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与大学精神论文(精选8篇)
查了很多资料,我知道了,所谓大学精神,就是指大学自身存在和发展中形成的具有独特气质的精神形式的文明成果,它是科学精神的时代标志和具体凝聚,是整个人类社会文明的高级形式。面临知识经济的机遇和挑战,建设 “大学精神”不仅是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社会进步的需要。可是,看着这个定义,身在大学中的我,却不知,究竟什么是大学精神?费了很大的力气,我终于考进了我心仪已久的大学,可是,进去以后,我才发现,这不是我想要的。
我不知,这究竟是不是我自己的原因。小的时候,从小说中,我知道,似乎,故事里的主人公,永远都有一个那么美好的大学生活,学着自己喜欢的课程,听着博学的老师讲课,在美丽的校园里漫步,在晨曦里读书,在灯光下自习、讨论……那是多么美好。可是,在这个大学里,我却没有这种感觉。每天上的课程,索然无味;学的专业,仅仅是为了将来好找工作;感觉部分教师,没有师德,对课程的理解不深,上课,就是念课件;开设的人文素质选修课,不符合绝大同学的兴趣,仅仅是让我们修学分……我想说,在这样的校园里,怎么谈大学精神?什么又是大学精神?
也许,这不是个别大学的情况,而是当代中国各大高校普遍存在的问题。众所周知,近年来高校大楼之气派,装饰之豪华,广场之空
旷,场面之嚣张,令十年前毕业出去的学生目瞪口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学的内在文化是空洞的、虚无的。曾经,有一个人这样评价当代大学:“中国20世纪所有的不幸,所有的悲哀,所有的愚蠢,都在于在平常时期几乎完全没有真正的大学,只有人才培训机构,只有培养工具的地方,只有培养听话的螺丝钉的地方。”是的,当整个社会都在评价大学生素质日趋下滑、高校失职的时候,我们是否应该反省一下自己呢?被称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的陈寅恪先生曾将大学精神概括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因此,独立和自由,是大学的精髓。大学应该是思想的先驱,是自由的旗帜,不应该是任何组织或机构的附庸。可是现在,你看,大学成就了大面积与大家学,官僚风气盛行,人文精神丧失,活脱脱在上演着一部新版的“官场现形记”。大学里功利的气味浓了,思想的元素少了。我们知道,大学教授的身份类似古代中国的“士大夫”,“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其起码之要求。他们应该是一群思想自由,人格独立,不媚权贵,不受左右的有识之士,是时代、思想和文化的创造者和先行者。他们有时候也表现出偏执或狂傲。但他们代表着时代的前沿,引领着社会的方向,是这个社会不可缺少的思想者和智慧者。可是,现在,看着教授副教授争相去当处长科长,这道风景委实让人沉思。现今的大学教授已经沦入世俗,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成为了权贵和金钱的附庸。大学管理层将教授们当作蓝领工人,硬性规定详细的工作完成指标,全然不顾精神劳动的特殊性。当教授们在科长处长面前唯唯是诺的时候,那种感觉,实在是让人感到酸楚。教者如此,学者奈何?大学官
僚化了,教授奴婢化了,大学还能有什么精神?
我们知道,一个好的管理者是一个大学发展的命脉。可惜的是,目前大部分大学的管理层,上到校长下到处长,多是科学技术出身,难免重技术不重精神,导致大学的功利倾向和商业思维。要说他们的成就还是有的,学校的大楼高了,校园大了,学生多了,经费来了,论文增了,但大学精神没了。我们的大学越来越像是一所高等技术学校,教者学者不再是具有独立人格的“士大夫”而是“锣丝钉”,那来什么“坚定之信仰,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纵观各大学的校训,多数是什么勤奋,攀登,求实,创新等口号,一个学校有成百上千的教授,怎么就想不出几句好点的词句来?面对梁启超先生为清华大学定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其深厚的人文底蕴和思想内涵,是不是该让我们感到汗颜?大学里,人文气息越来越淡,大学精神却越去越远。究竟应该怎么做?温家宝总理在访问同济大学的时候,曾就大学精神与其师生展开讨论。温家宝表示,大学建设的原则是要开放办学,要勤俭办学。一所好的大学,不在高楼大厦,也不在权威的讲坛,也不在到处张扬,而在每一个人的灵魂和生命。这就是精神,这就是大学的精神,也是同济的精神。我希望我们的同学能够踏实的做人,刻苦地做学问,要长真本事,不图虚名,不务虚功,更不得来点骄傲虚假,不得来半点弄虚作假。这些话,不只是对同济大学的师生说的,而是对我们所有人说的。我们应该以此为戒。
大学精神的失却是很可怕的。因为,一个大学,如果没了精神作为指引方向,就会迷失方向。现在,很多人都在谈论着,部分高校
举债累累、大兴土木的事情。更有甚者,部分高校不惜巨资,建造大门,装点门面。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之说一直深入人心,大学既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想必更非谓有豪华大门之谓也。对学界前辈的名言,大学中人不可能不知,但大学的决策者们为何纷纷瞄准了豪华大楼乃至豪华大门用力呢?究其原因,就是因为高校精神的缺失。大学精神沦丧,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成为稀有之物,自然是很难产生大师的。正因为大师难觅,无从在这一层面进行竞争,底蕴缺乏,层次不高,才飞扬浮躁,转而求诸求等而下之的东西,比拼起了大楼乃至大门,俨然大学之高下全在于谁的设施更豪华、谁的配置更齐全,仿佛非此不足以跻身“世界一流大学”之列。但事实上如此进行比拼的结果是,在人们的心目中,我们的大学只是二流三流,甚至不入流,与人们的期待相去甚远。大学是社会的良心,其应该领异标新卓然不群,而不应沾染流俗。但如今的事实却很是不堪,大学常常为社会的不良风气所左右。我们需要反思的是,为何那些世界上的名校以层出不穷的大师、以人文精神、以创新能力而为人所知,而我们的某些大学却只能以校门豪华而名声大噪呢?是机制的问题,还是什么别的原因?这值得我们去思考。
毋庸置疑,当今大学精神已经濒临危机,正因为大学精神对大学的存在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每所大学都应塑造或发扬符合本身实际的、满足时代及未来需要的精神,从而保持大学的生命之树常青。虽然不同的大学有不同的大学精神,但在大学精神的塑造或发扬方面,却有着许多共性的条件,表现为:
1、选择校长至关重要。
治校要有校训,校训乃一校精神风貌的体现,且与一校之长的治校理念关系甚密。校长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素质?决断、勇敢、坚韧,校长是集多种社会角色于一身,既是领导者、教育家、创新者、教导者、信息灵通人士;又是官员、管理人、继承人。校长是大学的灵魂人物和神经中枢,好的校长是带起一所好的大学的前提条件。北大没有蔡元培不可能成为新文化的中心,清华没有梅贻琦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声名鹊起,南开没有张伯苓也很难获得长足发展。而这些大学的声望之所以与日俱隆,关键在于拥有一批像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这样的校长,他们有共同的追求,有前承后继的使命感,能够维护并发扬已确立的大学精神。可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大学校长多由本校内部产生或由上级委任,开拓意识不强,对大学的生存与发展缺乏持续性战略思考,对大学精神的内涵理解不深、重视不够。
2、建设校园文化义不容辞。
大学是知识分子思想自由奔放的家园,大学精神就充分体现、弥漫于校园文化中。较之于社会的其他角落,大学校园显得更为纯净。身居其中的大学人也不知不觉地受校园文化的影响和熏陶,而表现出不同的性格特质。正如,人们总体认为北大人好动、灵活、争强好胜,而清华人好静、踏实、谦虚谨慎一样,特定的校园文化熏染出特定的群体个性,特定的群体个性中透露和折射出特定的大学精神。校园文化是大学精神的载体,大学精神的塑造或发扬应与大学校园文化的建设同步进行。
3、师生关系有待改造。
教师和学生是大学校园永恒的主人,正由于他们的共同努力,才建设了大学精神,发扬了大学精神,改造了大学精神。由此可见,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不仅有利于大学精神的形成,而且有利于大学精神的延续。可是,随着市场经济负面影响的冲击,以及腐朽、落后思想的传播,大学围墙里的师生关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教师和学生的距离越来越远,上完课后,教师夹起讲义就走,平时几乎不和学生交流,上了一学期的课,认不得几个学生的现象司空见惯,教师成为一个地道的“教书匠”。师生之间缺乏基本的沟通,缺乏心与心的交流,深厚的师生情谊自然就无从谈起;有甚者,个别教师师德败坏,做出违法乱纪的事情,动摇了教师在学生心目中的神圣地位,严重破坏了教师的整体形象。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学生很难得到来自教师的关爱,教师也失去了来自学生的敬重。大学精神的塑造是广大师生共同努力的结果,大学精神的发扬,也需要广大师生共同维护。师生关系的确立、巩固与代代相传,不仅是大学精神酝酿与产生的基本条件,也是大学精神长盛不衰的根本保证。
笔者认为, 大学精神在本质上反映了大学的办学灵魂和理念, 是大学生命力的源泉, 是大学文化的精髓所在, 是对大学生存起决定性作用的思想导向。大学精神是一所大学所拥有的相对稳定的群体心理定势和精神状态, 是一所大学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积淀的最富典型意义的精神特征, 是一所大学整体面貌、水平、特色及凝聚力、感召力和生命力的体现。
一、大学体育与大学精神的关联
虽然教学体系结构处于不断变化之中, 但体育教育却始终在高等教育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大学体育力求将教育与体育运动完美结合, 其目的与高等教育的目的相一致, 其本身也具有高等教育的精神实质。大学体育的作用不仅在于增强学生体质, 同时还在于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完善学生的道德品质、提升学生的精神气质、帮助学生实现自我价值, 最终使学生成为全面发展的人, 成为祖国建设大业所需要的优秀人才。此外, 英国、美国、德国等欧美国家都非常重视大学体育教育, 他们通过运动场培养学生的身体技能和政治风度, 他们评价一个公正的人时会说这个人具有“运动家的气派 (Sportsmanship) ”。因此, 切不可将大学体育与大学精神割裂开来, 而应在大学体育的教育实践中加强对大学精神的培养, 为大学精神的建设起到应有的作用, 应以体育精神丰富大学精神, 以大学精神促进大学体育教育。
二、大学体育精神与大学精神之独立精神的关系
1. 独立精神是大学精神之魂
自由和独立是每一个人都在追求和极度渴望的精神境界。大学作为教育的载体之一, 同样有着强烈的独立精神。剑桥大学的成立, 是因为在历史上的13世纪, 牛津大学的一些教师和学生认为牛津大学束缚了自己的思想, 于是在剑桥创办了自己的大学—剑桥大学, 并与牛津大学分庭抗礼;而当一群剑桥大学的毕业生决定以行动抵触英国以及欧洲其他国家的思想时, 他们挣脱“枷锁”, 在美洲登陆的地方创办了哈佛大学;而耶鲁大学则是由身在哈佛大学, 却对哈佛大学不满的人所创办, 并开始了与哈佛大学的竞争。由此可见, 对自由的渴望和独立的精神已经融入大学精神之中, 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认为的“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乃大学之魂。
2. 独立精神是大学体育精神的内涵之一
独立精神已经成为大学精神的一种“标志”, 而大学体育教育同样注重对学生独立精神的培养。在大学体育教育中, 不管是个人项目还是集体项目, 运动本身是无法代替的, 没有人可以替代另一个人去锻炼身体, 这其中就包含了一系列的独立活动, 体现了一定的独立性。此外, 从体育的产生与发展来看, 体育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 在历史的车轮中, 并没有像其他曾经盛极一时的文化现象一样, 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特定社会时代的结束而走向没落与衰败, 相反却日益兴盛与繁荣, 正是因为其独特的文化内涵与魅力, 正是因为其作为人们相互竞争、展示个性、完善自我、实现理想的舞台所体现出来的独特“精神”, 即体育精神, 所谓体育精神, 是一种文化意识和社会意识, 是通过体育运动而形成的并集中体现出人类的力量智慧和进取心理的意识总和, 是体育运动的最高产物。由此看来, 独立精神也是体育精神的内涵之一。
体育精神的价值在大学体育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大学校园里充满了自由、独立、竞争的意识与行为;体育运动已经成为大学生生活方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牛津剑桥赛艇对抗赛 (The Oxford and Cam-bridge Boat Race) , 美国大学生体育联合会NCAA、CUBA、大学生篮球超级联赛等诸多体育赛事牵动着亿万学生的神经。以牛津剑桥赛艇对抗赛为例, 该项运动始于1829年, 是一项由分别来自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的两个学生一次突发奇想而开始的运动。在一百多年的发展过程中, 该项运动除了战争期间从未间断过, 是世界上最富传统的赛事之一, 至今已经举办155届, 其中剑桥大学队获胜79次, 牛津大学队获胜75次, 还有一次平局。该项赛事的单届观众人数已经达数百万, 其影响力可见一斑, 而百年不衰却更显昌盛的历史轨迹, 更体现了该项赛事所特有的独特与自由、独立与个性的文化内涵。从另一个角度讲, 在大学教育、学术发展方面, 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相互携手保持着世界顶尖高等教育水准, 但两所名校却互不“称臣”, 也因此, 一年一度的“牛津剑桥赛艇对抗赛”成为了他们证明各自强弱与高低的最好写照, 两队各自体现出的团队精神, 两队之间体现出的竞争意识也正是大学精神之独立精神、永不服输的大学体育精神的体现。
3. 以大学体育教育完善大学精神
大学体育与大学精神是相互依存的, 大学体育教育中具有大学精神的成分, 对大学精神, 尤其是大学精神之独立精神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因此, 以大学体育教育完善大学精神将是新时期大学体育的一个新的课题, 也是大学体育教育的一个严峻挑战。而每一名大学体育工作者都要在思想上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这样才能把大学体育教育做得更好, 促进大学精神的培养与不断完善, 进而把大学教育的整体水平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参考文献
[1]钟秋.论体育精神的教育价值[J].体育文化导刊, 2002.3.
[2]陈平原.大学何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5.
[3]储朝晖.《中国大学精神的历史与省思》[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5.12.
[4]杨东平.《大学精神》[M].沈阳:辽海出版社, 2000.1.
一、大学的主体功能
大学产生以前的高等教育机构其实早已经历了许多演变,而且其演变是没有规律的,也不一定是向高一层次发展的(如希腊化时期的高等教育就远远不如希腊古典时期的高等教育)。在高等教育机构向大学演变的过程中,有的特质随着时代的变迁削弱甚至消失了(如宗教色彩的减少甚至消失),有些新的特质产生了(如科研与为社会服务,虽然当时也存在个人科研,但是没有成为大学的一种功能),有的被保留至今(传授高级学问,培养高级人才)。这就让我们看到了大学的主体功能:培养高级人才,即大学的育人功能;科学研究和为社会服务则只是大学的衍生功能。
虽然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判断事物的是与非,但往往能比较清晰地判断事物的好与不好,那么大学是不是好的呢?
大学本身是好的,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人们总是想去利用它,如科研与为社会服务,但是利用它不一定非要去改变它的本质,一个衍生功能超过其本质功能的大学是好的吗?这就令人怀疑了。例如菜刀,它被做出来是用来切菜的,当有人发现这么好的一把刀时,就另起他心,想把它用来砍柴,刚开始可能用得很顺利,因为刀很锋利,砍什么都很敏锐,但是时间一久,刀就会变钝,不仅砍不了柴,甚至连菜也切不了,那它还是菜刀吗?它已经不再是一把菜刀了,因为它的本质——切菜的功能已经被破坏了,甚至其衍生功能——砍柴的功能也逐渐消失,最后不再是一把刀。如果想要爱惜一样东西,就不要因为它的好而滥用其性质,赋予其太多不能承受的功能。
利用大学“好”的性质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好的东西如果不加以利用,就失去了好的意义,而且好的东西被利用时可以产生更多更好的东西,但是利用它的时候不能改变它的本质。可能,在利用改变它的片刻,一切都很顺畅,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利益,就如那把亮闪闪的菜刀刚用来砍柴一样,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说,如果一味地为了迎合其衍生功能而不惜改变它的本质功能,就会使它逐渐失去其存在的意义。这时,它不仅发挥不了它的主体功能,而且衍生功能也会随之消失,就如那把钝了的刀一样,不仅切不了菜,而且也砍不了柴。
笔者认为,建立在大学之上的只能是一个主体功能,其他的只能衍生在主体功能之上,如图一所示。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所有的工具当只适于一种功能而非多种功能时,便是制造得最好的工具。”[1] 同样,只有一个主体功能的大学才是最好的大学。他还指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事物都有两种用途,二者都属于事物自身,但方式不同,因为一种用途是正当的,另一种是不正当的,例如鞋子就既可用来穿,也可用来交换物品;两者都是鞋的用途。用鞋从需要鞋的人那里交换金钱或食物的人,的确也是使用了作为鞋的鞋,但这并非鞋所固有的用途。因为鞋做出来并非为了交换,对于其他所有物也同样如此。”[2]大学的产生是为了培养人才,它是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原因;科研与为社会服务也是大学的用途,但其位置只能建立在培养人才的功能之上,它们与大学的关系是间接的(因为只有通过培养人才的功能,科研与为社会服务的功能才能得到正常发挥),而非直接的,如图二所示,当两边的衍生功能过度膨胀时,其主体功能就会被磨灭,大学也会失去其存在的意义,就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事物一旦不再具有自身特有的性质,我们就不能说它仍然是同一事物。”[3]
二、大学的精神
一般认为,早期的高等教育机构从事的是高尚的自由教育,其反对功利的世俗教育,但当翻阅史料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就如当今的大学一样,早期的高等教育机构也是多重因素的产物,并被多重因素所影响着(包括世俗的影响)。早期的高等教育机构总是产生于某种目的或者需要:或是政治的,或是宗教的(如苏美尔人的培养书吏的高等教育活动就是更多地为了满足国家和寺庙的需求),或是个人的(如柏拉图的学园就是由个人的学习动机促使产生的,因为每个人都想成为城邦管理者的一员)。由此可见,早期的高等教育机构其实从来没有脱离过社会的牵连,那么它们为什么被称为是“象牙塔”呢?
其实使它们成为“象牙塔”的并不是其与社会一尘不染的实体关系,而是它们独立于社会之外的精神。早期的高等教育机构产生于“功利的实用”(最初没有人会为了精神追求而组织师生行会,而更多的是抱着宗教与政治目的),但这些早期的高等教育机构越发地成为了追求精神世界的“象牙塔”。公元前6世纪之后出现了辉煌一时的古希腊文明,当时希腊大部分城邦,特别是雅典城邦取消了专制政体,建立了比较民主的政体。在这种政体下,每个公民就开始关心“如何发挥自己的才能,施展自己的抱负,参与管理城邦”,因此当时教育的目标就是培养能够参与各种政治生活的公民。虽然政治思想是促使人们追求知识的动机,但其培养方式不具有政治性(即具有政治目的的非政治性教育),因为他们认为一个政治家必须同时是一个哲学家,这样一来,政治就充当了载体的角色,将教育变成了直接对哲学知识的追求。这一事实说明了激发主体动机的客体不一定会成为主体最终追求的目标,主体可以具有超越被激发客体的独立精神。激发大学产生的客体很多,如政治、宗教、经济等,但是它们不一定非得成为大学最后追寻的目标,大学应该具有独立于被激发客体之外的精神意志,具有远远超越满足这些简单需求的目标,这才是大学的本质之所在。
作为一个独立的精神个体,大学与社会的相互影响应该是不对等的,如图三所示。大学的成果输出可以影响社会,但是大学不能为了产出一定的社会成果而改变自己,如图四所示,就如当今一些大学为了争创名校,一度改变自己的发展方向,有的为了综合而不断综合,以至于造成大批高校趋同,从而丧失了大学的主体精神。
只为产出一定社会成果的目标是极其短浅的,如果一味地迎合这一目标,大学将丧失其精神,且没有长足发展,如图五的第一个弹力球所示,大学如果受到社会成果的反影响过大,当它延伸到一定程度,便会被“世俗目标”这块墙壁所阻挡,发展行程极其短浅。相反第二个弹力球可以任意延伸、不受限制,发挥到自己潜力所至。
当然,当今的大学与过去的高等教育机构所处的环境背景很不相同,它们面临着更大的挑战,社会对它们也有着更高的期望与要求,然而,只要大学保持着自己独立的精神意志,它就能在充满诱惑的现代社会中找准自己的位置,不为市场化的风浪所阻碍。
总而言之,大学离不开社会,社会也离不开大学,两者具有一定的相互依赖性,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大学虽然受社会的影响很大,但其独立性要求其不能完全让社会主宰其发展,只有这样,大学才能保持独立的精神,成为人们心目中永远的“象牙塔”。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
[2]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6.
——记首都师范大学60周年校庆系列活动“大学文化论坛”
大学文化论坛会场
作家圆桌会议
总书记最近在讲话中指出,“大学是一个研究学问、探索真理的地方。”而只有崇尚独立、自主、创新、宽容的大学文化,才可能完成研究真理和探索学问的使命。大学文化是大学的核心竞争力之所在,也是大学赖以生存、发展和完成社会责任的根本保证。大学文化作为人类文化中的一种高层次文化,不仅服务于社会,而且可以引领社会。因此,聚焦大学文化,研讨大学文化,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014年9月23日,由首都师范大学举办,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承办的首都师范大学60周年校庆系列活动——“大学文化论坛”成功举行。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曹卫东,著名学者朱青生教授、杨东平教授、陈嘉映教授、陶东风教授,著名画家陈丹青、知名作家张悦然和蒋方舟,以及三位学生代表分别发表主题演讲,结合大学传统、时代精神、社会热点,以及与高校自身建设密切相关的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涉及“全球化时代下传统大学精神的传承”、“中外大学精神的比较与对话”、“现代科技与大学人文精神的融合”、“大学的学术研究与公共关怀的关系”、“拥有专家与公共知识分子双重角色的大学知识人”、“大学生的理想情怀与求实精神”、“中外大学生的自我定位与社会责任”等七大主题。围绕如何构建当代大学文化,与会者指出,大学文化是大学在长期办学实践的基础上,经由历史积淀、自身努力和外部环境的影响逐步形成的,并渗透在大学的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环境文化之中。大学文化在于人文精神、在于大学自治、在于一种批判主义的思维,大学是一种普遍主义的文化,应避免功利化和行政化对大学文化的过度侵蚀。
大学校长论坛
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认为,衡量一所大学不应仅仅看一些可以被量化的数据,而应该看它树立起了什么样的价值观与大学精神。一所大学的精神是不会因为时代的变化或者一时的困难和挫折而发生变化的,是对学生的根本性支撑,也是大学的竞争力之所在,可以说是它最重要的办学资源之一。我国在1995年就提出了学校文化建设要重视的三个问题,第一要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质,第二要提高大学教师的文化素养,第三要提升大学的文化品位,这三点至今都是适用的。从社会的角度评价一个大学的时候,也应该将文化品位作为一种标准。在国际上有很多种大学排名,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所占权重非常大的指标,就是声誉。而对于声誉的评价并不是由学术权威来做出的,而是社会上不同层次的人参与得出的结论,也就是通俗说的“口碑”。而大学文化与精神的建设决定了其社会声誉,也是普通人选择和评价大学最基本的标准之一。
谢维和校长认为,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的内核就在大学的“大”字上,“大”意味着拥有一种更高的眼界、责任,有一种更加宽厚的学术的、文化的、工作和学习的基础。以责任和视野而言,这样的“大”意味着从一个更恢宏的角度看问题。对大学精神文化的建设有两点,首先应该体现在制定人才培养战略上,让学生在学习上拓展自己的视野,能在更恢宏的空间中考虑什么东西更重要,什么东西值得花更多的精力去学习。第二点是大学要对自身价值有正确充分的认识。对于一个学校来说,能够把自己独特的价值和贡献用语言表达出来,其实就是非常具体和直接的一种文化建设。它体现了学校的一种精神,体现了学校的一种办学理念。同时我们要意识到,大学的文化不是死的东西,是一个活的东西。它既是过去的历史传统,也汇集了今天大家为它所做的一切,它更像是一篇故事。
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曹卫东用两个词概括了大学的核心价值——自由,寂寞。他认为在现代相对“热闹”的大学环境里,耐不住寂寞,就会让我们痛感大学的价值出了问题,而抵抗外界诱惑的关键是要在寂寞中坚守人文精神的传统。曹卫东校长以现代大学传统的开创者柏林大学为例说明,大学要允许精神在其中的全面展开,从主观精神到客观精神到绝对精神,这基于柏林大学执掌者黑格尔的思想。同时他借柏林大学的狄尔泰的《精神科学导论》论述现代大学在发展中如何面对种种挑战,关键要认识到人不能被简单地物化,而是一种精神存在,而大学应该是精神科学研究的场所。
曹卫东校长还回答了“大学到底要提供什么”这一问题,他认为是知识与思想。“孩子们走进大学是因为他们有向前的动力,求知的欲望。而我们的社会靠知识引导向前,靠思想的魅力和力量引导我们向上。”曹卫东校长尤其指出,大学提供的知识和思想必须是真的和良好的。因为知识可以导致好的一面,也可以导致坏的一面。在历史上看,德国在极富有知识和思想的同时,也作出了最荒唐的事情,所以知识和思想的引导不一定保证我们求真、求善、求美。大学有责任提供真的知识和好的思想。而要这样做,就必须批判学术资本主义,学生和老师不要简单地用学费或者课时费来计算自己的付出和收获。曹卫东校长也肯定了批判性思维的可贵。即要“敢于和自己、敢于和他人、敢于和社会保持距离,并且用一种非旁观者的立场审视他。如果我们有了好的思想,真的知识,又有了批判性的思维,且不掉到学术资本主义的怪圈当中,大家能够健康地成长,这就是我们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所在,那么这种精神引领下成长起来的学生是我们对社会最大的贡献之一。”
学生论坛
北京大学博士生林品从“宅”谈起,剖析了在当代社会转型期,大学生是如何进行去社会化与再社会化的。他发言中出现的“高贵冷艳”、“二次元宅”、“卖萌”、“中二病”等流行用语充分展示了当代年轻人所处的真实语境。而作为一名年轻优秀的青年亚文化研究者,林品又保持着适度的审视距离,他指出,与长辈们对“宅”一族的刻板印象相反,“宅”在年轻人看来是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和对个人生活方式的确认,很多时候是正面和积极的。“宅”现象出现的背后原因是年轻人所处的文化环境的变化,从所谓“十年寒窗苦读、只为高考一搏”的应试教育制度到“想唱就唱、我最闪亮”的选秀节目,集体主义宏大叙事被个人主义话语所取代,而市场经济的物质环境与个人主义的精神氛围,使得年轻一代格外看重个人权利,格外强调私人空间。与此同时,独生子女一代生活在没有了伯伯叔叔舅舅姨妈的小家庭中,而人口流动又造成了整个社会人际关系的相对陌生,因此个人难免处于孤独与疏离状态中。林品又乐观地指出,数码世界一方面让人们足不出户成为可能,客观上支持了“宅男宅女”们,但同时也建立了社交网络,让大学生们在网上开拓更广阔的空间,分享更多资源,也结交更多有共同兴趣爱好的朋友。
北京语言大学硕士生,来自葡萄牙的裴嘉骏则展示了充满异国风情的葡萄牙校园文化:大一新生为什么自愿被捉弄,合唱团如何运行,校服背后的文化含义,通过对不同教育制度的解说,展示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教育观念和大学生的价值追求。他还通过解读中葡两国著名大学的校训,对比了虽有差异但相通的中西大学精神。
首都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北大历史系硕士一年级学生卿倩文则从自身经验出发,总结出大学教会了她两样东西,第一就是认识自己。大学对每位学生而言,是从学生时代进入社会的缓冲地带和修炼之所,要在此适应人生角色的转变,才能更好地获得社会的承认。而在认识自己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努力坚持和培养面对挫折时能坦然处之的能力。在大学中学会的第二点则是做一个有责任感的社会化的人,传播正能量,在面对社会阴暗面的时候也能保持赤子之心。
学者论坛
理工大学教授,教育专家杨东平教授认为,与现代大学走向现代社会中心地位的过程相伴的,是大学精神的式微或者衰弱。他分析了四点原因,第一个就是半个世纪以来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形成,今天我们中国高考平均入学率达到76%,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经达到了30%,也就是说中国的适龄青年当中有30%的人正在大学校园里学习。依据高等教育研究的一个分段的标准,15%以下是高等教育精英化的时期,15%到40%是大众化阶段,40%以上达到高等教育普及化,所以国外的发达国家都已经进入了普及化的阶段,中国还在大众化的阶段。由此大学教育的内在功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象牙塔变成了大批量培养学生的教育工程,从学术殿堂变成了一个职业培训所,在西方有人把大学称之为现代学术的超市。第二个原因是科学和文化范式的分解,人文主义社会学科越来越边缘化,具有强大商业价值的学科,成为发展快、学生多、待遇高的学科,科技主义、功利主义逐渐成为学校教育的主流。第三个原因是学校、学科、学院的研究由市场利益和跨国公司驱动,极大改变了学术研究的动机和方式。第四个原因是整个社会文化的范式转变,从读写的文化进入视听文化、大众娱乐文化、读图文化、网络文化时代,那么大学传统教化环境在新的文化环境当中该如何来应对,也是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课题。
他认为,如果要重建大学精神,就必须要重新建立几种关系:大学和政府的关系,大学和市场社会的关系,大学和大众文化的关系。面对当前大学中存在的问题,如果由于担心腐败不愿意给大学放权,大学永远只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这就是一个怪圈。打破这种怪圈的方法是以改革促进改革,以大学的制度建设,大学的诚信公开公正的招生制度的建设来换取高校自主权,最终使其慢慢地生长起来,大学制度、大学精神的复苏和呈现也还是具有某种可能性的。
北京大学朱青生教授从北大元培试验班的例子讲起,首先谈论了教育的目的是什么。他认为教育是使人成为人,使人成为完美的人、自由的人、全面的人。教育不是让一个人掌握人类历史上所有优秀的东西,而是让一个人能够自由地生长和发展,更有创造力,成为自己可以成为的样子,这才是一个完美的人。朱青生教授讲道,正是为了让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充分地展示自己的愿望和希望,元培计划开始在北大实施,学生进来以后不分专业,可以在学校里任何课堂里面听课,自己选择专业,在导师的指导之下完成学业,然后毕业。然而元培计划并没有达到设想的效果,因为社会的影响力太强大了,强大到学生已经无法决定自己喜欢什么,而是根据就业的压力,在家长和教师的诱导和推进之下选择专业,甚至将元培当作从冷门向热门专业转换的跳板。
朱青生教授还以自己开设艺术课程的例子说明,如何在教学课堂实践中完成自己的教育理想。其关键是教师必须培养学生的原创性,包含两点内容:第一点是教师要给学生做一个榜样,在自己的研究和态度上展开多种新的可能性。第二点就是让艺术使人成为人。当代艺术或者现代艺术的精神就是要让人能够把自己内在的创造性调动出来,创造性地进行思维而不是依赖于已有的思想和已经成为系统的知识。艺术正是让人在这个意义上既脱离传统对自我的限制,又脱离自己对自我的限制。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陈嘉映指出,我们通常会把大学看作是一个自由探索,自由讨论的领地或者园地,而这种自由教育,不同于对知识和观念的灌输。但在很多情况下,教育和灌输并不那么容易区分。如果我们说灌输是自上而下的,而教育是平等的。那么理想的教育过程中,老师和学生的地位本该是平等的,师生交流也应该是平等而自由的。但事实上,教师和学生不可能是平等的,学生学习的内容也必定是经过选择的,而考试的存在也证明了学习的强制性。从小学、中学到大学,随着学生年龄的增长,教育中强制的因素越来越少,但即使在大学里,也没有完全的师生平等。正如布迪厄等人早就注意到的,无论老师采取什么态度,课堂上,他总是处在注意力的中心。教育与灌输的区别不能完全从当下所采取的措施来判断,而是要从未来的发展回过头来看。小时候不愿意苦苦练琴,但长大后弹得一手好钢琴使你会理解和感谢父母,小时候家长把礼物说成圣诞老人送来的礼物,即使你长大以后不再相信,你也会当作善意的童话。但被灌输的人一旦能够判断真伪,就会感到自己当年受了欺骗,甚至无法原谅当年的教师。
陈嘉映教授认为,教育中的确总有灌输和强制的成分。我们不必把自由教育理想化。自由教育的内容不只是教育过程中应当有自由探索和自由讨论,更重要的也许是,教育过程中的强制性的措施都是为了最终培养一个自由的心灵。为了能够培养自由的心灵,首先,教师要努力做到把最好的、最真实的内容教给学生。这说起来最基础不过最简单不过,但真正做到也不那么容易。其次,教师要尽可能从学生受益的角度来考虑教育。规范、规训甚至惩罚的确是教育的一部分,但我们希望学生更加成熟之后,能够理解这些负面的措施。再其次,教师要尽可能与学生建立平等的关系,鼓励自由讨论。教育者不仅不要去禁止学生接触其他的观念和道理,而是要尽可能鼓励他们去这样做。尤其到了大学阶段,教育越来越多地依赖学生自己的学习愿望和学习选择,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向大学生灌输这个那个,效果通常适得其反。
陶东风教授在演讲中集中论述了大学文化的普遍主义维度。为了实现大学的这种普遍主义情怀,大学必须崇尚“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不能在思想的领域画出一个圈子,写上“只允许在此地思考”;也不能让权力和金钱剥夺大学的自主性。在真正的大学,你能感受到学术的高贵、学者的尊严,感受到这是具有自己的游戏规则、与外面世界保持距离的自主世界——正是因为有了这个距离,大学才能更好地服务于社会。陶东风同时强调,大学的普遍主义立场与它服务社会、服务公众、造福国家的功能并不矛盾。大学文化拒绝狭隘的功利主义,但大学因其无用而有大用。比如,用狭隘的功利眼光看,想象力似乎是无用的,但是想象力是一切有用之物的灵魂。大学里的生活应该是优雅的,应该有很多人在那里发呆:发呆不是什么都不想,而是在想一些永恒的根本问题。大学生应该经常眺望风景,仰望天空,观察云彩,驰骋想象。只有高远的想象力才能让“中国梦”真正飞翔起来。陶东风最后指出,大学的普遍主义文化还是维持世界和平和人类团结的重要力量。目睹了20世纪人类的相互仇恨的暴力历史,目睹了高科技被用于屠杀同胞的残酷事实,强调这点尤其重要。二战时期德国大学的悲剧充分说明,一旦背叛普遍主义的人文精神,一旦大学被党派利益和党派意识形态绑架,后果会是多么可怕。那时德国的大学变成了“政治性的大学”,甚至成为军营,学生和教师被灌输纳粹的极权主义、种族主义意识形态,鼓吹暴力和仇恨。结果是大量的优秀学者流亡美国,也有一些堕落为纳粹分子,教训极为深刻。
作家艺术家圆桌会议
张悦然(中国人民大学讲师,知名作家):说起来我跟大学有很深渊源,但又一直是一个局外人。我父亲在大学里面教书,我是在大学校园里面长大的。大家都说大学精神最重要的是自由,我当时觉得他们真的是非常的自由。到了每年夏天的时候,都有一些大学生离开这个校园,在我们家住的楼外面就有路边摊,总能听到有人摔酒瓶,有人哭,我每次都会替他们难过,好像他们的离别和我自己也有关系一样。在我的记忆里面那应该是大学的生活,很遗憾的是我没有在国内读大学,没有感受到那种气氛。对我来说,在新加坡的四年里面其实是一个游离的状态,因为计算机专业可能不是我所喜欢的。因为这种遗憾所以现在我就去了人民大学教书。但是我在很多时候可能还是不知道自己的学生在想什么,不知道他们真正的理想或者说他们真正想要的自由是什么样的,我觉得这永远都是一个遗憾。
蒋方舟(新周刊副主编,知名作家):我在清华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因为学校太大,让你感觉世界就这么小。我在大学里面遇到的第一个困境就是我发现我无法施展自己在小说当中的才华,因为我选的是新闻系。我第二个面对的是人际交往的困难,我从来都是独来独往。结果上了大学之后非常不适应,因为我面对着非常密集的集体生活,宿舍有4个人,当他们各自交了男朋友之后就变成了7个人,我永远都处在人来人往的状态。最后我就格外排斥外面的世界,不愿意与人沟通。我后来想如果我能再重来一遍大学生活的话,我会更愿意和人交流,不是对别人都抱有一个警惕的态度。第三点,我觉得大学极重要的是给了我自我怀疑的机会,教会了我反思的能力。大学教给学生的应该是一种觉知能力,就是让每个人知道自己真正想做什么。而坚持其实意味着不断的调整,可能经历无数次的试验,然后去体察,去触壁,包括经历低落。我经过这些,终于找到自己想做什么,真正喜欢什么,我觉得这是大学教给我最重要的东西之一。
陈丹青(著名画家、作家、学者):刚才你们都说自己大学时候很忧郁,其实我在美国看到美国的同学也很忧郁,我回想我自己年轻的时候虽然没有上大学,但后来发现其实青春期的人都是忧郁的,不管是在**年代,还是在改革开放和平年代,或者在自由国家,青春期就是一个忧郁的年纪。我回想在你们那个年龄,我休想写出像你们那样的看人生的东西,所以这是一个进步。但是有一件事无所谓进步退步,就是所有少年都在忧郁的年龄,男孩在愤怒的年龄。
蒋方舟:我对于我的大学印象很深的一点是,我的同学们都非常的忙,特别成功,特别优秀,但我自己总是无所事事,让我自我感觉特别失败。但现在回想,我发现那是自己人生中最长的一段时间可以名正言顺的无所事事,如果有机会跟那个时候的我说一句话,我可能会说你这时候虽然每天很悠闲,不像别人时间抓得很紧,你也是对的,你不用因此感觉到羞耻,这是我特别想对那时候的我说的一句话。
张悦然:我那时候学了一个不适合的专业,在刚开始变成一个差生以后,觉得成绩差不能接受。但现在觉得大学成绩差是一件蛮骄傲的事情,这意味着你有自己的事情做,不管你是去谈恋爱了,还是做其它你想做的事情了,都意味着你在这段时间有其他的选择,所以我觉得同学们有时候也可以把成绩的事情放下,真正想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
陈丹青:我相信人分几种,一种就是很主流的青年,从小就乖,听话懂事,成绩好,无论在中国和美国都有很多这样的人。还有一种人就是天才,像比尔盖茨这样的人,哈佛耶鲁有,北大清华也有,在学校你不会注意到他,忽然他已经车房公司弄起来了,已经什么都知道了,记忆力吓死你,这两种都是天生的,没办法。还有一种是从小到大永远打人,永远闯祸,但最后出人意料的一种人。这类人有的可能一辈子很失落,很潦倒,但有的却变成公司老板,动不动要给我投资。我小学同学有一个叫朱志明的,他在学校所向披靡,我们见到他在走廊那边出现立刻就逃,谁都打不过他。可是有一次我在无锡演讲,讲完后有一个中年男人默默地走过来,他说陈丹青我是朱志明,我感慨万千马上和他握手,结果他是霍普金斯大学毕业,现在在开一个很大的公司,你完全想不到当年这么能打架的人能够开这么大的公司。最后一种人就是绝大部分相对普通的人,没有太多自己的主张,我相信比例在百分之六七十以上。
蒋方舟:我看到有一个蓝翔技校的校长开学的时候对学生说,你们如果不好好学习的话,那和北大清华的学生有什么区别,我觉得这句话说得特别好。我同意陈丹青老师说的,好多大学生他是对外界没有好奇的,我们很多同学无论上什么课,永远都低着头,他对外界没有好奇,我觉得一个能让学生对他人依然好奇的学校就是一个好学校。
张悦然:我的标准非常简单:我希望一所大学多一点文艺青年,我觉得大学的时候能做一个文艺青年是一件幸福的事。
陈丹青:今天的听众是来自北京各大高校的同学,但我发现他们问所有的问题都有一个主旋律,就是我该怎么办,我这样做对吗,我下一步怎么办,所有的潜台词都是这样,你要是问你自己想什么他就呆掉了,显然他从来没有自己想过,他永远觉得自己在等一个指教,这是非常典型的。
——我感知的雷锋精神
犹记得在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习了语文课本上一篇《雷锋日记二则》的课文,从那时候起,雷锋“乐于助人”、“为人民服务”、“无私奉献”的精神形象就在我小小的心灵树立起来。现在,我已经成长为一名大学生,从我的视角看,雷锋精神已然在不知不觉中融入了我们的生活。
乘坐公交车时,总会有年轻人给老人或带小孩的妇女让座;在学校里拾到不管多么值钱的东西的同学,总会把它们原原本本地交到失物招领处或者通过五色土发帖等方式找到失主,完璧归赵;在平日的志愿者服务活动中,身边同学的参与热情和积极性都很高,通过支教、送爱心等等各种各样的活动中,都很好地体现了当代大学生的服务他人、帮助他人的“雷锋精神”。
然而,我认为这些还远远不够。因为拾金不昧是受到大学教育的人们本来就应该有的基本道德品质,作为当代大学生,要做到的远远不止这些。
首先,我们应该正确把握雷锋精神的丰富内涵及实质。这不仅仅只是为了弘扬雷锋精神而开展一些帮助困难人群或者为社会做好事等等的活动,更重要的是还应该充分认识到雷锋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精神动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雷锋精神的核心内涵,其内涵还包括学习上勤奋、工作上钻研、生活上艰苦朴素、政治上要求上进等等。周恩来总理曾这样概括雷锋精神: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雷锋是一个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在他短暂的生命历程中,时刻把党和人名的利益放在首位,走到哪里,就把共产主义道德新风带到哪里。在日常生活中,他乐于助人,只要是人民所需要的,不管份内份外,他都干,他以“助人”为乐,付出自己的全部力量去工作,“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雷锋始终保持着忠诚、热忱、积极的风格,发扬“钉子”精神,抓紧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努力学习,刻苦钻研;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立足本职,从点滴做起,从小事做起,尽职尽责。雷锋精神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且是这种传统美德和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革命传统道德在现实生活中的继承和发扬。雷锋精神作为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时代精神的体现,无疑打下了时代的烙印,但它具有超越时代的恒久精神特质,必须结合社会发展要求加以继承和发扬。
另一方面,由于当代大学生特殊的成长环境和如今这个时代背景,他们普遍形成了这样一些令人哭笑不得的特点:对待学习不主动、缺乏钻研精神、考试能过就好;在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上,表现得礼貌和友好,实际上却没有深入地交流;在生活习惯上,十分地能“宅”,电脑成为必需品;善于表现自己,懂得寻找解决问题的捷径;很会利用科技手段解决传统问题;很少能与人之间有发自内心真诚的关心和信任;懂得在各方面保护自己的利益,防范意识较强;大多数“爱国不爱党”,心系国家,却不关心也不了解政治,缺乏信仰等等。然而,当你深深地了解了这一代人,并结合社会环境去理解,你就能发现当代大学生其实并没有一些人所担忧焦虑得那样是垮掉的一代。他们适应社会的能力极强,他们会与各色人等打交道,他们善于察颜观色,他们能随机应变。他们是这个时代的产物。现代社会的市场经济飞速发展,这种市场经济大潮无时无刻不在刺激着大学生们,改变了他们的价值取向,功利取向日趋明显。同样,在这个信息轰炸的时代,多种多样的文化和思想冲击着他们,他们迷惘、鲜有坚定的信仰。社会竞争的日益激烈,他们不得不懂得为自己的利益着想,至少也是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同时维护自己的利益。因而,大多数的大学生都做不到“不顾自己的利益”为他人服务,即使他们想做,他们的父母可能也不允许。所以,社会的风气对大学生的成长有很大影响,雷锋精神不仅需要大学生们学习,更关键的是要在社会中弘扬起来。
这样看来,雷锋精神对于当代大学生的成长成才显得尤为重要。无论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需要有自己坚持的东西,不能“被时代”。“助人为乐”、“勤俭节约”、“敬业爱岗”、“集体主义”、“钉子精神”是永远不会过时的,是需要一代代人传承的。1963年,毛泽东亲笔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从此雷锋的名字和它的精神事迹传遍了共和国的每一个角落,我们这一代人也是伴着“学习雷锋”成长起来的。不同的时代赋予了“雷锋精神”不同的含义。那么,当代大学生从雷锋的身上学习什么?怎么样结合我们自身的特点把雷锋精神转化成自身素质修养呢?
在对生命的认识和处理工作、学习与生活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我们要明白一个人的生命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雷锋的生命只有短短的22年,但他用他短暂有限的生命创造出无限,“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们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们服务之中去”。在处理个人与集体、与社会问题上,我们要和雷锋一样明白“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里才永远不会干涸,一个人只有当他把自己和集体事业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最有力量”。雷锋说:“自己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活得更好”,这又何尝不是呢!
再读雷锋日记,才明白,雷锋之所以这么平凡而伟大,雷锋精神如此广泛地受到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的高度赞扬和学习,是因为他的不平凡的奉献,是因为他执着的信念,是因为他永远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雷锋所做到的这些,不需要有高超的技艺或超常的智商,就是生活中一些普通得再普通不过的小事,所以做个“活雷锋”并不难。我们不会流芳百世,但我们可以让身边的或熟悉或陌生的人们多一点开心和温暖,我们可以像雷锋一样坚持上进,见证着自己以及集体的进步,这将是多么大的快乐!
有一首歌为雷锋名言谱了曲:
课程:中西文化比较姓名:李怡学号:200803100312
这学期接触到了“比较文学”这个概念,比较文学是一门将研究对象自觉地由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区的文学扩展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民族和地区文学中进行“跨文化的”综合性考察和研究的学科。
弘扬人文精神、开展人文教育在大学校园里是一个时髦的话题,几乎每所大学都曾围绕它做出过努力。什么是人文精神?有人认为它“是一种关注人生真谛和人类命运的理性态度,它包括对人格、个性和主体精神的高扬,对自由、平等和做人尊严的渴望,对理想、信仰和自我实现的执著,对生命、死亡和生存意义的探索等”。人文精神是人类社会全面健康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弘扬人文精神可以引导社会的价值观念向着有利于人类进步的方面迈进,并为人类社会的长久发展提供理想、正义和人道的支撑,因而人文精神日益成为当下大学素质教育的价值方向。
“高等学府要发挥精神文化功能,一个重要的前提是要把大学教育赋予一种以人为本的精神蕴涵,不仅传授具体的知识与技能,更需要传播科学精神、理性精神、人文精神。”但是在社会功利化诉求日益高涨、人人都在理直气壮地追逐金钱追逐实际利益的现实面前,人文精神的培养实际上操作起来是很困难的,甚至可能遭到惨淡的失败。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很多大学都出现了大学生人文意识淡薄、人文精神匮乏的现状,他们价值观念混乱,唯利是图,唯我独尊,好逸恶劳,缺乏爱心,没有道德责任感,没有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如伤熊事件、马加爵事件等的出现。所以,注重对大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就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我认为对于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比较文学”可称作是一种“催化剂”。“比较文学”提高了大学生对文学的学习兴趣;同时也为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提供依据,让大学生从中西文学和文化的异同中发现自己的不足,然后不断完善自我;“中西比较文学”也可以促进大学生的思想升华,使他们能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将来为社会为国家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对于大学生自己来说,要如何解决人文素质问题呢?我个人认为也许“中西比较文学”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我们可以将“比较文学”片面地看作是中西文学比较,文学又受到文化的影响,再上升到中西文化比较,你就会发现有许多的东西值得探索、学习,也许就在这样的过程中你的人文素质已得到了提升。
康德说:“如果每个人都通过绿色眼镜来看这个世界,那么他们将被迫判断任何事物都是绿色的”。可见,这样并不能看清事物的真相。若要看清事物的真相有两个办法可行,一是摘下眼镜看真正的世界;二是多戴些其它颜色的眼镜,让自己明白眼前的事物并不是真相。对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也是这样,一是从本质出发,二是通过比较,看到别人的优点,找到自己的不足,不断完善自我。中西文学的比较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让我们更清楚地看清事物真相。
自从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后,西方启蒙运动的思想便走进了中国,中国从此便与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随着外来事物的不断跃进,中西方的文化、文学也相互影响,共同进步。但外来的事物同时也腐蚀着我们,于是我们要比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在中西文学的比较中,你会发现它们有许多的异同点。在吴承恩的<<西游记>>中唐僧有着坚定的信念,无论前面的路多艰难,无论前面还有多少妖魔鬼怪,都不能动摇他去西天的决心;同样,在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中老人靠着“人并不是为失败而生,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可以被打败”的坚定信念,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遭遇鲨鱼的威胁也要做一个不达理想誓不罢休的“硬汉”。对于爱情,<<雷雨>>中的蘩漪和<<安娜•卡尼列娜>>的安娜都在为她们的爱情苦苦挣扎,却逃不出魔鬼的手掌,只能以悲剧而告终。中西文学文化的最大的差别就是,中国的重心放在道德艺术上,以道德礼仪为中心,有些封闭保守,如三纲五常等;而西方的重心放在科学宗教上,他们发展科学的同时,又以宗教信仰作为精神支柱,可以说宗教信仰就是他们的一种信念。这有许多的东西需要我们思考探究。
“比较文学”作为一种“催化剂”,在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能轻视的。本来乏味的文学在比较之下,你会发现原来中西文学的异同是那么吸引人,为什么会有相同之处,为什么又有不同的地方?于是就有了兴趣,就会去比较学习,其实人文知识就这样积累起来了;通过比较,发现中西文学文化的差异,我们就会去比较谁好谁坏,看到了他人的优点和自己的不足,就要完善自我,提高自己的水平,同时我们也能中西文学的相同之处,于是我们不再自夸自大的认为什么都是我们独有,就这样,我们的视野开阔了,心胸也宽广了,人文思想和精神也随之而得到了。
再者,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们学会了思考,学会了处理解决问题的技巧,我们的能力又提升了一个层次,我们的思想得到了升华,能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慢慢地,在“中西比较文学”中,我们积累了人文知识,学到了人文思想、人文精神,得到了个性培养,提高了文化素质,最终提高了人文素质,同时也提高了自己各方面的综合素质。于是,我们不再以个人利益为中心,不再总是追求物质享受,我们有了自己的理想与信念,也在为此而努力奋斗。
在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进程中, 大学曾经担负过许多职能, 这些职能有的是阶段性的, 有的是境遇性的。现代大学的三大职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是在大学内涵和外延的长期不断调整中逐渐确立下来的, 其中的核心要素是育人, 而大学育人最根本的目的是培养人的文化自觉性、文化自知力和文化自信心。“大学教育从根本上是一种文化教化和文化启蒙, 他自觉地把本土的、民族的和世界的优秀文化品质、价值观念、人文关怀等融入知识教育、专业教育和其他各种教育形式, 使学生在获得专门知识的同时内在地建立起关于正确理解和把握人和自然、人和人、人和社会等基本关系的素养”[1]。
一、大学文化育人观的发展和误区
大学要怎样培育人?这一点不仅在我国, 在世界高等教育的历史上都有过极大的争论。但是有一点已形成共识和公论, 那就是在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中, 教育都不仅仅是求得物质文明进步的手段和工具, 而是促成及贯注受教育者形成“自我认知”的内在机制和体系。对大学教育而言, 就是要通过“大学”这个教育机制赋予受教育者一种公民责任感, 即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和福祉的使命意识。因此, 可以推知, 大学教育绝不仅仅是教授知识和传授技能的教育。著名教育家陈寅恪就提出, 大学教育一定要培养学生“独立之人格, 自由之思想”。
而这种葆蓄终生的品格究竟要通过何种途径来激发、养成呢?19世纪, 英国著名教育家纽曼提出了大学的“博雅教育”。他认为:“心智的培养不是要将心智塑造成或者牺牲于某种特殊的或偶然的目的、某种专门的行业或职业、研究或科学。”[2]后来, 芝加哥大学第五任校长罗伯特·赫钦斯将“博雅教育”发扬光大, 他主持芝加哥大学期间完成了“博雅教育”的推广, 并实现了大学生“精神成人”的近代设计。这次大学教育观的革新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乃至美国人的精神进程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可以视作大学文化育人的一种初期形态。
当然, “博雅教育”对于专业教育和技术教育的排斥也招致很多人的反对。事实上, 在赫钦斯之后, “博雅教育”并未在芝加哥大学得以纯粹的延续。今天, 在美国依然专注于“博雅教育”的教学机构被称为“文理学院”, 其学生毕业后还要到其他的专业学院进行专业培训。单纯的“博雅教育”看起来并不适应当今社会的需要, 因而也就不能成为大学育人的绝对手段。在中国, 大学似乎正在走向另一个极端。“因为要促进生产、发展经济, 而往往把一些传统理念放弃掉了, 因此就造成了一个偏向的发展。教育重点则放在科技方面, 忽略了文化及传统的人文教育, 造成偏差”[3]。20世纪90年代中期, “素质教育”在中国被明确提上日程, 但在社会中乃至在教育界中, 却总是存在着两种错误而又顽固的认识。一是将“素质教育”同现行的人才培养模式割裂开来, 看做是两个相互独立的体系;二是把“素质教育”视作通识教育或思想道德教育, 而与“人文教育”混为一谈。其根本原因是没有理解大学文化和文化育人的内涵要义。
文化是科学和人文的结合体, 文化育人的目的在于提高人的文化素养, 其中既包括人文素养, 也包括科学素养。现代的科学精神同人文精神是相互渗透、结合和统一的, 人文素养如果缺乏科学精神的引导, 便会迷失方向;而科学素养如果丧失人文关怀的涵育, 便会毫无生机, 这便是现代大学文化育人观的根本内涵。
二、大学文化传统的核心和灵魂
在一所大学中, 能够在漫长的发展进程中得以继承和延续, 串联起大学的历史, 荫育后人, 并成为大学标志的, 往往不是其某种学术论调、某部理论典籍, 更不是某座楼堂馆所, 而是蕴含了大学全部精神文化、学术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的文化传统。而支撑起大学文化育人行为的也正是这种文化传统。
在大学文化传统的诸多构成因子中, 大学精神文化无疑是其中的灵魂。大学精神文化往往体现为一所大学独有的风格和气质, 鲁迅先生称其为“校格”。之所以将大学精神视作一种文化, 并将其置于大学文化传统的核心位置, 是因为大学精神往往由大学的治校理念和办学风格凝炼而成, 而成熟的治校理念和办学风格恰恰是一所大学在对教育本质、办学规律深刻认识和深入实践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集中体现。抗日战争时期, 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南迁至昆明, 联合成立了著名的西南联大。在艰困的条件下, 三校坚守宽容自由 (北大) 、严谨认真 (清华) 、吃苦耐劳 (南开) 的“校格”, 形成了“刚毅艰卓”的校训, 被誉为“山、海、云”之品。后来这也成为三校大学精神的一部分, 并融入其大学文化传统传承下来。
与西南联大的特殊历史背景一样, 地处北疆的黑龙江大学, 其前身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俄文大队始创于20世纪40年代初的抗日战争时期, 诞生在中国革命的圣地延安。“一所大学的‘精神’同这所大学独特的历史、地理、文化环境有密切关联”[4], 追溯黑龙江大学近70年的历程, 从发端红都到植根北疆, 从一所我党建立和领导的军队外语学校发展到一所在全国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地方性综合大学, 从最初的俄语翻译人才专门教育发展到全方位、多层次、个性化的人才培养, 学校的每一次变迁、每一步发展都紧扣时代的主题, 都同国家和社会的变革息息相关。维系这所大学在间关万里, 辗转两地, 几易其名后仍一脉相承, 生机勃勃的精髓正是其精神文化传统。这一精神的根基正是抗大文化传统的核心———延安精神。当延安精神被移植到黑土地, 与黑土文化所孕育的北大荒精神相结合, 就形成了黑龙江大学今天的“秉承传统、志存高远、自强不息”的大学精神主旨。
由此足见, 大学的真正动力源泉在于其精神的内在凝聚力和推动力。这种精神正是它所专属的那一群体所共同创造和认同的文化传统、文化价值的最集中的体现, 它不仅仅是专属于大学和“大学人”的精神财富, 也是国家意志、社会伦理与学人操守相互融合的结晶。
三、大学精神的生成和价值的体现
一所大学的构成要素通常可以分为物质、制度、精神三大形态, 其中精神形态要素最能反映大学的办学理念、文化传统、大学品格, 因此, 一所大学的大学精神正是其核心的价值体现。罗伯特·赫钦斯曾强调:“大学之道首先在于不同科系、不同专业之间必须具有共同的精神文化基础。”[5]发表于1945年的著名的“哈佛红皮书”趋同这种理念, 它将具有共同精神文化基础的群体称作“文明共同体”, 并提出“共同过去”、“共同现在”、“共同未来”的概念, 也就是说, “文明共同体”的成员正因为共同的精神文化, 才能体感共同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才能肩负共同的责任。
相对于学术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等其他文化传统层面, 大学精神的确立犹如一项更加艰巨的动态系统工程, 它在历史传统的传承下和时代主题的感召下, 经由历代大学人世代积累、共同建构、不断创造而成, 因而兼具厚重的历史感和鲜明的时代感。“并不是每所大学都具有自己独立的大学精神, 只有那些在长期的办学历史中, 通过对自己办学理念的倡导、践行、提炼和升华的过程, 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价值判断和理性诉求的大学, 才名副其实地具有自己的大学精神”[6]。
仍以黑龙江大学为例。其大学精神源自延安精神, 体现为宽广厚重的家国情怀;扎根北疆后, 又融进了抗联精神、拓荒精神、铁人精神等黑土地特有的精神文化元素, 而扎实进取、兼容并包正是黑土精神的核心。因此, 近70年来, 无论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 还是在新中国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 乃至现阶段国家飞速发展时期, 黑龙江大学都始终“把为党为国的崇高理想化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投身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祖国建设的伟大历史洪流中”[7]。作为一所在地缘上并不占优势的地方性综合大学, 黑龙江大学为共和国的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军事等各条战线输送了十万名毕业生,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而更值得称道的是“黑大人”在各个领域所展现出来的为国为民的使命意识、艰苦奋斗的创业追求、学术至上的价值选择、五湖四海的团结精神和回报社会的感恩态度, 正是黑龙江大学大学精神核心价值的真实写照。
大学文化和精神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 它诞生于大学这个社会先进文化的发祥地, 由“大学人”这个文化先觉群体创造和传播, 它把人类的未来作为自己的建设对象, 充满了对民族、社会、国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大学文化和精神的层次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文明所能达到的高度, 因此, 在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中国文明复兴的关键阶段, 中国大学必将在其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包括黑龙江大学在内的一批中国大学已经率先走上了内涵式发展之路, 他们将成为伟大中国文明复兴的担纲者。
摘要:大学文化是社会先进文化的代表, 它不仅是大学理念、传统、风格的集合, 也是一种全方位育人的体系和机制。大学教育从根本上来说是文化的教化和启蒙, 文化育人的目的在于提高人的文化素养, 其中既包括人文素养, 也包括科学素养。作为大学文化的灵魂, 大学精神体现了大学的核心价值, 它是维系和策动大学发展及创新的源动力, 并将最终推动社会文明的进步。
关键词:大学文化,大学精神,核心价值
参考文献
[1]衣俊卿.大学使命与文化启蒙[M].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07:7.
[2][美]雅罗斯拉夫.帕利坎;杨德友译.大学理念重审——与纽曼对话[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75.
[3][5]胡显章, 曹莉.大学理念与人文精神[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89, 224.
[4]徐葆耕.大学精神与清华精神[N].人民日报, 2001-4-24.
[6]教育部中外大学校长论坛领导小组.大学校长视野中的大学教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108.
关键词:大学精神;大学文化;大学博物馆;大学美术馆
以建设性的姿态探讨大学精神
现在谈大学精神,似乎很“时髦”,说明大家都很关注大学,关心大学的未来与发展。大学当然应该受到更加广泛、更加深切的关注,她不仅是高素质人才培育的摇篮,更应该成为社会和时代的创新智库、文化高地乃至精神标杆。
问题是,我们应该站在怎样的立场、以怎样的心态来讨论大学精神?这其实是探究大学本质与未来的元问题,也是关系到大学精神层面及其创新发展路径的社会性、制度性、文化性问题。而在中国,大学不过刚刚度过一百余年的历程,人们对大学的认知离现代大学制度的体系化构建还有很大差距,社会转型及功利主义思潮不同程度对大学办学产生影响和冲击,社会关于大学的讨论和热议,常常脱离正常的轨道呈现出感性有余而理性不足的状态。
现代意义的大学发展的根本目的,是让学生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大学主要目标是创造知识、传播文明和培养优秀的人才。现代大学的缔造者洪堡认为,理想中的大学应始终坚守自由、独立和寂寞的秉性。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说,大学是“教育新人成长的世界,是个体之间富有生命的交往”,教育本身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今天,特别是中国高等教育正处于全面深化综合改革的大背景下,回味和反思这样的声音,对于我们在大学历史发展的维度中,从大学文化传承创新的视角,以建设性的姿态重新审视大学精神其本质,将具有重要意义。
大学博物馆是大学精神的特殊气质与韵味
从历史的视角来看,作为承担特殊使命的社会创新型组织,大学是一种客观存在,但大学之所以被称之为大学,关键是因为大学更是一种精神存在和文化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大学这一特殊的组织是一个功能独特的文化组织,文化是大学的本质属性。
大学文化,可以说是大学在长期办学过程中形成的历史积淀、创新品格、价值取向和精神纽带。大学精神是大学文化的内核,表现为一所大学所尊崇的办学理念和大学人共同的价值追求,也呈现出这所大学的独特气质、韵味和价值规范体系等。大学精神与文化品质的诠释与塑造、大学文化的传承与认同,对每一所大学都十分重要,它渗透在教学、科研和校园生活的方方面面,必然也通过大学美术馆、博物馆这一特殊的文化传播平台予以生动呈现。在一定程度上,大学美术馆、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的文化形象或文化标志,是大学精神“气质”与“韵味”的集中体现。
大学博物馆的建立,是以大学的文化创造、学科优势和文物、标本、资料等实物藏品积累为前提的。如同社会博物馆是展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明橱窗”和“文化名片”,大学美术馆、博物馆,也是高校展现给社会的“文明橱窗”或“文化名片”,这座散发着浓郁文化气息、科学及人文底蕴的大学精神“蓄水池”,在为大学增添文化内涵的同时,也将文化育人融为自身发展的灵魂,而呈现出鲜明的文化特征。
无论是珍藏、研究、展览,还是公共教育实践活动,只要进入大学美术馆、博物馆的体系和范畴,就等同于上升到了一种大学文化范式:大学美术馆、博物馆常常多维度、多渠道地运用有形的展品、成果及综合性展示手段,将大学在传承文化遗产、传播文明的过程中,深层次、内隐性的文脉呈现出来,成为校园中启蒙思想、启迪智慧和启发心灵的智识传播结合体。
某种意义上,大学美术馆、博物馆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拥有什么,更重要的是它利用其有限的资源,在文化传播和育人实践中做了什么。当前,我国大学美术馆、博物馆需要进一步厘清自身的文化认知与职能定位,应该始终坚守教育性、文化性、社会性与公益性的价值坐标,将文化育人和公共服务,作为大学博物馆的本质属性和核心要求。譬如:进一步探讨如何建立适应未来的核心目标和先进的经营管理模式,以有效保障大学博物馆的科学、可持续发展;在坚持满足教学科研的前提下,扩大社会开放程度,将文化育人、文化传播和公共教育服务作为内在发展要求;在保持馆藏经典和文化水准的前提下,满足观众的参观需要,提升观众获取、利用展品信息的能力;开展各种协作、合作和学术活动,实行资源共建、共知、共享,着力提高大学博物馆的文化品牌影响力。
无论是国家文化、文物或教育主管部门,还是大学决策层,都应当从顶层和外部提高对大学美术馆、博物馆建设的重视程度;大学美术馆、博物馆自身,更需要通过观念更新、视野拓展和管理探索,特别是通过理顺、整合和创新博物馆的组织构架,破解现有体制的局限。
大学精神重在塑造“创造性的文化生活”
人类文明的演进及社会的进步,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文化力量的推动。从时间维度和文化学角度,把“文化记忆”当作人类文化体系中一种不可或缺的凝聚性结构和推动性力量,将不断唤起人们对历史的追溯、回味、传承与反思。大学在其数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始终把文化的内生性源动力与科学、人文、历史等范畴紧密相连,透过大学美术馆、博物馆等“文化记忆”机构,架起了连接和沟通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桥梁。雅斯贝尔斯曾指出,任何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学,都要包含三个相互之间密不可分的方面:学问传授、科学与学术研究、创造性的文化生活。
但是,在全球化、信息化背景和社会转型过程中,世界高等教育正发生着急剧变革。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学面对这一系列变化,能否始终传承和弘扬自身的文化价值观—能否坚守大学之道不动摇、坚持大学理想不离弃、维护大学真谛不迷茫,在文化传承中把握自身的核心历史使命?作为大学美术馆、博物馆,又如何与大学的文化价值观保持一致,在文化保存、文化创造和文化育人中,提升自身的文化价值?
在我看来,塑造“创造性的文化生活”,应当成为大学文化框架中大学美术馆、博物馆的主要目标,这也是反映大学精神“气质”和“韵味”的重要文化形态。而今,大学精神的“气质”与“韵味”,尤其需要人文艺术的滋养。
人文艺术,代表着人对自然、社会与生命的理性认知与情感寄托,或者说,人文艺术是应对于人们现实生存所需“物质生产”的一种创造性“文化生产”,或者是审美对象化的精神信仰。每一个现实中的人,生命中都天然地携带着人文与艺术的基因,对它的培育与滋润、开化与发掘,将使得生命更加生动、完整。在大学校园中,人文艺术就是摇动另一棵树的“那棵树”,是推动另一朵云的“那朵云”,是唤醒另一个灵魂的“那个灵魂”。人文艺术,是大学文化的花朵,预示着心灵畅想与人文关怀,是克服大学文化异化的重要力量,是大学人的精神“滴灌”与心灵景观。
当下中国的高等教育,除了提供给学生立足于社会所必备的专业知识外,还应该提供一种超越于功利之外的大学精神培育,一种潜移默化的人文艺术涵养与体验,一种使学生终身受用的自在、自为、自省的独立思维模式。大学精神,甚至无需什么去证明,她需要的是通过大学人的坚守、执著和自我超越,开启“创造性的文化生活”新常态。而在这方面,大学美术馆、博物馆大有作为。
本文转自“思想与未来”首届大学与美术馆论坛“大学精神与未来议题”主题发言
(作者单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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