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中国的建筑思潮受国外影响深刻, 一直处于被动接受的角色, 即使是一些本土化的主张也是受西方建筑运动的启迪而开展。这种广泛接纳的状态, 既可以理解为多样化, 也可以理解为理论手法的混乱无序。在建筑工业化、建筑参数化蒸蒸日上的当今中国, 我们也同时讨论这地域主义, 它常常与地方特色联系在一起, 传统、民族是其中最为直接的文脉指引。当一幢建筑出现坡屋顶或几个少数民族图腾的时候, 就被冠以地域主义特色的标签, 这显然是浅层、表面的地域性。而这个时候, 我们是否又应该重新讨地域主义究竟是什么、他所要前往的方向又是哪里?
要想探索地域主义的深层次内涵, 我认为对地域性的判断应从物质资料扩散到精神感受, 从而从抽象上去理解。从建筑的使用出发, 回归地方居民的角度, 这些复杂的内容隐藏在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印象与意识中, 地域性塑造成功与否的判断应取决于建筑是否能有效地还原地域精神、勾起人们的这些回忆, 即在使用建筑的过程中能否找到过去生活的痕迹、引起人们的共鸣。这种回忆不是个人的具体的回忆, 而是人们所共有的“集体记忆”。这一概念既是社会心理学家阿布瓦赫等人提出的研究, 也是罗西在《城市建筑学》中谈论人与城市的关系时所提到的, 它是地区群体中的人们所共享、传承以及一起建构的事和物。每个人都参与着城市变迁的过程, 必然与城市发生着紧密的联系, 他们记忆中所交织的集合部分见证了城市发展的脉络。
中国建筑师中不乏优秀出色的作品, 正是因为这些作品都强调对传统文脉的继承与场所精神的再现, 才能引起人们的共鸣。他们在建筑材料、结构、形式上的表现, 融入自己的手法, 使建筑自然而然地与地域融为一体, 符合人们记忆中的认知, 得到大众认可。
由最初的毛茨土阶开始, 建筑顺应环境而被创造以供人们居住、遮蔽, 它与地形、气候、地貌等条件紧密结合。在经济、文化和政治发生质变后, 它对地域物质环境的适应也从最初的无意识或被动行为, 逐步转化为自觉、积极的创造。在自然发展的状态下, 我们可以把所有的建筑都理解为是“地域性”的, 因为简单的原始条件将建筑生成的约束条件仅仅规定为自然地理, 原生环境中的建筑保持着其质朴、绿色、宜人的性格。
而地域的建筑之所以不再具有地域性而专门出现归结为一种流派, 是与现代建筑相对比发生的。工业革命以来, 人类发展迅速, 城市化成为文明的另一代名词, 建筑建造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与推动, 也为自己带来了一场灾难。在20世纪70年代詹克思宣布“现代主义建筑已死”之后, 各种学说和流派争相出现试图重构建筑的意义, 建筑学者们纷纷引入不同学科领域的知识, 使得现代建筑的内涵更加丰富。其中, 对于建筑地域性和历史性的探索成了解决现代主义建筑“意义危机”中的通便方法。通过对地形、地貌和气候条件整合分析研究, 运用地方性技艺与材料, 营建满足宜居需求、迎合场所精神的现代建筑, 这种基于地域主义考虑的设计思路已广泛体现在现代建筑的设计中。延续至今, 建筑不再仅仅是生理实体的庇护所, 它更是包含了社会结构与意识形态等文化层面的内涵。
而在我们当代中国, 城乡二元化依然扎根在人们的理念中, 人口不断涌入大城市, 带来建筑工业化和标准化建设的极大热情, 西方现代主义运动中“国际式”建筑的弱点继续在中国暴露。由此似乎陷入一个尴尬的境地——乡镇在持续失去感知的主体, 城市又不断迎来人口的压力, 城市继续酝酿着“国际式”建筑泛滥的借口, 国内民众普遍失去建筑审美与对建筑现代意义的认知。
就概念而言, 地域主义建筑是指建筑吸收本地区的、本民族的风格与文化, 在现代建筑中体现地方特色。这对地域主义建筑在纵横两向进行了约束, 在时间上它穿越历史、延续文脉, 同时在空间上它又是当下的, 是以现代的眼光进行使用、观赏、批判的对象。地域主义只对建筑在空间上的性质进行描述, 它所隐含的概念和意义是宽泛、广以的, 其设计手法也没有固定的模式, 我们只能从历史经验来判断建筑是否符合我们的标准。我们在讨论地域主义建筑的时候往往引用地方文脉、历史记忆、文化传统等词汇, 构想中的理想建筑并不是一个物质实体, 而是趋近于概念性的讨论:它可以承载这些厚重的内容, 既顺应科技、文化的发展, 又能储藏我们共同拥有的记忆, 可以时时与城市中发生的事件对话与呼应。
作为一种思潮, 地域主义是指导设计的理念和建筑预期的方向, 它没有一套成规则的设计法则, 也没有建筑师自我定位为地域主义的建筑师。建筑师们所做的只是运用社会学、逻辑学、符号学、心理学, 使建筑与其他领域发生联系, 超越功能至上的简单原则, 来获取人们的共鸣。在复杂的要求之下, 我们应当认识到所谓地域性承载的真正内涵。地域性所延续的不是传统建筑的立面造型或艺术表现, 地域性应从人的使用和感受出发, 以映照传统生活方式、勾起生活记忆为归宿。地域主义建筑最佳的评价标准是从建筑感知的主体出发, 这些使用者并非是经过建筑学专业训练的人, 而是地区生活着的普通人。历史传统以潜移默化的方式融入他们的生活习惯与审美眼光, 地域建筑如果有特定的服务对象, 那正是这些保留地区生活习惯的人群。
当地域建筑的视角回归生活后, 地域主义建筑的讨论范畴也应相应扩展到街区、城市。建筑中地域性的弘扬应超越对建筑单体的关注, 而面向更大的空间尺度。[1]集体记忆的呼唤要立足于研究公共空间中人们生活状态以及原真性的研究, 设计要遍布街道、广场、街区等公共空间领域——这些事件发生的场所糅杂经过提炼的历史印象, 还原亲切的历史传统。
儒释道是贯穿中华民族发展史的一种哲学, 在长期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下, 中庸思想引导中华民族拒绝骤变与彻底的改革。虽经历朝代变迭, 中国传统建筑依据独特纯粹的木构架系统从容而稳定地发展至近代, 以致中国建筑“数千年来无剧变之迹、掺杂之象”。[2]以农耕文明起源的中华民族在对木建材的选择上也包含了原始的亲切感, 木材的制备过程令人获得与大地之间的亲近感与依托感, 这都简洁影响了老祖先在建筑营造中的选择。在建筑空间、艺术造型的选择上, 也不同程度地受民族传统、地方文化的综合作用。这些都使建筑成为我们意识与认知中具有高度标志性的实体, 它自然而然地继承着我们的历史记忆。
借传统建筑的影响要素, 可以认识到特定的地域建筑对中国人的独特意义。与西方相比, 中国社会表现出复杂的人际关系与群体交往的传统, 而内向型的生活习惯没有产生西方城市中的广场, 而是密集的街巷, 建筑是街巷交错的节点或终点, 也正是中国人历朝历代交往发生的场所。不同的建筑适应着不同的城市功能, 每一个功能也意味着一种传统的生活方式。
然后在当代中国不仅仅是建筑单体形式发生了变化, 城市中的建筑类型也不断缩减。例如茶馆、鼓楼、城墙等我们熟知的具有明显古代符号的建筑, 皆因功能的置换或综合而消失, 例如封闭的城墙因城市的扩张而拆毁, 现代的商业综合体涵盖了古代商业社会下的店铺。如果说建筑是我们穿梭在街道中的终点, 我们的生活在今天有了明确和固定的终点, 在有限的范围内即可完成全部事情, 而感到便捷的同时就是对传统生活的失落感。这也是为什么古城旅游、古镇旅游异常火热的原因。
在当代与传统的对比之下, 人们总会感到莫名的不完满, 现代生活的快节奏以及与之带来压力令人感到缺失感和压抑感。对历史传统下自我身份的认知逐渐淹没在新奇多样的现代风格之中。[2]在这样的趋势下, 人们尤其希望能够回到过去重建信心, 找回自我对生活地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寻找这种记忆的方法存在于艺术与文学的创作中, 而建筑作为人文与科技的交叉学科, 自然被寄予了众望去承担这一载体。
王澍写到在宁波博物馆落成后, 很多观众短时间内反复去观看, 问其原因, 他们说“因为这个地方全部被拆光了, 变成了一个新城了, 只有在这座建筑上我能够找到我过去生活的痕迹。”这当是一所建筑所得到的最高赞扬。当城市的扩张不断覆盖近郊的城镇, 历史传统让路城市化, 哪怕与故居只有几公里之隔, 移民搬迁涌入城市的人群难以找到居有归属感的中心场所。
而王澍在营建中进行了一系列运用回收旧砖瓦循环建造的实验, 其中的“瓦片墙”就来自于浙东地区的民间传统建造, 使用多达八十几种不同的旧砖瓦混合砌筑墙体, 与混凝土工艺进行结合, 使传统中最高8米的墙体砌到博物馆中24米的高度, 建筑表皮带有浓厚的本土气息, 最大程度地还原了地域特殊。这样的墙与毛竹做成特殊模板成型的混凝土共同构成了博物馆的立面。在质疑这种做法落后的声音中, 王澍认为博物馆首先收藏的就是时间, 这种墙体做法使宁波博物馆成为时间收藏最细的博物馆。富有乡土特色与地域性的的博物馆不仅是展品的存放地, 更是城市化进程中土著居民记忆的收藏地。旧砖瓦与现代技艺的结合将时间凝聚在墙面上, 与传统民居的某种联系唤起游历者心中的共同记忆。
罗西曾在著作中写到:“它 (建筑) 交织着历史和个人的记录, 当记忆被某些城市片段所触发时, 过去所遇到的经历就个人的与记忆和秘密一起呈现出来。”在罗西看来, 城市是集体的人工制品, 是集体记忆具体显现的载体。现代建筑所担负的任务远非执行功能这么简单, 功能会被置换、空间会被改造, 现代建筑的持久意义在于它所体现的纪念性。
地域性的寻找不可避免地与建筑类型学发生关系, 因为建筑类型学所模拟的正是人们情感和精神所认可的事物, 它因内在结构的相似性和对象编辑的逻辑性而受到人们认知的认可。当类型学涉及到人的生活方式时, 实际上就是将类型抽象到内在秩序、生活习惯的层面, 在历史中寻找建筑设计类型的“原型”。这与地域主义的内涵是一致的, 他们之间的交集在于都在探索被传统认可的现代样式, 所选择的建筑形式或结构应当涵盖所发生的历史事件, 能有效地唤起人们的集体记忆, 使人们在使用、欣赏建筑时能增强对地域文化的热爱与自我身份的认可。
例如在上海新天地的项目改造中, 考虑到里弄石库门建筑是街区乃至城市的“整体记忆”, 在城市层面上也是老上海建筑的基本类型, 因此将里弄住宅作为城市历史风貌的重要元素, 也称为了新天地街区的主要构成元素。[3]因此建筑并没有因技术与材料的变化而失去作为历史建筑的个性和可识别性, 我们在参观这样的现代项目时既能感受到现代生活的魅力, 也依旧可以联想到过去的历史。
当代地域建筑设计中的参照物包含许多方面的方面, 它可能是本地的地形、文化、民居等实体, 也可能是民族信仰与民俗传统的抽象。对其原型的把握往往决定了建筑意义的归宿。而在我们的生活周围充斥着一种粗制滥造的“地域建筑”, 无论针对什么建筑类型都只在外立面上借鉴传统建筑中的装饰、色彩等直观印象融入创作, 其内涵与现代形式无异。这样的手法往往使新建筑成为地方文化的赝品, 它只是形式上的相近, 而非内涵与意义上的延续, 最后的结果只能成为大众猎奇的消费产品与房地产商吸引眼球的噱头。
传统建筑是人们长期生活生产的经验结果, 是对自然环境、气候、地形的被动回应, 建筑的精神依然存在于背景之中。现代建筑的设计应当回归传统的思路, 将“地域性”这一流派式的设计思路转变为实践的探索, 绕过从传统建筑借鉴、模仿的逻辑, 溯源到传统本身, 从生活方式和自然环境中提取创作要素。建筑的空间性和地点性决定了任何建筑都是具体的, 也都可能具有地域性。新建筑只有真正摆脱了流派与主义的约束, 从地域回归地域, 才能超越历史, 成为真正的地域建筑。
在中国, 地域主义的建筑理论越来越多, 许多优秀的建筑师正为本土建筑作努力。本文就个人最偏爱的两位建筑师的作品展开讨论, 分析两位建筑师在地域主义塑造上所运用的理念与手法, 并阐述他们的建筑在地域主义的路线下对集体记忆上成功的表达。
王澍曾谈到自己的营造筹划都是从个人的记忆入手, 需要在记忆中寻找和组织思路。他将建筑统统简称为“房子”, 将建筑设计也称为“造房子”, 表达的其实是对意境的营造。当建筑从一个学科概念重新缩小回生活场景, 我们才更能身体力行地去把控我们称之为“感觉”的东西。
宁波美术馆是由宁波港废弃的航运楼改造成的, 位于宁波“老虎滩”的江边, 周围有许多殖民地风格与民居风格混杂的房子。在将宁波废弃船运大楼改造为美术馆的过程中, 王澍保留老航运楼内原有的空间结构, 门厅上方用钢构玻璃顶覆盖, 更强烈地保留了一个院落的空间特性。通过侧高窗的改造, 新的光线射入方式改变了原有空间的使用性质, 使之适用于展览。又以门廊和楼梯的设计赋予美术馆不同的进入方式, 使建筑内含了一个巨大的迷宫, 用以象征城市正是一部百科全书, 而迷宫就是百科全书的结构形式。[4]
在王澍的设计理念中, 即使翻新的造价比重建还高, 依然坚持如木构古建翻修时进行落架重建的方式。因为航运楼中特定的空间结构是老式码头建筑的特征, 这样的结构也许在当代建筑中已很少应用, 而作为以港口文化著名的宁波, 港口航运楼的空间印象已经印刻在几代宁波人的记忆之中。航运大楼装饰极少, 空间结构就是它展现给世人的立面风格, 这种代表性的结构一旦经过更改, 很多人的记忆也将从此消失。改造过程中的“保留”是通往地域性的捷径之一, 有意识的保留与改造可以在空间之外提供更广阔的范围和时间。
与王澍有异曲同工之妙, 刘家琨也是希望用易于取材、造价低廉的传统技术来解决一些社会底层的建造问题, 他在水井坊博物馆中大量应用再生砖和景观竹。在现实条件有限的情况下, 以低造价和低技术手段营造出建筑高度的艺术品质, 在经济条件、技术水准和建筑艺术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 对有限的资源进行创造性的利用。这一思路与中国传统建筑的创作不谋而合, 中国传统的营造理念正是就地取材、因地制宜地创造宜居环境, 这也正是前文所说的绕过理论的约束, 从地方本身的文化氛围与物质条件出发, 在建造逻辑上创作符合地方性格的建筑。
在刘家琨主持设计的水井坊博物馆项目旨在展示传统酿酒工艺和程度平原的酒文化。建筑师以错动的手法融化建筑边界, 使建筑与保护区肌理平滑过渡。所有建筑均被化整为零, 与旧建筑尺度基本保持一致。建筑在造型上以周围民居重叠往复的屋顶为设计原型, 一系列的连续坡屋顶与原有民居一同组成了一道屋顶景观。于从俯瞰的视角观察, 改造前后的建筑没有太大差别, 新旧建筑共同被嵌合在历史街区中。
其中遗址展示区以酒文化为中心, 以天井为主题进行空间重组, 各具特色的天井同时也称为巴蜀文化的载体。同时, 建筑又以材料、构造等生动地表现出新与老、传统与现状的差别和其中的多样性, 各个部分平和地组织在一起。建筑以最谦卑、朴素的姿态和整块街区相融合。类似的在他的川美雕塑楼的设计中, 采用的也都不是造假高昂的材料, 而是坚持“低技派”的建造手法。在水井坊博物馆这样平淡的叙述中, 却完全符合地域主义的思考方式, 在充分表现环境和文化的基础上, 建筑自然而然地拥有了超越时空的印记,
在刘家琨这一建筑的设计理念中, 建筑又先后、新旧之别, 尤其是在历史街区地段面对其他建筑遗产时, 新建筑应以谦和的态度对前者保持尊重。通过对特定环境的推敲, 将新建筑以“缝补”的策略延续原有街区的尺度与特色, 但这种“缝补”的方式并不是老套、守旧的, 而是应面向未来发展。[5]
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这样描述一座叫扎伊拉的城市:“构成这个城市的不是这些 (建筑与街道) , 而是她的空间量度与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对今日扎伊拉的描述, 还应该包含扎伊拉的整个过去。”城市作为一个特定的场所, 是历史事件发生的载体, 也成为人们回忆过去与丈量记忆时的空间尺度。而建筑实体作为地区中的单元要素, 是具体、形象的存在, 在情感的认知上更易成为人们思考的对象而被直接赋予期待。
这种对一栋建筑的期待包括了生活意义的彰显、历史事件的记忆和群体生活的同感, 中国建筑师在建筑的表现上从不缺少创造性的手法, 也都获得了某个地区人们的认同。从上文王澍、刘家琨的例子中可以看到他们扎根于宁波或是成都特定的城市背景, 在生活中体会到地方的本土文化, 也能了解到普通老百姓期待的建筑是什么样的。在建筑创作上或是对传统进行保留, 或是面对历史而退让, 或是充分利用乡土材料和传统技法, 都在无形中赋予了建筑历史感与地域性, 在无意中激发了居民的历史记忆。他们的建筑理念中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只有不断推敲地域性、地域建筑等名词身后的内涵, 才能有机会触碰到其本质, 获得创作上的启发。
中国社会快速发展的进程中依然急切地需要过去的记忆, 并渴望记忆会以一种全新的面貌、直观的方式出现在城市中。地域主义建筑下集体记忆的重要性也正体现在这样, 建筑的空间创造与艺术造型正是可以再现这种另一维度的美好与神圣的载体, 它让我们在当下感到亲切与满足, 这也是我所理解的建筑在现代生活中的一种角色。
摘要：地域主义建筑一直是一个全球性的热门话题, 在中国也备受关注。然而简单模仿传统形式的新建筑都只是粗制滥造的“复制品”, 我们对地域建筑的探索应重新反思地域主义的本质与归宿。本文认为对地域主义的理解可以换个角度, 从大众的抽象感受即所谓的集体记忆上去思考。基于对建筑现状的反思, 本文阐述建筑的地域性与集体记忆表达之间的关系, 并结合国内的建筑案例, 讨论地域主义建筑在现代文化中承担的角色与责任。
关键词：建筑,地域主义,集体记忆表达
[1] 施梁.浅谈当下中国地域主义建筑[J].城市建筑, 2007:15-16.
[2] 卢永毅.建筑:地域主义与身份认同的历史景观[J].同济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8 (1) :39-48.
[3] 冯亚星.基于建筑类型学的场地精神塑造研究[D].江苏:苏州大学.2013年5月.
[4] 王澍.造房子[M].湖北: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2年.
[5] 褚冬竹.退让的力量--成都水井坊博物馆观察暨建筑师刘家琨访谈[J].建筑学报.2016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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