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 犯罪形式也日趋专业化、科技化、复杂化, 传统的侦查方式已远不能应付现有的犯罪刑事, 在此基础上以科技作为支撑的技术侦查的出现可谓是备受侦查机关的青睐。但是怎样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前提下寻求一种有效打击犯罪的手段是当前一个重要课题。“技术侦查的广泛使用代表着社会控制方式的转变, 是社会发展自身的要求, 工业社会、陌生人社会、多元社会、流动社会的形成, 导致传统的社会控制方式失灵, 社会控制的方式只能因社会的变迁与人类行为模式的变迁, 由强制转为秘密监控等多种方式。”[1]尽管技术侦查的法制化是一个必然趋势, 但2013年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中却只用几个条文对其进行了规定, 尤其对技术侦查所获证据的使用的规定比较笼统, 使得实践中技术侦查所获证据的使用在司法实践中操作性太大, 必然不利于其发展。
2013年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第150条、152条仅仅两个条文就概括了技术侦查所获材料的相关内容, 其中150条规定: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获取的材料, 只能用于对犯罪的侦查、起诉和审判, 不得用于其他用途。主要是规定了技术侦查所获材料的使用范围。第152条规定:依照本节规定采取侦查措施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如果使用该证据可能危及有关人员的人身安全, 或者可能产生其他严重后果的, 应当采取不暴露有关人员身份、技术方法等保护措施, 必要的时候, 可以由审判人员在庭外对证据进行核实。首先, 从这些法律规定中可以看出采取侦查措施收集的材料只要合乎法律规定就可以作为法定证据, 即赋予了技术侦查所获材料证据的法律地位, 享有同其他证据相同的法律地位;其次, 可以看出针对不同情形技术侦查所获材料作证据使用的方式主要有三种: (1) 同其他证据一样可以直接在法庭中出示, 或以原物的方式出示, 或以证人证言的方式出庭, 也可以同其他证据一般由控辩双方交叉询问或质证, 以及法官也可以对该证据进行调查核实, 并充分保障辩护方的质证和知情权, 以达到技术侦查所获证据更好的服务于刑事诉讼的目的; (2) 通过转化的模式进行技术处理, 讲技术侦查所获取的材料在法庭上按上述方式出示可能危及有关人员的人身安全或可能产生其他严重后果的, 可以按法律规定采取不暴露有关人员身份、技术侦查方法等模式出示; (3) 根据法律规定对符合条件的技术侦查所获证据通过以上两种方式仍不足以保障相关权利或者法官对该证据的真实可靠性无法依法做出判决时, 可以采取庭外核实质证的方式, 如相关录音录像或技术侦查过程等。
尽管新刑事诉讼法改变以往将技术侦查所获材料知识作为线索使用的情形, 提高了当前侦查的效率, 同时也减少了因侦查过程中收集的言词证据在审判中的不稳定性给公诉机关造成的不利影响, 但是由于其在我国规定的较晚, 实践经验不足, 导致其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
尽管目前较多的学者比较倾向技术侦查措施包含以下几种:电话监听、电子监控、侦听、跟踪定位、秘密拍照、邮件检查等秘密的专门技术手段, [2]但是新刑事诉讼法中对技术侦查措施的中没有明确规定, 导致采取技术侦查所获证据的种类也没有明文规定。这种技术侦查所获证据种类不明确的情形会使技术侦查人员在技术侦查程序中滥用权利的可能性增大。当然很多学者对此的观点是持赞同的, 他们认为一些技术侦查措施尤其是一些利用高科技手段的技术侦查措施很难在法条中加以明确规定, 因为他们中的一些会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而产生变化, 这样会导致之前的法律规定因科技的发展而废止。总之, 这样的法律条文肯定会因滞后于现代科技的发展而跟不上时代的步伐。这种说法看似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也存在问题。因为法的制定本身就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性, 但不能因此对技术侦查所获证据的种类不做规定。同时对于实物证据的法庭审查对于其取证的方法手段以及过程都是审查的重点内容, 但就是因为规定的不明确再加上技术侦查所获证据的情形不同又有着不同的审查模式, 很容易造成司法实践中法官的单独操作, 甚至不同种类的技术侦查所获证据都采取单一的法庭审查, 使其他的审查方式形同虚设, 最终被告人的权利得不到全面保障。
刑事诉讼法第152条规定的“…必要的时候, 可以由审判人员在庭外对证据进行核实”, 该款规定并没有细化庭外调查核实的必要条件是哪些必要条件;同时该条规定也没有明确规定由什么机关来决定庭外核实。至于审查核时除法官还有哪些人员可以参与也无明确规定, 这样模糊的规定很容易导致司法实践中法庭有时为了节约时间提高诉讼效率而不通知控辩双方到场, 变成法庭单方的秘密审核, 使得那些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案件的被告人相关辩护权、质询权都难以完整实现, 最终审判的公正难以保证。
现有刑事诉讼法中对技术侦查所获证据的规定中, 至始至终没有对技术侦查的证据获取过程明确规定。从技术侦查的审批、技术侦查所获证据使用的监督程序、技术侦查所获证据使用程序的制裁均无相关规定, 以及违法技术侦查取证后的证据怎么处理, 对于违法人员怎么处理也没有规定, 这样就使得技术侦查所获证据的法律效力难以确定。
以上种种关于技术侦查所获证据在法律上的缺失, 极易导致司法实践中因技术侦查措施的滥用而使相关人员全力难以保障, 使技术侦查措施失去其本来的作用。
技术侦查所获证据以技术手段为依托, 与社会经济发展有着较大的关系, 上个世纪60年代, 随着西方电子计算机的普及, 犯罪也日趋科技化, 许多西方国家将电子技术运用于技术侦查中, 出现了窃听器、电脑监视器、跟踪仪等方式侦查, 技术侦查所获证据也出现于西方国家的刑事诉讼中。尽管不同国家对采用技术侦查所获的证据材料作为证据使用与各国的刑事政策、司法体制、诉讼模式和法治发达程度等因素有关, 但对不同国家技术侦查所获证据材料使用的法律规定进行考察, 可以发现技术侦查所获证据材料使用的规律, 并以此来完善我国技术侦查所获证据材料在使用中的相关法律规定, 以完善我国技术侦查措施的法律体系。总的看来, 采用职权主义模式的大陆法系侧重于打击犯罪, 英美法系对抗模式更侧重于人权保障, 注重诉讼程序的正当性。但两者在技术侦查措施的态度上却出奇的一致:“技术侦查措施的实施, 如若以侵犯公民隐私权为代价, 那么必须采用奉为严格的程序予以控制。”[3]两大法系均明确规定了技术侦查措施实施主体、受案范围、批准程序和非法证据的排除等。
首先, 多数国家的立法均赋予了技术侦查所获资料证据的资格。德国规定通过封闭询问或采取传讯证人、宣读警察新闻纪录或宣读秘密侦查或秘密协助人的书面陈述等作为替代手段;法国将电讯截留作单独的证据种类;[4]英美国家的证据法将技术侦查所获视同资料纳入书证的范畴, 并采取情报证人制度, 即不要求披露身份秘密作证, 对披露的内容不得泄露。
其次, 在使用原则上各国均采用专门机关的审批令状制。美国主要是从限定侦查机关的权限、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角度采用司法令状, 即由法院对技术侦查的具体情况进行审查批准。德国也基本上由法院来进行审查;而英国采用行政令状, 当然为了防止行政令状的滥用, 英国设有负责议会报告监控委员会办公室。
最后, 在技术侦查所获证据的救济措施上各国均进行规定。大陆法系国家主要采用: (1) 通知。即及时通知有关当事人; (2) 保密或封存。这使有技术侦查所获证据的秘密性和高侵犯性的特点所决定的; (3) 销毁。《德国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对于不再需要的技术侦查材料, 应当不延迟地将它销毁。”同时, 德国对未依法定程序采取的技术侦查措施所获材料证据并不完全排除, 一般由法院对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所获证据采取个案分析的模式, 由法官根据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形予以判断, 符合下列情形的技术侦查所获证据才予以排除: (1) 违法取证行为必须损害了能从排除证据中受益的人的受法律保护的利益; (2) 该证据除了使用违法手段外不能取得; (3) 证据的排除不能与根据“真实”事实处理案件之一最高利益相冲突。[5]并且违法技术侦查所获证据材料除了在本案中不使用外, 其他案件也不得使用。在法国, 理论上也基本承认非法证据排除。美国对于技术侦查所获证据的采取的是违宪性的证据排除模式。同德国一样, 美国对违反法律规定采取技术侦查所获证据采取并未直接排除, 而是赋予法官根据违法的严重程度进行个案权衡的权利。英国的规定和美国规定大致一样, 只是在排除方式上采取法官裁量排除方式。
通过以上分析我国技术侦查所获材料的使用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以及借鉴域外其他国家的相关规定, 立足我国国情提出以下完善措施:
由于技术侦查措施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是以损害公民基本权利、挑战国家公信力和司法威信力的一种侦查措施, 与其他常规侦查手段相较而言具有更大的隐蔽性和强制力;同时, 技术侦查所获材料涉及到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 为了尽可能的保护这些秘密不被泄露或披露甚至扩展, 技术侦查所获材料在使用时必须明确其使用的范围。从现有规定看可以限制在一下案件中:造成严重危害的案件、重大贪污贿赂职务犯罪案件、有组织犯罪等。
相较于一般的侦查而言, 技术侦查具有较强的隐秘性与高侵犯性特点, 其所获材料在一定程度上在诉讼中起着不可替代加上的作用, 其侦查手段和方法又不可随意暴露, 否则会为一些不法人员所利用形成反侦查能力, 而导致威胁到相关技术人员安全等不良后果。所以现有的技术侦查所获材料在使用时必须遵循最后使用的原则, 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其应有作用。
尽管技术侦查所获证据较一般证据具有一些独有的特点, 但以目前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 并不需要对技术侦查所获证据单独设立证据种类, 可以直接根据实际情形纳入到现有证据种类中去。根据司法实践, 可将技术侦查所获证据归纳为以下几种: (1) 将那些在技术侦查中所获的可能危及侦查人员生命安全的证据或手段以书证的方式出示, 这样可以充分保障相关技侦人员的安全; (2) 将那些必须出庭的技术侦查人员的证言作为证人证言, 可以对案件起到有效证明, 同时也可以对技术侦查人员适用相关证人保护措施; (3) 将那些通过技术侦查获得的监控录像、电话通信内容归为视听资料。
首先明确技术侦查的审批程序。现有的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技术侦查的审批程序,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规定》也只规定了公安机关技术侦查的审批流程。本文认为可以交由法院进行审查批准。因为“法院负责司法审查比人民检察院而言更具有客观公正性和中立性”。[6]其次, 现有法院技术侦查所获证据的审查有三种模式, 在这些审查中需加强被告人的辩护权, 尤其是在法庭庭外核实这一过程中应增加控辩双方的在场权, 以便被告人就其中有疑问的地方进行质询。当然, 为防止泄密可以让参加者签订一定的保密协议或进行备案等方式保守秘密。
首先, 在适用技术侦查措施时应当规定由法院对实施主体、获取程序、手段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申请法院核实, 由法院进行监督。其次, 对于违反法律进行的技术侦查所获证据采取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 规定其不能进入法庭审理阶段并予以销毁, 以保障相应的国家秘密、个人隐私权等。最后针对违反法律规定的技术侦查, 有关人员可以获得向相应的侦查机关提起国家赔偿或民事求偿的权利。同时, 可以对有过错的技术侦查人员分情形分别追究刑事或行政责任。
摘要：2013年实施的新刑事诉法对技术侦查措施做了专门规定, 这使得技术侦查所获证据材料在应对当前刑事案件高智能化、高技术性的发展趋势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由于技术侦查所获证据使用问题的新兴性, 现有的法律规定对技术侦查所获证据的规定还比较笼统, 使得其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具体使用便成了新的问题。本文从技术侦查所获证据在我国使用中存在的问题出发, 在借鉴域外技术侦查所获证据的使用经验的同时, 提出我国技术侦查所获证据在使用中的相关完善措施。
关键词：技术侦查,证据,使用
[1] 张国臣.深刻理解准确把握新刑事诉讼法的中国特色[EB/OL].河南法制报, 2012-5-10 (5) .http://newpaper.dahe.cn/jrab/html/2012-05/10/content_707111.htm?div=0.
[2] 郎胜.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与适用[M].北京:新华出版社, 2012:277.
[3] 龚杰文.论技术侦查证据使用中的问题及对策[D].湖南师范大学, 2014.13.
[4] 郭华.技术侦查的诉讼化控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13:206.
[5] [德]托马斯·魏根特, 岳礼玲, 温小洁译.德国刑事诉讼程序[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195.
[6] 李珂.论刑事审前程序中的司法审查权[D].中国政法大学, 2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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