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卫生事件的网络谣言监管困境与治理策略
【摘要】积极实现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网络谣言治理，对于全面了解事件本身、避免人心惶恐、维护社会稳定等多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分“造谣—传谣—信谣”三个阶段，对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的传播机制进行阐释，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网络谣言的现实舆论监管困境，并从突出政府治理网络谣言主导作用、借助新闻媒体引导网络社会舆论、完善网络信息的大数据监管机制、提升网络媒体受众群体媒介素养四个方面提出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的治理策略。
【关键词】网络谣言 舆论困境 疫情治理 网络监管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0.22.016
与主流新闻媒体占主导的传统传播舆论环境相比，互联网技术条件下，尤其是手机移动端网络信息的生成与传播具有即时性强、传播范围广、受众群体多、审核监管难等显著特征。在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由于公众专业医疗卫生知识的匮乏，相关政府机构应急处置预案、实施及权威公开信息发布的相对滞后性，会使得网络谣言在互联网空间快速滋生蔓延，极易造成社会公众的恐慌，扰乱正常的社会公共秩序，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笔者以新冠肺炎疫情的网络谣言为例，分析网络谣言的舆论监管困境及治理策略。
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的传播机制
夸大事态严重性和影响力的造谣。通常来说，网络谣言的产生与突发事件的重要性成正比，突发性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在起初暴发阶段往往具有危害程度大、影响范围广和可控程度弱的问题，加之疫情发生早期相关信息权威发布的模糊性、滞后性，在网络、手机等新媒体社会化应用普及的环境中，极易引发与疫情相关的谣言在网络社群中滋生蔓延，从而吸引更多社会公众的眼球和现实热议。
从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内容监控分类的情况看，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其主要有以下四类。一是与新型冠状病毒相关的谣言。如新型冠状病毒是SARS病毒的进化，具有更高的传染性和致死率;某地存在病毒携带患者未发热直接死亡的临床案例等。二是关于新冠肺炎的预防知识谣言。如吃抗生素、抗流感药、喝板蓝根、熏醋等可以预防新冠肺炎。三是关于政府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举措的谣言。如某地开始全面封城、某段高速公路限时关闭、某地机场关闭消毒、某市自来水厂加大消毒所用液氯投入量等。四是关于疫情动态发展的谣言。此类谣言多为人为恶意编造，如某地因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已死亡多少(虛假数字)人等。关于疫情动态发展的谣言最容易导致社会公众恐慌，扰乱社会公共秩序。
基于无知与责任意识缺乏的传谣。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社会上少数居心不良者会出于娱乐、炒作、泄愤、诋毁等多种目的，通过网络社交平台故意捏造和散布虚假信息，以此来迷惑社会公众，人为制造混乱和恐慌。而在网络谣言的结尾处，还时常看到“转发给关心你的人或你关心的人”“病毒预防远胜于治疗”等温馨提示性的话语，这就给接受信息的人一种强烈的心理暗示，一是这些来历不明的网络信息能够提醒和帮助你的亲人、朋友更好地关注自身的健康;二是如果是真的关心自己身边的亲人、朋友，就要把这则重要即时消息转发出去。特别是在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类重大突发性的公共卫生事件时，很多公众在接收到此类信息的暗示后，会第一时间地转发到自己亲朋挚友的网络社交群中。此外，当多种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真假消息在各种网络社交群内转发传播后，自然而然地会成为大家社交议论的重要话题，网络谣言由此在现实中开始不断发酵性传播，而“打酱油”式的从众心理会让更多基于无知与责任意识缺乏的公众参与网络谣言的传播。
权威真实信息发布真空期的信谣。在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面前，网民们面对网络上流传甚多且未经证实的谣言信息，大多会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态先接受它们。因为作为普通民众，在权威真实信息发布出现暂时的真空期内，根本无法鉴别每条信息的真伪，但是面对如此可怕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不安情绪的传染会变得更强烈、更迅猛，在谣言不损害自身利益的前提下，更多缺少专业知识的网民宁可通过低成本的方式盲目参与预防，从而达到避免高风险事件的发生目的。试想当某地开始全面封城、商场即将停业、某小区将被采取管制隔离、有确诊病人从医院逃跑等谣言在网络社交平台不停地转发时，社会公众会自然性地在市场上大量抢购口罩、消毒用品等防疫物资及粮油肉菜等，这种看似无害的行为，实则隐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如果人人如此，极易引发不必要的社会性恐慌，影响社会公众的正常生活，扰乱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妨碍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损害良好的政府形象。
基于网络谣言的公共卫生事件舆论监管困境
网络谣言治理的法律尚未完善。多年来，国家一直在加大网络谣言的整治力度。2017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正式实施，网络实名制的硬性要求，使得过去肆无忌惮的网络谣言炮制者开始有所忌惮。而相继出台的《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跟帖评论服务管理规定》等规范性文件也直戳网络谣言传播的平台之基。但中国网络谣言治理的法律法规仍不健全，主要表现为对网络谣言认定标准区分度不够、造谣主体难以界定、法律适用不清、量刑弹性过大等问题。例如，由于网络谣言存在文本的开放性，作为传谣的网民可能会将多渠道获取的信息进行改造，对于公安部门来说，造谣源头的主体责任因此变得难以界定。事实上，每每遇到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网络就成为各类谣言滋生聚集、快速传播的主阵地，一方面造谣和传谣的违法成本极低，另一方面网络谣言的出现与传播给公众带来诸多不可预知的社会风险和利益损失。
网络谣言预防预警机制不健全。多年来，由于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引发网络谣言集中性爆发流传，人为制造疫情恐慌，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案例并未消减。这一方面显示出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会必然性导致社会应激性反应，从而引发社会公共情绪共振，成为网络谣言滋生扩散的“引爆点”。另一方面也提醒人们，对于此类网络谣言的治理要加强“预警性的防范性治理”，2018年8月，虽然中央网信办专设网络辟谣平台，标志着政府从最高层面上为全国社会公众提供辨识谣言、举报谣言的权威平台。但是从新冠肺炎疫情的传谣内容上看，谣言基本上和地方区域性疫情动态发展以及地方政府抗疫举措相关，这就需要地方网信办、公安部门和政府基层组织联合监控网络社群中实时舆情，不要等局部疫情谣言在网络社群中被大量转发，造成一定社会危害性影响后，政府相关部门才出面辟谣。
网络谣言惩罚打击的力度不够。网络造谣和传谣的违法成本极低，但是相关政府部门查谣、辟谣的成本相对较高，尤其是在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暴发之时，很多关于疫情具体动态发展的谣传信息，严重扰乱人心和社会公共秩序。虽然我国《刑法》第291条规定，对因散布谣言造成严重后果者，最高处七年有期徒刑。但在实际惩罚打击网络谣言过程中，对网络造谣者和恶意传谣者的惩治大多还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给予当事人教育训诫、拘留、罚款。显然，目前对网络谣言的处罚力度与造谣传谣者散布网络谣言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相比，仍是较为轻微的。此外，治理网络谣言除了相应的法律手段外，行政手段和道德手段的警示和规制并未在基层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得到充分运用，在平日的工作生活中更应该通过各种途径增强社会公众对网络谣言的认知，引导公众在疫情等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自觉抵制网络谣言。
未能有效地整合社会力量治谣。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网络谣言治理主要依赖政府的力量，如卫健委、疾控中心、公安等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等，但是不能无视在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大量传统新闻媒体、医疗机构、专家学者、社会组织和企业等社会力量自发的辟谣清谣行为。如传统新闻媒体受到党政宣传部门的领导，不但有着较好的社会责任意识，也有着便利的互联网信息发布渠道，对于权威疫情防抗信息的发布将起到很好的宣传解释作用;互联网行业相关企业对网络舆情有收集和预判优势;医疗科研单位专家学者针对疫情网络谣言具有专业性解读优势，因此，如果能够充分发动和集中更多的社会力量实施网络谣言的协同治理，定能取得良好的治谣效果。
基于网络谣言的公共卫生事件治理策略
突出政府治理网络谣言主导作用。首先，政府需要加大力度完善治理网络谣言的法律体系，增加网络造谣和传谣行为的违法责任承担。具体而言，要出台一部专治网络谣言的法律或行政法规，衔接好《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增强网络谣言的认定标准区分度，明确对网络谣言“一般情形”与“严重后果”的具体衡量标准，加大对网络造谣传谣者的惩罚力度，如延长涉事人的拘留时间，增加罚款金额，并要求其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其次，各地政府要树立系统治谣的理念，主导创建协同治理网络谣言的新模式。具体来看，其一，政府各部门要强化协同治理，提高网络谣言的识别效率、澄清效率、查处效率等。其二，政府要编织一张跨地区联动的辟谣网络。其三，是政府要加大同新闻媒体、企业等社会主体间的联系，协同应对网络谣言。
最后，政府要提升治理网络谣言的能力，维护好自身的公信力。第一，政府在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暴发之时，要通过各种渠道及时获知公众的信息需求，做好网络谣言的监测和预警工作。相关部门要注重核实重要网络舆情信息的真假，积极应对网络谣言，有针对性地澄清事实真相。第二，政府相关部门要主动出击，学会利用各种媒体加强对本区疫情动态信息的公开密度，力求让真相跑在谣言的前面，全面确保社会民众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知情权。第三，公安部门在网络谣言的查处上要做到定性准确、行动迅速、处罚得当、通报及时，对形形色色网络谣言起到震慑之势。此外，政府要指导互联网行业的企业实施自律，不但拒绝造谣传谣，还要共筑权威性的辟谣平台。
借助新闻媒体引导网络社会舆论。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暴发需要主流新闻媒体通过各种媒体途径做好必要的社会风险沟通，引导社会公众有序做好积极应对多种风险的准备，而不是沉溺在网络世界里偏信瞎传小道消息，过度渲染社会风险。当前，主流新闻媒体对于网络谣言报道主要还是集中在政府权威辟谣信息和各地公安部门严惩网络造谣者信息的发布上，对于网络谣言传播给人们现实生活带来危害的深入报道以及媒体自身在谣言信息辨识上的经验介绍并不多见。今后，要加大此方面的宣传力度，让更多民众了解制造传播网络谣言的危害。尤其是在发生公共卫生事件的特殊时期，要有意识地去辨别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审慎发布消息，而不是情绪化地分享和发布一些谣传信息。主流新闻媒体要利用自身在民众问询、政府沟通、信息采集、真相挖掘等方面的渠道资源优势，求证网络信息真伪，从而还原事实真相、澄清不实传闻。此外，主流新闻媒体还要利用自身的网络影响力，助力官方辟谣信息的网络推广。
完善网络信息的大数据监管机制。大数据时代，技术的发展进步使得网络舆情的监测、分析、研判、预警、引导逐步趋向一体化、智能化。而创设网络信息的大数据监管机制能够使相关的政府机构在动态网络舆情管理模式中更好地监测、预警和辨识网络谣言。这主要是依托网络谣言共享数据库的搭建，将各时期谣言传播内容、传播速度、传播轨迹、影响范围、辟谣核心等相关数据保存记录下来，绘制出每类谣言的数据特性和网络传播规律，监测部门就能通过不断更新升级的谣言历史数据库与实时网络信息传输数据进行比对分析，快速监测到与疫情相关的网络谣言源头和发展态势，而政府部门也可以参考过往的网络辟谣措施和经验来积极应对新的网络谣言。当然，健全网络信息的大数据监管机制，需要利用先进的大数据及人工智能技术在更广阔的范围上实施网络舆情分析研判、网络舆情监测预警、网络舆情控制应对、网絡舆情辨识评估。
提升网络媒体受众群体媒介素养。在公共卫生事件暴发的特殊时期，很多民众都会在无意间散布或转发一些网络谣言，这一方面反映出公共卫生事件所致公众社会风险性焦虑的情绪化，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公众在网络谣言认知上的薄弱。只有广大网民增强自身法治意识和科学防控疫病的知识，提高自己的媒介素养，才能真正让网络谣言止于智者。这就需要政府、媒体、互联网平台等做好相关网络信息传播的法律知识普及工作。引导广大网民养成守法意识，即在任何时候都不在网络上发布、传播涉嫌扰乱人心，破坏社会正常秩序的虚假信息，而要抱着科学求证、加强防护的心态面对各类未加证实的疫情信息。此外，网民良好的媒介素养需要以较好的科学素养作为支撑，应通过正规渠道或主流媒体了解常见疫情疾病的防控与应急知识，保持科学求知的态度和理性思考的精神，要相信主流媒体权威机构的真实报道比在网络空间中分享和议论一些真伪难辨的疫情信息要重要得多。
参考文献
何广寿，2019，《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道德治理研究》，《出版广角》，第20期。
王超，2019，《辟谣何以失灵?——一个信息传播效果视角的解释框架》，《情报杂志》，第38卷第5期。
兰月新、夏一雪、刘冰月，2018，《面向突发事件的网络谣言传播主体建模与仿真研究》，《情报科学》，第36卷第5期。
张涛甫，2016，《寻找社会治理与舆论治理的最佳切口》，《学术前沿》，第5期。
责 编/张 晓
作者：刘彦 王晶
*基金项目：华东政法大学2013年科学研究项目《我国网络谣言法律治理的理论与实践》（A—3101—14—144513）的成果。
摘要：网络作为开放的公共领域已经成为人们讨论和传播公共事件的重要平台。为了保护正常的言论自由，维护社会秩序稳定，法律应当对传播不实言论的网络谣言现象予以治理。从加强网络谣言治理效果的角度看，应当完善相关法制，加强网络信息安全管理立法，从严责罚制造和传播网络谣言的相关主体。同时，治理网络谣言应当从根本着手，要切实消除滋生谣言的社会条件，给普通网民提供甄别一般网络信息与不实网络言论的标准。
关键词：网络谣言；言论自由；法律治理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网络逐渐成为重要的公共舆论场，其具有虚拟性、开放性、平等性、及时性等特征，为民众获取信息和发表言论提供了便利的平台和宽松的环境。然而，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依托网络传播谣言的现象日益频发。如果不加治理，网络谣言将成为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损害公共利益，侵犯公民权益的社会公害。本文从法制建设的角度审视如何应对网络谣言问题，探讨对发布、传播网络谣言的行为进行法律规制的路径和方式。
一、网络谣言问题的根源及其治理的必要性
随着互联网由信息媒介向生活平台的转换，加上目前网络信息安全管理比较滞后，网络谣言现象日益增多。在一定程度上讲，网络谣言是社会问题集中凸显的另类表达。社会转型期也是矛盾凸显期，腐败、教育不公、就业歧视、食品安全事件等现象时有发生，在既有的利益诉求渠道和权利保障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网络成了公民维护自身权利、寻求私力救济的渠道和方式，一些网民在网络传播中对相关言论予以夸大和渲染，导致了网络信息传播的失实、失真，网络谣言由此产生。“在任何一个地区，当人民希望了解某事而得不到官方答复时，谣言便会甚嚣尘上。”①“谣言一旦搭上网络平台，就极易形成疯狂传播之势，对国家安全、社会秩序或者他人的权利往往造成不可估量的危害。”②网络谣言问题给国家、社会和个人所造成的实际危害，已经日益明显并呈恶化趋势。
网络谣言治理的实质是对言论自由的法律规制。言论自由作为一项基本政治权利，已为国际社会广泛接受，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各国都对言论自由有所限制。如196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第3款规定，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的行使需要附带特殊的义务和责任，应受到法律限制，应当尊重他人权利和名誉，保障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维护公共卫生和道德。《欧洲人权公约》对言论自由的限制规定得更加细致，包括应当维护国家安全、领土完整或公共安全和利益，防止混乱或犯罪，保护健康、遵守道德，保护他人的名誉和权利，防止秘密收到的情报被泄露，以及维护司法机关的权威和公正性。我国《宪法》从宏观角度对言论自由进行了适度限制，该法第37条规定禁止用任何方式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第41条规定公民在行使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批评、建议、申诉、控告和检举权利的同时，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第51条规定公民在行使权利和自由的同时，不得损害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和自由。《宪法》的这些规定当然适用于网络言论传播。
在互联网时代，公民在网络中发表言论与通过传统媒介发布言论并无实质区别，都应接受相关法律限制。但是，由于互联网的特性，法律对网络言论的限制较之传统媒介传播，应当更加谨慎。
二、我国治理网络谣言的相关立法
1.有关网络谣言治理的一般性立法
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散布谣言的行为只有在与相关犯罪的构成要件相符的情况下，才可以适用刑法予以规制，但实践中存在大量未触及犯罪构成“红线”却具有极大社会危害性的网络谣言行为，这些行为有可能逃避刑事处罚。在法定刑方面，我国《刑法》规定构成损害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罪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构成诽谤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散布网络谣言的行为有可能构成以上犯罪，这些罪的法定刑偏低直接导致了对网络谣言行为予以刑事处理时的罪刑失衡，表明我国《刑法》并未充分认识到网络谣言较之传统谣言具有更大社会危害性。
我国民事立法从权利救济和责任追究的角度，对散布网络谣言的行为进行了规制。我国《民法通则》第11条规定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时，权利人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以上条款对于有明确的被告和违法事实的案件适用性较强，但实践中很多网络谣言侵权案件并不易确定被告，受害人的维权行为因而在诉讼中陷入困境。我国《侵权责任法》第36条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没有采取必要措施控制虚假信息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该规定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了网络谣言侵权案件的责任主体，但该规定中蕴含的“过错责任”原则以及我国民法中“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仍然会导致实践中受害人因举证不能而无法得到救济的情况出现，而且网络服务提供者“在监控与审查时并不具备对侵权或违法行为的法律判断能力”③，“要求其对所有侵权信息承担责任也是不公平的”④。可见，我国《侵权责任法》对网络谣言侵权责任的划分和承担方式的规定稍显不妥。
在行政法领域，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规定，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处以拘留或罚款。国务院颁布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第52条及《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第48条都规定在突发事件发生期间，散布谣言而扰乱社会秩序、市场秩序的，应当予以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行政法可以对某些网络谣言行为予以规制，但由于对“较轻”“较重”等情节缺乏明确的认定标准，导致执法机关在打击网络谣言的行动中无所适从，极易突破执法边界而引发群体性事件和舆论危机。此外，罚款、拘留等行政处罚措施在实践中也不足以震慑造谣者，其治理力度和效果有限。
2.有关网络虚假信息规制的特别立法
在一般性立法之外，我国还存在专门针对网络虚假信息的特别立法。1997年公安部发布的《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第5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互联网制作、复制、查阅和传播虚假和不良信息，这是我国专门针对网络虚假信息的最早的法律规定。此后，我国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立法，如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邮政法》，国务院发布《电信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原信息产业部发布《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国务院新闻办公厅和原信息产业部联合发布《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原国家广电总局发布《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管理办法》《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关于加强互联网视听节目内容管理的通知》，文化部发布并修订了《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上述立法主要从信息服务提供者、信息媒介、互联网新闻刊登、邮政电信服务、互联网视听服务等方面对网络虚假信息进行了规制，侧重于互联网媒介管理及其行为调控，相关规定具有专门性和针对性的特征，为在一定范围内治理网络谣言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上述立法的适用范围有限，所发挥的功能也受到了相应的限制，有些立法之间还互相冲突，导致了司法适用困境。
3.有关网络谣言治理的司法解释
鉴于近年来我国网络谣言现象日益多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3年9月发布了《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两高解释》），对与网络谣言相关的行为及其刑法规制作了说明，这是我国首次针对网络谣言问题作出的司法解释。《两高解释》第2条明确了将网络谣言相关行为纳入诽谤罪的标准，列举了7种“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网络谣言诽谤情况⑤，这在加大对网络谣言诽谤行为的治理力度的同时，也提高了自诉诽谤罪的门槛。《两高解释》第5条规定“编造虚假信息，或者明知是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构成寻衅滋事罪。该规定实质上扩张了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将该罪的行为空间延伸到网络，针对网络不实言论所引起的后果进行了罪行定位，但由此难免出现网络诽谤罪与寻衅滋事罪界限不明的问题。此外，《两高解释》还根据网络空间的特性对相关犯罪的罪名及构成要件进行了解释和说明，如规定“以在信息网络上发布、删除等方式处理网络信息为由，威胁、要挟他人，索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实施上述行为的”，以敲诈勒索罪定罪处罚；“违反国家规定，以营利为目的，通过信息网络有偿提供删除信息服务，或者明知是虚假信息，通过信息网络有偿提供发布信息等服务，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按照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2013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审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的认定标准，列举了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酌情从重处罚和加重处罚的情形，体现了对此类犯罪行为的重罚态度。上述司法解释对利用网络散布虚假信息罪责任主体的认定和具体责任的划分，较以往立法显得成熟且考虑得更加细致和实际。但是，仅以刑罚方式来治理网络谣言，容易导致实践中将治理变为单纯的打击。
综上，我国现有立法对于不实言论和虚假信息，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套规制体系，使网络谣言现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治理。但是，面对近年来多样化的网络谣言行为及其引发的复杂法律问题，现有立法显得应对乏力。我国目前关于网络谣言治理的立法主要存在三方面不足：第一，缺乏对“网络谣言”的明确定义和解释，极易导致谣言与一般言论、不实言论相混淆。第二，相关责任类型之间边界模糊，责任内容不明确，责任承担方式不具体。第三，一些法律规定的可操作性不强，导致立法与司法、执法相脱节，法律实施效果不佳。
三、我国治理网络谣言的法律路径
网络谣言现象需要动用法律手段进行治理。为此，应当完善有关网络谣言的立法，司法和执法须遵循法律、以不超越法律为前提。网络谣言的治理如果突破了法律框架，就会导致公权力的滥用，其后果甚至重于网络谣言本身的危害性。
1.明确网络谣言的含义
网络谣言已经超出了言论自由的界限。我国立法应当对网络谣言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界定，明确网络谣言与一般网络言论的区别，在治理网络谣言的同时注重对正当网络言论的保护。在治理网络谣言的过程中，应当“斟酌考虑所涉及公共利益、基本权利，包括被限制的言论自由的价值及其实现之需求，使限制言论自由的法律及其操作在保护相关权利或公共利益的同时，其限制作用本身受到制约，给所限制的言论自由留下充分、合理的空间”⑥。立法对网络谣言的定义不能突破关于言论自由的法律限制，应当基于网络空间与线下空间的不同特性，并结合当下的社会实际予以界定。笔者认为，可以将网络谣言界定为：通过邮箱、聊天软件、社交网站、网络论坛以及其他网络信息传播系统得以发布和传播的，没有事实依据或者与事实严重不符，给国家、社会、个人等主体造成实际损害的言论。
2.明确不同网络谣言行为的法律责任
网络谣言涉及的法律责任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三种。立法应当依照不同责任主体的不同行为方式，课以相应的责罚。从侵权行为的过程来看，网络谣言的始作俑者是恶意造谣者，其行为会导致社会秩序混乱、公民或法人的民事权利受到侵害，甚至威胁到国家安全。这类行为是法律首先需要打击和规制的，对其课以何种类型的法律责任，应当根据具体行为的性质和危害程度而定，切忌进行“一刀切”式的认定和处罚而削弱法律的权威性和法律规制的平衡性。网络谣言现象的背后存在一个人数众多的传播群体，其中每个个体传播谣言的动机是道德观使然、随意为之还是恶意推动，这并不容易判断，对于这类个体的责任认定问题，法律需要给予特别重视。笔者认为，如果这类个体是专业的网络谣言推手或“网络水军”（即受雇于网络公关公司，为他人发帖回帖造势的人），其出于恶意传播的目的而散布网络谣言，那就需要给予严厉打击；如果仅是不明真相地随意为之，则一般处以警告、罚款、民事赔偿等非刑事责任比较合适。此外，作为自媒体平台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其在网络谣言传播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可否认，现实中一些媒体在进行新闻报道和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失去了价值定力和基本的媒介素养，为网络谣言的制造和传播提供了便利。如果对这类媒体的行为予以规范和管理，就可以在传播环节大大节省网络谣言的治理成本。为此，立法应当明确这类媒体的责任：以专门制造、传播谣言为目的的，坚决予以打击和取缔，并根据行为的性质和危害性，追究相关人员的民事、行政、刑事法律责任；因疏于审查而登载不实言论的，认定为民事责任较为合理。
3.明确治理网络谣言的司法、执法边界
司法机关和政府有关部门对网络谣言的治理，应当依法依规、理性地进行，实现对言论自由的限制与保护的平衡。在具体的法律实施过程中，司法机关和执法部门要依法认真甄别网络谣言行为的影响范围和社会危害性。《两高解释》对网络谣言的治理进行了解释和说明，虽然其中还有需要进一步考虑的地方，但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应当将其作为治理网络谣言的司法和执法依据。我国现行立法并没有给普通网民提供甄别一般网络信息与不实网络言论的标准，网民一般也没有能力加以分辨，这很可能会导致一些网民在某种情况下被冠以“恶性传谣者”之名，司法和执法部门对这类情况应当谨慎处理，切不可突破法律界限而任意设定责任类型并予以追究。政府部门在进行网络谣言治理的过程中，应当秉持法治理念，依照已有法律规范进行执法，防止为了单纯地追求治理效果而超越法律框架、以行政取代司法的情况出现。把握好治理网络谣言与保证公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之间的平衡，既让造谣生事者得到惩处，又让民声得以传达，这才是治理网络谣言的最终目的。
四、结语
网络谣言的治理是网络时代的现实难题，其将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法治建设和社会治理的主要课题之一。应当承认，网络本身并不是网络谣言现象产生的原因，其只是提供了较传统媒体而言更加便利的言论扩散条件。治理网络谣言，还应当通过对社会治理的客观环境的分析和研究，使治理网络谣言的方式最优化；通过营造和谐安定的社会秩序和网络环境，最大限度地减少谣言的产生。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法治的理念、方式和思想适用于一切公共领域包括网络空间，治理网络谣言的根本路径也必定是法治。如何营造健康、和谐的社会环境，完善有关网络信息安全的立法、司法和执法，这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决定我国法治建设成效的一个关键因素。网络谣言治理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任务，需要国家、社会和公民的合力，需要更多的耐心和智慧。
注释
①［德］汉斯·约阿希姆·诺依鲍尔：《谣言女神》，顾牧译，中信出版社，2004年，第9页。②黎慈：《网络谣言的法律规制及其完善》，《理论导刊》2014年第1期。③罗斌：《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形态研究》，《法律适用》2013年第8期。④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54页。⑤这7种情况包括：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引发公共秩序混乱的；引发民族、宗教冲突的；诽谤多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损害国家形象，严重危害国家利益的；造成恶劣国际影响的；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情形。⑥唐煜枫：《言论自由的刑罚限度》，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41—42页。
参考文献
［1］［美］卡斯·R·桑斯坦.谣言［M］.张楠迪扬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
［2］于志刚.网络犯罪与中国刑法应对［J］.中国社会科学，2010，（3）.
［3］王素.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机理、影响及应对——基于网络时代治安管理的分析［J］.管理学刊，2013，（5）.
［4］李大勇.谣言、言论自由与法律规制［J］.法学，2014，（1）.
责任编辑：邓林
作者：王海军
在网络舆论多元多样多变环境下，网络谣言作为谣言的一种特殊形式，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危害程度深，其治理已刻不容缓。网络综合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作为网络综合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升网络谣言治理能力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一、当前网络谣言治理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有关网络谣言治理的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制度，相关部门也开展了一系列整治网络谣言的专项行动，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突发事件发生时，网络谣言依然如影随形，其治理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一)执法力度与精准度有待加强
网络谣言依据其不同类型和传播范围等，对社会具有不同程度的现实危害，由于危害程度难以界定，加之造谣成本相对较低，执法成本相对较高，导致执法力度与精准度不够，甚至错位。比如，不管是对一些无主观恶意的造谣传谣者，还是恶意制造和传播恶性谣言者，均采取说服教育等象征性惩治措施，甚至冷处理、不处理，法律针对性、操作性不强，法律威慑力处罚力不够。
(二)网德建设与网民自律有待加强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04亿，其中农村网民规模为255亿，占网民整体的282%;受过大学专科及以上教育的网民群体占比为195%。由于网民规模结构及学历层次等客观现实，加之网德建设滞后，决定了网民辨别力与鉴别力不高，特别是在面对网络谣言时，往往缺乏理性思考而人云亦云。同时，一些网络平台以流量至上，“把关人”角色弱化，主体责任履行不到位，成为网络谣言传播扩散的推手。
(三)技术防范治理手段有待加强
当前，针对网上海量信息，单靠“人海战术”对于网络谣言的识别、筛查、拦截、管控、溯源等所起作用不大。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和有关网络平台虽然也陆续开发了一些技术系统，但总体效果不明显，仍然存在大量网络谣言。
(四)权威信息发布和辟谣引导有待加强
网络谣言在网上大行其道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官方权威信息发布滞后，政府部门在应对网络谣言时很少主动出击，往往是被动应对，权威信息缺位必然导致网络谣言挤占网络空间。同时，官方权威信息和辟谣信息发布后，存在推送不到位和覆盖不全面的问题，特别是一些精准辟谣信息，点对点、圈对圈引导不到位，导致传播率不足，到达率不高。
二、网络谣言治理的相关文献回顾
当前，国内关于网络谣言治理的文献研究较多。截至2020年7月26日，以“网络谣言治理”为关键词，通过中国知网共搜索到507余篇相关文献。通过梳理已有文献，有关网络谣言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从网络谣言形成和发展的阶段入手
将网络谣言分为事前、事中、事后三个阶段或潜伏期、萌芽期与爆发期三个阶段，并提出阶段性治理措施。比如，卢剑明强调，积极构建事先预防、事中监控和事后追责的网络谣言防控机制，夯实由政府主导、网站和网民共同参与的网络谣言综治架构。[1]丁颖认为，网络谣言潜伏期要调查民意，防患于未然;网络谣言萌芽期要定期监测，危机预警;网络谣言爆发期要反应迅捷，巧妙应对。[2]
(二)从网络谣言治理的手段入手
已有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从法律法规、媒介素养、刑法治理、技术治理等方面提出治理策略。这类研究又分两类：一类是侧重于某一方面，即单一强调某一治理手段。比如，林浩瀚在区块链技术基层架构和核心特性层面对基于区块链技术进行网络谣言治理的可行性进行分析后，认为运用区块链技术的核心特性可以有效地对网络谣言进行治理，并能够有效地解决当前网络谣言治理的困境。[3]胡亚龙通过分析我国刑法现状提出了关于完善刑法对网络谣言治理的建议，认为要完善刑法关于网络谣言的罪名配置，明确对“公共秩序”和“情节严重”标准的界定。[4]另一类则是整合多种治理手段加以论证。比如，江必新、黄明慧认为“信息疫情”防控需要法治應对与理性自觉[5]。金国峰从制度、技术和文化视域，提出网络谣言的治理途径，包括制度治理：完善疫情信息发布制度，推广网络实名制;技术治理：发展网络谣言筛查技术，推进大数据治理战略;文化治理：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建设社会主义网络文化。[6]
(三)从网络谣言成因及传播机理入手
主要探索网络谣言产生的根源与其传播背后蕴含的规律性特征，以此提出相应的治理策略。比如，冯雨佳从网络谣言的特性、制造者、传播者、监管者、澄清者五个层面深入探析网络谣言大行其道的成因，基于成因分析，从个人层面、媒体层面、政府层面提出对策。[7]翟敏从社会环境的影响、失真信息的泛滥、造谣群体的运作、网民的非理性跟风等方面探究网络谣言产生的原因，提出完善相关法律、及时公开信息、增强个体自律等三条治理路径。[8]
综上所述，当前，网络谣言充斥网络空间，特别是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等突发事件发生后，网络谣言应时而生，裹挟各类真假难辨的负面信息，在别有用心之人推波助澜和不明真相人员惯性转发下在网上不断发酵衍变，严重影响网络舆论环境，甚至危害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消解政府公信力，必须系统治理、综合整治。网络谣言治理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涉及政府部门、网络平台、网民等多个方面。但从治理主体看，政府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主体，其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中坚力量。因此，网络谣言治理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主体作用，充分利用法律、技术等手段，构建法治、自治、智治、共治“四治联动”的综合治谣格局，加快推进网络谣言治理现代化，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三、构建以政府为主体的网络谣言综合治理策略
(一)强执法、善明察，加强依法治谣
治网之道，法治为本。当前，规范网络传播秩序的法律法规逐步完善，网络谣言治理已基本实现有法可依。不仅《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对编造或传播谣言作出处罚规定，网络空间安全领域的基础性法律《网络安全法》也对传播虚假信息等作出明确处理规定。同时，国家网信办近年来发布的系列规定均对网络谣言治理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比如2020年3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第二章第六条，明确提出“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不得制作、复制、发布含有散布谣言，扰乱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的违法信息”，同时也对网络信息内容服务平台健全谣言处置机制等作出明确规定。
依法治谣，已实现有法可依，但相关法律法规针对性和操作性不强，执法成本、惩罚力度与谣言危害性不匹配等因素，导致网上造谣传谣行为未得到根本遏制，破解之道在于执法必严，应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衔接机制，着力提高执行力，让更多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网上造谣传谣行为进入法律程序，而不是简单地批评教育、说服引导了事。同时，还应建立严格的追责机制，将网络造谣传谣纳入个人信用体系，对网上造谣传谣行为进行长期性、精准化打击。
网络谣言治理要坚持法治原则，但也要注意区分和鉴别恶意谣言与好心质疑，恶毒攻击与善意批评，对网上那些带有善意的批评、建议、提醒、提示和有待证实的信息应给予一定的容忍度。应对此类网络信息时应特别审慎，必须明察信息发布者的主观动机、意图和目的。若出于善意，仅限于当时条件下认知的局限性和不确定性，而发表和传播了一些真假有待确定的信息，则不宜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罚，而应适度包容，让时间检验真伪。
(二)重自律、倡网德，实施谣言自治
依法治谣强调的是他律，谣言自治则强调的是自律。要从根本上铲除谣言滋生的土壤，不仅要靠他律更要靠自律。网民自律应包含三个层面。一是不造谣。作为信息发布主体的网民个人不能仅享有自我发布权利，更应履行自我管理责任。二是不传谣。网络谣言成于传谣者，要阻断网络谣言传播，网民个人必须理性思考，增强鉴别力和抵制力。三是不信谣。网络谣言终于信谣者，要破除其严重危害性，必须提高网民自身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不能偏听偏信。在此基础上，更要主动举报各类网络谣言，积极参与网络辟谣。
如何提高网民个人自律意识，提升网络谣言辨识能力，倡导社会网德建设是重要路径。2017年，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提出实施“网德工程”，倡导文明办网、文明上网。当前环境下，以网德建设推动网络谣言治理显得尤为迫切。一是应以德办网。网络平台应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强化社会责任，加强用户资质审核和内容监管，建立完善网络谣言治理平台处置机制，探索形成行业自治规程。二是应以德上网。网民个人应守公德严私德，履行公民责任，积极培育自身网德意识，提高网德认知，自觉规范个人网络行为，不断以网民个人文明上网行为带动和影响网民群体以德上网。三是应以德管网。相关部门应将网德建设作为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加强网德宣传教育，探索成立网民道德建设委员会，加强互联网领域信用建设，落实互联网信息服务严重失信主体信用黑名单管理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
(三)扩样本、强技术，深化技术治谣
技术前进一小步，管理难度就增加一大步。当前，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5G、IPv6、区块链、算法推荐、新型互联网接入等颠覆性技术，早已穿透网络空间监管边界，给网络谣言治理带来极大挑战，但与此同时也为网络谣言治理提供了新的有效路径。强化技术治谣，必须创新治理理念，始终在新发展理念上先行一步，坚持“以技术对技术、以技术管技术”，以新理念应对新挑战，在准确把握技术创新内在规律的基础上，推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应用用于网络谣言治理实践。
技术治谣应探索从初期谣言识别，到中期自动阻断，再到后期处置，建立网络谣言全周期、全链条治理机制。谣言识别阶段，需以大量谣言样本为语料，搭建大数据模型建立样本库，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对样本库谣言的识别和处理，自动鉴别变异、变种或新增谣言，同时将典型样本纳入库内，不断丰富谣言样本内容。自动阻断阶段。应参照欧美等国家做法，以新技术强化网络内容监管，研发网络谣言自动过滤系统，实时对已鉴别出的网络谣言或新增谣言信息，进行自动扫描、推理、对比，最终评判、预警和阻断。谣言处置阶段，应充分利用IPv6、区块链等技术手段，对网络谣言传播源头、路径和规律等进行监控和捕获，对谣言发布者身份、位置信息、网络信息等进行追踪和取证，对“黑名单”账号和转世账号等进行识别和处置。
(四)重真相、靠联动，落实共同治谣
谣言止于真相，唯有让真相与谣言并驾齐驱甚至跑赢谣言，才能让谣言无处遁形、无立足之地。当面对谣言已经蔓延的被动局面，及时、快速、准确辟谣则是关键。权威信息发布必须突出一个“快”字，除定时定点主动通报官方权威信息外，还应主动搜集谣言信息，筛选典型样本，快速核实和发布辟谣信息;必须强调一个“准”字，针对越来越多的医药、食品、卫生等专业领域谣言信息，必须组织专家学者有针对性地精准辟谣;必须基于一个“信”字，应加强网络辟谣信息内容建设，让辟谣信息看得懂、贴得近、传得开，切实增强辟谣信息的可信度。
当前，在海量信息与信息茧房共同作用下，如何让辟谣信息起作用有效果，联动辟谣是一条有效路径。国家层面建立以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为中枢，涵盖国家部委、地方省市、中央新闻网站、重点商业网站、专业权威机构、普通网民等多方力量共同参与的辟谣机制，重点对重大谣言信息进行精准辟谣。地方省市则应联动属地部门、新闻媒体等，根据属地实际建立网络辟谣矩阵，主动接入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完善谣言及时发现、报告、核实和辟谣发布机制，做大做强辟谣力量。同时，相关部门还应充分动员网评队伍、网络志愿服务队等“进圈入群”，多终端多渠道转发权威辟谣信息，点对点精准开展评论引导，打通网络辟谣的“最后一米”，打赢网络谣言治理的“人民战争”。
参考文献：
[1]卢剑明.网络谣言现存问题及治理对策[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17(2).
[2]丁颖.突发事件及网络谣言实证分析——群体性突发事件中的网络谣言治理研究[J].新闻研究导刊，2019(10).
[3]林浩瀚.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网络谣言治理研究[D].内蒙古：内蒙古大学，2019.
[4]胡亚龙.以刑法学视角浅谈网络谣言的治理问题[J].法制博览，2020(5).
[5]江必新，黄明慧.“信息疫情”防控需要法治应对与理性自觉[J].社会治理，2020(5).
[6]金国峰.重大疫情中网络谣言的形成诱因及其治理[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0(6).
[7]冯雨佳.破窗效应视角下“后真相”时代网络谣言的传播与治理分析[J].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12).
[8]翟敏.互联网语境下的谣言成因及对策分析[J].新闻研究导刊，2018(10).
作者：陶秋胜，重庆市网信办干部
陶佳丽，陸军勤务学院基础部教员
责任编辑：刘小侨
作者：陶秋胜 陶佳丽
每年的4月1日，西方人会过愚人节。在这个特定的节日，人们可以说平时不能说或者不好说的话。这一天人们可以骗人，可以造谣，可以开善意的玩笑，可以恶作剧。平时的谣言在多样信息互动中减弱，直至消失。这一天就是把谣言夸大，让谣言铺天盖地，也不会让人丧失尊严，反倒增加生活情趣。谣言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离开了谣言，生活会变得不完整。谣言永远存在，听信谣言，造谣传谣，既是人的理性不及，也是人性的不可或缺。一个人可以在某一件事或某一领域的事上明确地判断出是谣言还是真相，但不可能在所有事所有领域都有这个本事。人性是不完美的，不完美的人性是造谣和传谣的根源，所有人都有可能是谣言的制造者和传播者。
按人性不完美之逻辑推理，其结论必然是：消灭谣言就是消灭人性，消灭人性就等于消灭了人自身。“文化大革命”有狠斗私字一闪念，结果“公”字没产生，“私”字却以几何积数增长，人类的野蛮由此加倍放大。治理谣言的原则在于约束人性，降低有害谣言产生和传播的几率，使谣言处在可控的限度之内，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人性，不是改造人性，更不是灭绝人性。
谣言分为有害的谣言和无害的谣言，有害的谣言需要治理，无害的谣言尽可听之任之，顺其自然。网络谣言可以分为政治谣言和非政治谣言，如果二者有害，需要治理，如果二者无害，则无需治理。网络谣言的治理是有害谣言的治理，其害处具体表现在：伤害了国体和政体，动摇了国体与政体的根基，危害了国家安全;破坏了社会和政治稳定，扰乱了政治、经济、社会秩序;威胁或伤害到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幸福、自由、公平或公正;如果谣言达到了如此程度，进行谣言的治理显得十分必要和紧迫。其中危害最大的是政治谣言，网络谣言的治理也主要是指政治谣言的治理，其基本措施如下：
贯彻落实宪法精神。谣言要依法而治，不能依人而治，不能因权力地位高低而治，依法而治的核心就是落实宪法精神，限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宪法会使所有人不因谣言产生而恐惧，不因谣言传播而破坏秩序。小道消息、谣言的流传，是对没有民主法治的惩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的言论自由得到贯彻落实，公民的知情权得到切实有效地保障，谣言就会有效遏制。放开媒体是宪法逻辑的必然展开，开放报禁，开放网络，实现网络自由，降低谣言产生的几率。一个不完整信息经过多人的努力变成完整信息，一个碎片真相经过众多媒体的拼凑逐渐形成完整真相，从而极大地缩小了谣言产生的空间。遵守宪法，贯彻宪法精神才是解决谣言的根本之道。
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公民，也可以反过来说，有什么样的公民就有什么样的制度，二者相辅相成。制度具有决定性意义，一个良好的公民，就在于树立对好的规则、好的制度的信仰。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制度的反面。在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之下，被统治者对政府的态度在两个极点存在，一个极点是极端信任，另一个极点是极端不信任。当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呈现败相的时候，被统治者对权力的绝对信任就会转化成对权力的绝对不信任，谣言四起，且不可控制。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对权力进行有效的约束，不把无限权力变成有限权力，不把无限政府变成有限政府，不把无限政党变成有限政党，谣言就成为破坏政治秩序最有效的杀伤武器，其效果真就如《新闻联播》所说：“一些人只需轻点鼠标就可以破坏社会稳定，甚至危及国家安全”。现有的政治体制权力者、权力部门垄断信息，造成信息不对称、信息来源单一。网民对某一重大政治事件一知半解，在理解政治事件时容易加上自己的理解与想象，妄自猜测，形成了网民本人的政治图解，政治图解在传播过程中不断被放大、被扭曲，最终转化为政治谣言，把鞭炮当枪声就是典型的政治图解变为政治谣言的样板。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就是建立宪政民主，建立好的制度，实行良治，制约权力，防止权力垄断信息，促进信息公开化，使信息来源多元化，使所以的人分享政治信息，堵塞政治谣言传播的渠道。 开放与拓展现实政治参与渠道。在西方国家，由于政治渠道通畅，在网络上谈政治的少，谈风花雪月的多，谈生活情趣的多，网络政治谣言没有生存的空间。在中国，虽然国家领导人经常说创造条件让人民讲话，由于现实让人民讲话的渠道不多，政治参与的渠道少，参与渠道不畅，这就形成了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景观，人们在网上特别愿意谈论政治，批评权力，甚至对权力具有复仇心理。议论、批评尤其是仇恨往往容易使网民失去理性，失去方向。部分网民把复仇当政治，把报复当正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地造谣传谣，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的影响。避免造谣传谣扩大化，从根本上说要加强制度建设，完善已经有的人大、多党合作、自治制度等，比如让人民直接选举人大代表，让人大代表专业化。开放政治渠道，拓展政治渠道，丰富民主政治形式，让网民参与到现实政治生活，使网民产生权利意识、责任意识和主人翁意识。惟其如此，复仇感才会下降，谣言才会降低。
及时而有效地公布真相。充分重视网络传播的规律，掌握规律和运用规律，而不能违背规律。及时有效地公布信息真相就是正确运用规律的体现。利用谎言，把谎言当真相，传播虚假信息，或者时过境迁，不良社会后果已经造成，再公布信息就是违背传播规律。微博是新媒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放开微博，它就会成为谣言最有力、最有效的粉碎机，就会成为真相的挖掘机。微博公布信息及时、有效、成本低、见效快。加强微博管制，只会弄巧成拙，甚至南辕北辙。谣言止于智者，智者不常有，谣言则常在。解决谣言的方式不能停留在寄托智者身上，不能盲目地等待戈多。谣言生于微博，也止于微博。谣言止于信息公开，止于真相，止于信息及时有效地公布。
加强网络道德建设。一些网民为了片面追求粉丝、听众，把本来朴实无华的语言变成了具有暴力性、血腥性、煽动性、极端性的语言，哗众取宠，故弄玄虚，以此来争取听众。一些人热衷于与他人分享所谓“小道消息”、“政治段子”，参与起哄等都是网络道德缺失的表现，加强网络道德建设显得尤其重要。不完善的制度，不能成为公民逃避责任的理由，反而是提高社会公德心、提高网络道德的机会。网络应该成为网民交流的平台，而不是互相谩骂、互相攻击的战场，更不应该成为造谣传谣的主渠道。网络道德建设主要靠自律、自省、慎独，让其在道德层面认识到谣言的危害性。要扩展网民理性交流的空间，增加网络交往的形式，让谣言在理性的交流中自生自灭。
谣言的治理措施不是单一的，而是一个良性循环系统。遵守宪法，放开媒体，实现网络自由是治理谣言的大前提，政治体制改革是治理谣言的根本途径，开放政治参与渠道是治理谣言的基本措施，及时有效公布真相是治理谣言的有效措施，尊重传播规律和特点，提升社会公德心是治理谣言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治理措施的重要性和排序经常取决于谣言造成的事件性质，只要系统通畅，及时、有效地公布信息、真相就成为治理谣言的首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相对于暴力而言，谣言的破坏程度较轻。暴力能推翻政权，改朝换代，暴力有流血，有冲突，有牺牲。谣言改变不了一个国家，动摇不了一个国家，也破坏不了稳定。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也包括传谣造谣天塌不下来。只有在国家极端脆弱的时候，谣言才可能使国家坍塌。通过恐惧的方式治理不了谣言，反而造成社会不可治理状态。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一个国家的政权稳定与否，一个社会秩序紊乱与否，取决于经济是否繁荣，生产力水平是否发达，政治上是否民主。一个稳定的国家和地区，谣言甚至成为治理国家之病的一种苦药、良药，国家有美国可证，地区有台湾香港可证。这是谣言的辩证法。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用户的普及，我们很大的一部分生活融入到网络中，我们在网上购物、获取信息、咨询、娱乐等。网络同时也成为影响巨大的新媒体平台，网络迅捷、及时、简易等方面的特点快速促进社会信息的流通;但同时也导致网络成为滋生各种谣言的放大镜，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对我们的生活和社会引起巨大的负面效应与危害。
同时，网络谣言还会损害公众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近日，甘肃兰州出现食盐“涨价停产”等谣言，引发了新一轮抢盐风波。部分市民轻信谣言，开始大量购买食盐，很多商场、商铺的食盐被抢购一空。抢购到盐的人短期吃不完造成浪费，而真正需要盐的，尤其是一些餐饮机构，又因抢购买不到盐。陈柏峰说，“与事实偏差较大或完全相左的谣言谎话，借助网络和个别不负责任媒体的传播，很容易误导不明真相的网民，损害许多公众的利益。”
网络谣言之所以能够传播，很大程度上是谣言的制造者利用了一些人的心理弱点。中国社会学学会副会长、天津社会科学院首席专家潘允康表示，有些人喜欢求新、求奇，常常抱着“别人不知道的我知道”的心态，以寻求刺激;有些人则是从众心理，“别人知道的，我也应该知道”;当然还有一些人的素质不高，缺乏基本的分析能力和判断能力，即使有些谣言毫无逻辑、漏洞百出也信以为真。
潘允康进一步表示，有些网络谣言可称得上是“妖言”，极具蛊惑性和危害性。它利用人们的心理弱点，如同引诱人们吸食毒品一样，慢慢地让人“上瘾”，麻醉人的神经，扰乱人的生理功能，让人的心理也变得越来越不正常、不健康，进而破坏家庭、诱发犯罪，败坏社会风气，危害社会正常秩序。 造谣传谣不是言论自由
中央党校社会学教授吴忠民认为，公民享有言论自由，政府应该以宽容、包容、虚心的态度，畅通社会公众正常的意见表达渠道，保障公民言论自由，自觉接受社会监督。但是，社会公众在享受言论自由这一基本权利的同时，也应该承担社会责任，履行公民义务，自觉抵制网络谣言，维护舆论环境，根除网络谣言存在的土壤。
夏学銮表示，网络虽然为人们的交流提供了载体和工具，但网络聊天还是要从人们的嘴里说出去，网页留言也要靠人们在键盘上敲打进去，一言一语都是人们思想的反映。虚拟社会依托现实社会而存在，虚拟社会的行为主体仍然是现实社会中真实存在的每一个人。因此，每个人在现实社会中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并不会因为自己存在方式的变化而改变或消失。
针对“网络谣言也是言论自由的表现”这一观点，潘允康表示，首先，自由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自由应该是符合国情、有益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由，即使是在西方社会，如果有言论、谣言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也会受到制裁。因此，网络谣言并不属于自由的范围。其次，自由应该是在既有的法律制度框架内，享受不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权利。人是生活在社会之中的，人的社会化以及取得公民资格的最起码条件，就是要遵守法律规范，正确处理社会关系，遵守道德底线、法治底线和事实底线。谣言往往都是有所指向的，无论是针对人还是事件的谣言，都难免会侵害他人的正当权益，危害社会公共秩序，因此，这不仅仅是违反社会道德的，也是违反法律的，不仅应该坚决抵制，而且应该受到相应的制裁。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支振锋认为，网络谣言不仅在我国出现，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个亟待治理的问题，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能对网络谣言免疫。他举例说，韩国数名艺人不堪网络谣言的压力而轻生;大地震后的日本，谣言90%来自网络。支振锋表示，“言论自由”不应该是网络谣言得以豁免的保护伞。从国际上来看，韩国和日本纷纷表示要出台相关法律来治理网络谣言，英国也试图以隐私等相关法律来揭开匿名这一“互联网斗篷”，美国则宣布“数字世界将不再是一个没有法律约束的疆域 铲除网络谣言需要全民行动
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这是一个常识。随着互联网与经济社会联系的日益密切，网络不再是虚拟空间，而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是现实生活的延伸。在互联网中活动的每个人，在现实生活中都能一一找到对应。恶意编造传播网络谣言，对现实生活造成的冲击真实可感，一点也不虚拟。
为此，吴忠民指出，应将遏制网络谣言在内的社会舆论监管纳入法治轨道，形成常态化的监管机制，依法加强互联网管理，依法追究网络谣言制造者和传播者的法律责任。
南开大学法学院讲师向波表示，从法制建设角度来说，铲除网络谣言首先要界定网络谣言的概念、由谁来认定;其次，要健全法律，使得互联网信息相关的法律与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规定相衔接，完善法律责任追究制度，遏制网络谣言的滋生与传播。另一方面，也要加快征信体系建设，在互联网上倡导诚信意识。 徒法无以自行。支振锋表示，消除网络谣言，更要遵循法治的要求办事，尤其是当公民个人或者组织受到谣言的伤害时，应该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权利;而如果造谣诽谤，网络谣言的始作俑者也要承担相应的民事、刑事责任，或者接受治安管理处罚。
除了法制建设外，政府的信息公开也是必要举措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莫纪宏表示，治理网络谣言，最有效的办法是让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真正有效地运转起来，让信息公开的速度大于谣言传播的速度，让谣言消失在“阳光信息”下，形成政府和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的防范网络谣言的制度壁垒。莫纪宏建议，首先，政府应当与主流媒体协作，建立防范网络谣言扩散的预防机制，建立专门机构，配备专门人员，建立防范谣言扩散的预警机制;其次，应及时掌握网络舆情的发展动向，对可能成为谣言的虚假信息加以重点筛选，尽早采取措施来掌控网络舆情的发展趋势;最后，当谣言在网络上泛滥，具有快速传播的特性时，政府应当及时有效地公开各种对澄清谣言具有重要作用的信息，让“信息公开”遏止“谣言扩散”。 专家们认为，网络世界是一种公共空间，治理网络谣言理应是一种公共行动，彻底净化网络空间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对待网络谣言，全社会应该同仇敌忾，达成零容忍的共识。”莫纪宏表示，谣言是社会公害，与每个人有关。一方面，要加大法制宣传教育力度，提高公民素质，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造谣可耻、信谣可悲”的共识，每一个公民都要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都要敢于辟谣，和造谣者针锋相对，不让造谣者兴风作浪、蛊惑人心。
许多专家表示，网站与媒体应该自觉承担铲除网络谣言的责任与义务。“为吸引眼球、抢占卖点，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是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但因此而忽视对信息发布的掌控，对虚假信息视而不见，对造谣传谣听之任之，那就是不负责任的表现。”上官酒瑞认为，“为了治理网络谣言，洁净网络空间，网站和媒体不能回避公共使命，应当积极担当责任，成为良好网络环境的守护者。这需要加强对各类信息的甄别和监测，尽最大努力对违法信息进行审核，对虚假信息有效过滤，对网络谣言及时删除。而且在谣言出现的情况下，必须积极发布辟谣消息，遏制谣言的放大和传播。”
现如今，网络谣言一词已经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人们也基本都知道网络谣言将带来无法估量的社会危害，但是如何去辨别网络文章的真实性与否依然是很困难的，这就需要通过各种办法去避免网络谣言的出现，减小网络谣言带来的危害。
网络谣言的出现将会带来一些很严重的危害：
1、网络谣言将会使和谐社会变得不和谐。当下，国家大力提倡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全社会范围内也掀起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潮，但是网络谣言的出现却会将这一切打破，人们在谣言的影响下会对国家和社会产生负面情绪，从而使和谐社会的建设变得艰难重重，和谐社会也将变得不和谐。
2、将会扭曲网络的真正用途。网络在现代可以说是舆论传播的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它应该是和谐健康言论出现和传播的重要平台，但是网络谣言的出现，使网络变成了谣言的滋生地和传播平台，这就从本质上扭曲了网络平台的真实用途。
3、不利于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甚至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动荡。一些比较偏激的网络言论将会使人们得到一些错误的信号，产生一些反国家反民族的激进思想。国家的发展和进步是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这些网络言论将会造成社会环境的不稳定，不利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更有甚者将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动荡。 既然网络谣言会出现如此严重的危害，那么我们就应该通过各种途径去将这些谣言扼杀在摇篮之中，将谣言产生的危害降到最低：
1、在全社会范围为开展打击“网络谣言”的系列宣传活动。通过一系列的宣传让广大的人民群众了解网络谣言的危害以及如何辨别网络谣言和事实真相。
2、政府在各大主要的媒体及时的将社会上一些主要事件的真相进行公布。人们受到网络谣言的影响主要就是没有能够及时的了解到事实的真相，如果政府能够及时的将事实真相公布于众，必将使网络谣言没有立足之地。
3、各网站要建立严格的审核程序。网络谣言的出现也是由于各网站没有严格的审核程序，正因为审核程序的缺失，那些反动、消极的言论才能够出现在网络上。相信只要各大网站建立严格的网络审核机制，谣言必将会被扼杀在摇篮里。
4、国家要完善网络立法机制。现如今，法律就是一切行动的准绳，网络在现代是飞速的发展，但是网络立法却几乎没有，国家要尽快完善立法机制，约束网络上的一些不法行为，只有这样才能够使网络谣言的出现变成不可能。
网络谣言的出现产生了许多危害，相信只要大家能够立足于事件的真相，谣言必将不攻自破
要有效地遏制网络谣言的编造、接受和传播，首先要求网民要有自觉抵制的决心，要保持清醒头脑，充分认清网络谣言的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自己要自觉做到既不造谣、又不信谣、更不传谣。要把抵制编造和传播网络谣言提高到政治觉悟的高度上去认识，把它作为做人的基本素质。其次，要在立法上完善网络行为的法律制度。法律是避免人们走上违法犯罪的重要手段，当然也是遏制网络谣言编造和传播的重要手段。虽然我国目前已有网络方面的立法，但是，由于立法往往落后于实践和其他种种原因的存在，网络立法还存在不少缺陷，还远远不能适应实践需要，所有，完善这方面的法律制度势在必行。三是政府要以新闻专业主义为准则，及时对错误的网络言行进辟谣。要针对虚假的突发事件言论、焦点问题、热点问题、敏感问题及时调查处理和发布更正信息，用正确的信息抵制谣言，让广大群众即刻明确事件真相。四是加大网络监管力度，净化网络环境秩序，规范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监督和管理，严惩网络管理者玩忽职守行为。同时，加强网站自我教育、自觉管理、阳光服务的能力，提高网站识别、管理、惩戒网络谣言的能力和水平，切实将网络谣言消灭在萌芽状态。最后，应加强互联网技术应用管理的创新。网络的最大特点是它的虚拟性，这就增加了网络谣言防控的难度，所以，建立网络筛选确认制度、评估制度、和信息处理后反馈等制度，对及时发现网络谣言、及时处置网络谣言作用非同小可。 一 加大舆情监督引导力度，快速反应，避免不良谣言传播。
对于网络中的热点问题，可利用网站的论坛、新闻、评论等及时披露信息，加强与公众的互动，正面引导网民的讨论，及时批驳带有恶意的造谣、攻击和污蔑，充分发挥网络监督的导向作用，有效地管制网络公共空间。
政府、专家、媒体等公信力群体对谣言的快速反应和舆论引导对消除谣言解决问题显得至关重要，必须及时辟谣，将事实真相公布于众，以科学的、权威的声音，让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谣言消弭。信息公开的程度与公民对公信力群体的信任程度成正比。一些谣言之所以能够得逞，或者在极短时间里演化成现实灾难，一定程度上与平素发布的信息信任度不足不无关系。假如这些媒体平素的做法常失信于民，在遇上重大危机或灾难时，社会人心必然轻易浮动。
二 健全网络法制规范，培养公民的科学素养、科学精神和法制意识。
制定必要的网络法制规范，将有关违背道德底线、侵犯基本人权、恶意扰乱社会的非法行为，纳入法律追究范围，明确法律责任和追究程序，让现实社会的法律规范和道德准则在虚拟的网络中得以延伸和遵守。现代法治社会，无论是在现实生活还是虚拟世界，负责任的公民都应有科学精神和法制意识，因为尽管网络是虚拟的，但责任却如影随形，是实实在在的。
网络谣言是为害甚广的社会“毒瘤”
“网络谣言具有隐蔽性、炒作性、攻击性、报复性、宣泄性、诱惑性、强迫性等特点，已成社会‘毒瘤’。”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认为，我国的网络文明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网络谣言很容易成为引发社会震荡、危害公共安全的因素。
贵州瓮安事件中，有网络谣言说“三名嫌疑犯都是当地领导干部的亲戚”，“死者叔叔带到警察局问话被打死”;湖北石首事件中，有网络谣言称，“死者是在知晓当地公安局长、法院院长夫人同永隆大酒店老板走私贩卖毒品后被害的”;浙江“钱云会”案件中，有网络谣言说“钱云会是被谋杀的”……“几乎每一次社会不安现象的出现，都有谣言的鼓动和伴随。”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陈柏峰表示，网络谣言严重威胁社会稳定。
同时，网络谣言还会损害公众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近日，甘肃兰州出现食盐“涨价停产”等谣言，引发了新一轮抢盐风波。部分市民轻信谣言，开始大量购买食盐，很多商场、商铺的食盐被抢购一空。抢购到盐的人短期吃不完造成浪费，而真正需要盐的，尤其是一些餐饮机构，又因抢购买不到盐。陈柏峰说，“与事实偏差较大或完全相左的谣言谎话，借助网络和个别不负责任媒体的传播，很容易误导不明真相的网民，损害许多公众的利益。”
网络谣言之所以能够传播，很大程度上是谣言的制造者利用了一些人的心理弱点。中国社会学学会副会长、天津社会科学院首席专家潘允康表示，有些人喜欢求新、求奇，常常抱着“别人不知道的我知道”的心态，以寻求刺激;有些人则是从众心理，“别人知道的，我也应该知道”;当然还有一些人的素质不高，缺乏基本的分析能力和判断能力，即使有些谣言毫无逻辑、漏洞百出也信以为真。
潘允康进一步表示，有些网络谣言可称得上是“妖言”，极具蛊惑性和危害性。它利用人们的心理弱点，如同引诱人们吸食毒品一样，慢慢地让人“上瘾”，麻醉人的神经，扰乱人的生理功能，让人的心理也变得越来越不正常、不健康，进而破坏家庭、诱发犯罪，败坏社会风气，危害社会正常秩序。
上海市委党校副教授上官酒瑞认为，互联网是把双刃剑，在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同时，也成为一些人凭空捏造、传播虚假信息的工具，成为造谣、传谣的载体，比如“谣盐”风波、“军车进京”等谣言就是借助网络平台得到了快速传播。网络谣言的产生，可能迎合了社会转型期一些人内心的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但诸多事实表明，各种网络谣言的滋生、扩散和传播，不仅损害了公民权益，扰乱了社会秩序，引发了公众恐慌，而且破坏了政府公信力，损害了政府形象。如果网络空间中谣言横行，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上官酒瑞表示，整治网络谣言是人心所向、法治要求。
造谣传谣不是言论自由
中央党校社会学教授吴忠民认为，公民享有言论自由，政府应该以宽容、包容、虚心的态度，畅通社会公众正常的意见表达渠道，保障公民言论自由，自觉接受社会监督。但是，社会公众在享受言论自由这一基本权利的同时，也应该承担社会责任，履行公民义务，自觉抵制网络谣言，维护舆论环境，根除网络谣言存在的土壤。
夏学銮表示，网络虽然为人们的交流提供了载体和工具，但网络聊天还是要从人们的嘴里说出去，网页留言也要靠人们在键盘上敲打进去，一言一语都是人们思想的反映。虚拟社会依托现实社会而存在，虚拟社会的行为主体仍然是现实社会中真实存在的每一个人。因此，每个人在现实社会中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并不会因为自己存在方式的变化而改变或消失。
针对“网络谣言也是言论自由的表现”这一观点，潘允康表示，首先，自由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自由应该是符合国情、有益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由，即使是在西方社会，如果有言论、谣言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也会受到制裁。因此，网络谣言并不属于自由的范围。其次，自由应该是在既有的法律制度框架内，享受不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权利。人是生活在社会之中的，人的社会化以及取得公民资格的最起码条件，就是要遵守法律规范，正确处理社会关系，遵守道德底线、法治底线和事实底线。谣言往往都是有所指向的，无论是针对人还是事件的谣言，都难免会侵害他人的正当权益，危害社会公共秩序，因此，这不仅仅是违反社会道德的，也是违反法律的，不仅应该坚决抵制，而且应该受到相应的制裁。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支振锋认为，网络谣言不仅在我国出现，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个亟待治理的问题，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能对网络谣言免疫。他举例说，韩国数名艺人不堪网络谣言的压力而轻生;大地震后的日本，谣言90%来自网络。支振锋表示，“言论自由”不应该是网络谣言得以豁免的保护伞。从国际上来看，韩国和日本纷纷表示要出台相关法律来治理网络谣言，英国也试图以隐私等相关法律来揭开匿名这一“互联网斗篷”，美国则宣布“数字世界将不再是一个没有法律约束的疆域”。
铲除网络谣言需要全民行动
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这是一个常识。随着互联网与经济社会联系的日益密切，网络不再是虚拟空间，而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是现实生活的延伸。在互联网中活动的每个人，在现实生活中都能一一找到对应。恶意编造传播网络谣言，对现实生活造成的冲击真实可感，一点也不虚拟。
为此，吴忠民指出，应将遏制网络谣言在内的社会舆论监管纳入法治轨道，形成常态化的监管机制，依法加强互联网管理，依法追究网络谣言制造者和传播者的法律责任。
南开大学法学院讲师向波表示，从法制建设角度来说，铲除网络谣言首先要界定网络谣言的概念、由谁来认定;其次，要健全法律，使得互联网信息相关的法律与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规定相衔接，完善法律责任追究制度，遏制网络谣言的滋生与传播。另一方面，也要加快征信体系建设，在互联网上倡导诚信意识。
徒法无以自行。支振锋表示，消除网络谣言，更要遵循法治的要求办事，尤其是当公民个人或者组织受到谣言的伤害时，应该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权利;而如果造谣诽谤，网络谣言的始作俑者也要承担相应的民事、刑事责任，或者接受治安管理处罚。
除了法制建设外，政府的信息公开也是必要举措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莫纪宏表示，治理网络谣言，最有效的办法是让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真正有效地运转起来，让信息公开的速度大于谣言传播的速度，让谣言消失在“阳光信息”下，形成政府和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的防范网络谣言的制度壁垒。莫纪宏建议，首先，政府应当与主流媒体协作，建立防范网络谣言扩散的预防机制，建立专门机构，配备专门人员，建立防范谣言扩散的预警机制;其次，应及时掌握网络舆情的发展动向，对可能成为谣言的虚假信息加以重点筛选，尽早采取措施来掌控网络舆情的发展趋势;最后，当谣言在网络上泛滥，具有快速传播的特性时，政府应当及时有效地公开各种对澄清谣言具有重要作用的信息，让“信息公开”遏止“谣言扩散”。
专家们认为，网络世界是一种公共空间，治理网络谣言理应是一种公共行动，彻底净化网络空间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对待网络谣言，全社会应该同仇敌忾，达成零容忍的共识。”莫纪宏表示，谣言是社会公害，与每个人有关。一方面，要加大法制宣传教育力度，提高公民素质，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造谣可耻、信谣可悲”的共识，每一个公民都要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都要敢于辟谣，和造谣者针锋相对，不让造谣者兴风作浪、蛊惑人心。
许多专家表示，网站与媒体应该自觉承担铲除网络谣言的责任与义务。“为吸引眼球、抢占卖点，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是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但因此而忽视对信息发布的掌控，对虚假信息视而不见，对造谣传谣听之任之，那就是不负责任的表现。”上官酒瑞认为，“为了治理网络谣言，洁净网络空间，网站和媒体不能回避公共使命，应当积极担当责任，成为良好网络环境的守护者。这需要加强对各类信息的甄别和监测，尽最大努力对违法信息进行审核，对虚假信息有效过滤，对网络谣言及时删除。而且在谣言出现的情况下，必须积极发布辟谣消息，遏制谣言的放大和传播。” 造谣传谣不是言论自由
中央党校社会学教授吴忠民认为，公民享有言论自由，政府应该以宽容、包容、虚心的态度，畅通社会公众正常的意见表达渠道，保障公民言论自由，自觉接受社会监督。但是，社会公众在享受言论自由这一基本权利的同时，也应该承担社会责任，履行公民义务，自觉抵制网络谣言，维护舆论环境，根除网络谣言存在的土壤。
夏学銮表示，网络虽然为人们的交流提供了载体和工具，但网络聊天还是要从人们的嘴里说出去，网页留言也要靠人们在键盘上敲打进去，一言一语都是人们思想的反映。虚拟社会依托现实社会而存在，虚拟社会的行为主体仍然是现实社会中真实存在的每一个人。因此，每个人在现实社会中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并不会因为自己存在方式的变化而改变或消失。
针对“网络谣言也是言论自由的表现”这一观点，潘允康表示，首先，自由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自由应该是符合国情、有益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由，即使是在西方社会，如果有言论、谣言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也会受到制裁。因此，网络谣言并不属于自由的范围。其次，自由应该是在既有的法律制度框架内，享受不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权利。人是生活在社会之中的，人的社会化以及取得公民资格的最起码条件，就是要遵守法律规范，正确处理社会关系，遵守道德底线、法治底线和事实底线。谣言往往都是有所指向的，无论是针对人还是事件的谣言，都难免会侵害他人的正当权益，危害社会公共秩序，因此，这不仅仅是违反社会道德的，也是违反法律的，不仅应该坚决抵制，而且应该受到相应的制裁。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支振锋认为，网络谣言不仅在我国出现，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个亟待治理的问题，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能对网络谣言免疫。他举例说，韩国数名艺人不堪网络谣言的压力而轻生;大地震后的日本，谣言90%来自网络。支振锋表示，“言论自由”不应该是网络谣言得以豁免的保护伞。从国际上来看，韩国和日本纷纷表示要出台相关法律来治理网络谣言，英国也试图以隐私等相关法律来揭开匿名这一“互联网斗篷”，美国则宣布“数字世界将不再是一个没有法律约束的疆域”。
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这是一个常识。随着互联网与经济社会联系的日益密切，网络不再是虚拟空间，而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是现实生活的延伸。在互联网中活动的每个人，在现实生活中都能一一找到对应。恶意编造传播网络谣言，对现实生活造成的冲击真实可感，一点也不虚拟。
为此，吴忠民指出，应将遏制网络谣言在内的社会舆论监管纳入法治轨道，形成常态化的监管机制，依法加强互联网管理，依法追究网络谣言制造者和传播者的法律责任。
南开大学法学院讲师向波表示，从法制建设角度来说，铲除网络谣言首先要界定网络谣言的概念、由谁来认定;其次，要健全法律，使得互联网信息相关的法律与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规定相衔接，完善法律责任追究制度，遏制网络谣言的滋生与传播。另一方面，也要加快征信体系建设，在互联网上倡导诚信意识。
徒法无以自行。支振锋表示，消除网络谣言，更要遵循法治的要求办事，尤其是当公民个人或者组织受到谣言的伤害时，应该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权利;而如果造谣诽谤，网络谣言的始作俑者也要承担相应的民事、刑事责任，或者接受治安管理处罚。
除了法制建设外，政府的信息公开也是必要举措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莫纪宏表示，治理网络谣言，最有效的办法是让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真正有效地运转起来，让信息公开的速度大于谣言传播的速度，让谣言消失在“阳光信息”下，形成政府和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的防范网络谣言的制度壁垒。莫纪宏建议，首先，政府应当与主流媒体协作，建立防范网络谣言扩散的预防机制，建立专门机构，配备专门人员，建立防范谣言扩散的预警机制;其次，应及时掌握网络舆情的发展动向，对可能成为谣言的虚假信息加以重点筛选，尽早采取措施来掌控网络舆情的发展趋势;最后，当谣言在网络上泛滥，具有快速传播的特性时，政府应当及时有效地公开各种对澄清谣言具有重要作用的信息，让“信息公开”遏止“谣言扩散”。
专家们认为，网络世界是一种公共空间，治理网络谣言理应是一种公共行动，彻底净化网络空间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对待网络谣言，全社会应该同仇敌忾，达成零容忍的共识。”莫纪宏表示，谣言是社会公害，与每个人有关。一方面，要加大法制宣传教育力度，提高公民素质，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造谣可耻、信谣可悲”的共识，每一个公民都要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都要敢于辟谣，和造谣者针锋相对，不让造谣者兴风作浪、蛊惑人心。
许多专家表示，网站与媒体应该自觉承担铲除网络谣言的责任与义务。“为吸引眼球、抢占卖点，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是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但因此而忽视对信息发布的掌控，对虚假信息视而不见，对造谣传谣听之任之，那就是不负责任的表现。”上官酒瑞认为，“为了治理网络谣言，洁净网络空间，网站和媒体不能回避公共使命，应当积极担当责任，成为良好网络环境的守护者。这需要加强对各类信息的甄别和监测，尽最大努力对违法信息进行审核，对虚假信息有效过滤，对网络谣言及时删除。而且在谣言出现的情况下，必须积极发布辟谣消息，遏制谣言的放大和传播。”
舆情监测 http://
当今，互联网在我国已成为经济社会运行的重要基础设施和影响巨大的新型媒体，它使普通民众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表达意见和愿望的话语权, 网络舆情给党和政府了解社情民意、实行民主化科学化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但必须看到，网络舆情失真问题，特别是网络谣言问题日益突出，影响社会群体心态、侵蚀社会主流价值观、激化社会矛盾，不利于维持社会和谐稳定。有效治理网络谣言，正确引导网络舆情，是一个必须解决好的现实课题。
坚持信息透明原则保持信息畅通
信息透明是引导防止和治理网络谣言的前提，否则将形成信息反复博弈，造成虚假信息蔓延，增加治理的难度。所以，有效治理网络谣言，首先应当坚持信息透明原则，在保持信息畅通和信息公开的情况下，多做解疑释惑、理顺情绪、化解矛盾的工作。
树立信息源权威及时公布准确信息
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高度发达的社会，网上的信息更是浩如烟海。面对各种各样的信息，网民往往无所适从，难以鉴别真伪。政府是社会各界中最大的信息资源占有者，各级党组织和政府掌握着大量的社会、经济、文化信息以及全部的政策和法律信息。要树立信息源权威，针对网络中刚刚出现的网络谣言苗头，准确、及时、详细地在网上公布所掌握的信息，抑制网络谣言的影响和泛滥，确保公众掌握信息的客观性真实性。
提高网民素质增强信息鉴别能力
面对纷繁复杂的网络信息，网民只有通过更多掌握基本的政治知识，才能对各种网络信息进行正确的政治判断。因此，要引导广大网民提高媒介认知力、信息鉴别能力，使网络谣言失去生存空间。当公民个人或者企业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要勇敢地站出来，理直气壮地与网络谣言作斗争。
规范网络公关行为加强行业自律
大力培育具有社会责任感、经营规范的网络公关龙头企业，树立行业标杆，引领行业发展。着手对网络公关公司采取一定措施，比如：加强对网站的管理，要求网站、博客、搜索引擎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并建议逐步实现实名制，防止同一用户注册不同身份恶意炒作;明确一些重点监管对象，加强预警;开展网站人员备案工作，等等。网络公司行业协会要切实履行职责，不能形同虚设;网络公司行业内部要互相监督和约束，提高行业的整体水平。
加快网络立法严惩网络谣言
进一步完善法律制度，才能在网络谣言损害到公民个人和企业的合法权益时，做到有法可依。要通过不断完善相关法律和制度，使网络谣言制造者付出更大的代价，承担更多的责任，最大限度地保证网络安全。对那些散布网络谣言、丑化攻击诽谤党和政府的行为，要坚决采取法律的手段，严惩不贷，从而维护好网络舆情表达的正常秩序，还广大网民一个清净、真实的网络虚拟空间。
8月20日，公安部启动集中打击网络有组织制造谣言的专项行动。9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简称“两高”)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两高司法解释”)。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舆情调查实验室对北京、上海、广州、沈阳、武汉等5个城市进行了关于此次整治网络谣言舆情的专项调查，并发布《合力构建聚民心尚理性的网络舆论空间》调查报告。报告显示，九成以上受访者认为有必要整治网络谣言。
主要数据
1.多数受访者认为网络谣言已成公害。
调查显示，超过七成受访者(71.4%)表示自己接触过网络谣言;超过八成受访者(80.4%)认为目前我国网络谣言传播情况比较严重或非常严重。在关于谣言危害性的认识上，80.4%的受访者表示网络谣言具有危害性。多数受访者认为“社会治安类谣言”和“灾难类谣言”的危害性最大。其次是食品类、民生类和金融财经类的谣言。其他列举的谣言类别，如“娱乐类谣言”“历史文化类谣言”等，被认为危害性较小。从年龄段来看，接触网络谣言比例最高的是18—29岁年龄段的群体，为80.3%。从接触渠道来看，通过微博、社交网站、微信等社交媒体接触网络谣言的比例，18—29岁年龄段的群体在各年龄段中都是最高的。
2.九成以上受访者认为有必要整治网络谣言。
调查显示，绝大部分受访者(93.6%)认为有必要整治网络谣言。认为“非常有必要”的比例超过半数，达到54.4%。而认为“没必要”和“完全没必要”的比例仅为4.6%。调查显示，76.0%的受访者认为此次整治网络谣言专项行动比较及时。有24.0%的受访者认为整治不够及时或严重滞后。近七成受访者认为此次网络谣言专项治理行动会取得较好效果。六成受访者认为整治网络谣言不影响民意表达。调查显示，48.8%的受访者认为整治网络谣言“不影响民意表达”，是各选项中比例最高的;另有13.0%的受访者认为整治网络谣言能“促进民意表达”;两项相加，即累计61.8%的受访者认为整治网络谣言对民意表达有益无害。
3. 多数受访者认可“两高司法解释”。
八成受访者认为该解释对于网络谣言治理比较重要，且各年龄段对解释的知晓度都超过70%。近八成受访者对“两高”出台司法解释的作用持肯定态度，认为该解释对于整治网络谣言和网络诽谤“非常重要”或“比较重要”。
“两高司法解释”第二条第一项规定，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5000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500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246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即可以视为诽谤罪。调查显示，七成以上的受访者(72.2%)认为该量刑标准比较合适。
问题分析
1. 网络谣言的传播渠道极其多样，论坛和微博是主渠道，微信正在成为谣言传播的新渠道。
调查发现，公众接触网络谣言的最主要渠道是网络论坛(70.2%)和微博(63%)，其次是QQ聊天(45.2%)、微信(35.8%)、人人网等社交网络(33.8%)、手机短信(33.8%)、海外网络(13%)。这说明，网络谣言传播渠道极为多样，论坛和微博是网络谣言传播的主渠道。不可忽视的是，微信正在成为一种新的谣言传播渠道，且有后来居上之势。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有13%的受访者接触到的是海外网站的谣言。
2. 对于什么是“网络谣言”多数人并不清楚。
调查发现，自认为对网络谣言清楚的受访者仅占14.6%，“比较清楚”的占48.2%，而
“不太清楚”的则占37.2%(“不太清楚”29.2%，“不清楚”2.6%，“不好说”5.4%)。由此可见，尽管公众对网络谣言深恶痛绝，但由于关于网络谣言一直缺乏科学清晰的界定，造成公众对于网络谣言的认知仍存在一定程度的模糊性。这无疑会给治理网络谣言带来一定的难度。
3. 网络谣言是一个难以杜绝的长期性复杂问题。
调查中，认为网络谣言“有可能被杜绝”的受访者仅占一成(10.4%)，认为“也许有可能”的占三成(33.2%)，而认为“不太可能的”占四成(40%)，认为“不可能”的占一成多(14.6%)。这表明，多数人认为，网络谣言不可能被杜绝，网络谣言治理将是一个需要长期应对的复杂工作。
4. 一部分人对集中整治网络谣言是否会影响民意表达心存担忧。
对于此次集中整治网络谣言行动，有超过六成的人认为整治网络谣言不影响而且会促进民意表达。但同时，也有一部分人表示了担忧，担心整治网络谣言会在执行中存在扩大化，尤其是可能会影响民意表达。因此应当及时解疑释惑，消除群众疑虑，回应部分网民的关切，让他们意识到网络谣言和自由表达观点的区别，让网络谣言整治的效果落到实处。意见建议
在新媒体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网络谣言治理将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作，难以毕其功于一役，需要政府与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广大网民互动，合力构建聚民心尚理性的网络舆论空间。
1. 进一步完善网络管理的法制化建设，健全常规化的管理机制。
整治网络谣言要做好顶层设计，在制度建设上下功夫，即以法制和常规管理为主，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和违法必究。这样的网络谣言治理成本低，也可以减少舆论阻力，有利于网络善治的可持续性。此次“两高”出台的《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标志着我国在网络法规建设方面迈出了一大步，符合依法治网的原则性要求。
2. 进一步加强信息公开，挤压谣言滋生的空间。
在诸多重大时政事件和突发事件中，相关信息的不公开或公开不及时、不充分，不仅是谣言产生并泛滥的主要原因，也容易导致党和政府公信力的降低，给谣言传播提供土壤和时间。10月16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回应社会关切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意见》，要尽快出台贯彻这一意见的执行细则，对各级政府机构落实该意见提出刚性要求。尽快做到最大程度的信息公开，这是治理网络谣言的关键。
3. 针对不同类型谣言，应采取不同措施消除其危害。
网络谣言多种多样，谣言治理应该分级、分层、分类。一般而言，运用科学知识能够澄清的谣言，是最易净化的谣言;涉及食品安全、医疗健康及环境污染等与百姓生活和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谣言,虽流传快、传播广，但辟谣信息也传播快，容易被接受和认可，属“可控型谣言”;与政府部门、权力机构、一些利益阶层相关的谣言，属于“顽固型谣言”，比较难以净化，需要尽可能透明、公开地处置，并着力解决现实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涉及自然灾害、交通事故、刑事犯罪、教育问题、违反常伦、民族宗教冲突的谣言,很容易被某些人与政府失误、官员腐败等联系起来，对于此类“潜伏式谣言”，更应侧重即时追踪判别，防患于未然。
4. 加快行业规范化进程，鼓励社会化媒体“阳光营销”。
社会化媒体营销是新媒体时代市场竞争的新形式，这是一种发展趋势。由于社会化媒体营销还处于初级阶段，各方面的规范和管理还很不到位，通过社会化媒体营销手段传播谣言和诽谤信息的行为确实时有发生，也给一些企业带来不良后果。在整治网络谣言中，应避免把网络谣言传播与社会化媒体营销混为一谈。建议由相关机构或媒体牵头，主要互联网企业、
社会化媒体营销企业通过共同签署“社会化媒体阳光营销共识”等方式，对现阶段的社会化媒体营销进行自律。从长远来看，社会化媒体营销还应有相应的法规出台来规范。
5. 转变观念，对于网络谣言治理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有充分认识。
一是转变认为能用“堵”和“删”的办法控制网络谣言的观念;二是转变网络谣言只是网络管理的问题的观念。我国的网络谣言泛滥现象发生在社会转型关键期和互联网快速发展期，有着特殊的社会土壤和传媒发展背景。因此治理网络谣言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单一的网络治理只能治标于一时，难以达到治本于长远。因此，既要对网络谣言进行整治，也要关注解决现实中的各种问题，消解谣言滋生的土壤。
6. 研究构建网络谣言治理与防范的社会化管理体系，把政府管理网络的这只“看得见的手”变成“看不见的手”。
互联网管理应充分发挥行业自律的作用，让主流媒体、新闻网站和门户网站的协同作战，巩固网络辟谣的阵地。同时，培养和鼓励一批各行业的专业人士参与到网络信息传播过程中来，通过他们的专业知识及时发现和揭露虚假不实信息，帮助网民正确辨识谣言，增强网络的自净化功能。2012年4月，在北京网媒协会“抵制网络谣言共建网络诚信”的呼吁下，新浪、搜狐、网易等7家开设微博客的网站，组织自律专员参与举报网络谣言，一些政府网站和法人微博也积极建立辟谣平台，一些网民也自觉成立了辟谣网站和辟谣小组，这些都是社会协同抗击网络谣言的积极尝试。
魏涛：网络谣言与政治安全应对
造谣，虽说不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但绝对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个人复仇、群体斗争或两国交战的必备利器。造谣以其"源头难控"，"效果明显"，又"不伤肉身"的独特优势，从军事到政治，从官方到民间，从学术到市井，无所不用。而造谣者也深禀祖上之教诲：君子动口不动手。
如今，网络交错，信息泛滥，造谣手法多、影响广、火力大、伤害深，更是盛况空前，令受害者心悸不止。尤其在社会性话题上，由于政府诚信缺失，民众的对立化情绪严重，三人成虎，众口铄金，谣言一旦发生，传播速率颇为惊人。
谣言因何兴起?
单从政府的立场来说，无论民生、经济还是外事交往，但凡处理公共事务，很难说完全不损害某一方的利益：推广公交先行，必然伤及自驾车者的利益;实施限价诊疗，自然伤及医院的利益;治理市容市貌，必然伤及小摊贩的利益;打压房价，必然伤及地方政府的利益。这些矛盾的双方，不仅没有刑事案件那样明显的善恶伦理界定，而且极具普遍性，让管理者始终陷于两难之中。
假设大家把所有的社会管理中"不合意"都化作仇视情绪，它很快就会被煽风点火，瞬间燎原。
既然人民利益高于一切，那么人民之间有了利益分歧，究竟该怎样调解?魏涛曾见身边不少"明智的"上任领导暗示下级：保身胜于一切;也听闻身边有百姓口头相告:别信政府，找记者，发帖子!看来，官有保身之策，民有叫骂之门，无意中，双方都亵渎了神圣的法律。紧接着，这些源自基层执法不当或政府干部腐败引发的社会不满情绪，被百姓夸张化、扭曲化，杜撰发展成为新的"文学体"，而阅读“告状帖”、“申冤帖”、"发泄帖"，快速培养起大众另类的文学审美情趣，成为必要的精神食粮。
谣言，相继诞生了。
造谣带来的连锁反应，呈几何式扩散，且在传播过程中会发生多次变异、屏蔽、扩大、消解，周期越长越不可控，社会影响越恶劣。假盐荒、假地震、假爆炸、假食品投毒事件，都让地方政府措手不及，无以
应对。经验告诉我们：当民众发现自己上了造谣者的当之后，怒气冲天所指向的，往往不是造谣者。
造谣的四种动机
造谣这种事情，动机并不复杂，不管“一拍即成”还是“精心设计”，不外乎几种幕后力量的差使。参考目前开展的公益营销、商业伦理等研究项目的有关数据(注：公益营销和商业伦理是魏涛主要的研究领域之一)，现将造谣动机归纳为四个类别: 1.受人指使：
出于疆土、贸易、外交立场等原因，如今海内外各种反华势力复燃，在中国政府物价、住房、就业、环境问题惹得百姓怨声载道之际，制造谣言就如同扔几颗核弹，必能立竿见影，获得奇效。于是，国内一批又一批的"有志之士"陆续被反华势力收买，成为造谣的机器，在网上网下一展才华。这种有着幕后经济支持和策略指导的谣言，阴谋性极强，隐患巨大，其造谣者也被有良知的中华儿女尊成为"败类"。
2.哗众取宠：
网络是造就草根明星的大舞台。近些年，随着道德伦理观念发生逆转，因造假而走红者大量涌现。此辈特征是，以哗众取宠获得网友的关注。譬如，编造某恶性事件的“内幕”、爆料某落马官员的若干资产和情妇“黑幕”，多数是无中生有，乱点鸳鸯，只为迎合大众口味，乐此不疲。网友越是好奇，造谣者越是兴奋，殊不知，一言一行，为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埋下伏笔。
3.经营所需：
新闻媒体为了获取更大的发行量和收视率，经营性网站为了获得更多的浏览量，都会放弃本分，利用夸张、扭曲等形式策划新闻，迎合大众胃口，造成新闻的严重失实。目前中国所有的新闻媒体都接受政府管理(网络除外)，被授权进行舆论监督，那么，倘若媒体新闻造假且被公众戳穿，政府立刻会被卷入其中，公信力骤减。
4.蓄意报复：
这是最常见的造谣动机之一。造谣者处于泄愤或复仇的目的，可能将谣言指向特定的人或事，也可能毫无保留地任意编造，其终极目的就是：解恨。此举，多会伤及无辜。
最常见的八类造谣手法
1.“断章取义”法：常以某公开发表的文章或某采访材料为标本，故意断章，曲解原意，攻击指向明确。
2.“以偏概全”法：常以社会关注的事件为标本，不加考证，将事件中某一家之言(常常是消极论点，有些媒体也惯用此术)断定为事件实质，大肆传播，误导观众。
3.“移花接木”法：常以照片或视频为标本，利用软件处理加工，制造假象，杜撰内涵，蒙蔽大众。
4.“指鹿为马”法：常以百姓不知情(或难以了解，譬如科技、经济领域某些计算方法)的事物为标本，肆意造作，搬弄是非。
5.“夸大其词”法：常以已经发生的负面事件、消息为标本，添油加醋，刻意恶化，煽动仇视情绪。
6.“空穴来风”法：常以敏感话题为标本，纯粹虚构。
7.“等量齐观”法：常以中西文化体制话题为标本，将不同社会背景下发生的现象混为一谈，这类造谣者一般具备高级思辨和语言能力，以便于攻击某一方。
8.“被动误解”法：此类谣言的发起，并非蓄意，而是受限于个人理解水平且受他人煽动，主观上不能独立(情况也较普遍)。
造谣与辟谣：中国人民都需要
谣言的危害不言而喻，但今天魏涛却要从另一种角度，为大家分析一下它的益处所在：造谣和辟谣的反复交战的过程中，让中国人逐渐学会了独立思考，培养独立人格。同时，魏涛也斗胆这样做一下定义：可能每个中国公民都是社会性谣言的受益者，因为，它间接地整顿了社会秩序，也改善了社会公平。媒体不能监督的，造谣者能监督;体系不能
推进的，谣言能推进;计划不能突破的，造谣能攻破。所以，科学地看待谣言，塞翁失马，焉之祸福?从长期的、辩证的角度来看，谣言的益处有三点：
1.警示反思：
没有切肤之痛时，所谓的“反思”仅仅停留在思想理论层面。历代领导集体屡次重申“新时期党的执政能力”，但仍有地方官员不以为然，从不反思自身作为之优劣，依然我行我素。此时，谣言如同一声惊雷，中伤了某些利益个人或群体之时，也惊醒了同僚们沉睡已久的缠绵的美梦。谣言爆发，必然对行政管理中某些旧观念、陋习俗产生震慑，进而有所收敛。
2.消解矛盾：
过去在信息不对称的环境里，政府对于百姓提出的质问很少去做太多的深入的澄清，这是一直以来的惯例。正常质疑方式和抱怨受理渠道遇阻，百姓们则更乐意求助媒体解决，甚至利用网络传谣进行泄愤。试想，如果连造谣的渠道都堵死了，连用口头上的泄愤都不允许了，那么后果会怎样?可想而之。谣言一旦影响大了，造谣者暗自高兴的同时也会暗自心虚。时间一长，加之政府主动回应，积怨便消退。
3.揭发腐败：
谣言往往是揭发腐败的导火索，重大贪腐案件常是被民间传言或网络谣言揪出来的(魏涛以为，这倒像是国家反腐倡廉工作的一条意外线索)。
辟谣法则与政府公共关系传播
没有引发社会动荡的谣言，可以适当存在，但不宜超越某种尺度，否则将危害同胞，祸国殃民。根据多年公共关系传播经验，魏涛提出了地方政府预防谣言和解决衍生问题的两个基本法则，建议如下：
1.“治标”法则：
(1)不辟谣：有人说：“谣言一定要第一时间澄清”，我并不十分赞同。谣言初现，一般是社会关注关切、情绪最激动的阶段，无论是作如何澄清，很有可能将问题更加复杂化。所以，对于一些不直接指向国家利益、暂时无损于社会正常秩序的谣言的散布，做好监控，可以不作澄清。然而，不辟谣并非无动于衷，要伺机处理。
“不辟谣”的处理态度，有两个好处，第一，可以有效进行内部反省和整顿;第二，不树立对立情绪和进一步激化矛盾。其最大的问题是对谣言传播的控制力弱。
(2)公共关系活动与传播：公关事件的操作，是直接让公众了解真相和进行事件澄清的最佳平台。但要本着客观、真诚的态度去执行，否则会弄巧成拙，将事态恶化。我经常用这句话告诫自己：“在枪响之前学会彼此敬畏”，也同样适用于执政理念。
那么，哪些公关活动形式更加稳妥?魏涛依照过往经验，提供两种工作思路：
第一，配合例行的主题活动开展辟谣工作
配合本城市或本行业“年度主题活动”进行，例如在“创城”期间增设民众话题互动的公共关系活动，将有利于对环境、动物保护、城市生活压力、住房问题等方面的质疑、谣言做好客观的阐释;再例如，在
“科技宣传年”期间，分设“科技辟谣”公关活动，让公众参与进来，对已发生和易发生谣言的(地震、食品安全、健康知识等)领域展开互动式科普。
第二，单独策划知识普及与辟谣公关传播活动
公众对谣言的认同，一方面是因为对科学规律和自然知识掌握的匮乏，另一方面是官方对辟谣工作的不重视、不系统。针对特殊的谣言易发领域，可以专门策划公关传播活动。例如，经济领域易发生的造谣事件，主要有金融、物价、暗箱交易等几个方面，这些问题影响着民生每个角落，可以接触网络传播工具专项组织“经济知识”全民竞赛、“真假1000问”等活动，在互动中辟谣，增强百姓对真伪的辨析能力。再例如，我们常见有工商、质检部门联合打假使用“集中销毁”形式，对于谣言假话，也可以如法炮制。
当然，无论怎样的活动形式，都应当加大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宣传力度，以便于兼顾到角角落落。
2.“治本”法则：
治造谣病痛之本，如同治理一个浩繁的社会，谈何容易。任何时期、任何制度下，都无法杜绝谣言的存在，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对舆论环境的主动“优化”和“改善”。那么，从何做起呢?
魏涛以为，治理环境，应先从治理自身做起。公众的镜头24小时紧盯着各级官员的三种口才——随性的口才，高调的口才，避而不答的口才，所以今天登上都市类媒体、门户网站头条的，不再仅是明星绯闻，更猛增了地方官员之笑料。
改善中基层干部的公共关系素养，迫不及待，文章必须做深、做透，但因篇幅受限，此处不再赘述，全部内容可参考魏涛免费提供的《面对公众的镜头:中基层干部的四项修炼》课件(关注作者微博可索取该课件)。课件对中基层干部的公众形象与行为进行了要点性规范，对“政府公共关系活动策划与执行”、“媒体交往技术”等进行了系统和深入讲解。
作者概况：魏涛，中国青年策划人，公共关系策略专家，公益营销与商业伦理专家，曾任央媒总编助理、执行主编、咨询公司总经理等职，10余年公共关系活动策划经验，在理论创新、管理哲学等领域亦有创见(微博：http://weibo.com/rhymewe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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