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视剧中透视中国女权主义发展(精选4篇)
从影视中透视中国女权主义发展
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专业:编辑出版
学号:0121111712 姓名:梁森
导语: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文明的演进,女性的权益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女性的价值也得到了肯定,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妇女运动和妇女研究从西方世界开始蓬勃,人们的观念也有了很大改变。但是与男性相比,世界各国,个文化中的妇女仍处于比较低下的地位[1],这样的处境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一方面我们需要法律体系的健全,另一方面,女性需要树立权利意识,正确看待自己的价值。
摘要:
中国影视剧,电影产业的蓬勃发展使得许多有志之士纷纷加入其中,在群雄逐鹿的年代中,一些优秀的女制片人,女导演格外引人注目。近年来国产电视剧电影数量逐年攀升,创作题材也不再拘泥于构建英雄式的男性,而是塑造了大批的充满智慧,巾帼不让须眉的女性。女权运动的最终目的是能够为女性争取尽可能多的权益,在女权主义在西方大行其道之时,中国的多数女性却得不到法律法规的庇护,制度的健全是一方面,而女性自身的权利意识却经常被传统思想所禁锢,难于启齿,或者碍于颜面不敢同罪恶作斗争。女性已不再应该忍辱负重,在一个文明的,法制化的国度,女性的权利意识逐渐在苏醒,相比百年前,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正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但是这需要更多的人成为参与者。
关键词: 女权主义 影视 女性意识
一.中国女权主义的形成
1.五四时期的启蒙
五四运动以前,在封建主义的压迫下,中国妇女长期受“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封建精神枷锁的束缚,她们在政治上没有自由,经济上不能独立,又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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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教育,生活境遇十分悲惨。有许多妇女为获得自由解放而进行顽强的反抗。然而,封建的经济形态决定了妇女不可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她们不能摆脱家庭的圈子回归社会劳动中去。也正因为这样,一旦中国妇女觉醒,她们的强大革命力便会带来一场波澜壮阔的社会风暴。
在长达数千年封建统治中,真正自觉的妇女运动是在五四运动中揭开的。她们组织爱国团体,创办妇女刊物,从行动上、组织上推动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她们争取男女教育平等,主张社交公开,婚姻自由,经济独立,从思想上推动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她们直面封建旧思想的禁锢,展现“巾帼不让须眉”的飒爽身姿。本文从五四时期妇女运动的几方面特点出发,讨论了五四运动时期妇女解放思潮兴起的原因,妇女解放所表现的几个方面及对后世的影响。
2.法律体系的建构
1949年年前的中国妇女,深受封建纲常礼教的束缚,毫无地位可言,所谓“三从四德”就是妇女在婚姻家庭中的行为最高准则。1949年后,特别是实行改革开放之后,关于男女平等和保护妇女权益的法律不断完善,先后出台了100余件涉及妇女权益保障的法律和规章,构建了以《宪法》为基础,以《婚姻法》和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主体,包括其他单行法律法规和地方性法律法规,彻底颠覆了千百年来妇女在家庭中被支配的地位,有力的促进了妇女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和妇女自主意识的觉醒,1950年《婚姻法》的颁布和实施,使妇女成为一个政治上,法律上独立的社会人,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以《婚姻法》为基础的妇女解放是由党和政府从外面推动的,是一种被动式的社会性解放,而不是妇女自我意识的觉醒。
3.女权意识的逐步觉醒
改革开放后,妇女的自主意识逐步觉醒,大量直接服务于妇女的组织出现,权利意识与法律意识较以往显著增强,更多的女性走上了工作岗位,从而经济独立,在家庭的地位也发生了扭转,很多女性在婚后掌握着家庭的财政大权,在教育方面,女性能够获得与男性同等的受教育权利。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一些女企业家,女政治家纷纷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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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女权主义在影视中的凸显
1.女性导演,制片人队伍的庞大。
中国影视剧,电影产业的蓬勃发展使得许多有志之士纷纷加入其中,在群雄逐鹿的年代中,一些优秀的女制片人,女导演格外引人注目。例如著名导演李少红,由她导演的作品《橘子红了》,《大明宫词》,《新红楼梦》几乎家喻户晓,《橘子红了》是一部由李少红执导,归亚蕾、周迅、黄磊、寇世勋领衔主演的家庭伦理电视剧。该剧讲述的是一个发生在中国清朝末年的江南小镇上,由容家大太太和佃农秀禾为代表的传统女性,以自身的经历反抗封建婚姻制度而演绎的有关觉悟与抗争的动人故事。《大明宫词》主要讲述的是盛唐时期的大明宫地处长安城中,是武则天之女太平公主的生活舞台。即以武则天与太平公主这一对母女一生权力和情感的矛盾争斗为主线,向人们讲述了一个充满传奇色彩又饱含人生力度的故事。而这些作品中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与女性视角成为了影片最为卖座的地方,不同于很多男性导演旷达豪迈的叙述风格,李少红导演的作品大多站在女性的角度,紧扣女主人公的命运,使影片更显细腻与感性,而瑰丽的画面色彩与梦幻的拍摄风格更显女性魅力。剧中,传统“好女人”的形象被颠覆,秀禾勇于突破传统礼教的束缚,至情至性的书写着自己的人生,秀禾对爱情的追求终于打动了大妈,使她决定帮助秀禾,自己也不再做传统礼教做殉道者,女性的诉求与呼声被放大,冲击着这个以男权为主的社会,也流露着导演自身对女性命运的关注。
2,以女性为题材的电影电视剧增多。
近年来国产电视剧电影数量逐年攀升,创作题材也不再拘泥于构建英雄式的男性,而是塑造了大批的充满智慧,巾帼不让须眉的女性。如《杜拉拉升职记》中的主人公杜拉拉,出身中产阶级,无背景有知识,依靠自己在职场中的辛苦打拼,八年之后终于修成正果,爱情与事业双丰收。在许多军旅题材电视剧中,女性也不再甘当陪衬,例如《我是特种兵之火凤凰》和《麻辣女兵》都是在讲述女兵接受部队的训练与洗礼,最终成为优秀特战队员的故事,虽然剧情略显幼稚,拍摄手法有待提高,但却也真实的反映了女性的政治军事意识在增强,不甘落后的思想。《甄嬛传》自开播以来就创国产电视剧之新高,直到现在依然被各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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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电视台热播,剧中为我们塑造了以甄嬛为首的诸多后宫女性形象,她们有的原本单纯善良,有的生来刁钻蛮横,有的口蜜腹剑阴险狡诈,但最终只为了一份荣宠而展开了腥风血雨般的宫廷斗争,突出了女性的谋略与生存智慧,她们屈从男权,却又懂得如何利用男权,其中的残酷与无奈,可见一斑。电影《柳如是》再现了江南名妓柳如是飘摇的一生,柳如是虽出身秦楼楚馆,但却才华横溢,德艺双馨,她不仅精通音律诗词,而且关心国家安危与民族存亡,主张男女平等,她不甘心明珠暗投,以匹嫡之礼嫁给了尚书钱谦益,而在明朝灭亡的最后关头,她保持着一份难得的民族气节,奋身投入荷花池以死殉国,这与贪生怕死的钱谦益形成了鲜明对比,给那些妄自尊大的男权主义者当头棒喝。柳如是在对爱情与生命的选择上,都是超脱的,有着男子都不可匹敌的勇气与见识,这与当代女性的爱情观,价值观都是不谋而合的。诸如此类的电视剧,电影还有很多,但反映的问题都是如出一辙的,女性渴望主宰自己的人生。3.女性权利意识的觉醒
女权运动的最终目的是能够为女性争取尽可能多的权益,在女权主义在西方大行其道之时,中国的多数女性却得不到法律法规的庇护,制度的健全是一方面,而女性自身的权利意识却经常被传统思想所禁锢,难于启齿,或者碍于颜面不敢同罪恶作斗争。2002年,我国第一部反映家庭暴力问题的电视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正式播出,反响强烈,主人公名叫梅湘南,是一位温柔知性的好妻子,可在婚后却总是遭到丈夫的猜疑与毒打。随着家庭暴力的持续升温,梅湘南也最终不再忍气吞声,开始懂得利用法律维护自己。该剧播出后,家庭暴力这个原本在许多女性眼里难以启齿的问题受到了普遍关注。据世界银行调查统计,20世纪全世界有25%-50%的妇女都曾受到过与其关系密切者的身体虐待。全国妇联的一项最新抽样调查表明,在被调查的公众中,有16%的女性承认被配偶打过,14.4%的男性承认打过自己的配偶。每年约40万个解体的家庭中,25%缘于家庭暴力。特别是在离异者中,暴力事件比例则高达47.1%。据资料统计,目前,全国2.7亿个家庭中;遭受过家庭暴力的妇女已高达30%[2]。这部剧的播出,使得许多人能够正视这一问题,既是我国女权思想的一次胜利,又号召更多的人去关注妇女的地位与命运。2003年播出的《女人不再沉默》与该剧有异曲同工之妙,女主角苏静大学毕业之后来到杂志社工作,通过自身职务的优势帮助了许多遭受 第 4 页
男性侵害的女性利用法律保护自己,但她却也陷入被上司骚扰的尴尬局面,最终,她选择不再沉默,勇敢的向有关部门检举上司的行为。该剧中,沉默隐瞒往往是女性遭到侵犯之后唯一的做法,影片将这一想法表现的淋漓尽致,女性总是用各种理由说服自己不去伸张正义,家庭,工作,爱情,人生,一切似乎都会在罪行曝光之后离开自己,受害人内心受到百般煎熬,可罪犯却屡屡得手,也正是这些思想在作怪,也是整个社会为女性强加的传统贞洁观念在作祟,其实,父权社会对女性提出的不合理要求早已该淘汰,这两部作品正是给予了我们这样的希望,女性已不再忍辱负重,在一个文明的,法制化的国度,女性的权利意识逐渐在苏醒,相比百年前,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正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但是这需要更多的人成为参与者。
三.影视剧中所反映的问题
1.女性仍然“被观察”。
在一些国产电视剧中,女主角往往是以完美的姿态呈现在观众面前,高学历,相貌出众,家庭背景优越,性格随和开朗,心思单纯善良,无论是什么场合都能轻松地吸引周围男士的目光。这些外部条件犹如公式一般被嵌套在不同的女主人公身上,例如《裸婚时代》中的童佳倩,《婆婆来了》中的何琳,而她们的男友则相形见绌,家世平平相貌平平,收入不高,但却能使女主人公对自己死心塌地,当然不排除人品爆发的可能,我想更多的还是由于女性处于被观察的位置,所有的男性都在幻想着一个完美的配偶,在优秀的同时却也能听命于自己,这样的标准似乎成为了所有人眼中的潜意识,男性可以被塑造的不着边际,而女主人公却要循规蹈矩的不偏离自己的人生轨迹,尽管白玉微瑕却能在电视剧的结尾痛改前非,人们对女性的高标准也潜移默化的引导者女性的价值观,使自己处于被观察的状态,在标准与自我之中难以取舍,女权主义所做的,正是将女性从男性的目光中解放出来。
2.难以摆脱爱情与家庭的宿命。
在电视剧中,女主人公无论在职场上有着多么突出的表现,但是最终的归宿却还是爱情与家庭,这与现代生活中许多女性的观点相吻合,在经历一番事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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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拼,达到一个自己理想的圈层,在这个圈层中找到心仪的男性,如果制片人没有为女主人公安排美满的爱情和婚姻,那么在观众眼中,这个女性就是不完美的,例如在《杜拉拉升职记中》,女主人公在事业有成之余收获了爱情,和前者相比,这来之不易的感情似乎更能引起观众的共鸣。电视剧《北京爱情故事》中的伍媚,是典型的女强人,可是强大的内心和事业上的成就却更是衬托出爱情上的缺失,于是人们便会发出感慨“女人还是不要太强了,找一个好工作,家庭美满就可以了。”这便是国人对女性普遍的价值取向,现实生活中,很多女性工作的目的就是以办公室为交友平台,充分展示自我并最终找到真命天子,完成人生大事,结婚就意味着幸福,而工作,只是通往幸福的阶梯而已。而男权主义的思想似乎更加深了这一观点,3.地方差异与经济差距使女权主义发展不平衡
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文化上的发展不平衡尤为突出,而这种不平衡也体现在了女权在中国的发展上,从一些农村题材的电影与电视剧中我们不难看出,农村及一些不发达地区的女性在教育水平和生活方式上相较于发达城市的女性有着显著的差距,重男轻女的思想时有体现,“围着灶台转”的观念仍然根植于心,例如在电视剧《婆婆来了》中,女主人公何琳是一个养尊处优的“千金小姐”而她来自农村的嫂子却与她形成了鲜明对比,她文化水平不高,包揽着家务农活,小心翼翼的恪守其道,相夫教子,却总遭到丈夫的抱怨甚至是殴打,这也是农村女性的真实写照。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中国的女权主义不但要在发达城市站稳脚跟,而且需要普及化,提高国民的整体意识。
参考文献:
[1]《女性权利的崛起》.文化艺术出版社 [2]《女性主义》.浙江人民出版社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舞乐传统的多民族国家。古代有宫廷乐舞、西域乐舞、歌曲大舞、民间杂舞、宗教乐舞……这些都曾在历史上闪烁过灿烂的光辉;近现代的舞蹈,自“五四”以来,就开始摆脱封建文化,走向现实主义道路;发展到20年代,开始吸收西方新兴舞蹈的特点进行创作,如《麻雀与小孩》、《小小画家》等,其代表人是“明月歌舞团”的创办者——黎锦晖;30年代活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战线的新舞蹈、新音乐运动兴起。同时,在革命根据地李伯钊还引进苏联的舞蹈,刺激苏区的民间歌舞和革命内容相结合,如《苏联农民舞》、《叮铃舞》等。“鲁艺”的成立诞生了舞蹈班,在那里,许多的歌舞吸收了陕北地区和华北地区的吹打乐和民间小调,如《打腰鼓》、《赶毛驴》、《摇花篮》等。这一时期的舞蹈创作来自民间和改编作曲家的作品,这是中国早期舞蹈音乐的特点。这些都为我国当代舞剧艺术的发展奠定深厚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在原有舞蹈的基础上,舞剧音乐的创作也随之迈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一、舞剧音乐蓬勃的发展时期(1949-1966)
中国的舞剧音乐从一开始就具有自己的特点,它不但广泛的吸收中国戏曲中人物性格化的舞蹈语汇和民间歌舞艺术中表现戏剧内容的手法,而且在初期的创作中还借鉴了前苏联芭蕾舞剧的经验与东方舞蹈戏剧相结合。这一时期的舞剧以《宝莲灯》为起点,先后创作《小刀会》、《和平鸽》、《鱼美人》、《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等大小舞剧共55部,其中佳作不少,多为大型作品。
从这一时期创作的作品反映出:早期中国舞剧发展对外来文化借鉴的旺盛需求,也反映出了很多在舞剧创作上的不足与弊病,但总体上中国现当代舞剧在吸收外来有益经验的基础上,为中国舞剧的建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50年代初,随着全国各大剧院及歌舞团的成立,专业舞蹈音乐创作队伍开始形成,作曲家们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理论指导下,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舞剧创作,产生了民族舞剧《罗盛教》(陆原、陆明、田耘曲),这部作品把朝鲜民歌与中国戏曲音乐结合在一起,歌颂了烈士舍身抢救朝鲜少年崔莹的国际主义精神。同时,还诞生了第一部由戴爱莲领衔创作的中国芭蕾舞剧《和平鸽》。这是以保卫世界和平事业为主题的作品,其艺术风格过于“洋”化,但它是探索中国芭蕾舞剧形式上迈出的步伐。
50年代中期,创作舞剧各方面的条件渐趋成熟,特别是1954年成立了“北京舞蹈学校”,大大促进舞剧的发展。在新中国成立的十年间,苏联曾两次向中国介绍舞蹈文化及《天鹅湖》、《巴黎圣母院》、《雷电的道路》等经典著作,为文艺工作者提供了借鉴吸收外来舞剧的经验。随后,中央、上海相继建立了自己的舞剧团,全国各歌舞团也开始了舞剧创作的尝试。作曲家们在深入学习民族民间音乐、古典戏曲音乐方面获得丰富的传统音乐知识,掌握了音乐的戏剧性手法,能够运用综合性一体化的美学原则,为创作中国风格的舞剧作品打下基础,也将舞剧创作推向一个活跃的历史时期。
中国舞剧构成的独特形式,是在民间和古典舞蹈并融合戏曲表演身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特别是中国舞剧从萌芽到趋于成熟的过程中,作曲家和舞蹈家们的合作,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技巧。如1960年前后创作的《红色娘子军》、《白毛女》,成功的体现了“洋为中用”的指导方针,在借鉴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风格,以巨大的艺术魅力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成为中国芭蕾舞剧的代表作。
这一蓬勃发展时期创作的作品开创了中国民族舞剧、芭蕾舞剧的新篇章,奠定了我国舞剧音乐健康发展的基础。而随着革命情绪的高涨与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中国舞剧也进入了一个封闭与自觉的发展阶段,虽然“文革”对中国政治与经济发展造成了许多的负面影响。却在客观上为中国舞剧自身的发展营造了一个“安全”的环境。
二、“文革”中十年浩劫(1966-1976)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到来,17年间蓬勃发展起来的民族舞剧艺术遭受了空前的摧残。大批的优秀作品遭到禁锢,大批的作曲家遭到迫害。特别是以前已经创作成型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遭受严重的破坏。
“四人帮”最早是作为“两个阶段、两条路线剧烈斗争的对象”来插手这两部舞剧。在“三化座谈会”上要求我们的芭蕾艺术工作这要“演革命戏,做革命人”,这就在无形中为我国舞剧音乐的创作套上枷锁,也限制了舞剧的创作。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下。源自西方宫廷的芭蕾被抬升至“革命样板戏”的位置,《白毛女》《红色娘子军》等中国芭蕾舞剧为行政力量的推动而走向大众普及,虽然封闭与刻板的“样板戏”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中国艺术的自由发展,但客观上加强了中国舞剧编导对自身文化的认同与理解,使大众对民族舞剧的概念也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与认识,这为文革后民族舞剧的繁荣时期做了强有力的铺垫。但是,“四人帮”采取“先批后改再推出”的原则,极力将其他的舞剧作品批判成毒草,使《小刀会》、《宝莲灯》、《鱼美人》等优秀舞剧作品相继遭到严酷的批判和破坏。
七十年代初期,周恩来在接见部队文艺工作者时强调艺术也应该表现“革命的抒情”,并强调:要提出新歌舞。 (1) 此后,产生了一些以部队、民兵战斗、练兵为内容的作品,如《草原女民兵》、《送粮路上》、《葡萄架下》等。他们还认为《葡萄架下》是“文艺黑线的回潮”而受到批判,“文革”时期也创作了一些大型的舞剧作品,有《沂蒙颂》、《草原儿女》两部,但是经首演,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可见,这一时期的创作在“四人帮”的欺压下,都成为配合他们造反夺权的工具,这些作品是为“文革”的政治需要而创作的,是典型的“文革艺术”标本。
三、改革开放时期的新繁荣(1976-1986)
粉碎了“四人帮”以后的十年中,舞蹈音乐创作取得新的发展。以1980年的第一届全国舞蹈比赛和1986年的第二届全国舞蹈比赛为中心,产生了两次舞蹈创作的高潮。正可谓澄清了被“四人帮”扭曲的音乐和舞蹈的关系,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落实“双百方针”,舞剧创作出现了新的曙光。
由于建国初期开创的民族舞剧和芭蕾舞剧形式在中国的大地上已经打下坚实的基础,进入历史新时期后,这一舞剧音乐更显得璀璨夺目。经历了“文革”的洗礼,处在新时期的作曲家们以前所未有的激情投入到创作中去,并在开拓题材范围及表现手法方面能够站得更高、更新层次上审视舞剧音乐,把握它的前进方向,体现出一种探索的精神和跨越的姿态。
首先涌现出的芭蕾舞剧有《骄杨》、《卖火柴的小女孩》、《玫瑰》,民族舞剧《奔月》、《半屏山》、《文成公主》等优秀作品。1978年广大音乐工作者开始了清算“文艺黑线专政论”流毒,文艺创作的现实主义传统得到恢复和发扬的首次大丰收。《丝路花雨》以斑斓的音乐色彩,展现出古丝绸道上中西方人民的友好情谊,舞剧中许多有性格的风情舞段的音乐,都散发出浓郁的西部风土情趣,曾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文艺汇演创作一等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舞剧创作有了更迅速的发展,表现为题材、体裁更为丰富,风格手法更为多样,内涵更为深厚,音乐语言更为新颖,并向艺术形式的多样化发展。这一跨越似的进步,使舞剧音乐并不能从自身相对的独立出来,许多的作品在音乐构思和表现技法上处在大胆的创新和探索之中。如民族舞剧《鸣凤之死》大胆而有选择地运用近现代音乐技法并保持着民族音乐的神韵,打破以往顺序性陈述的方式,表达出鸣凤的心理活动和命运的悲剧性。
80年代后期涌现出民族舞剧有《蒙古源流》、《幽魂梦》及芭蕾舞剧《蓝花花》等作品。以上众多的作品表明,在改革开放的十年中,舞剧音乐创作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许多的舞剧音乐均能成为独立的音乐作品而存在,作曲家在大胆创新的基础上,仍立足于继承和弘扬民族舞剧音乐优秀传统和审美原则,使不同作曲家创作的不同作品显现出不同的创作个性。
四、现代舞音乐的萌芽期(1986年以后)
70年代末,中国的现代舞创作开始出现,特别是年轻一代的舞蹈编导们,这一体裁就是在他们的作品中诞生。由于舞剧艺术中出现了现代舞风格,促使舞剧音乐朝着多样化音乐发展。1979年出现了《割不断的琴弦》和《刑场上的婚礼》这两部作品,其中运用了一些现代舞蹈语汇和结构方法进行创作。音乐虽然是在传统的基础上有着小小的突破,但是已经引起人民的注意。也正因为如此,在1980年以后,相继出现了一批运用现代手法的舞蹈作品,舞蹈音乐也随之迈出探索的步伐。
四十年来,新中国舞剧音乐创作,体现了“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和“百花齐放”及“古为今用”的指导方针。作曲家们在新舞蹈音乐的创作,在中国古典、民族民间舞乐的整理改编,在创建民族舞剧音乐、中国芭蕾舞剧音乐以及在现代舞音乐中对中国风格的探索等方面,都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五十年代有一大批的作曲家为民族舞剧谱写音乐。六十年代吴祖强等人为中国芭蕾舞剧音乐开创了新的篇章,他们的音乐以严谨的艺术性和强烈的音乐感为中国民族舞剧、芭蕾舞剧音乐树立了典范,七十年代以后,涌现出石夫、田丰、杨立清等作曲家,都为舞剧音乐做了突出的贡献。他们善于把多种流派的音乐手法加以综合的运用,将民族乐器和交响乐队结合自如,使舞剧音乐具有更高的艺术品位。
进入21世纪,中国舞剧经过几代艺术家坚持不懈的努力, 作曲家们以扎实的功底、娴熟的技法创作出许多更具有鲜明时代感的、千姿百态的、以民族特色取胜或以西洋艺术形式创新的或亦中亦西、中西合璧的、具有现代文明形态的中国舞剧新作, 昭示了中国民族舞剧发展的美好前景。
纵观历史,在中国现当代史上,舞剧的地位举足轻重,仅从舞剧的发展就可以看到整个当代音乐的发展概况。可以说,要真正的了解舞剧音乐创作的历程,就必须先了解它的发展历史和它的表现形式。“文革”是可悲的,它使音乐的发展停滞不前,但正所谓“在前进中止步,在止步中发展”。经历了“文革”的洗礼,我国的民族舞剧有了更好的发展。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消亡”,舞剧音乐在经历十年的沉寂,在创作上出现了新的起点和美好的前景,我们期盼着舞剧音乐的创作有一个空前的发展,使之成为当代史上一颗璀璨的珍珠!
参考文献
[1]《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文本特征与文化生态研究 (上) 》见《乐府新声 (沈阳音乐学院学报) 》.200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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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的一座小平房就能办公的乡政府大楼,如今已是上十层的办公大楼,另外还有大礼堂公务员食堂,以前一个人能办的事现是10个人办,乡政府官员现在大都配备了20多万的公务车,汽车司机,政府办公大楼的服务人员清洁人员一大堆,原来只有一个乡长,现在副乡长都上十个了,还有秘书,计生委,拆迁办、信访办、行政执法、城管执法、城市规划办......数都数不完,这些机构里滥竽充数,闲杂人员极多,只拿俸禄,不办公事,给国家人民造成了极大的负担。究竟是什么让政府增加了如此多的机构呢? 首先就以城管来说把,政府认为城市脏乱差是由于没人管,各个城市为响应中央政府号召,建设清洁文明城市,重点治理城市乱停乱放,小商小贩占道经营,换市民一个清洁文明的城市环境。他们为了自己的政绩,打击这些破坏城市文明的占道经营,乱倒垃圾、乱扔果皮纸屑,以最快的速度整治这些破坏市容小商小贩,城管机构在这个形式下成立了,然而当时城管只是一个临时机构,没有正式编制,其人员也是招纳社会的一些闲杂人员(整天不务正业,经常打架斗殴),就这样一群人组成的城管队伍,由于当时还不是正式编制,其收入来源还是依赖罚小商小贩来维持,另外城管是政府招纳的闲杂人员,其行事霸道蛮横,仗着政府撑腰,横行霸道。这些城管出现,小商小贩避而远之,有的为了能够继续经营,开始向城管交起保护费来,本来就惨淡生意雪上加霜,慢慢的这些人对城管恨之入骨,城管也就成了强盗的代名词。就这样原来临时编制的闲杂人员也转正了,成了政府公务人员的正式编制,正式纳入政府财政。事实上政府已经为了这些小商小贩建立了专门的营业场所,为什么这些人不进去呢?反而要占道经营呢?这些首先得问政府自己,政府专门建的营业场所,税费极高,什么卫生费、入场费、摊位费,乱七八糟的加起来占了他们收入的百分之几十,本来他们就是小本经营,怎么承受得起政府这样盘剥,纷纷占道经营,而政府建的交易市场冷冷清清,而政府不但承认自己税费太高,反而认为这些人蛮不讲理,只有用霸道来治理这些人。城管便是他们的有效武器。
城管这种机构只是政府为治理乱而设立的一个机构,不管是什么问题政府都仿效城管这种做法,成立新的机构,增加新的人员。信访办、拆迁办、城市规划局纷纷诞生,这些事实上都是政府以暴制暴,用暴力对付人民,用高压手段压制老百姓,他们从来就没有想到过减税减费,用疏导的办法来治理。结果是越治越乱,官僚机构庞怕,政府人员冗余,造成吃皇粮的人越来越多,政府财政负担越来越重,在经济困难时,政府不但不减税以应对危机,反而变本加厉,必然会造成社会矛盾的激化。
所谓“重商主义”, 并不像斯密所描绘的那样偏向“重商”, 也不像其他一些经济学家所描绘的那样偏向“重工”, 而是“重商”与“重工”的结合体, 仿佛一枚硬币的两面, 缺一不可, “重商”能大大降低交易费用, 有利于社会的分工 (即“重工”) , 而“重工”的发展必然要求“重商”, 否则价值无法实现, 二者共同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对于重商主义来说, 改革是急切的愿望, 因此追求扩大生产, 发展贸易, 追逐黄金, 增加财富。为了达到重商主义的目的, 谋求与王权的结合, 希望得到政府的保护, 是重商主义者的普遍政策主张。具体来看, 重商主义者们主张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 借助国家力量保证对外贸易中必须保持出超。此外, 还应该借助国家力量保护和发展本国制造业, 防止外来产品竞争。
通过以上对重商主义理论要点和政策主张的分可以这样来概括“重商主义”:“重商主义”=“重商”+“重工”+“国家干预”=“国家富强”, 其中“重商”与“重工”是手段, “国家干预”是保障, “国家富强”是最终目标, 它们共同构成了“重商主义”的全貌与实质。
二、正文
现阶段我国的重商主义处于一种“勤俭节约, 重储蓄, 轻消费, 吃苦耐劳, 积极肯干, 尽量压低自己产品的成本, 扩大商品在国际市场中的占有量和出口量, 赚取更多外汇”的阶段。中国通过重商主义发展战略, 通过在大量经济活动中使用这种发展模式, 辛辛苦苦攒下几千亿美元的外汇, 但只要美元再贬值, 这些国民财富便会立刻缩水或化为乌有。今天的世界已经是一个纸币流行的时代, 尤其是强国和大国货币流行和主宰的时代, 是一个资源要素资源可以自由流动、直接投资畅行无阻的WTO时代, 是发达国家展已经进入金融经济的时代, 以实物经济为主的发展中国家以实物换来的金融财富很容易在发达国家玩弄的金融游戏中化为乌有。因此, 中国必须改变自己传统的发展战略, 充分认识到我国必然会从一味地依靠外力向主要依靠内力发展。今天的中国, 正处在这样一个转折点。
仔细审视过去中国的发展战略, 存在着以下几个问题:过分招商引资潜在着沦为“经济殖民地”的危险。实施重商主义的国家必须借用几种手段, 第一是廉价货币, 像中国便是人民币大幅贬值, 1994年搞汇率并轨, 使人民币远远低于自身的购买力价值。第二是出口补贴, 使出口货物低于成本价。有了廉价货币和出口补贴, 便有了廉价商品, 增加了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这种不遗余力地换取外汇的做法, 正中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下怀, 你要钞票, 我要实物, 拿钞票换货物。
中国经济的活跃与部分社会资源和群体利益的受损。重商主义发展战略的社会基础还表现在价格和价值的非市场化上。仔细观察中国社会的发展模式, 其中有个主要问题是分层发展和不平等发展。但随着商品和服务价格的日渐市场化, 于是自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 我国又出现了一波新双轨制。这一波的双轨制主要表现在资金、土地和劳动力价格这三大要素的非市场化上。其结果, 这三大生产要素又成了权力部门和强势利益集团的新一轮设租寻租对象。因此, 中国经济的活跃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一部分社会资源和群体利益换来的。特别是由于权力监督和制约力量十分薄弱, 使少数拥有特权的强势集团变本加厉地聚敛社会财富, 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当前社会间群体矛盾。因此, 如何对待近几年里的“新双轨制”, 成了今后政府部门改革的重点。
超越过去传统的重商主义, 积极改革, 赋予“重商”, “重工”, “国家干预”等新的内涵。
新条件下的“国家干预”政策应为: (1) 主要通过改善外部环境的办法促进国有企业的发展, 谨防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式重蹈苏联及东欧“休克疗法”的覆辙; (2) 通过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购买力的方式来减缓城市生产过剩的压力, 谨防类似法国“重农主义”思想导致农村与城市关系紧张的出现; (3) 利用加入WTO的有利时机, 通过积极发展对外贸易的方式输出我国的过剩生产力, 谨防其它国家利用环保、安全、健康、倾销等各种变相手段抵制我国产品出口, 当让则让, 当争则争, 趋利避害, 因势利导; (4) 加强社会保障, 谨防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渗入, 避免由于社会差距拉大导致社会关系紧张, 国家应在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有了保障并且没有根本矛盾的情况下逐渐实行政治文明和文化进步; (5) 我们也应当看到, 资本主义自诞生以来, 军事武装一直是其现代化进程的后盾与保障, 今天仍然是这样, 因此, 加强国防建设应该成为我国一项长期而不容忽视的任务。
三、结语
总的来看, 原有发展战略下重商主义的实质是对国力的透支, 它不仅透支了中国劳动力的成本, 也透支了中国的生存环境成本, 从根本上阻碍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这是一种得不偿失的发展方法, 很多弊端还将在日后不断显现出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手段有这么几项:一是恢复人民币应有的购买力价值;二是恢复国内一些资源和要素应有的价值;三是进行国有金融部门改革, 银行部门市场化;四是壮大工人的劳动组织, 发挥工会的维护工人利益的功能, 将劳动力价格真正实现市场化;五是政府改革要加大对政府部门权力的监督与制约, 建立政治民主机制, 在更大程度上遏制权力腐败。
参考文献
[1]、埃·罗尔.经济思想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 学出版社, 1983.
[2]、王怀超《.我国改革处于重商主义阶段》
[3]、吴金勇《.重商主义的中国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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