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安全刑法保护探究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

摘要: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使全社会普遍且深刻地意识到非传统安全下生物安全问题的严重威胁性及强化生物安全法律保障的现实必要性。作为法律系统的底限性和保障性机制，刑法始终以最严厉的制裁惩治严重危及社会安全、危害社会利益的行为，理应在规制威胁国家生物安全方面问题上发挥独有的作用。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法律应对凸显出现行生物安全刑法保护体系存在诸如保护客体认识不足、保护范围过于狭窄、罪名设置有所欠缺以及行刑衔接不顺畅等制度性缺憾。生物安全刑法保护体系的健全与完善应当树立新刑法生态法益观，使保护客体直接指向生物安全，严密生物安全保护刑事法网，提升生物安全法律保护的力度和强度，释放国家生物安全保护制度的治理效能。

生物安全既是社会稳定和公民生存的最基本条件，也是国家安全不可或缺的内容，切实加强生物安全法律保护，对防范和应对生物安全风险，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作为世界人口大国，防范生物安全风险、增进生物安全保护能力是国家必然关注的重大议题。2019年底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给全世界的治理体系和机制带来巨大挑战，凸显出当前重视并致力于建构生物安全保护机制的内在价值。正所谓“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生物安全治理体系和法律制度的建立健全无疑是践行国家总体安全观的重要组成，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为完善生物安全法律保护体系、提升生物安全法律保护的系统性和完备性，经过为期一年的立法酝酿与草案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以下简称《生物安全法》)于2020年10月正式通过审议并予以公布。

《生物安全法》是依法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直观反映，是针对“我国生物安全面临新形势、新问题和新任务”所制定的“一部旨在维护国家生物安全的政策性基础性法律”[1]，其既是我国积极履行国际承诺，勇于担当大国责任，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现实写照，也为我国生物安全法律保护提供了专门性和系统性的法律依据，为生物安全刑法保护体系的完善奠定了坚实基础。2020年12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十一)》)明确将非法采集、运送、邮寄、携带我国人类遗传资源(第38条)、非法从事基因编辑(第39条)以及非法引进、释放或者丢弃外来物种(第43条)等三类严重威胁生物安全的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围[2]，从而为强化生物安全法律保护的力度提供相应的制度依据。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中强化生物安全保护的现实必然性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系统部署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命题创新，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重要概念创新。“国安才能国治，治国必先治安。”国家安全涉及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科技安全、网络安全、生态安全、生物安全等诸多维度，是安居乐业的基本保障，也是安邦治国的头等大事。“生物安全”概念最早在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中从人类开发应用生物技术的角度提出。2000年130多个国家签署《〈生物多样性公约〉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后，生物安全问题逐渐引起社会和公众关注[3]。当前仍在持续的新冠肺炎疫情，为人类敲响了在生物安全领域的警钟，是对我国生物安全治理能力的一次重大考验[4]。因此，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中，立足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强化生物安全保护确有其现实必然性。

(一)强化生物安全保护是践行国家总体安全观的重要组成

为有效应对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纵深推进所诱发之内部和外部国家安全风险，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国家总体安全观”，要求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的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5]。国家总体安全观是对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本质特征的概括与凝练，是新时代应对国内国际纷繁复杂安全形势的理论纲领，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总纲领的国家安全制度建设，必然是治理现代化视阈下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必要之举。新冠肺炎疫情内在之重大危险性，使我们更加关注非传统安全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也增强重视非传统安全下生物安全的必要性意识。当今世界各类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因素相互交织，不断带来新的考验，非传统安全问题逐渐突出，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国际形势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上升。通常认为，生物安全是有关国家主体、非国家行为体内部协调治理、外部博弈冲突的一个重要领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后冷战时代重要性凸显的非传统安全的非传统特点[6](P288-289)。2020年2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强调，要从保护人民健康、保障国家安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7]。其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新冠肺炎防控科研攻关工作时重申，重大传染病和生物安全风险是事关国家安全和发展、事关社会大局稳定的重大风险挑战[8]。

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表明，新冠肺炎疫情客观上推动着国家对生物安全的关注和重视，促使发展和安全成为整体国家战略体系中的“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和目的，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和保障。在新时期国家现代化建设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双重背景下，如何构建生物安全保障体系和法律保护体系，提升生物安全保护水平和实效，既是从全球层面到国家层面再到个人层面的多维问题，也是极富现实性、紧迫性的时代议题。生物安全是生态安全的核心内容，国家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安全保障，加强生物安全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中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组成，是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守住的基本底线。由于生物安全关乎人民生命健康以及人类遗传秩序，已然成为居于国家战略层面的重要安全问题，直接关系着一个国家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生物安全风险势必将给国家总体安全带来系统性挑战和威胁，因此，全面提升国家生物安全保护能力、优化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不仅是世界各国的战略选择，也是对人类科技文明与政治文明的新探索[9]，强化生物安全保护无疑是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

(二)强化生物安全保护是全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以来，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核心组成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成为我国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的时代新主题，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实践中获得了长足发展。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全面总结中外治国理政经验与规律的基础上，重点阐释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正式确立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三步走”总体目标以及“十三个坚持和完善”的整体战略部署，系统描绘了我国全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十九大报告的基础上，再次明确将“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作为我国现代化伟大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总体现代化的基本依托与重要支撑，被认为是“最后一个有待攻克的堡垒”[10](P175)。“国家治理现代化以‘治理’为核心，将现代化建设领域进一步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全方位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上来。”[11](P157)国家治理现代化本质上属于内涵丰富、具有较强包容性的范畴，内在地要求运用科学性的理念和举措治理各类社会风险，必然蕴含着有效治理各类生物安全问题。尽管我国政府持续加大环境保护和生态治理的力度，但是现代生物技术的蓬勃发展以及生物资源的持续利用客观上也诱发了诸多生物安全风险和问题，使我国生物安全正在遭受种种威胁，情势不容乐观，不得不严肃对待和妥善处理。诚如有论者所言:“微生物的‘非传统战争’，生物入侵导致的‘非常规灾害’，传染性疾病造成的‘非常态危机’，生物实验带来的‘非常态风险’，生物战开启的‘非传统战争’，以及生物恐怖形成的‘社会性恐慌’等，制造了生物安全危险在人类生活中的‘场景性’与‘紧迫性’。”[12]生物安全带来的风险，既在于现代社会生物先进技术和生物应用研发(转基因食品、病毒实验失败泄露等)，也在于人类自身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滥用(滥食野生动物、乱砍乱伐等)，而一系列生物安全风险足以造成对国家治理的严重危害，阻碍人类生存的永续发展。以“善治”为价值追求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既要强调治理理念、治理模式和治理机制等治理性要素的现代化，也要跟随社会发展变迁的阶段性特征，科学应对现代化过程客观存在的各类现代性风险或危险(治理对象的现代化迁移)。生物安全风险对人类法益的威胁具有严重性、根本性和持续性，理所当然地属于国家治理现代化所针对的重点对象。与此相应，强化生物安全保护、有效消除或者抑制各类生物安全风险，也必定不可避免地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场域，成为检验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和效能的重要指标。

(三)强化生物安全保护是有效应对严峻生物安全形势的题中之义

非典、埃博拉、禽流感、新冠肺炎等给世界公共卫生安全拉响了警报，生物安全风险已成为威胁人类生存以及影响国家安全甚至全球安全的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重大问题。“全球化导致了或加大了诸如新发和复发传染病、各种各样的非传染病以及环境变化等跨国健康风险。”[13](P98)从生物安全事件的发展趋势来看，生物安全内在之复杂性、动态性和全球性，客观上使生物安全问题成为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影响国际安全与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也是影响整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政治、经济、安全与和平的重大议题。为应对国内外严峻的生物安全形势，国家应当以全球思维前瞻布局，加强战略谋划和系统规划，始能强化国家生物安全防御能力，进而确保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人民健康。

世界上已存在不少应对生物安全风险的科学模式。首先，获世界卫生组织支持的国际生物安全协会，旨在采用区域或国家型协会的模式，搭建公共平台，经由专家论坛平台向会员提供各项生物安全的知能，并协调国际或区域合作的模式，以提升全球生物安全保护的能力[14]。其次，2007年欧盟委员会发表的有关“生物威胁”绿皮书，旨在促进辩论与展开协商过程于欧洲层面上如何减少生物风险，防范生物安全事件以及增进准备与应变[15]。此外，全球许多国家将生物安全议题上升至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制定并颁布有关防御生物危险的战略规划或政策措施，比如德国《基因工程法》、法国《关于控制使用和传播遗传修饰生物体法》、英国《遗传修饰生物体有意释放法》[16]。澳大利亚制定并颁行的《2000年基因技术法》和检验检疫法等，也形成较为完善的生物安全管理法律体系[17]。域外生物安全最新立法例是英国于2018年7月发布的《国家生物安全战略》、美国于2018年9月发布全面解决各种生物危险的系统性方案《国家生物防御战略》[18]、日本于2019年6月正式发布《生物战略2019———面向国际共鸣的生物社区的形成》[19]。由此可见，加强生物安全保护并且注重依法保护，业已成为世界各主要国家的普遍选择。

概言之，国家理应以战略规划的眼光重新审视生物安全问题，强化生物安全保护的重要地位，把生物安全问题作为保障国家总体安全的基础问题，建立专门、系统且完备的生物安全战略性防御治理体系。再者，应当立足现实需要，重新梳理各类法律法规制度，适时废止有违生态系统保护和生物安全保障的各类法律法规，并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出台新规定，如加快《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进程;新增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人类遗传资源与生物资源安全管理、防范生物恐怖与生物武器威胁等方面的规定。当然，鉴于生物安全风险引发的事件突发性强、传播广、危害大，强化生物安全保护理应秉持“高站位认识、高起点谋划、高标准推进”的理念，从生物安全战略视角着力构建规范、全面、有效的生物安全问题治理体系。

二、完善生物安全刑法保护机制的时代正当性

在社会和法律制度的变迁中，不同历史阶段对应不同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不同的社会发展又引发对法律的不同需求，人们根据自身选择和实际需要对已发生的具体社会问题进行合理评价，形成优先性的价值倾向，进而推动法律发展成为符合时代的合理性制度。生物安全关乎人民生命健康，关乎民族和国家安全，同时基于生物安全风险始终无法降低到零以及其危害后果的严重性，有必要用更为严厉的刑法机制给予保护和规制。完善生物安全相关刑法保护，释放刑法最强有力的应对生物安全危险和风险之内在价值，是适应当前生物安全风险严重形势、完善生物安全法律保护体系的必然选择。

首先，刑法乃法益保护之法，对社会重要法益和领域具有保障作用，生物安全值得刑法的专门保护。严重的新冠肺炎疫情引发人们对生物安全的密切关注，生物安全风险所具有的强大潜伏能力、传播能力、变异能力，使得生物安全问题呈现出较强隐藏性与较高预防难度性，并使生物安全事件具有危害后果严重性及影响范围广泛性等特征，因之，不能轻视任何可能导致生物安全问题的因素和源头，需要在最初萌芽状态加以规制，对此类引发严重生物安全风险以及现实危害的行为样态及结果形式，理应得到刑法的相应关注。对此，林山田教授曾指出，就整体法秩序来看，刑法对于社会共同生活中的重要领域或是社会重要的生活利益，负有保护任务[20](P52)。日本刑法学者前田雅英也强调，刑法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更大多数国民的利益而统治社会全体的手段[21](P53)。由此可见，刑法的启用应与重要领域以及国民重大利益相关联，而生物安全涉及每个人的利益、国家安全甚至是人类遗传安全，是社会共同生活中的重要领域，必然不可忽视，实有必要建构适宜的刑法机制强化生物安全这一重大法益的保护。

其次，刑法是有效解决社会严重问题的有效手段，理应将危害性极大的生物安全风险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现代生物技术的繁荣与发展，逐渐成为推动世界新技术革命的重要力量，生物技术的产业化也开始对人类社会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22](P19)。前已述及，生物安全问题具有广泛破坏力且其危害后果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殆尽，需要长期性应对措施，而长期应对措施不仅施行成本极高，还极有可能带来制约经济发展、阻碍贸易交流等连续性附带后果。生物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危险使得生物安全问题包含范围十分广泛，包括生态系统安全风险、人类健康安全风险、社会秩序和伦理风险等等。“刑法是法律政策工具箱中特别有力的工具。”[23]作为保障国家安全强有力的制度性机制，刑法不应对各类生物安全风险置若罔闻，对诱发严重生物安全风险抑或造成严重生物安全损害行为给予必要的刑法规制，将极大地提高行为人威胁危害生物安全的违法成本，并提高人们的生态文明意识和对生物安全问题的理性认识。当前，国家面临的生物安全挑战更加鲜明，威胁因素更为广泛，新型生物安全风险必将不断产生并危及人类生产和生活，做好应对生物安全风险的制度准备亟需刑法在相应的管辖范围内发挥保障和制裁作用。

再次，无论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还是构建生物安全法律保护体系，刑法都不失为其中核心、基础且必不可少的机制。诚如美国著名法社会学家庞德(RoscoePound)所言:“由于法律是按社会秩序的要求控制不同的利益，法律的唯一偏向是向着社会秩序、社会利益，而刑法几乎专门用于执行那些为了直接保障社会利益而强加的绝对义务。”[24](P114-115)包括生物安全在内的总体国家安全无疑是特别重要的社会法益，在保障这些利益的法律体系中理应有刑法存在的制度空间。刑法被公认是保护人民和重要法益的后盾性制度机制，生物安全所引发的问题将严重危及生命，使国家陷入混乱，而生物技术快速发展又不免增加人们的担忧，具有强力维稳治乱功能的刑法成为保障社会安全的最后举措，既需要以刑罚手段直接惩治严重破坏生物安全的行为，也需要以科学的刑事机制强化可能引发生物安全危险的事前预防。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中，适时调整生物安全刑法保护相关规范，既能够与生物安全保护的顶层设计相互衔接，又能发挥自身独特的时代性工具价值，为健全生物安全法律体系助力。

最后，以刑法手段捍卫国家安全特别是非传统安全，是国家安全工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刑法以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为己任，以预防犯罪、维护秩序为追求，在需要强调防患于未然的生物安全保护体系中，刑法始终居于相对突出的位置。具体说来，以刑法捍卫国家安全应当在用好刑法的前提下用足刑法，并且发挥好刑法积极预防的作用，让后果一旦发生将成为不可承受之重的生物安全保持在可控和可消除状态。事实上，将刑法机制引入生物安全保护体系，通过刑事制裁追究严重威胁和危害生物安全行为的刑事责任已经得到《生物安全法》的肯定，该法第82条明确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生物安全法律体系建构中，需要适当增加刑法的合目的性追求、有效性追求的分量，实现保护生物安全刑事政策的刑法化，把国家对生物安全的法律保护体系顶层设计和战略要求落到实处，提升生物安全法律保护体系内部的协调性以及保护的实际力度，使刑法与预防犯罪、保障安全的现实需要相适应，从而践行时代赋予刑法的新任务和新价值。

三、现行生物安全刑法保护体系的制度性缺憾

近年来，生物恐怖袭击、生物技术误用、实验室生物泄露、滥食野生动物、破坏生物多样性等新的生物威胁对维护国家安全提出新挑战。2018年贺建奎“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发生后引起学界和社会广泛关注，主管部门已要求有关单位暂停相关人员的科研活动[25]。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刑法体系缺乏以“人类遗传资源安全”等直接属于生物安全为法益保护内容的刑事规定，使得因刑法保护体系的缺憾而导致此类引发生物危险的行为难以被定罪处罚。易言之，我国刑法作为保护安全、维护秩序、增进自由的底限性手段，却在生物安全现实保护中存有值得引起高度重视的制度性缺憾。

(一)刑法保护客体认识不足，其生物安全立场需改变

生物安全与生物正常生存以及人类生命健康不受人类开发利用活动侵害的安全状态有关，当此种安全状态受到破坏，即产生生物安全问题。生物安全保护离不开整个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以及生物技术，而生物安全刑法保护机制也是治理生物安全问题的重要方面。《刑法修正案(十一)》修正前刑法仅仅能够通过对相关危害行为的规制，实现对严重威胁生物安全的行为进行间接规制。例如，在“基因编辑婴儿案”中，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即以贺建奎非法实施以生殖为目的的人类遗传基因编辑和生殖医疗活动构成非法行医罪为由，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百万元，但此种司法认定遭到学者关于遗漏重要不法事实而致使刑罚畸轻的批判。“在我国现有的刑法体系下，虽然能用‘非法行医罪’应对贺建奎式的‘基因编辑婴儿’问题，但是仍然存在‘难以应对医生实施的人体生殖系基因编辑行为’‘难以处罚通过人造子宫生产基因编辑婴儿行为’等处罚漏洞……在当前刑法规定下只有适用非法行医罪定罪处罚，虽然有可能会给人带来量轻畸轻的感觉，但这也是在遵循罪刑法定原则之下所能作出的顶格处罚，如要加重刑事处罚只有通过修改刑法的条文规定来实现。”[26]不过，正如依据现行刑法对贺建奎非法编辑基因行为进行刑事制裁，只能实现对非法编辑基因并植入人体而危害生物安全的间接规制，缺乏对直接保护生物安全刑法规定的体系性建构，必然存在评价客体缺乏针对性、刑法评价内容出现缺漏等弊端，难以应对当前日渐严峻的生物安全形势，未能真正契合强化生物安全保护的时代需求，与积极应对社会变化和环境要求的利益保障存在相当差距。

现行刑法将多数环境犯罪规定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分则第六章“妨碍社会管理秩序罪”中，过于注重秩序法益侧面的保护，根本地忽视包括影响生物安全在内的生态环境的直接、特别保护。应当承认，刑法所保护的法益是核心关注点，当前破坏生态环境的犯罪客体仍然服从人类主义中心，而生物安全的现实性和生物物种的珍贵性都逐渐推崇生态法益的保护，对生物安全保护的刑法立场仅仅关注人类自身利益显然不合时宜。环境问题与生物安全密切相连，加强刑法生物相关法益保护呈主流趋势，刑法的时代正当性要求其不单只关注损害人类传统法益的行为，还应关注未来可能严重影响人类持续发展和国家稳定的生物安全法益，使公众的视线转移至对生态环境、动物资源、人类遗传资源破坏等生物安全问题上。正因环境问题层出不穷，国际上催生了新兴研究领域———绿色犯罪学，其建议以平等的目光与所有生命体和谐共处，要求刑法保护并重人类正义和生态正义。此领域的学者林奇(Lynch)等人认为，传统犯罪学只将某些人的行为定义为犯罪，“而其他对人类、非人类和环境有重大影响的犯罪仍然是合法的”，绿色犯罪学家们基于此，“放弃了普遍的以人类为中心的参考框架”[27](P2)。

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推进和生物安全战略制定，不提高对生态法益的独特价值关注将使生物安全问题的巨大潜在危险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而生物安全最终将影响国家的安全稳定、公民的生命健康甚至人类的持续发展。人类是一个复杂生态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所有生物都是相互联系的。“根据历史发展，生态系统早于人类存在，如果没有一定的环境条件在生态系统中出现和盛行，人类就不会出现。”[28](P12)有效治理生物安全风险，应当积极推动法益观转变，树立生态学的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观，以培养人们的生态敬畏之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发展理念为主基调，提升人们对生物安全问题的意识水平。毕竟只有重视生物安全法益，继而强化刑法对生物安全危险因素的规制，才能发挥刑法惩治危害生物安全行为的工具价值。

(二)野生动物保护范围较窄，生物安全危险关照不够

新冠肺炎疫情引发人们对疫情背后野生动物因素的关注，保护野生动物不仅是保护整个大自然，也是在保护我们自身的生命健康安全，是实现生物安全及生态安全的重要保障。然而，我国刑法与野生动物保护体系缺乏有效的衔接，同时刑法对生物安全的重视不够，造成我国野生动物刑法保护的相关罪名体系存在严重不足甚至缺漏，对野生动物引发的生物安全危险以及公共卫生危险也缺乏应有的基本关注。

人类历史上曾发生过因食用野生动物或与野生动物亲密接触而将埃博拉、SARS、鼠疫、艾滋病、马尔堡等病毒引入人类社会的事件，导致人类生存和延续遭受严重威胁。当前全球交通更为方便快捷，野生动物携带进入人类的病毒将会以更迅捷的速度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带来不可估量的危险。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大多数新发和烈性传染病往往都同野生动物密切相关，普遍都是通过野生动植物原始宿主，直接或经中间宿主传染给人类，此类病毒往往具有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的特点，难以快速控制和消除。显然唯有继续拓展刑法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深度与广度，才能有效应对生物安全危险。例如《刑法》第341条规定，处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以及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其犯罪对象仅限于珍贵、濒危的野生动物，包括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附录二的野生动物;以及驯养繁殖的上述物种和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等三类，但却未将能维持生态平衡但非珍贵、濒危动物纳入刑法保护范围，毕竟这些动物依旧可以成为携带病毒的宿主。现行刑法对野生动物保护不周延、不充分，规制范围存在诸多漏洞，设置的相关罪名未能约束人类自身行为，如买卖、食用等，并且国际间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巨额贸易时有发生，极大地影响了生物安全[29]。诸如此类行为显然已破坏生物系统和生态平衡，但由于刑法法定保护范围有限，使得司法中许多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行为未能被定罪处罚予以惩治，使与生物安全相关的问题得不到有效规制，极不利于有效保护生物安全。

(三)外来物种入侵未加防范，刑法罪名设置有所欠缺

生物安全问题与生态系统平衡和生物多样性密切相关，威胁和破坏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行为将引发生物安全风险。如今全球生物多样性往往受到外来物种的侵略进而遭遇破坏，如携带未经检疫的生物入境造成的森林、农作物病虫害;携带外来物种入境引发当地物种泛滥，美国“亚洲鲤鱼”、澳大利亚“野兔侵略者”、中国的水葫芦等生物入侵事件频发[30]。我国外来物种入侵事件也频繁发生，因外来物种入侵面积大，扩展速度快，威胁我国生物多样性和生物安全情况较为严重，但刑法对非法引入外来物种的行为未予以相应规制，值得反思和完善。据不完全统计，美国每年因外来物种入侵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1500亿美元，印度每年的损失为1300亿美元，南非为800亿美元。我国每年仅几种主要外来入侵物种造成的经济损失就达574亿元人民币[31]。外来物种的入侵会形成一系列不利影响，造成生态系统不平衡和社会经济损失，刑法应给予生物多样性充分的关注，在保护生物安全方面充分发挥刑事制裁的应有价值。

此外，现行刑法已对涉及生物安全的某些方面作出规制性规定，比如传染病、生物恐怖和生物资源保护等，具体包括两类:一类是涉及生物资源保护的罪名，诸如妨害动植物防疫、检疫罪;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等7个罪名Ⓒ。另一类是涉及传染病与生物恐怖防控的罪名，包含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传染病防治失职罪等12个罪名Ⓒ。不过，有关人类遗传资源管理和生物技术谬用防控的条款尚属空白，部分明显破坏生物安全的行为未得到相应规制，如破坏影响生物生存的生态环境栖息地、非法引入外来物种造成的生物入侵等。因此，需要适时重视外来生物入侵防控及生物资源保护的刑法规制，及时弥补刑法关于此些保障生物安全的漏洞。

(四)生物安全法已经出台，行刑衔接不顺畅性凸显

新冠肺炎疫情凸显生物安全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影响，但此前我国生物安全立法相对于其他领域的国家安全立法来说比较滞后，生物安全保护的法治化水平还不高。近年来不时发生的国际国内严重威胁生物安全事件，使生物安全面临新形势、新问题和新任务，客观上带来加快生物安全立法的现实需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物安全工作，坚持把生物安全纳入总体国家安全战略，提出建立健全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通过积极落实《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等生物安全领域的国际公约，吸收借鉴域外生物安全立法先例，结合我国应对生物安全事件的实践经验，我国在维护生物安全法制建设方面已初步建成基础性的保障制度、预防策略和应对措施，但却尚未形成整体性、系统性和协调性的防控体系，在许多方面仍然存在短板。《生物安全法》以10章88条对生物安全风险防控体制，防控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动植物疫情、生物技术研究、开发与应用安全，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人类遗传资源与生物资源安全，防范生物恐怖与生物武器威胁以及违反《生物安全法》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等内容作出系统规定，为我国深入开展生物安全保护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

既然生物安全已然成为值得刑法保护的重要法益，为最大限度管控现代社会风险，提升民众的安全感，加强生物安全法益的刑法保护可谓势在必行。严重危害生物安全的犯罪均属法定犯的序列，行为内在社会危害性不易识别，这就需要作为刑法前置法的《生物安全法》明确相应危害生物安全行为的具体危害性，在肯定行为具有违反《生物安全法》的行政违法性的基础上，又同时符合刑法分则相应犯罪的罪状描述的，才能追究特定危害生物安全行为的刑事责任，亦即要运用刑法机制强化生物安全法律保护力度，必须要实现《生物安全法》与《刑法》的有效衔接与联动。鉴于《生物安全法》业已制定并且以附属刑事责任条款的形式要求刑法介入生物安全保护，建立生物安全刑法保护机制，明确刑法规制危害生物安全的具体行为类型，实现两法内部衔接的迫切性也得以彰显。事实上，刑法乃法律体系的最后防线，在专门保护生物安全的《生物安全法》正式出台后，生物安全刑法保护更有其独特的地位，仍对切实保护新时代的生物安全具有基底性和后盾性保障价值。我国现阶段面临着社会治理理念与模式的革新，疏通《刑法》与《生物安全法》的内在龃龉，提升生物安全法律保护的力度和强度，有助于将来量身定制严重危害生物安全行为的犯罪构成，实现刑法对生物安全的科学且有力的保护。

四、完善生物安全刑法保护机制的具体路径

保护生物安全最基本的要求是通过防控重大突发传染病保障生物遗传资源的安全，建立以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和风险有效防控为重点的生物安全体系。完善生物安全刑法保护机制，对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健全生物安全法律保护体系、提升生物安全的战略地位具有重要理论价值。

(一)树立新刑法生态法益观，保护立场直指生物安全

生物安全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已不单纯是人类健康、经济或科技问题，而应当被提升到与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科技安全同一层次上，构成国家安全的又一种外延[32]。在刑法保护机制中，生物安全所涉及的法益不仅局限于对人类传统法益的关注，还应包含生态自身具有的独特的、难以恢复的法益，从而将生态法益引入，使保护生态环境与生物的价值更为直接地针对其中的生物安全法益，因而亟需树立新刑法生态法益观，即生态学的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观，将独立于人身、财产利益但又与人类社会生活核心利益存在紧密联系的生物安全法益作为刑法保护的独立法益类型，由此将更加契合生物安全刑法保护的初衷和宏旨。

生物安全法益的引入，有助于充分认识到危害生物安全犯罪是对传统法益和生态法益的双重侵犯，进而妥善且精确评价危害生物安全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质与量。再者，关注生物安全刑法保护立场的转变，不仅单为满足生态平衡和生态环境友好等重要环境发展要求，而且也能够促进生物安全保护实践中的刑法机制后盾作用的实现。由传统的单一生态安全保护转向生态安全和生物安全并重，推动刑法有效回应生物安全领域存在的问题与风险挑战，严惩滥用生物资源和生物技术威胁公众健康的行为。毋庸讳言，新时代国家面临的新生物风险必将不断产生并危及人类生产和生活，做好应对生物安全危险的战斗准备，从以生态安全为主到以生物安全为中心的刑法保护立场转变，将推动刑事治理现代化，弥补我国传统刑法对生物安全重视和保护的不足，突出与生态法益(包括生物多样性在内)密切联系之生物安全的特殊保护地位。

(二)扩大野生动物保护范围，遏制生物危险源头

全面禁食野生动物、严厉打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成为社会的共识和民心所向[33]。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人们纷纷反思现行刑法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机制，要求严密刑事法网、严格刑事责任，以有效惩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呼声不断高涨。为回应社会的强烈关切，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20年2月24日出台专门决定，规定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的范围，这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相关立法空缺，强调滥食野生动物容易引发生物安全危机，为滥食行为的刑事制裁提供了法律依据，同时也对刑法的进一步完善提出要求Ⓒ。

把生物安全纳入到大生态系统中，减少由生物安全问题引发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减少影响甚至破坏健康中国战略实施的不利因素，推动人类社会系统地、长久地、稳定地、可持续性地发展，是建设健康中国、平安中国的应有之义。《刑法修正案(十一)》为针对新冠肺炎暴露出的法律问题作出有针对性的规定，即将违反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法规，以食用为目的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除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和“三有野生动物”以外的陆生野生动物，情节严重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从而实质地拓展刑法对野生动物的保护范围。其实刑法的保护范围应当再适当扩大，将部分野外环境自然繁殖生长的一般野生动物纳入其中，据此遏制相关感染人类之生物病毒的滋生，严惩滥用野生动物资源威胁公众健康的行为，增强对野生动物生物安全危险的防御能力。此外，消除生物危险源头还须加强对野生动物生物技术开发应用的监督管理，坚决杜绝野生动物病毒的感染与传播，建立各级执行和监管体系，助力刑法遏制生物危险源头。

(三)增设生物安全相关罪名，严密生物安全刑事法网

为实现生物安全战略治理中的生物安全保护，固然需要充分运用刑法相关罪名的弹性空间，寻找适用其他罪名的可能性，还应在刑法处罚空白地加以专门性弥补，通过增设罪名直接规制更多的危害生物安全行为，严密生物安全刑事法网，以便综合运用新旧不同罪名分别评价不同危害生物安全行为内在的不法与罪责。

《刑法修正案(十一)》第37条、第38条、第39条、第40条以及第43条均是为解决生物安全有关问题而新增加或者修改的罪刑规范。详言之，第37条扩充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中传染病的种类范围，涵盖新冠肺炎等采取甲类传染病管理措施的传染病;第38条将非法采集国家人类遗传信息资源和将遗传资料材料向境外提供的行为明确规定为犯罪;第40条与第43条分别将向水源排放含传染病病原体的行为以及非法引进、释放或者丢弃外来入侵物种的行为纳入犯罪圈。特别是针对贺建奎“免疫艾滋病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第39条明确规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将基因编辑、克隆的人类胚胎植入人体或者动物体内，或者将基因编辑、克隆的动物胚胎植入人体内，情节严重的”行为规定为独立新罪名。概言之，《刑法修正案(十一)》正是通过新增罪名或者扩充旧罪名规制范围的方式，完善生物安全刑法保护机制。此外，生物安全刑法保护还应充分释放既有罪名的规制功能，如可利用非法经营罪规制未经许可出售非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动物制品且情节严重的行为;利用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处罚收购明知是非法狩猎的野生动物，且数量达到50只以上的行为。由此可见，严密生物安全刑事法网，增设重大刑法罪名，适用新旧罪名相结合原则，惩治严重危害生物安全的行为，对国家加强生物安全防御能力，建立有效的生物安全危险应对体系，发挥生物安全风险刑事治理机能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

(四)增强刑法法律体系保护，强化国家生物安全治理

生物安全事关国家核心利益，也事关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构建，将生物安全提档升级纳入国家安全体系是战略之举、长远之策。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决定的施行充分证实，刑事制裁手段可以有效遏制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动物制品进入市场流通领域，切实加强与野生动物相关的生物安全保护，可见，将与生物安全相关的重要方面纳入刑法规制范围也具有可行性和实效性。强化国家生物安全治理，提高生物安全治理能力离不开严格、有力的法律制度。为体现生物安全的特殊保护需求，可以通过修正刑法提升相关罪名的法定刑，特别是考虑到相关野生动物犯罪的逐利性动机和违背政府监管的行为特征，还有必要加大附加财产刑的适用，并考虑对相关犯罪增设资格刑。

“刑法在根本上与其说是一种特别的法律，还不如说是所有其他一切法律背后的制裁措施。”[34](P20)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消除刑法与其他关于生物安全法律制度相关规定的不同步性，使得生物安全法律保护体系整体上更为科学、系统、完整和合理。因此，生物安全刑法保护不仅应与《生物安全法》有效连接、相互协调，还应避免与其他规定生物安全的法律制度脱节。《生物安全法》已经类型化地规定了危害生物安全的行为类型，为明确生物安全刑法规制的具体范围提供了基本指引，生物安全刑法机制完善只需结合刑法任务观以及目的观对相应危害生物安全行为进行筛选即可。此外，正在进行修改完善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法律也须梳理并适时调整其中与生物安全相关的规定，明确刑法介入相关行为规制的范围和方式，促进生物安全关联法律与刑法的联动性，形成彼此规定的有效衔接。应当肯认，综合运用不同指向的法律机制共同保护生物安全，强化生物安全之刑法保护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现代刑法应当保持适度活跃性，有必要随社会发展而有所改动，完善生物安全刑法保护机制，这既能充实生物安全法律保护体系，消除现有生物安全法律保护的不足与乏力，推动生物安全保护机制朝现代化方向发展，也能在生物安全问题上实现刑法与其他法律制度的联动，推动总体国家安全观落地落实。

致谢:贵州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李沁尧同学为本文写作提供了文献搜集和整理的协助，特致谢意!参考文献

[1]秦天宝.《生物安全法》的立法定位及其展开[J].社会科学辑刊，2020，(3):134-147.

[2]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N].检察日报，2020-12-27(3).

[3]赵建军，胡春立.加快建设生态安全体系至关重要[N].中国环境报，2020-04-13(3).

[4]梁波，刘玮换.全球治理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J].理论探讨，2020，(6):54-59.

[5]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N].人民日报，2014-04-16(1).

[6]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M].国家环保局外事办公室，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