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写好一篇逻辑清晰的论文,离不开文献资料的查阅，小编为大家找来了《环境与经济论文(精选5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对于建立环境税的必要性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得到有效的证实，我国也将其作为环境保护政策改革的一个重要措施，如何发挥环境税的功能作用，在环境税实施中如何找到经济与环境的利益平衡点就是其中的关键，也是本文要论述阐释的核心。本文通对环境税定义功能解读，分析了环境税的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最后探讨了我国环境税制度实施中的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的平衡问题。
国际经济环境的演变趋势与我国经济转型
福建社会科学院亚太经济研究所。通信作者及地址：全毅，福建省福州市柳河路18号；邮编：350001；E—mail：13906915829@126.com。 摘 要 未来五至十年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僵局，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举步维艰，美国开始从全球化转向推动区域化，并高唱全球经济失衡与再平衡论调，泡沫经济时期制造业和创新长期被忽视，主权债务危机仍将继续，欧美再工业化趋势将加剧贸易摩擦等，都使世界经济增长增加了不确定性。中国要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加快推动经济转型、社会转型与政治转型的步伐。
关键词 国际环境 经济转型 制度变革
未来五至十年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
多边贸易自由化谈判陷入困境
我们过去十年经济发展可以说得益于经济全球化。特别是中国加入WTO，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国际化进程以及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但现在全球化进程正在放缓。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困境。始于2001年11月的WTO“多哈谈判”回合，原定于2005年1月1日结束，但迄今“多哈回合”毫无进展，谈判陷入困境。其实，中国与美国关于工业品的关税减让已经达成了一致。“多哈回合”陷入僵局的主要原因主要是农产品保障措施问题，以及贸易与环境问题，美国和印度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推动前十年中国贸易发展的自由化轮子是否还能顺利运转，对中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2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其次是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抬头。每当国际经济出现危机或增长放缓时，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趋势都是非常显著的。据世界银行统计，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20国集团中17国推出或拟推出的保护主义措施大约有78项，其中47项已付诸实施。这些贸易保护措施主要包括提高关税、实施贸易禁令、出口补贴、滥用贸易救济措施以及多种形式的非关税贸易壁垒。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措施基本上都采取补贴等较隐蔽的方式，而发展中国家则更多采取提高关税、贸易禁令等传统做法。特别是贸易救济措施被越来越频繁的使用。 因此，美国和欧洲推出新的所谓公平竞争政策，把它叫做竞争中性，并力图将其推荐为国际的准则。2010年9月美国国会通过了汇率改革法案，美国可以依法制裁汇率操纵国。研究发现，如果美国动用这项法律，未来几年，中国将失去1224万人的就业机会，而美国也会失去181万人的就业。这是两败具伤的游戏。这些趋势无疑会使中国面临的国际经济摩擦增加。
3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举步维艰
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元本位制度）形成于1976年的牙买加协议。美国持续高企的“双胞胎赤字”（国际贸易赤字和政府财政赤字）使其货币稳定成为严重的问题，世界各国维护美元本位的代价越来越大，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日益高涨。目前关于改革问题实际上形成对立的观点：美国学者认为，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不需要改革，只需要完善。而欧洲及亚洲国家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是非常高的。今后十年，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是什么？这是会涉及到人民币国际化，亚洲货币单位的合作，以及SDR（特别提款权）的改革是否会取得某些进展或突破？现在对美元体制的依赖已经使得亚洲国家不堪重负。但我们也要看到美国维持美元体系的力量仍然是非常强大的，短期内要用某种货币取代美元也是不可能的。
4美国从全球化转向推动区域化
过去，美国一直是全球化进程推动的主导力量。但是从2009年开始美国发生了非常大的转变，开始高调推动具有排他性的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美国为什么转变战略？美国认为它推动了全球化，最后收益最大的不是自己，而是中国，因为全球化规则已经不是由它主导制定了。美国推动TPP有两个根本目的：第一是主导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分享东亚经济高速增长的收益，进而打造美国的太平洋世纪。美国最担心出现中国主导的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出现像欧盟那样与之抗衡的地区力量。第二，推动排他性的太平洋集团，重新掌握地区乃至全球治理的主导权。美国推动TPP是要打造一个高标准、高质量的自由贸易区。所谓高标准、高质量就是按照美国的标准和方式来建立起跨太平洋自由贸易区的新模式。比如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保护、农业政策和服务业开放都要按照美国的标准来。这个TPP很大程度上从太平洋地区、太平洋集团治理的角度，有可能为未来全球治理提供一种新的范式。当美国从2009年主导TPP的时候，中国要进一步推动东亚地区合作，发展和周边地区的关系，实际上都面临非常大的困难。这对中国的周边环境形成很大挑战！
5全球经济失衡与再平衡
全球经济失衡就是指一国拥有巨额贸易赤字，而与该国贸易赤字相对应的贸易盈余则集中在其他少数国家的现象。20世纪60年代以来，伴随着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入，全球经常项目收支、国际资本流动发生了重大改变，世界经济失衡问题日益加剧，并且主要聚焦在美国和东亚地区。东亚与美国经济失衡与摩擦成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关系的热点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失衡更加严重了，而且聚焦于中国与美国之间。进入21世纪中美经济失衡成为全球经济失衡的焦点。美国经济安全与评估委员会在2009年做了一个报告：基本观点就是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是全球经济失衡，而在全球经济失衡责任的承担上，中国人与美国人应各自承担一半。也就是说中国要承担全球经济失衡的责任。2010年它的报告就指出：中国操纵货币是导致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的原因，它损害了美国的制造业和就业。如果中国货币升值到位，美国将增加225万个工作岗位。那么，如何解决全球经济失衡问题？美国人认为中国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人民币要进行升值，而美国则要进行储蓄、要再工业化。这个调整都不是短期内能够完成的。所以是长期影响中国发展的变化趋势。
6亚太地区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
近年来南海问题突然升温，影响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关系。其背景就是美国2009年重返东亚战略的推行。为什么美国要重返东亚？美国是否会像当年围堵前苏联一样围堵中国？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的国际影响力日益衰弱，而中国逐渐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成为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遏制中国就成为美国首要的战略目标。消灭本·拉登后，中美共同的战略利益逐渐缩小，美国有学者甚至认为，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的任何得分都是美国所失，出现所谓的零和博弈。反恐战争取得胜利后，美国将安全战略的重点转向东亚地区，是造成目前中国南海地区紧张的直接原因。2010年中国宣布南海是中国核心利益以及天安舰事件和钓鱼岛渔船事件后，美国利用东亚地区的结构性矛盾加紧重返东亚，增加澳大利亚永久驻军和制定海空一体化战略，其针对中国的战略意图非常明显。在经济上美国强力推行TPP，以破解中国试图主导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进程。陈松川亚太地区政治经济新格局及中国的对策亚太经济，2010（1）：610最近，日本野田政府宣布“太平洋宪章”战略，取代其前任领导人的东亚共同体战略。中国苦心经营了十多年的东盟国家也集体倒向了美国，这让中国政府有点措手不及。东亚的战略形势以及中国面临的周边环境发生很大变化，从共享增长演变为大国博弈的不合作局面。中国的战略机遇期是否提前终结？
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增加
1美国与欧盟主权债务危机继续延烧
美国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也是世界第一的债务大国。美国长期以来拥有严重的“双胞胎赤字”，雄辩地说明美国经济的虚弱体制。美国2008年次贷危机引发金融海啸以来，为刺激经济复苏，美国政府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动用财政刺激措施，财政赤字不断突破国会允许的上限。2011年5月后，美国参众两院就提高国债上限（1429亿美元）争论不休，几乎引发债务危机。虽然2011年8月2日两党达成增持国债上限的协议，暂时避免了债务危机的爆发，但美国标准普尔将美国政府债务信用评级下调为AA+，从而引起美国股市大跌。2011年美国政府债务自二战以来首次超过GDP总值，负债率突破100%。债务上限还可能被突破，虽然不至于发生债务危机，但美国主权债务评级被降低，使得美国的融资成本上升。美国依靠财政刺激经济复苏的步伐受到限制。因此，美国经济复苏的前景仍然不容乐观。为推行再工业化政策，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兴起，这必将影响美国对外经济政策。与此同时，美元的贬值将对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作为债权国的东亚地区造成巨大损失。
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持续发酵，已经成为影响国际金融稳定和世界经济复苏的一个重要因素。欧盟主权债务危机，从2009年年底希腊引爆到2010年扩散到爱尔兰，然后影响到西班牙、葡萄牙，继而蔓延到意大利。欧洲债务危机使欧盟国家的金融业遭到重创。伴随危机的不断深化，欧元区生存前景开始遭到质疑，欧盟内部成员国对经济货币联盟的改革方向意见分歧加剧（而法德内部要求回到本国货币的民意已经超过50%），欧洲一体化进程面临不进则退的重大抉择，这场危机对世界经济的潜在破坏性影响也进一步凸显。欧盟债务危机短期内无法解决，主要原因是欧盟目前解决债务危机的思路和方法存在严重问题，尤其是欧盟内部的利益没有得到有效平衡。2011年底欧盟达成财政联盟协定，德国试图将莱因模式推广到欧盟，恢复世界对欧元区的信心。但严格的财政纪律和紧缩政策会延缓欧元区经济的复苏进程，使衰退变得矿日持久。
满目疮痍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经济复苏渺茫。日本在经历2011年“3·11”地震海啸灾难之后，经济元气大伤。自1991年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实际上经历了失去的20年。日本经济始终萎靡不振 ，但金融体制没有崩溃，经济体系没有瓦解，其实也是个奇迹。但是，由于长期的日元升值、美元贬值使日本经济失去了应变能力，加上日本人口老龄化、不吸收外来专业人士以促进新陈代谢、不积极引进外资企业等造成日本社会逐渐失去活力。所以日本的经济萧条将长期化。但日本经济基础还很健全：日本失业率不高（5%），保持国际贸易顺差，拥有大量海外资产，技术根基还很雄厚，日本国民资产估计有1440 兆日元，国民敬业精神强。但日本国债是发达国家最高的（其负债率远远超过美欧国家，只是日本国债主要为国民和国内机构所持有，可以靠借新债还旧债缓解危机），未来也有崩溃的可能。[日]林华生，美欧债务危机与日中经济前景.亚太经济，2012（2）：38
2全球过于宽松的货币环境将带来高通胀
就全球经济来讲，促进经济复苏的短期对策就是量化宽松和营造一个比较宽松的货币环境，解决当前的困境。目前，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像欧美和日本，他们缺需求，缺信心，缺办法，用量化宽松的政策可以解燃眉之急。但我们会发现自1990年以来，世界经历了三次货币环境非常宽松的时期，但最后都带来了严重的泡沫经济（先是日本的房地产泡沫和股市泡沫、后是美国的网络泡沫和房地产泡沫）。自2008年12月以来，世界主要国家的利率都保持在非常低的水平且货币环境非常宽松，但钱就是进入不了实体经济。这次宽松的货币环境包括中国在内是否会制造第三轮泡沫经济？这是我们非常担心的。
3全球大宗商品价格高位震荡
尽管全球经济形势不好，但大宗商品的价格仍然是在高位震荡。比如，2011年中国进口的铁矿石价格平均保持在160—166美元/吨，基本上是历史最高水平。而1990年至2003年全球铁矿石价格长期低迷，只有30美元/吨。国际原油价格也基本上超过了100美元/桶，差不多754美元/吨。我们进口的谷物价格平均也上涨了439%。特别是伊朗核问题造成的中东局势紧张，导致国家油价继续上升。国际原材料价格的居高不下，推高了我国经济的运行成本。在全球经济基本面不好的情况下，大宗商品价格仍然保持在泡沫经济的最高点，反映出我们的货币存在着全球性流动过剩的问题。
4泡沫时期制造和创新长期被忽视
欧美经济的复苏很可能要经历比较长的时间。我们看美国经济会发现，自1980年以来，美国产业结构出现的变化趋势，就是制造业比重持续下降，金融、房地产、建筑业是持续上升的。这一时期美国的资源配置过度向金融、房地产等虚拟经济领域倾斜，美国金融创新（资产证券化）制造了大量的有毒资产，导致泡沫经济越来越大，终于从2007年开始破裂。相反，在实体经济领域，自2000年以来，美国所有技术领域的发明专利都呈现20%的下降。可以看出过去十多年，由泡沫经济导致的资源配置错位，所有发达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对制造业和实体经济的创新。因此，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的调整需要较长时间（估计至少需要5—10年）。
5欧美再工业化是否会制造更多摩擦？
美欧国家已经意思到经济过度虚拟化的弊端，因此，提出要再工业化。尤其是奥巴马2009年提出，要将建立在沙滩上的虚拟经济重新调回到实体经济的岩石上。从2009年以来美国出台了一系列法案、计划和战略，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那么，我们关心的是美欧会用什么方式来实现它的再工业化？它的在工业化的途径是什么？它是通过技术创新创造新的增长点，提升自身的传统竞争优势，降低成本，减少税负，减员增效来推动？还是吸引资金回流，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如果是后者，这种在工业化必然增加贸易冲突和经济摩擦的可能性。还有一个问题是谁来承担全球结构调整的责任和代价？这些问题实际上涉及我们未来十年，或者十二五时期我国外部环境的变化。目前看来，美国希望中国承担调整的责任和代价，比如迫使人民币升值和减少出口！
6新兴经济体是否会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
那么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究竟在那里？世界银行发展预测局全球新兴趋势团队负责人戴拉米认为，全球经济正在经历一场转型，包括经济增长动力（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的差距不断扩大，已经达到4%和5%）、产业格局（发达国家经济虚拟化和新兴工业国家兴起）和对国际货币事务的管理等都在改变。其中，“金砖国家”的国际经济地位日益上升，成为世界权利转移的主要对象。G20取代G7（8）表明全球治理的权利正在向多极化转型。那么，新兴经济体是否成为世界经济未来增长的引擎？目前看来，“金砖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超过50%。但是，这些国家大多是靠增加物质资本投入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或者资源价格的上涨实现的。在世界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况下，他们的经济增长面临的压力将空前增加。那么，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能否成功进行经济转型，将决定其现代化的命运！
中国经济转型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1中国经济转型压力加大
外部环境的改变：世界经济低迷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将导致中国外贸出口受阻，中国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战略受到挑战。国内环境的变化：人民币汇率升值、资源与原材料价格的上涨，能源价格的持续上升，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都使得传统的以低成本扩张战略难以为继。中国付出的资源环境及社会成本过大。2010年中国GDP占世界的95%，一次性能源消耗达325亿吨标准煤，能耗强度是美国的3倍、日本的5倍。电力、钢铁、有色金属等8个行业单位产品平均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高47%。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地方病、职业病等环境公害层出不穷。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上升，使得中国不可能出台像2009年那样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措施。所有这些都使中国经济转型的压力得到强化。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在其新著《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中指出：世界金融危机及紧接着发生的经济衰退向未来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经济率先复苏主要建立在巨额投资和净出口的传统增长模式基础上，随着政府财政投入的降低，以及全球经济因自身低迷很难再为中国经济扩张提供足够强大的外部支持，中国经济增长势头将不可避免地减弱。建议中国加快消费增长和经济发展转型，以抵消由外贸盈余减少带来的经济影响。尼古拉斯·拉迪.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0215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谋求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是应对这些挑战，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
2中国经济转型面临的问题
中国经济转型是从1995年就提出的任务。1995年“九五规划”首次提出要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即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2005年“十一五规划”鉴于从1995年以后经济增长方式尚未实现根本性转变，重新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内涵有所扩展，提出要从“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益”的粗放型扩张，转向节能降耗性集约型增长，着力自主创新，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等具体目标。
2007年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意味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取代，其内涵也从一个转变扩展为三个转变，即“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2010年“十二五规划纲要”强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指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显得刻不容缓，因为外需萎缩后，内需更显不足，产能过剩，增速下滑；中国碳排放迅速增加（2008年为65亿吨，高于美国的58亿吨），保护生态和环境的压力越来越大；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而且不断恶化，必须让多数民众分享发展成果。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必然包括使公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内容，即实现包容性增长。
我国未来发展的前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转型是否成功：即中国能否从贸易大国转变为贸易强国（掌握定价权和规则制定权）；从制造大国转变为消费大国；从生产型经济转变为服务型经济（特别是金融大国）；从世界工厂转变为世界创新策源地；从依赖外资（代工）转变为自主发展。“十二五”时期将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或者说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从1995年就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现在已经十多年过去了，实施效果仍然不明显，那么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存在那些问题？障碍究竟在那里？
（1）劳动力资源陷阱——或者说中国式“荷兰病”。什么是“荷兰病”？“荷兰病”的名称源于下述事实：20世纪60年代，荷兰在其大陆架发现了储量丰富的天然气矿床，开始大量生产和出口，造成荷兰盾的急剧升值，并引发了经济危机。因此，荷兰病是指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在实施初级产品出口战略过程中，初级产品收入在该国出口总收入中占极大份额。这种情况所导致的汇率高估，阻碍出口部门对其他部门（尤其是制造业部门）的联系效应和诱导作用，损害工业部门的竞争力，从而妨碍了经济多样化发展。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挥劳动力丰富和廉价、土地与资源成本低廉的优势，依靠低成本扩展战略，取得巨大的经济与社会效益。然而，30年来，尽管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以低成本扩张的发展方式难以得到根本改变，中国在国际劳动分工中被锁定在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加工贸易比重仍然超过我国出口总额的50%）。这就是所谓的中国式荷兰病。中国经济要持续发展必须放弃低成本扩展战略。
（2）创新能力弱，产业结构升级困难。钱学森疑问：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师级创新人才？有人作过统计，在目前已获得诺贝尔奖的8位华人科学家中，没有一位是新中国培养的大学毕业生。其中丁肇中、李政道、杨振宁等三位都是西南联大毕业的。现在的教学条件不知比当时的条件要好多少，为什么培养不出这样的创新人才？中国的教育制度究竟怎么了？有调查显示，中国的小学生想象力是世界上最差的。记诵硬背的应试教育窒息了学生的想象力。最要命的是我们多年来形成的官本位的科研制度，学校与科研机构的行政化或者说官僚化是建设创新型大国的最大障碍。美国学者耐斯比特指出：“论资排辈与家长制的思维方式是中国从世界工厂转变为一流创新型大国的最大障碍”约翰·柰斯比特.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吉林出版集团与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9：286。没有自由之思想和独立之精神的学校是难以培养出优秀的创新人才的。另外，我们的教育体系重视基础和精英教育，轻视专业技术和职业教育，造成熟练工、技师严重短缺。据统计，目前中国14亿职工中具有中级工职称的技术工人约占35%，高级技工所占比重更少，仅为35%，而发达国家职工中高级技工的比例则高达40%。一线技术力量的比重下降和绝对量不足，不仅导致生产质量和效益的低下，而且严重削弱企业的技术转化能力，这是中国产业升级缓慢的重要原因。
创新能力不足、产业升级困难还与企业产权制度和产业组织形态密切相关。企业是创新的微观主体，企业的创新能力与企业组织形态及产权制度密切相关。贾庆林主席2009年11月在全国工商联会议上提供了一组数据，目前我国技术创新的65%、专利的75%、新产品的80%是由民营企业实现的。什么原因？根本的原因在于体制机制。国企老总的任期为5年，他考虑的问题是如何创造最大经济效益，而科技创新投入有风险，没有短期收益。然而，我国主要资源仍然控制在国有企业手里。根据国家工商总局权威统计，2007年企业实际注册资本中，国有企业资本占481%，国内私人企业资本占28%，港澳台企业资本占73%，外商企业资本占87%。如果这个统计数据是真实的，则可以判断目前我国所有制经济主体仍然是国有制韩康.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探讨.新华文摘，2009（4）：49。这种经济结构导致资源向国有经济严重倾斜。以2007年为例，我国居民储蓄的92%以上进入国有商业银行账户，而民营企业仅能获得国有商业银行贷款总额的1%，民营企业的大量投融资行为只能倚赖高息运作的地下钱庄同上文：50。这种资源配置状况严重影响了我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发挥。国有企业因为体制机制问题而影响了创新能力；而民营企业因为规模过小，创新投入远远不足。研究表明：突破性技术创新一般是由大型企业完成的。
（3）收入分配不均，消费型社会难以形成。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说，2001—2010年，我国投资率从365%升到486%，消费率则从614%降到474%，其中居民消费率从453%降到338%，远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水平，甚至低于“金砖国家”的巴西、印度等国。究其原因主要是收入分配与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缺陷：
首先是收入分配存在问题。我国现有收入分配问题之一在于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偏低。在初次分配中，国家税收增长的速度大大高于GDP和劳动者收入的增长速度，这使得劳动者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不断降低。劳动者报酬占比从1995年的514%下降到2007年的397%，影响居民消费的增长。问题之二在于收入分配不公平导致收入差距明显偏大。城乡之间、行业之间、人群之间、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日益扩大，收入分配不公平等问题比较突出。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差距已经从1985年的186倍扩大到2007年的333倍。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各行业间收入水平最高是最低的18倍，而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二元社会结构以及政府垄断造成中国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吉尼系数分别达到了039和041，由于包含了城乡之间的差距，全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达到047，目前已接近50，超过了04的国际临界点。
其次是社会保障等政府公共支出不足。目前“我国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总体仍然不足。2007年，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三项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只有292%，与人均GDP3000美元以下的国家和人均GDP 3000—6000美元的国家相比，分别低135%和 248%。由于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总体不足，迫使居民用自身的收入来支付快速增长的教育、医疗、社保等支出，不仅挤压了居民的其他消费增长，而且强化居民的谨慎预期，降低了居民消费倾向”我国收入分配现有问题.瞭望新闻周刊，2009（49）。
（4）管理体制改革困难。中国现在的市场化改革走到现在，还只是一个半拉子工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虽然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生产总值中并不占优势，但他仍然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命脉，国有企业在石油、电信、铁道、金融、新闻出版等领域继续处于垄断地位（这种体制是造成邮电通讯、金融保险、新闻出版以及广播电视等服务业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第二，各级政府握有支配土地、资金等重要资源流向的巨大权力（这些领域往往是政府寻租与腐败的高发区）；第三，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法制基础尚未建立，各级政府的官员有着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他们通过直接审批项目、管制价格等手段对企业的微观活动进行频繁的干预。中国现行的经济体制实际上是一种既包括新的市场经济因素，又包括旧的计划经济或称统制经济的半市场和半统制经济体制。它是一种既可以前进到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也可以倒退到统制经济的过渡性体制。吴敬琏.中国模式，还是过渡性体制？.财经，20111017更重要的是在改革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已经成为中国市场化改革的障碍。
3中国经济如何实现转型？
（1）东亚地区经济转型的经验。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验看，一个国家和地区要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需要完成三个转型，即经济转型、社会转型与政治转型，当然包括文化转型，且要相互协调。
就经济转型来说，这些国家和地区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劳动密集型、重化工、高加工度工业、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附加值产业渐次发展的路径。当然这一过程伴随着市场化改革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进程。而且，需求结构演变与产业结构演变相配套，支持了产业结构的演变，发展重化工和高加工度工业时，投资率高。
就社会转型来说，他们的中产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的比例达到70%以上，收入分配结构比较合理、贫富差距较小，吉尼系数较低，一般为2—3左右。从而使得社会消费层次能够不断提高，消费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社会需求结构能够较好地支撑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就政治转型来说，日本和韩国，某种程度上还有中国的台湾地区，都通过不同路径较为成功地实现了民主宪政体制转型，即从威权政治体制转型为民主化政治体制。政治转型成功消除了腐败的根源，保证了社会经济资源配置按照效率指数进行，而不是腐败指数进行，从而维持了社会经济的稳定。
（2）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在于制度变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型，往往伴随着一个艰难的制度建设过程。经济转型需要经济制度、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改革，而且必须统筹兼顾。
①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是资源与要素价格的市场化，环境成本内部化，打破行政垄断。
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政府主导和国有经济为主体的经济体制。这种体制仍然存在政府控制资源过多，国有企业规模过大，市场机制受到抑制的缺陷。国有经济规模的快速扩张，特别是这次金融危机中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直属企业凭借政府的保护成为最大赢家，而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广大民营企业则受到严重冲击，前景堪忧。这种经济体制已经成为民营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的最大障碍。
——市场经济是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的经济，国有经济的过速扩大和垄断的加剧，往往阻碍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因此，要尽快实现国有经济在竞争性领域的退出。即使是自然垄断性行业也要允许民营资本进入并有足够的话语权，才能彻底改造这些国有经济的产权结构和治理结构。只有当民营经济不但充分参与制造业和制成品的市场竞争，而且也充分参与资源性产品和服务业的竞争，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目标才能真正实现。不进行体制改革就难以真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资源与生产要素价格改革应成为深化市场化改革的重点。要打破传统发展方式的体制惯性，削减政府掌握的过于庞大的资源配置权力，比如资源与生产要素价格。行政控制的低价格导致粗放型增长，资源价、能源价过低，就难以限制能耗投入过多。所以，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进一步改革资源与要素价格形成机制。
——政府垄断性行业的改革应成为市场化改革的焦点。当前政府与经济界对竞争性领域应以民营经济为主体已经形成共识，而对自然垄断性行业，特别是资源产品与基础设施是否尽量开放仍持有异议。因此，尽管通过了《物权法》和《反垄断法》，但仍给行政垄断留下很大空间，需要进一步修订和完善相关法律，并通过行政体制改革，打破政府垄断。实践表明凡是政府垄断的行业发展得就缓慢，而越是开放的行业发展得就越充分。
——推进产业合理化：垄断性行业的集中度过高、竞争性行业的集中度过低都会妨碍产业结构的调整与转型升级。虽然市场竞争会导致集中，但中国的地方保护妨碍了企业兼并重组和产业规模的形成。因此，中国产业合理化需要制定产业合理化政策予以推动：一是要推动行业协会的改革和企业自组织程度的提高；二是要在市场准入和政策激励方面设置适度的规模门槛。
②社会改革的重点是推进收入分配改革和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市化进程。
——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因素除了市场竞争外，主要是受到政府收入分配制度与经济发展政策的影响。一般来讲，发达国家主要以向高收入阶层征税来调节收入差距。收入分配改革一方面要在初次分配中逐步提高劳动者报酬的比例，切实提高职工和劳动者的收入，特别是人力资本是收入分配调节的着力点，因为知识阶层是中等收入的主要群体，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是社会转型的重要方面；另一方面在再分配中应提高个税起征点，对高收入实行高税收，并严格税收制度，加强税收监管。同时，考虑征收遗产税等国际上通行的其他税种，以调节财富分配，并鼓励发展慈善事业等。经济增长并不会自动缩小低收入与高收入水平的差距，政府必须在二次分配时注重社会公平，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与转移支付的公共财政政策，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因此，要动用公共资金和转移支付的办法，加快落后地区开发、扩大社保范围和逐步提高其标准，向低收入阶层提供补贴、失业救济和就业培训，以及加快基础教育、医疗卫生、交通通讯等公共建设等途径，达到改善收入分配的目的。
——中国城乡差距过大，归根结底是中国城乡二元制度造成的。“三农”问题说到底是个结构性问题。中国农业产值只占10%多一点，而农业就业人口占40%多，农村人口占55%左右，农村人口是我国低收入人群的主流。城市化进程落后于工业化进程，导致社会中产阶层（目前只占20%—22%）难以形成社会的主流。民主社会的建立与消费型社会的形成，无不依赖于庞大的中产阶级。这种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是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户籍、就业和社会保障等社会体制还没有彻底改革造成的。要解决“三农”问题必须着力解决城市化滞后问题，有必要认真审视造成城乡差距扩大和社会不公平的户籍制度改革问题。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城市化进程，将大量农村人口转入效益高的工业与服务业部门，以促进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促进土地有序流转和农村经济的货币化。同时政府要加快制定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利用公共财政解决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卫生与农业科技开发方面投入不足的问题。
③政治领域的改革重点是推进政府功能转型和民主化进程。
——政府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政府改革命题。但是，从习惯掌握人权、事权和财权的功能转向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功能，对任何政府都是一件十分痛苦的转型过程。如果保持原有政府权力结构不动，然后扩大政府公共服务功能，那么，这样的改革必定是政府延揽的事物越来越多，政府职权越来越大，回到全能政府时代，市场活动空间将日益缩小。合理的改革方向只能是政府权力结构的重新设置，改革的路径就是调整与转换政府权力结构。要进一步压缩政府直接参与市场活动和资源配置的领域，促进政府的主体职能和主要资源向公共服务领域转移。
——政治民主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还存在严重的腐败与官僚主义弊病。2008年中国人均GDP已经超过3000美元，正处在社会转型与政治转型的关键时期，即进入亨廷顿所说的从威权体制向民主体制转型的政治过渡带。这一时期社会公民意识觉醒，将对政府执政能力和民主参与提出更高要求。因此，中国政府必须适应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要求，对公民合理的民主诉求进行积极回应，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可以说，今后政治体制改革将决定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成败。当然，中国的政治转型与民主法制建设并没有走西方所期望的道路，而是通过履行信息公开、政府问责制，向民众解释和说明来履行公共责任。中国未来的政治民主化改革也不可能全盘引进西方民主化模式，而应该按自己的历史传统，采取立足民生和民主，务实渐进的方式，围绕环境污染、土地征用、房屋撤迁、吏治腐败和行政效率等具体议题，通过政府与民众之间的频繁互动、磨合，逐步实现制度进步和政治民主化，建立起立法、司法与行政之间合理的制衡协调机制。
——转变政府执政方式。市场经济要求政府转变以行政命令为主要手段的执政方式，市场经济需要的是法治政府，即执政党和政府的施政方针、决策和执行主要通过法律程序来实现。我们在考察中国和先进发达国家在执政方式上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先进国家的施政主要依靠法律的制定和完善，保证了政策的稳定性和严肃性，以及可操作性。而中国有很好的治国和执政理念，但主要通过党和政府的文件和行政系统贯彻落实。由于没有法律的严肃性和可操作性，执行的弹性太大，或者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而很难落实，严重影响了执政党方针政策的执行力。比如，我们经常发现这样的事，一个很好的发展理念，经过争论形成一致意见，终于写进政府文件。但写进文件似乎就万事大吉了，跟实践好像没什么关系。我们制定的许多文件，什么好词都堆进去，一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科学发展、又是以人为本，既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又是环境友好型社会等。但到底如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如何建设“两型社会”？既没有形成法律，也没有制定标准，在施政中往往难以执行，更谈不上付诸行动！
（责任编辑：张晓薇）
作者：全毅
摘要 文章基于环境污染的健康效应的视角，通过考察环境污染对居民健康的负面影响，进而经由健康水平影响有效劳动、经济产出及福利水平的作用机制，在一个扩展的Ramsey模型中探讨了环境污染、健康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运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对模型的稳态特征做了比较静态分析和政策影响分析。研究表明：①代表性个人的“时间偏好率”直接影响着经济的动态行为与长期特征;②当考虑污染的健康效应时，环境政策与均衡产出和福利水平分别呈不完全相同的倒“U”型关系。具体来看，在“时间偏好率”非常大(即，主要关注当前财富价值，较少关注未来财富价值)的经济体中，增加环境治理投资可能会挤占物资资本积累，然而健康状态不被重视，这是因为此时健康人力资本水平主要由消费水平而不是健康支出决定;而在“时间偏好率”非常小的经济体中，增加环境投资和健康投资都不会挤占物质资本积累，此时健康人力资本水平主要由健康支出而不是消费水平决定。再者，基于环境投资目的的“环境税”会对与健康人力资本相关的参数变化产生反应，会显著影响“最优环境税”和每一环境税所对应的均衡产出与福利水平。文章的经济学含义以及政策启示在于：政府在制定环境政策时，面对着“环境污染→社会成员健康水平→人力资本的有效劳动→经济产出”“环境投资(环境税)→物质资本投资→经济产出”的双重影响关系，亦即，面临“经济产出”与“社会福利”的权衡，最终的权衡决策取决于决策者所代表主体的“时间偏好率”。
关键词 环境污染;环境税;时间偏好率;健康人力资本;经济绩效
在环境质量与收入关系的研究中，即EKC 假说：随着收入增加，环境质量先下降，经过拐点后环境质量逐步得到改善。簡单地讲，环境污染是由经济增长引起的，也随经济增长逐步得到改善。尽管有许多文献研究了EKC形状的背后传导机理，但是这种关系仍然只是简单地从人均产出到污染的单向关系，并没有考虑到环境污染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事实上，环境污染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更为重要，那么，环境污染是如何影响经济活动的，或者是通过何种渠道影响经济活动?
本文认为环境污染的主要后果是恶化了居民健康水平，选择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追求更高的收入，这样的收入增加虽然可使劳动力获得更高的营养，但这可能并不足以弥补环境污染对劳动力健康造成的损害。这是因为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对自身健康水平的偏好表现得越来越突出，把健康作为重要的福利要素纳入自身的福利评价函数中的做法将会愈发普遍。阿玛蒂亚·森在论述福利、自由与可行能力的关系时，强调收入与可行能力的区别与联系，认为与一个身体健康的相比，一个残疾人尽管可能拥有更高的收入水平，但是仍然拥有较少的机会追求自由，即他拥有的福利状态低下。刘国恩[1]认为经济繁荣与国民健康是人类发展的核心，健康既是人类发展的根本目的，又是人类生产不可或缺的人力资本，而且是决定劳动生产力的关键因素，从而对国民收入的增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在研究环境质量与收入关系问题中，健康因素必须予以考虑。本文认为，健康是一个重要的干预变量或中介变量，剥离或忽略环境污染对健康的影响是非常不妥的。
本文研究的目的是探索环境污染如何通过健康渠道影响经济活动。这项研究建立在一个扩展的Ramsey模型中，通过考察污染存量对健康状况与健康人力资本对有效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环境污染通过健康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并讨论代表不同经济体的时间偏好率如何影响经济的稳态特征，以及代表技术与政策的参数变化如何影响经济均衡产出和福利水平。
1 文献综述
与传统的EKC关系中的因果方向不同，本文关注的因果方向是环境质量(环境税)对人均收入的影响，为了更好理解既有文献对环境退化(或环境税)和经济增长因果关系的研究，最好的方法是解释这种因果方向发生的渠道。为此，我们按因果方向分别给以简要综述。
1.1 环境质量与产出水平
在环境经济学研究的文献中，关于环境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着不同的结论。部分作者认为环境规制会降低经济增长，另外一部分学者则解释说，更好的环境质量与更高的增长水平是相容的。与我们的分析密切相关的是van Ewijk & van Wijnbergen[2]，Grimaud A & Tournemaine F[3]，Aloi M & Tournemaine F[4]的论文。 他们在卢卡斯(Lucas)或罗默(Romer)研究的基础上扩展了具有污染外部性的增长模型，研究发现环境政策可以产生积极的增长效应。然而，环境政策发生作用的机制与本论文不同。van Ewijk & van Wijnbergen[2]的研究认为，污染对教育的生产产生负面影响，一个更清洁的环境允许个人积累更多的人力资本，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Grimaud A & Tournemaine F[3]综合了上述两种观点，并在Oueslati基础上扩展增长模型，他们认为环境政策可以通过教育渠道促进增长，更严格的环境政策导致企业生产的商品价格上升，与此同时，获得教育的相对价格则会变得更低。因此，更严格的环境税会迫使个人选择积累更多的人力资本，进而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与本研究相似，Aloi M & Tournemaine F[4]在引入健康生产部门，同时把健康偏好纳入个人效用函数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基于研发的内生增长模型。研究表明：当环境政策通过健康渠道发生作用时，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权衡”实际上可能不存在;更严格的环境政策的增长效应和最优环境税的水平都与健康对效用的相对贡献呈正相关，由此得出更好的环境质量会促进经济增长。
1.2 环境质量与健康状况
在健康科学和流行病学研究的文献中，环境质量对健康影响的作用机制已被阐述得相当清楚，但是近年来一些经济学者也开始关注这一问题(Zivin & Neidell[5])。众所周知，健康的劳动力对于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经济发展也依赖于良好的生态环境(清洁的空气，干净的水，无污染的土壤等)。Pearce & Warford[6]认为，环境退化的直接和最重要的后果是通过不同形式的疾病损害人类健康。国外许多学者评估了空气质量与人口健康的关系。一方面，有的学者指出空气污染可能会增加死亡率(如Currie & Neidell[7]);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评估了污染和特定疾病之间的联系，如心肺疾病和哮喘。国内学者对环境污染与健康的关系也做了相关研究。在环境污染与健康需求关系研究中，苗艳青和陈文晶[8]运用Grossman[9]的健康需求模型调查了两种空气污染物(PM10和SO2)对居民健康需求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两种空气污染物对居民健康需求具有显著的不利影响。在空气污染与发病率的关系研究中，苗燕青[10]运用健康生产函数方法研究了临汾市空气污染与呼吸系统发病率的关系，实证显示，空气污染对呼吸系统疾病发病率具有显著的影响。
1.3 健康状况与产出水平
在健康经济学研究的文献中，收入水平和健康状况之间的关系也已经被大量研究。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健康是产出的“副产品”，赞同这种观点的代表性学者Fogel认为，食物消费和营养水平的增加提高了健康水平，进而大大提高劳动生产力，是经济长期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另一种观点认为健康的获得依赖于健康投资，主要包括医疗保健和治愈性支出，休闲和锻炼等。持有此观点的代表性学者Grossman[9]认为，健康需求是一种投资活动。王弟海等[11]则进一步证明了健康投资可能会对物质资本积累产生挤出效应，因此过多的健康投资可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影响。van Zon & Muysken[12]将健康是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的主张引入卢卡斯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强调健康的获得需要进行若干权衡，并认为对健康或人口老龄化的偏好可能导致增长放缓。总之，现有文献已经确定了健康影响产出水平的若干机制或若干渠道。第一，健康的人更具有生产力，可以作为增加有效劳动力供给。第二，健康也可以通过其对教育的影响来改善经济结果，更健康的学生也有更多的出勤率和更高的认知功能，因此获得更好的教育为给定的教育水平[13]。第三，提高健康水平可以降低死亡率和提高预期寿命，可能会促进经济增长也可能会抑制增长。
综上所述，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做出如下扩展：第一，考虑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负反馈效应，假定环境污染通过健康因素影响经济增长。第二，与福格尔(Fogel)不同，我们假设健康人力资本由当期健康增量和健康衰减后的存量决定，当期的健康增量内生取决于健康投资水平(包括预防性支出和治愈性支出)[11，14]，而健康衰减受污染的負面影响[15]。第三，与Grossman[9]和Cropper[15]不同的是，个人投资于健康的主要动机不是影响生病时间，而是在时钟时间相同的情况下， 影响个人的劳动效率，即健康人力资本水平越高的工人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能力，在相同时钟时间内将供给更多的有效劳动单位。
2 基本假设和理论模型
2.1 模型与基本假设
(1)消费者。一个具有健康身体的人总是比不健康的人的幸福指数更高，假设健康能给个人带来效用，为简单起见，本文考虑一个具有无限生命的代表性个人的封闭经济体，个人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个人瞬时效用函数u(·)，主观时间偏好率(或主观贴现率)为ρ，且ρ∈(0，1)。由于没有区分个人效用的差异性，故代表性个人所获得效用函数就是社会规划者所面临的社会福利函数，人口由具有无限生命的代表性个体构成，时间t是从零到无穷连续的，t∈[0，+∞]。为了简化模型，将个人在t时刻的瞬时效用函数，即代表性个人偏好设定为：
在t时刻，健康人力资本存量等于上一期折旧后留下的与本期新增加的总和。遵循GyimahBrempong & Wilson[16]的研究，我们假设健康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取决于健康支出(包括预防性支出和治愈性支出)的资源数量以及这种支出转化为健康人力资本的效率。我们进一步假设健康支出消耗了部分总产出，是产出的一部分。于是△ht=βmσt，其中m为t时刻的人均健康支出， 0<σ<1为健康支出的产出弹性，β>0是健康支出的生产率参数，衡量健康支出转化为健康人力资本的效率。健康支出的最初目的是通过阻止或延缓不可抗力的因素对健康人力资本衰减的影响，维持或改善个人劳动效率。这种健康支出是不可避免的，否则个人参与生产过程中会受到健康人力资本存量的不断衰减。在没有健康支出的情况下，个人健康人力资本以固定速率减少，这意味着劳动者的劳动效率不断损失。由此，健康人力资本存量的动态积累方程遵循如下形式：
ht·=βmσt-δtht(3)
其中，δt为健康人力资本的折旧率。
本文认为环境污染并不直接影响产出，而是间接通过影响工人的劳动效率进而影响产出水平的。环境污染的主要后果是损害个人健康水平，这意味着会加剧工人劳动效率的损失，结果使得原有的健康支出不足以维持既有健康水平，因此需要增加健康支出以阻止污染对健康水平的不利影响[5，10]。换言之，增加健康支出是为了维持劳动者既有健康水平以不至于降低个人劳动效率，而环境污染则是加速健康人力资本衰减，降低健康人力资本存量，使个人劳动效率下降。由此，污染存量进入健康人力资本衰减率方程为：
δt=δ0pφt(4)
其中，δ0是指基准折旧率，即没有环境污染时的自然衰减率;pφt 衡量污染存量对健康人力资本贬值的调整幅度，φ(φ≥0) 表示污染存量对健康人力资本的折旧程度指数，亦即污染的健康效应系数：φ值越大，意味着污染存量的小幅增加会造成健康的更大损害;同时，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健康人力资本存量越小，有效劳动单位的投入下降，产出下降，福利水平下降。尤其地，当φ=0时，污染存量对个人健康无影响，此时健康人力资本折旧率等于基准折旧率。为了反映上述特征，健康人力资本的动态积累方程可以写成：
ht·=βmσt-δ0pφtht(3′)
上式也表明尽管个人健康支出水平一样，但是由于所处的环境不一样，人均健康水平也不一样。换句话说，对于污染程度不同的环境，需要不同的健康支出水平，才能维持相同的健康水平。比如，生存在污染区域的个人需要比生存在清洁区域的个人消费更多的医疗资源，进一步地，当收入相同时，生存在污染地区的个人消费水平越低，该地区发展水平也将越低。
(2)生产者。健康人力资本影响经济产出的作用机制是工人健康水平通过影响有效劳动供给，进而影响要素投入。假设产品市场完全竞争，宏观生产函数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的生产技术：
Yt=KαtL1-αt，0<α<1(5)
其中，Yt表示t时刻经济总产出，Kt表示t时刻生产性物质资本总投入量，Lt表示考虑工人平均健康水平时的实际有效劳动单位总投入量。尽管生产函数结构为新古典形式，但是与新古典生产函数关于劳动力的基本假设——一个工人在每一时点供给一单位劳动服务数量——不完全相同。本文认为新古典宏观生产函数关于劳动力的基本假设忽略了劳动者的健康状况，并将劳动者的健康水平h设定不变且等于1，这样就有效规避了劳动者的健康问题，从而将每一个劳动者抽象化为每一单位劳动。然而，一旦考虑劳动者的健康水平h(h≠1)，则一个劳动者在每一时点不再是供给一单位劳动。
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扩展新古典宏观生产函数关于劳动者的基本假设，一个健康水平为h的劳动者在每一时钟时间能提供g(h)单位的有效劳动服务量。假设经济中总就业人口数量为N，则经济中的有效劳动服务总投入量为：
L=g(h)N(6)
其中，g(h)为效率劳动函数，不失一般性，我们遵循Fanti & Gori[18]的做法，假设g′(h)>0，g″(h)≤0，这表示随着健康人力资本增加，个人提供的有效劳动服务数量增加，但是健康人力资本的边际生产力会递减。令效率劳动函数g(h)=hθ，0≤θ≤1，θ衡量健康人力资本对工人劳动效率的影响：θ值越大，表示健康人力资本对个人劳动效率的影响越大，即健康人力资本的增加引致更高的工人劳动效率，工人在单位时钟时间内提供的有效劳动服务量越多;反之，则反。尤其地，当θ=0，意味着健康人力资本对个人劳动效率没有影响，劳动服务数量在数值上等于劳动力人口，此时的生产函数与新古典形式的生产函数(h=1)所表达的含义是一样的。特别地，当健康人力资本为0时，工人的劳动效率为零，不提供任何劳动服务，生产停止，这就是说，健康人力资本对于生产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不失一般性，我们假设经济总就业人口N是固定的，并把它标准化为1。则每工人形式的生产函数为：
yt=kαt(hθt)1-α，0<α<1，0≤θ≤1(5′)
假设企业生产中使用的生产性物质资本Kt是污染排放Et的来源，随实物资本使用的增加而增加。污染物排放函数：Et=zKγt，γ表示资本的污染产出弹性;z(0
对污染物的基准吸收水平的贡献为ηt=η0Dt，η0表示污染治理的效率，表示污染治理投资对减排活动的弹性。污染存量随企业污染排放增加而增加，同时随减排活动增加而减少。因此，污染存量的动态积累方程为：
Pt·=Et-ηtPt(7)
由上述假设条件，人均形式的污染存量的动态积累方程可写为：
pt·=zkγt-η0dtpt(7′)
(3)政府。假设污染治理为公共活动，且政府为污染治理的代理人。政府向企业排放的每单位污染物征收τ比例的环境税用于改善环境，为了实现公共预算平衡，将环境税收入全部用于减排支出，即：
Dt=τEt
2.2 经济的动态行为
在竞争市场中，市场出清的条件为：
yt=ct+mt+dt+kt·+δkt(8)
其中，δ表示生产性物资资本折旧率，上式表明代表性个人的净产出(yt-δkt)除了用于个人消费(ct)、健康支出(mt)和污染治理支出(dt)之外，其余的都用于物资资本投资(kt·)。
基于以上假设，代表性消费者的优化行为表现为，在给定初始生产性物资资本存量k(0)=k0、初始健康人力资本存量h(0)=h0和初始污染存量p(0)=p0以及预算约束(3′)、(5′)、(7′)和(8)的情况下，个人通过选择消费水平和健康人力资本最大化其一生的效用水平(1′)。为了求解动态最优化问题，可以利用庞德里亚金极大值方法处理，为此构建汉密尔顿现值函数：
H=lnc+εlnh+λ1(βmσ-δ0pφh)+λ2(zkγ-η0dφp)+λ3(kαhθ(1-α)-c-m-d-δk)经整理，容易得出动态最优化的一阶条件。
为了确保动态最优化问题有解，即经济的路径不发散，还须要满足以下横截面条件：
limt→∞λ1h(t)eρt=0，limt→∞λ2P(t)e-ρt=0，limt→∞λ3k(t)e-ρt=0(9)
其经济学含义是，个人的最优选择应该是使得个人在其生命结束时刻留下的健康人力资本、污染存量以及生产性物资资本贴现到0 时刻的价值都等于零，否则，不是个人的最优行为。
综上所述，可以得到整个经济系统的动态行为方程：
以上方程分别决定了健康人力资本(h)、污染存量(p)、生产性物资资本(k)、以及健康人力资本的影子价格(λ1)、污染存量的影子价格(λ2)和生产性物资资本的影子价格(λ3)的动态积累路径。根据整个经济系统的动态方程组(10)(11)(12)(13)(14)和(15)横截面条件(9)以及初始条件(h0，p0，k0)，我们可以决定健康人力资本(h)、污染存量(p)、生产性物资资本(k)、健康人力资本的影子价格(λ1)、污染存量的影子价格(λ2)和生产性物资资本的影子价格(λ3)的动态最优均衡路径。
3 经济的动态均衡与长期特征
当经济的动态行为达到均衡状态时，健康人力资本(h)、净污染存量(p)、生产性物资资本(k)、健康人力资本的影子价格(λ1)、污染存量的影子价格(λ2)和生产性物资资本的影子价格(λ3)都必须为常数， 即当h·=p·=k·=λ1·=λ2·=λ3·=0时，整个经济系统达到均衡状态。用(h*，p*，K*，λ*1，λ*2，λ*3)表示动态均衡状态值，其由下列方程决定：
在以上关于效用函数、产品生产函数和健康生产函数的假设下，由均衡方程组所决定的动态均衡解的存在性是显然的，且保证了动态均衡解的唯一性和稳定性。根据王弟海等[11，17]的研究认为，在规模报酬不变的生产函数和可分离的效用函数假设下，动态均衡解的唯一性和稳定性由健康生产函数决定。进一步地，若健康生产函数是一种新古典形式的齐次生产函数，则在所有函数设定都满足假设的条件下，经济中存在唯一的鞍点稳定均衡解。由于本文设定的效用函数、产品生产函数和健康生产函数正是基于上述一系列假设，即在假设条件(效用函数及其性质、产品生产函数及其性质和健康生产函数及其性质)下，经济中存在唯一的稳定均衡点(h*，p*，k*，c*，m*，d*，λ*1，λ*2，λ*3，y*，u*)。因此，从理论上，由动态均衡方程组可以解出唯一稳定均衡值，并由相关均衡变量代入相关方程得出其他变量的稳定均衡值。然而，现实并非如此，由于动态均衡变量之间存在复杂的非线性关系，直接解出变量的稳定均衡值是非常困难的。由此，我们借助Matlab软件通过參数基准值设置与数值模拟的方法解出模型的唯一稳定均衡解，并讨论经济的长期特征。
3.1 参数基准值
参考王弟海等[11，17-18]，取参数β= 0.1，σ= 0.9，δ=0.1，δ0=0.02;参考Pautrel X等[19-20]，取参数φ= 0.18，=0.15，θ=0.5;α=0.35;参考Lich HK[21]，取参数ρ=0.06，
η0=0.25;参考骆永民[22]，取参数ε=1.2，同时，为了使模型尽可能完美，选取z=0.05、γ=1和τ=0.25。所有基准参数取值见表1。
3.2 经济系统鞍点稳定性与经济长期特征分析
对于任何一个给定初始值的经济体，主观时间偏好率的选择决定了该经济的长期特征。如图1所示，当主观时间偏好率的取值范围为0<ρ<0.75时，经济的所有均衡变量值随着主观时间偏好率的下降而增加，包括人均健康人力资本、人均净污染存量等，同时对于每个主观时间偏好率的经济的动态均衡点是一维鞍点稳定的，而且都收敛到相同的平衡增长路径上(见表2)。进一步地，当个人主观时间偏好率在0<ρ<0.03时，随着个人主观时间偏好率ρ下降，均衡时个人消费水平也下降，然而个人健康支出上升，减排支出上升，从而健康人力资本上升，人均产出和效用水平也上升，这说明当个人主观时间偏好率非常小时，个人健康人力资本的大小取决于个人健康支出而不是消费水平;另外，此时健康支出增加不会对物资资本积累产生挤出效应。
当个人主观时间偏好率相同且在0.75<ρ<1范围取值时，均衡时经济变量随着主观时间偏好率的变动呈现出周期性变化，即使两个主观时间偏好率相同的经济，由于它们的初始状态存在差别(尽管非常相似)，经济可能会收敛到相同的平衡增长路径上，也可能会产生剧烈波动并分别沿各自的路径发展，最后会位于不同的均衡增长路径上(见表3)。具体地，对于初始状态较低的经济体，在每一个主观时间偏好(1>ρ>0.75)的选择下，经济都收敛到相同的平衡增长路径上，与之对应的均衡状态下的经济变量都非常小，这种状态下的经济可能处于“贫困陷阱”的发展阶段;初始状态较高的经济体则会随主观时间偏好率的变动而发生周期性波动，对于每一个主观时间偏好率的经济会收敛到不同的平衡增长路径上，而且与之对应的均衡状态下的经济变量都较大，即经济会收敛到不同的较高水平的平衡增长路径上，均衡时会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上述结论有助于解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差距和人均健康水平(健康人力资本)的差距。
综上所述，对于两个初始状态相差较大或非常相似的经济体，它们是遵循各自的均衡增长路径还是收敛到同一均衡增长路径，取决于经济体的时间偏好率。具体为：一是，当经济的主观时间偏好率为0<ρ<0.1时，环境投资不会挤出物质资本积累，进一步地，0<ρ<0.03时，健康投资也不会产生挤出效应，个人健康人力资本是持续产出的动力而不是产出的“副产品”，这与刘国恩等[23]的研究结论一致，意味着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与法规时，要确保其稳定性(切忌朝令夕改)，进而引导各经济主体对未来形成稳定的预期，使得该经济体的主观时间偏好下降;二是，当经济的主观时间偏好率为0.75<ρ<1时，所有变量随之变化发生周期性波动，健康人力资本水平的维持主要取决于人均消费水平，而不是人均健康支出，这种情况下，个人健康人力资本水平可以看作是产出的“副产品”;三是，长期来看，与主观时间偏好率为0<ρ<0.1的经济体相 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主观时间偏好率为0.75<ρ<1的经济体在均衡时的均衡变量值呈稳定的周期性波动。
4 长期均衡的比较静态分析和环境政策选择
比较静态分析和环境政策选择主要通过讨论在相同参数条件下环境税变化分别对经济均衡产出和社会福利水平的影响，以及在不同参数条件下，同一环境税对经济均衡产出和社会福利水平的影响及其最优环境税的选择。
对于任意给定的φ，从对均衡产出的影响角度看，环境税与均衡产出之间关系呈倒U型。当环境税小于最优环境税(0<τ<τ*)时，提高环境税，均衡时人均产出增加;当τ*<τ<1时，均衡产出水平随着环境税的提高而下降。其背后的经济学逻辑是，当现行环境税小于最优环境税时，随着现行环境税的提高，污染下降，进而健康人力资本增加，其健康增加效应大于资本漏出效应，总体来看征收环境税利大于弊，从而促进经济产出增长;而当现行环境税大于最优环境税时，随着现行环境税的提高，其对健康增加的效应低于资本漏出效应，此时继续征收环境税对经济的损害非常大，均衡时的经济产出也会下降。如果进一步考虑污染对健康的有害影响(即，此时放开φ不变的假设)，则倒U型曲线随着φ增大不断向右上方平移，最优环境税和与之对应的最优均衡产出不断提高。当考虑变化的污染健康效应时，意味着经济将面临更为严重的环境问题，适当提高环境税一方面可以避免污染对健康的损害，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简言之，隨着φ增大，在环境税提高到最优水平之前，环境税将有更大的提升空间而不至于使均衡产出水平下降。如图2所示，当φ=0.1时，最优环境税τ*=0.02，当0<τ<0.02，均衡产出水平随着环境税提高而上升，当0.02<τ<1，均衡产出随着环境税提高而下降;当φ=0.25时，最优环境税τ*=0.04，当0<τ<0.04，均衡产出随着环境税提高而上升，当0.04<τ<1，均衡产出随着环境税提高而下降。
如图3所示，对于任意给定的φ，从对社会福利的影响角度看，环境税与社会福利水平之间关系也呈倒U型。当环境税小于最优环境税(0<τ<τ*)时，社会福利水平
随着环境税的提高而上升;当τ*>τ>1时，社会福利水平随着环境税的提高而下降。其背后的经济学逻辑与环境税对均衡产出的影响一致，健康人力资本，即健康状况对福利水平的影响很大，φ变大意味着环境污染对健康的损害增强，对均衡产出的影响还需要考虑挤出效应，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这会大大降低社会福利水平。同样地，对应于不同的污染健康效应，社会福利水平的最高点对应于不同的最优环境税，不同的是，倒U型曲线随着φ增大而不断向右下方移动，最优环境税不断增加，均衡时的最优福利水平却不断下降。这意味着，与均衡产出相比，污染的健康效应对对社会福利水平更敏感。具体地，当φ=0时，社会福利水平达到最高点时对应于最优环境税τ*=0.1，换言之，当0<τ<0.1时，社会福利水平随着环境税增加而上升;当0.1<τ<1时，社会福利水平随着环境税增加而下降。当φ=0.25时，社会福利水平达到最高点时对应于最优环境税τ*=0.4，当0<τ<0.4时，社会福利水平随着环境税增加而上升;当0.4<τ<1时，社会福利水平随着环境税增加而下降。
上述分析表明，对于任意给定的φ，环境税与均衡产出和社会福利水平之间关系呈倒U型，但是与之对应的各变量的最优均衡值不同。当我们进一步考虑变化的值φ时，随着污染对健康的影响越敏感或越重要(即φ越大)，环境税对均衡产出和社会福利的影响也不完全相同。前者使得倒U型曲线不断向右上方移动，且随着污染的健康效应越重要，最优环境税越大，同时均衡产出也越高。后者使得倒U型曲线不断向右下方移动，且随着污染的健康效应越重要，最优环境税越大，与之对应的最优社会福利水平却越低;在相同环境税情况下，φ越大，均衡时社会福利水平越低。
如图4所示，对于任意给定的β，环境税与均衡产出和社会福利之间的关系分别呈倒U型，但是与之对应的各变量的最优均衡值有所差异。当我们放松β的假设后，随着健康支出的转化效率增加(即，β越大)，倒U型曲线都向右上方移动，因此均衡产出和社会福利水平也增加。从环境税对均衡产出水平的角度看，不论健康支出转化效率如何变化，最优环境税保持不变，即τ*=0.03，然而随着β增大，均衡产出曲线向上平移，即与不同环境税对应的均衡产出增加。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健康支出的转化效率不影响最优环境税，但是增加了与环境税对应的均衡产出水平，这意味着提高健康支出的转化效率仅会增加与之对应的均衡产出水平。从环境税对社会福利水平的角度看，随着健康支出转化效率的提升，倒U型曲线不断向右延伸，最优环境税也不断提高，同时均衡时社会福利水平不断上升，即从对社会福利影响角度来看，与较低健康支出转化效率相比，较高健康支出的转化效率会增加环境税的提升空间而不至于降低均衡时的社会福利水平。显然，提高健康支出的产出效率会增加健康人力资本，从而提高经济产生(通过生产函数)和社会福利水平(通过社会福利函数)。上述分析具有深刻的政策含义，我们可以提出旨在提高健康支出的转化效率的相关政策，因为提高健康支出的转化效率不仅会提高最优环境税，而且会增进社会福利和均衡产出。
如圖5所示，对于任意给定的θ，环境税与社会福利和均衡产出之间的关系也分别呈倒U型，随着健康水平对有效劳动单位的影响变大(θ越大)，倒U型曲线向下移动，因此均衡产出和社会福利水平都下降。这是因为，θ越大，意味着健康状况对有效劳动供给影响越大。如果经济体的健康状况不好，则说明污染严重或健康投资不足，因 此需要更多的资源流向改善健康领域，可能会使得环境投
资或健康投资挤出资本积累，进而影响均衡产出和福利水平。具体地，从环境税对均衡产出影响的角度看，不论健康水平对有效劳动单位的影响如何变化，最优环境税保持不变，与β变化时不变的最优环境税一样，τ*=0.03，然而随着θ增大，均衡产出曲线向下平移，即与不同环境税对应的均衡产出增加，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健康水平对有效劳动单位的影响对最优环境税无影响，但是减少了与环境税对应的均衡产出水平。从环境税对社会福利的影响角度看，随着健康水平对有效劳动单位影响的逐步提升，倒U型曲线不断向右延伸，最优环境税不断提高，但是均衡时的社会福利水平不断下降，换言之，与较低的θ相比，较高θ不仅会增加环境税的提升空间而且会降低均衡时的社会福利水平。
本文认为新古典宏观生产函数关于劳动力的基本假设存在缺陷——忽略了劳动者的健康状况，将劳动者的健康水平设定不变且等于1，则有效规避了劳动者的健康问题，从而将每一个劳动力抽象化为每一单位劳动，健康状况越好意味着h越接近于1，θ就显得不重要了。现实情况是，健康状况主要由环境污染与保健支出决定，要想维持一定的健康水平就必须增加环境投资和(或)健康投资，那么决策者将面临维持健康状况所需的资源与生产性资源的取舍，更重要的是，这个假设也揭示了健康通过有效劳动供给对经济绩效产生影响的微观机制。
5 结 论
在本文中，我们重点关注环境污染对健康的负面影响与健康水平影响有效劳动进而影响经济产出和社会福利的作用机制，假设污染排放是生产性物质资本的副产品，健康水平由私人健康支出决定，同时受污染存量的负影响，在扩展的Ramsey模型中探讨了环境污染、健康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并分析了环境政策如何通过健康渠道影响经济绩效。主要结论如下：
(1)对于任何初始状态的经济，主观时间偏好率决定该经济的长期特征;不同初始状态的经济能否趋同到相同平衡增长路径上，取决于经济的主观时间偏好率。这一结论也表明该经济系统具有非常好的稳定性，但是不会产生长期内生增长机制，这一结论同王弟海[17]等人的研究结论相同。此外，文章的数值模拟结果表明，当经济的主观时间偏好率小于0.03时，健康人力资本是产出的动力而不是“副产品”，而且环境投资不会挤出物质资本积累。
(2)当考虑污染减排是公共活动，那么基于环境投资目的的环境税与均衡产出和福利水平分别呈不完全相同的倒U型关系。具体来看，①均衡产出的倒U型曲线随着φ增大不断向右上方移动，最优环境税不变，但是与之对应的均衡产出不断提高;②福利水平的倒U型曲线随着φ增大不断向右下方移动，最优环境税不断增加，但是与之对应的福利水平不断下降;③均衡产出的倒U型曲线随着β(或θ)增大不断向上平移(或向下平移)，最优环境税保持不变，与之对应的均衡产出发生相应变动;④福利水平的倒U型曲线随着β(或θ)增大不断向右上方移动(或右下方移动)，最优环境税和与之对应的福利水平不断提高(或最优环境税不断增加，与之对应的福利水平却不断下降)。这一结论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在考虑污染对健康的影响和健康对有效劳动的影响的情况下，环境政策的决策将面临经济产出与社会福利的权衡，因此可以为政府制定适宜的环境政策提供选择。
当然，文章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本文设定健康人力资本仅由健康投资决定而不是由食品消费和营养水平决定，这种设定可能不完全反映健康人力资本的内涵。因为，数值模拟分析表明，当经济的主观时间偏好率在0<ρ<0.1时，健康人力资本主要由健康投资决定，当0.1<ρ<0.75时，健康人力资本由健康投资和消费水平共同决定，而当0.75<ρ<1时，健康人力资本主要由消费水平决定。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决定居民健康水平的主要因素不同。在发展中国家中，居民健康水平主要由消费水平决定，健康人力资本是产出的副产品，而在发达国家中，居民健康水平主要由健康投资决定，健康人力资本是持续产出的动力。其次，在对环境污染的健康效应模型化时，本文仅考察了污染对健康折旧率的影响，没有继续考察污染对健康生产函数的影响，或者污染既影响健康折旧率又影响健康生产函数。在现实经济中，污染对健康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第三，与本文内生化健康投资的假设不同，健康投资也可以看作是公共产品，将其外生取决于收入税或消费税，这种做法不仅可以简化模型，而且可以进一步探讨税收的增长效应，等等。以上不足将是我们未来进一步的研究内容。
(编辑：王爱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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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environmental tax; the rate of time preference; health human capital; economic performance
作者：徐双明 钟茂初
摘 要：对于建立环境税的必要性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得到有效的证实，我国也将其作为环境保护政策改革的一个重要措施，如何发挥环境税的功能作用，在环境税实施中如何找到经济与环境的利益平衡点就是其中的关键，也是本文要论述阐释的核心。本文通对环境税定义功能解读，分析了环境税的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最后探讨了我国环境税制度实施中的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的平衡问题。
关键词：环境税制度 经济利益 环境利益 利益平衡
环境税是指一类与生态环境保护密切相关的税收，其设立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环境，调节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压力，调控不利于生态环境的行为。环境税兴起于20世纪末的国际税收界，也被国外一些国家和学者称之为生态税和绿色税。1979年我国建立的排污费制度已经远远适应不了当今我国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效益发展的要求，在我国建立环境税，施行排污费改税的呼声日益高涨，2010年7月，环境税征收方案初稿已经出炉，2013年开征的时间表也已经初步确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将“推动环境保护费改税”作为我国税收体制改革中完善税收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将于2018年1月1日起施行，这些都充分说明我国关于排污费改税以及环境税制度的完善已经势在必行。
1 环境税的内涵与功能
1.1 环境税的定义
环境税的理论起源一般在国际上通说认为最先是由英国经济学家阿瑟·庇古在其1920年出版的著作《福利经济学》中，最先开始系统研究环境与税收的理论问题。按照庇古的观点，导致市场资源失效的原因是经济主体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不相一致，从而私人的最优导致社会的非最优。这两种成本之间存在的差异可能非常大，靠市场本身是无法解决的，只能由政府通过征税或者补贴来矫正经济当事人的私人成本 。这种纠正外部性的方法被后人称之为“庇古税”方案。我们可以把环境税的概念分为狭义和广义，狭义上来说“环境税是指一类与生态环境保护密切相关的税收，环境保护是其主要政策目标，其调控的是各种不利于生态环境的行为”。而从广义上讲，我们可以采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环境税的定义：“政府征收的具有强制性、无偿性、针对特别的与环境相关税基的任何税收”。而在一般情况下，环境税的定义都指广义上的环境税，只有在提及相对其他税收的一个独立的税收种类时，才会定义为狭义上的环境税。而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将环境税的内涵界定为：“国家为实现特定环境保护目标，采用以税收手段调控经济行为主体的各种税收总称。”而从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环境税的调控范围并不是恒定的，随着环保工作以及经济发展的需要，其范围也会随之发生改变。
1.2 环境税的功能
（1）为环境保护筹集必要的资金。对环境污染进行有效的控制，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要有充足的资金提供支持，而在我国当今的环境污染治理上，环保资金缺口的不断扩大一直是我国环保工作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而且越在基层方面，这一点的体现越明显，往往在西部的一些乡镇地方，由于经济发展带来的环保压力已经越发明显，但由于基层环保资金的短缺，往往还没有开始治理许多方案就会因为资金问题没法施行。而环境税的征收就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通过对环境税的合理制定的征收，通过此项税收为环保工作的开展提供专项的资金需求，此外，由于税收具有强制性和统一调整性，往往可以促使企业能有效地进行纳税工作，比起单纯的排污费的征收来说更加便捷高效，这一点对稳定环保工作的资金来源，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2）为经济增长提供质的提高，促进可持续战略的有效施行。环境税作为我国之前排污费和环保补贴等一系列零碎环保经济调控手段的综合和改善的产物，它的建立发展对于我国今后环境改善的经济发展大体环境有着非常积极地作用。环境税遵循的“谁污染，谁纳税”的基本原则，可以让污染者在其自身经济发展中承受其相当环保成本，并通过税收这一措施反作用于环保工作中，从而促进经济与环保的良性可持续发展，促进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有效施行，从这一点来说，环境税的建立发展也是今后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课题。
（3）对环境资源提供一个有效的保护伞。解决我国日益增长的环境压力是建立环境税的一个核心原因，一直以来，对于如何有效解决污染问题，保护环境资源，从而为经济和人民生活提供一个良性的生态系统一直是当今我国的重要问题之一，环境税的建立往往会带来一种激励机制，因为环境税的建立和发展往往会给企业和公民加深“绿色消费”的理念，鼓励大众参与环保事业的热情，同时，环境税的建立也会对企业在其利用环境资源的时候起到一种监督功能，从而促使经济发展和民众生活中对环境资源的良性利用和合理开采，为环境资源提供一个有效的保护伞。
2 环境税实施中的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
2.1 环境税实施中的經济利益
谈到环境税，许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环境税对环境保护带来的各方面收益，因为其设立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日益增长的环保问题和环境压力，然而税收制度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手段，其“实现充分就业，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增长和稳定国际收支平衡”的四个主要功能在环境税上也是要得到充分体现，在国外设立环境税的发达国家，环境税视为一种相当完善成熟的经济调控工具。环境税通过公开环保价格信息和侧面促进企业环境经济发展，从而达到对市场主体的环保资源提供最为有效的配置分配，从而通过市场化来代替以前的以行政控制手段进行的环保工作，这样无疑提高了环保工作的效率，同时也促进了企业的创新机制和环保意识，以及还带来一系列环保产业的诞生和发展，这一点都是具有巨大经济利益的，而且通过上述环境税的功能中说阐述的环境税对解决当今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环保压力的巨大优势，主要有四个方面：（1）促进经济发展的良性增长；（2）通过市场化调控环保在经济发展中的最优分配；（3）带动环保产业的快速发展；（4）加大企业的环保经济创新发展意识。
2.2 环境税实施中的环境利益
从环境税的目的来看，它的首要功能就是解决越来越恶化的环境问题对我国经济发展和民众生活质量所带来的巨大压力。欧盟各国的碳税为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尤其是全球变暖提供了最为有效的支持，而西方发达国家的各项环境税也为促进本国企业绿色发展，提高民众生活环境质量提供了良性循环的政策法律保障。国家通过环境税，可以促使企业加大绿色生产的理念，加大对环境保护的投入，因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对于环境的外在性特征往往是市场最无能为力的方面，而这些通过环境税的监督刺激功能和成本补偿的功能，通过增加污染环境行为的企业和其相关产品的税收负担，往往可以使市场中的主体尤其是企业加大绿色生产创新理念，减少生产污染成本的最小化，从而使以前为经济发展牺牲环境利益的经济发展思路得到根本上的改变，同时，环境税的建立发展，也会在大众的心中不断加深绿色消费与生活的理念，使我们在日常生活的过程中更加注重环境保护的行為，例如欧盟的汽车碳排放税就使民众在出行方面不断加深绿色出行的理念，从而使绿色生活的理念真正的深入人心。
3 我国环境税实施中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平衡路径选择
要想达到环境税的利益最大化，那么它就必须做到使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达到一个平衡点，众所周知，经济增长是现代化国家最为重要的命脉，在这个其中去寻求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的平衡点，其实追根溯源也就是为了是我们的经济得到良性的发展，如果我们在环境税的建立过程中单纯的使其经济利益或者环境利益一方最大化，这样往往会使我们的环境税政策最终失去其建立发展的目标和作用。环境保护的广泛性决定了其不可能任由市场或者政府一方进行全盘管理，被环境污染的民众往往要求污染者承担他们的损失，但是实践中这种追偿制的方式往往在许多时候是没法兼顾每一个受害者的，而环境税的作用就是通过环境税的税收负担使这种补偿机制运用到民众生活环境质量治理和国家赔偿机制中，从而达到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与环境利益保持一个基本的公平线，另外，环境税对于企业尤其是污染物排放量较大的企业来说，其对于环境排放污染物所支付的经济代价也会相对较大，并且由于环境税的税收特征，也是其“排污者负担原则”在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运用。并且也会促使企业转型升级，最终达到环境利益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平衡。但是如果使其做到这一点，我认为有以下三个方面。
3.1 设立合理的税收负担
环境税的研究制定为什么需要这么长时间的考量，核心问题就是环境税的负担尤其是对企业的负担，这个问题一旦解决不好，一方面会使企业负担过大从而影响到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会使环境税的落实得不到保障。所以，设立合理的税收负担，是平衡环境税的环境与经济利益的重点，也是环境税发挥其最大价值和作用的基础。而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征收环境税的经验，同时考虑本国的国情，在税目、税收标准的制定上，考虑各省的不同情况以及设立的利益分析调查，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调整发展，确定环境税的税率水平的设定最终要兼顾考虑国家宏观经济形式与环境税微观经济效应以及其环境保护功能等相关因素，从而做到最合理的设定，使其环境利益和经济利益得到一个平衡的基础点，让环境税的功能发挥最大化。
3.2 对环境税收资金做到合理分配
环境税的功能是通过税收使污染者将其污染行为通过经济代价进行补偿，然后国家和政府在将这部分自己永远保护和改善环境的各个领域，从而达到经济发展与生态平衡的良性互动，而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对环境税收进行分配，例如各省各市各地之间如何进行分配，都是一个非常重大并且关系到环境税功能落实的重点，在这方面，对于通过环境税筹集到的环保资金，一定要做到污染严重的地区多投入改善，落后地区多扶持保护的理念，做到公平处理环境保护这一整体领域的合理规划，是环保资金可以真正发挥其最大化的作用。
3.3 加强市场主体的环境保护理念
这一点虽然常常被提起，但在实践中往往被忽视，而环境税要真正达到它应有的作用，是其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达到平衡，是需要每一个市场主体去努力的，单纯的通过税收来达到这一平衡是很困难的，它最终是要在每一个市场主体心中树立一个绿色生产消费的理念，让每一个市场主体都明白在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必须与保护生态平衡作一个相互间的协调，这也是环境税的设立发展的一个重要初衷，因为环境税通过外部监管和惩罚以及事后补偿改善的措施其实就是想提高每一个市场主体在环保领域的意识，从而更好地达到国家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要求，所以，加强市场主体的环境保护理念，也是环境税的设立发展过程中达到其经济与环境利益平衡的一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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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基金项目：中国法学会项目CLS（2016）D154，项目名称：环境税立法研究。
作者简介：韩利琳（1966-），女，陕西省榆林市人，西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环境与资源保护法方面的研究；吴昌昊（1994-），男，汉族，宁夏吴忠人，学硕硕士，主要从事环境资源法学方面的研究。
作者：韩利琳 吴昌昊
摘 要：随着近代会计不断发展，会计对城市经济发展和规划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城市经济环境也对会计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们两者紧密联系着。从分别分析经济环境，会计发展两者的相互作用，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给出当下会计发展的一些建议。
关键词：经济环境;会计发展
1 前言
从会计行业的历史发展来看，会计业的产生就是由社会经济环境的不断发展产生的。会计行业最开始只是一个附加行业，并没有被单独罗列出来，后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资本积累的不断增多，出现的问题增多，随之对会计行业的要求越来越多，会计行业也就被分离出来，成为单独的职能存在。并且当今时代是一个充满改革与变换的时代，会计的发展与改变对经济环境产生促进作用，所以，研究经济环境与会计发展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2 经济环境与会计发展的关系
2.1 经济环境是会计发展的基石
第一，从会计业的历史发展来看，会计是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在封建社会，人们实行物物交换，没有太大的金钱贸易，人们的金钱交往相对于现代来说十分简单，不需要复杂的计算和生产成果的分配。但是，在现代社会，企业与企业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贸易额不断增长，人们的生产，分配活动日益复杂，就需要大量的计算，分析才能合理的进行贸易，投资。第二，经济环境决定了会计的发展水平，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对会计的需求，要求和水平。这表现在，良好的经济水平会增加对资本的计算和分析，从而增加对会计行业的需求，这样竞争加大，会计业的发展就会增强，而且良好的经济水平也会创造更多发展会计的机会，制定更为完善的会计准则，从而提高会计的水平。当然，不好的经济环境也会制约，阻碍会计的发展。特别是现在许多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财务管理目标，提供有失诚信的会计信息，这样也会对会计的发展造成严重的损害。
2.2 会计发展为经济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
在封建社会中，生产结构相对比较单一的时候，会计的作用只是简单的资产的清理和计算。但是，在现代的经济环境下，会计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在政府方面，会计专业可以核算反应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可行性，监督财政资金的运用情况，改善政策实施中出现的不良问题，从而协助政府宏观调控，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在企业方面，会计专业可以协助企业实现资源的有效整合，管理升级。还可以通过全面的，细致的市场分析促进企业的市场转型，科技创新，协助企业进行经营管理，促进企业经济效益的提升。在市场方面，会计专业可以通过会计信息反应地区企业的财务管理状况和实际的经营成果，提供审计鉴证业务提高质量和可信度，为投资者做出正确的投资建议，从而促进资金融通，优化地区的资源配置。总之，会计在经济中越来越重要，能够辅助预测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为市场提供参考，创造更好的经济环境。
3 会计发展对经济环境的作用
3.1 会计发展对宏观经济的作用
会计具有核算、反应、监督财政资金运用的功效。在政府的实际操作中，可以运用会计相关知识评估政府对经济做出的宏观调控政策是否有效，通过会计合理计算大致的投资资金，通过会计计算出在实施过程中资金运用是否合理，将这些。不仅可以节省许多人力，物力方面的资源，还可以有效的监督政策实施过程中资金使用的效果，控制和改善宏观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就算在实施过程中，发现政策中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因素，还可以运用会计理论迅速的做出反应，寻找有效的解决方和措施，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除此之外，将這些公之于众，提高政府信息透明度，人民更能有效的理解宏观政策的实施和资金的运用状况，监督政府，揭露违法行为，防止贪污腐败。
3.2 会计发展对微观经济的作用
对于企业来说，会计能够协助企业更好的做出经营管理的决策。因为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不断发展，商品种类繁多，市场范围增大，企业结构复杂，企业的生存环境越来越艰难，企业竞争越来越激烈。企业的经营管理决策就需要更加严谨的数据支撑和更加全面的数据分析为基础，不能在凭借企业领导人的只觉得经验做出相应的决策。会计在企业财务管理方面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会计通过分产品在市场的占有率，时代发展的需求和目前金融环境的状况，帮助企业遭到合适的市场定位和筹资渠道，为企业节约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使企业更好的发展。但是，只有正确的会计展开方式才能带来正确的企业发展效果。如果会计分析市场信息没有准确把握市场变化，不只不会帮助企业降低生产风险，还会增加企业生产成本，让企业走上错误的市场定位。所以，企业中会计分析一定要慎重进行，把握好市场的正确信息，精准分析企业，才能促进微观经济更好的发展。
3.3 会计发展对经济活动的作用
目前，经历了几次金融危机的洗礼，全球经济还处于恢复的状态。这个时候，就更加需要完善的，稳定的经济秩序来消解市场的不稳定，这种状况下，会计职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会计可以为企业，政府制定最为合理的发展政策，让这两个主体变量降低，减小市场动荡的可能性。而且，全球化不断发展，受国际市场的影响很大，市场经济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混乱，这个时候更需要会计通过全面，细致的分析，减小政府，企业的经济损失，不影响整体经济的发展。总的来说，不管是混乱还是稳定的市场，都需要会计对主体的经济活动作出全面的分析，从而创造更好的效益。
4 经济环境对会计发展的影响
4.1 经济发展水平对会计发展的影响
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不仅可以提升人们的生活水平和质量，还可以让会计的理论和实践水平得以提升。在理论上，一方面，经济水平的提升会让人们关注方向从衣食住行到社会制度的建设和完善上，人们对社会质量的要求就会更高，从而对会计行业的要求也会更高，这样会促使会计准则不断的完善。另一方面，经济水平不断提高，计算机和其他的新兴技术不断发展，就可以将这些新的技术运用到会计业的发展中。最终提升会计业的理论发展水平。在实践中，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会带来更多的资本积累与资本流动，也会爆发出更多的相关问题，会计业在使用过程中就可以不断的积累经验，完善原有的不足。另一方面，经济水平的提高，会让整体社会质量提高，就可以将原有的一些会计理论运用到新时代的实际中，检测原有的理论，从而更好的发展会计业。
4.2 经济体制对会计发展的影响
不同的经济体制下拥有不用的会计准则，并且会计发展需要符合每个阶段体制的要求。对于最基本的会计准则来说，这和国家在经济政策的制定中扮演的角色是息息相关的。就我国来说，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市场经济。但是我国目前处于这方面的转型阶段，我国经济还是以国家主导，我国的基本的会计准则主要是国家制定，为上层机构服务，但是，就市场主体而言，快基准则不能直视为上层的经济结构服务，还要为企业，会计机构服务。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开发，企业自主经营权的不断扩大，经济体制也会为了这种市场状况所改善，会计准则会偏向于为企业，会计机构所服务。在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下，会计准则的制定有许多不一样，会计的职能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
4.3 国际经济对会计发展的影响
随着我国经济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也是国际经济贸易的重要参与者。国际市场对我国市场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我国会计准则也日趋国际化。这是因为，一方面，我国在社会生产的四个环节中，分配，交换，等环节都进入到国际市场中，需要有统一的国际准则规范行为，这就需要我国的经济政策，会计准则与国际接轨，采取措施融入国际准则中。另一方面，受欧美国家经济影响，我国许多会计准则和原理都是吸收的欧美国家的，除此之外，欧美国家会计业的发展远远早于我国，出现的许多会计方面的问题都有借鉴意义，会计准则和原理相对来说更成熟，符合我国当前发展的需要。最后，国际经济代表的是当前经济发展的潮流，要顺应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
5 当前环境下对会计发展的建议
5.1 与国际会计发展接轨
我国会计的发展与国际会计发展还有很大的差距，特别是会计的核算方式和运用相关技术进行会计的运算方面还十分落后。会计的实施体系和会计计量也没有和国际接轨。这就需要我们学习接受发达国家先进的会计管理经验，积极组织开展国际会计交流论坛活动。加强会计人才的培养，在会计技术的开发上投入更多的资金，将会计行业和计算机行业的新兴技术相结合，设计“互联网+会计”的发展战略，力求会计行业的改变创新。制定国际化的会计发展计划。
5.2 完善会计行业的相关政策
我国会计方面的相关政策，准则虽然多。但是还不够系统，具体，没有将整个会计行业具体的划分制定相关的政策，还存在许多相应的灰色区域。这就需要，我国针对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改革一些不适应的会计准则，针对会计行业处理的细节制定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强会计行业的制度保障，让会计发展有法可依。
5.3 符合我国经济发展
我国的会计准则和原理的制定是依靠西方国家，参考西方国家的会计制定的。而且现在国际化的发展，我们的会计准则也更加注重与国际化的接轨。但是由于我们和西方国家在国情方面的不同，我们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会计制度和方案，要先根据我国会计业目前存在的财务软件多，没有统一的规定;会计审查的难度大;会计职能没有明确等问题制定相应的解决方案，然后根据我国目前的经济制度和国家政策制定相应的发展方案。在对国外经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制定出一套完整的，适合我国的会计制度。
6 结论
经濟环境为会计的发展不断提出新的要求，促使其发展;会计行业也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而努力。这两者是相互影响的关系。目前，全球经济处于低迷期的状态，但是我国的经济还处于中高速增长的状态。这对我国会计业的发展是一个好消息。同时也不能忽略经济全球化影响的进一步加深，这对我国经济和会计行业的冲击作用。我国会计行业想要稳定的发展，需要良好的经济环境。这个良好的环境不仅需要国家政策的支持，也需要会计业不断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这也是会计业的发展不断探索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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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波.会计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J].四川会计，2012，(9).
[3]王正刚.浅析会计与经济环境[J].当代经济，2008，(I)：122125.
[4]任永平，张佳春等.基础会计学[M].上海：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2007，(11).
[5]陈相汝，孙璐.我国会计发展历程一谈[J].技术与市场，2009，(11).
作者：黄佳旻
摘要:自2009年12月在丹麦首都举行的哥本哈根气候会议后,研究某一区域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浙江省1985—2008年消除通货膨胀影响的人均GDP为经济增长指标,以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固体废料生产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烟尘排放量为环境质量指标,分析浙江经济与环境状况,并进行协整分析,进而建立相应的计量模型。研究表明:浙江省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固体废料生产量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如果按当前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治理状况评价,浙江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的关系并不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特征。
关键词:经济增长;环境质量;协整分析
经济与环境是人类生存发展的两个紧密联系的系统。西方学者对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关系的研究大多是以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为主展开的。倒“U”形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即一个国家的整体环境质量是随经济增长呈先恶化后改善的趋势。此后,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的实证研究从未停止过。国内对经济与环境关系的研究大多数是围绕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进行的,即验证与国外EKC曲线研究的关系,若符合EKC曲线,转折点在哪?若不符合,两者之间是什么形状的曲线?如张思峰(2004)、于峰(2006)、刘耀彬(2007)、拜琪瑞和杨开忠(2008)等人对区域EKC的实证研究,即用OLS方法进行EKC模型估计。
但在此类研究文献中,较少见到二者关系的单位根和协整研究。本文利用浙江省的统计数据资料,首先对经济与环境现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进而对其进行协整分析,建立相应的计量模型。
一、变量选择、数据来源及研究思路
为全面考察浙江省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的关系,以消除通货膨胀影响的人均GDP(元)为经济增长指标,衡量环境质量的指标选取大多数学者的研究惯例,并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工业废水排放量(万吨)、工业废气排放量(亿标立方米)、工业固体废料生产量(万吨)、二氧化硫排放量(万吨)、工业烟尘排放量(万吨)为衡量环境质量的指标。人均GDP数据由各年名义人均GDP以1978年为基期平减而来。数据来源于《浙江统计年鉴》,时间跨度为1985-2008年。本文应用Excel和计量软件EViews3.1进行分析,在对浙江经济与环境质量水平总体分析的基础上,进行ADF检验,并建立计量模型,最后根据结论给出相应的建议。
二、浙江省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状况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浙江是中国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大省,其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的关系息息相关。认清浙江省环境质量形势,正确处理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成为浙江省能否继续成为全国经济发达大省的关键。
对环境质量指标进行描述统计分析,图1—图4表明:浙江省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固体废料生产量三者的变化趋势与实际人均GDP整体上相一致,由平稳增长到明显走高。二氧化硫排放量以1996年为分界点,1996年以前、以后是两个周期,即呈周期波动且有明显上升趋势。工业烟尘排放量同样以1996年为分界点,前后是两个周期,且两个周期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经分析,经济发展导致工业污染物的排放量越来越大,相应环境质量也有所下降,虽然节能降耗工作已经做出了很大成绩。
三、浙江省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关系的计量分析
(一)模型假设
关于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的关系,可用二次或三次多项式表达。大量研究表明三次拟合效果优于二次,故设模型为:
Xi=α1+α2Yα3Y2α4Y3+μi(i=1,2…,5)(1)
其中,Xi为环境质量指标,分别代表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固体废料生产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烟尘排放量;Y为实际人均GDP;αi为回归系数;μi为随机扰动项。如果横坐标表示实际人均GDP,纵坐标表示各环境污染指标,则有判断标准:
如果α2<0,且α4=0,则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为倒U型曲线;
如果α2<0,且α4=0,则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为U型曲线;
如果α2<0,且α4=0,则环境质量水平直线下降;
如果α2<0,且α4=0,则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为倒N型曲线;
如果α2<0,且α4=0,则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为N型曲线。
(二)协整分析
协整的经济意义:两个变量各自具有波动规律,若二者是协整的,则它们之间存在着长期协整意义上的均衡关系。如果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则二者必须是同阶单整,那么先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采用ADF检验结果如下:
由表可知,就浙江省而言,在样本期内, X1、X2、X3、Y、Y2、Y3是二阶单整,X4、、X5是一阶单整,即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固体废料生产量与实际人均GDP存在协整关系,即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而这种协整关系在图1、2、3中形象的表现出来,四者的增长趋势表现出长期一致性。这更体现出经济增长伴随着环境质量下降的明显趋势。而工业固体废料生产量、二氧化硫排放量的趋势相一致,而这种关系在图4中体现出来。
(三)模型建立
根据模型(1),分别对X1、X2、X3量分析,模型图5-7。
相应模型:
X1=97750.88+32.9856Y-7.6×10-8Y3(2)
X2=1923.47+0.000397Y2-2.4×10-8Y3(3)
X3=481.734+0.245749Y-9.69×10-8Y3(4)
计量结果表明:(2)(3)(4)中都没有全部符合文献中的判断标准。三个模型中的系数较小,接近于0。我们可以近似地认为: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固体废料生产量分别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由(3)式和图3知,工业废气排放量与经济增长呈正“U”型,且处于转折点的右边,有加速增长的可能性。
由上知,对于浙江省,如果按当前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治理状况发展下去,浙江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的关系并不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特征。
四、结论
1.浙江省污染排放量整体呈上升趋势。一方面,是全省经济增长方式未根本改变,产业结构没有得到优化调整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与环境污染的治理力度有关。高排放问题一定要引起高度重视。
2.对于浙江省,如果按当前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治理状况评价,浙江省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的关系并不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3.浙江省经济增长与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固体废料生产量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且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固体废料生产量分别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工业废气排放量与经济增长呈正“U”型,且处于转折点的右边,有加速增长的可能性。所以,政府要加大对环境质量的治理力度。同时,经济增长不应该成为政府的首要政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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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拜琪瑞,杨开忠.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演进关系实证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08,(3):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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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李国柱.经济增长与环境协调发展的计量分析[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85-86.
作者：高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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