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克思劳动哲学视阈看法律发展观

摘要：马克思的劳动哲学认为法律是物质生产劳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法律不是像资产阶级法学家所说的那样是永恒理性的反映，是恒定不变的社会法则，法律发展变化的总体趋势是由人类社会物质生产劳动发展变化与法律自身内在逻辑相互作用决定的，特定历史时期的法律制度和文化的特点是由那个时代的物质生产劳动方式决定的。法律发展演化的具体轨迹是法律自身内在逻辑与社会经济、政治以及各种文化现象合力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马克思;劳动哲学;法律发展观

逻辑与历史对立统一的方法是马克思劳动辩证法的方法论原则。事物发展的历史围绕事物自身内在逻辑展开，事物自身的内在逻辑贯穿于事物发展的始终，决定着事物总体的表现，外在因素的影响尽管可能使得事物发展的轨迹偏离事物的内在逻辑，但是，不能使它完全摆脱事物内在逻辑的约束。因此，揭示事物的内在本质不能脱离对事物发展历史的考察，马克思法哲学对法律本质的揭示也建构在马克思对法律发展史的考察基础上。

一、马克思对法律发展过程的揭示

像人类社会的所有社会现象一样，法律也有一个产生、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马克思从物质生产劳动出发，分析、认识人类社会和世界，准确描绘了法律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并科学地揭示了法律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

(一)法律的史前原始形态

法律是阶级社会特有的文化现象。在原始氏族社会中，法律这种社会现象还没有产生，原始社会的多种原始宗教禁忌和原始风俗习惯，是法律现象的史前原始形态，为法律的诞生创造了文化基础。“希腊人、罗马人、希伯来人的最初的法律——在文明时代开始以后——主要只是把他们前代体现在习惯和习俗中的经验的成果变为法律条文。”[1]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对摩尔根上述说法作了肯定性评价。

原始人的物质生产劳动能力非常低下，只能从自然界直接获取物质生活资料，劳动工具的制作即使到后期也非常简单，主要是直接从自然界获取或者有些许的粗糙加工。由于自然的生存能力弱，所以原始人不得不群居，他们的活动半径很小，大多是有血缘关系的人共同居住。氏族是原始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氏族，直到野蛮人进入文明时代为止，甚至再往后一点，是一切野蛮人所共有的制度(就现有资料而言)。”[2]几个氏族组成一个胞族，几个胞族组成部落，几个部落联合在一起组成部落联盟。

由于物质生活资料极度匮乏，氏族内部不得不采取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氏族成员平等相待，依靠原始的风俗习惯协调彼此的关系。恩格斯这样描绘氏族制度：“这种十分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是一种多么美好的制度啊!没有士兵、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理的。一切争端和纠纷，都由当事人的全体即氏族或部落来解决，或者由各个氏族相互解决;血族复仇仅仅当作一种极端的、很少应用的威胁手段;我们今日的死刑，只是这种复仇的文明形式，而带有文明的一切好处与弊害……一切问题，都由当事人自己解决，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3]在氏族制度中，没有压迫和奴役，氏族成员遵从风俗习惯协调彼此关系;作为社会规范的氏族习俗，体现全体氏族成员的共同意志。氏族的酋长是选举产生的，“酋长在氏族内部的权利，是父亲般的、纯粹道义性质的;他手里没有强制的手段”[4]。氏族成员不论男女都有选举权，他们也可以罢免酋长。作为社会规范的原始氏族习俗具有以下特点：

原始氏族习俗的主导价值取向原始社会由于物质生产劳动水平低下，社会成员唯有聚居在一起，共同参与自然竞争。需要协调的社会关系相对简单，加之，原始人作为“本能的人，即野蛮的人，没有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分开来”[5]。原始人没有足够的心智，也没有足够的语言表达能力，不能进行复杂的交流，因此，也没有能力创造复杂的社会规范，社会关系协调依赖原始宗教禁忌和风俗习惯。

原始社会由于物质生产劳动水平低下，在残酷的自然竞争中，氏族部落一定的人口数量是保障氏族存在的必要条件，原始人不得不把他人存在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条件。由于物质财富的过度贫乏，原始人不得不采取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任何人多吃多占都可能危及他人生存，社会行为规范总体的价值导向是平均主义和氏族整体主义。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深入处于原始生存状态的民族进行人类学研究，发现氏族部落的人宁愿把一块毛毯割成诸多碎片，让毛毯再没有实用价值，也不愿意把毛毯让一个人使用。这种绝对平均主义的生活方式是物质财富极度匮乏下的不二选择，其目的在于维护整个氏族的团结。恩格斯说：“部落始终是人们的界限，无论对其他部落的人来说或者对他们自己来说都是如此：部落、氏族及其制度，都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都是自然所赋予的最高权利，个人在情感、思想和行动上始终是无条件服从的。这个时代的人们，虽然值得赞叹，他们彼此并没有差别，他们都仍依存于——用马克思的话说——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脐带。”[6]个体绝对服从整体，是原始氏族社会行为规范的突出特点。恶劣的生存环境要求他们必须把个体自我完全湮没在整体存在中，他人的存在是自我存在的前提，每一个个体都有为自己氏族成员复仇的义务。这种复仇一开始强调的是复仇的对等性，即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同态复仇。这是原始人对社会公正的最初理解，这种原始公正观念在后来的法律制度建构中曾被长期遵守。

原始氏族风俗所依赖的社会力量与后来的文明社会不同，原始社会不存在国家这样维系社会秩序的强制机关，社会行为规范的贯彻所依赖的社会力量是风俗习惯和社会舆论。恩格斯说，原始社会“除了社会舆论以外，它没有任何强制手段”[7]。原始人由于征服自然的能力低下，普遍存在自然崇拜，原始宗教是氏族社会的普遍信仰，氏族首领往往也是巫觋，氏族成员对氏族首领的服从包含信仰者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原始氏族部落行为规范也往往体现为原始宗教禁忌，巫觋往往将氏族社会的行为规范解释为超自然力量的意志。对自然力量的敬畏和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也是原始社会行为规范在社会生活中贯彻所依赖的力量，并且形成了影响持久的文化传统。后来，诸多法学家对法律必须遵守的论证也是将法律与信仰相结合，很多民族也形成并保持了法律与宗教信仰相结合的传统。这种传统在社会近现代化文化祛魅以后才逐渐从法律文明中废除，即使在当今社会仍然有很多民族保留着这种传统。

原始社会的这些社会规范虽然还不是法律，但是他们为以后文明社会法律制度奠定了文化基础。这些原始的社会规范有些直接进入了文明社会的法律体系，另外一些规则虽然没有直接被写入法律规范体系，但是这些规范体现的伦理价值观念成为了以后法律制度设计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通过对摩尔根关于原始社会财产继承方式的描述的分析，说明了社会规范从原始风俗习惯向法律规范转化的过程。马克思说：“财产形式增加，关于占有和继承的某些法规也必然随之发展。关于占有和继承财产的这些法规所依据的习俗，是由社会组织的发展状况和水平决定的。”[8]在原始蒙昧时代，氏族成员的遗产由其他氏族成员集体继承;野蛮时代的初级和中级阶段，遗产分给同宗亲属;到了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土地氏族公有，动产开始私有化，婚姻也从对偶婚发展到专偶婚，氏族成员的血缘关系越来越明细，遗产也开始由其子女继承。关于原始社会规范为法律文化奠定基础，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作了更加深入、系统的阐发。恩格斯说：“在社会发展的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的产品生产、分配和交换，用一个共同规则约束起来，借以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共同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不久便成了法律。”[9]显然，法律的起源经过了一个由特殊到普遍、由习惯性规范到社会权力机关贯彻的规范的过程。

(二)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依据人类物质生产劳动发展变化所导致的社会分工和物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不同性质，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分成不同的发展阶段：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社会法律制度与物质生产劳动的发展变化相适应，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特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描绘了法律的不同历史类型及其更替规律。

人类历史第一个法律类型是奴隶社会的法律。奴隶社会的物质生产资料所有制，特别是土地所有制，是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除公社所有制以外，动产私有制以及后来的不动产私有制已经发展起来，但他们是作为一种反常的、从属于公社所有制的形式发展起来的。公民仅仅共同拥有支配自己那些做工的奴隶的权力，因此受公社所有制形式的约束。”[10]古希腊城邦法律将所有社会成员分为奴隶主和奴隶，奴隶没有人身自由，完全依附于奴隶主，被奴隶主作为私有财产，而不被作为人对待。恩格斯说：“现在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所赖以建立的阶级对立，已经不再是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对立，而是奴隶和自由民之间的对立、被保护民和自由民之间的对立了。”[11]梭伦改革通过立法把公民按照地产和收入分为四个等级：500、300、150袋谷物是前三个等级最低收入额，没有地产或者收入少于150袋谷物的为第四个等级，只有第一个等级的公民有资格担任高级别官吏，第二和第三等级的只能担任一般官吏，第四等级的公民没有资格担任官吏。公民的法定权利和义务依据公民所处的等级而有所不同。可见，法

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奴隶社会是根本不存在的。

罗马帝国是通过军事征服建立的庞大国家，罗马习惯法不认为外族人即移民和被征服地区的人是罗马人，他们虽具有占有财产的权利，也有缴纳赋税和服兵役的义务，但是没有资格担任国家官吏。随着罗马帝国的扩大，平民数量剧增，他们拥有军事力量，而且控制工商财富，推动工商业发展，而工商业的发展推进了罗马法的进步。马克思说：“在古代世界中，简单流通的要素在自由民范围内至少已发展起来，所以下面这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在罗马，特别是在罗马帝国———它的历史正是古代共同体解体的历史——，法人的规定，交换过程的主体的规定，已得到阐释。”[12]同时，工商业的发展，使平民与罗马贵族形成对抗势力，而平民与贵族的斗争导致了土利乌斯改革，土利乌斯立法规定按照财产多少划分社会等级，确定相应的权利义务，从而打破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制度，破除了贵族独享的社会上层地位。罗马共和国成立后，贵族与平民的进一步斗争，导致《十二铜表法》的制定。《十二铜表法》是罗马第一部成文法，它大幅度扩充了平民权利，是罗马法从习惯法向成文法过渡的里程碑，对西方法律后来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马克思充分肯定罗马法在西方法律发展史上的意义，他说：“在中世纪进行了广泛的海上贸易的第一个城市阿马尔非也制定了航海法。当工业和商业进一步发展了私有制(起初在意大利后来在其他国家)的时候，详细拟定的罗马私法便立即得到恢复并重新取得威信。后来资产阶级强大起来，国王开始保护它的利益，以便依靠它的帮助来摧毁封建贵族，这时候法便在一切国家里(法国是16世纪)开始真正地发展起来了，除了英国以外，这种发展到处都是以罗马法为基础的。但是即使是英国，为了私法(特别是其中关于动产的那一部分)的进一步发展，也不得不参照罗马法的诸原则。”[13]西方封建等级制度是在日耳曼人用军事征服罗马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当时日耳曼人还处于氏族部落时期，其对罗马人的征服是野蛮对文明的征服，致使欧洲社会发展倒退，农业衰落、手工业产品滞销、商业停滞。落后对先进的征服，却不得不在先进社会的基础上建构社会制度。“在日耳曼人的军事制度影响下，发展了封建所有制。这种所有制像部落所有制和公社所有制一样，也是以一种共同体为基础的。但是作为直接进行生产的阶级而与这种共同体对立的，已经不是与古典古代的共同体相对立的奴隶，而是小农奴。”[14]在城市中与土地占有的封建结构相适应的是同业公会所有制。同业公会代表个体手工业者与封建贵族的冲突，是封建社会城市内的主要社会矛盾。因此，中世纪封建社会法律体系的突出特点是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维护特权。

在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基督教是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教会是社会的真正统治者。僧侣和贵族的矛盾也贯穿封建社会发展的始终，为从事手工业和商业的市民留下自由拓展的空间。为了在竞争中占有优势，僧侣和贵族都想拉拢第三阶层。同时，他们为了获得更多的物质财富，鼓励手工业和商业发展，为此，教会和宫廷都加强了法律制度的建构和法学研究，而且，他们彼此竞争，想有更多的经济纠纷由自己而不是对方来处理，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一系列法律制度由此得以建立和健全。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相关法律制度的建构相互促进，作为第三阶层的市民阶层发展起来，最后成为反对基督教和封建等级制度的主力军，开启了西方近现代文明的历史。中世纪法律文化特别是法学教育的传统为近现代法律文明奠定了基础。

在漫长的中世纪，第三阶层也就是市民阶层，由于他们不是神职人员，所以不能谋求宗教的自我实现，不是贵族也不能谋求政治上的自我实现，发展经济、占有物质财富成为他们自我实现的根本方式，金钱至上浓缩到他们的灵魂深处，成为其人格的主要构成因素，这些人被称为资本家真是名副其实!当这些人走上历史舞台后，保护他们追求物质财富的最大自由，就成为他们建构新的社会制度的根本指导思想。

(三)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

公元10世纪后西方社会商品经济快速发展，促进了科学技术和手工业的进步，手工业从手工作坊到手工工场再到工业工厂，物质生产劳动水平不断提高，与商品经济发展形成了良性互动。在大工业和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封建社会的共同体所有制被抛弃，资本主义国家诞生，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正是在介于贵族统治和资产阶级统治之间的时期，当时两个阶级的利益彼此发生了冲突，欧洲各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开始重要起来，从而国际关系本身也带上了资产阶级的色彩，正是在这样一个时期，法院的权利开始获得重要的意义，而在资产阶级统治下，当这种广泛发展分工成为绝对必要的时候，法院的权利达到了自己的最高峰。”[15]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经济发展为社会成员个人的自我实现开拓了更广阔的空间，纯粹的个人私有制获得法律制度的肯定，人类社会迎来了又一个启蒙时代，个人再一次觉醒，对个人价值的尊重、对个性自由解放的追求成为时代潮流的主流。人类开始超越人的依赖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马克思说：“每个个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如果你从物那里夺去这种社会权力，那你就必须赋予人以支配人的这种权力。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16]资产阶级思想为了反对封建宗法等级特权制度，祭起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大旗，强调人人生而平等，占有私有财产、言论、集会和结社等权利是每个人的天赋人权，特别是私有财产所有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绝大多数资产阶级思想家都是有限政府论者，甚至是最小政府论者，主张国家应该赋予公民尽可能多的自由，而要严格限制公权力，社会公共利益或者说社会整体利益就要被视为个人利益的累加，不再被作为真实的存在，不再是法律维护的对象。法律的基本精神是：之于公共权力，法无授权不可为;之于私权利，法无禁止即可为。立法对公共权力的授予限制到社会需要的最低，资产阶级要通过立法保障他们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完全自由的竞争，以及保障他们能够充分享有自由竞争的机会。

资产阶级将占有物质财富作为个人自我实现的方式，资本——一种能够实现滋生和繁衍的金钱，就成为资产阶级人格的外化，因此，资本主义法律将私有财产权作为个人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在这种文化氛围中，物质功利就是人的生活目标，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即拜金主义成为资产阶级宗教。全体社会成员都成为物质财富和金钱的奴隶。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强调人们占有物质财富的权利是平等的，而不是具有同样的财富;社会成员财富占有权的平等是形式的，而不是实际占有的财富是均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