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变农业转型和技术政治

[内容提要]本文以实地调研为基础，从技术政治角度讨论了中国农技推广体系变迁的内在逻辑，并讨论了技术的商品化如何导致了农业领域的“去技术化”。研究发现，在集体化时代，国有/集体农资企业和供销社体系共同支撑着农技推广体系，技术和农资均属于公共品。市场化改革之后，农业技术从无偿服务向有偿服务转变，公益性技术推广也与经营性技术推广彻底分离，技术开始转变为商品，并逐渐与劳动者分离。不过，经历了“去技术化”的农业劳动者并没有成为“局部工人”，而成为农业生产领域的“消费主体”。因此，资本之间的技术竞争一方面表现为以“技术推广”为名的农资销售竞争，另一方面表现为对“垄断性技术”开发的竞争。然而，上述竞争都没有降低农业生产者获取技术和物资的成本。在农业生产者不断“去技术化”的情况下，即便他们保留了主要生产资料，也不得不深度从属于资本。

一、导论

自2004年以来，历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几乎都在倡导建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自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后，农业社会化服务受到更多关注。技术服务是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重要内容之一，在2019年印发的《关于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中，政策部门也反复强调要为小农户提供技术培训，实施科技服务小农户行动。①在有关技术服务的讨论中，最突出的是关于农业技术(简称“农技”)推广体系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围绕农技推广体系运转效率及影响因素的量化研究。这类研究普遍认为，目前我国基层农技推广体系难以发挥其公益性技术推广职能。研究者们认为，虽然近年来政府投入有明显提高，但总量仍然严重不足(智华勇、黄季焜、张德亮，2007);同时，农业技术推广员(以下简称“农技员”)收入水平整体偏低，也是影响农技推广绩效的主要因素(申红芳等，2010)。不过，在201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颁布后，基层农技推广部门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主要表现为农技人员下乡时间增加，农民接受政府部门农技推广服务比例增加，农技人员学历结构明显改善等。但是，老问题仍然存在，例如乡镇农技人员仍以开展行政工作为主，推广服务为辅;推广活动行政化，68%的农技培训活动需要向农民付费才能吸引足够的农民参加培训;激励机制缺失，缺乏对专业人员的吸引力等(胡瑞法、孙艺夺，2018;孙生阳等，2018)。

第二类研究是从乡村治理的角度来讨论农技推广问题，尤其是农技推广的“最后一公里”问题。这些研究强调，在单家独户的小农户缺乏组织的情况下，现代农业技术很难与小农户对接，因此需要加强基层组织建设(贺雪峰，2017：5);国有农场通过对土地资源的整合，对农技推广等公共服务的组织化供给，实现了对小农户的组织化，以“统分结合”的方式避免了“最后一公里”问题(陈义媛，2019a)。

第三类研究则将农民分化视角纳入进来，讨论在农民分化背景下农技推广中存在的问题。自2005年农业部制定的《全国农业科技入户示范工程管理办法(试行)》颁布以来，基层农技推广活动大多采取了“示范-带动”模式：农技部门精心挑选科技示范户，为其提供培训，再通过他们向更多农户传播技术。但不少研究发现，这种模式至少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成为“示范户”的农户往往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和资金资源，弱势农户很难入选(冯小，2015;孙新华，2017);二是示范户不能完全代表村内的全体农户，因为农户之间在教育、经营规模、资金量等方面存在差异，这使普通农户难以模仿示范户的技术采纳行为(Moore，1984;佟大建、黄武，2018)。

上述研究对于了解中国农技推广体系的现状和问题都有重要意义。不过，在已有研究中，“技术”往往被当作一个给定的变量，技术的生产和推广背后所交织的社会关系则被忽略了。实际上，“技术”和“知识”生产背后都有复杂的权力关系，技术也重塑着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在城市工商业资本过剩的情况下，农业成为新的投资领域，对“技术”的利用和改进正是资本向农业领域渗透的途径之一。理解技术背后的政治经济意义可以为讨论中国农业的转型提供一个不同的视角。

关于农业转型的研究最初关注的是在不同的政治、历史背景下，农业如何从前资本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以及农业的转型如何为工业化提供资本积累(考茨基，1936;列宁，1984[1899];Preobrazhensky，etal.，1965)。在二战结束、殖民主义终结后，地主主导的地产制度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基本消失，资本可以在世界各地自由流动，这使农业转型研究的背景发生了巨大变化。对中国而言，在人民公社时期，国家以农业集体化的方式为中国工业体系的建立提供了积累，即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并没有以农业的资本化转型为前提条件;相反，中国当下的农业转型发生在工业体系基本建立，城市工商资本过剩的背景下。已有关于中国农业规模化转型的研究主要以土地流转为经验基础，探讨了中国农业的规模经营是否具有资本化性质和如何理解中国农村的分化等问题(例如，黄宗智、高原、彭玉生，2012;贺雪峰，2013;严海蓉、陈义媛，2015;陈义媛，2013)。然而，土地规模经营并不是农业转型的唯一表征。近年来，土地托管和农机作业服务的兴起，农药、种子、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简称“农资”)流通体系的变迁在重新形塑着农业生产，资本对农业的渗透和控制越来越深。这些潜移默化的形塑并不一定建立在土地流转的基础上，因此在中国农业转型中同时并存着以土地流转为基础的显性路径和以社会化服务为基础的隐性路径(陈义媛，2018;陈义媛，2019b)。本文将从技术变迁的角度延续关于农业转型隐性路径的讨论，重新理解技术、资本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

在今天的政策话语中，技术往往被当作一种中立的力量，被当作一个“科学”问题。然而，在技术政治的视野内，技术的发明和使用恰恰是一个政治过程，涉及科学发展、技术创新与社会的关系，也涉及科学技术如何形塑社会的权力和权威结构(易莲媛，2019)。温纳(LangdonWinner)研究发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番茄自动收割机的应用使每吨番茄的生产成本降低了5—7美元，却同时使番茄生产者的数量从20世纪60年代初的近四千户下降到1973年的约六百户，番茄自动收割机的使用重塑了当地番茄生产的社会关系。由此，温纳将“技术政治”界定为“大规模的社会技术系统，现代社会对特定技术的反应，以及人类对特定技术的反应”(Winner，1980：123)。艾约博(JacobEy⁃ferth)(2016)强调，技能并不是一个孤立概念，而是技术的生产以及附着在技术上的生产关系及一切社会关系的反映。

在技术政治的视野下，技术问题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本文以笔者2013年在湖南水稻种植区平晚县，2017年在广西华丰县和山东平宁县②的调研为基础，考察两个问题：其一，从技术政治的角度讨论中国农技推广体系变迁的内在机制;其二，讨论农业技术的商品化如何导致了农业领域的“去技术化”。

二、新中国农技推广体系的变迁：从“群众科学”走向技术商品化

中国近代农业科技的研究和推广始于19世纪末，但到1949年，全国只有少量的农业科学研究、推广机构和农业科技人员。从1949年到1955年，农技推广站的建设还处于试办阶段，1955年以后得到全面普及(《当代中国的农业》编辑委员会，1992：554-569)。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技推广体系经历了两次较大调整，尤以人民公社解体后的这次调整影响最为深远。农技推广体系的变迁只是表象，其背后是国家对“科学技术”如何生产，什么样的人是科学权威，劳动者与技术的关系等问题的定位发生了巨大变化。

(一)人民公社时期：“群众科学”与农业中的“鞍钢宪法”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至20世纪70年代末，国家对农业科技创新的推动是与新中国的革命化改造紧密结合的。在当时技术和资金都匮乏的情况下，国家希望将知识生产、技术革新和社会革命结合起来，通过重塑新的生产关系、技术关系来提高生产力，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体差别(易莲媛，2019)。这一时期，农技推广工作在探索中进行，农技推广机构的设置也几经调整，但国家对这项工作的定位是明确的，即强调“农业科学技术工作革命化”，其中尤其强调“领导干部、科学技术人员、农民群众”三结合，“实验、示范、推广三结合”(许家屯，1965)。领导干部、科技人员和农民群众(尤其是老农)的“三结合”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同一时期工业领域著名的“鞍钢宪法”，后者的主要内容是“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干部参加劳动和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程技术人员、管理者和工人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新中相结合。以“三结合”为基础的科学技术生产体制是对专业化、建制化、精英化的技术生产体制的突破，也是中国农技推广体系在人民公社时期的突出特点。

1969年，在“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下，湖南省华容县为了组建干部、群众、技术人员三结合的农业科研组织，建立了县、公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农业科学实验网”(中共华容县委员会，1974)，这是农技推广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事件。为了在全国推广四级农科网，财政部拨了专款予以补助。到1975年年底，全国有1140个县建立了农科所，2.6万多个公社建立了农科站，33万多个大队建立了农科队，224万多个生产队建立了农科组;参加这四级活动的农技队伍有1100多万人，试验地达280多万公顷(《当代中国的农业》编辑委员会，1992：572-573)。这一时期的科学实践之所以被概括为“群众科学”，固然是因为群众在技术生产和推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也不止于此。

一方面，“群众科学”实践发生在冷战背景下，是资本主义阵营的“绿色革命”与社会主义阵营的“红色革命”交锋下的产物，因此内在地赋有政治意义和革命意义。绿色革命是美国为了阻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而采取的策略，其背后的逻辑是：如果农业技术的进步可以让全世界农民都脱离贫困，他们就不会诉诸政治革命(Perkins，1997;Cullather，2010)。这是一种典型的技术决定论思路，指望靠技术来解决社会和政治问题。中国并不排斥新技术，不过在冷战背景下，中国对技术的强调从未脱离过政治因素和革命意义。舒喜乐(SigridSchmalzer)评论，中国的进步革命者对“绿色革命”推手的反对不是因为后者支持“现代化”或“发展”，而是因为后者将科学和技术当作一种“政治中立”的力量，试图用技术来回避社会和政治革命。因此，中国在集体化时期从未使用过“绿色革命”一词，而将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和推广称为“科学种田”(Schmalzer，2016：13)。因此，“群众科学”高度强调科学的“政治性”。

另一方面，“群众科学”是对专家化、专业化的“科学”概念的突破。中国在反思苏联模式的基础上重新定义了“科学技术”，强调劳动在知识生产中的重要位置。“群众科学”强调因地制宜，农业生产者在劳动和生活中积累的经验、地方性知识等都被纳入“科学”的范畴。在集体化时期的农业技术生产中，不仅技术专家贡献了新技术，群众也进行了自发的科学实验。例如，有农民在示范田里探索新的小麦种植技术，他们可以区分十种以上的小麦品种，并掌握了其特征和种植方法。这些知识让他们可以不依赖当地农技站的农技员，独立用改良后的种子种出小麦(Schmalzer，2016：144)。技术专家与劳动群众之间的“等级”关系被重塑，这不仅推动了农业技术的创造，也有利于技术的推广。舒喜乐指出，有大量证据表明，基层的科学实验在农技推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自上而下推广的技术有时并不适用于某个地区，地方自主开展的实验就构成了一种矫正机会(Schmalzer，2016：44)。劳动群众的主体性在这一时期的技术生产和推广中都高度凸显，国家不仅重视自上而下的技术传播，更重视劳动群众结合地方特殊性开展的创新。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农业技术的推广有国有企业、供销社体系的支撑和配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技术服务体系。国家在推广农业技术——尤其是农药、化肥、新品种种子的使用时，相关物资由供销社供应。农药、化肥的生产主要由国有企业和各地集体企业承担，其生产不以营利为目的，价格由国家规定;假如价格低于其成本，则由国家对生产企业进行补贴。在这种情况下，“技术”与“物资”配套，技术的公共品属性与物资的非商品属性配套，这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后逐步出现的“技物分离”形成对比。

(二)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2000年前后：从无偿服务到有偿服务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农技推广体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在市场化改革的浪潮下，农业技术服务开始从无偿服务转向有偿服务。在人民公社解散后，原有的“四级农业科学实验网”逐渐弱化。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恢复和健全各级农技推广机构，此时，农技推广仍然是一种无偿的公共服务。③不过，从1983年开始，中央一号文件中开始出现“技术承包制”“技术服务公司”等概念，政策也允许农技人员通过提供技术来获取额外报酬。④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发〔1985〕6号)提出农技推广机构可以举办企业型经营主体，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单位逐步做到事业费自给。1989年《国务院关于依靠科技进步振兴农业加强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工作的决定》(国发〔1989〕78号)则提出要逐步改变农技推广机构经济上单靠财政拨款、无偿服务的办法，引入“有偿服务和竞争机制”。这也相当于进一步放开了农技推广机构的经营性服务。也就是说，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各级农技推广机构开始结合技术推广工作来从事农资经营活动。中国的种子、农药、化肥市场开放经营是在2000年前后(开放时间不一)，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农资市场开放经营前，各级农技推广机构在农资经营方面享有相当程度的垄断权。

在农技服务逐渐从“无偿服务”向“有偿服务”转变的同时，农技推广体系的设置也发生了较大变化。1988年，山东“莱芜经验”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该经验的核心是将乡镇农技推广站的人、财、物管理权限从县农业局下放到乡镇。到1993年，全国基本完成了这一改革，这是农技推广体系变迁的一个重要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