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陕西报业结构变化与发展趋势
摘要：通过对陕西报业发展的研究，分析陕西报业结构变化及其发展趋势。面临新旧媒体竞争，陕西报业仍旧保持发展势头，报业经营收入继续增长、报业市场集中度提高。在结构变化的同时，面临着包括同质化现象严重、经营手段趋同等问题，提出在新媒体环境下，推进陕西报业跨区域、跨媒体、集团化发展，是实现陕西报业传媒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陕西；报业结构；发展趋势
随着我国传媒产业化不断深入，传媒业从以往的数量增长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就报业而言，报业结构变化将对报业发展、报业资源配置起到重要影响。从2005年起，我国报业步入“拐点期”，陕西报业也在经历了多年快速发展后放慢了脚步，报业中存在的结构不合理、恶性竞争、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等诸多问题愈加凸现。如何准确把握陕西报业结构变化、实现陕西报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当下传媒业界与管理部门面临的迫切问题。因而，对于陕西报业结构与发展趋势的研究，对于创建真正意义的现代化传媒机构、增强传媒竞争力，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改革开放以来陕西报业结构变化
报纸的繁荣发展和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息息相关，较高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不仅意味着当地读者有较高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而且意味着当地的产业经济发达，能够产生较高的广告投放总量，这样报纸的发展就能形成良性循环。改革开放30年来，陕西报业在多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从1978年开始实行“事业单位，企业管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晚报、都市报热潮的兴起，到1996年报业集团化的肇始，陕西报业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得到了长足进步。报业发展可以概括为：数量增加一结构调整一“裂变”整合一都市报崛起一报业结构发生质的变化。近年来，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媒介融合趋势加快，陕西报业格局上也有了很大变化。改革开放以来，陕西报纸数量不断增加，种类更为多样。改革开放之初，陕西仅有《陕西日报》《西安日报》(曾中途更名为《西安晚报》)及各市级党报等数家。而截止2009年年底，陕西省共出版报纸87种。在种类上也更为丰富多样，其中党报12家，晚报都市类报纸8种，高校校报34种，行业专业和生活类报纸33种。以西安为中心的陕西报业，已经形成了党报、都市报、行业报、文化报等多种类型报纸相互竞争、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局面。
在陕西报业不断发展的同时，报业结构发生很大变化，其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以往党报占据主导地位的格局发生变化，以《华商报》为代表的市场化媒体兴起，发行量迅速扩大，影响力越来越强，占据了报刊零售市场及私费订阅市场；党报影响力下降，退守公费订阅市场。其二，是报业市场集中度提高，呈现“一报独大”的局面。在研究媒介市场集中率时，一般倾向于选择以发行量、视听率作为分析的变量。我们以陕西省内报纸的发行量作为分析报业市场集中度的依据，根据《中国新闻出版统计资料汇编》所显示的平均发行量数据来分析陕西报纸的市场集中度：2006年市场排名第一的报纸市场占有率达到30.99％；2007年达到32.06％，2008年达到339.1％。由此可以看出，陕西报业市场集中度已经达到较高程度，发行量最大的都市生活类报纸，《华商报》市场占有率已经达到全部报业市场发行量的三分之一左右，报业市场呈现一家独大的局面。
二、陕西报业竞争特点及面临的问题
在区域报业市场竞争中，陕西报业历来属于比较激烈的“战场”之一，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先后经历了数轮报业竞争，其报业竞争的特征较为明显，也成为考查中心城市报业竞争的一个样本。
(一) 报纸差异化程度较低
陕西报业市场竞争的差异化程度低，导致低水平竞争。目前，陕西报业中，所占市场份额较大的几份报纸之间，除了《陕西日报》作为省级党报较为特殊以外，其余报纸市场差别化程度不大，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同质化现象。首先，是市场定位和报道内容趋同。陕西报业市场上的主要几份报纸《华商报》《西安晚报》《三秦都市报》等报纸，其定位大体相同，都是都市生活类报纸，都力求贴近市民、服务百姓，关注社会焦点、热点问题。而且他们的目标受众群也是以都市一般市民阶层为主。报纸定位和受众群体的相似，最终体现在报纸的报道内容趋同、报道手法雷同，越来越缺乏有一定深度的、理性的报道。其次，是报纸经营手段趋同。和全国大多数的都市类报纸一样，《华商报》《西安晚报》《三秦都市报》等报纸经营的主要模式是：努力扩大发行量、吸引广告客户，进而获取广告收入、用于扩大再生产；再进一步扩大发行量、吸引更多的广告客户。因此，这几家报纸的主要收入是依靠广告，而发行上处于亏损状态。这种依靠广告的盈利方式过于单一，且具有极大的风险性，一旦市场发生变故，报社可能就无法正常运行；同时，由于过于依赖广告，有时会影响到报纸的报道客观性。再次，广告客户趋同。由于这几份报纸所投放的范围基本相同，而且受众也大体一致，没有特征明显的受众群，因此，报纸所吸引的广告客户也基本相同，主要是房地产、汽车、医药、商场打折等广告。
(二) 竞争手段不断创新
目前陕西报业属于高垄断竞争型市场结构，在这种市场结构中，各个报纸为了巩固和扩大自身的市场份额，不断发掘竞争力，增加竞争优势，创新竞争手段。在陕西报业的市场竞争中，价格竞争是最常见的行为，同时它们还运用内容竞争、人才的竞争和品牌竞争等非价格竞争行为，以此扩大市场份额，提高经营效益。
由于陕西各个报纸在定位和内容上相差无几，因此，为了争夺更多的读者群，价格行为是最为直接有效的。陕西报业各个报纸的定价在经历了多次“价格战”之后，已基本上趋于稳定。在定价上没有大的差别，大多数的报纸定价在一元左右。
价格竞争是市场竞争中最常见的形式。广告的定价是各报社价格竞争行为的另一个方面。不同报纸、不同版次以读者对版面的关注度不同而广告刊例价格有差别。但通常广告的成交价格一般都低于刊例价格，标出的价格扣除一定比例的折扣后才是实际成交价格，各报的折扣也有差别，这也是报业单位竞争的手段之一。
同时，随着报纸竞争的加剧，依靠价格竞争在短期内对提高报纸的销售会有较大作用，但为了培养更多的忠诚读者，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报社还会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在受众中形成良好的口碑，提高品牌忠诚度，吸引更多读者，最后达到扩大市场份额的目的。报业是人才密集型产业，办报人才的质量直接决定着报纸的质量。因此，人才作为构成报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要素，已成为各报社争夺的重要资源。各报社除了通过招聘引进高学历、高素质的人才外，也注重对现有人员的培训和实行人才的使用激励机制。
(三) 报纸整合面临政策限制
报纸之间的兼并、整合面临着诸多政策限制，影
响了报业结构调整。在报纸的退出壁垒上，陕西报业和我国其他地区一样，报纸的退出主要是政策的制约，报业市场上报业单位退出形式有撤销、停办、合并和划转等，很少因为经营不善而破产关闭，这和一般企业退出的形式有所区别。陕西存在不少目前处于亏损状态地方机关报、行业报，还在依靠政府补贴或者非主营收入的补贴勉强维持。
目前，我国报纸仍是国有资本一统天下的局面，即便是进行了报纸集团化改革，吸纳了其他资本后，国有资本也依然占有最重要的位置，根据新闻出版总署2003年7月25日发布的《关于规范新闻出版业融资活动的实施意见》第四条规定：试点发行集团可按现代企业制度原则，设立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国有资本、非国有资本和境外资本，集团国有资本应不低于51％的股份。
三、陕西报业发展趋势及对策
随着传媒业“转企改制”的推进，陕西报业发展面临新的历史机遇。在新媒体快速成长、媒介不断融合的环境下，推进陕西报业跨区域、跨媒体、集团化发展，是实现陕西报业传媒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 尽快组建报业集团。整合报业资源，消除低水平竞争
目前，国家已经批准设立了数十家报业集团，而作为西部报业强省的陕西省，仍无一家报业集团诞生。就报业发展水平及经营状况来看，陕西省已经完全具备组建报业集团的条件。《华商报》经过10多年发展，已经形成拥有近10份报纸、杂志的报社，仅《华商报》一份报纸年广告收入就接近7亿元。但是，因为政策限制，未能组建起报业集团；陕西省委机关报《陕西日报》则因子报发展滞后，经济实力有待提高；而陕西另外一家报社——西安日报社，拥有包括西安晚报在内的五报一刊，经济实力好于省级报社，具备组建报业集团的实力。
与此同时，陕西主要新闻媒体已建立了基本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体制和机制，经营理念比较先进、用人机制灵活，在西部地区处于领先地位。可见，陕西地区组建报业集团，时机成熟，已是势在必行。
(二) 探索跨媒体联合发展
随着网络传播的发展，媒介融合已经成为大势所趋，沿海发达地区报业已经开始建立类似国外的拥有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互联网等，具有多功能、综合性、跨行业的多媒体集团。目前，陕西报业发展已经步入新的阶段，形成了崭新的市场格局。陕西报业也需要走多媒体联合发展之路。这是因为，进入新世纪，陕西媒体面临的外部挑战越来越激烈，首先是来自互联网媒体的挑战。互联网所具备的开放性、交互性、超文本、多媒体、选择性、个性化服务性等特点，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受众，形成对传统媒体的冲击波。其次，传统媒体之间的竞争已经相对弱化，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走联合之路。尝试建立集广播、电视、报纸、出版、互联网为一体的多媒体集团，以实现媒介融合，形成跨媒体、多元化发展。
(三) 鼓励陕西报业跨区域发展，打造陕西报业品牌
陕西报业的跨区域发展，成为我国西部报业发展的一大亮点。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华商报业传媒便凭借先进的管理理念，开始进入国内其他城市报业市场。该报在东北的长春、沈阳，华北的天津和西南地区的重庆市，联合创办或兼并重组当地经营不善的报纸。与此同时，陕西其他一些报纸也与外地报纸开始联合办报的尝试。预料今后陕西报业将不断迈向区域化发展，称为西部报业一个亮点。
总体而言，陕西报业在西部地区处于领先地位，其办报理念与管理水平逐渐提升，充分发挥陕西报业优势，采取相应措施加快陕西报业跨媒体、跨区域发展，将大大提升陕西报业发展水平，为陕西文化产业发展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1]文璐，吴长伟，几个焦点问题：西安报业之市场环境[J].中国记者,2004,(2):38-39.
[2]宋建武，中国报业年鉴·2010[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0:215.
[3]赵曙光，媒介经济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160.
[4]张春林，报业同质化竞争的规律与趋势[J].新闻前哨，2007,(7):30-32.
作者：王建良
【关键词】国际经济格局 中美博弈 全球化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01.004
特朗普执政以后，高举“美国优先”大旗，对外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等内向型经济政策，主动挑起与多国贸易争端。日益升级的中美贸易摩擦，不仅给两国经济带来创伤，也给多年形成的世界产业链带来严重冲撞;不仅强烈冲击以WTO为中心的自由贸易体制，也对现有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产生激烈冲撞。本文将就当前国际经济格局的新变化及其未来发展趋势作出个人分析和判断。
国际经济格局新变化
总体来看，近年来国际经济格局的演变存在着曲折性和波动性，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政策推动中美大国博弈日益加剧，成为国际经济格局变化的最突出特点;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推动国际经济秩序变革，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经济机制中的话语权也有所增加;发达经济体整体经济实力下行，但美国作为世界体系中心国家，依然对外围国家经济发挥着重要影响。
中美博弈愈发突出。当前，国际经济格局中大国博弈趋势日益突出，尤其是特朗普政府挑起中美“贸易战”，推动中美关系出现重大转折，中美在经贸领域的竞争和博弈烈度升级，引发国际经济格局重构。中美贸易竞争背后更多的是科技水平之争、发展模式之争和经贸规则之争。
一方面，美国试图通过“经贸战”抑制中国产业升级，赢得先进科技竞争。近些年来，中国大力发展高端制造业和先进科学技术，引发美国关注和警惕。特朗普政府发起的对华“301”调查直指《中国制造2025》，征税清单也涉及《中国制造2025》中航空航天、信息通信技术、高铁装备等高科技产业。此外，美国还通过了旨在限制中国企业赴美投资的《2018年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FIRRMA）以及《2018年出口管制改革法案》（ECRA），这两项法案的生效将为中国赴美投资高科技行业以及从美进口高科技产品带来更大阻力。中国在科技创新方面的政策努力遭到美国“阻截”凸显了中美大国之间激烈的科技竞争。
另一方面，美国试图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发展模式、维护以美为核心的国际经贸体系。此轮中美经贸冲突中，美国政府主要领导人及其幕僚在多个场合攻击中国的发展模式，认为中国是现行国际经贸规则的破坏者，“国家资本主义”盛行，背离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原则，产业政策、政府补贴、优惠贷款、贸易壁垒、技术转移等对外国企业形成“歧视”，这种发展模式将对全球贸易体系构成威胁。[1]
此外，“一带一路”倡议也引起美国对中国发展模式的关注，美国认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实施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偏离了包括透明性、债务可持续性与社会和环境责任准则的一致性在内的商业标准，可能加剧一些国家的腐败问题、降低国家治理质量。[2]为此，特朗普政府推出“印太战略”，计划向印太地区的新科技、能源和基础设施项目投资1.13亿美元，并以其高质量、透明性和债务的可持续来抗衡“中国模式”，但其根本目的依然是通过重塑美国在该区域的经济和安全架构，制衡中国日益上涨的经济及地缘政治影响力。
经济秩序变革加速。随着坚持“美国优先”的特朗普政府上台，国际经济秩序变革呈现出新特点，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都试图在新一轮全球经贸规则制定中占据先机，推动国际经济秩序变革加速向前。
第一，特朗普政府“以退为进”，施压国际贸易秩序改革。虽然上任伊始，特朗普即宣布美国退出TPP，但是美国政府对国际贸易规则变革的总体诉求并未改变，只是方式和手段有所变化。一方面，特朗普政府稳步推进双边贸易谈判战略，致力于构建以美国为核心的“自由、公平且对等”的双边自贸网络。美韩FTA、北美自贸协定重谈相继完成，美国还试图同欧盟、英国、日本等主要贸易伙伴国开启新的贸易谈判。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多次威胁“退出”WTO，但又先后与欧盟、日本召开四次贸易部长会议，讨论WTO改革事宜，“以退为进”施压WTO改革。總体来看，特朗普政府试图“先破后立”，利用双边FTA谈判及WTO改革达到解决美国贸易赤字问题以及重掌新一轮国际贸易规则制定权的双重目的。
第二，欧盟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也在积极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改革。欧日等通过大型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推动区域和跨区域经济合作，为主导国际贸易规则制定权奠定基础。2018年3月，在日本主导下，亚太11个国家签署《全面且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CPTPP保留了95%的TPP条款，是最具进步意义的自贸协定，对日本争取亚太经济秩序主导权及经贸规则制定权有积极意义。[3]同年7月，日本和欧盟签署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不仅大幅削减关税，还广泛消除非关税壁垒，例如机动车产品采用统一的安全和环保标准、医疗器械采用质量管理体系国际标准，加强日欧双边标准和技术规定的相互认可。这对维护欧盟和日本的经济利益，保护双方的价值和标准，捍卫双方在国际经济规则方面的领导地位意义重大。[4]
第三，发达经济体在WTO改革问题上非常活跃。特朗普政府贸易保护政策违背WTO互惠互利原则，WTO争端解决机制也濒临瘫痪，WTO改革这一老生常谈的话题正式列入各主要发达经济体议事日程。去年以来，欧盟发布关于WTO现代化的概念文件，美欧日举行四次贸易部长会议讨论WTO改革并计划于2019年推出改革方案，加拿大则召集包括欧盟等经济体在内的12国贸易部长开会商议WTO改革，此外，欧盟和中国也同意建立WTO改革联合工作小组，G20贸易部长阿根廷会议就WTO改革达成共识。在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看来，WTO作为一个令发展中国家普遍受惠的国际贸易机构早就有改革的必要，因此，发达经济体对该问题的讨论明显更为活跃，设置议程、提出方案占据改革先机，以此重掌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权，重塑多边主义自由贸易体系。
第四，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继续在全球经济治理及国际经济秩序变革中发挥作用。一方面，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进一步推进务实经济合作。近年来，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果，厦门会晤提出的“金砖+”模式加强了金砖国家与其他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互动联系，为应对全球经济治理困境提供了新的思路，还有利于提升新兴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和代表力;约翰内斯堡峰会提出构建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的伙伴关系，对促进金砖国家经贸、科技、金融等领域合作及积极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和维护多边贸易体系有积极意义。
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积极争取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权。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积极构建以自身为核心的FTA网络，例如中国已经和包括韩国、东盟、澳大利亚在内的14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双边FTA，越南也同东盟成员国、中、日、韩、印、澳、欧盟等主要贸易伙伴国签署FTA，等等。此外，东盟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也在继续进行，RCEP涵盖全球近一半人口，成员国GDP和贸易额接近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RCEP在规则上更加适应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且更具灵活性，若达成协定，将对国际经济秩序变革带来重要影响。
多极化趋势有所放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新兴市场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不可小觑，过去10年新兴经济体贡献了全球经济增长的50%，汇丰银行预测到2030年该比率将会达到70%。[5]相比之下，发达经济体经济实力相对衰落，全球经济形成“东升西落”局面。不过，近几年来，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面临的风险逐渐增多，尤其是国际贸易和金融市场的波动对其负面效应日益凸显，加上美国经济延续强劲的复苏态势，“东升西落”局面似乎被打破，国际经济格局多极化趋势缓慢发展。
从经济表现来看，美国经济“一枝独秀”，新兴市场国家面临危机。尤其是2018年以来，美国经济稳步增长，欧盟和日本经济增速放缓，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疲弱。具体来看，在特朗普政府减税、放松监管等措施刺激下，美国的经济复苏保持强劲势头，二季度GDP增速达到4.2%，制造业整体保持活跃发展态势，9月份失业率仅为3.7%，创下1969年以来新低。相比之下，欧盟和日本经济增长有所放缓，制造业PMI均呈下滑态势，消费表现乏力，IMF也在最新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下调了欧元区、日本和英国的增长预测。[6]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则遭遇更多危机，全球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国际贸易环境严重恶化;全球金融和货币市场风险上升，包括阿根廷、土耳其、印度尼西亚等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货币贬值，且面临较大的资本外流压力;一些国家面临国内大选，政治的不确定性也对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等等。[7]
从全球价值链及国际分工来看，发达经济体依然占据全球价值链高端位置，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国家竞争力和产业竞争力仍有较大提高空间。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发达经济体在技术和资金上依然占据优势地位。世界经济论坛最新发布的《2018年全球竞争力报告》聚焦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的全球经济动态，有望推动经济体获得未来竞争力的影响因素成为重要考察指标，包括企业活力、创新能力等，而发达经济体在这类指标排名中名列前茅。[8]以美国、德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持续对高端制造业增加投入，美国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都实行“再工业化”战略，吸引海外企业回流美国本土投资，重振国内制造业。相比之下，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劳动与资源密集型产业竞争力具有比较优势，整体处于全球价值链中附加值较低位置，一些资源密集型国家的经济增长更易受到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影响，面临的不确定性更大。
美国“新政”是国际经济格局演变的重要背景
国际经济格局出现的新变化、新特点同特朗普政府密切相关，一方面，特朗普政府转变对华政策，推动中美大国博弈不断升级;另一方面，美国的经济政策直接冲击了现有的国际经济格局，在强化本国经济实力的同时，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带来风险和挑战，对现有国际经济秩序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形成冲击。
美对华战略转变导致中美博弈不斷升级，增加全球经济不确定性。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长，美国对中美关系的认知发生根本性变化，对华政策也呈现全面遏制态势，无论是经贸还是地缘政治、意识形态领域均动作频繁。在国内民粹主义情绪上涨及“建制派”精英对华疑虑加重之际，特朗普政府愈发将中美关系看作零和博弈，全方位“围堵”中国，为中美关系增加不确定性因素。
从根本上来看，中美大国博弈取决于中美力量对比变化，这也是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最直接因素。新兴大国经济规模接近或达到美国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二，通常被视为美国将打击新兴大国的临界点。[9]日本即典型案例，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飞速增长，成为挑战美国经济霸主地位的有力竞争者，日本对美国巨额贸易顺差及大规模投资同样引起美国警惕，美国通过对日本发动“贸易战”、加强外资监管限制日本投资、主导国际金融合作维护美元霸权地位等，全方位打压日本。如今，中美经济实力对比发生显著变化，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占全球的经济份额不断扩大，与美国的GDP规模差距不断缩小。美国对中国的警惕外化成具体政策行动，推动中美大国战略竞争加剧、中美关系面临转型。
当前，美国政府对中美关系认知发生颠覆性转变，逐渐形成一种新共识，美国精英阶层及战略界认为，自尼克松政府以来美国对中国实施的“接触加遏制”政策失败，加强中美经贸、外交、文化等关系并未改变中国的发展路径及外交行为，中国也并未如美国所愿融入西方国家主导的自由国际经济体系中。[10]2017年底特朗普政府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等将中国定义为“修正主义大国”和“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将中国看作挑战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的战略竞争型大国，正在一步步推动中美关系陷入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对抗形成的“修昔底德陷阱”，这将对国际经济格局带来重大冲击。
一方面，中美经贸争端愈演愈烈，加剧逆全球化趋势，拖累贸易增速，导致全球经济复苏步伐放缓。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美经贸冲突不仅关系到两国国内经济发展，更涉及参与全球价值链和国际分工的其他经济体，高关税推高企业生产和交易成本，损害消费者福利，并对全球金融市场产生冲击，拖累世界经济增长。考虑到特朗普政府单边贸易保护政策对全球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近期，IMF、WTO等国际经济机构纷纷调低世界经济贸易增速，IMF将2018年至2019年的全球增长率预测由3.9%下调为3.7%，WTO将2018年进出口增长率预期从4.4%下调为3.9%。
另一方面，中美大国博弈还将加速全球经济治理格局演变。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加速变革，美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弱化，欧日及新兴经济体地位有待进一步提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碎片化态势日趋明显，美国经济霸权的衰退弱化了其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主导权，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进一步降低了美国驾驭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能力，这同中国的积极作为形成鲜明对比。中国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方略，增加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协同解决全球发展难题，并得到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和欢迎，体现了发展中国家对提高本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投票权、话语权的共同诉求。[11]特朗普政府推动中美大国博弈升级，两国还将在全球经济治理模式上继续展开竞争。
“单边主义”深度破坏全球产业链，引发国际经济格局动荡。第一，冲击全球价值链。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关系。所谓全球产业链即不同国家或不同地区的不同公司，利用不同的工序和功能，实现产品的生产、销售和最终使用的顺序。也就是说，在全球化背景下，有些国家专业化于“生产”知识与研发，而另一些国家专业化于制造业，或者品牌营销。因此，一个产品的增加值不再是完全属于某一个国家，而是整条价值链上的参与者都可以分一杯羹。特朗普强调“美国优先”“美国第一”的单边主义政策，其“高关税”贸易保护主义“大棒”不单单指向中国，也指向了包括欧盟、加拿大等盟友在内的贸易伙伴国，试图以高压措施攫取更多利益。进入2018年，美国同包括中国、欧盟等贸易伙伴国在内的“关税战”激烈上演。特朗普政府依据USTR发布的对华知识产权“301”调查结果，先后对价值340亿美元和16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产品加征25%的关税，此外，还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中国分别对美国的加征关税举措作出相应反击措施。此外，美国同欧盟、加拿大等贸易伙伴国的关税博弈也在持续进行。3月，特朗普政府分别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征收25%和10%的关税，同时给予欧盟、加拿大等盟友临时豁免权，临时豁免权到期后，包括欧盟、加拿大在内的美贸易伙伴国纷纷出台对美贸易报复措施。欧盟、日本、印度等国还就美钢铝关税举措向WTO起诉。这一做法在相当程度上为刚刚走向复苏的世界经济带来了负面冲击，从而引发国际经济的急剧动荡。
第二，自由贸易体制受阻。特朗普政府实施的对外保护主义、对内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对美国经济带来刺激效应，使得美国经济复苏维持强劲势头，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亮点”。然而，特朗普经济政策也增加了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其“外溢”效应不容忽视。减税、加息、放松监管等政策推动美元持续走强、促进资本大幅回流美国，使新兴经济体资本外流压力加剧，具体来看，有以下不利影响。
一方面，贸易保护主义拖累国际贸易投资增长，破坏以WTO为核心的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特朗普政府实施的贸易保护政策无益于解决贸易赤字问题，根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18年前三季度美国货物和服务贸易逆差总计约4452亿美元，同比增长10.1%，还会增加美国企业进口成本，提升通胀压力。更为重要的是，保护主义将破坏现有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对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体打击将更为直接，为全球经济增长带来下行风险。
另一方面，贸易保护政策打击投资者信心，拖累全球投资增长。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最新发布的《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显示，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在2018年上半年下降41%。美國为维护其对高科技行业的主导权，通过出台《2018年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扩大了CFIUS对外资的审查权限，这将导致对美国高科技行业的投资下滑，也使得国际投资环境呈现恶化趋势。
此外，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对自由贸易体系也形成冲击。二战以来，GATT/WTO在推动成员国开放市场、促进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以及世界经济增长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WTO争端解决机制也为解决成员国贸易争端提供了有效的法律手段，对国际贸易稳定发展意义重大。特朗普政府大力实施贸易保护政策，违背了WTO的最惠国原则、限制关税税率原则等，还掣肘WTO争端解决机制正常运行，使WTO面临的治理困境进一步加剧。
第三，新兴经济体增长放缓。特朗普减税加息等国内经济政策的“外溢效应”逐步显现，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受到直接冲击。特朗普经济政策有力地促进了美国国内经济增长，然而却扰动全球金融和资本市场，为世界经济复苏带来诸多不确定性。随着美联储稳步推进加息缩表，今年以来美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持续走高，全球流动性紧缩导致新兴市场货币贬值压力加大、遭遇抛售危机，阿根廷、印度尼西亚等新兴经济体货币发生大幅贬值。新兴经济体资本市场遭遇重大打击，面临的资本外流压力也不断加剧。根据彭博数据统计，今年以来，投资者从印度、印尼、菲律宾、韩国、泰国、台湾等地区或国家的股票市场撤出资金已经达到190亿美元，创下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快资金外逃速度。美国的税改也有助于增加制造业回流美国的吸引力，可能促使资本进一步“逃离”新兴市场。美国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还将延续下去，2019年美联储有望继续加息三次，这对经常账户赤字和财政赤字“双高”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仍将是重大考验。
美国“退群”给传统格局带来的“撕裂”和“颠簸”显而易见。特朗普上台以后，只管“美国第一”，不管世界现有秩序，先后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覆盖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第一份全球减排协定——《巴黎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移民问题全球契约》、《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等。美国的这种极端做法不仅在国际关系历史上罕見，也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有专家认为，美国政府针对加拿大、墨西哥、欧盟、中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挑起了贸易争端，并屡屡以关税措施为“大棒”进行威胁，这种在贸易问题上的好战姿态，不仅伤及双边层面的正常经贸关系，也已成为全球经济的一大隐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于2018年6月警告说，笼罩世界经济的乌云正越来越多，其中最大、最重的乌云是那些挑战常规贸易开展方式、多边机构运行方式的做法。在同一场合，德国总理默克尔则说得更直白，称美国政府的关税措施让“多边主义处在一个复杂而困难的阶段”。应该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立的一系列国际机制尽管有自身的问题，但现有的这些国际经济秩序作为国际公共产品，使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都在其中得到了各种益处。目前美国政策的变化给这些传统机制带来了全新挑战，这可能会给国际经济与安全秩序增添不稳定因素。事实上，我们必须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已经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单独处理全球问题，单独引领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在多样化的世界，重视国际合作的多边主义是必然选择。
单边主义思维也扩大了美国同传统友好国家之间的裂隙。在美国退出《伊核协议》的问题上，美国的盟国法、德、英三国领导人均作出了不少努力，希望美国改弦更张，说服美国能继续留在伊核全面协议框架之内，但美国最后还是执意选择了退出。回顾此前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国际组织和协议，如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气候变化协定》，总会有其盟国出面劝阻，但从未起过实际作用，着实伤透盟国的心。不仅如此，特朗普重拾贸易保护主义，挑起美中之间的贸易战，也令刚刚进入经济复苏周期的欧盟、日本等盟国产生恐慌;特朗普提高钢铝进口关税，虽意在中国，却令盟国受害不浅。过去200多年来，美国的外交政策始终在多边主义和孤立主义之间摇摆，但目前美国排斥国际合作的情况却有其独特之处，这是美国在成为全球超级大国之后，首次全心全意地排斥多边主义，在当前世界格局大变化、大转型及不确定性剧增的背景下，美国不是强化与各经济体之间的相互合作，而是选择与包括盟国在内的国家“分手”，作为全球大国完全不顾国际责任和担当，囿于狭隘的“美国优先”，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会让美国失信于国际社会，也将使盟国渐行渐远，甚至分道扬镳。
国际经济格局前景展望
经济全球化趋势难以改变。第一，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从16世纪中叶开始，全球化经历了三波高潮，欧洲航海技术的发明和应用推动第一波全球化浪潮形成，两次工业革命推动了第二波全球化浪潮，上世纪80年代信息技术革命迅猛发展推动了第三波全球化浪潮，在科技进步和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国际贸易不断扩张，金融市场一体化，技术不断扩散，国际移民持续增多，全球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高，形成各经济体和行为体相互融合、世界经济和全球化相互促进之势。从全球化的推动因素来看，科学技术持续进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以及各行为体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这些都决定了市场开放发展的格局难以改变、经济全球化继续深化的态势难以逆转。[12]
第二，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传统全球化遭遇危机。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全球化进入调整阶段，逆全球化浪潮日益高涨。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带来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国际分工失衡、收入分配失衡等问题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达经济体内部均产生了“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马太效应。发达国家底层民众引领了新一轮逆全球化浪潮，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成为突出表现。作为全球化的主导国，美国在美元体系的加持下坐收“铸币税”，金融业成为主导产业，产业“空心化”现象日益严重，由此带来的不仅是国内制造业岗位流失、贫富分化加剧，更是对外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引领全球化发展能力的大幅下降。尽管传统全球化令不少国家和民众受益，但是其弊端日益显露，旧有的全球化模式亟待调整，以构建更加包容、均衡、普惠和可持续的新型全球化。
第三，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助力新型全球化的形成。全球化发展历程一波三折，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受益于全球化形成的全球和区域价值链，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增长带动了各国经济发展、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面对全球化的弊端和阻力，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需要积极引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调整和发展。为此，中国领导人在国际多边场合阐释对全球化和多边主义的理解，向国际社会贡献中国智慧，成为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辩护者和捍卫者。一方面，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为区域经济合作提供新模式。自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中国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充分发挥各自禀赋优势，发掘经济合作潜力，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实现沿线各国互利共赢、携手发展，促进区域和全球经济合作深入发展。
另一方面，中国不断加强与他国的协调与联动，为全球经济治理贡献新动力。中国积极利用G20平台，就全球经济和金融治理议题阐释中国理念，2016年G20杭州峰会上中国提出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2017年G20汉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围绕世界经济形势、贸易、金融、数字经济等议题提出中国方案;中国致力于加强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互利合作，充分利用金砖机制，探索同新兴市场国家共同发展之路，2017年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上，中国提出“金砖+”合作模式，推动发展中国家更广泛参与全球治理;此外，中国还利用上海合作组织、中非合作论坛、中国-中东欧“16+1合作”等机制深化国际经贸合作，对促进经济互联互通、深化全球治理发挥了建设性作用。
发达国家或将继续成为未来国际经济格局的主导者。长期以来，在以权力和实力为基础的国际舞台上，国际经济机构的主导权由发达国家成员掌握，美欧等主要发达经济体长期把持GATT/WTO议题设定和谈判进程等环节，并将自身意志强加于实力弱小的发展中经济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随着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变革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呼声日益高涨，发达经济体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受到冲击。新兴经济体通过G20等全球经济治理平台不断发挥影响力，但总体来看其制度性话语权并未得到根本提升，有限的影响力无法助力其主导现有国际经济秩序变革，同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分歧反而可能成为阻碍改革的因素，WTO框架下多哈回合谈判僵局也因此而出现。[13]
在国际经贸规则和秩序重构过程中，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在高标准的大型自贸协定谈判中不断取得突破，大型区域自贸协定涉及国际经贸规则竞争，新兴经济体同发达经济体在规则竞争上尚有差距。从谈判标准来看，发达经济体大力推动“高水平、高标准、面向21世纪”的自贸协定，尤其是美加墨达成的USMCA，繼承TPP的衣钵，在文本内容、价值导向、实施标准上均与后者高度契合，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指出，USMCA以强调公平贸易、保护数字贸易条款和知识产权、对国有企业和规律操纵等不公平做法严加限制为三根支柱，体现了美国以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引领国际贸易规则发展方向的雄心，USMCA有望成为美国同其他国家进行FTA谈判甚至推动WTO改革的范本。相比而言，新兴经济体选择采取法律化水平较低、灵活性更高的制度路径构建适合自身经济发展水平的贸易规则体系，由东盟主导的RCEP谈判即为突出代表。从谈判进程来看，RCEP谈判进展相对缓慢，尚未结束实质性谈判。现已完成18个章节中的经济合作、中小企业、海关流程与贸易便利化以及政府采购这4个章节，谈判进度仍有待进一步加快。
此外，发达经济体积极推动WTO改革以占据先机。发达经济体已通过多次会议，达成了维护争端解决机制、重振WTO谈判职能、加强对成员贸易政策的监督等WTO改革共识。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对WTO也存在不满，比如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的投资和知识产权协议等使发展中国家承受了较大代价，且发展中国家并未在其关心的农产品议题上获得更多优势。在解决发展中成员国诉求的多哈回合谈判停滞不前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难以主动推动新贸易规则谈判。因此，从目前来看，此轮WTO改革依然是由美欧日等发达国家主导，如何使发展中国家发挥自身影响力，既能推动改革循序向前，又能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对遵循“协商一致”精神的WTO来说，任重道远。
总体来看，各主要经济体积极参与国际经济规则和秩序重构，但是发达经济体依然有望占据规则重塑的主导地位，新兴经济体是现行体系的受益者，目前只是在体系内进行渐进性变革，相比之下，发达经济体更有动力、意愿和能力进行颠覆性变革，重构以美欧日发达经济体为核心的国际经济格局，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则可能面临“二次入世”的风险。
中国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方位和未来发展态势。第一，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者、全球经济治理的引领者和国际经贸秩序改革的倡导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1979～2017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18.4%，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14]，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开放的市场不仅为本国经济发展及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创造了条件，还为其他经济体带来发展机遇，中国同包括美国、欧盟在内的发达经济体经贸往来日益密切，同其他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合作不断深化，中国的贸易伙伴国和全球跨国公司等行为体也受益于中国广阔的市场。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力不断增强，对全球经济治理贡献出中国智慧和方案。一方面，中国积极推动现存的以IMF和世界银行为基础的全球金融体系以及以WTO为核心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变革，例如推动IMF投票权改革和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等;另一方面，中国还在现有全球治理机制框架基础之上提出中国方案，例如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成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长期以来，中国以规则接受者身份参与到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之中，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亟待变革之际，中国还需继续推动国际经贸规则的改革和完善，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规则制定者。
第二，随着国际经济格局多极化态势曲折发展，中国在国际经济新变局中面临的外部环境风险不容忽视。一方面，中美大国博弈不确定性增加。美国政府对中国经济崛起的担忧和关切日益增加，对华挑起“贸易战”是美国打压中国的手段之一，美国还在投资、科技、WTO改革等问题上对中国施压，最新的《美墨加协定》包含“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排他性条款，孤立中国的意图昭然若揭。中美贸易冲突可通过双边谈判得到缓解，但是长期而言，如何应对来自美国的其他打压，还需认真研判。另一方面，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对中国经济的挑战犹存。全球化时代，世界经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中国在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同时还需谨慎应对外部风险和挑战。特朗普政府的加息、缩表和减税政策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已经产生了负面外溢效应，中国在开放金融市场之时，如何面对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保持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也是一个考验。
第三，中国需找准定位，以我为主，保持战略定力，应对国际经济格局新变化。国际经济格局演变同位于世界体系中央的美国关系密切，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拥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优越的政治体制、极具吸引力的文化软实力，最重要的是拥有美元本位体系，这使其不仅能坐收“铸币税”，还可以自主决定本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并对边缘地区经济体产生外溢影响。尽管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济实力相对衰落，但不可否认的是美元霸权依然存在且长期支持着美国在世界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正在削弱美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领导地位，在为美国经济增长创造机遇的同时为世界经济增长带来诸多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中美关系也面临转折。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经济增长潜力最大的国家，其经济有特有的韧性和可持续性，保持战略定力、做好自己的事情是应对外部经贸环境巨变的重中之重。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作为全球贸易大国，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之际，坚持自己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定位不动摇;作为现行国际经贸体系的受益国，继续维护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坚持多边主义原则不动摇，继续为全球经济治理贡献中国方案。当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还应与时俱进，顺着世界经济发展趋势，进一步加大国内改革力度和加快对外开放步伐。例如，在政府采购、电子商务等非关税领域同国际接轨，加大金融、服务业开放，引入竞争机制，这对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争取新一轮国际贸易规则重构的主动权有积极意义。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玉环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释
[1]"Remarks by Vice President Pence on the Administration's Policy Toward China"， October 4， 2018，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vice-president-pence-administrations-policy-toward-china/.
[2]Daniel Kliman and Abigail Grace， "Power Play： Addressing China's Belt and Road Strategy"，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September 2018， https：//s3.amazonaws.com/files.cnas.org/documents/CNASReport-Power-Play-Addressing-Chinas-Belt-and-Road-Strategy.pdf？mtime=20180920093003.
[3]孫忆：《TPP转型与亚太经济体的应对》，《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第8期，第56～63页。
[4]沈铭辉：《浅析日本—欧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及其影响》，《当代世界》，2018年第9期，第13～17页。
[5]HSBC， "The world in 2030"， September 25， 2018， https：//www.hsbc.com/news-and-insight/insight-archive/2018/the-world-in-2030.
[6]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October 2018，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18/09/24/world-economic-outlook-october-2018.
[7]姜跃春、张玉环：《世界经济不确定因素增加》，《瞭望》，2018年第30期，第50～51页。
[8]World Economic Forum，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8"， October 2018， http：//www3.weforum.org/docs/GCR2018/05FullReport/TheGlobalCompetitivenessReport2018.pdf.
[9]徐坚：《美国对华政策调整与中美关系的三大风险》，《国际问题研究》，2018年第4期，第1～18页。
[10]Kurt M. Campbell and Ely Ratner， "The China Reckoning： How Beijing Defied American Expectations" ，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18， pp. 60-70.
[11]曾铮：《格局演变、模式嬗变、战略适变——“后美国时代”全球经济治理与中国方略》，《区域与全球发展》，2018年第3期，第100～108页。
[12]权衡：《经济全球化发展：实践困境与理论反思》，《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第155～164页。
[13]盛斌、高疆：《中国与全球经济治理：从规则接受者到规则参与者》，《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第18～27页。
[14]国家统计局：《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国际影响力明显增强——改革开放40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九》，2018年9月17日，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809/t20180917_1623310.html。
责 编/马冰莹
作者：姜跃春
摘要：消费是人类生存、延续、发展的前提条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国消费需求将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消费需求将成为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主引擎，消费需求日益多样化，新的消费热点层出不穷，消费业态不断更新，消费结构和品质加速升级。无论是宏观管理层还是企业经营决策者都要认识到这种变化，把握这种变化趋势，从而拿出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
关键词：消费需求;主引擎;消费热点;业态;应对措施
文献标识码：A
消费是人类生存的前提条件，是人类的本能，是人类正当、合理的需求。消费需求具有如下特征：一是多样性。最基本的分类方法是将消费需求分为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恩格斯将人们的消费需求分为生存需求、发展需求和享受需求，由于消费者的个性差异导致消费需求千差万别;二是发展性。消费观念、消费内容、消费方式都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变化的;三是重复性。消费者的消费欲望以及由此而引发的购买行为不是只有一次，而是重复进行，不断循环;四是伸缩性。即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随着收入、价格等因素以及其它外部环境和条件的变化而改变;五是可诱导性。恰到好处的宣传和刺激能激发消费者的消费欲望和购买行为。
一、消费需求发展变化趋势分析
1.消费需求将成为我国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主引擎
拉动经济增长靠“三驾马车”，出口、投资、消费。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年均GDP增长率接近10%，创造了世界经济奇迹。但是这种高速增长是建立的高外向度和高投资的基础上，即出口需求和投资需求旺盛，而消费需求长期低迷。官方数据表明，目前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支出总额与GDP之比)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大多超过70%，美国为80%，是我国的两倍)，也低于印度、巴西等中等收入国家(发展中国家大多在50%以上，印度达到70%)。近十多年以来，我国居民消费率在世界各经济体排名中一直靠后，这与我国世界经济大国地位是极不相称的。事实上，由于消费需求低迷而投资需求旺盛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如产能过剩、经济增长乏力等已日益显露出来。主流经济学和多个国家经济发展实践表明，投资需求旺盛对于一个经济处于起飞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也许是一种普遍现象，因为这是一个国家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向实现工业化，完成工业化过程的客观需要，在一定时期内保持较高的投资率是必要的，不通过前期的高积累、高投入，工业化是无法实现的。当一个国家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以后，消费需求将成为一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消费率应逐步提高。以日本为例，当日本从工业化中期进入工业化后期，其消费率从60%逐步提高到80%，而投资率则由40%降到20%。我国目前正处在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的过渡阶段，消费需求应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逐步推进“消费主导型”经济转型与改革，推进我国经济从生产大国、出口大国、投资大国向消费大国的转型，这是经济新常态的题中应有之意，已成为越来越多的理论和实践工作者的共识，各级决策层扩大消费的相关文件也相继出台，消费将成为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主引擎。
2.差异化和多样化需求日益明显
由于受年龄、性别、个性、职业、受教育程度以及文化和地域等因素的影响，消费者表现出的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可能千差万别。但是当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处于落后状态时，消费者除了满足基本生存需求外，几乎没有可自由支配的收入，人们的消费欲望受到压抑，需求结构基本雷同。随着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消费者可自由支配的收入增多，除了满足基本生存需求之外，用于享受需求和发展需求的支出增多，个性得到释放，消费结构呈现出多样化，差异化需求日渐明显。
3.消费热点将不断涌现
我国20世纪80年代，消费者追求单车、手表、缝纫机，被称为旧“三大件”，90年代流行新“三大件”，彩电、冰箱、洗衣机，进入本世纪以来，尤其是近几年以来，出现了一些新的消费热点。一是住房消费以及由此带来的家装消费，随着城镇化推进，将助推这一需求。以长沙市为例，2013年长沙市城镇化率为70.6%，城市人口为510万人，预计“十三五”期末，长沙市城镇化率提高到80%，城市人口将达到680万人，2012年长沙市人均居住面积为32.2平方米，如果“十三五”期间人均住房面积提高到40平方米，新增的170万人口将带动近7千万平方米的住房消费，由此带动的家装消费将不计其数。二是汽车消费，2014年底，我国全国汽车保有量1.37亿辆，由汽车消费带来的考驾照、买汽车、烧汽油、汽车保养以及出行引发的公共交通消费，将成为人们重要的消费支出。2014年，长沙机动车拥有180.3万台，驾驶人拥有203.5万人。三是信息消费，包括买电脑和通讯工具、网络安装以及通话费、上网费等使用费支出，到目前为止，我国消费者手机拥有量达到近6～7亿部，我国手机用户、网民均居世界第一。截止到2014年第三季度末，我国信息消费达1.9万亿，同比增长18%，这个数量还在快速增长。四是教育文体消费，包括学历教育、各类短期培训、体育健身、文化娱乐等将持续增加。五是旅游休闲消费，随着收入提高、假期增多以及消费观念的改变，人们旅游休闲消费将成为一种时尚，成井喷式增长。据报道，2013年，中国居民人均出游达2.5次，中国旅游消费近3万亿，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例超过12%，旅游业对住宿业的贡献率超过90%，高铁网的完善和带薪休假政策进一步落实，旅游带动住宿的效果将进一步增强。中国是出境游人数最多和境外消费量最大的国家，年均境外消费量达1020亿美元，年均出境游达1亿人次。六是养老家政消费，随着人口老龄化到来，家政服务、养老院消费将持续增加。七是美容健康消费，包括化妆品消费、美容、整容消费以及保健和医疗消费将成为持续增长的消费热点。
4.消费业态将不断更新
消费业态，是指消费者获得商品和服务的具体形式。传统的消费业态主要是在实体店铺、买卖双方运用现金面对面进行商品交易。随着卖方市场的到来以及信息技术的进步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消费业态将呈现一系列的变化。消费者到实体店买卖双方直接面对面交易将转向更多地借助于互联网平台交易，由此引发的由现金交易改为利用网络平台支付，“体验式”消费将越来越取代传统的“提袋式”消费方式，自行设计、自己采摘、自动售货等“自助式”消费将成为消费新常态。休闲和观光农业中的自己采摘，旅游中的自驾游，购物中自行设计商品式样等，对传统的批量生产再到批量销售的营销程序是一场深刻的革命。2014年我国网购率同比增长达49.7%，仅2014年“双十一”淘宝营业额超过了517亿，其中无线手机用户交易达243亿。
5.消费结构和消费品质将不断升级
恩格斯曾将人的消费需求分为三大类：生存、发展和享受;德国著名统计学家恩格尔将居民的消费支出分为三大类：一类是食品支出，二类是服装、房屋和燃料支出，三类是教育、卫生、休闲娱乐支出，他通过大量调查研究表明，随着消费者收入水平提高，第一类支出在消费支出中的比重呈下降之势，第二类支出比重基本保持不变，而第三类支出比重将不断上升。美国著名行为科学家马斯洛将人的需求由低到高分为五个层次：生存、安全、交往、尊重、自我价值实现。以上三位大师都认同人的需求是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所以，旅游、休闲、文化、娱乐等满足精神方面需求的产品和产业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大量数据资料表明，我国消费者的消费结构正在发生改变，消费品质正在不断提高。一是以恩格尔系数为主要内容的生存资料需求占比下降，精神需求占比上升;二是由追求数量的满足转向追求质量的提高。
二、应对措施
1.宏观应对措施
(1)各决策层要重视消费。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是最为持久的动力。首先，扩大消费需求是经济增长的最终目标。投资、生产、出口等其它任何经济行为，最终都是为消费服务的。我党的文件曾多次明确阐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其次，扩大消费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消费不仅是经济活动的终点，也是经济活动的起点和前提，消费不等于“消耗”，更不等于“浪费”，消费是构成新一轮经济循环的初始条件。马克思对消费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深刻的分析，他认为，社会再生产四个环节中的其它三个环节都是为消费服务的。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反作用于甚至决定生产，没有消费，生产就没有目的与动力，消费使生产得以完成，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需要，消费扩大了才能扩大生产。马克思说，“一件衣服，由于穿的行为，才现实地成为衣服;一间房屋无人居住，事实上就不能成其为现实的房屋”。大量事实证明，长期投资率偏高和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已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效应，如高能耗、高污染、重复投资、产能过剩等，从长远考虑，出口和投资增长的潜力已十分有限。我国是发展中国家，要“赶超”，要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扩大消费需求既是现实需要，也是必然选择。
(2)进行深层次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让消费者能消费、敢消费。树立“民富优先”的治国理念，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让中低收入的消费者富起来，让更多的人有能力消费。实施税费改革，降低某些商品的消费税，尤其是生活必须品，加大营改增的步伐，这些措施都可以降低消费者负担。大力发展社会保障，降低预防性储蓄动机，增加即期消费。
(3)制定消费专项规划且纳入考评。各决策层要像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各项其它专项规划一样制定扩大消费规划。各级各部门正在着手制定“十三五”规划，制定消费规划应提到议事日程。除此之外，将消费率以及与此相关的就业率、居民收入增幅等与民生有关的指标作为考评各级领导干部的重要指标，从而达到提振消费的目的。
(4)为扩大消费创造良好的环境。一是加大消费基础设施建设，如集贸市场建设、农村市场道路交通建设以及信息网络平台建设;二是整治市场环境，如打击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2.企业应对措施
(1)提供个性化商品。面对消费者已经不再是“一批批”的，而是“—个个的”的新的市场形势，批量生产从而批量销售局面已被个性化的定制营销所取代。一个人就是一个市场，要求企业提供多品种、多规格、多型号、多种款式以及不同价位的商品，以满足各种各样丰富多彩、千差万别的需求。除此之外，产品还要不断地创新，总是以新面孔满足消费者“喜新厌旧”的需求。
(2)提升产品品质。消费者由过去追求数量转向更加注重质量，讲究品牌。商家要做到：一是注重产品的外观造型，设计要尽量艺术化，操作时安全、方便、实用、舒适，观赏时喻悦心情。二是提供绿色产品，吃的方面，提供营养、保健、益智、长寿的食品;穿的方面，针对消费者越来越注重质地和面料，多提供棉麻丝毛等天然面料;住的方面，提供宜居的居住环境;用品如交通工具，更加讲究安全与节能，要求环保型新能源成为产品创新的方向。三是精心塑造品牌，满足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追求知名品牌的心里。四是提供优质报务。
(3)让消费者参与。“消费者”主导市场以及消费业态的变化，由卖家先生产再销售的营销程序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越来越多的实体店将转型，由卖场变为顾客体验场所。顾客到“体验店”与营销者一道参与产品设计，包括设计产品式样、一起商定产品价格以及其它交易条件，然后按顾客要求生产、送货以及实行相应的跟踪服务。
(4)加大服务营销力度。服务竞争逐渐取代商品竞争和价格竞争，成为竞争的主要内容，这一方面是因为服务作为商品的附加利益，可增加产品整体价值，使产品身价倍增，另一方面，通过优质服务，让顾客获得心理和物质双重满足，增进与顾客感情，从而树立企业良好形象。企业决策层和营销人员要树立“营销就是服务”的理念，要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质量，打造服务品牌。
责任编辑：谭桔华
作者：丁丽琼
我国NGO的变化与发展趋势 --邓国胜博士在清华大学的讲演(节选)
本讲演分析了1995年以来中国NGO(非政府公共部门)出现的新变化。指出这一变化具体表现在：中国NGO的自主性有所增强，NGO的社会影响力也有所增加。随后，依据中国NGO变化的原因，提出了中国自上而下NGO发展的供需理论和自上而下NGO变革的推拉理论。最后，预测了我国未来NGO发展的趋势。讲演指出，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期，中国自上而下的NGO将会有选择性地发展，如行业协会、公益性组织等，自上而下的NGO仍将占据主流模式。
1949年以后，中国NGO(非政府公共部门，下同-编者注)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1949年到1966年的初始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出于政治吸纳的需要，建立了青联、妇联、工商联、科协等大型的人民团体和大量学术性、文艺类社会团体。第二阶段是从1966年到1978年的停滞期。这一阶段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已成立的社团几乎停止了活动，也没有成立新的社团;第三阶段是从1978年到1995年的恢复发展时期。这一阶段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求，社会团体大量涌现，特别是行业协会、基金会发展非常迅速;第四阶段从1995年至今。与前几个阶段相比，这一阶段中国NGO有了一些实质性的变化，NGO在社会经济乃至政治发展中扮演了新的角色。
NGO的自主性有所增强
1、1995年之后自下而上的NGO大量涌现
1995年之后，中国自下而上的NGO开始渐趋活跃，数量也日益增多。早期这类自下而上的NGO主要集中在北京、云南等地，活动领域集中在妇女、环保、扶贫等领域。而近年来，这类组织开始扩散到上海、天津、重庆等直辖市和河北、陕西、四川等许多省份的城市，甚至部分农村地区，活动领域也由传统的妇女、环保、扶贫等领域扩展到流动人口、艾滋病、法律援助、残障儿童、孤儿与罪犯子女的教养、民间智库等。中国NGO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一批自下而上的自主性NGO的兴起。那么，这种自下而上NGO的兴起的原因在哪里?
从需求的角度看，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以后，中国开始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财政不堪重负，无力解决众多的社会问题，需要借助民间的力量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
从供给的角度看，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后，民间拥有的资源越来越多，民间自由活动的空间也越来越大;1995年之后，除联合国体系增大对自下而上NGO的资助力度外，发达国家的海外开发援助机构(ODA)和国际金融组织也开始关注中国自下而上NGO在援助项目中的作用，并为NGO提供了资金方面的支持;而中国高等教育的普及则为自下而上的NGO提供了人才资源。
然而，虽然从相对数来看，近年来中国自下而上的NGO发展很快，但是从绝对量来看，自下而上NGO的数量和规模还非常有限。根据《中国发展简报》和清华大学NGO研究所等有关资料的估算，目前中国稍微有点知名度的民间自发公益类NGO仅有300家左右，其中主要集中在环保、热线、扶贫和残障儿童教养领域。显然，这与双重管理体制的限制有很大关系。 另外一个限制来源于缺乏信息沟通的渠道。很多自下而上的NGO不清楚可以从哪里获得资源、如何获得。其结果是少数知名的NGO拥有的资源过多，而一些真正需要资助的自下而上NGO又因为信息渠道不畅通而无法获取资源。
2、自上而下的NGO自主性有所增强
1995年之后，中国自上而下的NGO也发生了一些变革。其中，变革幅度相对较大的是那些原本为了争取境外资助或便于与境外开展合作而由政府建立的NGO。这些组织的领导人最初大多是政府的官员，领导人的职务也是经由政府任命的。成立伊始，这些机构往往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对外是NGO的身份，对内则是政府机构的身份。然而，在与境外组织合作的过程中，组织的领导人获得了很多对外交流与培训的机会，接触到许多国外的资助机构，并看到一些自下而上NGO成功运作的范例，特别是组织在运作过程中逐渐产生了自己独立的利益。因此，当“小政府、大社会”政策逐渐明晰化和政府机构不断裁员以后，这些领导人便开始对组织进行变革。由于这些机构在成立之时为了合作需要，大多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有独立的法人资格，而且组织的资金来源不是政府拨款，因此很容易赢得组织独立的人事任免权、财权和决策权。再加上这些组织的领导人在国内外已经有了一定知名度，并且政府要依靠他们为地方争取到更多的资金援助，因此组织的NGO身份逐步由虚变实，而官方的身份便逐步由实到虚。
基金会是所有政府办NGO中最具有独立基础和独立需求的组织。中国的基金会与发达国家的基金会并不完全相同，通常它们都是由政府自上而下建立的筹款机构，其资金来源较为广泛，既有政府间接的政策扶持，也有直接来源于公众、企业和境外的资金支持。同时，它们也利用募集的资金直接运作项目。由于资金方面的优势，基金会在财政方面对政府的依赖较小，因此在组织的项目活动和日常事务的决策方面有较大的自主性。然而，同样由于资金方面的原因，基金会的业务主管部门对基金会的控制相对也更严格一些。大多数基金会并没有人事自主权，组织的理事长、秘书长通常由业务主管部门委派，而组织的重大活动一般也需征得业务主管部门的同意。1995年之后，中国的基金会也有一定程度的变革，一些运作较好、资金较为充裕的基金会开始通过媒体的报道和扩大组织在国内外的知名度来谋求组织更大的自主性。
行业协会是近来变革呼声较高的一类NGO。例如，2002年初，上海市提出了“要把推进政会分开作为发展、改革行业协会的重要切入点”、“政府有关职能部门要在机构、人事等方面与行业协会分开，行业协会办事机构不得与政府有关部门的工作机构合署。行业协会的领导经选举产生，一般由企业经营者担任。政府工作人员不得担任行业协会的领导职务”。而其他一些省市自治区也在积极探索行业协会的变革。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实行政会分开，促进行业协会的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发展。
1995年之后，还有一类特殊的“NGO”也在开始探讨组织的民间性、自主性问题，这就是中国独特的人民团体。人民团体是指那些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群众团体，如工会、妇联、共青团、科协等。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人民团体不必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有意思的是，1995年为了参加世界妇女大会，妇联主动提出要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而科协系统也在开始讨论如何减少对政府的依赖性、加强与会员的联系和为会员服务等问题。
可见，1995年之后，中国自上而下的NGO也在酝酿变革。那么这类NGO变革的原因与动力是什么呢?首先，变革的推力来自于政府自上而下的改革。长期以来，政府办NGO的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相当一部分政府办NGO形同虚设，没有发挥任何实际的功效。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同时也为了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提出了“政社分开”、“1985年以后新建的各类社会组织均实行„经费自筹、人员自聘、活动自定‟”的方针。虽然这一政策并没有得到有效执行，但改革的方向已经较为明确，在此推动下，一些政府办NGO开始探寻新的发展模式;其次，实行市场经济和加入WTO也是政府办NGO变革的又一推力。特别是入世以后与国际接轨的需要也推动了政府办NGO自主性的增强。
而变革的拉力首先来自于政府职能的部分转移，组织职能变迁的结果是国家让渡了部分公共空间，这是政府办NGO得以自主行动的基础;其次，实行市场经济以后，NGO从社会、市场获取资源的可能性大幅度增加，这也吸引了部分有能力募集资金或通过服务收费的政府办NGO的变革;最后，境外NGO先进的管理模式与丰富的资源也是吸引政府办NGO变革的拉力之一。
然而，在政府办NGO变革的过程中，政府既希望通过改革减轻财政负担，通过分权激活NGO的活力;又希望这一改革不会导致失序的局面，不会影响到社会、政治的稳定。而一些业务主管部门出于利益方面的原因也不愿意放弃对NGO的控制权。因此在改革的过程中，政策的推行非常缓慢，NGO变革的推力不大。另一方面，当前，中国还没有形成良好的捐赠环境和志愿文化，再加上NGO的整体公信度不高，因此在政府削减财政支持后，NGO并不容易从国内企业和公众那里筹集资金、招聘志愿人员。再加上中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尚没有完成，所以，政府办NGO改革的拉力也不大。
NGO的能力和社会影响日益扩大
1、NGO实力不断增强
1995年之后，中国NGO的整体实力有了明显提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由单级到多元。1995年之前，中国NGO中运作得较为成功、有些实力与影响的组织可谓凤毛麟角。比较而言，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和“自然之友”算得上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NGO中的佼佼者。然而，1995年之后，中国NGO出现了群雄并起的局面。在自上而下的NGO中，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中华慈善总会、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等组织迅速崛起，一些组织的年筹款额度已经由1995年前的不到一千万迅速增长到五千万以上;而自下而上的NGO中，“地球村”、“北大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陕西省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农家女百事通”等一大批民间组织活跃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这种局面的形成与媒体的宣传和国内外成功NGO的示范作用是分不开的。
第二，由单独发展到策略联盟。1995年之前，中国NGO之间的联系与合作相对较少，而1995年之后NGO之间的沟通与合作迅速增多。当前，NGO之间沟通的形式主要有：会议的形式。例如“地球村”每年举办一些会议邀请全国各地的环保NGO参加;妇女类NGO每年举办一次全国性的性别与发展年会;另外学术研究机构也举办一些有关NGO的会议邀请各类NGO参加。沙龙的形式。例如，“绿色家园志愿者”每月举办一次环保方面的沙龙;社会性别与发展协作者小组每月举办一次性别与发展沙龙;一些在NGO工作的年轻人发起的NGO沙龙等。网络的形式。例如，“绿网”通过网络的形式将全国各地的环保志愿者有机联系起来;基金会与非营利机构网络和清华大学的公益信息网为NGO提供了一个沟通与信息交流的平台等。
NGO之间合作的形式主要有：一是同行之间的合作。例如，“自然之友”与天津“绿色之友”合作开展美境行动项目。二是跨领域NGO之间的合作。例如，中华慈善总会与中国民促会等几家单位联合召开国际会议。三是自上而下NGO与自下而上NGO开展合作。例如，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与“自然之友”合作的绿色学校项目等。
第三，由组织的无序和活动的琐碎到组织能力的全面提升。1995年之后中国少数发展起来的NGO，其组织能力的提高大致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95年前的盲目无序、活动琐碎到加强项目管理。第二阶段大约从2000年开始，NGO由注重项目管理到注重组织的能力建设。近年来，中国针对NGO管理人员的专业知识培训日益增多。既有长期的学位教育，也有短期的培训;既有大学举办的培训，也有一些中介机构举办的培训。这些新的动向意味着中国NGO能力的提升和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中国NGO组织能力的提升与境外机构的推动有关，近年来一些INGO(国际非政府公共部门)和世界银行都非常关注中国NGO的能力建设，并给予了大力资助。而中国NGO之间的竞争，中国NGO与某些境外NGO之间的竞争也迫使一些NGO不得不尽快提升组织的核心竞争能力。
第四，NGO的领导人由年老化到年轻化。1995年之前，中国自下而上的NGO中，领导人年龄普遍偏大，有的甚至在70岁左右，而30岁以下的领导人几乎没有。然而，近年来，中国涌现了一批非常年轻的NGO领导人，他们大多大学毕业不久，年龄普遍在3O岁以下，对NGO事业充满热清，富有创新与活力。这些新生代领导人有的以往在学生社团工作过，并或多或少参与过一些知名NGO的活动。掌握较多的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有的甚至有社会工作专业的背景。
中国NGO新生代的崛起与近年来中国学生社团的活跃是分不开的。这些学生社团不仅在校内开展活动，也参加一些知名NGO开展的活动。例如，自然之友的16家团体会员中就有14家是学生环保组织。这些学生通过参加NGO的活动得到了锻炼、受到了熏陶，这为他们日后在NGO从事管理工作奠定了基础。而中国这几年就业形势的严峻也是一些年轻人选择NGO事业的原因之一。
2、NGO的社会影响日益扩大
1995年以前，中国人对NGO的概念是非常陌生的，甚至有人认为NGO就是妇女组织。可以说，那时NGO在社会上的影响极其有限，甚至学术界也鲜有人去研究它。然而，1995年之后这一局面有了很大的改观。
首先，NGO频频举办各类国际、国内会议，从宏观上营造NGO发展的新环境。1999年7月清华大学首次举办“非营利部门与中国发展”国际会议后，中国每年举办的有关NGO的大型国际会议不下两次，而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NGO举办的中小型国际会议或国内会议则不胜枚举。
第二，通过各种渠道影响政府政策。近年来，NGO对政府政策的影响有所增强。一些自上而下的NGO往往依靠其与业务主管部门的关系，直接向有关政府部门提出建议，而一些自下而上的NGO则往往通过媒体影响政府的政策。例如，1998年重庆市绿色志愿者联合会通过中央电视台对川西森林砍伐的报道，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重视，最终使四川省紧急做出了全面禁伐天然林的决定。另外，自下而上NGO影响政府决策的另一个途径是依靠组织领导人个人的身份和地位在每年的“两会”期间提出议案，或以民主党派的身份提出政策建议。一些政府部门现在也开始委托NGO讨论相关的法律法规。
第三，通过媒体扩大NGO的社会影响。在1995年之前，中国媒体对NGO，特别是自下而上的NGO报道较少，而1995年之后，媒体对NGO的报道频率急剧增加。特别是一些发行量很大、很有影响的媒体频频报道NGO及其开展的活动，《人民日报》甚至在头版头条对民间环保组织进行了报道。媒体对NGO的报道对NGO的帮助极大。一方面一些自下而上的NGO通过媒体的频频报道而获得了社会合法性，获得了组织生存与发展所需要的志愿者资源、物资资源和其他资源;另一方面，媒体的报道为NGO知识的普及和NGO在中国的迅速扩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四，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开始重视NGO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与地位。1995年之前，中国学术界对NGO的研究相对较少，也没有专门研究NGO的机构和专门研究NGO的学者。1995年之后，不仅清华大学成立了专门的NGO研究所，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也相继成立了类似的研究机构，NGO也由冷门学科逐渐变成了热门学科，有关NGO研究的书籍和论文也越来越丰富。而一些政府部门特别是在环保、扶贫、行业管理、社区建设等领域也开始重视NGO的作用。
中国NGO的发展趋势
从1995年以来中国NGO的变化可以看出，当前中国NGO正沿着两种不同的路径在发展。第一种路径是自下而上NGO的发展。在这种模式中，国家没有给予资金支持，而NGO通过在非政治性公益领域的活动和媒体的报道获得社会合法性和国家的默许。从以往的情况看，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自下而上NGO的自主性较强，能够反映不同群体的利益需求。但其局限在于过多照搬西方的价值观念、过多依赖少数的精英人物，较少利用传统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较少扎根于基层社区。
第二种路径是自上而下NGO的发展。在这种模式下，政府一方面试图通过政府办NGO“经费自筹、人员自聘、活动自定”来推动NGO自主性的增强;另一方面又试图通过转移政府职能、赋予NGO在某一领域内的垄断地位来获取NGO的支持与配合。从以往的情况看，这一模式有利于形成国家与社会的广泛联盟、社会的团结和稳定，但其不足之处在于大多数自上而下的NGO离不开国家的扶持，只能依靠国家的权威动员社会资源，其自主性不够。
总的来看，虽然近年来中国自下而上的NGO发展较快，影响也在不断增强，但是其数量与规模、作用与影响还非常有限。无论是第一种发展模式，还是第二种发展模式目前都还处于起步阶段。
1、未来自下而上NGO的发展趋势
从1995年以来自下而上NGO的发展情况看，影响中国自下而上NGO发展的因素主要取决于政府的政策法规环境、民间结社的需求和资源的供给等三个方面。因此，通过对这三个自变量的预测，可以大致推测中国未来自下而上NGO的发展趋势。 从需求的角度看，由于中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改革，社会转型将持续较长的时间。未来若干年内，中国老的社会问题，如农村扶贫、环保、妇女权益、失学儿童教育、少数民族等问题仍将存在，而一些新的社会问题，如流动人口、下岗、艾滋病等问题将日趋严重。因此，无论是政府还是弱势群体，都需要自下而上的NGO在其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从供给的角度看，中国加入WTO之后，将更加开放和与国际接轨。在这一背景下，境外NGO在中国登记注册的问题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目前，政府正在加紧制定新的法律法规以适应形势的需要。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海外开发援助(ODA)、国际金融组织、联合国体系在未来几年内也会不断加大对自下而上NGO的资助与合作。而从近年来青年一代NGO领导人的成长和就业形势的严峻中也可以看出，未来自下而上NGO所需要的人力资源基础也初步具备。
从政府的政策法规看，在近期内完全取消双重管理体制是不太可能和不太现实的。但是，面对需求和供给的膨胀，政府会采取一些措施予以回应。从近年来一些沿海发达城市的地方政府改革举措来看，一个可能的方式是在政策层面“松小口、堵大口”。即在双重管理体制的原则下，在某些特殊的领域优先放松管制。例如放松对某些自下而上的地域性行业协会、社区服务类NGO、特定的公益性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登记限制。可以预计，未来这些领域内的自下而上NGO会面临新的发展机遇。
2、未来自上而下NGO发展的趋势
我国政府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提出了“政社分设”的思路和社团的“三自方针”，但从近年来自上而下NGO的变革效果看，这种推力并不大。然而，1998年中国开始了第七次政府机构改革，与前六次改革相比，这次改革的力度明显加大，改革的效果也较为明显。在2001年政府机构改革深入到市县乡之后，中国又于2002年开始加快事业单位改革的步伐。可以预计，再下一步的改革就是对政府办NGO的改革。因此，未来若干年之后，自上而下NGO改革的推力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和加入WTO以后与国际接轨的需要，也会进一步推动自上而下NGO的改革。
从拉力方面看，未来若干年内，中国将初步完成城市地区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在解决了医疗、保险、失业和住房等后顾之忧后，人才的流动性将会大大增强，这可能将是自上而下NGO改革的最大拉力;另外一个拉力可能来源于正在推行的政府采购制度，包括政府逐渐向企业、NGO购买社会服务。这一政策的推行将为独立之后的政府办NGO提供一个经费来源的制度化渠道;最后，与国际交流的机会可能也是未来吸引自上而下NGO变革的拉力之一。
可以预计，在这种推力与拉力的作用下，未来中国自上而下的NGO自主性将逐步增强。正如学术界普遍认为的那样，中国政府办NGO未来的发展将会是这样一种模式：一方面政府通过赋予NGO某一社会部门的垄断地位来换取NGO的合作，另一方面NGO又享有较大的自主性。而这可能就是未来较长时期内中国NGO发展的主流模式。
讲演者小传 邓国胜
博士。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先后获法学学士(1990)、硕士(1996)和博士学位(1999)，研究方向为人口统计学。现为清华大学讲师，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所长。发表的论文、论著包括：《非营利组织评估》(专著)、《计划生育协会评估手册》(主编)、《中国NGO研究-以个案为中心》(副主编)、《中国NGO研究-以个案为中心(2001)》(副主编)、《非营利组织评估体系研究》等。
一、我国互联网的发展背景及变化
我国1987年向世界发出了第一封电子邮件，这标志着我们迈入互联网时代。从1997年到2006年，不到10年间，我国网民人数从62万上升到1.11亿，增加近180倍。
自2005年开始，一个陌生的名词—“博客”频频进入大众的视野。许多网站推出博客频道，展开博客大赛。2006年2月13日某知名女影星在新浪网博客的点击量突破1000万。建博客、看博客的热潮，在网民中持续升温。“博客热”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互联网发生的新变化。
近年来，随着一些新技术的开发及应用，互联网的面貌已是今非昔比。对此，有的学者作了这样的概括：互联网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过去是互联网1.0时代，表现为网民主要通过网站来获取信息;现在是互联网2.0时代，表现为网民与网民之间平等交流，信息在网民之间自由发布、流通。打个比方说，过去的互联网，就像大家共读一本书，网民们只能围着少数的网站转，从它们那里得到信息;现在的互联网，就像每人都自己写书，然后互相换着看，每个网民都可以轻松拥有一个自己的“网站”，自主地发布信息。这样的概括正确与否姑且不论，但它对互联网新变化的描述确有合理之处。
概括来讲，目前互联网的新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博客的大行其道。博客英文为BLOG，说白了就是你在网上的一个日记本或私人空间，一切由你作主。每天用几分钟，写下当天值得记录的人和事，发几张对你来说有趣或值得纪念的照片，等等。任何一个网民，只需要几分钟时间就可以在网上建立完全属于自己的博客，抒发自己的感受、看法。据统计，2005年全球博客数量突破1亿，中国博客数量有1600万，而预计2006年年底中国博客数量将达到6000万。
二是播客的出现。播客一般人可能不熟悉，但是你可以把它看做是博客的“升级版”。博客是自己写东西，播客则是自己录和拍东西。如果说博客是个人网络报纸，那么播客就是个人网络电台和电视台。由于提供的信息量大，播客很有代替博客的潜力。2006年我国播客数量预计将达到50万。
三是即时通讯的广泛应用。即时通讯是指网民之间通过相应的软件实现文字、声音、视频等信息的实时交流。它比传送电子邮件所需时间更短，又比拨电话更节约、方便，是目前最方便的网络通讯方式。大家熟悉的“QQ”、“MSN”等都是即时通讯软件。只要拥有一个QQ号，就可以同亲朋好友保持即时的联系，十分方便迅捷。2005年我国即时通讯用户达到8500万，并且以年均25%的速度增长。预计今后几年内，即时通讯将会超过电子邮件，成为网民最广泛使用的通讯手段。
四是对等联网的使用。“对等互联”听上去特专业，但理解起来并不难。很多人叫它“P2P”，意思是“伙伴对伙伴”，也就是说，不通过网站，个人与个人之间直接进行数据的互传共享，让高速下载、海量下载成为现实。近年来得到广泛使用的下载软件“电驴”、“电骡”和BT等，都属于对等联网技术的使用。
五是RSS的崭露头角。RSS是一种阅读器，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译名，但并不妨碍我们去使用它。形象地说，它像一个不知疲倦的邮递员，不停地把我们订阅的报刊送上门来。有了RSS，我们就可以自己订阅感兴趣的信息，不用一个网页一个网页地去找了。而且一旦信息有了更新，它还会主动提醒，再也不用我们反复刷新网页了。
六是互联网本身的“硬件”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个是“道更宽”了。几年前，大多数网民使用的还是速度慢、不稳定的电话拨号上网，而今各种宽带迅速普及。2005年我国宽带用户已超过5300万。一个是从“有线”到“无线”。无线网络和手机上网的发展，使人们可以摆脱线缆的纠缠，真正做到随时随地在线，互联网成为随身携带的工具。而且，互联网本身也在更新换代之中。我国下一代互联网示范工程核心网(CERNET2)已经正式开通，速度和容量都有巨大的提升：速度提高1000倍以上，传输一部电影不到一秒钟;地址容量从2的32次方增加到2的128次方。有人戏言：世界上每一粒沙子将都会有一个IP地址!新技术的应用，各种软硬件的整合，使得互联网的面貌不断发生新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又进一步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二、发展互联网的意义
2006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正式开通运行。这是我国网络发展史上的一个大事。从此，普通公民可以与中央政府“零距离接触”，标志着政府上网进入一个新阶段。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互联网对我们生活的影响之深。
现在，很难设想离开了互联网，我们的生活会变得怎样。虽然互联网的应用也就是十来年的时间，但它已经与我们的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乃至于思维方式都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了。很多人了解信息，他们直接去新闻网站、娱乐网站;学习查资料也不用总去图书馆了，“百度”一下收获就很大;嫌逛商场人多，可以去网上商城，价廉物美还送货上门;什么水电费、电话费、煤气费，以前缴费要排队，现在鼠标一点就轻松搞定;亲朋好友就算远在大洋彼岸，也不用担心高额电话费，QQ、MSN随时聊天，还可以视频;写写博客、上传自己录制的音频视频，没准哪天还真能一举成名呢……互联网让我们的生活更快捷方便，让我们的一些梦想更容易实现。
不单是个人，我们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已经深深地打下了网络时代的印记。随着网络新技术的发展，网络也成为反映社情民意的新途径。2006年两会期间，不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开通自己的博客，与群众进行即时的沟通和交流;党和国家领导人非常重视互联网的作用，强调群众通过互联网给政府工作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从中能够感受到他们对政府的期待和鞭策。
三、互联网发展存在的问题
互联网让我们看到的并不仅仅是笑脸，它更像是一柄双刃剑，既可以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便捷与舒适，同样也隐藏着各种各样的无奈甚至陷阱。
一是网络不文明行为令人生厌。只要是经常上网的人，几乎都会遭遇如垃圾邮件、强制弹出广告等网络不文明行为的侵扰。这些骚扰行为看似小打小闹，但实际上给我们带来的损失并不少。据统计，垃圾邮件给我国国民经济每年造成的损失高达60.69亿元人民币。真是“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有的人在网络上传播谣言，散布虚假信息，混淆视听;有的人在网络聊天室相互谩骂，使网络风气变得低俗;还有的人制作、传播网络病毒，盗用他人网络账号，传播他人隐私，让广大网民深恶痛绝。
二是黄色淫秽信息令人担忧。黄色网站大量传播淫秽色情内容，以极其不健康的手段污染着网络空间。目前互联网上色情网页已经超过3.8亿个。这些黄色
网站、网络色情对青少年造成的危害尤为严重，一些青少年因受网络色情内容的影响而走上犯罪的道路。
三是网络欺诈等犯罪行为令人气愤。在网上银行、网上购物、网上交易迅速发展的今天，网络欺诈行为也日益增多。比如，近来网上频频出现一些假网站，它们假冒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等金融服务机构的正规网站，通过骗取用户账号密码而牟利，这种诈骗网站被称为“钓鱼”网站。网络诈骗呈现出案发数量与涉案金额大幅增长的趋势。
四是敌对势力利用互联网对我进行思想文化渗透，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他们利用互联网，无中生有，以偏赅全，颠倒黑白，混淆是非，集中攻击中国GCD的领导，攻击我国的新闻制度、司法制度，妄图搞乱我们的社会，破坏我国的稳定。
五是不法软件对网络安全破坏严重。
四、加强互联网管理的措施与对策
2006年4月，在北京市少年劳教所举办的“网络不健康内容毒害与后果”专题报告会上，5名正处于花季的失足少年，用亲身经历控诉了网络不健康内容对他们的毒害，深深震撼了在场的近300名网站高级主管、编辑及网吧业主。他们纷纷表示，一定要肩负起社会责任，配合政府部门加强对互联网的管理，创造健康、文明、和谐的网络环境。一场强调自律的“文明办网、文明上网”热潮席卷神州大地。
第一，加强监管及立法。互联网的复杂性，使得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会对其不加引导、放任不管，区别只是方式和程度不同而已。号称“自由之国”的美国，虽然没有专门管理互联网的法律，但却通过完善的法律体系对互联网实行严密的监控。法律授权政府或执法机构可以截取嫌疑人的互联网通信内容，网络公司有义务向政府提供网络用户的有关信息和背景。法国的网络管理在欧洲处于领先地位，在电子商务的诚信及数字签名、互联网通信的安全管理等方面均有立法，并实行实名上网，个人在网络公司登记的资料必须是完全真实的。在新加坡，对网络监管比较严格，设立了专门机构监控网络有害信息，要求内容提供商履行对色情、政治、宗教、种族方面的有害信息进行过滤的义务，对黑客、垃圾邮件、非法下载等行为的惩处非常严厉。当然，如何真正做到对互联网高效有力的管理，现在还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目前我国互联网用户有1亿多，居世界第二，并且还在快速增长。对如此广阔的虚拟空间进行管理，确实是一个重大的考验。应该说，从互联网产生初期开始，我国政府就十分重视互联网管理问题，在信息安全、域名管理、网络新闻发布等方面都推出了一系列措施。但由于互联网本身开放、高速、海量的特点，网络技术处于不断的迅速发展中，使许多问题还难以很快得到解决。在互联网管理方面，最大的一个问题还是体制。近年来，中央适时提出了加快建立法律规范、行政监管、行业自律、技术保障相结合的管理体制的目标，明确了各有关部门的职责。现在的关键，是要按照谁主管谁负责和属地管理的要求，切实承担起各自的责任，把各项措施落实到位。可喜的是，有些地方已在管理体制方面做了有益尝试，成立了专门的网络综合管理机构，加大了网络监管的力度。
我国加强对互联网管理的法律法规公约主要有：《文明上网自律公约》(2006年4月);中国互联网版权自律公约》(2005年9月);关于网络游戏发展和管理的若干意见》(2005年7月);互联网著作权行政保护办法》(2005年5月);互联
网IP地址备案管理办法》(2005年3月);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管理办法》(2005年3月);互联网站禁止传播淫秽、色情等不良信息自律规范》(2004年6月);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2003年7月)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2000年12月)。
第二，在互联网从业者和广大网民中间，积极倡导文明办网、文明上网，切实净化网络环境，抵制不文明行为，形成健康向上的网络文明新风。进一步推进行业自律，引导人们从自身做起，承担起应负的社会责任，始终把国家和公众利益放在首位。加快互联网立法进程，进一步完善互联网法律体系，既做到有法可依，又加大执法力度。
第三，要有针对性地加强技术研发。“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没有技术的保障，管理往往也会落空。需要加强对网络防病毒技术、防火墙技术、防攻击入侵检测技术、不良信息监控过滤技术、加密与认证技术、远程监控技术等的研究和开发，培养这方面的专门技术人才，以应对技术不断发展更新的需要，构筑起有效的网络安全防范体系。总之，只要我们高度重视互联网的管理工作，充分调动和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逐步建立符合互联网发展规律的管理体制，运用适应互联网特点的管理方法，就一定能够既大力促进互联网的应用，又保证其健康发展，从而使互联网真正成为我们学习、工作、生活的得力助手和良师益友。
从中外物流发展的动向来看，有一些值得关注的特点，可能反映了仓储管理和仓储管理系统发展变化的趋势。 1.随着物流资源的整合，在网络建设过程中，提出了在大型物流网络中，仓储管理的集中模式与分散模式的关系问题。在现实应用中既有集中管理的仓库，也由分散管理的仓库。前者如国家储备粮系统，后者如连锁超市的配送中心。分散与集中各有其市场需求，似乎并不会有孰优孰劣的问题。但是近年来的研究表明，自然界多数复杂系统的构成，是由简单系统采用“分布式”模式结合起来的。由此可以认为，集中总是相对的，分散却是绝对的。当我们构造一个大系统模型时，分布式系统才是基础。技术方案的思路也就变成了如何在分布式仓库网络基础上，解决那些需要集中管理的困难。IBM公司推出的SOA(Service Oriented Architect
3.准时生产方式(Just in time简称JIT)，配送将越来越成为仓储管理系统服务的主要市场需求。我们在上一段中把仓储管理系统应用分为三类，并指出这是应用水平决定的。随着市场逐步成熟，仓储管理在流程中的整合作用越来越明显，传统仓库将向配送中心转化。准时生产方式的普遍化也将导致配送需求的增长。仓储管理系统的发展要基于需求的这个变化趋势。与此同时，配送需求的专业化市场细分行业在深入，要求仓储管理系统更加支持准时生产配送的专业化。 4.商业智能技术(BI)在仓储管理系统中将越来越多的得到应用。商业智能就是利用数据挖掘技术开发、积累的数据信息，使之变成可以利用的可靠知识。例如利用库存数据分析市场变化规律，发现市场异常现象，研究仓库作业的优化方案等等。信息是作用在于应用，在于支持决策。在低水平的应用中，往往是系统采集数据，人工进行决策。经过一定的积累，应该过渡到系统具有决策的功能，这标志着系统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因此仓储管理系统中商业智能技术模块将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促进了仓储管理系统的建模理论、方法的研究，以及优化方法和算法的研究。(
摘要：建国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呈现飞速状态，随着经济一年一年的大脚步迈进也奠基这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名族复兴。回望改革开放六十几年的过去，中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单一的农业大国发展到轻工业，又由轻工业慢慢渐变到重工业，到现在的工业多重化，经济多样化。中国经济形势四个基本“没变”，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没有变;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
关键词：经济 多样化
正文：二十世纪以来全球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球金融危机，希腊经济崩溃等一系列的经济危机，在这样的全球大环境下，我国尚能踏着稳定的步伐在危机大环境下发展前进。我国在习近平主席带领下向多元化的经济体系迈进，并保持稳定发展。
一、中国经济四“没有变”。
2015年11月18日国家领导习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峰会演讲到，中国经济依旧面临这复杂的内、外经济压力，正在经历改革震痛，前所未有的机遇，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是长期发展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这就是习主席阐述的四“没有变”。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对经济的信心与努力不变，在金融危机的环境下全国人民跟这党的的路线下。并提出了四个“坚持”，第
一、坚持推荐改革开放。要解决世界经济深层次问题，单纯靠货币刺激政策是不够的，必须下决心在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方面作更大努力，使供给体系更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第
二、坚持构造开放式经济。多年来，亚太坚持大开放、大融合、大发展、走出独具特色、充满活力的区域经济合作道路，堪称发展水平悬殊的经济体共同推进一体化的典范。第
三、坚持落
实发展议程。要富国必先富民，这是古人留下来的经验。第
四、坚持推进互联互通。互联互通的根本目的，是使亚太经济血脉更加通畅，从而扩大经济社会发展潜力。最后习主席还提出来了五个“注重”。我们将更加注重效益治疗，创新驱动，公平公正，绿色发展，对外开放。
二、近年国内经济增速下降的因素。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中国经济持续上涨已成为人们饭后聊点，但是近年经济增速持续下降的问题也成为了各个媒体，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在“大国远见”财经峰会上表示连续13个季度经济增长下滑，这是78年的改革开放以后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经济下滑，原因是什么?作为一个发展中转型中的国家，我们肯定有体制问题，也有机制问题，但是经济出现这么长时期下滑的原因，不是我们的体制机制造成的，是国际经济周期的因素造成的。从中我们能够从专业人士的角度了解到，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经历啦长时间的增长所留下的问题是非常多的，但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全球经济大环境的衰败。我国的经济在此还是保持性很高的。根据查文献，在2008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很多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很慢，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无法回归到正轨上，在这条经济列车上，我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定会收到这些国家的影响，导致增速下降。但是这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挑战与机遇，在很多发达国家的比较当中我国的生产劳动力还是很发达的，需要把这些机遇转化为增长就必须深化改革，消除双轨制遗留下来的收入分配问题，消除腐败等影响经济秩序、社会稳定的问题，充分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不久前，习主席访问新加坡落定中新政府的第三个工业园区于西南重庆，这也将会增加内陆地区尤其西南地区的发展。也将对于西部大开发的工程添色添彩。
三、要准确把握新常态的趋势性变化。
11日在北京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议首次明确的确定了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中国的九大趋势性变化。并提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我国当今与往后的中国经济大逻辑。我们以此从九大趋势来了解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一，从消费需求来看，过去我国的消费方向是明显模仿式的，什么东西火啦大家都争先恐后的去消费，我们应该树立争取的价值观，会议提出采取正确的消费政策，解放人民的购买力。二，从投资需求看，经过啦几十年的大规模政策帮扶，传统行业已经接近饱和，新型产业将成为未来的经济主要发展方向。三，从
出口国际收支看，随着国际金融危机，我国的出口产量日益降低，拉低经济发展，应选择新方向把出口经济握紧，使出口继续成为经济发展的支撑。四，从生产能力与产业组织方式看，过去供给不足长期困扰经济的发展，传统的产业需求的减少，使其供大于求。智能型，小型产业，新兴产业，微型企业将会在增长经济发展的路上起重要地位。五，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过去廉价劳动力是很大的优势，但是现在人口日益老年化，农业劳动力的减少使很大的问题。往后应当创新成为发展的驱动。六，从市场竞争来看，过去主要是价格的竞争与数量的扩张，现在正在逐步的转型向质量型，市场统一，改变久市场竞争的坏习惯，加快形成透明，有序的市场大环境。七，从环境约束看，过去的发展占用环境很大，现正在向更加绿色化的方向发展。八，从经济风险累积和化解看，伴随着经济增速的下降，各类经济风险逐步显现化，但是要化解这些风险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九，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政策刺激应经不在那么明显，应全面调控与配置，进行科学的分配。从这九点了解到国家对于经济的新风标已经树立我们应该把握新常态的趋势变化去了解我国的经济。
四、唱空中国经济?你错了。
2014年两会召开之际，境外一些机构与媒体对中国经济发起一轮“唱衰论”，妄图影响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从各大论坛可以看到细心的博主发现，每逢我国有重大政治会议召开之际，境外一些机构总会发表一些中国经济将崩溃的谬论，并且夸大的大肆唱空中国经济，而且这些谬论如出一辙，毫无依据与新意。例如2013年外境机构判定中国经济将很难增长，结果下一个季度中国经济实实在在的增长速度达到百分7.8，实现了止跌回升。我国经济学家发表“不要听信境外唱衰中国论调，他们并不掌握中国的情况”。在这些谬论下，我国经济用事实实力的反驳啊境外的唱衰论。我们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应该相信国家经济调控，用事实去验证理论，不要轻信对中国的经济谬论，坚信我国经济正在大步的迈进中。中国经济已骤然成为啦时间经济列车的最重要支撑部分，中国经济的一举一动都将引起世界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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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留学申请趋势最新变化
想留学澳洲的小伙伴们清楚现在澳洲留学申请趋势吗?为了让大家更加清楚的了解现在申请院校的情况，文都国际教育留学顾问为大家总结了如下澳洲留学申请趋势。
澳洲留学申请时间提早
以往澳洲留学申请学校的时间相对比较灵活，没有严格的截止时间。但如今，一切都要趁早，越早越好!澳洲留学申请至少提早一年开始准备，也就是说需要在更早的时候就要规划未来留学的学校和专业了。相信关注澳洲留学的家长们肯定听说过16年年底蒙纳士大学对中国学生发出的致命一击：2017年7月开学的本科/研究生的商科课程全部满位!所有学生手中拿着的还未接受、有条件的offer全部失效!2018年2月的商科入学也快满位!所以，澳洲留学申请时间一定要提早。
澳洲留学申请材料更复杂
成绩单、在读证明、毕业证、学位证，多数澳洲留学生比较熟悉、能第一时间准备好的澳洲留学申请材料也就是这些。近年来，随着中国学生申请澳洲学校越来越多，澳洲院校对于申请材料的要求也是越来越严谨。
相比以往，成绩单中的一项评分标准的说明也引起了学校的重视。除了百分制的评分方式，成绩单中如有“优秀”“良好”等五级制的评分标准和“合格”“不合格”两级制的等级评分标准，请务必请学校确认是否有此类说明并附在成绩单后面作为补充。
关于一些特殊专业需要的课程描述，请学生一定要按照学校的要求来准备中英文版本。除了墨尔本大学对于学生personal statement的执念，澳洲越来越多的学校针对各个专业也提出了需要PS的材料，有一些甚至还需要推荐信作为辅助。如悉尼大学的Master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和蒙纳士大学的Master of Professional Accounting 最新规定需要学生提供个人陈述作为申请的必须材料。
如今的学校更多的是希望看到学生自己的想法：为什么澳洲留学申请这个专业?未来这个专业能带给他们什么?这就需要学生非常清晰的了解自己选择的专业方向以及未来发展。对于一些需要提供作品的专业申请，学生也请一定要根据学校的要求来准备作品集。清晰的作品标准和充裕的准备时间才能让你的作品在众多的申请中体现出你的优秀，拿下offer。
澳洲留学申请要求会更高
说完了澳洲留学申请材料，接下来就说到申请环节的最关键最核心的一项要求—分数。澳洲相比于其它国家，会更加注重中国学生的成绩，对中国学生的成绩认可也会更高。有着多年经验招收中国学生的澳洲大学更是知道中国“211”“985”大学的名单，对于这些国内学校的录取条件会比非“
211、985”来得宽松一些。
除此之外还针对国内组成的中国顶尖大学间的高校联盟—九校联盟(C9)做出了一些分数上的调整。如墨尔本大学商学院对于C9的平均分要求为80%，对于98
5、211的要求则为85%，而对于那些非98
5、211文都国际教育官方网站：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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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生的要求则高达90%!悉尼大学的商学院从16年6月份开始，对于非211大学的学生GPA由原来的83%升至85%，部分课程的雅思成绩也有0.5分要求的提高。各个学校的录取要求反馈出的趋势就是，分数要求只会越来越高。与之对应的英语语言成绩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
澳洲留学申请趋势如上，各位同学如果想留学澳洲，文都国际教育留学顾问提醒大家尽早准备澳洲留学申请材料，早规划，早申请，早拿下院校的offer，以免由于各种情况，而与心仪的院校擦肩而过。
文章来源于文都国际教育：http:///liuxue/20171026/14679.shtml 文都国际教育官方网站：http:///
上海市财政支出变化趋势 “坚持民生优先导向，不断化解民生难题，努力让困难群众更有保障，让老年群体更有关怀，让青年朋友更有憧憬，让全市人民生活持续改善。”——翻看2012年市本级财政支出预算安排和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项目，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这句话处处有体现。“以民生改善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城乡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残疾人等特定人群都成为政府“钱袋子”重点关注的对象。
2012年，上海市级财政拟安排教育支出200.8亿元，增长11.2%。将主要安排实施本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的重 大改革和发展项目，支持各级各类教育加快发展，继续实施高等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落实人口导入区、大型保障性住房居住社区配套学校建设等支出。
医疗卫生支出拟安排63亿元，主要安排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贴、公共卫生体系三年行动计划补助、大学生医疗保障资助资金、城乡医疗救助资金、食品安全举报奖励资金、食品药品监督经费等各类支出。
确保市民安居乐业，上海今年拟安排22.2亿元的住房保障支出，主要用于本市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补助资金;拟安排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71.6亿元，增长1.6%，主要用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财政补贴、城镇居民养老保险财政补贴、促进就业专项资金等支出。
聚焦城乡一体化可持续发展，今年的财政预算支出将着重落实城乡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等支出，促进城乡基本服务均衡保障;进一步完善市与区县政府性债务的管理预警机制，切实增强风险防范能力。为此，上海今年拟安排城乡社区事务支出14.6亿元，主要安排城市总体规划、详细规划、重点区域规划和专项规划等规划编制、城市运行信息化管理、城市公共设施管理等支出;拟安排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支出348.5亿元，主要安排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建设、社会公益性设施建设、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支出，以及市级政府性债务偿债准备金。
在市本级政府性基金的主要支出项目中，对于特定人群的关怀力度有较大幅度增长。拟安排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支出2.8亿元，增长12%。主要安排残疾人就业前职业培训、扶持残疾人集体从业和个体开业、对超比例安置残疾人就业单位实施奖励等残疾人就业补贴资金，以及残疾人医疗保险补贴、残疾职工帮困补助等残疾人社会保障支出。
拟安排彩票公益金支出6.6亿元，主要安排资助标准化老年活动室建设、为老人提供居家养老服务，补助市级医疗救助资金和社区市民综合帮扶项目等社会福利事业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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