隐藏的短板,从而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的质量。

作者: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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