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开展,我国城乡面貌变化突出。由此带来的城乡二元结构等问题也日益明显,直接导致“三大差距”的扩大。乡村地区因其固有的特性和历史等因素所限,具有区别于城市的特殊性。这表现在司法领域,最突出的就是在广大乡村地区,出现了现有的司法制度与其不相适应的现象。因此,在推动司法改革的历程中,对于乡村地区予以特殊考虑显得格外必要。审判制度是司法制度的核心内容,健全和完善乡村地区刑事司法制度,最重要的在于刑事审判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应对复杂多变的社会实际,对于规范社会秩序的法律制度应不断改革。刑事审判制度是最重要的法律制度之一,当前对其进行改革探究已刻不容缓。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建设取得瞩目成就的同时问题和矛盾也逐渐凸显,尤其是乡村地区具有其特殊性并且在现代化浪潮之中出现了新情况,对刑事审判制度产生了新的需求,这就形成了乡村地区刑事审判制度改革的强大动力。对乡村地区刑事审判制度的改革,利于推动形成公正高效的刑事审判制度系统体系,加快刑事审判制度更加科学合理的步伐和进程。
乡村社会长期以来形成了邻里、亲朋、伙伴等复杂的社会关系,随着市场经济的渗透和发展,各种问题和矛盾凸显,纠纷也逐渐增多。乡村社会稳定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依据其特性就乡村地区刑事审判制度进行革新,从法律制度上必要引导,力求妥善解决问题。并且以此带动乡村地区适应现代社会发展潮流,使司法成为纠纷解决的重要途径,平衡城乡发展。加强对乡村地区刑事审判制度的改革研究,能够防止矛盾的扩大化和恶性蔓延,充分发挥司法的作用,实现国家法律制度的统一实施。
法治顾名思义在司法领域即为司法成为解决纠纷的重要途径,将国家一切社会事务纳入法治的轨道。构建法治国家已成为当今时代不可逆转的发展潮流,也是刑事审判制度改革的题中之义。刑事审判制度的科学构建,能够及时对违反社会公益的行为进行矫正和规范,是实现法治的必要前提和重要保障。乡村地区刑事审判制度作为刑事审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适时的改革是对刑事审判制度的健全和完善,能够有效地维护法律的权威,维护社会和谐,推动法治国家早日形成。
我国乡村地区刑事审判基础设施和资金投入明显缺乏,突出表现在法院审判庭设置以及基层派出法庭功能欠缺。法院审判庭由于资金投入有限而设备不健全,致使审判时候设施往往比较简陋,无法满足审判的需求。再者,人民派出法庭是基层人民法院的派出机构和组成部分,代表国家依法行使审判权,处于化解和调处矛盾纠纷的前沿。但是,目前乡村地区派出法庭受机构设置单薄,配套设施不齐备等因素的限制使得派出法庭往往被虚置。乡村地区刑事审判资金投入不足,致使专业人才缺乏,公民代理盛行。一旦刑事案件发生,被告人不是第一时间寻求法律专业人员的帮助,而是找那些“能说会道”的人出庭代为辩护,加上请律师所需的高昂的代理费更不会请专业律师辩护,并且律师往往因为得不到应有的报酬而不在乡村地区进行代理辩护。因此,乡村地区专业律师辩护率极其低下,不利于保护当事人权益,有损于公平正义理念以及法律的权威。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各种矛盾和问题逐渐显现和激化,各类犯罪也不断增加。据统计显示,1978年,全国刑事犯罪55.7万件,2008年为488.5万件,增长8.77倍。这预示着我国刑事审判案件将大大增加,并且可以肯定的有些特殊案件在乡村地区呈高发状态。探其根源主要是乡村地区长期相对比较封闭和落后于城市,人们对财富的追求欲望得到激发,加上社会的转型时期乡村地区劳动力大量外流,无疑给犯罪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 盗窃与诈骗案件呈现多发趋势。此外,刑满释放人员由于不能够得到较好的社会安置,返乡之后往往“重操旧业”,惯犯累犯较多。加上我国乡村地区各种条件诸如审判人员缺乏和审判设备落后的限制,无疑给法院的审判工作带来巨大的压力,这在东部沿海乡村地区表现特别突出。
审判期限的设定主要是为了督促审判人员提高审判效率,尽早地将公平正义展现在人们的面前,达到刑事诉讼的目的。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于一审期限规定较少,对于案件的性质和复杂程度区分不够,《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此进行了调整,对于一审刑事案件,在一个半月内无法审理完成的,经各高级法院批准或者决定,可以延长两个月。根据现实细细探究可以发现,没有适当的时间投入,法官对证据的审查也可能过于草率,对案件事实认定的疑点也难以高度重视,对案件法律适用中的争议也无法认真对待。审判期限的统一规定,极易造成公正与效率的失衡,对于刑事案件的公正审判以及审判的权威性明显不利。
现行《刑事诉讼法》对法律援助的范围和条件规定的比较具体,直接问题就是法律援助的范围狭隘。法律援助在乡村地区可以说是束之高阁而不得落实,律师法律援助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挥甚至流于形式,加上报酬资金投入不足,加剧了这种不良局面的恶性循环。长期以来,乡村地区观念趋于保守,保留了无讼是求的传统文化观念,甚至还比较倾向于民间解决的方式,即使万不得已诉诸法律,由于经济和观念等因素的限制,很少请求法院法律援助而实现法律赋予的权利,以致乡村地区刑事审判中法律援助明显缺失。
在我国广大乡村地区,由于“打官司”长期受到较低的社会评价,这往往导致弱化司法的功效,甚至远离司法。在乡间普通人还是怕打官司的,但是新的司法制度却已推行下乡了。···这种基于传统文化观念与现代型法治社会制度的差异,必将导致观念与制度的激烈冲突,人们甚至形成一种群体性排斥接近的惯例。事实上,主要通过宣传和普及等方式自上而下灌输给乡民的国家法律,远未内化为乡民自己的知识,而这些令乡民感觉陌生的新知识,也未必都是指导他们生活和解决问题的有效指南。他们遇到纠纷和矛盾时,仍然采用族长之类的权威人物调解决断,如果问题未能解决将会采取过激手段,也不愿意诉诸法律。这就需要从思想观念的角度正视刑事审判制度的现状,从观念上进行有效地引导和改善,形成良好的矛盾处理机制,为刑事审判制度改革奠定群众基础。
设施是组织的骨骼,经费是组织的血液。只有加大刑事审判设施的建设力度和自己投入幅度,尽量引进专门人才,才能保持乡村地区刑事审判的高效进行。首先,法庭设备比如视听播放器材的建设势在必行。新时代高科技在刑事案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也广为人们采用,乡村地区法院或者派出法庭这些器材设施需要购入投入使用。其次,完善法院内部诸如证据鉴定仪器设备系统,以求精确证据的科学性,提高审判效率和公正性。最后,这些设备的建设和使用保障就是资金投入,因此拨付专门款项建设乡村地区刑事审判设施也是亟待考虑的对策和方案。
首先,健全未成年人审判制度。推行“圆桌审判”方式,寓教于审判之中。借鉴行政案件“圆桌审判”模式的经验经验,可将“圆桌审判”引入乡村基层人民法院的未成年人轻微犯罪案件中,审判人员不着法袍,不用法槌,走下审判席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围坐于圆桌周围,用严谨的态度、通俗易懂的语言主持庭审,在宽松但又不随便的氛围下走完诉讼的整个流程。审判过程中引入心理测评、指导、矫正整套心理辅导措施。未成年人心理还不成熟,可塑性强,可以聘请一些犯罪心理学专家和机构参与审判过程,通过心理测评的专业技术评估其犯罪时的心理状态,组成未成年人专业审判小组,为准确定罪量刑提供可靠依据。对于偏激极端的思想也可进行及时的矫正与指导,帮助未成年人重回正途,保障其身心健康发展。
再者,加强刑事调解制度。乡村司法的受害人与被告人之间往往是近邻关系,有可能无意之间的争吵酿成了一场刑事官司。法官要追求绝对真实,而也许该是非界限的模糊态恰恰是当事人相互让步,达成纠纷解决协议的环境条件。如果能使他们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在法官的调解下达成一致意见,乃是司法的成功之处——维护和重建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法官在调解中的中立性表现在要尊重当事人的意愿,不偏不倚不偏袒任何一方,依法调解。并且,可以发挥基层组织比如村委会在调解中的见证人和监督作用。在追求效率的同时不能以追求高结案率高调解率为原则,要使当事人双方心服口服。定纷止争。
首先要扩大应当指定辩护范围。即使官员不滥用标准体系所给予的广泛自由裁量权,标准也具有难以预测法律纠纷结果的缺点。现行诉讼法规定了七种“可以”指定辩护的情形。“可以”二字赋予了法官太多的自由裁量权,在案件中如何具体判断,对被告人的权益保护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笔者认为应扩大指定辩护的范围,将部分“可以”指定辩护的情形纳入应当制定辩护的范围之中,以减少出现冤假错案的几率。再者,重大案件应提供法律援助。对于被告自认犯罪的重大案件,他们放弃了无罪辩护权,在适用简易程序时,其他权利如最重要的辩护权更需要得到保障,需要将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扩大到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由法庭为被告指派律师。
法律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制度,担负着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平正义的重大使命。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乡村地区刑事审判制度的变革步伐应与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才能够最大地发挥法律的功能。正义所关注的是法律规范与制度安排的内容,它们对人类的影响,以及它们在人类幸福与文明建设中的价值。对乡村地区刑事审判制度的改革,使其符合本地区现状,方能实现其价值和目标,有效地化解矛盾和纠纷,维护长治久安,实施有效地社会管理。
摘要:由于我国城乡差距的长期存在, 受乡村地区地理环境、民俗传统及诉讼文化等因素的影响, 我国刑事审判制度尚需依乡村地区特殊性进行变革。本文就乡村地区刑事审判制度进行深入探讨, 并结合实践研究改革方案, 健全现有的司法系统, 更好地捍卫公平正义, 促进社会和谐。
关键词:乡村地区,刑事审判制度,改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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