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工作的内容与性质，报告划分为不同的写作格式，加上报告的内容较多，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写报告。以下是小编整理的关于《法治政府建设调查报告》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13）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设立“全国法治政府评估项目”，着力研发一套可以适用全国、覆盖全面、力求科学、注重操作、兼顾定性与定量评价的法治政府评估指标体系，并分步骤应用于不同层级城市的评估实践，旨在实现对全国法治政府状况的全面评价，以推动中国法治政府建设。经过一年多的观测和考察，课题组于前不久完成了对53个较大的市近年法治政府建设情况的评估，并形成了具有民间性、学术性、客观性三大特点的《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13）。
对象
本次评估是首次针对全国法治政府建设水平的整体评价，并希望实现对不同地方政府进行比较，因此在评估对象的选择上以较大的市为评估对象。这一选择是出于以下两点考虑：一方面，较大市人民政府的法治政府建设情况基本上能够代表或反映其所在省份法治政府建设的较高水平，将其作为样本加以评估对于进行全国性的排序相对公正;另一方面，直辖市和较大的市人民政府具有地方立法权，可以完整地应用整套指标体系开展较全面的评估。（见下表）
问题
这套法治政府指标体系共有机构职能及组织领导、制度建设和行政决策、行政执法、政府信息公开、监督与问责、社会矛盾化解与行政争议解决、社会公众满意度调查等7 个一级指标、30个二级指标、60个三级指标（观测点），总分为300分。分析该评估报告，总体而言，我们可以得知当前我国法治政府建设中存在以下几个方面问题：
（一）机构职能及组织领导
该项指标的总分为65分，被评估的53个城市的平均得分为42.27分，平均得分率为65.04分。共有26个城市在平均分之上，占被评估城市总数的49%;27个城市在平均分之下，占被评估城市的51%。排名前五城市分别是上海（56分）、南宁（54分）、广州（53.5分）、沈阳（53分）、杭州（53分）。
经考评，课题组发现，一些城市设置政府机构职能和提供行政服务时着眼点依然局限在政府的管理便利之上，尚未做到以公民的需求和公共服务为中心;有的城市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时制度建设不全，未形成常态化、体系化的运作模式，致使具体工作执行难度大;大部分城市的依法行政推进工作依然呈现模式化、套路化的情况，亟需依据城市特点加强创新，等等。
（二）制度建设和行政决策
该指标总分为60分，被评估的53个城市的平均得分为32.34分，平均得分率为53.90%，为七项指标中平均得分率最低的指标。共有26个城市在平均分之上，占到被评估城市总数的49%;27个城市在平均分之下，占到被评估城市的51%。本项评估中，排名前五的城市分别是广州（53分）、贵阳（53分）、南京（50分）、哈尔滨（47分）、汕头（44分）。
评估结果显示，在制度建设方面，一些市对政府立法制度建设未足够重视，甚至没有建立起专门的法制办网站，这些都导致了对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监督体系的缺失;也有个别城市在行政立法过程中，依法接受监督意识不强;有的市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制定之后“不管不问”，缺乏及时更新清理，以致出现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不能适应新的社会形势变化或出现与新上位法冲突的情况。在行政决策方面，有的省市在行政决策程序规定中的相关制度方面从上至下都是空白;部分城市即便出台了相关规定，也是照抄照搬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等，未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制定，可操作性不强，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行政执法
该指标总分为40分，具体的观测点中设置有总计4分的奖励分，但各城市得分不超过40分。各观测对象的平均得分为26.24分，平均得分率为65.59%。得分在平均分以上的城市为27 个，占总数的50.94%，得分在平均分以下的城市为26个，占总数的49.06%。该项指标排名前五位的分别是南昌市（36.5分）、苏州市（36.5分）、厦门市（35分）、成都市（34分）和广州市（33.5分）。
在行政执法队伍建设方面，本次测评的53个城市在执法人员组织培训方面均开展了工作，但只培训未考试现象普遍存在，不易对培训的结果进行衡量;在行政执法主体清理方面，大部分城市做得较好，少部分城市没有及时开展执法主体清理或者只对部分执法主体进行清理;在行政执法程序建设方面，大部分城市状况较好，少部分城市没有公布相关的执法流程;在行政执法权力梳理方面，部分城市仅公布了本部门的职能或者机构设置，与行政执法职权梳理相关度不大，有的城市虽然公布但相关信息不够全面;在从土地部门开展案卷评查活动方面，53个城市的整体情况并不十分乐观，只有不到一半的城市全面开展了案卷评查工作;在对违法行为举报体验报告方面，大多数城市在接到对违法行为的投诉后不能及时安排执法人员赶赴现场，即使查处也存在大量“治标不治本”的情况。
（四）政府信息公开
本指标总分为40分，53个较大市的平均得分为24.20分，平均得分率为60.50%，25个城市的得分高于平均分，占总数的47.17%，28个城市的得分低于平均分，占总数的52.13%。
该指标开测评结果显示，政府内部对政府信息公开重要性的认识不足，将政府信息公开看作是额外增加给政府的负担;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工作没有做到“常规化”和“长效化”;政府信息公开场所（包括实体场所及网络公开平台等）均缺乏日常维护，政府信息更新不及时;依申请公开信息方面，多地政府缺乏负责协调、统筹、监督的统一申请机构，导致申请无门的情况发生;受理申请的单位也大多没有回执或通知，申请人难以对自己的申请处理进程进行查询。
（五）监督与问责
指标总分为45分，在53个测评对象中，平均分为32.06，平均得分率为71.24%。得分在平均分之上的城市有20个，占城市总数的37.74%，在平均分之下的城市为33个，占城市总数的62.26%。排名在前五名的城市是南昌（43.00分）、南京（40.00分）、吉林（39.00分）、郑州（39.00分）及重庆市（和大连、哈尔滨、合肥同得38分，并列第五名）。
评估结果显示，大部分政府对政协监督的重视程度不够，政协未能充分发挥其监督角色的作用;政府的监督与问责相关制度（如重大决策责任追究制度）未得到普遍建设，已建设相关制度的城市其制度也不完备;政府内部监督工作不到位，几乎70%的测评对象未能及时、充分地或者未能定期听取、审查本级政府工作部门和下级政府的执法情况报告，未能公布重点领域的执法情况报告;政府对相关监督问责的措施的更新、维护不及时，比如在群众举报投诉渠道方面，有些城市的“咨询投诉”栏目无法打开，信息公开栏目现实域名错误无法打开;还有些在线投诉信息太过陈旧。
（六）社会矛盾化解与行政争议解决
本指标总分20分，从评估结果来看，53个城市平均得分为13.96分，得分率为70%。得分在平均分之上的城市有31个，占城市总数的58.49%，在平均分之下的城市为22个，占城市总数的41.51%。排名在前五名的城市是北京（19分），沈阳、本溪（各18分并列第二），哈尔滨、吉林、上海、长春、齐齐哈尔（各17分并列第三），南昌、大连、青岛、淮南等10个城市（各得分16分并列第四）。
评估结果显示，群体性事件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规模、性质上看形势都比较严峻，社会稳定压力仍然较大。尽管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样且复杂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信访制度的完善对缓解社会稳定压力并没有显著的效果。在行政复议制度的贯彻落实方面，很多城市出台的全面贯彻落实行政复议制度的法规、规章并不多，仅制定了有关行政复议某项制度的规范性文件。在行政复议委员会方面，截至2012 年，大部分城市还没有在全市范围内设立，该制度尚处于市本级试点或个别区县试点的阶段。
（七）社会公众满意度调查
该指标总分为30分，53个城市最后得分的平均分为17.80 分，得分率为59.33%。有26个城市高于平均分，占城市总数的49.06%;有27个城市低于平均分，占城市总数的50.94%。排名前五的城市依次是北京（25.68分）、苏州（22.86分）、青岛（21.04分）、拉萨（20.76分）、大连（20.64分）。
评估结果显示，政府工作人员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执法效果，执法人员素质偏低与暴力执法现象具有很大的关联性;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有待进一步贯彻落实;政府的便民服务措施实效欠佳;公众参与和维权意识有待提高。
分析
分析评估数据可以发现，整体而言，53 个较大市的政府对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性有一定认识，注意加强对依法行政工作的组织领导，并通过实际行动推动行政权力运行的规范化、透明化，相关制度建设的框架也已基本形成。这在评估得分上反映为，53 个城市的平均得分为188.87 分，平均得分率为62.95%，对比60%的及格线，平均水平表现为及格。
但是，评估结果也暴露出我国法治政府建设中的若干问题：
（一）法治政府建设整体水平不高
第一，本次评估，53个城市的平均得分率仅略高于及格线，且有17个城市的得分在及格线以下。这说明，法治政府建设的整体情况离理想标准尚有较大差距。
第二，表现相对较好的城市法治政府建设水平亦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总分排名前十的城市得分和得分率分别为：广州市（234.43分，78.14%）、上海市（230.44分，76.81%）、北京市（224.18分，74.72%）、南昌市（222.75分，74.25%）、成都市（221.14分，73.71%）、苏州市（214.86分，71.62%）、哈尔滨市（214.83分，71.61%）、贵阳市（214.66分，71.55%）、宁波市（214.40分，71.55%）、南京市（214.17分，71.39%）。如果将得分率80%作为良好的标准，则均未达到该标准。
第三，排名靠前的城市亦存在明显不足。即使总分排名前十的城市，其法治政府建设均有某个方面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广州市（社会矛盾化解与行政争议解决）、上海市（监督与问责）、北京市（制度建设和行政决策）、南昌市（机构职能与组织领导、社会公众满意度调查）、成都市（社会公众满意度调查）、苏州市（机构职能与组织领导、政府信息公开）、哈尔滨市（机构职能与组织领导、政府信息公开）、贵阳市（机构职能与组织领导、行政执法）、宁波市（社会矛盾化解与行政争议解决）、南京市（机构职能与组织领导、社会公众满意度调查）。这说明即使评估结果相对较好的城市，也迫切需要改进一些薄弱环节。
此外，本次评估的对象为直辖市和较大市人民政府，其法治政府建设情况基本上能够代表或反映其所处区域法治政府建设的较高水平。因此，如果根据本次评估结果来推算全国其他城市的情况，则情况更是不容乐观。
（二）各地法治政府建设水平差异较大且发展不均衡
第一，各城市评估得分差异巨大。本次评估，最高得分234.43分，最低得分125.76分，相差达到108.67分;课题组采用标准差除以均值得到的各城市政府评估总分离散度数据为12.81%。这说明各城市政府法治政府建设水平差异巨大。
第二，评估得分的地域差异明显。按照东、中、西部的划分进行区域比较，可以发现， 东部城市的平均得分为193.73分，中部城市的平均得分为188.46分，西部城市的平均得分为179.18分，法治政府建设水平表现出明显的区域性差异。
第三，西部各城市政府法治政府建设的水平最为参差不齐。在西部各城市政府中，既有成都、贵阳等名列评估得分前十的城市，又有拉萨、包头、银川、乌鲁木齐、西安等名列后十位的城市;西部各个城市跨越的分数区间也较大，最高分221.14分，而最低分仅为125.76分，相差95.38分（东部城市极差为89.27分、中部城市为72.71分）;课题组采用标准差除以均值得到的西部各城市政府得分的离散度数据为15.78%。（东部11.47%、中部10.85%）。
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法治政府建设水平在一定程度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从而表现出一定的相关性：东部城市的平均得分高于中部城市，中部城市又高于西部城市，这说明法治政府建设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同时，西部地区各城市政府法治政府建设的水平相较于中东部地区城市更为参差不齐，与西部地区城市之间经济发展水平更为参差不齐也形成了一定的对应关系。
对于这种情况，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的区域，政府有较多的资源投入到法治建设中。而在一些经济水平较为落后的地区，资源的有限性影响了其对法治政府建设的投入。
此外，在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的城市，促进发展的压力较轻，政府可以在法治政府建设上投入更多的精力;而在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落后的地区，政府的主要精力还是在招商引资、城市建设等发展议题上。
但是，经济发展水平对法治政府建设的影响不应当被夸大，更不能解读为，经济发展上去了，法治政府建设的水平就会自动提高。评估结果表明，53个城市评估得分排名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的排名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一些经济发展水平并不突出的城市，例如南昌、贵阳，其评估排名很靠前，而另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得分却并不理想。这种现象说明，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资源条件对法治政府建设的制约作用将大幅减弱，同样的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上的法治政府建设完全可以取得非常不一样的成绩。例如，本次评估表现较好的南昌市政府，其在行政执法、政府信息公开、监督与问责三个方面的得分均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贵阳市政府则因为在制度建设和行政决策方面大幅领先全国平均水平而排名靠前。
（三）部分领域的法治政府建设存在形式主义倾向，需要提升实际效果
对本次评估各项指标得分进行比较，有两点背离现象需值得高度关注：
第一，主观评价指标得分与客观评价指标得分出现一定程度的背离。本次评估的七个一级指标中，社会公众满意度调查作为主观评价指标与其他六项客观评价指标相比呈现出以下特点：首先，得分率较低，各城市的平均得分率59.34%，低于各城市总分得分率的62.95%，在七个一级指标中平均得分率处于倒数第二位;其次，部分得分较高的城市政府，其社会公众满意度调查却不高，甚至低于平均水平;再次，离散度低，采用标准差除以均值得到的离散度为10.12%，低于总分离散度的15.45%，也低于其他六项一级指标。换言之，虽然各地法治政府建设的客观表现存在差异，但公众对法治政府建设效果主观评价的差距却不明显。
第二，通过实际体验后评价的指标与形式判断后评价的指标相比，得分普遍较低。本次评估，部分指标是课题组通过收集公开数据判断该政府是否建立相关制度、开展相关活动后即予以赋分，其他部分指标则由调查员实际体验后赋分。就评估结果来看，后者得分普遍低于前者。例如，在一级指标“机构职能与组织领导”中，课题组对行政审批职能的评估采用检索被评估市级政府的政府网站及相关部门网站，通过在线申请行政审批进行测试，该指标的得分率仅为60%，低于所属一级指标得分率的65.04%;在一级指标“行政执法”中，课题组对违法行为投诉处理的评估，采用委派调查员赴各城市实地调查，发现违法行为后向相关行政部门进行举报，对相关部门接到举报后的行政执法行为进行全程记录，并总结出调查报告，该项指标的得分率仅为51.6%，在该一级指标项下所有指标为位列倒数第一，且有21个城市得分为0分。
对于上述结果，部分可归因于评估所采用的方法。例如，在社会公众满意度调查中，一部分数据是通过调查员在当地群众中发放问卷的方式调查。因此，即使一些城市法治政府建设的水平较高，但由于经济社会基础等原因，当地群众可能权利意识更强，对政府法治化水平的预期更高，因此，评分反而较低。
但是，剔除这些因素，这一现象同时反映了我国各地法治政府建设中存在的重形式而轻实质，实际效果不明显的缺陷。
第一，部分制度建设缺乏实效。以行政决策为例，课题组发现，尽管一部分城市巳经制定了有关决策的程序规定，但是内容大多简略、粗糙，多是一些宏观或者原则性的规定，甚至照抄照搬国务院的相关文件。这些缺乏可操作性的制度，自然难以形成规范行政权力的力量，公众也就无法获得行政权力运行机制得以改善的实际体验。
第二，部分制度没有得到有效实施。以行政问责为例，虽然相当部分城市已经建立相关制度，但实施效果有限，启动问责程序的不多;再以行政处罚案卷评查为例，虽然很多城市政府开展了相应活动，但对案卷评查的结果却很少予以公布，对于评查发现的问题，也很少通过公开途径进行批评。
（四）法治政府不同方面的建设效果不平衡，有的方面缺陷明显
将本次评估七个一级指标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制度建设和行政决策、政府信息公开、社会公众满意度调查三项指标得分率较低。社会公众满意度调查得分率低的原因上文已做分析，而制度建设和行政决策、政府信息公开得分率低则说明法治政府建设在这两个方面存在明显不足，亟待加强。
课题组认为，各地政府在制度建设和行政决策、政府信息公开方面的上述缺陷，反映了我国法治政府建设面临的一些深层次的矛盾：
第一，近年来，随着《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复议法》、《行政强制法》等法律的实施，行政执法类的活动面临被当事人提起复议和诉讼的风险，这种外部压力的存在导致政府有动力对相关行为予以整饬，同时加强监督与问责。但是，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制定、行政决策仍然是政府高度裁量的领域，且在制度上不会面临被复议、起诉的外部压力，已有的规范主要是行政系统自上而下的内部监督，外部压力的缺失使得政府规范此类行为的动力不足。
第二，近年来，公众对强化行政权力运行透明度的诉求日益高涨。但是，我国行政实践长期存在封闭运行的传统，《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也是在非常晚近的2008年才开始实施，这导致：主观方面，很多政府官员对政府信息公开重要性认识不足，情绪上有所抵触，将政府信息公开看作是额外增加给政府的负担;客观方面，传统的政府工作流程还未能全面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要求全面重构。因此，政府信息公开的理念与传统的行政文化将面临持续性紧张。
结论
课题组根据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相关要求设计并开展的评估表明，我国法治政府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离预期目标尚有不小的差距。法治政府建设的一些薄弱环节亟待加强，同时，各地法治政府建设水平呈现出的巨大差异值得警惕，一些落后地区的法治政府建设需要重点关注：
首先，各地法治政府建设水平参差不齐将导致一些政策规划无法得到统一实施，影响国家整体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其次，由于法治政府建设水平既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影响，又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相当的反作用——大量的实证研究均表明，确立法治、规范政府权力运行、为财政和契约提供有力的保护是经济发展中的关键因素。因此，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不重视法治政府建设将可能导致发展环境进一步恶化，投资向法治环境较好地区迁移，从而形成经济欠发达——不重视法治政府建设——发展环境进一步恶化的恶性循环。
此外，法治政府建设应当避免形式主义倾向，着力提高制度的实效性。毕竟，投入大量精力进行的制度建设，若不能形成规范行政权力的有效力量，进而使民众真实地感受到行政权力运行机制的改善，不仅将导致资源的浪费，更为严重的是，法治政府建设口号和实效的分离，还可能削弱依法行政这一价值的感召力。
建议
（一）机构职能及组织领导方面。政府应及时更新管理理念，转变以政府及政府部门为中心的服务模式，建立以公民需求为中心的服务思路;进一步完善制度建设，在充分尊重上位法、上级政府意志的情况下，结合自身特点不断完善、细化具体规定，建立起常态化、系统化的工作推进制度;提高创新意识，更加重视创新在制度建设中的作用。改变为了完成工作而完成工作的思维，在现实困境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寻求最优解，积极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二）制度建设和行政决策方面。制度建设上，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应切实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依法行政的文件的基本要求，完善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的基础性制度，特别是要及时引入成本效益分析制度和社会风险评估制度，以确保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并尽量提升其质量;各级政府应在其专门网站上开辟规章征求意见专栏，接受报备的上级机关也应当制定专门的报备规章目录并予以公开;公开公布应成为规范性文件得以生效的前提和基础;各级政府应将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清理活动予以制度化、规范化。行政决策方面，各级政府应更新管理理念，重视对行政决策程序的规范;完善行政决策体制，加强制度建设，建立科学、民主、公开的行政决策程序;建议将重大决策的执行和完成情况纳入相关部门年度绩效考核，作为评比和奖惩的重要依据;部分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以及在全国范围内较有影响力的城市，应当积极完善、更新相关法律制度，在行政决策法制化的进程中发挥带头作用。
（三）行政执法方面。建议加强行政执法队伍建设，尤其是加强执法人员培训的效果考核;执法主体资格清理后应该及时公布结果，以便民众更好地维护自身权益、监督政府依法行政;行政执法程序建设及职权梳理方面应更加细致、全面;应定期对执法案卷进行评查，找出行政执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时总结经验，并定期对外公布评查结果;执法人员接到针对违法行为的投诉后应及时赶赴现场，并采取有效方式制止违法行为。
（四）政府信息公开方面。建议加强培训政府工作人员（不仅限于直接负责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人员），强化工作人员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认识;各级政府应出台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促进机制，如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纳入部门绩效考核，作为评比和奖惩的重要依据;政府及各部门均应当由专人对日常产生的政府信息进行归类，凡属应当主动公开的信息，应当及时汇总并进行公开;各级政府应当成立常设的政府信息公开办公室（而非仅仅是如领导小组那样的协调机构），由专人进行网站的维护、资料更新（包括公开场所的资料）以及协调依申请公开等工作，该常设办公室的级别应当略高于一般政府职能部门，统筹、监督及协调各部门的信息公开工作;在依申请公开的技术层面，接到申请后，工作人员应当及时对申请进行编号，并就受理等事项告知申请人。该编号伴随申请始终，申请人可以依据编号对申请受理的进程予以了解。
（五）监督与问责方面。政府应重视政协的监督，建立并细化相关的制度以便政协充分发挥其监督的作用，可以考虑把及时办理政协的建议案、提案以及办理请款报告纳入政府的年度政绩考核体系中;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可以出台相应的实施细则来完善其实施情况，拓宽实施的领域、地区和使用范围，通过规范制定依据来提高其制度化的程度;加强对政府的内部监督，完善相关的监察制度以督促政府定期听取、审查本级政府工作部门和下级政府的执法情况报告，防止“官官相拥”、“官官相护”现象发生;定期维护政府官网，及时更新相关的工作信息，以保证各种信息公开渠道畅通，增强政府透明度，维护政府权威。
（六）社会矛盾化解与行政争议解决方面。各省市通过出台地方性规范，对行政复议相关制度（如复议听证制度、复议附带审查制度等）加以细化、补充十分重要;应当加大推进行政复议委员会制度的力度;信访作为当前解决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机制，其价值到底如何，是否仍应加以完善，或者应当促使其改革转型，值得思考。
（七）社会公众满意度方面。建议从高度重视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素质、切实做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贯彻落实便民服务措施、提高公众参与意识和维权意识等方面，形成政府积极作为、公众积极参与的良好态势。
作者：马怀德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设立“全国法治政府评估项目”，着力研发一套可以适用全国、覆盖全面、力求科学、注重操作、兼顾定性与定量评价的法治政府评估指标体系，并分步骤应用于不同层级城市的评估实践，旨在实现对全国法治政府状况的全面评价，以推动中国法治政府建设。经过一年多的观测和考察，课题组于前不久完成了对53个较大的市近年法治政府建设情况的评估，并形成了具有民间性、学术性、客观性三大特点的《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13）。
对象
本次评估是首次针对全国法治政府建设水平的整体评价，并希望实现对不同地方政府进行比较，因此在评估对象的选择上以较大的市为评估对象。这一选择是出于以下两点考虑：一方面，较大市人民政府的法治政府建设情况基本上能够代表或反映其所在省份法治政府建设的较高水平，将其作为样本加以评估对于进行全国性的排序相对公正；另一方面，直辖市和较大的市人民政府具有地方立法权，可以完整地应用整套指标体系开展较全面的评估。（见下表）
问题
这套法治政府指标体系共有机构职能及组织领导、制度建设和行政决策、行政执法、政府信息公开、监督与问责、社会矛盾化解与行政争议解决、社会公众满意度调查等7 个一级指标、30个二级指标、60个三级指标（观测点），总分为300分。分析该评估报告，总体而言，我们可以得知当前我国法治政府建设中存在以下几个方面问题：
（一）机构职能及组织领导
该项指标的总分为65分，被评估的53个城市的平均得分为42.27分，平均得分率为65.04分。共有26个城市在平均分之上，占被评估城市总数的49%；27个城市在平均分之下，占被评估城市的51%。排名前五城市分别是上海（56分）、南宁（54分）、广州（53.5分）、沈阳（53分）、杭州（53分）。
经考评，课题组发现，一些城市设置政府机构职能和提供行政服务时着眼点依然局限在政府的管理便利之上，尚未做到以公民的需求和公共服务为中心；有的城市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时制度建设不全，未形成常态化、体系化的运作模式，致使具体工作执行难度大；大部分城市的依法行政推进工作依然呈现模式化、套路化的情况，亟需依据城市特点加强创新，等等。
（二）制度建设和行政决策
该指标总分为60分，被评估的53个城市的平均得分为32.34分，平均得分率为53.90%，为七项指标中平均得分率最低的指标。共有26个城市在平均分之上，占到被评估城市总数的49%；27个城市在平均分之下，占到被评估城市的51%。本项评估中，排名前五的城市分别是广州（53分）、贵阳（53分）、南京（50分）、哈爾滨（47分）、汕头（44分）。
评估结果显示，在制度建设方面，一些市对政府立法制度建设未足够重视，甚至没有建立起专门的法制办网站，这些都导致了对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监督体系的缺失；也有个别城市在行政立法过程中，依法接受监督意识不强；有的市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制定之后“不管不问”，缺乏及时更新清理，以致出现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不能适应新的社会形势变化或出现与新上位法冲突的情况。在行政决策方面，有的省市在行政决策程序规定中的相关制度方面从上至下都是空白；部分城市即便出台了相关规定，也是照抄照搬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等，未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制定，可操作性不强，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行政执法
该指标总分为40分，具体的观测点中设置有总计4分的奖励分，但各城市得分不超过40分。各观测对象的平均得分为26.24分，平均得分率为65.59%。得分在平均分以上的城市为27 个，占总数的50.94%，得分在平均分以下的城市为26个，占总数的49.06%。该项指标排名前五位的分别是南昌市（36.5分）、苏州市（36.5分）、厦门市（35分）、成都市（34分）和广州市（33.5分）。
在行政执法队伍建设方面，本次测评的53个城市在执法人员组织培训方面均开展了工作，但只培训未考试现象普遍存在，不易对培训的结果进行衡量；在行政执法主体清理方面，大部分城市做得较好，少部分城市没有及时开展执法主体清理或者只对部分执法主体进行清理；在行政执法程序建设方面，大部分城市状况较好，少部分城市没有公布相关的执法流程；在行政执法权力梳理方面，部分城市仅公布了本部门的职能或者机构设置，与行政执法职权梳理相关度不大，有的城市虽然公布但相关信息不够全面；在从土地部门开展案卷评查活动方面，53个城市的整体情况并不十分乐观，只有不到一半的城市全面开展了案卷评查工作；在对违法行为举报体验报告方面，大多数城市在接到对违法行为的投诉后不能及时安排执法人员赶赴现场，即使查处也存在大量“治标不治本”的情况。
（四）政府信息公开
本指标总分为40分，53个较大市的平均得分为24.20分，平均得分率为60.50%，25个城市的得分高于平均分，占总数的47.17%，28个城市的得分低于平均分，占总数的52.13%。
该指标开测评结果显示，政府内部对政府信息公开重要性的认识不足，将政府信息公开看作是额外增加给政府的负担；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工作没有做到“常规化”和“长效化”；政府信息公开场所（包括实体场所及网络公开平台等）均缺乏日常维护，政府信息更新不及时；依申请公开信息方面，多地政府缺乏负责协调、统筹、监督的统一申请机构，导致申请无门的情况发生；受理申请的单位也大多没有回执或通知，申请人难以对自己的申请处理进程进行查询。
（五）监督与问责
指标总分为45分，在53个测评对象中，平均分为32.06，平均得分率为71.24%。得分在平均分之上的城市有20个，占城市总数的37.74%，在平均分之下的城市为33个，占城市总数的62.26%。排名在前五名的城市是南昌（43.00分）、南京（40.00分）、吉林（39.00分）、郑州（39.00分）及重庆市（和大连、哈尔滨、合肥同得38分，并列第五名）。
评估结果显示，大部分政府对政协监督的重视程度不够，政协未能充分发挥其监督角色的作用；政府的监督与问责相关制度（如重大决策责任追究制度）未得到普遍建设，已建设相关制度的城市其制度也不完备；政府内部监督工作不到位，几乎70%的测评对象未能及时、充分地或者未能定期听取、审查本级政府工作部门和下级政府的执法情况报告，未能公布重点领域的执法情况报告；政府对相关监督问责的措施的更新、维护不及时，比如在群众举报投诉渠道方面，有些城市的“咨询投诉”栏目无法打开，信息公开栏目现实域名错误无法打开；还有些在线投诉信息太过陈旧。
（六）社会矛盾化解与行政争议解决
本指标总分20分，从评估结果来看，53个城市平均得分为13.96分，得分率为70%。得分在平均分之上的城市有31个，占城市总数的58.49%，在平均分之下的城市为22个，占城市总数的41.51%。排名在前五名的城市是北京（19分），沈阳、本溪（各18分并列第二），哈尔滨、吉林、上海、长春、齐齐哈尔（各17分并列第三），南昌、大连、青岛、淮南等10个城市（各得分16分并列第四）。
评估结果显示，群体性事件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规模、性质上看形势都比较严峻，社会稳定压力仍然较大。尽管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样且复杂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信访制度的完善对缓解社会稳定压力并没有显著的效果。在行政复议制度的贯彻落实方面，很多城市出台的全面贯彻落实行政复议制度的法规、规章并不多，仅制定了有关行政复议某项制度的规范性文件。在行政复议委员会方面，截至2012 年，大部分城市还没有在全市范围内设立，该制度尚处于市本级试点或个别区县试点的阶段。
（七）社会公众满意度调查
该指标总分为30分，53个城市最后得分的平均分为17.80 分，得分率为59.33%。有26个城市高于平均分，占城市总数的49.06%；有27个城市低于平均分，占城市总数的50.94%。排名前五的城市依次是北京（25.68分）、苏州（22.86分）、青岛（21.04分）、拉萨（20.76分）、大连（20.64分）。
评估结果显示，政府工作人员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执法效果，执法人员素质偏低与暴力执法现象具有很大的关联性；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有待进一步贯彻落实；政府的便民服务措施实效欠佳；公众参与和维权意识有待提高。
分析
分析评估数据可以发现，整体而言，53 个较大市的政府对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性有一定认识，注意加强对依法行政工作的组织领导，并通过实际行动推动行政权力运行的规范化、透明化，相关制度建设的框架也已基本形成。这在评估得分上反映为，53 个城市的平均得分为188.87 分，平均得分率为62.95%，对比60%的及格线，平均水平表现为及格。
但是，评估结果也暴露出我国法治政府建设中的若干问题：
（一）法治政府建设整体水平不高
第一，本次评估，53个城市的平均得分率仅略高于及格线，且有17个城市的得分在及格线以下。这说明，法治政府建设的整体情况离理想标准尚有较大差距。
第二，表现相对较好的城市法治政府建设水平亦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总分排名前十的城市得分和得分率分别为：广州市（234.43分，78.14%）、上海市（230.44分，76.81%）、北京市（224.18分，74.72%）、南昌市（222.75分，74.25%）、成都市（221.14分，73.71%）、苏州市（214.86分，71.62%）、哈尔滨市（214.83分，71.61%）、贵阳市（214.66分，71.55%）、寧波市（214.40分，71.55%）、南京市（214.17分，71.39%）。如果将得分率80%作为良好的标准，则均未达到该标准。
第三，排名靠前的城市亦存在明显不足。即使总分排名前十的城市，其法治政府建设均有某个方面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广州市（社会矛盾化解与行政争议解决）、上海市（监督与问责）、北京市（制度建设和行政决策）、南昌市（机构职能与组织领导、社会公众满意度调查）、成都市（社会公众满意度调查）、苏州市（机构职能与组织领导、政府信息公开）、哈尔滨市（机构职能与组织领导、政府信息公开）、贵阳市（机构职能与组织领导、行政执法）、宁波市（社会矛盾化解与行政争议解决）、南京市（机构职能与组织领导、社会公众满意度调查）。这说明即使评估结果相对较好的城市，也迫切需要改进一些薄弱环节。
此外，本次评估的对象为直辖市和较大市人民政府，其法治政府建设情况基本上能够代表或反映其所处区域法治政府建设的较高水平。因此，如果根据本次评估结果来推算全国其他城市的情况，则情况更是不容乐观。
（二）各地法治政府建设水平差异较大且发展不均衡
第一，各城市评估得分差异巨大。本次评估，最高得分234.43分，最低得分125.76分，相差达到108.67分；课题组采用标准差除以均值得到的各城市政府评估总分离散度数据为12.81%。这说明各城市政府法治政府建设水平差异巨大。
第二，评估得分的地域差异明显。按照东、中、西部的划分进行区域比较，可以发现， 东部城市的平均得分为193.73分，中部城市的平均得分为188.46分，西部城市的平均得分为179.18分，法治政府建设水平表现出明显的区域性差异。
第三，西部各城市政府法治政府建设的水平最为参差不齐。在西部各城市政府中，既有成都、贵阳等名列评估得分前十的城市，又有拉萨、包头、银川、乌鲁木齐、西安等名列后十位的城市；西部各个城市跨越的分数区间也较大，最高分221.14分，而最低分仅为125.76分，相差95.38分（东部城市极差为89.27分、中部城市为72.71分）；课题组采用标准差除以均值得到的西部各城市政府得分的离散度数据为15.78%。（东部11.47%、中部10.85%）。
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法治政府建设水平在一定程度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从而表现出一定的相关性：东部城市的平均得分高于中部城市，中部城市又高于西部城市，这说明法治政府建设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同时，西部地区各城市政府法治政府建设的水平相较于中东部地区城市更为参差不齐，与西部地区城市之间经济发展水平更为参差不齐也形成了一定的对应关系。
对于这种情况，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的区域，政府有较多的资源投入到法治建设中。而在一些经济水平较为落后的地区，资源的有限性影响了其对法治政府建设的投入。
此外，在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的城市，促进发展的压力较轻，政府可以在法治政府建设上投入更多的精力；而在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落后的地区，政府的主要精力还是在招商引资、城市建设等发展议题上。
但是，经济发展水平对法治政府建设的影响不应当被夸大，更不能解读为，经济发展上去了，法治政府建设的水平就会自动提高。评估结果表明，53个城市评估得分排名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的排名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一些经济发展水平并不突出的城市，例如南昌、贵阳，其评估排名很靠前，而另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得分却并不理想。这种现象说明，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资源条件对法治政府建设的制约作用将大幅减弱，同样的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上的法治政府建设完全可以取得非常不一样的成绩。例如，本次评估表现较好的南昌市政府，其在行政执法、政府信息公开、监督与问责三个方面的得分均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贵阳市政府则因为在制度建设和行政决策方面大幅领先全国平均水平而排名靠前。
（三）部分领域的法治政府建设存在形式主义倾向，需要提升实际效果
对本次评估各项指标得分进行比较，有两点背离现象需值得高度关注：
第一，主观评价指标得分与客观评价指标得分出现一定程度的背离。本次评估的七个一级指标中，社会公众满意度调查作为主观评价指标与其他六项客观评价指标相比呈现出以下特点：首先，得分率较低，各城市的平均得分率59.34%，低于各城市总分得分率的62.95%，在七个一级指标中平均得分率处于倒数第二位；其次，部分得分较高的城市政府，其社会公众满意度调查却不高，甚至低于平均水平；再次，离散度低，采用标准差除以均值得到的离散度为10.12%，低于总分离散度的15.45%，也低于其他六项一级指标。换言之，虽然各地法治政府建设的客观表现存在差异，但公众对法治政府建设效果主观评价的差距却不明显。
第二，通过实际体验后评价的指标与形式判断后评价的指标相比，得分普遍较低。本次评估，部分指标是课题组通过收集公开数据判断该政府是否建立相关制度、开展相关活动后即予以赋分，其他部分指标则由调查员实际体验后赋分。就评估结果来看，后者得分普遍低于前者。例如，在一级指标“机构职能与组织领导”中，课题组对行政审批职能的评估采用检索被评估市级政府的政府网站及相关部门网站，通过在线申请行政审批进行测试，该指标的得分率仅为60%，低于所属一级指标得分率的65.04%；在一级指标“行政执法”中，课题组对违法行为投诉处理的评估，采用委派调查员赴各城市实地调查，发现违法行为后向相关行政部门进行举报，对相关部门接到举报后的行政执法行为进行全程记录，并总结出调查报告，该项指标的得分率仅为51.6%，在该一级指标项下所有指标为位列倒数第一，且有21个城市得分为0分。
对于上述结果，部分可归因于评估所采用的方法。例如，在社会公众满意度调查中，一部分数据是通过调查员在当地群众中发放问卷的方式调查。因此，即使一些城市法治政府建设的水平较高，但由于经济社会基础等原因，当地群众可能权利意识更强，对政府法治化水平的预期更高，因此，评分反而较低。
但是，剔除這些因素，这一现象同时反映了我国各地法治政府建设中存在的重形式而轻实质，实际效果不明显的缺陷。
第一，部分制度建设缺乏实效。以行政决策为例，课题组发现，尽管一部分城市巳经制定了有关决策的程序规定，但是内容大多简略、粗糙，多是一些宏观或者原则性的规定，甚至照抄照搬国务院的相关文件。这些缺乏可操作性的制度，自然难以形成规范行政权力的力量，公众也就无法获得行政权力运行机制得以改善的实际体验。
第二，部分制度没有得到有效实施。以行政问责为例，虽然相当部分城市已经建立相关制度，但实施效果有限，启动问责程序的不多；再以行政处罚案卷评查为例，虽然很多城市政府开展了相应活动，但对案卷评查的结果却很少予以公布，对于评查发现的问题，也很少通过公开途径进行批评。
（四）法治政府不同方面的建设效果不平衡，有的方面缺陷明显
将本次评估七个一级指标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制度建设和行政决策、政府信息公开、社会公众满意度调查三项指标得分率较低。社会公众满意度调查得分率低的原因上文已做分析，而制度建设和行政决策、政府信息公开得分率低则说明法治政府建设在这两个方面存在明显不足，亟待加强。
课题组认为，各地政府在制度建设和行政决策、政府信息公开方面的上述缺陷，反映了我国法治政府建设面临的一些深层次的矛盾：
第一，近年来，随着《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复议法》、《行政强制法》等法律的实施，行政执法类的活动面临被当事人提起复议和诉讼的风险，这种外部压力的存在导致政府有动力对相关行为予以整饬，同时加强监督与问责。但是，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制定、行政决策仍然是政府高度裁量的领域，且在制度上不会面临被复议、起诉的外部压力，已有的规范主要是行政系统自上而下的内部监督，外部压力的缺失使得政府规范此类行为的动力不足。
第二，近年来，公众对强化行政权力运行透明度的诉求日益高涨。但是，我国行政实践长期存在封闭运行的传统，《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也是在非常晚近的2008年才开始实施，这导致：主观方面，很多政府官员对政府信息公开重要性认识不足，情绪上有所抵触，将政府信息公开看作是额外增加给政府的负担；客观方面，传统的政府工作流程还未能全面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要求全面重构。因此，政府信息公开的理念与传统的行政文化将面临持续性紧张。
结论
课题组根据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相关要求设计并开展的评估表明，我国法治政府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离预期目标尚有不小的差距。法治政府建设的一些薄弱环节亟待加强，同时，各地法治政府建设水平呈现出的巨大差异值得警惕，一些落后地区的法治政府建设需要重点关注：
首先，各地法治政府建设水平参差不齐将导致一些政策规划无法得到统一实施，影响国家整体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其次，由于法治政府建设水平既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影响，又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相当的反作用——大量的实证研究均表明，确立法治、规范政府权力运行、为财政和契约提供有力的保护是经济发展中的关键因素。因此，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不重视法治政府建设将可能导致发展环境进一步恶化，投资向法治环境较好地区迁移，从而形成经济欠发达——不重视法治政府建设——发展环境进一步恶化的恶性循环。
此外，法治政府建设应当避免形式主义倾向，着力提高制度的实效性。毕竟，投入大量精力进行的制度建设，若不能形成规范行政权力的有效力量，进而使民众真实地感受到行政权力运行机制的改善，不仅将导致资源的浪费，更为严重的是，法治政府建设口号和实效的分离，还可能削弱依法行政这一价值的感召力。
建议
（一）机构职能及组织领导方面。政府应及时更新管理理念，轉变以政府及政府部门为中心的服务模式，建立以公民需求为中心的服务思路；进一步完善制度建设，在充分尊重上位法、上级政府意志的情况下，结合自身特点不断完善、细化具体规定，建立起常态化、系统化的工作推进制度；提高创新意识，更加重视创新在制度建设中的作用。改变为了完成工作而完成工作的思维，在现实困境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寻求最优解，积极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二）制度建设和行政决策方面。制度建设上，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应切实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依法行政的文件的基本要求，完善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的基础性制度，特别是要及时引入成本效益分析制度和社会风险评估制度，以确保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并尽量提升其质量；各级政府应在其专门网站上开辟规章征求意见专栏，接受报备的上级机关也应当制定专门的报备规章目录并予以公开；公开公布应成为规范性文件得以生效的前提和基础；各级政府应将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清理活动予以制度化、规范化。行政决策方面，各级政府应更新管理理念，重视对行政决策程序的规范；完善行政决策体制，加强制度建设，建立科学、民主、公开的行政决策程序；建议将重大决策的执行和完成情况纳入相关部门年度绩效考核，作为评比和奖惩的重要依据；部分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以及在全国范围内较有影响力的城市，应当积极完善、更新相关法律制度，在行政决策法制化的进程中发挥带头作用。
（三）行政执法方面。建议加强行政执法队伍建设，尤其是加强执法人员培训的效果考核；执法主体资格清理后应该及时公布结果，以便民众更好地维护自身权益、监督政府依法行政；行政执法程序建设及职权梳理方面应更加细致、全面；应定期对执法案卷进行评查，找出行政执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时总结经验，并定期对外公布评查结果；执法人员接到针对违法行为的投诉后应及时赶赴现场，并采取有效方式制止违法行为。
（四）政府信息公开方面。建议加强培训政府工作人员（不仅限于直接负责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人员），强化工作人员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认识；各级政府应出台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促进机制，如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纳入部门绩效考核，作为评比和奖惩的重要依据；政府及各部门均应当由专人对日常产生的政府信息进行归类，凡属应当主动公开的信息，应当及时汇总并进行公开；各级政府应当成立常设的政府信息公开办公室（而非仅仅是如领导小组那样的协调机构），由专人进行网站的维护、资料更新（包括公开场所的资料）以及协调依申请公开等工作，该常设办公室的级别应当略高于一般政府职能部门，统筹、监督及协调各部门的信息公开工作；在依申请公开的技术层面，接到申请后，工作人员应当及时对申请进行编号，并就受理等事项告知申请人。该编号伴随申请始终，申请人可以依据编号对申请受理的进程予以了解。
（五）监督与问责方面。政府应重视政协的监督，建立并细化相关的制度以便政协充分发挥其监督的作用，可以考虑把及时办理政协的建议案、提案以及办理请款报告纳入政府的年度政绩考核体系中；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可以出台相应的实施细则来完善其实施情况，拓宽实施的领域、地区和使用范围，通过规范制定依据来提高其制度化的程度；加强对政府的内部监督，完善相关的监察制度以督促政府定期听取、审查本级政府工作部门和下级政府的执法情况报告，防止“官官相拥”、“官官相护”现象发生；定期维护政府官网，及时更新相关的工作信息，以保证各种信息公开渠道畅通，增强政府透明度，维护政府权威。
（六）社会矛盾化解与行政争议解决方面。各省市通过出台地方性规范，对行政复议相关制度（如复议听证制度、复议附带审查制度等）加以细化、补充十分重要；应当加大推进行政复议委员会制度的力度；信访作为当前解决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机制，其价值到底如何，是否仍应加以完善，或者应当促使其改革转型，值得思考。
（七）社会公众满意度方面。建议从高度重视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素质、切实做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贯彻落实便民服务措施、提高公众参与意识和维权意识等方面，形成政府积极作为、公众积极参与的良好态势。
作者：马怀德
摘要：政府工作报告作为一类具有行政决策性质的施政纲领，是宪法制度安排下检视国家行政权力行使状态的重要窗口。其在文本形式上由回顾过去之工作总结与宣告未来之施政目标构成，在实践层面上以国家行政权力为核心而推行施政计划。随着依宪治国、国家义务、给付行政等宪法基本理论的发展，对早在1954年就已基本成型的政府工作报告文本模式与决策机制提出了新的期待。必须在坚持“权利本位”的法哲学范式中，推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行政职能由“管理”向“服务”转变，施政理念由“权力”向“权利”递进。保障政府工作报告涵盖的政府意志与行政决策在法治化的轨道中不断契合人权保障与宪法至上的基本原则，强化依宪治国背景下的行政法治对政府工作报告制度发展的理念指引。
关键词：政府工作报告;宪法制度;行政法治;基本权利;宪法实施
政府工作报告是国家治理中保障行政权力规范运作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宪法制度，其在文本内容上涵盖了行政管理、法治建设、民生工程、国家制度四大发展要件。然而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文本及其背后的制度，却长期游离于法学研究者的视野之外，这也导致我们对这项重要的宪法制度安排缺少法律层面的认知。一般意义上，政府工作报告被认为是一种施政性质的政策纲领，但从宪法角度来说，政府工作报告为人大监督提供了重要的审视路径，是宪法实施的具体表现。而从行政法的角度而言，2019年5月8日公布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條例》则为我们探讨政府工作报告的法理定位提供了新的思路。梳理政府工作报告的文本以及探讨政府工作报告的法律性质，既是一项极有意义的理论课题，也富含实践价值，有利于推动依宪治国背景下的行政法治迈向更高的台阶。
一、政府工作报告的法理定位与法律价值
我国现行《宪法》九十二条及一百一十条规定了包括国务院在内的各级人民政府向人大及常委会报告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上一级国家行政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制度。简而言之，政府工作报告作为一项重要的宪法制度，是行政法治中宪法实施的彰显。与中国类似，1787年美国《联邦宪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总统应随时向国会报告联邦情况，并向国会提出他认为必要和妥善的措施供国会审议。”这里的“联邦情况”就是如今美国“国情咨文”的宪法依据。然而政府工作报告作为一项重要的宪法制度，在宪法学乃至法学领域，却甚少关注，学界对政府工作报告多是从报告语言和管理目标的角度来分析，重施政而轻法治是现阶段政府工作报告研究的一个短板。
(一)政府工作报告的法理定位
长期以来，政府工作报告没有一个清晰的法理定位，对于其法律属性存有疑惑。有的学者将政府工作报告视为施政纲领性质的综合政策性文本;[1]有的学者将其视为国家政治信息的重要发布渠道;[2]亦有学者从法治视角解释为兼具施政与监督功能的规范性载体。[3]无论是何种观点，都有一个基础的论调——即政府工作报告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家法，这也是政府工作报告虽然显见于公共治理中，但却长期游离在法学视野之外的重要原因。
法是“使行为服从规则治理的事业”，法学的核心关注是“实在的规范秩序”。[4]从人们日常的直觉来判断，政府工作报告在中国显然属于一种类似于法的实在规则，尤其是在每年三月的全国两会上，各大媒体争相报道政府工作报告的落实情况以及国务院各部委领导表态坚决落实政府工作报告的目标这一信息，足以说明政府工作报告起到指引公共治理行为规则的效能。对于此类规范，学术界有人将其称之为“软法”，例如翟小波教授认为“软法”是缺乏“国家法”的拘束力，但却意图产生一定的规范效果的成文规范。并将无强制权但却事实上很权威的公共实体(Quangos)的决议，政府发布的普遍性纲要或意见，要求成员以持续努力来逐步实施的协约等规范性文件纳入“软法”的视野之内。[5]对于软法有着诸多精到见解的罗豪才教授也曾指出：“作为公域之治的一种基本形态，软法之治既指向一种规范意义上的制度安排，更是一种涵盖目标、范围、主体、方式、责任机制的治理结构和治理模式。”[6]政府工作报告作为公共治理的一种模式，恰好契合罗豪才教授对于软法治理所定义的范畴。那么政府工作报告是否可以视作是“软法”?虽然软法之说以一种开放的机制将国家治理中的非典型法律规范纳入到法治视角之下，弥合了诸如政府工作报告此类文件与国家法的裂隙。但对于软法的定义目前还存在争议与不明之处，姜明安教授曾指出将非硬法的规则、政策、命令、指示，乃至一些潜规则都归入软法，可能会危害法治，“泛软法主义”应当警惕。相较于软法这类存有争议的学术概念，还有学者指出具有全局性、长期性、综合性等特点的事项，或涉及决策相对人较多，成本或金额较大，对公共利益或公民权利义务影响较深刻的应属于重大行政决策。[7]政府工作报告作为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其下一年度任务确是一种带有决策性质的行政计划，而上一年或五年的成果则可视为对过去决策的一种总结。从行政学和公共管理学的视角来定义，行政决策一般指国家行政机关为履行行政职能，就面临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目标确定、行动设计和方案抉择的过程。[8]相较于具体的行政决策，政府工作报告又有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其一，相较于一般的行政决策，政府工作报告具有明显的宪法法律性。是行政机关根据宪法安排为达成行政管理与服务的目标而进行的行政活动，既是法定权力也是法定义务。其二，政府工作报告具有最高的决策性，其以维护公共秩序、满足公共需求、实现公共利益为根本价值取向。虽然对于重大行政决策这一概念，有学者认为作为逻辑起点的重大行政决策的概念内涵并不清晰，[9]但行政法学概念的不兼容以及合法性审查的薄弱，并不否认行政决策在公共治理过程中的客观存在。从宪法制度安排上，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恰恰处于最高的行政决策位阶，虽然从文本表述上，下一年度任务是以一种行政计划的形式表现出来，但经过人大通过后，上升为一种代表国家意志的政府决策，整个行政机关年度任务应在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的决策安排下进行。事实上，近日出台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第3条对于重大决策事项的定位也从法律规范的角度再次印证①，基于此，本文以为政府工作报告的前半段(工作回顾)应视为宪法制度安排下的施政报告，而后半段(工作任务)可视为一种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重要规划的重大行政决策。
(二)政府工作报告的法律价值
虽然政府工作报告不具备一般法律意义上的强制力，也不具备法律的典型特征，但并不意味着政府工作报告只是一纸宣誓。②在我国，官员对于政府工作报告落实不到位，或将面临纪律处分。有部分西方学者将政府施政演讲视作是国家政治言论，并不负担法律责任。这些学者认为由于自由民主言论的内涵容易引发争议，因此在国家治理的言论中，国家既不是强制性的，也不是垄断者，它可以促使大多数人去认可所谓的真与善，让公民在有争议的环境中有不同的抉择与判断。其中Brettschneider指出“由于对政府行动的分歧是合理的，对自由与平等此类问题，公民的理解不需要相同的答案，因此国家政治性的言论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10]与英国的“御座致辞”(Queen's Speech)、美国的“国情咨文”(The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不同，英美地区的长官施政演说有着谋求连任或者寻求议会及其他国家机关支持的政治动机，而我国的政府工作报告对于行政机关更像是一种“行政命令”，对于政府工作报告的施政目标只有坚决贯彻与落实，并不存在类似西方的“不同理解”。因此作为具有强力规制倾向的政府工作报告，在中国的机构运作与法治实践中，其兼具三重法律规范的价值。
1.为人大监督提供路径
我国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自1954年起，在报告正文开始之前一定会有总理代表国务院向人民代表大会汇报，请予审议的开场词，1992年开始还添加了并请全国政协委员提出建议的表述。这也正是现行《宪法》九十二条“国务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的宪法实施的直接体现。根据《宪法》第三条所规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行政机关受人大监督，其表现为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政府工作报告的评议。而包括人大在内的所有国家机构还需要受到人民监督，这种监督表现为公民直接参与监督及公民委托人大代表间接参与监督，这也是我国权力监督的双重意涵。检视政府工作报告为人大提供了一种行使权力监督的路径，全国人大通过听取、审议、批准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实现对行政权力的监督。自1954年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是经审议并通过的，但地方政府的政府工作报告却不尽然，例如2003年湖北省南漳县政府工作报告未获县人大常委会通过，然而相比于人们习以为常的高票通过，一次“不通过”更强化了人们对于人大监督职能的信心。对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审议，我们应以更理性的姿态来看待人大监督的功能与价值，这也是人大践行法治的职责所在。而对于人大代表的监督，从2016年开始，每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务院办公厅都派出工作人员，现场旁听代表委员团组讨论情况，记录、汇总并督促相关部委回应代表委员的意见建议。
2.为法院说理依据提供素材
政府工作报告文本中不仅提及过去之回顾与未来之展望，还有对于现实之确认。最典型的例证就是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城镇规划通常成为法院在审理行政诉讼中房屋征收合法性的重要证明材料与说理素材。截至2020年3月10日，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以“政府工作报告”为索引词，共查询到2326个案件，绝大多数都是行政征收裁定。对于在征收过程中是否符合《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八条的范围，政府工作报告的规划纲要是判断拆迁行为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的重要说理素材。由此观之，研究政府工作报告在诉讼中的法律功能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认识政府工作报告的司法实践价值。
3.为保障公民权利提供助益
自20世纪50年代始，宪法史发生了由政治立宪向经济立宪转型的过程，大量的经济与社会权利写入宪法之中。[11]进入新世纪，人们迫切的关注自身所具有宪法赋予的社会经济权利并要求政府为实现而积极创造条件。德国著名社会法学家尼克拉斯·卢曼认为基本权利必须在一系列的社会关联性中才能成为现实，特定的制度可以促进基本权利的落实，比如征收制度之于财产权、广电制度之于言论自由。基本权利的实现依赖于具体的社会政治条件，基本权利的制度化意味着对创造这些具体条件的行為预期。[12]宪法中的基本权利并不是独立于社会而存在的，其有赖于国家履行一定的政府职能。从基本权利体系化的角度出发，政府工作报告所部署的包括减少失业、精准脱贫、教育发展、住房保障等施政目标都可以对应劳动权、生存权、受教育权、居住权等基本权利。从宪法学国家义务的角度出发，国家有义务提供基本权利实现所需的物质、程序或者服务，而政府工作报告也正是行政机关依法履行国家给付义务的一次集中体现。
二、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的文本特征与制度建构
每一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既是政府公共政策的大纲，也是国家法治建设的浓缩。无论是依法治国还是改革开放，政府工作报告所勾勒的蓝图，都有赖于法律与政策的协同，法治与政治地融合。可以说工作报告所涉及的所有政策实施离不开法治的发展，观察政府工作报告的政策取向并提炼出背后的法治元素，用法治的视点来对其规范解读无疑具有现实意义。
(一)从政治化向法治化：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文本特征检视
1954年5月23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向人大作政府工作报告，这也是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的开端。①运用现今法治规范的视角去审视，早年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偏向于外交与政治工作，是一份具有政治纲领色彩的宣言书。通过分析热词得以直观地发掘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的关注重心：
通过提取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关键词不难看出，经过六十五年的发展，如今转变的更加务实，淡化政治宣言，着重发力经济建设、民生保障、政府治理。从政治治理向经济治理的转变(表一)，固然意义深远，但在依法治国乃至依宪治国的当下，重识和重构政策与法律的关系，需要在“善法良策”的价值取向上寻求政策与法律的一体性。[13]从法治的角度来看，政府工作报告不仅应有政策之维，还应有法治之维，事实上法治建设已经成为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政府工作报告内容不仅在民生、民权、民主等领域有所涉及，还强化了诸如宪法遵守，党风廉政等法治政府建设要义与治理创新精神。本文提取改革开放以来(1978-2019)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法政工作所涉及的关键词，分别以“宪法”“立法”“行政”“民主”“人权”“法治(法制)”六个关键词索引，前三个词是政府工作报告常涉及的政法工作内容①，后三个词是国家法治所必须保障的精神与底线。如何在依宪治国背景下，推动行政法治建设，实现国家民主与人权保障，是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政法工作的要义所在。
从关键词提取的数据不难看出，除个别年份(1979年吸取文化大革命的教训，突出国家民主建设)外，近四十年各部门政法工作在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并没有明显的变化，但宪法相较于行政、立法工作同比提及的频率始终保持低位。2014年9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时强调：“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2018年2月24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再次强调：“我国宪法是治国理政的总章程。”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章程，如何体现宪法精神，彰显宪法价值，这是未来各级人民政府工作报告重要的改进方向，也是依宪治国在行政法治中重要的表现路径。
(二)从宣言化向制度化：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的制度建构现状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随着经济发展、科技进步、议会民主的衰落和帕金森定律的作用，‘行政国家’(Administrative State)的色彩越来越为明显。其外部特征表现为行政机构增加，行政职能扩张，行政权力膨胀;同时，具有浓厚裁量因素的行政机关的“政策性决定”(Policy Decisions)也越来越为常见，这些政策性决定不同于一般的行政行为，它们很难被归类为传统的事实或者法律问题”。[14]关注作为国家重大决策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不单是从表面文本来观察，更重要的是关注在起草、修订、审议等环节形成一系列的制度化过程，不能只聚焦施政结果，而忽略了整个决策产生过程。“现代行政法学不仅应当关注作为行政过程最终结果的合法性，而且还应当将行政过程中的各种行为形式全盘纳入视野，对行政过程进行全面、动态的法律规范和控制，这是实质行政法治的要求。”[15]政府工作报告制作的过程，本质上就是一种重大决策的过程，承担决策政府工作报告内容的主体是谁?报告的内容和范围由谁规定?对政府工作报告中数据的真实性审议由谁负责?政府工作报告不通过的责任主体是谁?等等这一系列的制度都是研究政府工作报告所不可回避的基础问题。将政府工作报告的全过程制度化，将政府重大决策纳入法治轨道，这对于推动全面建设法治政府无疑有重大的意义。
自本世纪初，为了实现依法行政与法治政府的建设，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的文件以推进行政法治建设，其中《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第14条明确指出：“健全依法决策机制。完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制度，明确决策主体、事项范围、法定程序、法律责任，规范决策流程，强化决策法定程序的刚性约束。”①，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作为一类含有国家重大行政决策的规范性文件，应当契合法治化、科学化、民主化的基本原则，这也是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举措。为了在具体的行政问题与实现宏伟的法治理想之间做到运用自如，我们必须诉诸适当的制度安排来全面推进依法行政。[16]在我国，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制度的建构及其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政府工作報告的报告主体。在中国，政府工作报告制度内所涵盖的工作报告，从纵向来看，包括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工作报告，从横向比较，包括纲领性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专项工作报告(例如环境工作报告，审计工作报告)。纲领性的政府工作报告，一般是由各级政府工作总负责人来向各级人大做报告，典型就是我们熟知的国务院总理在每年三月两会期间，向全国人大做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但专项工作报告的主体却存有不明之处，例如2015年实施的《环境保护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每年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对发生的重大环境事件应当及时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依法接受监督。”在法律没有明文的情况下，专项报告主体从法律逻辑上说应与一般政府工作报告主体保持一致，然而在实践中往往都是部门负责人代表政府整体进行专项报告。譬如2011年《环境工作报告》由原环保部长周生贤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代表政府做工作报告，再如，根据200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每年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审计机关对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但实践中审计工作报告是由国家审计署来进行汇报，环保部、审计署等政府部门是否能成为《环境保护法》《审计法》所规定的汇报主体?即便它们有政府委托，那么这种委托是否合乎《宪法》有关政府工作报告的制度设计?这其中还有待于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细化并明晰。
2.政府工作报告的制作程序。政府工作报告是人大、人民监督行政权力运作的重要路径。政府工作报告的内容是否客观、真实直接影响其法律监督效果与人民对政府行政的评价。从国务院披露的情况来看，目前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主要是由国务院研究室的同志来完成，起草后在修改阶段，主要包括四个过程，一是由国务院常务会议形成送审稿，二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形成征求意见稿，三是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决定征求意见稿，四是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交形成的送审稿之后再修改。完成上述四个过程，国务院才能提交全国人大。不难看出国务院在提交全国人大之前，也是经过多次修改讨论，虽然过程十分审慎，但在信息的披露上，经过各部门的“博弈”也难免有纰漏，这个在地方政府的工作报告内容中就显得更加直白，比如每年一些地方政府在工作报告中所宣传的经济成绩——GDP数据，就面临着数据造假的质疑。2017年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团参加讨论时，再三强调切不可数据造假。[17]近两年，辽宁、天津等地主动揭露统计数据造假的难堪，也在另一个侧面警示我们必须建立一套独立有效的制度，来保证各级政府工作报告以及统计数据的真实性。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早在1921年美国国会通过《预算和会计法案》，在国会之下设立独立的审计机构——独立于行政部门之外，负责对政府的会计资料进行检查、监督和审计，并就联邦政府的运转情况，向国会提出报告，同时撤销财政部的主计长和审计官，将这两项职权全部移交会计总署。[18]反观我国虽然人大设立了专门的预算工作委员会，且有着《宪法》与《预算法》所授予的最高权威，但事实上全国人大的预算工作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在人事任命上往往是将国务院财政部的人员调入，难以独立为人大服务。正是因为人大审计工作中的部分法律关系与人事关系的模糊，使得人大的监督更多的是被动且从属的，无法很好发挥独立的审查职能。鉴于此，如何在现有的体制下继续向现代化的审计体制优化，是下一步值得关注的。
3.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审议责任。根据《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中的规定，各级人大常委会可以对本级政府的工作进行监督。在实践层面，我国人大常委会自1979年第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开始听取和审议“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迄今已经整整40年。但是审议作为一项有“震慑力”的监督方式，必须辅以相应的处理手段。对于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实践中一般是采取修改的做法，而对于不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无论是中央和地方，事实上都没有明确其相应的法律责任。在法律和实践层面必须明晰报告单位不通过所必须面临的法律责任，这是国家权力得以监督的重要武器。行政部门的工作报告虽然鲜有未通过的情形，但司法机关的工作报告未通过的情况却时有发生，例如2001年沈阳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未通过，2007年衡阳中级法院政府工作报告未通过，然而结果却是沈阳人大主席团紧急开会研究并最后作出决定 “闭会后由市人大常委会继续审议市中级人民法院报告，并将审议结果向下次人大会议报告。”最后未通过的事宜不了了之。这一处理方式足以看出，人大在审议包括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工作报告时缺乏强有力的监督手段，《监督法》所赋予的调查权、任免权等监督权力没有得到有效的运用。推进人大监督的有效运行，明确政府工作报告未通过的法律责任，这是推动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基石。
从“一纸宣言”迈向“宪法制度”，我们仍有许多值得继续优化的空间，从法律规范层面而言，相应的法规不够明晰、法律监督模糊、法律责任缺失。因此，必须重视法律制度层面的优化，不仅只是看到政府工作报告的文本内容，还应当关注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审议、落实的全过程。值得欣喜的是，在政府工作报告施政落实的信息公开上已经有了很大地突破，国务院现在会公布《政府工作报告》的量化指标任务落实情况，这也有助于行政权力的良性运行，但离现代法治化，还需要加入更多的宪法思维与制度设计。
三、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的宪法内涵
法国近代启蒙运动思想家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指出：“人们让渡自然权利给国家，国家形成公权力以保护公民个人，国家的权力来源于人民，国家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与服务人民。”[19]，这一思想也是现代国家理念的重要标志。在现代公法中以国家与公民之间的义务—权利关系取代近代以来的权力—权利关系的主导地位，明确了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服务与被服务关系，突出了公民真正的国家主人地位，国家以其承担的义务为手段去实现公民享有权利的目的，而且该义务的唯一目的是权利。[20]在宪法的视域下，基本权利有两种主观权利功能，具体而言分为防御权与受益权，防御权要求国家尊重和容忍不作为，受益权要求国家积极作为以实现公民权利及利益。国家向人民提供各种福利 、帮助和服务的义务， 主要是由行政机关承担的。行政机关对公民提供给付的这些行为 ，属于行政活动中“给付行政”的范畴。[21]在我国，各级地方行政机关以政府工作报告的形式涵摄国家对公民应当履行的给付义务，本质上而言应当看作是以实现“权利”为中心的行政决策。换而言之，行政机关在公共管理中保障公民权益、改善民生，事实上完全可以看作是一种实现宪法基本权利的国家义务，譬如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发展更加公平更有质量的教育，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我们要切实把宝贵的资金用好，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托起明天的希望。”①办好国家教育正是落实《宪法》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直接体现。
政府工作报告在报告文本上涵盖行政管理、法治建设、民生工程、国家制度这四大发展要件，虽然在内容上具备较强的统合力，但不能跳出行政机关行使国家“权力”的框架桎梏，这也是我们读政府工作报告常感其是一类施政纲领的缘由所在。要想“政府工作报告”更像是“权利宣言”，就需要引入“宪法思维”，从“国家义务”的视角出发，增强宪法对政府工作报告施政的理念指引，用“公民权利”理论代替“国家权力”行使，重新建构《政府工作报告》文本意涵。综上所述，现行“政府工作报告”法理逻辑立足于包含行政管理与国家意志在内的行政权力实施，而引入“宪法思维”，通过宪法的基本权利功能及国家义务理论，发现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权利视点，从而使得行政机关更好的树立国家义务和保障人权的意识，用行政管理的发展来丰富法律和宪法意涵，使其更好的贴近“宪法精神”与“国家使命”。在实践层面上，《政府工作报告》的行文模式创新并非易事，在汇报内容上既要涵盖国家治理中的方方面面，又要照顾到人民群众能易于理解。因此将通俗易懂的行政报告直接转换为权利化的术语并不是妥善的解决方法，基于此，笔者提出三种方案以期抛砖引玉：
方案一：直接将宪法权利标识在政府工作报告文本。政府工作报告中事关养老、医疗、教育、环境保护等诸多方面都可以直接找到宪法文本的規范基础，可以一言以概之：“落实了《宪法》XX条有关XX事项的规定。”或是“继续深化《宪法》XX条所规定的公民权利保护。”，虽然该方法直接体现了“依宪治国”的理念，但该种方法的弊端在于，容易使得本已十分紧凑的汇报文本变得臃肿。
方案二：将政府工作报告的施政成果写入人权保障白皮书。自1991年以来，国务院新闻办就开始编纂各类《中国人权事业白皮书》，其中包括《改革开放40年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进步》《中国人权法治化保障的新进展》《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等白皮书都涉及到行政法治与公民权利保护的内容，但在白皮书中甚少提到政府工作报告，政府工作报告的内容散见于各类白皮书之中。笔者建议可以编纂专门的《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人权保障白皮书》，对建国以来政府工作报告的公民权利保护新发展与新动向进行梳理及提炼。
方案三：在政府工作报告的汇报文本后，附上履行宪法职责、保障宪法权利的附录。添加附录的优势在于，既不需要变动现有的政府工作报告文本，又可以在其后对应具体的宪法条文，使其上升至一种“宪法治理”的治理过程，附录可以一种直观的图表展示。
通过将宪法条文与政府工作报告比对，可以非常直观的看出国务院在履行宪法职责与保障宪法权利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也有利于发现现阶段政府工作报告对于宪法权利保障的不足之处。譬如《宪法》三十六条规定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而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仅仅只是提到：“我们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相较于经济社会权利，政府工作报告对于政治文化权利的落实还有很大的发挥空间。当然，附录中还可以添加更多具体的行政法治元素，这有赖于报告起草者的具体安排。政府工作报告无论是以一种政策文本还是宪法制度的面貌呈现在我们面前，其逻辑出发点与落脚点都离不开国家义务与基本权利的宪法范畴。“无论我们对人权的多元叙事有何种质疑或者看法，人权的实证化——尤其在国家、宪法、法律层面人权话语的法治化表达，是个人权利之存在和享有不可或缺的条件”。[22]就其本质而言，政府工作报告不过是国家履行行政给付义务的集中体现，但对于法治政府建设而言，彰显政府工作报告背后所涵盖的人大监督、权利保障等宪法价值与功能，强调行政法治具备一种合乎宪法的属性，以便最终通向“依宪治国”的法治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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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 炼
作者：黄文瀚
龙凤镇人民政府 (2018年10月)
龙凤镇积极开展法治政府建设工作，现将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汇报如下：
一、加强组织领导强化理论学习。一是成立了以镇党委书记、镇长为组长，分管领导为副组长、司法所所长、综治中心工作人员为成员的法治政府工作领导小组，始终坚持“党组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原则，把法治政府建设工作纳入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年度目标责任管理，召开班子会议认真研究镇法治政府建设工作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二是强化领导干部学法用法。我镇高度重视培养干部法律意识、提高法律知识水平，并采取了以下措施：(1)推行依法行政情况考察制度，对镇各村(居委会)、站所干部，在平时和年终考核时注重考察其掌握相关法律知识及依法行政情况，对于依法行政意识强，善于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推动发展的优秀干部，年底予以加分;(2)建立镇干部学法和培训制度，举办法律培训班、观看法制视频，对新出台的法律法规进行集中学习培训，通过教育培训，让全镇干部了解到国家新出台的法律法规，增强法律意识和依法行政能力;(3)对个人学习法律法规、提高法律素质的情况纳入年度评价中。
二、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提高工作人员水平。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提高政府工作人员依法行政能力，有利于保障人民群众的权利和自由;有利于加强廉政建设，保证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不变质，增强政府的权威;有利于防止行政权力的缺失和滥用，提高行政管理水平;有利于带动全社会尊重法律，遵守法律，维护法律，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切实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为此我镇开展了以下工作：一是建立权力清单、责任清单管理机制。根据区政府的统一安排，我镇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按照权力类别，对现有权力进行了全面的清理和规范，建立了龙凤镇权力清单、责任清单管理制度，要求全镇各站所严格按照清单内容开展自身工作，对于超出自身权限违反规定的行为，将按规定给予相关责任人处分。二是严格执行行政决策制度。今年我镇严格执行重大决策“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5项必经程序，依法规范行政决策行为。三是依法公开政府信息。严格按照区政府有关规定，及时在区政务信息栏目公开政府信息，除传统渠道外，充分利用镇政府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进行信息公开，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
三、创新工作载体和工作机制。龙凤镇不断总结经验，解放思想、大胆创新。以“龙凤镇法律服务群”为载体，搭建起村干部、网格管理员、普通村民党员与镇领导、镇各站所部门、业务专干之间面对面、轻松、积极、务实的交流互动平台，促进法治政府工作的深入展开。坚持落实领导包村、干部包屯“五位一体”的工作制度，充实农村一线工作力量，对村干部工作进行指导，实行“定人定岗定职责”工作机制，即干部包村负责政策宣传、民情收集、纠纷化解、代收代办和推动发展工作。一是通过下基层活动，及时将党和政府的政策送到每位农户家中;二是在下村过程中，及时将群众的所思所想记录下来，及时进行反馈;三是发现矛盾纠纷及时进行调解，将问题化解在萌芽阶段;四是为行动不便的困难群众、伤残群众代办一些事务;五是完成包村中心工作，积极为镇村发展献言献策。通过这项工作不仅解决了农村的实际问题，更体现了将法治政府建设与广大群众相联系的特色。
关于 2019 法治政府建设情况的报告
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
2019 年柳州市人民政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上级关于法治政府建设的部署，围绕中心工作，扎实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一、2019 年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主要举措和成效(如无特别注明，数据统计至 12 月 31 日)
(一)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一是大力推动简政放权，在全区率先推出政务服务“全城通办”，实现“就近能办、异地可办”;二是简化程序，推动落实“马上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工程建设项目“拿地即开工”审批模式在新区试行，最大限度缩短企业办事时限;三是清理交易限制性行为，消除在招投标过程中对不同所有制企业设置的不合理限制和壁垒。
(二)完善依法行政制度体系建设 1.加强重点领域政府立法 年初下发《柳州市政府 2019 年立法计划》统筹全年立法工作;对进入政府审议程序的地方性法规草案、政府规章草案，除向各单位书面征求意见外，还通过座谈会、专家论证会、门户网站等形式征求意见。全年完成了地方性法规《柳州市莲花山保护条例(修正草案)》《柳州市柳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条例
— 2 — (草案)》的起草工作，并已以法规案的形式报市人大常委会审议。政府规章《柳州市建筑垃圾管理办法》已进入审查修改阶段。
2.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监督管理 一是全面推行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机制，对全市的规范性文件进行严格审查，没有上位法作依据的，一律不得违法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义务的规定，2019 年市政府印发的 67 件规范性文件全部进行了合法性审查;二是加大备案审查监督力度，从文件制定权限、制定程序和文件内容等三个方面进行审查。全年共收到报备文件 179 件，经审查同意备案 173 件;不同意备案 1 件;材料不全退回补正 5件。
(三)推进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 1.完善行政决策程序制度 2019 年 1 月 15 日印发了《柳州市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明确市政府重大行政决策坚持科学、民主、合法的原则，从完善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决策后评估六个环节着手，进一步建立健全重大行政决策机制。
2.严把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关 通过书面审查、公开听取意见、组织政府法律顾问进行咨询或者论证等多种方式开展政府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工作，全
年共有 346 件市政府行政决策经过了合法性审查。
(四)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全面推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市本级 35 个执法单位已全面完成推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工作任务，市县两级 265 个行政执法单位均落实了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完成公示内容 2650 项，建立完善相关制度 1460 个。
(五)开展层级监督，推动落实重大决策部署 市司法局积极发挥行政执法层级监督职能作用，开展优化营商环境专项行政执法监督，对 20 个涉及营商环境的行政执法机关进行现场检查。在专项整治中通过案卷评查、召开座谈会、发放调查问卷、梳理舆情信息等方式共发现问题 103 个。针对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分类处置，制发《行政执法督察通知书》要求整改行政执法问题 87 个、向有管理权部门移交不属于行政执法范畴的问题 16 个。全力推动自治区和市政府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部署有效落实。
(六)依法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 1.保证行政复议渠道畅通，严格依法办理行政复议案件，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在化解行政争议方面的重要作用。
2.推进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各级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案件 142 件，占全部行政诉讼案件的 14.14%。朱富庭、卢柳屏、王鸿鹄和李辉四位副市长(按出庭时间顺序)分别代表市政府出庭应诉行政诉讼案件，为行政机关与社会群众
— 4 — 搭建沟通平台，彰显了善作为、敢担当、负责任的法治政府形象。
(七)全面推进政务公开 一是推进主动公开目录体系建设，通过网络、报纸、电视、微博、微信等媒体，加强政府信息公开的力度。“中国柳州”及各单位政府门户网站主动公开政府信息 107700 条，向一中心两馆报送信息 114589 条;二是积极落实政策解读和信息公开，全国首创“政策说明会”，全市组织协调政策说明会 37 场。
(八)大力开展宣传工作 各级行政机关广泛开展各种宣传活动，凝聚社会共识，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和参与法治建设的深厚氛围。
市司法局充分利用柳州山歌普法文化浓厚氛围，举办“山歌唱法治欢唱‘三月三’”等活动，运用山歌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法律常识;市城管执法局以案释法，通过选取典型案件，每季至少举办一次讲座、报纸专版专刊等形式，深入浅出地宣讲法律;市统计局制作统计法律法规微视频在电视台黄金时间播放，广泛宣传统计法律法规。
(九)全面提高政府工作人员法治思维和依法行政能力 柳州市着力加强法律法规学习培训，领导干部带头遵法学法，全面提高公务人员法律素养。
市委组织部把法律知识纳入领导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计划，并针对不同层面领导学法用法的需求，在市委党校主体班次开设相关法律知识课程教育专题，培训学员 2000 多人次。
市司法局组织全市公务员、参公管理人员参加全区学法用法考试。全市23066人参加考试，参考率 99.74%，合格率99.63%。
(十)落实第一责任人责任 1.进一步加强党对依法治市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2019 年 7 月 19 日，市委书记郑俊康主持召开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专题学习习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市辖的县区 2019 年全部召开了第一次依法治县(区)委员会会议。
2.切实履行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 (1)2019 年 7 月 3 日，市司法局局长陈家达在政府常务会议上专题汇报法治政府建设情况，市长吴炜对前一阶段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存在的问题进行研判分析，对下一步的工作提出要求。
(2)2019 年 2 月 13 日、6 月 10 日以及 9 月 23 日，分别邀请三位市政府法律顾问进行法治专题讲座。市政府领导班子，秘书长，副秘书长及市政府所属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参加了讲座学习。
二、存在的不足和原因 依法行政的要求落实不够，少部分行政执法人员忽视行政权力规范运行的情况偶有发生;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和报备工作以及重大行政决策制度有待进一步落实;县区部门的执法需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三项制度的落实在县区开展不够扎实。
— 6 — 三、下一主要工作安排 统筹推进全面依法治市和法治政府建设工作，重点做好法治政府建设和“七五”普法的验收工作，保证目标任务顺利完成，开启 2020 年新时代平安柳州、法治柳州建设新局面。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法治政府建设。党的十八大确立了到2020年法治政府基本建成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建设法治政府做出全面部署。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局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十九大和总书记关于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紧紧围绕市县法治政府建设各项部署，按照推进依法行政，创建法治政府的总体目标，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多措并举，狠抓落实，推进法治政府各项工作有序开展，依法行政机制进一步完善，政府各项工作法制化水平进一步提升，法治政府建设取得新进展，现将情况报告整理如下：
一、提高政治站位，全力推动法治政府建设任务落实
强化学习贯彻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提升履职能力。一是抓“关键少数”。领导理论学习中心组率先垂范，学习规定篇目，专题学习了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二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关于法制政府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及市县各项部署，提高履职能力。二是抓谋划安排，明确工作任务，夯实工作责任，从学法对象、学法内容、学法方式等方面对学法提出具体要求。三是抓全员覆盖。将宪法法律培训学习列入干部培训必修课。
二、健全法治政府建设工作组织，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及时调整充实乡普法依法治理工作领导小组，由局长任组长，强化主要负责人的第一责任。出台今年普法责任清单，将责任细化到个人，明确成员职责。保障普法规划任务目标的全面落实，把法治宣传教育内容纳入精神文明创建内容，把相关法律法规普法和依法治理工作纳入政府工作的考核体系，推进普法工作的全面实施，切实把普法工作列入业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同部署、同落实。指定一名工作人员作为兼职普法员，负责组织本单位人员开展日常学习和培训，确保各项普法工作的全面落实。
三、加强干部法律知识培训，提升依法行政素质能力
认真落实领导干部学法制度，结合工作实际，推进中层干部以上领导干部的法治教育制度化、规范化，形成中层以上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风气。积极做好普法工作，在全局广泛开展加强依法行政教育，加强对公共法律法规等内容的培训学习，特别是对与自身工作业务密切关联的法律法规进行研究学习，进一步提升机关干部的法律意识，提升素质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推进我局工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四、主要负责人履行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
一是高度重视，落实责任。主要负责人高度重视法治政府建设，带头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主动将法治政府建设列入工作重要议程，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对法治建设工作进行总体谋划，对领导班子责任分工亲自把关，做到重点工作亲自部署，重大问题亲自过问，重要情况亲自调查，重要信件亲自批阅，重要案件亲自督办。二是带头学习，严抓教育。主要负责人认真学习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通过党委会议、班子会议、理论中心组等专题研究学习法律法规，教育引导领导干部坚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普法与围绕全乡中心任务相结合，坚持普法与法治实践相结合，强化法治理念、突出法治主题、创新法治形式，注重解决突出矛盾，不断提高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和政治信仰。三是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始终坚持从高从严要求自己，在思想上行动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具体工作中，自觉增强大局意识。带头执行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工作纪律，严格按党纪国法办事，坚守正道、弘扬正气，坚持原则、恪守规矩。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权力观、金钱观，时刻警醒，防微杜渐，坚决抵制腐朽堕落思想，坚决克服正风肃纪，坚决反对不良风气，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以自身严格遵守各项纪律的实际行动，当好班子和干部群众的表率。
五、存在的不足
今年我局在法治政府建设中取得了不少提升，但仍有不足之处亟待解决。一是对日常工作中接触的人民群众的普法工作不够及时到位，工作中常常忽略对人民群众的普法宣传。二是党员干部法律素养有待增强。我局法律专业人才较少，党员干部通过学习培训，法律素养有所提升，但无法完全适应工作需求。三是普法宣传手段有待创新。目前我局普法宣传手段主要以分发宣传手册、知识讲座、微信群宣传等形式，内容形式较为单一，群众容易产生疲劳，导致普法效果降低。
四、下年计划
一是进一步深化普法工作。加强法律宣传平台建设，完善基层法律服务制度，以贴近群众、贴近生活为原则，充分发挥普法平台作用。根据我局实际情况，积极开展宣传教育活动。认真抓好普法对象，根据不同人群需求，宣传不同类型的法律法规，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提高人员的学法懂法用法能力，不断提高公共法律服务水平，为群众提供更便利更全面的法律服务。二是进一步提升法治素养。切实提高领导干部法治素养，建立健全长效学法机制，利用理论中心组、班子会议等形式，系统学习法治理论及相关法律法规，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等方面的能力。切实提高干部队伍的法治素养，通过在机关干部中开展法律法规知识培训，逐渐常态化制度化，不断加强干部队伍依法行政意识与能力。切实提高我局人员的法治素养，开展丰富多样的法律主题活动，创新法律宣传手段和方式，加强便民法律咨询服务，引导群众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2
2020年，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社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和习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紧紧围绕法治政府建设各项部署，稳步推进依法行政和完善法治政府的总体目标，多措并举，狠抓落实，推进法治政府各项工作有序开展，依法行政体制机制进一步完善，政府各项工作法治化、规范化水平进一步提升，法治政府建设取得新进展。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提高政治站位，全力推动法治政府建设任务落实
强化学习贯彻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提升履职能力。一是抓“关键少数”。市供销联社领导班子率先垂范，结合主题党日和专题学习会等形式先后组织学习了《习近平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的重要讲话》、《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等篇目，专题学习了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二次、三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关于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和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精神以、吉安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精神和井冈山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精神。二是抓谋划安排。制定印发了法治工作要点、工作计划和实施方案，明确了工作任务，夯实了工作责任，从学法对象、学法内容、学法方式等方面对学法提出具体要求。三是抓全员覆盖。将宪法法律培训学习列入年度必修课，每月至少安排一次法治专题学习。深化“法律七进”，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组织开展法治进机关、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法治广场建设和防疫宣传、扫黑除恶、国家宪法日等法治宣传活动。
二、加强组织领导，专题研究工作部署
坚持党对法治工作的领导，把依法治市、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统一起来，全力推动法治政府建设各项任务落实。一是健全组织机构。根据机构改革整体要求，组建了法治工作领导小组，夯实了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把党的领导贯彻到法治政府建设全过程各方面，为法治政府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障和组织保障。二是强化统筹谋划。市供销联社先后多次召开会议，专题研究部署法治政府和法治机关建设，解决存在的问题。印发了《2020年法治建设工作要点》，分解落实法治政府建设各项任务，以此推动法治政府建设工作落实。制定了年度法治工作计划和实施方案等文件，统筹推进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三是强化责任落实。主要领导、分管领导认真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多次研究部署法治政府建设贯彻意见。制定工作方案，细化工作任务。四是强化督察考核。将法治政府建设纳入年度目标考核范围，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的重要内容，确保各项工作有序开展。
三、完善决策机制，健全政府依法行政制度体系
完善行政决策机制，规范决策程序。严格执行“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和“三重一大”前置审核制度，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核、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凡涉及本系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必须经领导班子会议集体讨论拿出解决方案，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广泛征询意见。确保决策制度科学，程序正当，过程公开、责任明确。广泛运用法律顾问制度，在重大决策、重大合同、重要协议的合法性审查中听取法律顾问的意见和建议，参与矛盾纠纷化解工作。
四、修订和完善各项法治制度
召开领导班子会议，成立依法治市工作领导小组，主要领导担任组长，对2019年法治工作的情况进行了认真的回顾和总结，吸取经验和教训，强化了工作不足之处。针对2020年10月“七五”普法考核中发现的问题加以整改和完善，修订了多项学法用法守法普法的规章制度、工作要点、实施计划和实施方案。通过长期不间断的学习、宣传和教育，全体干部职工的法治观念得到有效的提升，形成知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
五、下一步工作打算
2020年是“七五”普法收官之年，也是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收官之年，市供销联社要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切实做好查缺补漏。要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全面依法治市建设规划和要求，紧紧围绕供销社综合改革和发展需要，制定本部门2021年的工作要点、计划和实施方案，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市，实现我市“红色最红、绿色最绿、脱贫最好，在全面小康的征程中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目标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
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
20**年，我县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严格按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依法行政工作取得比较明显的进展，依法决策、依法管理、依法办事的能力和水平有了较大提高。根据《唐山市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制度》要求，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深入开展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积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一是对上级取消、下放和调整的审批事项认真梳理汇总，逐项核对、逐项衔接、逐项处理。全年衔接国务院第二批取消的中央指定地方实施的 151 项权力事项，衔接市政府下放 14 项权力事项。二是按照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两集中、两到位”的要求，将审批事项向一个科室集中，县农牧局、住建局等***个部门统一设置了行政审批股。三是按照能进则进的原则，推进审批单位、审批事项全部进驻政务中心，集中办理，保障进驻政务服务中心的审批事项到位、审批权限到位，实现“统一受理、统一审批、统一送达，一个窗口对外”的审批方式。四是开展民生领域证明材料清理工作。对涉及公安、司法等部门重点领域证明材料事项由 108 项规范精简为 17 项。
二、完善依法行政制度体系建设。一是加强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制度，严把规范性文件质量关。严格按照《河北省规范性文件制定规定》的要求，对规范性文件草案的制定依据、草案内容等是否合法逐一进行审查，提高规范性文件的质量。全年，县政府制定的 4 件规范性文件，均由法制办进行了审查把关。二是执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切实做到有件必备，确保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有
效性。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均在规定时间内向市政府进行了报备。三是组织实施文件专项清理工作。全年分别于 7 月和 10 月两次开展了政府及政府部门制定的文件清理工作。经清理，《滦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滦县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滦县人民政府关于农村税费改革后重新完善镇级财政管理体制的实施意见》、《滦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滦县深化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滦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滦县化解农村义务教育债务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滦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化解农村义务教育债务工作的通知》等 5 件文件因与现行上位法不一致、已被新规定涵盖或代替、调整对象已消失、工作任务已完成、适用期或有效期已过等原因，不再作为行政管理的依据。
三、加快推进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进程。一是坚持重大决策法制审核制度。坚持政府法制办主任全程列席政府常务会、县长办公会制度，参与重大行政决策的审核和讨论。二是充分发挥法律顾问的决策辅助作用。使其在更多决策、更广领域中提供法律意见建议，为防范政府决策的法律风险、稳定风险发挥积极作用。今年，各级各部门聘请的法律顾问为重大决策、重大事项出具法律咨询意见39件，审核协议、合同54件，参与重大事故、信访案件的调查调解工作 72 起。
四、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一是加强行政执法队伍建设。严格执行《河北省行政执法证件和行政执法监督检查证件管理办法》，全面落实行政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制度和资格管理制度，经过清理，对因调离、退休或者因故不能履行职责的***个部门共计***名行政执法人员的证件进行注销。二是落实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制度。“两法衔接”成员单位均已完成平台建设任务，基本信息录入工作已完成，并做到随时更新录入，实现了我县行政执法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的“网上衔接、信息共享”。三是落实《河北省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实施办法》和《唐
山市行政机关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查办法》。全县所有行政执法单位根据本单位执法实际，紧扣《实施办法》要求，聚焦执法证据不全、证据不固定、记录不完整、记录方式单一等常见问题，建立了本单位全过程记录制度，并根据本单位执法需要，配备了执法记录仪、摄像机等电子设备。《审查办法》的落实，保障了行政机关依法、合理、公正作出重大行政执法决定，在全县开展的行政处罚案卷评查工作中，未出现处罚主体违法、处罚依据适用不正确等情况。
五、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情况。一是强化内部监督。严格落实《河北省重大行政处罚备案办法》，坚持主动报备，全面审查、有错必纠、严格监督的原则，切实加强对重大行政处罚的监督，切实保障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全年审查报备案件 78 件。二是主动接受人大监督和民主监督，认真办理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全年办理市级人大代表建议2件、政协提案1件和县级人大代表建议21件、政协提案42件。三是自觉接受司法监督。认真履行法院生效的判决和裁定。四是全面推进政府信息公开。进一步加大行政权力运行、财政资金使用、公共服务等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力度，全年主动公开各类政府信息 5677 条，其中行政权力运行信息 3 条，财政资金使用信息 320 条，公共服务信息 308 条。
六、依法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情况。一是依法公正办理行政复议案件。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把事实、法律和廉洁关，全面掌握案件情况，认真分析双方证据材料，准确适用法律条款，公平公正办案，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行政复议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二是充分运用调解方式解决行政争议，全年通过调解方式，成功对涉及工伤、农民工工资等 52 件案件进行了调解，有效化解了矛盾。三是认真做好行政应诉工作。认真贯彻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全年 38 起应诉案件都做到了及时递交答辩状及证据材料，在诉讼案件中坚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参加诉讼庭审。
七、全面提高法治思维和依法行政能力。一是以加强宣传教育为重点。进一步增强领导干部和行政执法人员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建成法治宣传橱窗***个，发放法律知识手册 1000 份。二是积极组织新增行政执法人员对《行政强制法》、《行政许可法》等法律进行学习，全年分两次进行了培训，提高其法治思维。三是明确用人导向。把法治素养作为干部德才的重要内容，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为考察识别干部的重要标准，对拟提拔的***名干部进行了法律知识测试。
总结一年来依法行政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实际工作中还存在不足，主要表现在：一是在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推进中，法律法规及相关制度的宣传力度还不够。二是少数干部依法行政意识不强。三是从事政府法制工作人员不足。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县将继续加大对《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的学习、宣传、培训和督促检查力度，建立健全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机制，不断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和依法管理水平，深入推进依法治县，建设法治滦县。
20xx xxx 街道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 区政府：
20xx 年，在区委、区政府和街道党工委的领导下，在区司法局的关心指导下，xxx 街道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指引下，结合中共中央、国务院《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上海市法治政府建设“十三五”规划》以及《上海市普陀区法治政府建设“十三五”规划》的要求，全力推进法治长风建设，强化依法行政，全面提升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能力，为推动长风区域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实施高标准管理提供坚强的法治保障。现将长风街道 20xx 依法行政工作的主要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xxx 街道高度重视法治政府建设工作，紧紧围绕区建设“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总体要求，牢固树立法治意识，将社区工作全面纳入法治轨道，深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规范行政决策，强化行政监督，坚持规范与效率并重，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来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
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社会治理良好环境，确保全年目标任务的顺利完成。
二、主要做法
(一)建章立制，推进法治建设
一是法治政府建设组织到位。将法治政府建设纳入 xxx街道发展总体规划和工作计划，并召开法治政府建设工作专题会议。严格按照“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要求，建立健全普法领导和工作机构，明确责任，落实到人，梳理街道重点普法任务，制定普法责任清单，各职能办公室明确职责、协同配合、层层落实，为依法行政、依法决策、依法管理提供组织保障。
二是落实机关干部学法机制。强化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工作，实现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组织街道领导参加庭审旁听讲评“三合一”活动;开展中心组学法、机关干部法制讲座等，不断提高领导干部和全体人员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增强机关干部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社会事务的能力和水平。
三是强化考核评价和督促落实。将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实绩的重要内容，同时将法治建设工作纳入相关业务科办年终绩效考核。
(二)
依法决策，促进科学民主
一是落实重大决策集体决定制度。结合街道工作实际，完善并修订了《xxx 街道固定资产管理制度》《xxx 街道财务报销规范化文件》《xxx 街道公务车驾驶员制度》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并严格执行，促进依法行政与党风廉政建设相结合，有效防范廉政风险。
二是强化法律顾问工作。聘请万联律师事务所为街道法律顾问，为街道重点项目和重大事项提供法律意见和可行性建议方案。参与街道工程合同、协议合约前的审查，加强合同管理，减少、避免法律和经济风险。为苏四期贯通、旧住房修缮改造等街道重点工作以及多起突发性、群体性纠纷和历史积案矛盾纠纷化解提供了专业的法律服务，并协助街道完成检察院答复意见书。
三是健全各类政务信息公开制度。按照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要求，主动公开办事处文件，完成党政混合信息的备案及报送，确保应公开的信息及时在区政府网站上予以公开。进一步规范政府信息公开答复口径，做好依申
请公开答复。全年，办事处发文 17 份，主动公开及依申请公开14份,主动公开率82.4%;受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20件，完成依申请公开答复 20 件;共收到行政复议申请 0 件，受理 0 件，审结 0 件，纠错 0 件。
(三)规范行政，提升治理水平
一是建立健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制度。严格执行《普陀区政府购买服务操作指南》中对于政府采购服务的相关规定，凡属事务性管理服务，原则上都要引入竞争机制向社会购买，保证了财政资金的规范使用。
二是完善基金会评审制度。引入上海市社会组织评估院等专业化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各职能科办指导、监督和审核作用，根据基金会项目标的(金额)进行分类评审。其中，职能科办需安排专人全程跟踪项目实施，定期发送项目进度、项目照片及信息到基金会公众号，指导把关项目报告，并对资金拨付进行审批确认。
三是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在街道层面设立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居委会层面设立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室，开设枣阳、白兰片区公共法律服务客厅，为社区居民开展普惠、高效、便捷的法律服务，满足基层法律服务需求。全年共开展社区律师咨询 1248 次。严格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
责任制，普遍实施以案释法制度，在执法实践中深入开展以案释法和警示教育;深入开展“法律六进”、“12.4”宪法宣传周等宣教活动;依托法制讲座、法治电影等形式，进一步为社区居民讲解法律新政、剖析典型案例、提供法律服务。全年，街道举办各类法治宣传活动 50 余次，参加人数 4000多人次，开展法制讲座 30 余场。
四是依法有效化解社会矛盾。推进调解员队伍培训工作，拓宽任前带教、块长指导、街道工作室辅导等学习渠道，不断增强调解员矛盾纠纷化解技能。全年累计排查纠纷 26 次，成功化解纠纷 306 起，制作人民调解协议书 230 份。
五是强化节能和生态环境保护。严格实行污染物总量控制，减少污染物排放量，加强对商业街的规范化管理;建立环境应急预案，按计划开展环境应急处置演练;建立护河队，开展日常巡查护河行动。加快推进实施水环境整治工作，促进水环境基础设施和黑臭河道治理，禁止向河道内偷排污水和倾倒垃圾等行为;加强辖区扬尘防治整治工作，强化重点工地、扬尘点位的巡查工作;加强辖区内限额以下工程环保防治工作，对沿街商铺装修进行备案，发放告知书，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加大环境管理力度，开展各项环境综合整治行动。
六是优化法治营商环境。持续推进以“放管服”为重要内容的营商环境改革，在减税降费取得显著成效的基础上，重点治理违规收费、转嫁费用等现象。简政放权，持续推进“负面清单制度”的实施，重点解决“准入文件繁多、审批流程繁琐”等问题，为企业解决“入门”的难题。
七是积极推动执法力量下沉。推进枣阳、白兰网格化综合管理片区建设，进一步下沉城管、房管、市容绿化、市场监管和公安“4+1”管理执法力量，整合服务资源。完善网格化中心应急平台、区联动联勤系统功能建设，形成常态长效管理合力，提升派单、联勤执法、处置效率。7 月 1 日起全面执行网格化勤务运行模式，长风街道各片区每天上午和下午都安排执法人员开启执法记录仪到街面进行巡查，做到执法过程全程记录。9 月 11 日，网格化综合管理服务中心“长风·白兰片区”(白兰片区)正式启动运营。
八是落实“一网通办”工作要求。今年长风街道 13 个条线，187 项业务全部执行一网通办。在“一口式”服务的总要求下，做到更加便捷，精细，规范服务。接受上海市民政局对于受理中心的标准化检查，通过检查，补足短处，强化受理中心标准化建设和服务。
三、存在不足
20xx 年，长风街道依法行政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同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主要有监督制约机制不够完善，街道办事人员依法行政的意识和水平不够到位，法制队伍建设有待加强等。这些问题有待于在今后工作中加以克服。
四、2020 年工作计划
(一)加强依法行政队伍建设
制定完善 2020 依法行政学习计划，深入开展职业道德、法规法纪和勤政廉政等教育活动，牢固树立依法行政、服务为民、诚实守信的观念，打造一支工作作风实、业务技能高、职业道德强的高素质队伍。探索建立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室)，拓展律师服务社区的渠道，通过法制宣传、参与调解、提供咨询、提供法律援助、为政府出具法律意见等方式社区服务。
(二)加强法治宣传工作
结合“七五”普法、“12.4”国家宪法日活动，加大依法行政的社会宣传力度，营造学法、遵法、守法的良好法治氛围。充分利用微信公众号、小区宣传栏等媒介，推动开展
与市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的学习和宣传活动，提高市民知法、守法的意识。
(三)加强依法行政制度执行力
不断完善街道各项工作流程和规章制度，严格依法依规决策，坚持依法行政办事，优化行政审批流程，落实法律顾问制度，尝试引进与培养公职律师，强化行政内容的的合法、合规性审查;根据法治政府建设需要，进一步推进政务公开，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完善行政应诉，拓宽监督渠道，实施责任追究问责等，使行政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同时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从严治党、依规治党，并提高各项制度的执行力。
(四)加强依法行政监督工作
通过坚持“一岗双责”，全面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扎实推进廉政风险预警防控机制建设，强化机关干部的宗旨意识、责任意识、廉洁自律意识。以区重点项目督办系统为平台，实施街道各项重点工作及工程项目的督办工作，做到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制定措施、及时整改到位。利用社区代表大会、主任现场办公会等渠道，主动接受人民群众的意见和监督，针对上述代表提出的意见确定督办实事项目，不断改进和完善街道的各项依法行政工作。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 xxx 街道办事处
20xx 年 12 月 27 日
— 1 —
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报告五篇
目录 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报告 1 ...............................1 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报告 2 ..............................11 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报告 3 ..............................24 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报告 4 ..............................29 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报告 5 ..............................36
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报告1
在省委、省政府和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有力监督下，全市各级政府和部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委、市委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和法治政府建设决策部署，按照《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法治政府建设与责任落实督察规定》和《贯彻落实<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的实施方案》的有关要求，紧紧围绕‚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建设24字总目标，坚持将法治建设贯穿到政府工作的方方面面，推动法治政府建设取得了新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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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坚持高位推进，认真落实法治政府建设重大责任 (一)强化组织领导。
坚持党对法治政府建设的领导，市、县两级在机构改革中全部成立了全面依法治市(县、区)委员会及办公室，组建了立法、执法、司法、普法四个协调小组，出台了委员会、办公室、协调小组‚两规则一细则‛等工作制度，形成了强有力的工作推动机制。市委、市政府多次召开市委常委会议和市政府 党组会议、常务会议，及时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及中央、省委决策部署，研究制定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协调解决法治政府建设中的困难和问题。我市采取政府部门负责人轮流在政府常务会上讲法的方式，既学习法治，也压实责任。春节假后上班第一天，市委中心组学习第一课，就举办了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建设法治专题讲座。今年以来，市政府17次召开党组会议、常务会议， 研究部署推动法治政府建设，累计学习相关法律法规知识11次，其中学习党内法规5次12部，行政法律法规7次8部。
(二)强化统筹推进。
制定印发《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工作清单》，分别确定了由书记、市长牵头主抓的8项重点任务，并明确了责任单位。各县(市、区)也分别结合当地实际制定工作清单，确保了任务分解到位、责任共同担当。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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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机构改革，重新制定了市级重点单位普法责任清单，涵盖了51家政府责任部门，坚持做到‚谁执法、谁普法‛，着力构建齐抓共管、权责分明、协调有序、整体推进的工作局面。
(三)强化督查考核。
充分发挥考核的‚指挥棒‛作用，将政府部门领导班子、主要领导、班子成员履行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情况列入年度述职范畴，将法治建设指标任务完成情况列入各级各部门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内容，通过多种方式加强督促检查，做到了法治建设与经济发展同部署、同推进、同督促、同考核、同奖惩。严格落实法治政府建设年度报告制度，主动向市委和省人民政府报告法治政府建设年度工作情况，并在市政府网站进行公开，接受人民群众监督。
二、坚持制度引领，切实提高依法行政制度建设质量 (一)不断完善依法行政制度体系。
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积极健全立项、起草、协调、专家咨询论证、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等机制，持续提高立法质量。目前，共提交市人大审议出台了《村庄规划建设条例》《城市绿化条例》2部地方性法规。两部《条例》均于2020年1月1日起实施。
(二)切实加强规范性文件管理。
坚持严格审查程序，规范审查流程，对行政规范性文件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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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性和科学性进行严格审查把关。今年以来，共审查规范性文件19件，向省政府及市人大常委会备案已发规范性文件7件，无一漏报误报。去年以来，先后在全市组织开展了涉及著名商标、产权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规范性文件清理和证明事项清理工作，共计清理规范性文件40件，清理证明事项60项。
(三)坚持提升依法决策水平。
严格贯彻落实《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结合实际制定了《市政府全体会议工作规则》《市政府常务会议工作规则》《市政府专题会议工作规则》《市长履行经济责任风险防控办法(实行)》等制度，严格履行重大决策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等各项法定程序，最大限度防控决策风险，确保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推动市、县两级政府及其组成部门全部配备了法律顾问，22家市级政府部门设立了公职律师。顾问律师深入参与各级各部门行政决策、风险防控、矛盾化解等工作，把好了法律关口。整合全市法律服务资源，通过‚一项工程、一名律师、一包到底‛的方式,为全市转型项目、重点工程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
三、坚持深化改革，全面提升政府依法履职效能 (一)扎实开展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省级试点建设。
深入总结高平试点经验，学习借鉴全国13省38市经验做法，结合我市实际，市县两级全部成立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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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率先实行‚一枚印章管审批‛，将50个单位、1231项政务服务类事项全部集中到政务大厅办理，集中度达到98.7%。通过‚减‛‚优‛‚造‛‚破‛，集中审批体制的天然优势显现，行政审批窗口由48个整合为12个;审批人员由500余人精简至110余人。目前，已受理各类审批事项14015件、办结13832件。在推进改革试点的过程中，我们还探索形成了‚1729‛制度体系，‚1‛即梳理确定1个划转事项清单，实现审批事项最小颗粒度;‚7‛就是7项配套制度，即研究制定事中事后监管、行政审批专用章管理、专家评审、专家管理、联合核查勘验、信息联动、联席会议等制度，有力保障集中审批顺利运行;‚29‛即行政审批局与29个部门分别签订审管衔接备忘录，明确审管职责，构建了审管衔接的新机制。‚1729‛制度体系形成了覆盖审批与监管全环节、全过程的有机整体，为集中审批运行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此项改革得到了省委、省政府的充分肯定，10月29日，全省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现场推进会在我市召开。
(二)全力创建全省民营经济发展改革示范市。
制定出台了贯彻落实省支持民营经济发展‚30条‛的决定、金融支持民营企业发展‚18条‛等一系列政策，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全力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题，持续实施小微企业信用贷款风险互助补偿机制，共帮助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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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企业获得无需抵押担保的纯信用贷款2.73亿元;组建了市级担保集团，率先在全省将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担保费率降低至1%;率先在全省设立1亿元重点企业纾困资金。组织六县(市、区)、市直30多家政府部门开展了隐性障碍清理专项行动，着力破除不合理的门槛限制，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三)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
与阿里巴巴集团合作，建成了‚一云‛‚一网‛‚一平台‛，全市75的业务系统已迁移上云，率先打通了省市数据共享交换平台，被确定为省市数据共享平台级联试点市，荣获‚中国政府信息化管理创新奖‛‚中国信息化(数字政府)示范实践奖‛。
‚12345‛市长热线整合全市13条热线，实现了‚一口对外、一号接通、一体服务‛，在全省营商环境评价评估测试中我市排名第三。
四、坚持全面发力，持续提升行政执法能力水平 (一)不断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
市政府成立深化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由市长担任组长，积极稳妥推进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结合机构改革，我们积极推动城市管理执法重心下移，出台了《深化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实施方案》，因地制宜组建了城市管理局，挂牌成立了市场监管、生态环境保护、文化市场、交通运输、农业5支综合行政执法队，通过统筹配置执法职能，优化整合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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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力量，规范精简执法事项，进一步统一了执法主体，减少了执法层级，实现了一个领域一支队伍管执法。
(二)切实加强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
制定出台并全面推行了我市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公示制度、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清理、审查并最终确认了第一批48个市级行政执法主体并进行了公示，目前各行政执法主体‚三项制度‛清单指南流程图正在制定。严格实行‚收支两条线‛制度及‚零基预算管理‛制度，行政执法机关部门预算按照实际需求编列，禁止与罚没收入预算挂钩。切实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出台了《关于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意见》，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执法行为更加高效透明。配合做好行政执法信息平台试运行工作，市级执法主体全部录入系统，执法人员基本完成。
(三)坚持做到重点领域严格执法。
坚持‚对违法者用重典‛，加大重点领域执法力度，先后开展了保健食品非法添加专项整治、违法排污‚百日清零‛、打击破坏生态环境违法犯罪、打击整治跨境网络赌博犯罪‚断链‛行动等专项行动，严惩违法犯罪行为，切实维护公共利益、人民权益和社会秩序。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机衔接，市检察院、市公安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市场监管局、市农业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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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局、市税务局等部门之间建立了情报信息联席会商、联合执法、公益诉讼协作配合等联动机制，进一步规范了案件移送、信息共享、联合执法等制度。特别是在支持检察机关开展公益诉讼方面，推动各行政机关与检察机关建立了纵深型、融入型、快速型、借力型‚四型协作机制‛，有效解决了公益诉讼发现线索难、调查取证难、解决问题难的现实问题，实现了双赢多赢共赢的成效。相关工作经验受到了省检察院的高度评价。
五、坚持多措并举，全面提升依法行政能力 (一)坚持法治引领发展。
牢固树立依法行政的理念和思维，市政府主要领导带头旁听行政诉讼案件庭审活动，市政府班子成员、各县(市、区)长、市政府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全部参加，以案释法增强了建设法治政府的意识和能力，受到了司法部主要领导点名表扬。着力构建法治政府建设容错纠错机制，鼓励支持在法治精神下开展先行先试，明确‚凡法律没有禁止的，一律允许先行先试;凡别的地方用过的政策，拿来就用，无需请示和报告‛，努力营造遵纪守法、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全面启动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活动，高平市申报的‚全国法治引领‘六最’营商环境示范市‛作为全省5个示范创建点之一被推荐至中央依法治 国办。整合全市法律服务资源，建成县、乡、村三级2296个公 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全市84个乡镇2217个村(社区)在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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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先实现了法律顾问全覆盖。今年以来，在全市实施了免费法律咨询便民工程，为全市群众提供免费法律咨询31897件， 群众满意度达到了99.99%，在全省排名第二。
(二)依法化解社会矛盾。
在全省率先试行了行政复议委员会试点，实行‚政府主导、相对集中、专业保障、社会参与‛的运行模式，将市政府各部门、省以下垂直领导部门行政复议权集中起来，提升了行政复议的公正性、权威性、专业性和公信力。认真落实中央、省、市行政应诉相关要求，严格做到行政机关依法答辩，行政机关负责人依法出庭应诉、依法履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落实人民法院司法建议。目前，市政府参加行政应诉案件21件，已结案 17件，其中胜诉11件。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推进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 解衔接联动，形成功能互补、程序衔接的矛盾纠纷化解体系。今年以来，全市已调处矛盾纠纷4457件，成功率达97%。
(三)加强法治宣传教育。
‚谁执法谁普法‛电视栏目《一起普法》由各普法责任部门‚一把手‛登台宣讲、以案释法，将普法变为全市各部门‚大合唱‛。今年共制作播出节目20期。制作了法治微纪录片《宪法在身边》，在司法部、国家网信办举办的第三届‚我与宪法‛微视频征集活动中获得了全国二等奖，推荐的《我与宪法》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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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司法部三等奖，负责起草的《运用新媒体开创法治宣传新模式》入选法治蓝皮书。大力推进法治文化阵地建设，广泛开展群众性法治文化活动，全省一流的法治文化公园即将建成，全市村级法治宣传阵地覆盖率达到100%，全民法治宣传教育普及率达到80%以上。今年，被评为七五中期普法先进市。
(四)自觉接受各方监督。
创新开展‚向人民汇报、请人民阅卷‛工作，各县(市、区)主政领导、市直主要部门负责人登上电视栏目，年初就重点工作作出承诺，年底就完成情况进行汇报，成绩由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和100位现场观众进行点评和满意度测评投票，并在网络上接受全市人民投票评卷，工作干得怎么样，人民群众说了算。自觉接受人大法治监督和政协民主监督，广纳社会各界意见建议，推动人大建议和政协提案办理工作由‚答复型‛向‚落实型‛转变。今年办理的426件人大代表建议和506件政协提案全部得到了高度重视和认真落实。积极落实司法机关提出的意见建议，市县两级行政机关收到的384件检察建议按期回复率和建议采纳率均达到100%。全面开展信息公开，充分依托政府门户网站和部门网站、‚两微一端‛等政务新媒体、‚12345‛市长热线，加强信息公开、政策解读和舆情回应，政府工作透明度、公信力不断提升。
我市法治政府建设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我们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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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认识到，与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法治政府建设要求相比，与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点任务相比，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相比，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相比，我们还有很多差距和不足。比如：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还需要进一步提高;行政执法监督检查的力度还需要进一步加大;法律顾问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的作用还需要进一步发挥等等。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加大督察工作力度，牢牢把握法治政府建设的总体目标和任务要求，抓主抓重，充分发挥督察工作对法治政府建设与责任落实的督促推动作用。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四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重要指示要求，坚持问题导向，以督抓改、以督促行，全面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为新时代美丽高质量转型发展取得新成果，提供坚强的法治保障!
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报告2
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省委依法治省办和省司法厅的有力指导下，我市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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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和省委、省政府《贯彻落实〈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实施方案》，严格履行法治政府建设职责，政府职能加快转变，行政决策科学高效，执法监管规范有力，依法行政水平进一步提升，为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法治保障。
一、聚力示范创建，高位推动法治政府建设 (一)加强党的领导，全面提升法治政府建设政治定位。
围绕推动落实《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清单》，将法治建设成效纳入各级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年度和任期考核指标体系，作为衡量工作实绩和考察使用干部的重要依据。在全国率先将法治纳入市委政治巡察，已分两轮对36家部门单位进行了法治专项巡察，并推动2个县(区)将法治建设纳入政治巡察体系，不断强化法治督察与政治巡察的有机融合。此举受到中央依法治国办、司法部的充分肯定，省司法厅厅长柳玉祥专题批示要求推广，省委依法治省办联合省纪委监委专门莅宿调研指导。
(二)科学系统谋划，全力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
自中央、省部署开展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活动以来，市委常委会、市政府常务会多次专题听取全市法治政府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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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报。召开全市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工作推进会，成立领导小组，要求各地各部门增强建设法治政府的责任感、紧迫感，全力抓好示范创建各项任务落实。出台《全市法治政府建设工作要点》、印发《全市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任务分解表》，对八大类、100项指标逐项明确牵头单位和责任单位，紧扣序时进度，强化督促检查，稳步推进示范创建。
(三)加强教育培训，提高领导干部法治能力。
严格落实政府常务会集体学法制度，先后4次邀请市政府法律顾问、法律专家辅导学习领导干部依法行政能力提升、《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等内容。将依法行政内容纳入新录用公务员初任培训，对255名公务员开展依法行政与政府法律实务主题培训。将法治内容纳入全市科级干部‚836计划‛轮训，对1890名科级干部进行‚提高干部依法行政能力‛培训。在司法部司法行政学院开展‚加强宪法实施，维护宪法权威‛、‚国防法治教育‛等专题法治培训。举办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专题培训班、法治政府建设专题培训班、行政复议行政应诉培训班，分别就领导干部法治思维与能力提升、依法行政理论与实践问题、法治政府建设等内容进行专题辅导。
二、深化“放管服”改革，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 (一)全面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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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进一步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深化‚不见面审批(服务)‛改革工作方案》，推行手机APP旗舰店‚集群式服务‛，实现900多项统建系统政务服务事项在移动端办理，‚不见面审批‛标准化改革工作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樊金龙批示肯定。在全省率先实现四级政务服务网全覆盖，同步启动代办帮办服务机制，出台《乡镇(村居)政务服务网事项指导清单》，试点推动村居(社区)便民服务中心纳入党群服务中心建设。出台《关于构建‚联网+联动‛审批服务机制的实施意见》，推行‚线上联网、线下联动‛的‚双联‛审批服务机制，实现200个以上事项市域或县域通办、100个以上事项跨市域通办，让‚数据跑路‛代替‚群众跑腿‛。全面实施不动产登记‚一窗受理、集成服务‛，在全国率先完成12个部门信息共享集成，全国不动产登记信息共享集成现场会在我市召开，此项工作获自然资源部充分肯定。在政务服务网上建立‚并联+串联‛流转系统，并开展线下先行先试，推进建设项目施工许可提质增效，实现了在省内审批服务办理时限最短、申报材料最少、办理流程最简。
(二)切实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结合机构改革后党政机关设置情况，全面梳理市级党政机关6825项行政权力事项，统一发布公示，主动接受监督。以机构改革为契机，全力优化政府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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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遵守法定权限和程序，并进行合法性审查。推进‚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全覆盖、常态化，出台《市场监管系统‚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实施办法》，建成‚两库一单一规范‛，创新推行‚序数工作法‛，破解多部门重复式运动式执法弊端，将政府行政检查权力切实关进了制度笼子并在阳光下运行，省市监局信用与风险监管局对此高度评价，拟在全省推广实施。
(三)不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出台《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实施意见》《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若干措施》《市政商交往正负面清单(试行)》，完善营商环境政策措施，推进制度化创新和立体式服务。围绕行政立法、行政执法、法治宣传、法律服务、法律监督等五个方面，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组织五个督察组对各县(区)和功能区开展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保护民营企业发展专项督察。开展‚诚信守法企业‛创建活动，启动‚法治惠企• 百千万‛工程，集中组织专业律师对重点企业开展‚一对一‛体检，出具‚体检报告‛。持续开展‚减证便民‛行动，全面取消市级自设证明事项。全面清理行政事业性收费，在全国率先编制公布市级行政许可服务事项收费项目16项清单，每年减轻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约3000万元。连续5年动态调整公布由企业付费的行政许可中介服务收费清单，年内清理8项。目前我市市级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保留28项，较省目录少13项，全省最少。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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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包容审慎监管机制，出台《市场监管领域轻微违法行为免罚清单》，综合运用批评教育、提醒告诫、指导约谈等措施，促进市场主体依法合规开展经营活动。
(四)深入推进信用体系建设。
出台全国首部由设区市制定的综合性社会信用法规《社会信用条例》。印发《国家信用示范城市建设工作要点》，建成以‚一网两库一平台‛为内容的公共信用信息系统，归集70家部门和单位的信用数据，信用信息和产品应用已基本实现全覆盖。加强政务诚信体系建设，构建政府机构失信防范长效机制，全市失信政府机构100治理完毕。充分运用信用信息，实现市级404项行政许可‚信用承诺+容缺办理‛全覆盖，审批流程大幅简化，审批时限大幅压缩、企业负担大幅降低。在标准化集贸市场试点的基础上，将‚信用承诺+契约管理‛模式拓展到沿街商铺管理、餐饮行业管理、物业服务、企业管理、建筑管理等9个领域，推动各社会主体由被动受管向自我约束转变。在社会组织、文化和旅游市场等领域实施‚红黑名单‛管理制度，对重点领域失信问题开展专项治理，开发应用信用联合惩戒系统，创新‚现身说法‛信用修复方式，累计对208名惩戒对象进行自动限制。
三、突出立法制规，完善依法行政制度体系 (一)加强立法和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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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坚持党领导立法，市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健全党委领导立法体制机制，落实《关于加强党领导立法工作的实施意见》，立法项目草案公布前均提请市委审议，向市委报告市政府年度立法计划编制情况，印发《立法及规范性文件工作计划》。制定《XXX市旅游促进条例》《扬尘污染防治条例》《市区烟花爆竹燃放管理办法》《关于划定市区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区域的通告》。组织推进《人民防空工程建设规定(草案)》《运河风光带风景名胜区管理办法(草案)》制定工作。
(二)行政立法体制机制建设不断完善。
建立市政府基层立法与行政执法监督联系点，与企业直接沟通，倾听企业意见，对反映的意见，通过有效渠道及时反馈采纳情况，未采纳的及时说明理由。建立行政立法咨询专家库，聘请高校知名学者、相关部门的专业人士、优秀的民营企业家代表、律师行业代表等30人作为专家库成员，与市政府法律顾问共同组成行政立法‚智囊团‛。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规章制定程序条例》《规章制定程序规定》等要求，出台《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贯彻落实〈规章制定程序规定〉的通知》，确定规章制定流程图。
(三)强化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
创新建立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事前甄别机制，出台《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全面推行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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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施意见》，明确合法性审核范围与主体，规范审核程序与标准，强化审核责任与工作保障。突出合法性审核分级负责制，注重发挥基层司法所审核职能。建立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主体资格制度，公布市本级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主体68个。完成市政府规范性文件清理，重点清理与高质量发展、‚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生态环境保护不一致、不适应、不协调的内容，向社会公布清理结果，决定废止9件、应予修改12件、继续有效22件。
四、提高决策质量，推进行政决策科学民主法治化 (一)强化行政决策规范化建设。
落实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推进重大行政决策规范化建设。编制《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并向社会公开，将2020年全市重大项目投资计划、为民办实事项目计划等4项内容列入重大行政决策目录清单。严格执行《向党外人士通报市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工作机制》《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管理办法》《重大决策出台前向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工作制度》等制度要求，认真履行重大行政决策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廉洁性审查、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6个必经程序，形成重大行政决策闭环式运行制度体系。
(二)充分发挥政府法律顾问“外脑作用”。
组织法律顾问参加涉及政府立法、信访等事项座谈、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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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安全生产等重点事项，提出法律意见。加强公职律师队伍建设，全市共获批公职律师证书326人，开展全市公职律师业务培训，组织公职律师参加信访接待、开展公益活动，促进公职律师在防范法律风险、化解矛盾纠纷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将村(居)法律顾问全覆盖列入为民办实事项目，市县乡三级政府法律顾问团和村(居)法律顾问配备率100%。
(三)不断扩大公众参与度。
坚持‚开放性决策‛，严格落实重大民生决策民意调查制度和社会各方列席常务会议制度。梳理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建设事项清单，畅通群众和社会组织参与渠道。不断提升行政立法水平和行政执法监督质效，在民营企业、高等院校、社会组织、村居(社区)、乡镇政府(街道办)、基层行政执法部门等6个领域建立基层立法与行政执法监督基层联系点21个，首次集中梳理执法权争议及风险点事项45项。
五、完善体系机制，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一)全面推行“三项制度”。
印发《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实施方案》，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专门批示要求各有关部门严格执行。强化宣传引导，通过媒体对‚三项制度‛进行深入解读。推动‚三项制度‛落地落实，开展专项执法监督检查，重点围绕环境保护、市场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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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等领域开展了3次案卷评查、2次实地执法检查、1次年度行政执法全面监督检查并及时通报整改。全市公安机关创新研发应用行政案件快速办理APP，作为执法信息化重要成果在全国公安执法信息化建设成就展中予以展出。
(二)加强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
梳理并分解下发105项市级、91项县(区)考核任务清单和16项健全完善制度清单，市烟草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创新制作了统一执法规范的音像示范、案卷标准汇编、执法案例评析等。严格落实行政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组织6247人参加了建市以来规模最大、要求最严、程序最规范的行政执法资格考试，扎牢执法人员入口关。定期组织行政执法人员现场观摩庭审，促进行政执法人员执法能力和水平提升，降低执法风险。加强法制机构队伍建设，市政府各行政执法部门100设立法制机构，全市各级行政执法机关法制审核人员与 行政执法人数配比均达到5%以上。
(三)深入推进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
按照全面依法行政、权责一致、统筹协调原则，将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与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放管服‛改革配套协同推进，着力构建简约高效、权责明晰、运转协调、执法有力的综合行政执法体制。市级先后完成农业、卫生计生、交通运输、文化市场、市场监管等领域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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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县域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在全省率先出台《深化县域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实施意见》，在全市所有县(区)同步实施改革任务。沭阳县7支执法队伍已整合完成，市本级和宿城区分别组建6支综合执法队伍，其他县区正在稳步推进中。试点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通过省委编办考核验收。
六、形成监督合力，强化行政权力制约监督 (一)不断加强行政复议规范化建设。
对照省行政复议规范化建设标准，按照便民原则设置行政复议受理窗口和接待场所，设立符合办案工作需要的听证室、调解室、档案室。按照办案人员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要求所有从业人员具备法律职业资格，并有计划地将政治素质好、业务水平高、创新意识强的人员充实到行政复议应诉人员队伍。全市一审结案500件(含旧存案件)，实际败诉38件，败诉率7.6%。全市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共受理各类行政复议案件309件，结案269件，综合纠错案件151件，综合纠错率达56%。同时，办理国务院裁决及省政府行政复议案件16件，办结11件。全市各级行政复议机关法定时限内结案率均达100%。市政府办理的复议案件经诉讼后无被法院撤销情况。
(二)加强行政案件过错责任追究。
常态化开展行政案件过错责任追究工作，加大对群众反映的损害营商环境等问题的核查处理力度，年内共处理12人，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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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破坏营商环境典型案例3起，实现行政案件过错责任追究全覆盖。市委市政府两次听取行政诉讼及行政复议工作情况，系统分析我市行政诉讼败诉原因，强化行政执法程序意识，有效指导全市行政机关积极应对行政诉讼，切实降低行政败诉案件发生几率。
(三)加强政府信息公开标准化建设。
作为全国唯一一家政府信息公开标准化试点地级市，坚持统筹推进、系统集成、标准化引领，切实抓紧抓细抓实抓好政务公开工作，全力打造政府信息公开的‚样板‛。以‚优质公开‛为指导，以主责思维、产品思维、平台思维、数据思维、流量思维为引领，做好‚结合‛‚提升‛两篇文章。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对公众关注的焦点、经济社会的热点和办事创业的堵点加强舆情监测、研判，及时解疑释惑。加强政务云建设，成功入选全国‚十佳政务云‛。
七、坚持多元共治，依法有效化解社会矛盾 (一)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
加快推进矛盾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建设，不断巩固和发展各级各类人民调解组织网络，全市乡镇(街道)、村居(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建成覆盖率100%，新建由退役军人担任调解员的‚老兵调解工作室‛15个。认真落实《行政调解办法》，公安、卫健、民政、住建等调解任务较重的部门普遍成立行政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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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委员会，县(区)在劳动、物业、医疗、价格、道路交通、消费等领域普遍建立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成立市非诉讼服务中心和法院分中心，制定《行政诉讼案件诉前调解工作规程》， 规范操作流程，提升化解实效。出台《关于开展律师诉前调解工作的实施意见》，完善律师诉前调解八项制度，畅通律师诉前调解工作绿色通道，推进律师调解工作室建设。创新推行‚实体派驻式‛和‚机制衔接式‛人民调解工作模式，突出抓好乡镇(街道)调解委员会与基层派出所工作对接，深化公调对接机制。
(二)“复调对接”工作机制逐步完善。
在全省率先建立‚复调对接‛机制，充分运用三大调解手段，实现联调联动，形成调解合力。强化行政复议案件分析研判，分类导入处置纠纷，对一般性的行政复议，引导当事人优先选择调解方式解决矛盾纠纷;对复杂的行政复议案件，创新听证调解模式，力求彻底化解矛盾纠纷，以‚定分止争、案结事了‛为目标的工作模式初步建立。该项工作得到省司法厅的充分肯定，并被省法学会、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评为‚新时代基层法治政府建设‛创新实践优秀案例。
(三)深入开展法治宣传弘扬尊法守法。
开展‚信息式‛‚品牌式‛‚分类式‛法治宣传，推动‚谁执法谁普法‛和以案释法制度向‚全社会合唱式‛转变，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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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法任务清单》并组织督查;开展‚以案释法‛好案例评选。举办法治夜市，广泛开展法律咨询、法治讲堂、法治文艺晚会、法治读书会等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开展法治动漫微视频征集，促进普法多元化。加强大运河法治文化建设，制定出台《法治文化长廊建设五年行动计划》，并面向全国公开征集大运河法治文化作品630余件。
近年来，我市在法治政府建设方面取得了较好成绩，但对照最新要求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更高期盼还存在一定差距，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工作进展不平衡;一些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对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主动性、自觉性不强;行政执法队伍素质和能力水平参差不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思维还有待提高。
下步工作中，我市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及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精神，以社会治理创新创优年为主线，全面开展国家级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放大亮点，补强弱点，精准发力，重点突破，努力建成‚权责法定、职能科学、执法严明、公开公正、清廉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
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报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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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局深入贯彻落实相关要求，高度重视法制建设，全力推动政府主导的文旅市场综合整治，着力抓好执法队伍规范化和权力运行透明化建设，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和文旅领域专项整治活动，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现将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一、加强组织领导，进一步落实监管责任 一是确保责任到位。成立以党组书记为组长、政策法规分管领导为副组长，各相关科室室、下属各单位负责人为成员的法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形成主要领导负责抓，分管领导具体抓，相关部门配合抓的工作局面。二是确保经费落实到位。将文旅法治经费列入年度财政预算，确保普法和法治建设经费的落实。三是确保职能发挥到位。以制度建设为突破口，完善各项工作制度，促进职能作用的发挥。制定工作计划，将工作任务分解到每个科室、每个单位，形成人人肩上有担子、个个身上有压力。
二、加强队伍建设，进一步完善行政执法制度 结合我局工作实际，制定了年度依法行政工作要点，明确 本年度依法行政的具体工作。同时，落实例会工作制度，领导小组定期召开会议，集体审议我局有关依法行政的各项工作。在学法用法上，由局领导带头，采取集中学习与自学相结合的方式，将文化、旅游和体育相关法律法规编制成书册，纳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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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组学习计划，积极组织局干部学法、用法、守法。积极组织行政执法人员参加上级部门组织的依法行政相关知识培训，为依法行政打下良好的基础。
三、健全工作机制，进一步推进政府信息公开 一是高度重视‚双随机一公开‛工作，从年初开始就组织召开专题会议，认真研究部署‚双随机一公开‛工作。二是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管理，重要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依法依规执行评估论证、公开征求意见、合法性审核、集体审议决定、向社会公开发布等程序。确保决策程序合法的同时也确保决策的正确、民主、客观、高效。所有行政决策都必须经过合法性审查，未经审查或审查不合格的，不得提交讨论。认真落实法律顾问制度，在重大行政决策、行政合同、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等相关法律事务方面出具相关意见和建议，充分发挥专业人士在处理政府涉法事务中的作用。三是加强政务公开力度，增强法治政府建设工作的透明度。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特例‛，严格遵守政府信息公开的流程，做好政府信息的网上公开工作。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要求，明确规范依申请公开的内容和程序，对符合法定条件要求的依申请公开 政府信息做到全部答复。处理好信息公开与保守秘密的关系，依法应当保密的，切实做好保密工作。
四、优化法制环境，扎实开展各类普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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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倡导看正版书、阅读健康书籍，拒绝盗版和有害出版物及信息，今年以来不断丰富创新‚绿书签‛活动载体，进行书签赠阅、书签进学校、进社区活动，共计制作发放‚绿书签‛300份、现场发放文化法律法规宣传手册400余本。同时以‚3.15‛、‚3.18‛、‚5.19‛和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等活动为载体，在现场设点摆放文旅相关宣传展画，宣传文化旅游法规及文明旅游等，现场解答广大市民提出的旅游投诉和咨询，引导游客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理性消费。向各旅游企业发放旅游维权、旅游安全、扫黑除恶和旅游法律法规等宣传资料10000余份。通过‚以案说纪、以案说法、以案说德、以案说责‛的形式，系统性的开展学法活动，组织多次文旅企业约谈警示会和普法教育会，引导企业在可持续发展上，总高质量发展上下功夫，进一步增强文旅经营单位法制意识。
五、强化市场监管，严格开展执法专项整治工作 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为契机，以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为抓手，突出‚两节‛、‚两会‛、节假日等重点时段，严查娱乐场所、网吧、文物、印刷、旅游景点等重点场所，依法严查文化市场违法违规行为，确保我区文化市场安全稳定、繁荣有序发展。
六、存在的不足 我局在行政执法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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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主要表现为：一是需要进一步发挥我局下属基层文化场馆资源，加强法治宣传;二是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法队员的法治思维和理论运用，加强对新形势和新政策的把握，为行政执法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提供保障。
七、建议及对策 一是认真履行普法教育主体责任。
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重点工程和重点项目，建立常态化的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机制，面向全社会组织开展与自身职能相关的专业法律法规的学习教育。全面落实‚谁执法谁普法‛工作履职考评制度。
二是形成“以案释法”长效机制。
将法治宣传教育渗透到执法办案、业务管理的全过程，通过案件宣传、典型案例发布、说理性执法、法律文书释法说理等形式促进深度普法。
三是进一步加大普法宣传力度。
做实一线普法，选拔普法志愿者，组建普法宣讲团，利用‚法律六进‛‚3.15‛‚12.4‛等集中宣传活动之机，利用基层文化场馆，深入村居、企业、乡镇、校园、社区，宣讲群众最关心的防诈骗、防盗版书、防毒品、旅游安全等知识技能。
四是继续强化普法培训。
建立健全领导干部和文旅工作人员学法机制，采取集中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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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开办讲座、执法资格考试等形式，不断推进领导干部和广大文旅工作者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习惯养成。
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报告4
近年来，全省各级人民政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法治政府建设的决策部署，在省委的正确领导和省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指导下，全力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为促进我省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
一、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 一是全面优化政务服务。
深化‚一网通办‛前提下‚最多跑一次‛改革，建成贯通省、市、县、乡、村五级的政务服务网，审批服务事项网上可办率达到90%以上。推动政务服务事项线下‚只进一扇门‛，实现70%以上的政务服务事项‚一窗‛分类受理。
二是持续推进简政放权。
42个省直部门保留各类行政职权事项2848项，比机构改革 前减少96项。省本级取消行政许可事项9项、下放2项、承接4项。
三是大力优化营商环境。
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4个工作日以内，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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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压缩至100个工作日以内，分别比国家要求少1个工作日和20个工作日。引入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等第三方评价机构在全省开展营商环境评价，通过以评促改倒逼营商环境优化。全省新登记市场主体159.1万户，同比增长20.6%，位居全国第四、中部六省第一。
四是加快信用体系建设。
推动出台《社会信用条例》。省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归集各类信用数据40多亿条、位居全国第三，向国家平台共享数据32.3亿条、位居全国第一。在全国率先建成省级统一的联合奖惩系统，建立覆盖40个重点领域的联合奖惩措施清单1000余个，开展信用核查949万余次。
五是加强市场监管。
整合生态环境、交通运输、农业农村、文化和旅游、市场监管部门执法职责，组建综合行政执法队伍。建立健全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推进‚互联网+监管‛，发布省、市、县三级监管事项检查实施信息13万条。
二、完善依法行政制度体系 一是坚持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
严格落实《省委领导地方立法工作规程》，把党的领导贯彻到立法工作全过程。省政府立法计划和重点立法项目均以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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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党组的名义提请省委常委会会议研究。
二是加强重点领域立法。
坚持立法与改革决策相衔接，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和效率，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出台《水污染防治条例》《安全生产条例》《宗教事务条例》《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等法规，出台《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试行办法》《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实施办法》《安全生产风险管控与隐患治理办法》等规章。
三是稳步推进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
及时对现行有效的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全省共废止规章17部、修改77部，废止行政规范性文件3142件、修改537件，有力保障了法制统一。
三、推进科学民主依法决策 一是积极推进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
各级、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不断完善行政决策程序规则，严格履行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等法定程序，增强公共政策制定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
二是强化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
全面推行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机制，不断加大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力度。省政府备案审查规章和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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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文件531件，备案并公布497件，不予备案34件。
三是推动法律顾问制度落实。
各级、各部门普遍建立和实施法律顾问制度，法律顾问依法、及时、客观为重大行政决策提供法律意见。
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一是积极推进行政执法改革。
印发我省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执法全过程记录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三项制度实施方案和配套办法。积极探索行政相对人法律风险防控制度，深化行政指导，以‚执法体检+指导防控‛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服务保障。
二是严格行政执法监督管理。
建成全省行政执法综合管理监督信息系统，实现对全省行政执法监督基础数据的综合管理，并与全国系统完成对接。加大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社会治安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领域执法监督力度。
三是提升行政执法能力。
组织10万余名行政执法人员参加行政执法证年审考试，培育53个服务型行政执法标兵，在全省选拔12名服务型行政执法授课骨干为基层行政执法人员授课50余场次，提升基层行政执法水平，推动全省服务型行政执法工作均衡开展。
五、强化行政权力制约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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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自觉接受监督。
各级政府认真执行向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工作、接受询问和质询制度;认真研究落实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关审议意见，及时办理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完善违法行政行为投诉举报登记、督促办理、调查处理和反馈回应制度，畅通举报箱、电子信箱、热线电话等监督渠道，依法及时调查处理违法行政行为。
二是严格审计监督。
加大减税降费、‚放管服‛改革、污染防治等重大政策措施贯彻落实情况跟踪审计力度，认真做好民生资金项目、重大投资项目及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和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审计工作。目前共审计5319个项目、1724名领导干部，增收节支财政资金152.52亿元，向被审计单位或有关单位提出审计建议13769条。
三是全面推行政务公开。
加大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力度，除涉密部门外，省级部门全部公开预决算信息;建成征地信息公开查询系统，实现征地信息及时全面公开;扶贫工作中的扶贫责任、资金、项目、结果等信息公开率达到100%。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关切， 目前，省政府门户网站共发布政府信息39733条、政策解读信息506条、组织召开省政府新闻发布会102场。加强政务公开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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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大力推进全省政务新媒体整合，全省保留各类政务新媒体2639个，减少43%;全省政府网站和政务新媒体抽查合格率超过90%。
六、依法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 一是加强行政复议和应诉工作。
积极推进行政复议规范化建设，全省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共受理行政复议案件6772件，办结6204件，直接纠错率达到23.77%。积极配合法院对行政诉讼案件的审理，认真落实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全省共发生一审行政诉讼案件15552件，行政机关胜诉12788件，胜诉率达到82.22%。
二是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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