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教育论文

小编精心整理了《历史教育论文(精选5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爱护环境,从我做起。”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应该在教学中渗透环保教育,让每一个学生都了解环境破坏的现状,主动形成环境保护意识,并且能够落实到行动上。

第一篇：历史教育论文

围绕历史核心目标教学，发挥历史教育功能

摘 要：中学历史进行学科道德教育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顺应现代教育的发展趋势，遵循历史教育的本质目标，历史教育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优良传统，激发学生的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以《五四爱国运动》一课为例，围绕历史核心目标教学，阐述如何充分发挥历史教育功能，将德育自然而然地融入其中，使学生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关键词：历史核心目标教学;历史教育;爱国主义

道德教育是实现历史教育的终极目标。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主任陈其博士说：“历史教育的终极目的，应当是爱国情怀的激发和民族认同感的培养，世界上一切国家概莫能外。”中学历史进行学科道德教育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顺应现代教育的发展趋势，遵循历史教育的本质目标，履行课程改革的基本理念，满足青少年心理发展的需要，历史教育在培养学生公民意识和人文精神方面肩负着重大的责任。对高中生进行道德教育可以让学生在历史长河中学会思考、分析、感悟，培养学生具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优良传统，激发学生的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因此，在历史教学过程中，围绕历史核心目标教学，利用历史学科生动形象的特点，充分发挥历史教育功能，将德育自然而然地融入其中，可以使学生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教学目标是历史教师教学活动的核心，也是判断历史课堂教学是否有效的直接依据。新课标确定的“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维目标，要求历史教育要用“整体”“正确”的历史观帮助学生认识自己，做好自己，反映了国家和社会对课程的价值追求，体现了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教育理念。历史教学的有效性恰好就体现在教学目标的实施、教学情境的构建、教学方法的运用等方面，一节好课往往是把三者协调统一起来的。

在讲授必修一《第16课 五四爱国运动》时，课程标准是这样描述的：了解五四运动爆发的原因、性质、意义，认识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感悟“五四”精神。

知识与技能：巴黎和会拒绝中国人民的正义要求;五四运动的爆发;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

过程与方法：(1)通过利用图片和文字史料对五四运动原因和“五四精神”的分析，培养学生分析材料、解决问题的能力。(2)通过讨论、比较五四运动同辛亥革命有哪些不同，让学生学会比较历史事件的方法。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1)通过学习五四运动经过，培养学生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2)五四运动孕育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精神，五四精神的核心是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探索在当前形势下青年学生该如何传承五四运动的伟大精神。

从目标的表述和教材内容来看，教学的目的是要学生从史实材料中去分析五四运动爆发的原因、意义，去感悟“五四”精神。

我在讲第一目“五四运动爆发的原因”时的教学处理：

一、探源“五四”

师：关于五四运动爆发的原因，可以从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考虑，而具体的某个方面则可以从政治、经济、文化几个角度思考。同学们请通过下列五组镜头概括五四前国内和国际形势处于怎样“窒息而悲愤”的环境?

多媒体先显示：袁世凯与日签订“二十一条”、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状况、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

学生通过观察照片获得信息，探究五四运动的国内原因，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多种途径获取知识的能力。

师：(总结指出)五四运动前夕，国内，政治上：北洋军阀的统治愈加黑暗，对内独裁，对外卖国;经济上：民族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文化上：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民主和科学思想不断传播。

师：国内的局势如果说是深重危机中孕育着希望的话，国际的局势又如何呢?

多媒体显示：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宣传画“蝎子政策”，中国全权代表顾维钧参加“巴黎和会”的一组图片，同时播放《我的1919》电影中的精彩片段“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并提出问题：(1)中日辩论的焦点是什么?(2)面对中国的合理要求，巴黎和会又是如何回应?(3)你如何评价巴黎和会?(4)从中国外交的失败，你得出什么结论?

师：(总结指出)一战期间，日本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妄图使中国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战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参加了巴黎和会，中国人对这场和会充满了期待，然而，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在和会上却处处受到歧视，欧美列强不但减少了中国代表团的会议席位，而且拒绝了中国的正义要求，并做出将把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转让给日本的决定。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了!长期以来酝酿着的一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风暴就以此为导火线爆发了。

通过利用图片、文字史料以及播放视频，启发学生思考为什么当时的青年学生要率先起来反帝反封建，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因为他们不甘心看到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在和会上却处处受到歧视，也痛恨北洋军阀政府的黑暗统治，即便有些国人还处于麻木状态，但他们对国家、民族的强烈责任感使他们站了出来。通过激昂的讲解让学生充分感受到五四青年对国家的炽热情感。

我在讲第三目“感悟五四——五四爱国运动的意义”和第四目“弘扬五四”时的教学处理：

二、感悟历史

1.把五四运动和辛亥革命进行对比，从而对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别有更清楚的认识。通过对新旧民主主义革命列表比较，会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本课难点：为什么说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2.提供两段材料(陈独秀和李大钊说的话)，并让学生合作探究：什么是“五四精神”?

教师小结：爱国(主旋律)、民主、科学、追求真理、勇于解放。

通过合作探究，让学生明白什么是“五四精神”，我们从五四青年身上学到哪些宝贵的品质，从而达到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目的。

三、弘扬“五四”

讨论：新时代，年轻一代如何传承五四精神?也许时代不同，青年学生不一定要扛着枪上战场，也不一定去示威游行反对黑暗统治。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将面临更多的新问题，比如，当老人跌倒在地是“扶”还是“不扶”呢?(学生讨论并自由发言)

教师总结：在21世纪新形势下，青年学生应继续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发扬民主，崇尚科学，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为振兴中华，全面实现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努力。同时在实际生活中，应勤奋学习，乐于助人，争当时代的好青年。

围绕历史核心目标教学，充分发挥历史教育功能，激发学生的民族精神、爱国情操、学史兴趣，增强学生的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使学生今后更好地为人处世、立足社会、贡献社会。

参考文献：

陈其.史海萍踪.四川教育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叶杏兰，女，大学本科，就职于广东省东莞市万江中学，研究方向：高中历史。

编辑 鲁翠红

作者：叶杏兰

第二篇：历史理论·历史教育·历史真实

关键词： 新中国;70年;中国古代史研究;历史理论;历史教育;历史真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古代史研究迎来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与发展机遇。尽管其间不乏曲折与坎坷，经过70年的辛勤耕耘，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还是收获了累累硕果。回顾这一历程，历史理论、历史教育、历史真实对中国古代史研究潜在的长足的影响令人印象深刻。

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古代史研究带来了深刻的理论革命

历史研究从来都离不开理论的指导。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中国古代有经学，近代则有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得以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传播。从此，中国古代史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也日益广泛、深入，一直持续至今。这里仅以五个重要的古史理论问题(也称为史学领域的“五朵金花”)为例。

其一，古史分期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对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曾出现过生动活泼的百家争鸣局面。仅就封建社会的起始时间而论，就出现了范文澜、翦伯赞、王亚南、童书业等的西周封建说;李亚农、唐兰、杨宽等的春秋封建说;郭沫若的战国封建说;尚钺、王仲荦、日知、何兹全、王思治等的魏晋封建说;等等。[1]改革开放后，有关讨论仍然持续不断，并呈现出与“五种社会形态说”不同的样貌。例如，田昌五主张将中国古代史分为洪荒时代、族邦时代和封建帝制时代。[2]郭沂认为中国自有文明以来经历了圣权时代、王权时代、霸权时代、皇权时代和民权时代五个阶段。[3]还有一些研究单独针对某个阶段的社会特点进行深入探索，如“唐宋变革”论对唐宋历史阶段性研究的影响。分期结论的不同，源于分期标准存在差异。改革开放后，分期标准的理论依据日渐多样，这与之前马克思主义一枝独秀有所不同。

其二，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

1954年，侯外庐发表《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一文，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封建的土地国有制，即“皇族土地所有制”。这一观点得到郑天挺的支持。束世澂、胡如雷等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土地所有制形式是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贺昌群、韩国磐等认为，在魏晋和隋唐时代封建土地國有制占主导地位，但其后则是封建土地私有制占主导地位。李埏等则主张多种土地所有制并存说。改革开放后，有关讨论仍在继续：既有对中国古代某段时期土地所有制的研究，也有对整个中国古代土地所有制的思考;既有对古代土地所有制涉及到的具体现象的研究，也有对土地所有制的诸多因素的综合思考。它们与改革开放之前有关古代土地所有制的研究，保持了较高的学术继承性，又有深入开拓的努力。以井田制研究为例，有学者表示，对井田制的研究，已经从新中国成立前的“点”研究、新中国成立后17年间的“面”研究进入到当前对它的“立体”研究。[4]

其三，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问题。

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后30年间，在中国农民战争史方面共发表了一千多篇论文。[5]这是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历史研究才会对农民战争给予从未有过的重视。与旧史观对农民起义的诬蔑相比，这种状况堪称“经历了一次重大的革命”[6]。改革开放之后，对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不似之前那么活跃，但也仍然顽强地发展着。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每年都有关于古代农民战争的文章发表，而且，更重要的是，农民战争史研究的理论在沉潜中不断获得拓展与深化。例如，有学者指出，在切实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拓展史料、视野、项目、交流等工作，有望开创农民战争史研究的新局面;[7]有学者主张开拓“农民史研究”新领域，[8]等等。有关反思不仅从理论上预测了中国农战史研究大有可为的前景，而且有关实践在各民族农民战争研究、农民问题等领域已经取得突破。

《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林甘泉、田人隆、李祖德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其四，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1955年，邓拓提出“《红楼梦》应该被认为是代表18世纪上半期的中国未成熟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市民文学的作品”[9]，再度激发了学界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广泛兴趣。有关探讨后来被整理出版，形成《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及其《续集》两本论文集。改革开放后，对这一问题的讨论逐渐出现了脱离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观点。有学者认为，资本主义萌芽讨论产生了一个“悖论现象”，即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同时农民的生产却仅仅只能糊口，因此应当“寻求新理论体系”[10]。有学者认为，对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也就只是一种情结”[11]。不过，我们仍可以看到，继续坚持原有道路深入认识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有之，开拓视角深入研究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的有之，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是真科学还是伪命题的争鸣亦有之……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在截然相反的观点之间继续前行着。

其五，汉民族形成问题。

1954年，范文澜在《历史研究》发表《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提出了与当时苏联学者所谓的中国民族出现于近代这一论点不同的观点，引发了学界的讨论热情。有关讨论波及到历史上的中国及其疆域、民族关系、民族战争、民族融合与民族同化、“和亲”问题等等。改革开放之后，与此相关的研究犹如雨后春笋。1992年，徐杰舜的《汉民族发展史》出版。该书被誉为“中国第一部汉族史问世”，得到新华社、《人民日报》(海外版)、香港《大公报》的特别宣传。[12]在考古学成就丰硕、西方文化人类学发展、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等新的社会条件下，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的起源问题也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13]这些研究虽然不再恪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模式，但是，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都呈现出了明显的承继关系，显示出这一问题蕴藏着持久的生命力。

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对“五朵金花”的讨论及其在改革开放后的开枝散叶，展现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相结合后善于提出历史理论问题的能力以及这种问题意识的巨大生命力。当然，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古代史提出的问题远不止“五朵金花”。对此，我们不便一一列出。我们也不能否认，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古史问题的过程中还出现了简单化、教条化、主观化、政治化等令人遗憾的错误。其间原因复杂，但是，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在社会实践中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才能及时地纠正错误，砥砺前行。

叶蠖生著《初级中学中国历史课本》(新华书店一九五0年发行)

二、历史教育对中国古代史研究提出了持续不断的现实需求

在回顾、总结历史研究的发展道路时，我们常常忽视历史教育对历史研究所产生的积极作用。这不太符合新中国70年里中国古代史研究发展的实际历程。历史教育的形式多种多样，在这里，我们拟以二者关系比较突出的历史教材为例。

其一，历史教育渴求合格的中国古代史教材。

不同的时代需要不同的教材。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满足人民教育的需要，在没有条件自己编修教材的情形下，主要是学习苏联教材。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就有文章专门讨论如何“在中国历史教材贯彻苏联教材的精神和实质”[14]。随后，为了保障广大工农兵群众享有自己的文化教育，中共中央曾经号召编修工农兵教材以及鼓励工农兵群众自己编修教材。但是，在政治斗争激烈的时期，学术、教学、教材不仅没有得到发展，反而受到严重践踏。拨乱反正之后，人们意识到，“当前的迫切任务是要尽快编选出一套完备的、合格的文科教材。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要求，是文科教学的迫切需要”[15]。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的经济水平显著提高，但文化教育仍然落后。在此背景下，“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以后不久，第四次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召开，掀起新一轮高等教育改革的热潮”[16]。“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就是这次“教改计划”的重要成果之一。这就意味着，中国古代史教材也必须随着时代需求的变化而不断地反思、更新对中国古史的认识。

任何教材都需要接受社会检验。所以，教材批评始终是一支活跃的、不容忽视的推进古史认识的力量。例如，1951年，王树民撰文讨论叶蠖生所著《初级中学中国历史课本》(第三编)，“文以性质轻重分为内容观点有偏差者与文义说明含糊欠妥者两大部分”[17]，对该教材中诸多具体的古史事实如何认识、如何表述进行了商榷。1961年，吴晗发现几种中国历史教材中事关重要古史理论问题的一些内容脱离历史事实，“提出来供历史学界的朋友们参考和引起注意”[18]。1997年，有文章批评“中国大学历史系现行中国古代史教材的模式(观点、立场、体例、笔法、章目等)奠定于五六十年代”[19]，仍旧受缚于意识形态。2012年，有文章指出，高校中国古代史教材中经济史、政治史和文化史三足鼎立的局面“仍未被完全打破”[20]。这些批评既体现出某个时代的史学特征，也展示出史学随着时代变迁而有所进步的总体趋势。而贯穿其间的核心是，社会对历史教育的需求与教材中历史知识的滞后之间形成矛盾。正是这一矛盾催生了教材批评，推动了教材及古史认识的进步。

教材还需要体现共识。对此，中国古代史教材的编修只提供了一些零散的经验。1961年，针对有關教材不敢编写“未经论定”之人或事，吴晗批评道：“正因为未经论定，才应该论，必须论……我以为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原则问题，应该解决，大家发表意见，取得一致后，据以评价历史人物，这个问题是可以妥善解决的。”[21]它表明，教材的共识性应该从原则上把握。1978年，十院校教师编修《中国古代史》时，面对五花八门的观点分歧时，主编“首先确定工作思路和指导思想”[22]，再次反映出原则上达成共识的可行性。进入本世纪，有学者注意到对教材的共识性进行论证，例如，承认奴隶社会“存在较大分歧意见”，以多种著述佐证教材中的中国文明起源说。[23]不过，从有关教材被批评断而不“通”、新而未“定”[24]来看，中国古代史教材在体现共识这一问题上仍然没有找到有效路径。

其二，学者参与编写教材。

20世纪50代，新中国开始建设自己的文科教材。不过，这个工作几次都由于政治原因而被荒怠了。1979年，《人民教育》刊发季啸风《文科教材建设的历史回顾》一文，这样总结改革开放之前新中国的文科教材建设：“几经反复的教材建设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要做好这项工作，第一，必须依靠专家;第二，必须贯彻‘双百’方针，第三，必须加强党的领导。这是文科教材建设的三个法宝。掌握了这三个法宝，我们就前进，就有成绩;丢掉了这三个法宝，工作就停顿，就闹‘书荒’。”[25]就教材与科研的关系来看，新中国初期的文科教材建设在曲折中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即文科教材的编纂应当和专家的科学研究紧密结合。

1978年6月，教育部在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学工作座谈会上，制定了《一九七八—一九八五年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规划》。这次会议在很大程度上肯定并恢复了1961年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我们可以将这两次会议视为文科教材建设的一个阶段。这一阶段的教材建设对于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促进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些重要的中国古代史著作被修订再版以及改编。其中，到1979年10月份为止已经公开出版发行的与中国古代史研究相关的著述有：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修订本)、翦伯赞与郑天挺主编的《中国通史参考资料》(修订本);而“正在印制当中预计明春出书的”，还有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等。[26]

——开启一些学科创编教材的任务，促进学科建设。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史学史学科便是以此为契机创建并发展起来的：“《史学史研究》创刊于1961年6月，刊名《中国史学史参考资料》，这是史学史研究的起步阶段，主要用于辅助史学史的教学和史学史教材的编写。1962年文科教材会议上，当时的高等教育部把编写史学史的任务明确地交给了北京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承担从先秦到一九一九年‘五四’以前部分，华东师范大学承担‘五四’以后到新中国成立。”[27]可以说，史学史研究与史学史教材几乎同步开展起来。

——推荐出版了一些校编教材。以朱绍侯主编的《中国古代史》为例：“《中国古代史》这部教材刚开始不是教育部组织的，是我们十院校自己组织编写的，而且我不是发起人，我加入编写组后，让我当主编。”[28]由此，这一教材又称“十院校本《中国古代史》”。它是对主编及十院校历史教师“学术能力”的考验：“既需要对中国古代历史发展有通识性把握，才能宏观上抓住历史变迁的内在理路，使得教材以一根主线贯而通之，还要对当时学界各种争议问题有全面的认识，才能择善而从”[29]。因此，它也是十院校参编教师的学术成果。

上世纪末，国家教委实行“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重新编写中国历史教材也是其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在这一背景下，由张岂之主编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中国历史》于2001年问世。另外，在国家“九·五”“十一·五”重点教材计划的支持下，赵毅、赵轶峰主编的《中国古代史》及其修订版先后于2002年、2010年发行。这几位主编都是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富有创造力、造诣突出的专家、学者，我们有理由期待这些新编教材所蕴含的科学价值得到进一步发掘。

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时代性、社会性与共识性使得历史教材比学术著作更加充分地体现着史学的社会功能;而从实践来看，历史教材一方面依赖历史研究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为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重大契机。可以说，历史教材及其所代表的历史教育为中国古代史研究提供了广泛而切实的现实价值。但是，我们看到，中国古代史教材越来越强调借鉴、吸收新近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忽视自身反映社会需求的积极意义。

三、历史真实是中国古代史研究持之以恒的信念

70年来，影响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因素有很多。不过，其中始终贯穿着一条根本原则，那就是对历史真实的信任与追求。不论是时代推移、社会变迁、政治演进、观念变化，还是年龄不同、个性相异以及从事不同的中国古史研究领域，研究者们不约而同地表示，历史事实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具有不可撼动的地位。

其一，以历史真实为灵魂的史学观。

1954年，郭沫若在《历史研究》发刊词中这样评价中国过去的历史学：“无可讳言，我们的历史文物虽然异常丰富，但差不多全部还停留在原始资料的阶段。”[30]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随着革命的成功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深入人心，人们发现，历史的真相并非封建史观所展示出的那样：“几千年来的封建骗局为现实所揭破，历史的真相才朦胧地有所显示：历史是发展而不是固定，历史是前进而不是后退。”[31]言外之意即，历史学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对原始资料进行分析从而揭示历史真相的一门科学。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观。在这种观念里，历史真相是歷史学者进行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与学术追求。

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全国掀起了关于真理标准的热烈讨论。12月，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实事求是”的作风与原则得到再度倡导。这两件事对当时全国的思想解放发挥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之后的古史研究中，我们可以持续看到这种观念对古史认识的支持与促进。例如，1979年，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学者强调，要将有关理论“与中国农民战争史实际相结合”[32]。1992年，学者提议重视对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历程的研究：“对于一些有不同意见的复杂的历史现象，不是采取回避的态度，而是敢于正视并作出实事求是的科学的分析。这对于阐明古代中国的发展规律，以及加强国内各民族的团结，都是大有益处的。”[33]2002年，在“21世纪中国历史学展望学术讨论会”上，宁可这样谈论史学的任务：“认识历史必须先研究史料，对史料作深入分析，才可能接近历史的真实。历史研究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客观的描述，二是正确地解释历史。研究历史的任务，是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深入，弄清真实的历史，而不是对历史随意解释，如胡适所为。”[34]

古史研究者所讲的“历史真相”“实践”“实事求是”“实际”“历史的真实”等等，是对历史真实的不同表达。它们反映出历史真实在古史研究及研究者心目中的地位，那是迷雾般的历史丛林中唯一令人踏实的大地。不过，历史真实这块“大地”却不是那么显而易见的。虽然无人特意对此作出定义或者解释，我们却可以看到，它包含着史料、人事、现象、真相等不同层次。它既是可靠的证据，又是有待探索的任务。历史真实是一种追求，而且是一种一贯的追求。

其二，以历史真实为核心的治史方法。

1954年，郭沫若在《历史研究》发刊词中谈到了历史研究的方法。他说：

我们并不想在目前就提出过高过急的要求。有这样的朋友，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已经相当有把握，能够“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而产生出“理论性的结论来”，那样的朋友和他的作品，在我们当然十分欢迎。但假使一时还得不出“理论性的结论”，只要能够“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甚至只要能够提供出“详细的材料”或新出的材料，也都是我们所一律欢迎的。任何研究，首先是占有尽可能接触的材料，其次是具体分析，其次是得出结论。只要是认真能够实事求是地做到这其中的任何一步都是有价值的工作。认真能够实事求是的人，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必然会逐渐地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接近而终于合辙。这就是列宁所说的“经过在自己那一门科学方面所达到的实际成果”来承认共产主义。[35]

这番话是针对当时历史研究的学术基础而言的。其时，新中国成立不久，马克思主义史学刚刚开始在全国推广，学术基础还十分薄弱;在这种条件下，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历史研究?郭沫若的方法是：以具体研究为主，辅以理论研究。通过这种方法，科学研究的每一步——史料、分析、理论——都能得到充分的研究空间。他相信，只要实事求是，就必然能够实现马克思主义所提倡的历史科学。

这种方法论在中国古史研究的实践中逐渐得到了丰富。例如，研究历史分期者指出：“史学家们公认这一问题的解决，还须要提供更多的足以说明关键问题的史料，且须要正确地运用唯物史观的理论深入分析所掌握的史料。”[36]这显示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史学对史料研究的重视。又有学者指出，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界限问题“似乎已经到了把研究方法问题提出来的时候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史学理论和历史事实之间，须要有一个把二者接合起来的桥梁。为了解决史学问题，不但在史料上要求细密的工夫，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要求细针细线。”[37]这里强调的是具体分析的环节。对于当时的古史研究中存在着的以今绳古现象，吴晗指出：“应该说这是一种违反实事求是的学风，是非马列主义的学风，是不合乎毛泽东思想的学风。”[38]这是针对结论环节出现的问题作出的批评。无论研究方法在哪个环节出现问题，古史研究者都会要求从中国古代的历史实际出发，广泛搜集史料，认真分析史料，客观评价历史，真正做到尊重中国古代的历史实际。这是对历史真实的方法层面的保障。

改革开放后的古史研究方法论呈现出从不自觉走向自觉的过程。1984年，有學者这样总结中国古代史研究中使用的方法：“长期以来，中国古史研究方法有其优良传统：依靠辛勤的个人劳动，以求实的精神，考据的方法，整理校勘文献，笺证诊释史料，或就若干重要历史人物、事件、典制以及其它问题，搜集有关资料，排比考订，加以探索研究，已取得许多重要成果。”[39]这反映出中国古史研究中对考据方法的普遍使用，而且，考据反映的也是求实的精神。但是，考据法自身也随着时代条件的变迁而发生着变化。赵轶峰即认为，在国际化研究的语境中，中国传统实证主义已经受到了来自哲学、语言学、后现代思潮、历史相对主义等各种角度的批评;对此，应当在中西史学实践的基础上，创建适应新形势的新的实证主义;而其首要之义即“明确承认存在历史事实，承认历史家的基本工作在于尽量澄清历史事实”[40]。这是目前我们见到的从古史研究的实践中升华出的少见的方法论专论。

1954年1月，郭沫若为将于2月间出版的《历史研究》发刊词致副主编刘大年的信

毛泽东与郭沫若(摄于1954年12月)

中国古代史研究70年的发展是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社会环境的支持、国家政策的鼓励、对外开放的学术交流、国内外相关学科的发展等因素对古史研究的促进都是显而易见的;历史理论、历史教育、历史真实这几方面对古史研究的影响却容易被忽视。因此，本文特对这三种作用力作上述粗略说明，以期深入认识并推动未来中国古史研究的发展。

注释：

[1]林甘泉、田人隆、李祖德：《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田昌五：《中国历史分期问题》，《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0年第4期。

[3]郭沂：《中国社会形态的四个层面及其历史分期》，《文史哲》2003年第6期。

[4]周新芳：《井田制讨论之世纪末点上的回顾与思考》，《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4期。

[5][32]谢天佑：《评建国以来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学术月刊》1979年第9期。

[6]孙祚民：《建国三十年来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山东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5期。

[7]孙祚民：《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文史哲》1984年第5期。

[8]段景轩：《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应该有新的突破》，《山东社会科学》1988年第6期。

[9]邓拓：《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人民日报》1955年1月9日。

[10]黄宗智：《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期，第49、60页。

[11]李伯重：《“资本主义萌芽情结”》，《读书》1996年第8期，第65页。

[12]孟凡夏：《中国第一部汉族史问世──对汉民族起源形成发展和文化作了较系统的论述》，《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

[13]林甘泉：《世纪之交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几个热点问题》，《云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14]楚白：《在中国历史教学中有关贯彻苏联教材精神和实质的一些问题》，《历史教学》1953年第3期。

[15][25]季啸风：《文科教材建设的历史回顾》，《人民教育》1979年第6期。

[16]张增顺：《解密“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出版全过程：占据高校教学改革制高点》，《中华读书报》2019年4月17日。

[17]王树民：《叶著中国历史课本第三编教材商榷》，《历史教学》1952年第3期。

[18][21][38]吴晗：《历史教材和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人民教育》1961年第9期。

[19]周健：《重写大学中国古代史教材之断想》，《许昌师专学报》1997年第3期。

[20]王秀琴：《浅谈高校中国古代史课程教材的开发与改革》，《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3年第8期。

[22][29]臧知非：《回归本然：朱绍侯先生对中国古代史教材建设的思考与实践——以<中国古代史教程>为中心》，《史学月刊》2011年第11期。

[23]钱宗范：《一部优秀而实用的高校历史学教材——雷依群、施铁靖主编<中国古代史>介评》，《河池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24]王红亮：《目前我国通行的中国古代史教材评析与建设构想》，《高教学刊》2016年第7期。

[26]李家宾：《高校文科教材建设简讯》，《人民教育》1979年第12期。

[27]白寿彝：《这三十年》，《史学史研究》1991年第4期。

[28]康香阁：《史学大家朱绍侯先生访谈录》，《邯郸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30][31][35]郭沫若：《开展历史研究，迎接文化建设高潮》，《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

[33]陈高华：《深入开展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2期。

[34]方铁：《中国古代史研究21世纪展望——“21世纪中国历史学展望学术讨论会”中国古代史组讨论纪实》，《思想战线》2002年第6期。

[36]林纯夫：《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科学通报》1955年第4期。

[37]日知：《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关键何在?》，《历史研究》1957年第8期。

[39]吴枫：《努力开创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新局面——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而作》，《松辽学刊》1984年第4期。

[40]李媛：《“评论与反思——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国际视野”学术研讨会综述》，《古代文明》2018年第2期。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

作者：廉敏

第三篇：历史教育中加强环保教育

“爱护环境,从我做起。”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应该在教学中渗透环保教育,让每一个学生都了解环境破坏的现状,主动形成环境保护意识,并且能够落实到行动上。

历史是一门全面探讨和认识人类社会发生发展过程的科学,实质就是人类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因此人类历史的发展深受自然环境的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特殊的环境教育发展史。随着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观念的深入人心,我们在历史教学中应注重环保教育。历史教学亦应借鉴近年来关于人类发展史中,人类活动产生的环境问题的研究成果,帮助中学生增强环保意识,树立正确的环境生态观,并对人类社会历史有一个全面的客观的认识。

一、凭借历史教材中丰富的环保教育内容,抓住历史中一些重大环境问题进行环境教育

历史遗留下了许多的环境问题。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均实行“以农为本”的经济政策。因此统治者大都十分重视与农业经济密切相关的水利建设。以黄河为例:在历史教学中,记述了各朝各代如何对黄河进行治理。历史上的黄河流域本是一个宜农宜牧的地区,然而由于我们的祖先不懂得生态平衡,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消耗的木材、粮食日益增加,就加速了开垦土地,砍伐森林,毁坏草原,年复一年,严重破坏了黄河流域的生态平衡。上溯到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的两千五百四十年里,黄河决溢一千五百九十多次,大改道二十六次,平均三年就有两次决口,一百年就有一次大改道。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建立在对大自然不断的索取上的。人类在制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同时也在不断破坏着自然。文化的发展,文明成就的取得都是要付出惨重代价的。这样,学生在了解了黄河灾害的情况和它的成因的同时,也明白了保护环境、维持生态平衡的重要性。

二、了解历史上的环保政策,以古鉴今

我国早在上古时代就有了环境保护意识,据史书记载,早在大禹的时候就颁发了保护自然资源的禁令,具体内容包括:春天三个月不能到山中砍伐树木;夏天三个月不能到水中捕鱼,因为这样不利于树木和鱼类生长。对自然万物的采伐利用应该符合它们生长的规律。汉代的皇帝不断通过颁发诏令的形式,告谕百姓要保护环境,勉励百姓多多植树。汉代的这种转变大大影响了后世立法,唐、宋、明、清各朝有关保护环境和资源的立法几乎都体现在对田地的开发管理和劝民植树方面。

三、联系国情,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

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世界环境大国,她的环境状况如何,不仅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而且具有全球性的意义,将影响着世界。现在我国环境污染的严重情况比一般人认识的要严峻得多。中国环境问题对可持续发展提出严峻挑战。国民经济仍处于高投入、高消耗的发展阶段,资源浪费惊人,水土流失严重,土地荒漠化面积不断扩大,森林面积大量减少,草地退化、沙化和碱化面积逐年增加,水体污染使水资源短缺矛盾加剧。大气污染、海洋污染、臭氧层破坏、温室效应加剧、各种污染造成的生物多样性锐减等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把这些问题结合课堂内容告诉学生,可以让他们切身感受到存在于身边的环境污染问题,使他们真正具备保护环境的责任心。

四、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加强学生环保习惯的培养

对学生进行环境教育,不能仅仅局限在校园内、课堂上,还要到大自然、大社会中去开发教育资源。比如可以让有条件的学生上网查找资料,看水土流失除造成黄河的变化外,还引发了什么恶性后果?可以将查到的资料总结在环保小报上交流,增强环保意识。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更有责任和义务对学生进行环保教育,让他们从小就真正认识到环保对自然界、人类、生态平衡的重要性,了解保护环境的意义,自觉树立环保意识,让他们参与环境保护的活动,在综合实践活动中培养良好环保习惯。

作者单位:赤城县第三中学

作者：陈富明

第四篇：把爱国主义教育和历史观教育贯穿于历史教学的全过程

中学历史课教学，不仅要教给学生知识，更要教给学生通过学习知识，形成历史观和爱国主义思想。爱国主义教育和正确的历史观教育是一种思想教育，是一种情感教育。在各科教学中都应体现和渗透这一点。历史教学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培养正确历史观的主要场所。事实上，一些高中历史教学往往只重视知识教育，所谓的重点、知识点说白了就是应试点。青少年学生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和未来，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正确的历史观教育非常必要。

一、把知识教育与思想教育相结合

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一部中国各民族发展和奋斗的历史。其中，蕴涵广泛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内容。因此，要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正确的历史观教育，首先就应当挖掘教材，力争把爱国主义和历史观融入到教材内容中。中学历史教材在中国史中编入了我国古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及如何与自然作斗争、历朝的更迭、各个时期的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概况和成就及古代人民反抗压迫和剥削的英勇斗争的事迹、中国近代现代历史发展的概况，等等。通过教学，让学生头脑中有一个大致的历史面貌，从而增强学生的历史感。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中华民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曾在世界人类发展过程中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同时，是一个勇敢、勤劳、智慧的民族。我们的祖辈和先人在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和反抗外国侵略斗争中谱写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诗篇。这一切无不带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内容。

高中的学生不仅要掌握历史知识，更要通过对历史史实、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的学习和研究，能够对相关事实和人物进行评价，形成自我认识，对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历史发展有全面了解和掌握，从而增强历史使命感。

二、把历史史实与民族自豪感相结合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有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东西，在引据史实时，要教给学生客观地分析和认识那些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政治背景、环境和受阶级的局限等因素。过去的事情虽已成为历史，但它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动力和思想源泉。有了这种民族自豪感，才会感觉到自己国家和民族的伟大和可爱。中学阶段正是学生人生观和世界观形成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加强和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对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从而促使他们从小立志于为国家和民族的事业而奋斗，立志于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而奋斗。

由于应试的原因，当前高中历史教学大多注重知识点的教育，学生头脑中形成的是历史学家的结论，学生掌握的是如何运用史学家的观点和结论应试，没有形成自己的观点，历史教学中有许多丰富、翔实、有助于培养学生民族自豪感的历史材料。教师应充分利用好这些历史材料，对学生进行教育教学，扩大学生视野，用发展眼光和现代思维认识历史，形成自己的观点和新的认识，促使他们为国家、民族的振兴和发展而努力学习。当然，讲述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贡献时，不能有夸大自我、蔑视别的国家和民族的情绪，应当以尊重客观的历史事实为前提。

三、把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

在历史教学中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应与国际主义相结合，而不是与狭隘的民族主义相结合。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无数先人为了争取解放和自由，反抗压迫和剥削，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光辉业绩和追求真理的精神，鼓舞和激励着各国人民为人类的自由和解放而斗争。这不仅体现在我们国家的人民身上，而且体现在其他爱好和平与自由的国家的人民身上。他们不但进行革命运动和革命斗争，争取自由和解放，反抗侵略与压迫，而且无私地帮助、声援和支持着其他国家同样的运动和斗争。中国伟大的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的胜利，解放战争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世界各国进步人士组织了国际纵队（国际纵队：指1936—1939年西班牙内战期间，许多国家的工人、农民等为支援西班牙人民反对佛朗哥反动军队和德、意法西斯武装干涉所组成的志愿军。后泛指为反对侵略，不同国籍的人志愿组成的军队），与西班牙共和军队并肩作战反对法西斯。在战火中，数以千计的斗士牺牲在西班牙国土上，他们的光辉事迹可歌可泣，彪炳千古。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世界各国人民同样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反法西斯斗争，他们表现出了崇高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他们不仅为了自己的祖国，更为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而斗争，把爱国主义推向了更完善的境界，这就是国际主义。在历史教育中，不能忽视这种教育，爱国主义只有同国际主义相结合，才能真正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四、把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培养责任感

大思想家顾炎武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告诫世人。伟大的周恩来总理曾以“为中华掘起而读书”作为鞭策自己努力学习的动力。像这样许许多多的已逝先人，他们无一不以民族的振兴、国家的富强为己任，并为之奋斗。中国的近代和现代两段历史是和我们时间距离最近的两段历史，也是同时代结合最紧密的两段历史。对学生进行这两段历史的教学，有助于培养他们的民族责任感，使他们树立为民族振兴和发展而奋斗的决心。

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步入近代史阶段。由于当时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外国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饱受了深重灾难。两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中日甲午战争等一系列帝国主义国家发动的战争，其结果是大量的不平等条约签订，割地赔款，中国主权严重受到侵犯，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但中国人民为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安危，对帝国主义国家和清政府展开了一连串反抗斗争，三元里人民抗英、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运动等。现代史中的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推翻三座大山、结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更有助于激发学生树立强烈的民族责任感，促使他们从内心树立为祖国、为民族振兴而努力学习的决心。教师在讲解这些历史的同时，就对学生进行了爱国主义教育，启发他们提升思维境界，使他们更想了解历史，进一步提高学习历史的积极性。

作者：马军

第五篇：历史教育与素质教育

一、历史教育与素质教育的内涵

历史教育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其基本内涵就是要总结历史特别是我们民族的发展历程、辉煌成就与经验教训，通过各种渠道，采用不同的方式向社会尤其是青少年普及历史知识的过程，以增强人们的爱国主义思想，加强民族凝聚力，提高全社会成员尤其是青少年历史素质和基本素质。

章太炎有“不读史书，则无从爱其国家”的高论，龚自珍有“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的忧虑。鲁迅说：“历史上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历史是一面镜子，是一部绝好的爱国主义教材，只有真正了解并理解中国灿烂的古代文明和中华民族百年屈辱的历史，才能深刻领会今天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重要。

“素质教育”不是一般的知识教育、技能教育、操作教育，而是一种具有开发性的心理教育、情感教育、意志道德教育和人的整体发展水准教育，归根结底，是一种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审美观的教育。目前，教育界普遍认同的素质概念是指在先天生理基础上，通过教育和实践活动形成的较为稳定的品质和特点，如政治素质、道德素质、心理素质、业务素质等。

爱因斯坦说过：“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知识教育，他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工具，但是不可能成为和谐发展的人。”大学生素质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使专门人才接受必要的人文、科学方面的教育，促进文理渗透，从而改变专业人才作为某一方面工具的形象，成为人格完善、和谐发展的专门人才。

历史学科虽然不像今天一些实用科学和热门科学那样能够为学生提供某种物质财富或实用技术，但它能为学生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世界，给人一种道德判断、一种价值取向、一种思维方式、一种内在的精神、一种对社会的认识和理解。它教育人们怎样做人，怎样做事，怎样面对人生、社会等。这一切便是隐藏在历史知识之下的深层次的内涵所在，也正是这些内涵能够提升我们大学生的素质。

历史知识以其丰富的内涵给一代代人留下宝贵的遗产和丰富的智慧。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入，开展素质教育逐渐成了教育界的共识，人们都在谈论素质教育，关注素质教育，试图以各种途径推进素质教育。本人就历史教育在大学生素质教育中的作用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二、历史教育在大学生素质教育中的作用

(一)历史教育与大学生文化素质

文化素质是大学生素质教育的基础，主要内容有高科技水平和高文化素质，通过专业教育及与之相关的教化熏陶，培养既专又博、有文化内涵的专门人才。文化素质教育中要加强通识教育，使学生学到渊博的文化知识。而历史知识是大学生理解与把握文化知识的普遍性基础。

历史学看似“故纸堆”系，实质上是个跨学科的“全能”学科、素质教育的“先驱”学科。历史科学本身就囊括了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学、艺术、教育、宗教、民族等基本知识，以大量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内容为背景。如司马迁的《史记》就有关于天文、水利、地理等知识;南宋郑樵的《通志二十四略》，包括了礼、乐、刑、艺、天文、地理、食货、灾祥以至昆虫、草木等。历史科学同其他一切科学都有或近或疏的关系：它有时要借助其他科学来说明某些历史现象;反过来，其他科学的研究也离不开历史科学研究所提供的资料和文献。可见，历史科学同其他科学有着错综交叉、相辅相成的关系。搞好学校历史教育，能大大开阔学生的视野，使思路敏捷、思维开阔，分析问题就有广阔的历史背景和丰富的知识基础，能增强判断力、理解力和思维的深刻性。有了背景知识，有了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学生的文化素养就能得到全面协调的发展。这无论是对学习其他社会科学课程，还是对学习自然科学课程，都将是十分需要的知识和能力基础。这对全面发展的教育来说，是很重要的。这一特点，是其他学科所无法取代的。例如：对于先秦诸子学茫然无知，能说学好了现代的文学和哲学?不知牛顿和爱因斯坦，能说学好了现代物理学?这一事例不仅说明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间的相互渗透，也说明了历史知识构成了今天人们理解与把握文化知识的普遍性基础。历史知识是大学生理解与把握文化知识的普遍性基础，历史教育是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基础。

(二)历史教育与大学生政治素质

政治素质的具体内容是教育大学生爱党爱社会主义，做忠诚的爱国主义者，做忠诚于人民的人。政治素质是大学生素质教育的根本，它内含的信仰、情感、实践三个层面，无不与历史的素养相联系。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以思想道德建设为基础，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以人为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努力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这是高校培养接班人的根本目标。在这个大目标中，一是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深入进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二是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深入进行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这是大学生素质教育的灵魂，即政治素质的教育，这正是当前历史教育最重要的功能。

(三)历史教育与大学生的道德素质

道德素质就是要教育大学生在符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求索取，在奉献中求索取，鼓励大学生做到奉献大于索取。同时，还要加强懂礼貌、守秩序的基础教育，加强爱岗敬业、精益求精的职业道德教育，加强提高家庭责任感、义务感的家庭美德教育，使大学生成为一个脱离并坚决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人，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纯粹的人。历史教育有助于提升大学生的道德修养，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指前贤往哲的嘉言懿行有益于修身。中国素以礼仪之邦文明古国著称于世，一直有着崇尚道德教化的优良传统。《左传》强调：“德，国家之基也”;孔子主张“为政以德”，对人民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孟子说只有“以德服人”才能使人“心悦而诚服”;管子则提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里提到的礼、义、廉、耻恰恰都属于道德范畴的东西)。秦汉以来，历代较为开明、较有作为的统治者，几乎无不重视德治。道德建设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正如布帛、粟黍一样，是须臾不可缺少的东西。章太炎在谈到历史作用时特别强调“人物事迹”的感召力，他说：中国古代人物，建功立业，那俊伟刚严的气魄我们不可不追步后尘。所以，要增进爱国的热肠，一切功业学问上的人物，选择几个出来，时常放在心里这是最要紧的。比如看了戚继光组织“戚家军”英勇抗倭，并赋诗明志：“封侯非我愿，但愿海波平”;甲午战中的爱国将领邓世昌、林永升“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为反对外来侵略浴血奋战;张自忠“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在战斗中，他身负重伤，仍高呼“杀敌报国”，直至壮烈牺牲;共产党员吉鸿昌就义前高歌“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的壮举，能不把民族和国家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能不生出深刻的社会责任意识?范仲淹主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孙中山提倡“天下为公，大同世界”;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能不产生以天下为己任，为国为民无私奉献精神。看了司马迁被处宫刑后，15年著成《史记》;徐悲鸿公开表示“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决不趋炎附势;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又继续战斗了”等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能不肃然起敬，油然神往?了解了名医扁鹊周游列国，为民治病救命的善行;体悟爱国志士林觉民“将爱你(妻)之心去为天下人谋永福”的心愿;看到罗盛教为抢救朝鲜落水儿童而英勇牺牲的壮举，能不产生仁爱之心吗?

历史教育有助于提升大学生的道德修养还表现在读史可以使人心胸开阔，上下求索，志存高远，从而提升人的境界。五千载悠悠岁月成就了中华民族千秋伟业，丰厚的历史宝藏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古往今来，许多有识之士莫不受益于历史的智慧，历史对于人们修身养性、立身做人、经邦济世都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总之，通过历史教育，通过历史学家为我们提供的关于悠悠往昔岁月、关于遥远异国他乡的人类生活图景，我们获得了无限丰富的人类的知识、智慧，体验到了其他时代的人们的情感与思想，感受到了遥远世界其他民族的欢乐与痛苦。历史学使我们不是简单地只生活在我们自己的时代、自己的国度里，而是生活在一个更为广阔更为漫长的“历史学时空”里，从而得以同过去以往时代、同所有地域的人进行交流对话，汲取全人类的智慧与经验，把自己短暂局促的个体生命融入到世界历史的无限进程中去，获得对自我的超越和升华。

(四)历史教育与大学生的身体心理素质

心理素质教育就是要培养大学生良好的意志品质，使之摒弃不求上进、消极退缩、知难而退的不良品质，逐步形成较强的自信心、进取心和不屈不挠、坚持到底的精神;要培养大学生情绪控制能力，使他们理智从容地面对困难和解决困难，保持身心健康;要培养大学生的抗挫折能力，提高其心理承受力，使其正确对待人生路上的坎坷与挫折。历史教育有益于增进青年大学生的心理素质，因为历史蕴含着前人丰富的历史经验，也记载着前人在追求社会进步中遭遇的种种曲折和痛苦，学史可以汲取前人的正反面的历史经验，丰富人生的阅历，使大学生增加经受风雨的心理承受力。一部人类历史是人类在不同历史时期求生存、图发展的历史。在我国历史上，有“悬梁刺股”、“凿壁偷光”、“囊萤积雪”、“燃糠自照”等勤奋自学并取得重大成就的故事。而身处逆境和挫折之中，奋发图强终取得伟大成就的也不乏其例，如司马迁所说的“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韩非囚秦《说难》、《孤愤》”。清朝著名的文学家蒲松龄为激励自己发奋著书，写了一副自勉联“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从考场失意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以破釜沉舟、卧薪尝胆的精神埋头撰书，始终不懈，写出了光辉的《聊斋志异》一书，在我国古典文学史上树立起一座丰碑。

总之，历史的观念、历史的知识、正确的历史观，应是大学生素质构成的普遍性基础。历史教育不仅为大学生素质教育所必需，而且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政治思想教育最基础、最朴素，也是最生动自然和长远有效的途径。毛泽东一生非常注重历史的学习。邓小平同志说：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江泽民也反复强调这一点，明确指出全党全社会都应该重视对中国史的学习，同时也要学习和借鉴外国历史。这些是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在高等教育大力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我们有必要认识大学生历史教育的重要性，加强历史教育的系统性学习，提高大学生素质。

(作者单位：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编校：施宇

作者：周军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