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大学生法律知识论文(精选5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摘要：大学生作为当代社会文化层次较高的人群，是我国法治社会建设的主力军，自身的法律素养对提高全民法律意识和实现我国法制化进程有重要影响。自从党的十八大开始，我国的各级政府就开启了依法治国的战略，同时各个高校也将法治教育纳入了教育体系，从青年开始抓起法治教育，当代大学生作为下一代法治社会建设的主力军，更将刻不容缓的提升自身法律素养。
大学生法治意识培育：从法律知识、法治思维到法治人格
[摘 要]法治意识是法治社会的精神底蕴。法治建设首先要得到知识界的认同与支持，从而通过他们来传播法律知识，壮大法治的民众基础。作为成长中的知识阶层，大学生是法治建设的推动者，同时也是法治教育的对象。大学生法治意识培育的目标系统的建构应该从掌握法律知识开始，到形成法治思维，再到奠定主体的法治人格，如此有步骤、分层次地进行。实现上述目标的可行路径体现在四个方面，即完善的课程设置、合理的师资结构、立体化实践模式以及多维合力的育人体系。
[关键词]法治思维;法治人格;法治教育;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从1986年开始，我国高校就陆续开设了“法律基础”课程。但无论是先前的“98方案”还是现在的“05方案”，对大学生法治意识培育目标都缺乏系统、明确的定位。在法治中国大背景下，建构大学生法治意识培育目标系统势在必行。
一、大学生法治意识培育的目标系统
(一)初级目标：掌握法律知识，建立法律信任
法律首先表现为一套知识体系。特别是现代社会，随着社会分工的精细化、纵深化，法律也越来越部门化、专业化，越来越远离普通民众的生活。它不再是民间大众经过平等协商而形成的自我约束机制，更不是普通民众“心知肚明”的理性常识。同时，随着教育的体制化，大多數人青少年时期的人生经验主要是在学校里围绕着书本中抽象的经验符号进行学习而获得，感性化的直观经验对意识建构的作用被严重削弱。也就是说，间接经验学习是现代人思维方式建构的主要特点，“以间接经验代替直接经验，以符号化、系统化的标准答案和规范内容排斥人的新鲜体验、惊讶发现和虚拟感知等情感知觉力量”[1]。
这种以间接经验、文字符号学习为主导的方式表明，在现代社会，法律知识的学习是法治意识得以形成的基础和先导，对社会主体法治意识的形成至关重要。特别是对当代大学生来说，形成法治意识的主要的、最具可行性的路径，就是首先系统地学习法律知识，因为“知识能塑造人的性格”[2]。在掌握法律知识的基础上，理性地认识法律的科学性、正义性，充分认识、理解和宽容法律在特定时空当中的局限性，继而建立法律信任。
法律信任是指，社会主体在承认法律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局限性同时，还是“愿意选择法律作为调控其参与的社会关系的手段。只要法律按既定的规则和程序运行，都愿意承担由此而带来的有利或不利后果，都不会因追求自己的暂时利益而损害法律的权威性”[3]。法律只有在受到信任时，才可能真正走进人们的内心，成功地为主体所内化。
然而，在社会转型时期，原有的信任基础遭到破坏，社会总体上处于焦虑之中，失信问题很严重，“怀疑一切”似乎成了一种心理共识。这种根本上的信任危机投射在法律领域，导致法律不被信任、人们对法律“知而不信”的现象广泛存在。
因而，建立法律信任非常必要。法律信任是法律内化于心并外化为主体守法用法行为的主观心理基础。法律信任的产生是人与法律双方互动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一方面，只有法律让主体产生了强烈的信服感，法律信任才会产生。这就要求，法律必须是公平正义的“良法”，能够充分体现出对人的尊重和终极关怀，这是法律能够获得公众信任的必要前提。在这一层面上，“法的精神使命在于：要活在人们的心中，用自己的内容去‘充实’他们的感受并以此在他们的意识中形成内心确信”[4]。另一方面，社会主体要主动把法律确立为信任对象，用心去体验法律的价值，感受法律的作用。主体如果目中无法，也就不会形成法律信任。法律信任还意味着确信现实的法律制度能够获得重生，相信人类理性有能力使世界获得重生，相信人能够运用怀疑精神来理性地批判和审视具体的法律规范制度，从而推动法律不断进步和完善。
(二)中级目标：确立法治观念，养成法治思维
思维是智力的核心。在哲学层面，“思维”通常指逻辑思维，它作为一种理性认识过程，是人的一种抽象活动能力，体现的是人的创造性，属于人类认识活动的高级形式。思维是关于普遍元素的知识，也就是关于观念的知识。“思维的对象，即普遍性元素总是观念性的”[5]139，“只有事物的存在被当成一种观念的、普遍的元素时，思维才可能产生”[5]140。观念反映的是某一类现象的共性，它建基于在实践中获得感性材料并进行综合分析，因而具有概括性、间接性和共同性。“思维正是把握这种共同性……努力去揭示事实的普遍意义。”[5]140
观念起着指导实践改造世界的巨大作用。“任何人做任何事，都是以这一种或那一种观点为依据，以该观点作为行动的理由……而投入他的全部行动力量。”[6]17然而，任何一种观念，都只有内化进入人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模式，才能够指导人的行为。在这个意义上，“认识”的真正任务就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思维，教育的意义也就在于“改变人性以形成那些异于质朴的人性的思维、情感、欲望和信仰的新方式”[7]。
思维以观念为基础，而观念的形成是大脑对某一类现象的分析综合和抽象概括，所以思维不是简单、机械地复制外部信息，而是一个对外部信息进行再组织、再创新的过程。法治思维基于法治观念，法治观念则通过对法律相关知识和信息进行组织创新而获得。法治思维的形成离不开大脑，更离不开现实，它依赖于现实世界的刺激。外部法律知识和环境作用于人的神经系统，人会相应地作出反应，进而借助长期的经验，形成了记忆、联想和思考。这样，在长期的反复过程中，主体就会创造出一个观念系统，在此基础上产生有关法治的判断力、推理力以及遵循法治路径的思维习惯，在处理相关问题时就会根据自己的观念系统作出判断和预测，按照法治思维、运用法律语言去思考和解决问题，指导行为选择。大学生法治意识培育的中级目标就是确立法治观念、养成法治思维，养成“遇事找法”“处理纠纷用法”的行为习惯。如果不会运用法治思维去思考问题，那么法律知识掌握得再多也只能是死的知识。因此，从对法律知识的简单掌握，到法治观念的确立，再到法治思维的形成，这个过程对于大学生法治意识的培养至关重要。
(三)高级目标：树立法治信仰，形成法治人格
信仰是指对一种理论或学说极度信任、依赖和尊敬，并且用它来指导自己的行动，从而获得一种精神上的归属感和心灵上的满足与安宁。它是心灵的产物，是催人奋进的动力。作为最高的精神境界，信仰是人的价值的自我肯定和充分实现，是情感意志和理性的高度统一，是主体在社会生活经验和情感体验的基础上产生的对生活终极意义和目的的主观把握方式。信仰之所以能够形成，首先是因为，被信仰的理论体系中有着终极目标的指导，能给现世人生提供某种寄托。“人们不会衷心拥戴一种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更不用说一种哲学，除非对他们来说，这种制度或者哲学代表着某种更高的、神圣的真理。”[8]62
法治是社会主体参与其中的一项事业。它不仅体现为一系列凝结着价值共识、制度共识和行为共识的法律规章制度，更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类活动过程，是生活意义和终极目的的一部分。法治一旦被理解为活生生的、积极的人类活动，“它也就包容了——人的全部生命，包括他的梦想，他的激情，他的终极关切”[8]23。正是法治的内在品质，决定了它可以被信仰。
法治信仰是人性的要求和体现，是建立在人的自信自强和自我肯定之基础上的人的理性活动的升华。法治信仰的确立过程是法律被充分信任和依赖的过程，是对法律产生高度認同的过程，是把法律内化为自己的生活方式与生存样式的过程。
法治信仰的目标在于形成法治人格。人格指人内在的稳定的心理特征，是社会生存方式、制度结构与人伦秩序等社会存在在主体精神品质与气质上的投射，“是社会价值精神在人身上的内化和人的‘类’本质在个体性上的体现”[9]154，是主体现实社会生存境遇上的时代精神与价值理念在主体精神品质与气质中的内化、积淀与凝结。中国传统的社会存在与结构基础上形成的是伦理文化和道德人格范型，而在社会转型中，传统道德人格的生存方式与价值环境被置换，传统人伦秩序内含的圣贤人格无法开出现代社会需要的人格范式。现代化进程中法治的取向直接决定了主体人格转换的逻辑起点、方向和目标。一般而言，人格的形成应该是依靠广泛的生活积淀、历经长期的社会演化而逐渐长成。但在当今中国，法律是近代以来大规模移植的结果，法治意识、法治精神至今尚未成为国民人格的一部分，而且社会上存在着“传统人格失效、现实人格失范和理想人格失落的‘人格危机’”[9]170-171，法治价值缺乏具体的人格承载，这与法治国家的建构相去甚远，在此情况下，辅以有意识的教育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因为教育的真谛就在于塑造人格。
法治社会的构建需要主体在信仰上形成稳定的法治人格。法治人格是法治价值的内化和具体承载。法治只有获得公民人格的具体承载，才能作为意识的重要部分而真正确立起来，法治中国的建设也才有主体内在的价值性根基。只有通过主体内在向度的人格塑造，才能使一种新的社会意识真正深入主体的内心世界。培育大学生的法治意识，必须塑造他们的法治人格。只有塑造大学生内在的理性化、契约化、规则化的人格气质，才能产生和固化他们对法治价值的真正认同;只有形成主体的法治人格，才能真正促进主体法治意识的生成。
在法治人格的形成过程中，法治信仰起着关键的提升作用。正是由于信仰法治，人的法治行为才会变得崇高而神圣，继而人的情感体验和心理境界才得以提升。这种提升可以洗礼情感、震撼心灵，让人灵魂有所归依、精神得以再生。正是在这种提升中，人的法治人格得到强化和升华。只有当法治信仰确立起来后，法治价值及其社会制度体系才能获得主体的认同与支持。同时，也只有在法治信仰中，法治人格才能保持特有的一贯性、稳定性和完整性。法治人格的健全“不仅表现为有一套内在的法治心理、情感和信念系统，而且表现为这套系统外化为一种行为模式”[10]。其间，人的法治行为模式从法治心理、情感和信念系统中得到支持和论证，同时，法治心理、情感和信念也会从其法治行为模式中获得生命和说明。在法治信仰的指导下，思想与行动得以统一，法治人格的一贯性和完整性得到保证。因而，大学生法治教育的最终目标是通过法治信仰，把外在的理性精神、契约精神、规则意识、诚信意识等导向主体内在的心灵世界，内化为主体的价值信仰，沉淀为主体稳定的精神信念，形成主体的人格特征。
二、大学生法治意识培育目标的实现路径
(一)加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建设，构建完善以本课程为主、以法学专业课和选修课为辅的课程体系
高校是大学生法治意识培育的主阵地。2005年全国高校实行新版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设置方案，即“05方案”，将“法律基础”与“思想道德修养”两门课程合并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一门课程，多数高校将其安排在大一第一学期。该课程与“两课”的另外三门必修课一起构成相对稳定、结构合理、功能互补的课程体系，共同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任。作为公共基础课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是所有大学生的必修课，其中的“法律基础”部分也就是目前我国高校对非法学专业学生进行法治教育的主要内容，是非法学专业大学生学习法律基础知识、接受法治教育、培育法治意识的重要课程。所以必须切实加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建设，增强内容的融合度，充分发挥其在大学生法治意识培育中的基础性作用，帮助大学生掌握法律知识，增强法治观念，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然而，仅靠“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一门课程难以担负起大学生法治意识培育的重任，高校必须构建起包括基础课和专业课、必修课和选修课在内的相对完整的大学生法治意识培育课程体系。要增设一些符合学生需求、与其专业相关的法律必修或选修课程，融入大学生的专业需要，贴近大学生的生活实际。另外，仅在大一年级对学生进行法治教育也难以达到大学生法治意识培育的目标。高校应当将法治教育贯穿于大学全过程，从学生进入高校开始直到毕业，覆盖学生生活、学习和科研等各个方面，并针对年级不一、专业不同、心理特征各异的学生，提供不同教育内容，采取不同教育方法，提出不同教育要求。总之，要坚持全过程的法治意识培育。
(二)加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师队伍建设，构建以本课程专职教师为主、以党政团干部和辅导员班主任为重要人力资源保障、以实务界兼职教师为補充的法治教育师资队伍
大学生法治意识培育是一项集知识性、理论性、政治性、价值性和实践性于一体的综合性系统教育工程，除了要有明确的培育目标、规范的培育内容和相对稳定的培育渠道，还必须具有一支专业水平和法治素质都过硬的、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即所谓“学高为师，身正为范”。
然而，目前我国大多数高校中，两课教师数量不足，其中法治类教师更少，且明显存在师资队伍非专业化倾向。先前曾有学者调查显示，“法律基础”教师中，“专职而具有法学学习背景”的不超过5%。[11]“05方案”中，“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归属于“两课”，一般是由原来“思想道德修养”课程的教师讲授，而且一般情况下从头到尾都由其一人讲授。这就意味着，过去只讲授“思想道德修养”课程的教师，如今还要讲授“法律基础”部分的内容。而其中许多教师不是法学类专业出身，缺乏“法律基础”的专业知识和教学经验，也没有经过统一的培训，法学专业水平有较大差距，存在着边学边教甚至“未学法却要教法”的尴尬现象。师资队伍专业化程度不足，导致在“法律基础”部分内容的教学实践中难以把握课程内容的逻辑性、系统性和整体性，抑或随意增减教学内容(对自己擅长的思想道德修养部分内容多讲，不擅长的“法律基础”部分内容略讲甚至不讲，严重背离了课程设置的宗旨和目标)，讲课效果难以保障，大学生法治意识培育流于形式。高校法治教育教师自身专业素质不高，法律知识与理论的教育形成不了课程体系，培养大学生法治意识也就无从谈起。因此，尽管目前我国高校有大批名师存在，其中不乏法学类名师，但从总体上讲，从事法治教育的教师自身的业务水平仍然有待进一步提高。所以，当务之急是要加强法治类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师法治专业素质和自身法治素质。
当然，大学生法治意识培育不能简单依靠一两个教师或一两个部门。高校应当根据自身条件和特点，通过专、兼、聘等多种形式，建设一支以专职教师为主体、以党政团干部队伍和辅导员班主任队伍为重要人力资源保障、以从事法律实务的兼职教师为补充的结构合理的法治教育师资队伍。另外，高校各部门要通力合作，共同为大学生法治素养的提升贡献力量。
(三)加强法治类活动课程建设，形成以活动课程为主、校内外实践为辅的多渠道立体化法治实践模式
实践是人最根本的存在方式，是认识的源泉。对于大多数人来讲，智力的组织“是与为完成一定目的所需的行动的组织相伴而来”，“为完成思维之外的事物而思维的需要，比为思维而思维更有力”，多数人的推理“来自他们在各自职业中有效实施业务的过程”。[6]34-35杜威的这段话告诉我们，在实践中能够增长才干，培育思维，提升意识水平。
大学生法治实践是指高校对在校大学生实施的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的与法治有关的实践活动，包括教学计划内和教学计划外的、校内和校外的、课堂内和课堂外的。法律的生命就在于实践。大学生法治意识主要通过对法律的感知、运作、评判等一系列实践过程来整合构建，从而实现认识的飞跃，获得知识与智慧的累积。为此，大学生法治意识培育必须开展法治实践，构建以法治类活动课程为主、校内校外实践为辅的立体多维的实践模式。其中活动课程相对于系统的学科课程而言，通过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性，调动学习的主动性，让其在活动中通过亲身体验获得对现实世界的直接经验和真实感受，并通过获得的经验来深化和固化学科课程的内容。大学生法治实践还要积极构建法治类实践基地等校外法治实践模式，做到课堂内外、校内外有机结合。
(四)构建家庭、社会和学校合力强化的育人体系
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双亲和学校对他施加的有目的的教育，以及社会生活的各种风俗习惯的影响，最后，还有他所有的见闻与经历给予他的影响——这一切都使他获得了所谓的他的文明化”[12]。雅斯贝尔斯这段话间接地告诉我们，一个人意识的形成是多方面合力的结果。人总是现实生活中的人，从其出生开始就进入了一个既定的文化环境中，接受该文化的熏染，无法选择也无法抗拒，只能无条件、无意识地吸纳和接受，通过家庭和学校的教育以及社会实际生活的磨炼，在潜移默化中逐渐形成自身内在精神世界的基本结构与模式。大学生法治意识的形成也莫能外，因而大学生法治意识培育无疑是一个系统工程，应该采取多元化、多渠道、多手段来进行，其中社会、学校、家庭都在这一工程里面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如果没有家庭法治教育的呼应，学生的法治意识培育就会出现间断;如果遇到反面的家庭教育冲击，甚至会出现所谓“5+2=0”的现象。如果缺乏良好的社会法治氛围熏染，大学生从学校和家庭中接受的法治教育就无法在真实的法律事件中得到强化和深化，最终不能沉淀为主体内在的精神结构而得以固化。只有学校、家庭和社会“拧成一股绳”，通力合作，相互配合，才能使对大学生的法治教育遇到法治实践时获得正向强化，才能使大学生法治意识培育真正有成效。
[参 考 文 献]
[1] 杨建军.法治思维形成的基础[J].法学论坛，2013，28(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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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余明全〕
作者：范丽
本次调查的对象是西部民族院校的民族地区大学生。之所以选择这一特定的群体作为调查对象，除了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外，主要是因为，西部民族院校的民族地区大学生以后择业的主要途径是在西部民族地区，而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的振兴、文化的发展、社会管理秩序的维护主要是靠现在还在民族地区院校的大学生尤其是西部民族地区的大学生。有学者在调研时发现：“民族地区普遍存在少数民族干部包括毕业于民族高等院校的大学生对于民族区域自治法等民族法律法规知之甚少，甚至不知民族法规为何物的尴尬现象”。[1]所以，他们法律意识的水平，从某种程度上讲，直接决定着我们“依法治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在西部民族地区的有效实现。
—、调查概况
本次调查主要采取抽样调查、发放问卷的方式进行。本次问卷的设计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被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和信息，包括被调查对象的性别、年龄、民族、专业等共四项。设计性别选项的目的在于了解性别对法律意识的影响;设计年龄的目的在于了解不同的年龄段对法律意识的影响因素;设计民族的目的在于限定这次的调查对象;设计专业的目的在于排除法学专业的大学生参与此次调查问卷;第二部分共计26道问题，可以分为六类：第一类(1～5题) 问题的设计目的在于研究被调查者的法律知识。第二类(6～9题)问题设计的目的在于研究被调查者的法律理想。第三类(10～14题)问题设计的目的在于研究被调查者的法律情感。第四类(15～16题)问题设计的目的在于研究被调查者的法律意志。第五类(17～23题) 问题设计的目的在于研究被调查者的法律评价。第六类(24～26题) 问题设计的目的在于研究被调查者的法律信仰。
为保证答卷内容的真实性，被调查者以匿名的方式答卷。我们共发放问卷500份，实收478份，其回收率为95.6%，符合统计要求，保证了抽样调查的可靠性。
二、被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分析
被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和信息，包括被调查对象的性别、年龄、籍贯、专业等共四项。
性别问题的调查表明，性别因素并未对此次问卷调查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由于本次调查是随机抽取，这从另外一个侧面也表明研究者设计这项调查项目是欠考虑的。
关于年龄问题的调查表明，被调查的民族地区的大学生，其年龄段都在18～22周岁之间，其中18～19周岁的有405人，占被调查总数的81%名。20周岁以上(包括20周岁)的有73人，占被调查总数的14.6%。这表明民族地区大学生从法律责任能力上来讲，都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因为本次研究者主要研究西部民族地区民族大学生的法律意识问题，故而研究者在培训调查员的过程中就已经明确指出被调查对象必须是民族地区大学生他们占被调查人数总数的100%。
关于专业问题的调查表明，专业和法律意识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专业对法律意识的影响是非常小的，或者说几乎不产生影响。
三、被调查对象对“法律知识”回答的相关分析
法律知识是人们关于社会法律现象科学认识活动结果，它是人们关于法的一般理论和法律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规律，以及一个国家和地区现行法律的内容和特点等方面的知识的总和。法律知识是公民形成法律意识的知识和理性基础。[2]显然，法律知识也是民族地区大学生法律意识的认识和理性基础。
为此，我们设计了5道问题。它们包括：(1)您知道我们国家施行的《反分裂国家法》吗?(2)您知道我们国家施行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吗?(3)您知道我们国家施行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吗?(4)您知道我们国家正在准备制定《民法典》吗?(5)您知道我们国家已经修订了《公司法》和《合伙企业法》吗?
研究者在这里用“听说”、“知道”、“知道该法的原则精神”、“熟知”和“不知道”来验证被调查者对于上述问题的认知状况。按照《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听说”是指“听人说”，[3]也就是听别人说;“知道”的解释是“对于事实或者道理有认识”;[4]“熟知”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清楚地知道”。[5]按照语言学的一般常识，我们得知五者认知程度的一般关系是：“熟知”>“知道”>“知道该法的原则精神”>“听说”>“不知道”。
通过调查，研究者得出的初步结论是：
(一)爱国和维护祖国统一意识非常强烈
众所周知，《反分裂国家法》是我们国家对台政策的法律化，而其本身也是对台政策的新发展，体现了我党执政水平的发展和提高，获得了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理解，为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势力作出了重大贡献。[6]从调查结果来看，回答“听说”者占调查总数的26.9%，回答“知道”者占调查总数的37.1%，回答“知道该法的原则精神”者占调查总数的12.8%，回答“熟知者”占调查总数的22%，回答“不知道”者仅占调查总数的1%。这说明民族地区民族大学生对于国家政治层面的大事是十分关注的，这体现出其完美的政治理想、强烈的爱国精神和强烈的维护祖国统一的精神。
(二)《民族区域自治法》深入人心
我们知道，《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实施20多年来，对于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自治权利，促进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维护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保持社会稳定，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保证民族自治地方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考察民族地区大学生对于这项法律的认知程度，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考察他们法律意识的基础问题。从调查的结果来看，回答“听说”者占调查总数的25.6%，回答“知道”者占调查总数的42.3%，回答“知道该法的原则精神”者占调查总数的10.2%，回答“熟知者”占调查总数的21.2%，回答“不知道”者仅占调查总数的0.5%。这说明民族地区大学生除了极个别的同学不知道外，99.5%的同学最低限度均知晓这项法律，而这对于他们将来在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民族共同繁荣，在保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主权利，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民族自治地方的改革、发展和稳定，提高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维护国家统一等方面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与自身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之法律法规了解和掌握甚多
从“您知道我们国家施行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吗?”这一设问的调查来
看，回答“听说”者占调查总数的19.2%，回答“知道”者占调查总数的55.1%，回答“知道该法的原则精神”者占调查总数的11.5%，回答“熟知者”占调查总数的7%，回答“不知道”者仅占调查总数的7%。这说明对于像《治安管理处罚法》这样与民族地区的大学生之间有切身的影响和关系的法律，即便是新修订的，他们也会及时的予以关注。所以他们回答不知道者仅占总数的7%，这也就不足为怪了。
(四)对个别部门法了解甚少，部门法意识较为淡薄
我国著名的民法学学者苏永钦教授认为，民法典至少有五个方面的历史功能：统一国法、揭橥价值、建立体系、集中资讯、整套继受。[7]对于这样一部对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民法典来说，民族地区大学生群体应该了解和掌握。但从问题的回答来看，回答“听说”者占调查总数的23%，回答“知道”者占调查总数的17.9%，回答“知道该法的原则精神”者占调查总数的3.8%，回答“熟知者”占调查总数的1.2%，回答“不知道”者竟然占调查总数的53.8%。这说明民族地区大学生对于仅次于宪法的基本部门法的民法的相关内容并不十分了解，虽然知道民法与自己有很大的关系。这反映出我们在对新法律法规的宣传和教育工作及最新的法律法规动态方面还存在不足。这从另一个层面说明了西部民族地区大学生群体对于我国部分法律的漠视，法制意识在某些部门法中相对较淡薄，还说明了民族院校在《法律基础》课程的教学中相关内容并没有及时更新，教师在讲授时也缺乏对新知识的吸纳。
四、最终结论和讨论
通过对作为形成西部民族地区民族大学生群体法律意识的知识和理性基础的法律知识的调查和分析，我们得出的结论是：
(一)西部民族地区民族大学生群体对法律知识的吸纳主要来源于《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知识》课程的讲授，故而对《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知识》进行改革以适应新形式和新时代的需要就显得尤为必要。有学者建议，对《法律基础》课程改革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对教材的内容进行新的编排，可将教材的内容分为五部分：政治行为编;经济行为编;日常行为编;家庭行为编;专业部分。其次是教学方式的改革，在教学中要突出四种教学方式：一是与社会的重大时事热点结合起来;二是通过让学生更多的走出课堂，参观公开的司法行政部门的活动;三是设立相关校外法律实践基地;四是指在课堂教学中亦应将单向的法律知识灌输式方式转变为双向互动的模式;最后需要改善的方面是考试模式应采取开放的命题形式。[8]对此，笔者甚以为然。
(二)西部民族地区民族大学生群体虽然有着强烈的爱国热情和维护祖国统一的决心，但对于诸如像《民族区域自治法》这样与其将来从事的工作息息相关的法律缺乏相关的认知度。如上文所指出的调查结果，“知道该《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原则精神”者仅占调查总数的10.2%，这样的结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此，我们认为，在民族地区的高等院校中，加大诸如像《民族区域自治法》这样与其将来从事的岗位或者工作息息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并通过相关的知识竞赛、社团活动等形式来更为深入的学习和交流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如上所述，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的振兴、文化的发展、社会管理秩序的维护主要是靠现在还在民族地区院校的大学生尤其是民族地区的大学生。
(三)西部民族地区民族大学生群体受市场经济“利益”价值取向影响较大，应在实际工作中对此群体予以必要的正面引导。从对《治安管理处罚法》回答“不知道”者仅占调查总数的7%这个调查结果来看，有93%的民族大学生群体“知道”或者“听说”或者“熟知”这项法律，这是一个令人欣慰的数据。而这样的调查结果与西方法社会学中对于这个问题提出的两种基本的解释视角是基本吻合的。
西方法社会学认为，在研究人们的法律意识中有两种可供选择的视角：一种是工具性视角，即认为人们之所以服从法律，是基于实际利益的考虑，人们是否服从法律，取决于他们在法律服从过程中所获取的收益和所付出的代价。另一种是规范性视角，即认为法律服从的动因是内在的价值取向。人们之所以服从法律，不是因为这样做对自己“有用”，而是因为认为这样做是“正义的”，是“正确的”，是“应该的”。[9]显然，民族地区的大学生群体从法律意识纵向结构之法律知识的角度来看，更多的是工具性视角，在他们的“显意识层面上涌动的是道德符号，而在潜意识层面上涌动的则是利益追求”。[10]这说明，市场经济中过多的追求效率，过多的追求利益的价值观念已经影响到了“象牙塔”内的学子，而这样的价值观念应该重新引起人们的反思和探讨。
研究者认为，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价值理念就应该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而与时俱进，强调“效率”、“利益”等价值观念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当越来越多的人以“利益”等价值观念来衡量对人或者物的取舍时，我们是否已经意识到，这样一种单一的价值观已经越来越不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当现代社会的各个群体把利益的追求推向极端，异化成为一种“利益拜物教”的时候，这样的价值观念是否应该引起我们长久的反思?而事实上，已经有很多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相关的探讨。①学术界的探讨应该和实务界结合起来才能起应有的作用，否则就是闭门造车。而在实际的教学活动过程中，对价值观重新认识无疑能够给西部民族地区的民族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起到必要的引导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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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TomR.Tyler.Why People Obeythe Law. New Haven:Yale Unversity Press,1990.转引自冯仕政.法社会学：法律服从与法律正义——关于中国人法律意识的实证研究.江海学刊[J].2003(4). [10]冯仕政.法社会学：法律服从与法律正义——关于中国人法律意识的实证研究.江海学刊[J].2003(4)
(作者单位：西藏民族学院政法学院)
作者：李春斌
摘要：大学生作为当代社会文化层次较高的人群，是我国法治社会建设的主力军，自身的法律素养对提高全民法律意识和实现我国法制化进程有重要影响。自从党的十八大开始，我国的各级政府就开启了依法治国的战略，同时各个高校也将法治教育纳入了教育体系，从青年开始抓起法治教育，当代大学生作为下一代法治社会建设的主力军，更将刻不容缓的提升自身法律素养。本文从当代大学生法律素养的现实出发，完善大学法律基础课程的建设，提高教学质量，从而达到提升大学生法律素养的目的。
关键词：大学生;法治社会建设;法律素养;课程建设
提升大学生法律素养和法律基础课程建设，不仅需要党和国家的支持，还需要社会、学校、家庭的通力合作，为当代大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实现大学生法律素养培养向良性方向发展，使其成为一个有理想、有担当、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接班人[i]。
一、法律素养的内涵
法律素养是指人们认识和运用法律的能力，他主要有三层含义[ii]。是指法律知识，二是法律观念，三是法律信仰;法律素养的三层内涵通俗的讲就是，首先要知道法律的相关规定，其次要尊敬、敬畏法律和有守法的意识，依法做事，最后在社会上要有法律至上的意识。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说只有具备法律知识和法律观念才能说是具有法律素养。
二、大学生法律素养提升的意义
在党的十八大中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对于当今社会来说，提高全民的法治教育观念是刻不容缓的，建设法治社会是我们为了建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值得我们重视的一件事。对于当代青年大学生来说，提高大学生的法律素养是十分必要的，进入了大学生活其实就相当于进入了小型的社会，大学生不仅仅是需要成为一名为建设祖国发展而添砖加瓦的新时代社会主义接班人，更多的是要明白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发展，我们必须要遵循“法律”这杆秤，因为法律不单单可以赋予我们各种权利，也可以约束我们，让我们不仅要拥有享受的权利还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单从法制教育来说，从小我们就开展了相应的法治教育课堂，思想品德教育课更是教育阶段必不可少的一堂课，尤其是当代大学生更是需要开展思政教育课，让法治教育进入课堂，让全民拥有法治意识，知法、懂法、普法、用法。大学生提升法律素养，不只是提高法律素养水平发展，这不是一个数量的变化，更多的是一个质的的飞跃。和马克思主义提倡的“量变引起质变”的观念是完全一致的，只有更好的践行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建设，从思想上丰裕大学生的头脑，孕育头脑的完整性和理性，学会辩证地看待每一件事情，才会更多的全面全角度的分析问题，从而有助于个人的发展。
三、当代大学生法律素养现状
在新时代依法治国的大环境中，大学生作为下一阶段的高学历社会人才，是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主力军，因此提升大学生法律素养对推进我国依法治国的社会进程有着及其重要的意义，但在现实中大多数大学生对依法治国的关注程度较低[iii]。我国的法制教育起步比较晚，基础比较薄弱，很多法制教育课堂还没有完全成型，这导致了很多大学生法律意识薄弱，特别是在当今互联网背景下，大学生网络犯罪的概率不断上升。
虽然当代大学生在校期间通过法律课程教育学习了解了部分法律知识，但总体上对法律的学习了解还有很大的欠缺。当代社会大学生存在的法律素养主要有法律知识匮乏、法律意识淡薄、法律能力欠缺三方面的问题。法律知识包括法律、法规的原理性理论知识和具体知识[iv]。很多大学生对于法律的认识仍然停留在感性的初级阶段，对法律法规常识缺乏系统的学习。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对大学生的法律素养要求也越来越高，面对竞争激烈的就业压力，很多大学生用带有功利性的态度去摄取法律知识以通过司法考试，这样在法律学习上就缺少了主动性和自觉性，导致大家的法律意识淡薄。法律意识不高导致大家守法的自觉性也不高，通过网络数据分析我们会发现大学生违法犯罪的事时有发生，校园违法犯罪的比例也在逐年增加。很多人在面对违法犯罪的事件和活动时大多选择明哲保身、态度漠然，这使得校园违法犯罪越来越猖獗，这是大学生法律能力欠缺的表现。
四、如何建设大学生法律课堂
前文有说到，大学生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主力军，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普及法律建设，使其充分融入到大学生的课堂里，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探讨的问题。可能有许多人认为大学生通过学习不同的专业应该学会在自己的专业里去深造和发展，而对于法治教育来说只需要让政法学院的学生去学习就好，根本没有必要去浪费教育资源来普及法律知识的学习，实际上，这一观点是极其错误的，对于新时代的大学生来说，处在一个大的社会环境中，为了更好的培养青年大学生，我们国家的建设是需要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所以这就要求大学生在学好自己专业知识外，成为创新发展独立的个体。
那么，在这样的大趋势大环境中，法律素养的提升是必不可少的，值得我们学习的，玩转大学生课堂，在大学生课堂生活中普及法治教育，是需要一定的方法和教学手段，就按前段时间来说，“大学生同上一堂思政课”这个活动普及性强，接受度广，深受广大学生们的喜爱，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推广法制教育活动。对于日常大学生的课堂建设来说，高校可以多次开展普法教育，例如开展法治教育讲座，举行法治教育宣讲活动，也可以多举行法治教育知识竞赛等等，诸如此类的活动可以实施执行下去，但是要注意的是，各大高校要根据自己的现有教学设施和教学条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因地制宜，也可以吸取其他好的高校的方法，集思广益。
结语：
高等教育是社会输送高级人才最直接的地方，提升大学生的法律素养，高校有着重要责任。先有依法治校，采用先进、科学、法制的校园管理制度，培养具有较高法律素养的新型人才，将大学生打造成知法、用法、守法、护法的主力军，之后才能为国家实施依法治国策略输送更多的高素质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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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小成.当代大学生法律素养提升与法律基础课程建设[A].现代企业教育，1009-0592(2015)11-236-02.
作者：杨永
【摘要】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借贷行业的触角已蔓延至全国高校，以在校大学生为主要消费群体的大学生借贷业迅猛发展，并为社会各界所广泛关注——“校园贷”。一则则因“校园贷”而引发的悲剧现如今历历在目。究其原因，这与高校法律知识教育的一定程度上的缺失不无关系。在校大学生法律知识匮乏也使得高校“校园贷”事件层出不穷，未开设法律专业的高校在法律基础知识课程的设置存在着明显的不足，本文拟对我国各高校现行开设的法律知识教育课程的设置进行深入探究，提出可行性改革措施，完善各高校法律教育知识结构，提高在校大学生法律素养，为各高校频发的“校园贷”事件提供一定的应对路径。
【关键词】大学生 校园贷 课程改革.
一、“校园贷”在高校发展现状及危害
(一)“校园贷”发展现状
大学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无固定的收入来源，其主要的生活来源于父母，除了生活学习的一些开支，也并无更多的结余，但是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到处充满的诱惑，而大学也正处于价值观塑造的一个重要时期，面对网络媒体充斥的种种诱惑，囊中羞涩使得一些大学生将自己的这些欲望寄付于“校园贷”平台，校园各个角落都张贴着各式各样的小广告，不需要任何抵押，也不需要实质性的担保，零利息，先拿钱后还贷，仅仅需要一张身份证、一张学生证、若干亲朋好友的联系方式等一些简单的材料即可轻松借钱，但是事实上涉足校园贷的学生到手的金额却以手续费、服务费扣除大半，为了达到自己内心虚荣心或者其他欲望，去平台借更多的钱以满足大学生的需求，据统计，通过网络贷款平台实现的消费能力带动了学生的消费欲望，消费欲望的不断高涨也带动消费能力，在两者的相互带动之下，直接就推动了校园贷的兴起发展。
(二)“校园贷”危害
1.学生本人逾期拒绝还款，面临被起诉风险
绝大部分大学生当违约发生时，大部分选择拒绝还款，因为高额的利息、手续费、催讨费已滚成一个巨大的债务雪球，重重的压在这些借贷者的身上，当面对巨额债务时，学生已陷入深深的恐惧，这时他们想到的就是逃避。据调查发现，借贷学生所借债务在校园贷借贷平台逾期时，他们更多的是采取逃避或者是在其他平台借款拆东墙补西墙等方式解决逾期问题，他们这时已然失去理智，他们并不知道自己逾期不还款的行为已然侵犯债权人的合法利益，当债权人无法实现其中合法的债权时，只能向法院起诉借贷学生，寻求法律帮助，实现债权。
2.债权人采取非法途径实现债权，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甚至威胁人身安全。
当债权人不能实现自己的债券时，讨债方式无所不用其极，恶意电话、威胁短信、骚扰亲朋好友同学、甚至直接限制人身自由等，在面对债权人采取非法途径实现债权时，他们并不知道面对恶意追债行为时应寻求法律的保护，学校的法律知识教育的缺乏使得一些大学生并没有形成一定的法律意识来保护自己，当他们面临非法追债时，他们并不知道如何去、以何种途径去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甚至有些大学生在面对恶意催债的时候认为这些仅仅是债权人实现债权的方式，是自己逾期未还款造成的，在他们潜意识里，自古以来，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如果这时候去寻求法律的帮助，法院会不会判决自己偿还所有的债款，天平会不会倾斜于债权人，寻求法律帮助的后果会不会带来的是向债权人主张的债权，履行相应的经济责任甚至更严重的法律责任，这明显是法律素养低下的表现。大学生网贷平台违规催收行为，“裸条”贷以公开裸照等方式要挟借款人的催收行为就是其中的典型案例。[1]他们并不知道当债权人采取非法途径如电话短信轰炸、曝光“裸照”、限制人身自由、威胁亲朋好友等行为催讨债务的行为已然违法，而且债权人主张的债务并不完全合法，法律只保护合法债权，非法债权如高额手续费、服务费、违法利息、催讨费等并不会得到法律的保护。
二、各高校法律基础课程教育现状分析
(一)课程设置流于形式，未注重实用性
现如今，未开设法律专业的高校各院系法律课程设置上存在着浮于形式的现象，教材选择内容上设置不合理。纵观各高校频发校园贷事件，各高校法律基础课程设置以及大学生法律素养的培育上并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对于法律基础课的设置，有些高校并没有高度重视起来，比如在课时的设置上，课程安排的时间上以及授课教师的专业性上。由于一些学校对法律基础课程设置意义缺乏了解，在课时的设置上相对较少，大学期间非法律专业的学生学习法律的机会少之又少，特别是一些基础法律的学习，即使开设一定的法律课程，也缺乏一定的实用性，更多高校只在大一选择开设法律基础课程，学生学习的时间也仅限于大一的第一学期，在短时间内学生难以对法律知识进行深入学习。较少的课时也使课堂内容难以延伸，学生在短暂的课堂学习并不能的接受相关法律知识，公共课的属性使得更多的学生忽视系类课程，并不受学生重视。
(二)教材法律内容过于浅薄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理论知识往往滞后于现实实践操作，当然高校法律教材的课程内容设置也是如此，如现今社会较突出的社会问题，课程教学中并没有涉及，任课老师在课堂教學过程中，按照课本的法律知识点进行授课已经无法满足学生的现实需求，教材内容的设计过于宏观，缺乏一定的实用性，当然法律内容的教学需要宏观内容的设计，但是也需要一定与现实生活有连接点的实用性内容。“校园贷”近年来异常凸起，学生只能通过网络获取相关信息，课堂已然无法获取其中相关法律知识点，教材内容的陈旧以及相关知识的滞后并不能让学生很好的去认识到校园贷的潜在危害，越来越多的学生身处违法的边缘，甚至以身试法。各高校在教材选用上多限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在课堂内容的讲授也就限于书本的内容，并不能结合非法“校园贷”来传授相关法律知识点。比如关于网络的相关法律、法规之类的较为前沿的知识教材中从未涉及。[2]
(三)授课教师法律知识储备相对匮乏
非法律专业的院系普遍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法律基础课程的教师选用上并不是很重视，甚至有些开设法律专业的高校对于非法律专业院系学生法律基础课程的教师选用上也不是具有法律专业背景的教师，在未开设法律专业各高校，对于刚入学新生开设的相关法律基础课程并未配备专业的法律教师团队，而是由具有思政教育背景的教师兼任，高校思政教育背景的教师担任;不难发现，一个学校的学生的法律知识学习薄弱与该校配备的法律专业师资力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多高校并没有开设专门的法律课程很大的因素在于缺乏具有法律专业背景的师资力量，对于那些开设法律课程的高校，因没有培养一支专业的教师队伍，导致开设的一些法律基础课程的教学效果就整体而言，师资力量是影响目前高校开设课程效果的关键因素之一。
三、对策与建议
面对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身陷非法“校园贷”的囹圄无法自拔，高校法律课程设置以及相关法律基础课程教学具有一定的必要性。针对各高校现存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一)优化高校法律基础课程内容，推进课程教学改革
各高校在法律基础知识课程设置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应引起充分的重视，基础课程内容的匮乏对于大学法律教育是非常不利的。
大学是大学生人生的一个新的起点，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一个重要时期，系统的法律基础知识教育对于大学生新生显得尤为必要，所以各高校在开设培育大学生法律素养时，对于教材的选择上，不要局限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可增设面向非法律专业学生的一些基础法律知识教材，内容应更具有丰富性，不要在内容的选定上完全是宏观上的法律知识设计，这样会在一定程度上达不到课程设置的预期目标，教材在内容的设计上应有更多的实例，基础知识也应更贴合学生的实际生活，任课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将法律知识融合于实例中，实例的设计上应更多包含现实生活、网络热点案例，结合案例去分析其中的法律风险，这样会让学生更直观的接受相关法律知识。各高校也可根据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对于开设的相关法律公共课的内容进行设计补充，完善教材内容。另外在课时安排上要与课程内容达到一定的均衡水平，切不可重思想道德修养内容教学，轻法律基础内容的教学。
(二)打造专业法律课程师资力量，充实法律课程教师队伍
现今各高校存在一个共性问题，法律基础课程的教学由没有法律教育背景的思想政治教育背景的教师进行授课，在师资力量缺乏一定程度上的专业性。笔者认为各非法律专业在选用任课教师时，应对各教师的专业背景有所考虑，至少任课老师有接受过一定的法律知识专业教育，具有一定的专业基础知识，这样教师在授课时，对于“校园贷”相关的法律知识就可以从专业的角度进行分析，让学生了解校园贷的法律危害，分析其中可能存在的法律风险与哪些是違法行为，从而使得学生不敢以身试法的同时，也知道面对违法行为时，知道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对于那些不具有法律专业背景的授课教师，高校应该定期进行专业培训，聘请法律专业的专家学者做相关讲座，如针对校园贷一系列法律问题做专题讲座;也可选派教师去其他高校学习;当然任课教师也应该不断的提升自己，多与其他高校多学习、交流，巩固专业知识，提升业务能力，最终形成一支专业的教师队伍。
通过推动高校法律基础课程教学与教材改革，让更多的大学生能够接受系统的法律基础知识教育，从而提高自己的法律素养，从内心深处信仰法律，让他们知道当他们逾期还款的时候，已然侵犯债权人的合法债权，逃避债务的行为并不会得到法律的保护，但是同时也让他们知道面对债权人恶性讨债行为应积极寻求法律帮助，切实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以及人身安全。
参考文献：
[1]孙结才.“校园贷”风险法律规制探究[J].怀化学院学报.2017(01).
[2]陈健，邹丹.高校法律基础课程现状研究[J].法治与社会. 2010(09).
作者：周荣荣
摘 要：知识产权是科技创新之源。“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是当前高校对大学生进行知识产权法律普及教育的主要有效载体，文章在总结对大学生进行知识产权法律普及教育的经验基础上，参考发达国家知识产权教育的先进理念，提出了完善大学生知识产权法律普及教育的几方面建议。
关键词：大学生; 知识产权; 法律普及教育;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
收稿日期：2013-04-26
基金项目：国家精品课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建设项目(教高函〔2010〕14号)
作者简介：蔡晓卫(1970-)，女，浙江桐乡人，浙江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科研部副教授，博士研究生。
国家的发展要靠具有创造能力的劳动者和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知识产权是科技创新之源，温家宝曾指出：“保护知识产权，就是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就是鼓励科技创新。”目前，我国知识产权事业发展已经进入了关键的战略主动期，让大学生学会尊重知识产权，崇尚自主创新，懂得利用知识产权实现知识的经济社会价值，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重要内容，因此探索和完善大学生的知识产权法律教育对改变大学生传统思维方式，引导大学生开展各类创新创业活动，切实提升学生的创新素质，以适应社会需求等具有重要意义。
一、大学生知识产权法律意识的现状及其原因分析
笔者利用开展“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以下简称“基础”课)教学时，对本校400名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的学生做了关于知识产权法律知识的问卷抽样调查和座谈，回收有效问卷342份，结果如下：在问及“你了解有关知识产权方面的知识吗?”和“你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的创意和发明吗?”时，选择“比较了解”和“一般了解”两项合计的比例分别为“55%”和“22%”，两个项目选择“非常了解”的比例均在“5%”以下;而在问及“你了解创业中知识产权的法律规定和其重要作用吗?”时，近“80%”的学生选择了“完全不了解”。
在问到“你在日常学习时是否有以下现象?”时，选择“一般能合理引用他人作品并注明出处”的达到“82%”，但选择“有时少量引用他人作品但不注明出处”和“写论文时有时会篡改、伪造研究数据”的比例也分别达到了“47%”和“12%”;“你在日常生活中会使用、购买盗版软件、碟片吗?”几乎99%的学生选择了“曾经使用、购买过或正在使用”。
在问及“当发现自己的知识产权被别人侵犯”选择“希望通过正常途径维权”的为“64.5%”，而选择“放弃维权”和“不知如何维权”的则合计达到了“35.5%”。“知识产权与自己相关性程度如何?时，”回答“一般”和“很少”的比例达到84.3%，“非常大”的约占“15.6%”。而在问及“是否有必要学习相关知识产权法律知识”时，54%和23%的学生分别选择了“非常必要”和“较有必要”。
通过座谈和以上这些调查数据分析，我们发现目前大部分大学生能充分认识到知识产权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紧密程度，并且随着年级的上升和专业的需要，大学生对知识产权法律知识的主动需求总体也有了较大提升，但也反映出一些问题。
1.大部分学生缺乏对知识产权法律基础知识的系统学习
大部分学生对知识产权的了解限于一些社会现象，如盗版侵权、剽窃违法等，对知识产权具体的内容了解不多，没有保护和利用知识产权的习惯，知法犯法的现象时有发生，100%的学生认为使用和购买盗版是一种侵权行为，但几乎100%的学生承认，自己曾经或正在使用盗版。而当权利一旦受到侵害，却不知道如何运用法律手段有效地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或者干脆选择放弃维权，究其原因，我们认为主要有二：一是知识产权知识本身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学习和普及具有一定的难度。二是尚未在高校形成浓厚的知识产权学习氛围。高校忽视知识产权法律教育，投入也甚少，忽视大学生这一未来潜在的知识产权创造者，忽视知识产权法律意识养成的长期性，大学生接受和了解知识产权知识的渠道少，少数高校虽设有选修课，但选课人数少，普及率低，而所设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必修课缺乏师资，大多流于形式，很多学生上课只是应付学分，大学生普遍认为知识产权与自己相关程度不大，也缺乏相关的知识产权实践，没有动力和兴趣去主动了解相关知识。
2.大学生自主创新创业的意愿和实践相脱节
部分在校大学生对自己的发明创造成果保护意识淡薄，不注重保护自己的创意和专利技术。很多大学生有自主创新创业的意愿，但大部分学生缺乏利用其现有的知识产权进行创业的实践，不知如何将其科技发明、专利等转化为创业项目，直接影响了其创新能力的发挥和利用知识进行创业的机会的把握。这些一方面表明大部分大学生尚缺乏不断探索创新的毅力和动手实践的勇气，同时创新实践的能力和积极性也不强;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高校忽视营造科研育人和科技创新的良好氛围，缺乏足够激励和奖励大学生创新的机制。
3.少数学生缺乏学术诚信、违背基本学术道德
部分学生抄袭、剽窃他人学术成果，论文或拼凑或粗制滥造，一稿多投或重复制作自己的成果进行发表，甚至在论文中篡改、伪造和杜撰研究数据等现象时有发生，一些同学对自己的著作权尚缺乏法律保护意识。根据调查结果分析，我们认为社会学术腐败现象和社会功利主义思想的盛行影响了整个校园的学术环境，高校学术管理制度和评价体系的不完善以及惩罚机制的不健全也造成了学生对知识产权的漠视。
二、以“基础”课为主要载体的知识产权法律普及教育
目前，部分高校比较重视对大学生的知识产权法律教育，但知识产权法律教育仍未完全纳入高校大学生的必修课程中，知识产权教育主要以法学专业教育为主，而对非法学专业大学生的知识产权教育重视程度远远不够，非法学专业的学生了解知识产权的内容大多从有限的选修课，通过互联网等相关媒体中获知，或者从高校开设的必修的“基础”课中获得，关注的也仅限于关于盗版、仿冒和剽窃等有限的内容，而且很多学校的“基础”课缺乏专业的法律教师队伍，教师在讲授法律部分内容时往往对知识产权法的内容一带而过，或干脆略去不讲，使知识产权法律教育流于形式。
作为“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在未来都必须把创新型人才培养作为首要任务，这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人才支撑，更是大多数学校应有的定位”[1]。在知识产权竞争加剧的时代里，提升和培养大学生知识产权法律意识是高校走向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的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一着棋”，利用现有的“基础”课这个必修的、主要的载体进行知识产权法律教育是一种有效的途径。因此，我们在坚持因材施教与创新能力培养相结合的原则基础上，在深刻分析学生对法律教学的需求基础上，对“基础”课法律教学的内容和形式进行了创新、丰富和发展，在法律教学中明确了知识产权法律教育的一个定位和两个阶段。
1.一个定位
高校知识产权教育一般认为有两种：一是以培养知识产权研究型人才和实务型人才为目的的专业教育，二是面向在校大学生开展的以提高大学生知识产权法律意识为目的的普及教育。[2]
《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中指出：“在高等学校开设知识产权相关课程，将知识产权教育纳入高校学生素质教育体系。”在《2013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推进计划》中更是指出：“鼓励引导高校加强知识产权专业建设，开设知识产权相关领域的辅修课程，开展知识产权普及教育。”目前，高校法学类的学生都要求上知识产权法专业课，其目标是培养专业的知识产权法律工作者;一些高校也开设了知识产权法的选修课，但因人数和课时等因素的限制，更多的理工科和文科的大学生没有机会接受知识产权法律知识的普及教育，据调查显示，近50%理工科和近20%文科的学生都非常希望学习知识产权的相关知识，虽然也有部分学生认为知识产权与自己无关，因此，怎样让学生逐步树立“尊重知识，崇尚创新，诚信守法”的知识产权法律意识是摆在我们当前知识产权法律教育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我们认为对大学生知识产权法律教育并不是把每个大学生培养成专业的知识产权工作者，而更为重要的是如何提高大学生知识产权法律素养，这是一个观念意识逐渐认同、渗透和推进的过程，“基础”课应该是把它定位为面向全体学生开展的以提高大学生知识产权法律意识为目的的普及教育，其目标是通过“基础”课这个必修的、主要的课程载体对学生进行知识产权法律基本知识的传授和意识的培养，逐步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知识产权法律素养，为大学生树立学术诚信意识、开展科技创新和营造良好的知识产权氛围打下坚实的基础。
2.两个阶段
(1)常规教育 开展大学生知识产权法律普及教育，如何在目前的“基础”课中渗透知识产权法律的内容非常关键，我们在对“基础”课中的知识产权法的内容设计上，注重了其系统性、渗透性和连贯性，不同教学对象的差异性。首先，注重知识的系统性。从介绍知识产权相关法律知识的性质、特点和基础内容入手，引导大学生树立创新和诚信意识，学会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其次，注重内容的渗透性和连贯性。在“基础”课的思想教育中，结合爱国主义教育和校训，鼓励学生投入到改革创新的实践中，激发广大学生创新意识和创造热情，弘扬敢于创新、敢于开创事业的大学精神;道德教育中渗透著作权法的内容，帮助学生厘清什么是抄袭剽窃，什么是学术研究的合理利用等，树立学术诚信和学术规范意识;在职业道德和法律教育中，引导学生在求职中如何保护其著作权，指导学生利用其现有的知识产权进行创业，将其科技发明、专利等转化为创业项目，减少投资风险;等等。再次，教学对象的差异性，对理工科专业学生偏重专利制度、计算机软件保护等内容的介绍，而对文科、社会科学专业学生则重点介绍著作权法、商标法等内容。
(2)延伸教育 实践证明，“基础”课课堂中涉及的知识产权的法律内容还是有限的，其操作性和实际应用性也远远不能满足学生实践所需，因此，第一，我们充分利用“基础”课国家精品课程的网络平台，向学生普及与宣传知识产权方面的基本知识和国内外、校内外有关知识产权的案例，让学生了解《浙江大学科学技术奖励办法》、《科技成果知识产权保护管理若干规定》和《“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管理办法》等制度，大力宣传学校教师和学生众多专利成果成功产业化的事例，营造良好的知识产权氛围，充分激发学生发明创造的积极性。第二，在“基础”课实践教学环节中指导学生参加知识产权公益活动，鼓励学生参与知识产权的宣传和社会服务活动，撰写研究报告，体会知识产权的重要性，使大学生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形成更加感性的认识。第三，建立流动的大学生法律咨询室，由老师以面谈、电话、邮件等多种方式，有效解决学生在课堂上来不及解决而在现实中遇到的知识产权法律问题，从实施情况来看，一些对知识产权法有浓厚兴趣和强烈需要的学生的参与程度很高，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第四，开设了“法学基础”通识课程作为延伸。课程除了介绍其他部门法外，对知识产权法的授课上有针对性地开展侧重知识产权实务能力和应用能力的实践性教学，特别是在知识产权法律教育中融入创新创业教育，充分利用创业典型案例引导学生讨论，增强授课的直观性和实效性，同时引入视频教学，让学生观看知识产权纠纷案件的庭审视频，了解知识产权诉讼程序，掌握运用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来保护他们的智力成果的基本方法，提高大学生运用知识产权制度经营和管理知识产权的能力。
三、大学生知识产权法律普及教育的深入探索和完善
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孕育良好的知识产权文化氛围，让知识产权法律意识根植于受教育者内心，使知识产权意识逐渐成为大学生的自觉意识，始终是高校重要的责任和使命。目前大学生知识产权法律普及教育仍处于探索起步阶段，参考发达国家知识产权教育的先进理念，以“基础”课为主要载体，进一步探索和完善大学生知识产权法律教育的方法和途径不仅应当成为高校“基础”课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高校开展和提升大学生综合素质教育的内容之一，各高校应在当前高校法律教育的基础上加强顶层设计，改善知识产权法律教育的环境，营造高校良好的法律教育氛围。
1.法律意识的培育离不开文化理念的支持，文化价值上的统一又有助于大学生对于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理解，增强对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认同感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2003年就提出要“建立一种明达的知识产权文化”，日本等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已经走在了前面，早在2004年5月日本就提出了“为确立和普及知识产权文化而努力”的主题，多年来日本政府、企业和科技界等都高度重视知识产权文化，日本通过在大学制定人才培养制度和设立知识产权制度的相关讲座等措施努力营造了一个充分尊重和理解知识产权文化的社会环境。[3]
“‘基础’课的实践教学是校园文化的拓展和延伸，强化校园文化建设，对于实践教学的氛围营造、实践理念的深入人心、实践效果的人格内化具有重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4]高校应把知识产权法律文化和崇尚创新的高校校园文化结合起来，通过“基础”课这个载体努力拓展其实践教学，与学校相关工作部门通力合作，大力开展知识产权文化宣传活动，充分利用创业典型案例引导学生，让学生学会运用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来保护智力成果的基本方法，提高大学生运用知识产权制度经营和管理知识产权的能力;定期邀请知识产权专家开设讲座，联合各学院开展大型的知识产权法律竞赛活动，加强大学生创业大赛中的知识产权法律教育，鼓励学生踊跃参加更多的创新科研活动和各类创业计划大赛，创造高质量的科研创新成果，体验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只有将知识产权文化上升为大学生观念上的自觉，才能营造良好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与创新的文化氛围，为培育大学生的知识产权法律意识打下良好的社会环境基础。
2.现代大学教育必须把创新精神与实践活动结合起来，加强创新创业教育，重点培养大学生的实践能力
正确认识知识产权普及教育的培养目的，培养致力于创新创业并拥有一定创业能力和实践基础的高层次人才是完善“基础”课的知识产权法律普及教育的又一个方向。
美国大学的知识产权教育的重要特点就是将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培养作为其本科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之一，这一教育制度的重大改革帮助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科技强国和知识产权强国。[5]创新创业教育与知识产权法律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两者的目标都是要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因此我国高校要借鉴国内外高校创业教育的成功经验，不断探索创业教育的模式，进一步将“基础”课与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创业辅导课程(如职业规划课等)等有效地结合起来，全面普及知识产权法律教育和创新创业教育，在知识产权法律教育中融入创新创业内容，相互渗透，相互促进，培养大学生利用知识产权进行创新创业的意识，扩大和增进学生的创业视野，使其在创新创业实践活动中能充分利用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来保护自己的科技成果。
3.知识产权法律普及教育的有效性极大地依赖于教学质量的提高和教学内容、方法的改进
教师的法律素养和教学水平，直接影响着法律意识的有效传播，鉴于知识产权法律教育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和学科交叉性，提高教师多学科的综合知识背景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学校应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对“基础”课的教师进行知识产权、理学、经济以及管理等学科知识的培训，完善教师知识结构;在教学方法上，教师可以借鉴美国的案例教学法和诊所式教学法，将知识产权法和其他法律结合讲授，如在讲授合同法时，提醒学生在科技创新活动中如何用规范的法律语言填写科技合同，注意合同中有关成果归属、风险责任、保密等重要条款，有意识地启发和培养学生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意识，增强授课的趣味性和应用性，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让抽象的法律理论和规定更加通俗化和大众化，使授课具有更强的实用性和有效性。
法的意识和理念的形成是一个持续和长期的培育过程，需要政府、社会和家庭等更多力量的共同努力，整个社会的法治氛围和高校对知识产权的重视程度等因素都将影响大学生知识产权法律意识的形成。“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终究是大学存在的本义，更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不容旁贷的历史使命”[6]，在今后的“基础”课教学中，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探索如何最大限度地开展大学生知识产权法律教育，使“基础”课的知识产权法律教育更加系统、持久和科学，使其在高校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系统工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吴伟，邹晓东，陈汉聪.德国创业型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探析——以慕尼黑工业大学为例[J].高教探索，2011(1)：73.
[2] 王宇红.论大学生创新创业素质培养与高校知识产权普及教育[J].中国大学生就业，2008(4)：63.
[3] 沈文庆.科技发展与知识产权[J].中国科学基金，2005(3)：133.
[4] 吕武.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路径探析——基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视角[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2(6)：65.
[5] 费艳颖.研究型大学的知识产权教育[J].中国大学教育，2004(11)：41.
[6] 邹晓东，李铭霞，陆国栋，等.从混合班到竺可桢学院——浙江大学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探索之路[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0(1)：74，73.
[责任编辑：张俊华]
作者：蔡晓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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