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创新背景下社区矫正社会工作的问题与对策
摘 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要创新社会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治理强调主体的多元参与，社工机构作为社会治理主体的重要一员，能够以其组织的方式参与社会治理，也能以够在社区矫正方面发挥其独特社会功能，在创新社会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社会工作和社区矫正社会工作都是从外国传到我们中国来，所以还不是很成熟，在发展中还存在很多问题，本文介绍了社区矫正社会工作发展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社会治理创新；社区矫正；社会工作
DOI：10.19354/j.cnki.42-1616/f.2016.17.51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坚持党的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系统治理，由过去的社会管理提法转变为社会治理，体现了社会治理理念的重大转变。治理强调多元主体的参与，党的领导就是要明确中国共产党在社会治理中的领导地位，政府主导就是政府不再是管控的单一主体，而是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充分发挥指导和调动的作用。社会参与是指要充分调动各种社会主体的力量，尤其是要使社会组织的活力得到有效激发，推动社会组织权责明确，服务社会。更要积极的动员人民群众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突显群众主体的地位。要在社会治理实践中将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真正实现治理主体的多元参与。[1]
社工机构作为社会治理主体的重要一员，往往承担着政府 “不能做”、“不便做”和“做不好”的公共服务事务。社工机构通常以组织的方式开展服务，给需要帮助的群体在生活方面、心理方面和社会关系方面提供相应的服务，在他们有困难时帮助他们组织起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帮助他们维护自身的权益，也能够在社区矫正方面发挥其独特社会功能，在创新社会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
一、社区矫正与社区矫正社会工作
社区矫正的定义，在2003年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中对社区矫正做出如下界定：“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的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或裁定规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意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这一定义基本勾画了社区矫正的性质、对象、工作主体和工作目标，在我国社区矫正的实践中得到广泛引用，成为社区矫正政策方针在实施过程中的官方依据。
社区矫正社会工作是指在社区矫正这一刑罚执行和社会福利过程中开展的，运用专业的知识和方法，帮助矫正对象恢复社会功能，促进矫正对象社会融入的职业活动。“社区矫正社会工作”特指在社区矫正领域开展的社会工作，而进行此类工作的社会工作者可称之为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2] 社会工作介入到社区矫正中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能给社区矫正带来的一些作用如下：
第一、社会工作可以扩大社区矫正的社会认同。刑罚执行具有强制性的特点，但是尽管社区矫正是其中最缓和的，但是刚性有余而柔性不足是刑罚执行存在的固有缺陷。由于这个缺陷的存在，导致社区矫正对象与矫正工作者之间的沟通互动就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但是由于社会工作的群众基础广泛、服务基层、扎根于社区，这样可以为强化社区矫正的社会参与、扩大社区矫正的社会认同带来很大的帮助。社会工作通过各种宣传方式，比如报刊、广播、电视、网络、报告会、座谈会等。可以广泛宣扬助人自助的社工理念，传播文明司法的价值观念，转变广大群众的传统思维，领会现代刑罚的价值内涵，塑造积极良好的舆论氛围，最终提高社区矫正的认可程度。[3]第二，社会工作方法应用于社区矫正。社会工作是一门应用性学科，它涵盖了多学科知识，有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心理学、信息技术等。它的目的是为解决社会问题，其工作方法有个案工作法、小组工作方法和社区工作法，这些方法围绕不同的工作展开。而专业的矫正社会工作能够科学的给社区矫正带来一些方便操作的方法，因此能够为社区矫正对象解决各种不同的问题。第三，社会工作实务程序应用于社区矫正。社会工作实务技巧能为社区矫正工作带来相关的专业保障。社区矫正是对矫正对象的偏差行为和价值观进行改变，使其恢复社会功能的过程。通常是经历这四个步骤：首先，建立与矫正对象的关系；其次，搜集和分析相关的材料，发现矫正对象存在的问题；再次，制定正确的矫正方案，进行社区矫正；最后，评估和跟进社区矫正结果。除此以外，社区矫正可以使用动机式晤谈法、认知行为治疗法、危机介入法等社会工作方法为矫正人员提供认知、情感和行为方面的咨询与治疗服务。[4]
二、社区矫正社会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社会工作参与社区矫正的法制不健全。在我国发展社区矫正十多年以来，我国颁布了一系列有关社区矫正的法律法规， 2004年《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暂行办法》就首先明确了专业矫正人员和社区志愿人员是社区矫正工作者主要组成人员。在2009年《关于社区矫正全国试点意见》和2012年《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中提出要重视了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参与社区矫正的作用。可是，因为目前我国统一的社区矫正相关法律法规还在制定当中，所以关于社区矫正人员的法律地位、权利义务、构成、资格等还没有统一的规定。因为专门的法律法规缺乏，所以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身份合法性与正当性会遭到社区矫正对象和社区居民的怀疑，而且会让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队伍的建设陷入困境。[5]
（二）社区矫正社会工作人力缺口大。2003年以来，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先通过试点、再扩大试点和最后全面试行， 在2014年进入全面推行的新阶段。经过13年的发展，根据司法部社区矫正管理局的统计，截至2010年底，我国累计接纳的社区矫正对象一共有59.8万人，现有社区矫正对象27.8万人，累计解除矫正32万人。在矫正期间，社区矫正对象的再犯罪率为0.22%。截至2013年底，我国累计接纳的社区矫正对象一共有133.3万人，累计解除矫正76万人。在矫正期间，社区矫正对象的再犯罪率一直保持在0.2%的较低水平。到2015年，新接纳的社区矫正对象一共有46.4万人，解除矫正49.8万人，在矫正期间，社区矫正对象再犯罪率还是一直处于0.2%的较低水平。因此能够看出我国社区接受矫正对象的人数越来越多，解除矫正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全国接受社区矫正的对象在其矫正期间的再犯罪率一直处于0.2%的较低水平，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但是當前，我国从事社区矫正工作的社会工作者只有83000人，数量上远远不够，无法很好应对社区矫正的需求。
（三）社区矫正社会工作的社会认同感程度不高。社会工作目前在我国还没能得到广泛地认知，它具体是做什么的很多人都还不清楚，更别说作为社会工作中的矫正社会工作就更少人知道了。当然，服务对象对社区矫正社会工作的不了解，这是认同感不高的另外一个体现。许多接受服刑对象是本着完成任务的心态来接受社区矫正的。但是因为社区矫正工作社会认同低，矫正对象不了解社区矫正社会工作，不清楚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究竟在司法中担任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因此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与矫正对象想建立信任关系就会遇到障碍。社区居民，特别是矫正对象及其家人不能很好的认识社会工作、社会工作者，所以会给矫正社会工作的介入带来很大的困难。
三、发展社区矫正社会工作对策
（一）社区矫正社会工作法律法规建设。我国的社区矫正与社会工作都是从国外引进的，这两方面的立法工作都要同时做好。关于社区矫正这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的制定工作要不断完善。可以通过立法来明确社区矫正的性质、经费来源、对象等方面的问题。各机构、部门在讨论社区矫正立法的同时，也应重视社区矫正社会工作，因为当前我国社区矫正社会工作立法尚属空白，要建立社区矫正社会工作政策法规时要能够具体的指导相关工作，如明确在社区矫正的过程中执法主体和工作主体、各不同主体间的职责、权利。同时也要制定具有针对性的专项政策法规，如社区矫正社会工作开展的保护政策，因为社区矫正对象是服刑人员，他们心理、行为特征可能会有不稳定性，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会有风险，所以在社区矫正政策法规的制定中要重视。
（二）重视培养专业社区矫正社会工作人才。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要有充足的法律知识和更强的人际交往能力。所以政府要加大扶持高校开办社区矫正专业，高校则要加强社区矫正社会工作专业的招生宣传，为培养社区矫正社会工作培养专业的人才。要对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提供相关的培训，完善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的工资体系和晋升规划。同时要加强考核评价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要以提升社会效应、加强专业水准为导向对他们的进行考核评价。首先，以司法部门为主，成立专业考评组，由学者、专家和实践者组成；其次，社会资源要充分利用，努力取得更加广泛的社区参与和社会监督，建立社区居民参与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考评机制。
（三）提高社区矫正社会工作的认同。政府在进行社区矫正工作时，对社区矫治社会工作要加大宣传，增强社区居民对矫正社会工作的了解，接纳矫正社会工作的方法。矫正社会工作者在实际工作的过程中要加强对自己宣传，可以使用媒体宣传社区矫正社会工作，开社区矫正社会工作微博、微信公众号，举办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论坛。还可以在社区中粘贴海报宣传、组织社区矫正活动，让社区居民充分认识矫正社会工作的内容，明白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在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特别是要让社区矫正对象接纳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让他们及时了解社区矫正社会工作，社区矫正社会工作怎么进行的，增强其对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的信任，配合工作，最终解除社区矫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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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方舒.我国社会工作参与社区矫正机制的检视与创新[J].甘肃社会科学. 2013（3）：143-146.
[5] 罗玲，范燕宁.试论社区矫正社会工作的本土發展[J]. 社会工作.2015（5）：99-108.
作者：陈嘉俊 朱琳
社区是最基层的社会单元，是社会治理的“基石”。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社区治理创新。围绕城市社区治理创新问题，近期，国家发改委体管所社会调查课题组赴四川省成都市开展专题调研，深入走访成都市双流区、武侯区、成华区的6个社区，与市区相关部门、街道、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和居民代表等进行座谈，并实地调研各社区“互联网+社区治理”、特色街区创建等情况。
一、成都市“互联网+社区治理”创新亮点
近年来，成都市在“互联网+社区治理”创新方面积极探索，目前已基本建成全覆盖的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成华区服务治理大联动体系也正式投入运行，并积极探索“O2O+社区服务”新模式，社区治理创新取得明显实效。
(一)全市基本建成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
围绕公共服务网络互联、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的目标，目前成都市已基本建成覆盖所有区县社区的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全市通过不断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整合组织、人社、民政、卫计、残联、住房保障等6个部门12个业务系统，建设网上政务大厅和一体化信息服务站、信息服务自主终端等便民设施，基本实现了与社区居民密切相关的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等“一站式”、全天候服务，实现窗口业务的“一口受理”，工作人员的“一专多能”，设施设备的“统筹利用”，做到了基层服务减员增效，有效提高了居民满意度。
从调研情况看，成都市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主要具备四项功能：一是社区公共服务办事和管理功能。办事功能包括基础信息采集、信息公开、咨询查询、代理预约、受理办理等，管理功能包括社区公共服务的事项准入、流程管理、职业培训、绩效评估等。二是“前台一口受理、后台分工协同”的流程服务功能。如居民办理社保，只需要居民提供相关证件给前台，由前台录入后，根据实际需要，后台协同民政部门，对居民数据进行审核，实现“数据跑腿”，一站式办结相关事项。三是资源共享和整合服务功能。通过整合并打通民政、人社、卫生、残联等多个部门信息资源，实现“一键”联网查询身份、住址、亲属关系等信息，居民只要提交过一次相关信息，以后办事时只需提供身份证，其他信息可实现即时自动生成，免去很多重复环节。四是多样化的延伸服务功能。通过互联网技术，为社区居民提供主动提醒、个性化推送、网上办理、预约代理、自动查询等延伸服务。
簇桥街道是成都市推行社区公共服务信息平台建设的试点单位，2016年5月23日开始平台试运行。试运行当天，街道政务服务中心共受理152件业务，其中社保137件、残疾人服务3件、计生4件、教育4件、咨询4件，办结率100%，满意度100%。簇桥街道充分运用“互联网+”思维，探索建立的“4+1+1”窗口服务模式，有效整合了资源，分流了办事群众，大大提高了服务效率。
(二)成华区投入運行区域服务治理大联动体系
成华区作为成都工业发展的“老基地”、城市发展的“老城区”，近年来在产业调迁、旧城改造过程中群众诉求多元化复杂化、社会矛盾“触点多燃点低”等问题突出，社区治理模式亟待创新转型。为此，成华区于2015年率先在社区网格管理服务6411系统基础上，充分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化技术，启动区域服务治理大联动体系建设，积极探索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成华区整合区域基础数据库、区域服务治理大数据中心、电子政务云计算平台等基础数据，先后打通20多个部门、14个街道的业务数据通道，形成“公共服务大数据”，基本实现基础数据互联互通、共建共享;打造网上市民服务中心，企业和市民的投诉、意见通过网上受理、网上分解、限时办结、网上回复，全力构建“网上政府”。
通过建设服务治理大联动体系，成华区社区治理基本实现“三个零”：一是企业办事“零障碍”。成华区将与企业相关的436项行政审批服务事项统一纳入“网上办事大厅”，实现网上预约、网上办理、现场核办、证照代办全流程在线办理，变“企业跑腿”为“信息跑腿”。二是群众服务“零距离”。通过启用统一的民生服务热线“96966”、“网上市民服务中心”APP等，实现24小时受理、零距离服务，切实提高为群众服务效率。三是安全防控“零缝隙”。积极构建天网、努力织密地网、加紧探索物联网，构建了以“大联动”中心为核心，区公安指挥中心、政务中心、数字化城管中心为支撑的“1+N”指挥调度体系，实现数据实时对接、信息分级共享、矛盾及时调处、工作协调联动的新格局。
目前成华区600余项政务事项可在“网上市民中心”预约申报、252项可在线办理;整合公安天网、院落、学校、企事业单位等各类视频监控5000多个;拥有一级网格员1790余人，二级网格员2900余人，三级网格员17000余人，红袖套队员23000余人，所有人员全部实行实名登记、分级响应、分类管理;在部分重点区域试点部署超级WIFI、人流监测以及手机信号监测等系统，推动城市安全由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转变。至此，成华区社区治理已实现由“条块分割”变为“联动联勤”的多方联动，由“单打独斗”变为“共建共享”的多元参与，由“信息孤岛”变为“数据海洋”的多网融合，实现了全社会治理资源“大联动”，提升了城市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数据显示，自服务治理大联动体系运行以来，成华区信访总量、集体访、重复访、越级访、群体性事件出现“五下降”。
(三)基层社区积极探索O2O社区服务新模式
调研发现，武侯区黉门街社区没有菜市场，但社区居民从不担心买菜问题，这主要得益于黉门街社区推出的一款便民服务APP“嗨社区”。“嗨社区”运用O2O社区服务思维，整合社区周边与居民密切相关的各类生活性服务业资源，通过“线上”和“线下”的资源整合，不断优化社区综合服务功能，推进社区生活性服务业提档升级。“嗨社区”主要设置了几大功能模块：一是服务类，涵盖生活服务(看病、养老、幼保、生鲜、家庭维修、连锁、社区游、上门回收)、物业服务(业主大厅、缴费、租房、公共)、政务服务(志愿者服务、办事指南、调查指南、通知)、手艺人等。二是惠生活，跟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如柴米油盐信息、家用电器采买以及周边商家推荐。三是邻里，包括社区、群组以及其他活动类信息。四是开设了“写动态”功能，包括宠物、运动、宝妈、吐糟等一系列主题，为居民提供了一个交流平台。
黉门街社区通过“嗨社区”平台为居民提供日常生活服务，以买菜及居家养老服务成效最为突出。针对社区居民“买菜难、买菜贵”的问题，引入成都新品川食品有限公司“菜宅送”社会组织，直销双流九江蔬菜基地的蔬菜，使社区居民得到“车载菜市”“优质平价、新鲜到家”的实惠。居民可以通过“嗨社区”APP的“生鲜服务”，选择“菜宅送”，下单后由直通车将居民选定的蔬菜投递到社区院落的生鲜柜，居民下班后直接提走即可。据社区工作人员介绍，由于是货源地直接采购，省去了很多中间环节，蔬菜价格比市场平均价格低三分之一。针对社区居家养老需求不断上升，构建“仁爱华黉门居家养老模式”，实施社区养老助残工程，全面推进居家养老助残社会化管理。在“嗨社区”APP中专设养老模块，服务对象是武侯区户籍80周岁以上老人，服务项目涵盖6大类20小项，主要有助餐、助浴、助医、助洁、陪同服務、医疗服务、喘息服务、跑腿服务等，老人在家中通过手机，或由家人操作，即可得到以上服务。
二、成都市“互联网+社区治理”的经验与不足
(一)主要经验
一是在社区治理中坚持党的领导地位。调研各社区普遍以社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以建设发挥政治功能和服务功能的服务型党组织为抓手，以区域化党建横向整合资源、网格化党建纵向延伸服务的“一型两化、多元共治”党建，引领社区自治共治。开展区域化大党建，打破地域限制，通过内结外引、抓住需求的形式，联合辖区内外企事业单位党组织开展双向服务，实现共建共享。开展网格化微党建，把支部建在院楼网络上，把党小组建在楼栋片区内，把党员骨干选派到楼栋单元里，健全党组织的纵向体系，延伸服务至院楼、楼栋等末梢神经，解决服务居民的“最后一公里”。打造社区微党校，依托区域内教师资源，借助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使党课教育活动常态化。
二是组建专门机构统筹协调社区治理创新工作。一直以来，社区发展治理工作由组织、民政、发改、财政、住建、人社、司法等多个部门分工负责，存在缺乏顶层设计、统筹协调的问题。为有效解决“九龙治水就治不好水”的问题，积极探索特大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经四川省委编委批复同意，成都市设立市委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负责统筹推进城乡社区发展治理改革工作。据双流区社治委有关人员介绍，市社治委工作职责包括四大方面，即统筹指导、资源整合、协调推进、督促落实，且在市社治委领导下，成都将建立市、区县、街道(乡镇)和社区四级运行体系，确保将社区治理工作落到实处。
三是采取信息技术手段更好满足群众需求。作为一种技术手段，“互联网+社区治理”的实际作用取决于其功能设计是不是从服务居民角度出发，是不是为了真正解决居民的实际问题。从调研情况来看，成都市“互联网+社区治理”模式创新都紧紧围绕解决居民实际问题出发。例如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投入使用后，居民既可以在社区上班时间办理相关事宜，也可以在其他时间通过平台终端进行预约登记等，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成华区服务治理大联动体系建成后，通过96966“一号呼”等，大联动中心根据事项性质及时发送到相关部门，并及时跟踪反馈事项办理结果。黉门街社区开设“嗨社区”APP，通过整合区域内的各类生活性服务业资源，实现供给与需求的线上线下有效对接，不仅解决了居民实际问题，而且带动了社区内各类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
(二)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一是各类信息平台建设仍缺乏整体合力。从调研情况看，覆盖成都市的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是独立运行在各个区县的网络平台上，互相之间并没有实现整体联合。成都市民政局印发了《成都市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实施方案》，起到指导意见的作用，各区县根据实际情况，拟定了各区县的具体工作方案，指导思想一致，但实现路径却各不相同，这必然导致建设标准、技术、数据标准等出现不一致，为今后系统的整合增加了很大难度。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服务治理大联动体系等也都是相对独立运行，这导致信息系统的重复建设，带来资源浪费。
二是O2O社区服务面临整合周边资源困难等问题。O2O发展模式属于粉丝经济，需要大量资源、客源来支撑平台运营，而整合社区O2O服务的线下资源难度很大。目前社区O2O尚存在探索阶段，很多居民、周边服务资源等都对其持观望态度，未能较好的参与进来。调研发现，“O2O+社区”的服务供给方式、内容还是以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度不够。由于缺乏企业的积极参与，很多服务内容价格偏高，难以真正满足居民需求。
三是居民对社区治理的参与度不高。居民是社区的主体，是社区服务的具体对象。但目前城市社区居民对社区事务的参与度总体不高。一方面，大多居民社区意识淡薄，对社区各类公共事务持事不关己的态度。另一方面，由于很多居民缺乏最基本的信息技术与手段，没能掌握“互联网+社区”的理念、技术等，也就很难使用这些信息化平台。从调研情况看，有些社区属于新建城市社区，居住人群以白领为主，这些社区的信息化平台使用较充分，而很多老旧社区、农转非社区的信息化平台使用频率明显偏低。
四是缺乏适应“互联网+社区治理”的专业人才。“互联网+社区治理”运用了丰富的信息技术，如大数据分析、云计算、数据挖掘等，其管理与服务模式与传统社区有很大不同，这就需要大量既懂技术由懂管理的复合型人才。调研中发现，由于社区工作的经济待遇偏低，职业晋升空间小，很难有效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更难吸引既懂技术又懂管理的复合型人才。从经济待遇看，社区工作人员的工资水平远低于成都市人均水平;而职业晋升方面，一位社区书记表示，到社区书记也就触到天花板了，很难再有其他晋升途径。
三、对策建议
第一，进一步加强党在社区治理中的领导作用。《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指出，必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把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作为贯穿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的主线，以改革创新精神探索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引领社会治理的路径”。在“互联网+社区治理”创新工作中，必须坚持发挥社区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作用，以社区党组织为统领，协调社区居委会、志愿服务队伍、群团组织、社会组织、社会企业等，着力构建“一核多元、协作共治”的社区治理新机制。
第二，加强“互联网+社区治理”顶层设计。应成立专门的城乡社区治理组织协调部门，并配备强有力的工作队伍，保证政策措施有效落地。针对各信息平台相对独立、缺乏整体合力的问题，应加强制度设计，一方面由专业部门制定信息平台建设的制度标准，如设计语言、端口设置、通讯传输标准等，保证各信息平台能实现有效联通;另一方面通过对各信息平台的功能分析，整合重复设置，减少平台数量，提升平台质量。应明确建设各信息平台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服务社区居民，而不是为了建而建，将有限资源都集中在提升服务水平上。
第三，引导多元主体参与“互联网+社区治理”。一方面，应持续加大政府财政投入力度，为“互联网+社区治理”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撑;另一方面，应不断拓展筹资渠道，引导多元市场主体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不断满足居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政府可以通过各种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项目，这样不仅可以提供资金支持，还可以通过多元主体的引入，形成有效的竞争机制，降低社区服务价格。同时，在政策扶持下，倡导公益与市场相结合，如社区居家养老项目，提倡社会公益和市场运营相结合，实现养老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不断提高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水平。
第四，加强对社区居民的信息化知识培训。基于居民对信息技术认知度和参与度较低的实际情况，推进“互联网+社区治理”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普及信息化知识，通过多种形式加强对居民的社区服务信息化内容培训，特别是对中老年、低文化程度群体的培训，打破居民对信息化的陌生感、距离感。同时，不断扩大“互联网+社区”服务领域，如亲子育儿、相亲交友、二手交易等居民感兴趣的领域，吸引更多居民参与进来，使服务更加精细化，进而解决居民参与度不高的问题。
第五，不断加强社区治理人才队伍建设。“互联网+社区治理”创新的关键是人才。应提高社区工作者的信息化技术水平，加强人员的信息化继续教育与岗位培训，及时更新社区服务信息化知识结构。提高社区工作者的待遇，吸引既懂技术又懂管理的复合型人才进入社区工作中来。拓展社区工作者的职位晋升空间，给予社区工作者更大的职业舞台，从而能够吸引人才、留住人才。
(调研组成员：胡杰成、赵春飞、赵雷。执笔人：赵雷)
摘要：“资产为本”的社区建设是当前城市研究的热点之一。我国社区建设实践中自上而下的行政属性和基层党组织在其中扮演的重要作用使得中国“资产为本”的社区建设路径呈现出鲜明的独特性。论文运用案例研究法分析了我国城市社区以“资产为本”的方式推动社区建设的过程与机制。研究发现，中国“资产为本”的社区建设的核心和关键在于发挥社区政治资产的作用，通过认同机制、嵌入机制、赋权机制和育导机制激发和带动社区其他优势资产参与社区融合发展。论文对推动中国“资产为本”社区建设的理论构建和实践探索以及运用资产建设路径破解超大城市基层治理难题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资产为本”社区建设;基层党组织;农民工;融合
一、 引言
社区是城市治理的重要单元，历来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领域。近年来，研究者聚焦社区治理“一核多元”主体之间的互动机制与治理绩效，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整体而言，既有研究多将社区发展的需求和问题作为社区治理及其研究的逻辑起点。然而，随着新型城镇化战略向纵深发展，社区成员异质性、流动性、复杂性加剧，社区公共服务供需双方信息适配难度增加，传统的以需求为本、问题导向的社区建设面临许多挑战，例如难以准确把握社区成员的服务诉求、社区合作关系不可持续、社区持续发展缺乏内生动力、社区居民公共参与能力下降等。①②20世纪90年代，作为对传统社区发展模式的反思，约翰·克雷茨曼（John Kretzmann）和约翰·麦克尼（John L.McKnigh）提出“資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模式（Asset-Based Community Development，简称ABCD），倡导社区发展应从注重社区需求与问题转向其能力与优势，认为真正的社区发展必须依赖当地居民对其资产的运用。魏爱棠：《城中村改造与社区资产建设的“地方维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2018年第1期。当前，“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模式已在世界多地得到广泛应用。文军、黄锐：《论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模式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年第6期。那么，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过程如何？基层党组织如何在“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模式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中国制度背景下的“资产为本”的社区建设路径呈现出怎样的特点，对基层治理有何意义和作用？本文试图提出一个从“资产”角度理解当代中国社区治理的分析框架，并希望在两个方面有所突破：一是在中观层次进一步剖析“社区资产”和“政治资产”这两个抽象概念，使其具有实质性的分析效能。二是展现如何通过社区政治资产动员和激发其他优势资产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与机制。
本研究采用案例研究方法，通过考察广州市S社区利用社区优势资源破解“倒挂”社区治理难题的过程，总结和提炼中国制度背景下“资产为本”社区建设模式。案例研究能够为研究者提供丰富的、动态的定性研究数据，有助于研究者关注新颖的研究议题和归纳创新性理论，尤其在解释本土现象、建构本土理论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Robert K.Yin：《案例研究方法的应用》（第3版），周海涛、夏欢欢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3-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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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润田、孙璇：《实证主义vs.诠释主义：两种经典案例研究范式的比较与启示》，《管理世界》，2021年第3期。S社区是一个外来人口数量大大多于本地居民的典型城中村社区，社区环境脏乱、社区成员关系淡漠等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2015年底，作为广州市推动外来务工人员社会融合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州市政府率先在S社区开展融合社区创建工作，在创新基层工作和社会治理、破解超大城市流动人口融入难等方面走出新路，得到人民日报、人民网、新华社及本地主流媒体的广泛关注，成为广东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典范。以S社区为例展开讨论有助于清晰地展现我国制度背景下“资产为本”社区建设的机制和过程。
本文主要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收集一手资料。得益于在广州市来穗人员服务管理局将近一年时间的驻点调研，我们能够近距离观察S社区融合建设过程，并通过对S社区“两委”成员、基层党组织成员和社区社会组织相关工作人员、S社区所在街道的党政领导和相关工作人员、广州市政府相关部门工作人员以及S社区普通民众等半结构式访谈和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式，获得了不同主体对于S社区治理过程的理解。由于S社区治理经验得到了众多主流媒体的关注，因而相关媒体报道也是我们重要的资料来源。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对相关信息进行了三角比对互证以确保资料信度。
二、 资产与社区建设：既有研究述评与本文研究框架
（一）“资产为本”的社区研究述评
“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模式是当前城市研究的热点之一。1993年，约翰·克雷茨曼和约翰·麦克尼提出“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模式，将社区拥有的优势资源，即“社区资产”，界定为个人资产（Individuals）、组织资产（Associations）、地方制度资产（Local Institutions）、自然和物质资产（Natural Resources and Physical Assets）四种类型。其中个人资产指社区居民的天赋、才能、知识、技能、资源、价值观及投入感（Values and Commitments）等。组织资产指社区文化、娱乐、社交、公民组织或小组等。地方制度资产指社区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途径，包括地区政府部门、非政府机构。自然和物质资产指社区设施，如公园、图书馆及自然环境等物质设备。John L.McKnigh， John P.Kretzmann，Building Communities From the Inside Out： A Path Toward Finding and Mobilizing a Community’s Assets， Chicago， IL： ACTA Publications， 1993， pp.1-11.此后，“资产为本”的社区建设和研究逐渐在美国推广开来，并在世界多地得到广泛应用。
不同研究者对“社区资产”的类型与定义存在差别。例如弗格森和迪肯斯认为社区资本包含五种形式：物质的、人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格林和海恩斯在此基础上将社区资产扩展为七种：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环境资本、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周晨虹：《内生的社区发展：“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理论与实践路径》，《社会工作》，2014年第4期。但是，无论采取何种定义，“社区资产”都强调社区内在具有的能力、资源和潜力。“资产为本”的社区建设即指试图通过整合和利用这些内在优势推动社区发展的模式。与传统“需求为本”的社区发展模式相比，“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模式更加着眼于社区已有的资源，尝试从个人、组织和机制等方面激发、培养、塑造社区成员合作解决社区公共事务的能力。John L.McKnigh， John P.Kretzmann，Building Communities From the Inside Out： A Path Toward Finding and Mobilizing a Community’s Assets， Chicago， IL： ACTA Publications， 1993， pp.1-11.
“资产为本”的社区建设大致遵循下列步骤。一是制作社区能力清单（Capacity Inventory），其中重点关注社区组织的类型和运作，充分掌握社区内在的资源和能力，这一过程又被称为绘制社区资产地图。二是明确社区建设愿景，并将社区资产与社区建设愿景相关联，制定具体的实施规划。三是动员社区资产，即通过社区内部非正式的内部人际网络和正式的制度建设执行规划。四是评估资产建设成果，考核社区资产建设愿景是否达成。黄翎：《从“需求为本”到“资产为本”——当代美国社区发展研究的启示》，《室内设计》，2012年第5期。然而，“资产为本”的社区建设的操作化依然受到研究者的批评。例如首次将“资产”概念引入社会政策分析的谢若登指出，资产为本的社区建设框架没有提及如何选择资产建设工具的问题，因而难以指导实践。Michael Sherraden， Deborah Pageadams， “Asset-based Alternatives in Social Policy”，Available at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rofile/Michael-Sherraden/publication/23941323_ASSET-BASED_ALTERNATIVES_IN_SOCIAL_POLICY/links/553ea7b40cf20184050f8ac3/ASSET-BASED-ALTERNATIVES-IN-SOCIAL-POLICY.pdf. 值得注意的是，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并不排斥外部资源的介入。例如有研究指出，利用社区外的活动、投资及资源等来支持社区发展也是“资产为本”的社区建设的重要途径。黄翎：《从“需求为本”到“资产为本”——当代美国社区发展研究的启示》，《室内设计》，2012年第5期。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内研究者关注到“资产为本”的社区建设模式。研究者主要围绕“资产为本”的社区建设的特征、内容与步骤进行阐述。研究者指出，与传统的社区发展模式相比，“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模式具有独特的涵义和价值理念，它立足社区优势、强调居民参与、建构关系网络，文军、黄锐：《论資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模式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年第6期。将个人、家庭和社区自身视为社区治理的真正专家，陈红莉、李继娜：《论优势视角下的社区发展新模式——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求索》，2011年第4期。主要分为组织、构想、规划、实施与评估四个阶段。黄翎：《从“需求为本”到“资产为本”——当代美国社区发展研究的启示》，《室内设计》，2012年第5期。总体而言，既有研究对“资产为本”的社区建设内涵作出了较为完整的论述，但是运用相关理论进行实证分析的研究相对较少。尽管有一些研究关注到不同类型的社区资产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围绕社区社会资产、文化资产、物质资产等展开分析，例如指出社区文化资产具有提升物质资产、社会资产、人力资产等重要作用。魏爱棠：《城中村改造与社区资产建设的“地方维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2018年第1期。
张和清、杨锡聪、古学斌：《优势视角下的农村社会工作——以能力建设和资产建立为核心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践模式》，《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6期。但是这些研究大多强调非政府组织的作用，陈红莉、李继娜：《论优势视角下的社区发展新模式——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求索》，2011年第4期。
陈艳：《以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模式——地震灾后农村社区重建的新视角》，《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党和政府的考察。周晨虹：《内生的社区发展：“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理论与实践路径》，《社会工作》，2014年第4期。大量关于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研究表明，我国的社区更多的是作为国家治理单元而存在，杨敏：《作为国家治理单元的社区——对城市社区建设运动过程中居民社区参与和社区认知的个案研究》，《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4期。
朱建刚：《社区组织化参与中的公民性养成——以上海一个社区为个案》，《思想战线》，2010年第2期。
王汉生、吴莹：《基层社会中“看得见”与“看不见”的国家——发生在一个商品房小区中的几个“故事”》，《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1期。党和政府是社区建设的核心领导。丁元竹：《社区与社区建设：理论、实践与方向》，《学习与实践》，2007年第1期。
郁建兴、李惠凤：《社区社会组织发展与社会管理创新——基于宁波市海曙区的研究》，《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1年第5期。然而既有研究未能充分注意到党和政府在我国“资产为本”的社区建设中的角色和地位，尤其忽视了基层党组织如何立足社区优势资源、激发和培育社区内部治理能力的过程与机制。另一方面，尽管已有大量关于基层党组织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证研究，展示了几年来全国各地基层党建的特色做法和成功经验，但仍然缺乏对基层党组织引领社区治理机制和基层党组织建设何以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论化解释。
（二）“资产为本”的社区治理分析框架
大量关于我国社区治理的研究表明，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群体是引领社区发展的关键与核心。本文尝试整合相关研究，提出中国制度背景下“资产为本”的社区治理分析框架。
1.“社区资产”的四个维度。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研究者将社区资产分为不同类型。由于资产具有流动性，会根据时间、人为等因素在不同类型、不同形态间流转，因此我们尝试从结构与功能的角度提出“社区资产”的四个维度，其中每个维度对应着一种或多种资产类型，如下表1所示。
首先，社区资产的领导核心主要指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为代表的政治资产，它在社区治理中起着关键的引领作用。政治资产是最具权威性的资产类型，但它的定义却模糊不清。在企业研究中，“政治资产”或“政治资本”通常指企业与政府间形成的一种正式或非正式的特殊关系，也称政治关联（Political Connection）。在社区建设中，“政治资产”被定义为一个社区成员、集体和（或）组织为了达到理想目的所运用的权力和善意，通常表现为个人或集体所拥有的影响社会公共资源分配的能力。Ryan Coffey， “The Eight Forms of Community Wealth”， Part 6： Political Capital， December 11，2014， https：//www.canr.msu.edu/news/the_eight_forms_of_community_wealth_part_6_political_capital，Jan.27，2022.结合上述定义，本文认为，中国制度背景下的社区政治资产指的是：以基层党组织和社区党员为代表的社区成员、集体和组织为实现社区善治所拥有的影响社区公共资源配置的能力。社区政治资产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公益性。它指向社区善治和社区共同体的福祉，而不是西方语境下通常所指的政治人物在政治权力争夺中所拥有的筹码或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所具有的隐性优势。二是流动性。尽管社区政治资产具有有形的载体，但它可以从物质资产、社会资产、人力资产、文化资产等不同形式的资产类型中转化而来，也可以激发其他类型社区资产活力。例如社区人力资本的提升能够有效增强社区党员参与公共事务治理能力和基层党组织战斗力进而提升社区政治资产。同时，社区政治资产的提升有助于激发社区主体能动性，进而带动其他优势资产参与社区发展。三是正外部性，社区政治资产的积累有助于物质资产、社会资产、人力资产等其他社区资产的增长。
其次，社区资产的物质基础主要指社区物质资产和金融资产，它在社区治理中起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物质资产是资产建设中的重要维度。“资产为本”的社区建设将社区成员的集体行动视为社区经济发展的组成部分，因而将创造和提升社区经济机会、提升社区居民生活质量视为社区建设的重要目标。Alison Mathie ， Gord Cunningham， “From Clients to Citizens： Asset-based Community Development as a Strategy for Community-driven Development”，Development in Practice， vol.13， no.5（2003）， pp.474-486. 1991年，迈克尔·谢若登在《资产与穷人》中首先将“资产”的概念引入社会福利政策的分析。他强调资产的积极福利效应，认为资产对于贫困人口脱离贫困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谢若登所说的“资产”主要指有形的物质资产或金融资产，常见的政策工具有“个人发展账户”，重要的政策目标是提高社区成员的收入和社区财富。朱晓、曾育彪：《资产社会政策在中国实验的启示——以一项针对北京外来务工子女的资产建设项目为例》，《社会建设》，2016年第6期。研究者还关注到社区发展金融机构（Community Development Financial Institutions， CDFIs）在提升社区成员经济收入、促进社区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Sarah Dewees， Stewart Sarkozy- Banoczy， Moblizing Communities： Asset Building as a Community Development Strategy， Philadelp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10，p.15.近年来，社区基金会成为我国社区治理的新兴手段。它以“社区”作为主体，通过社区公益资产解决社区发展问题，引导社会资金投向城乡社区治理领域，在构建社区自治与共治方面具有突出意义。田蓉、王丽丽：《我国政府主导型社区基金会供需理论视角分析——以南京为例》，《中国行政管理》，2018年第12期。
第三，社区资产的组织载体主要指社区社会组织、居民自治团体、群众性社团等组织资产，它是推动社区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主体。向社区外部寻找技术专家解决社区发展难题固然是社区治理的可行路径，但这种做法存在一些弊端，例如不利于培育社区自身满足其需求的能力，使社区发展出现依赖性等现象。而且由于专家们往往缺乏对本地风土人情的了解，他们的意见不一定符合社区“秉性”。此外，来自社区外部的技术支持往往受到时间限制，一旦技术服务到期，技术支持也就中止了，缺乏可持续性。Gary Paul Green， Moblizing Communities： Asset building as a Community Development Strategy. Philadelp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10，p.3.因而“资产为本”的社區建设强调发挥社区内部主体的作用，例如医院、学校、图书馆等社区内部正式组织和群众性社团等非正式组织，它们是推动社区长期可持续发展重要的潜在力量。
第四，社区资产中的文化与关系主要包括社区文化资产、人力资产和社会资产等，它们是社区治理的柔性支柱。构成社区资产的主要成分除了人、组织、机构等显性资源外，还包括那些依附于显性资源的隐性资源，例如文化资产、人力资产和社会资产。社区文化资产既包括存在于被赋予了文化意义，通常被称为“文化遗产”的建筑、遗址、艺术品和油画、雕塑等物质载体当中的有形资产，也包括一系列与既定人群相符的想法、实践、信念、传统和价值相关的无形资产。戴维·思罗斯比：《什么是文化资本？》，潘飞编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年第1期。社区文化资产建设有助于重塑社区文化主体性，是我国反贫困社会工作实务方法和策略的重要环节，张和清：《社区文化资产建设与乡村减贫行动研究——以湖南少数民族D村社会工作项目为例》，《思想战线》，2021年第2期。也是影响当今城市发展的重要非经济因素，是构筑全球城市的重要力量。秦迎林、孟勇、罗康洋、杨嘉雪、俞婷：《全球城市文化资产综合评估指标体系及实证研究》，《全球城市研究》，2021年第1期。社区人力资产指社区成员所具有的能够创造经济价值的竞争、知识、经验、技能和健康的存量。有研究者分析了人力资源、人力资本和人力资产三个概念的区别和联系，认为社区人力资产不是社区成员自己的资产，而是社区的一项资产，具体表现为社区对辖区内所拥有的人力资源及其附属的人力资本的使用权。夏光：《人力资源、人力资本和人力资产的比较研究》，《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08年第1期。社区社会资产主要指社区成员之间有互惠价值的网络和相关规范。具体表现为嵌入于社区成员社会结构中的资源、个人涉取这些社会资源的能力和通过有目的行动中的个人运用或动员这些社会资源的能力。张文宏：《社会资本：理论争辩与经验研究》，《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4期。研究者指出，这三个概念具有较强的相似性和关联性，戴维·思罗斯比：《什么是文化资本？》，潘飞编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年第1期。且都具有较强的生产性，有助于提升社区经济价值和投资于物质资本的收益。戴维·思罗斯比：《什么是文化资本？》，潘飞编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年第1期。
张文宏：《社会资本：理论争辩与经验研究》，《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4期。
2. 社区建设中的资产运作过程。政治资产如何动员、组织和发展社区的内生动力，从而带动其他优势资产参与社区建设，充分发挥引领社区发展的核心作用？笔者认为，决定政治资产有效动员和激发社区内生力量的两个核心变量在于其塑造社区成员价值观的能力以及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操作化能力。本文从社区成员个体和集体两个层面，提出政治资产动员和激活社区内生力量、带动其他优势资产参与社区治理的四种具体机制，如表2所示。
一方面，社区政治资产具有塑造社区成员价值观的能力。价值是人类对于自我发展的本质发现，具有整合、同化、规范社会群体心理和行为的功能，是意识形态和文化的核心，有助于动员整合社会朝着执政目标努力行动。孙柏英、邓顺平：《以执政党为核心的基层社会治理机制研究》，《教学与研究》，2015年第1期。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当前我国城市社区普遍存在成员异质化的挑战：在同一个社区空间中，既有本地居民、也有大量外来务工人员。他们当中有的已经熟悉城市文明和熟练掌握城市文明行为方式，有的尽管身份已转为城镇居民，但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仍保留传统乡村社会的特征，因而存在着价值观、利益诉求、行为方式、文化习俗等方面的诸多差异甚至冲突，急需价值观层面的整合与形塑。以基层党组织和基层精英党员为代表的社区政治资产，主要通过育导机制和认同机制，在社区成员个体和集体两个层面动员和激发社区成员主体性，从而带动其他社区优质资产参与社区治理。在个体层面，社区政治资产的育导机制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基层党建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相结合。基层党组织将先进文化、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内容有机融入日常活动中，以优秀文化教育人、陶冶人、凝聚人，形成健康向上的价值理念和道德风尚。二是基层党建与城市文明行为范式相结合。基层党组织和社区优秀党员宣传和倡导城市文明行为方式，例如开展垃圾分类、志愿服务、职业技能提升、社区大学、亲子早教等培训活动，形成符合城市文明生活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三是充分发挥基层精英党员的重要作用。充分动员社区党员中的知识分子、人大代表、法律工作者和“前乡村能人”等参与社区治理，尤其注重与新媒体技术相结合，发挥他们在舆论引导、议题设置、理论讲解等方面的作用。陈东冬：《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相关问题研究》，《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2021年第3期。在集体层面，社区政治资产的认同机制主要表现为用政治身份认同强化基层党员的组织归属感和身份意识，形成超越地域身份差异和户籍身份区隔的社区共同体精神，实现社会治理的“共同体化”。王春光：《社会治理 “共同体化” 的日常生活实践机制和路径》，《社会科学研究》，2021年第4期。在中国的制度背景下，“共产党员”这一身份具有政治势能，在社会治理体系中具有特殊的政治威信，能够引导民众的思想和行为，“触发民众的行动向心力”贺东航、高佳红：《政治势能：党的全面领导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一个分析框架》，《治理研究》，2021年第5期。。
另一方面，社区政治资产具有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操作化能力。基层治理是现代国家构建和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叶本乾：《找回“政治”：新时代基层党组织引领治理的实践运行逻辑转换与回归取向》，《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也是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重要场域。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互为表里、内在统一，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需要制度供给与治理实践的有效互动。卓越、罗敏：《制度优势如何转化为治理效能？——基于比较分析的视角》，《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网络首发论文，2021年9月17日。其中，高效的执行机制是关键，社区政治资产主要通过赋权机制和嵌入机制，在社区成员个体和组织两个层面激发社区成员参与社区治理的执行力和行动力。在个体层面，基层党组织积极推进社区治理制度创新，通过赋权机制提高社区民众参与意愿和能力，尤其是向社区边缘群体赋权，使之成为社区治理的平等主体和重要内生资源。这是社区资产建设的核心内容。张和清：《社区文化资产建设与乡村减贫行动研究——以湖南少数民族D村社会工作项目为例》，《思想战线》，2021年第2期。在集体或组织层面，社区政治资产主要通过组织嵌入、人员嵌入、活动嵌入等嵌入机制融入社区社会组织发展过程，提升社区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
綜上所述，我国“资产为本”社区治理模式以政治资产为核心，通过认同机制、嵌入机制、育导机制、赋权机制等引领社区共同体建设，激发社区内部主体积极性，带动其他优势资产参与社区治理全过程，发挥着价值引领、利益综合、参与赋能、行为示范等重要作用，如图1所示。
接下来，文章聚焦广州S社区，观察基层党组织和政府如何通过一系列平台与机制建设激发社区内部优势资源，构建本地居民与外来务工人员融合发展的社区治理新图景，探讨我国制度背景下“资产为本”社区建设过程。
三、 “资产为本”的社区建设过程与效果：广州S社区的实践
（一）案例背景：广州S社区及其治理状况
自2014年被列为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城市起，广州市率先开展了一系列促进来穗务工人员社会融合的政策创新实践，其中S社区为首个融合建设试点社区。S社区地处广州市外来务工人员数量最多的市辖区，自2000年以来聚居了大量到广州从事印刷、酒店、超市经营等行业的湖北籍务工人员。在2006年最高峰时，S社区的湖北籍来穗务工人员达到13万人，占S社区流动人口的一半以上。此后，虽然湖北籍来穗人员数量有所下降，但仍维持在较大规模，S社区也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以湖北籍务工人员为主的典型城中村社区。
S社区融合发展面临严峻挑战。一方面，由于户籍制度改革尚处酝酿阶段，制约外来务工人员社区融合、城市融入的根本性制度约束以及来穗务工人员医疗、养老、住房、子女教育等公共服务需求得不到满足的问题将长期存在，S社区融合发展难以从来穗务工人员“需求端”入手。另一方面，在S社区内部，由于常住外来务工人员数量数倍的多于本地居民，外来务工人员群体内卷化严重，反倒是本地人感受到来自外来人的“排斥”：
“例如广场舞。广场舞最主要的问题是没有容纳本地人。作为我们本地人，也很想去参加这个活动，我就在附近住，很多时候都想去融入它，曾经也跟这些广场舞的大姐沟通过，但是怎么说咧，我就感觉好像受到排斥，真的融入不进去，感觉有点排斥。”（20151117，本地居民访谈）
研究表明，同质性群体内部的强连带更易导致社会整体的破碎化，闵学勤：《社区自治主体的二元区隔及其演化》，《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1期。农民工群体高度的内卷和他们对于城市居民的逆排斥更加剧了社会融合的难度。王春光：《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5期。
（二）从“需求为本”到“资产为本”：S社区融合发展的主要做法
面对社区融合发展挑战，S社区创新治理理念，从着眼社区不足和问题的“需求为本”的传统社区发展理念转型为依托社区内部优势资源的“资产为本”社区治理模式，通过整合和动员社区内部优势资源，构建本地居民与外来务工人员融合发展的社区治理新图景。
1.着眼社区物质资本，通过创造和提升社区经济机会，形成社区融合发展内生动力。S地处广州市区较为核心的地段，交通便利、基础设施优良，专业批发市场密集，物质资产雄厚，工商企业有5584家，个体户11万户，皮具、化妆品专业市场49个，另外有大型商场，如万达广场、凯德广场等高端商业体和专业市场。物质资产是推动S社区融合发展的重要内驱动力。对本地居民来说，参与社区融合发展的核心动力在于维系和优化房屋租赁关系，而外来务工人员则更多地将融合社区建设视为提升个人经济能力的重要契机。
一方面，本地人借“融合”换取长期房租收益。由于S社区靠近广州火车站，因而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就有不少外地人租住在这里，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更是涌入大量外来务工人员。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给当地原住民带来了不菲的房租收入。时至今日，S社区本地人和外来人之间在住房上的租赁关系亦是激发本地人主动参与融合社区建设的核心动力。
“总的来说，外来人融入本地带动了经济，这是最主要的，带动了我们的经济（笑）。比如店铺啊、房子啊，我们住的已经足够了，有些已经多出来了，现在就可以租给他们。”（20151117，本地居民访谈）
另一方面，外地人借“融合”提升经营技能、增加收入。事實上，现阶段的融合社区建设难以解决外来务工人员普遍关心的积分入户、子女入学、社保等问题，对此来穗务工人员非常清楚：
“例如小孩读书的问题。这个问题街道啊讲座啊，包括融合学堂都讲过很多次，学到了一些知识，但是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我想有些问题也解决不了。”（20151117，外来务工人员访谈）
因此，S社区融合发展治理将重点转向“融合”能够给外来务工人员的物质福利，即有助于提升在当地的生存和发展能力方面。例如设立融合学堂“师资班”，通过培训外来务工人员担任授课老师的方式，解决部分来穗务工人员的就业问题：
“融合社区的四个字就是‘经济自足’……我们早教班的老师，我们没有请别人，我们就培训这些外来工，由他们去当老师，解决了他们的就业，提高了他们的经济能力。”（20160504，融合学堂负责人访谈）
2.注重社区政治资本，积极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营造融合社区共同体。S社区拥有一支优秀的以湖北籍务工人员为基础的流动人口党支部。该支部最早以湖北籍从事印刷行业的务工人员为主，因此以下简称“印刷工党支部”。印刷工党支部是湖北省著名品牌，2009年作为流动人口治理的重要抓手输出到S社区。印刷工党支部成立后，逐渐带动湖北老乡成为社区治理新主体。他们积极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协助街道宣传计划生育、解决劳资纠纷、动员志愿活动、参与“干净、整洁、平安、有序”综合治理，成为小有名气的先进集体，支部书记也获得多项荣誉称号：
“印刷工党支部在S社区甚至广州市、广东省都是小有名气的。整个这一片的治安、劳动纠纷调节、计生落实等方面，靠印刷工党支部维持得非常好……去年在全区组织的22个街镇的评比中，我们就凭这点获得全区第一。”（20160504，街道副主任访谈）
3.利用社区组织资本，提升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地位和作用，夯实“一核多元”治理格局。社区社会组织是基层社会领域中重要的专业化力量，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发展是城市社区发展的重要趋势。郁建兴、李惠凤：《社区社会组织发展与社会管理创新——基于宁波市海曙区的研究》，《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1年第5期。S社区拥有一家旨在推动城中村外来工社区融入的社区公益组织Z。2014年进驻S社区开展社区大学等城中村外来工社区融入项目。它的负责人W老师具有丰富的从政、从教、从事公益事业的经验和人脉，它的成员也普遍具有较高的学历和素质：
“W老师有一帮人在做社会治理的研究，素质很高。她本人也是党建方面的专家，过去是湖北A市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关于A市的经验上过《求是》杂志，在全国做过推广。她招来的人，不是北大的就是中大的硕士、博士，大批的有志青年，都是大学生中的佼佼者，基本上都是党员。”（20160504，街道副主任访谈）
S社区融合治理十分注重发挥社区社会组织的专业力量，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党社联动等方式开设融合学堂、成立社区共治议事会等，切实提升社区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
4.激发社区文化资本，通过探寻社区历史文化遗迹，凝聚社区融合发展精神风貌。欣赏式探寻（Appreciate Inquiry）是“资产为本”社区建设的重要理论来源。Alison Mathie ， Gord Cunningham， “From Clients to Citizens： Asset-based Community Development as a Strategy for Community-driven Development”，Development in Practice， vol.13， no.5（2003）， pp.474-486.它指的是通过讲述、回忆社区或社群历史上的高光经历和成功，促进组织或社群产生积极、正面的变化。研究者认为，欣赏式探寻的关键在于对过往的记忆和对未来的想象。就像植物朝着太阳的方向生长一样，社区和组织也向着赋予它们生命和活力的方向发展。Elliott， C.， Locating the Energy for Change： An Introduction to Appreciative Inquiry，Winnipeg，Manitoba：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1999，p.43.
S社区融合建设十分重视挖掘本地优秀历史文化传承，通过弘扬历史文化的方式提升社区成员的荣誉感和自豪感，其重要举措之一便是打造地方特色的历史文化街区。原S村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19世纪，这里的人民自发组织武装抗击外来侵略者斗争，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和敢于斗争的英雄气概，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辖内有“国宝一号”之称的古庙、抗击外来侵略者纪念馆等重点保护文物。2015年7月，在发起S社区全民综合整治行动的同时，启动历史文化景区建设，新建了历史文化展览馆，以历史遗迹为景观轴带串起村内各古迹景观，打造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历史文化街区。2019年8月，S街党群服务中心、文化站、抗击外来侵略者纪念馆等单位联合举办“大榕树下讲古仔”品牌系列活动，用广州人喜闻乐见的“粤语讲古”的方式讲述S村人民抵抗列强侵略、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故事，激发社区成员的自豪感和荣誉感。值得指出的是，“大榕树下讲古仔”活动不仅吸引了本地街坊邻居，尤其是青少年学生的积极参与，还成为来穗务工人员子弟“小候鸟”暑期成长班的特别活动，帮助小候鸟们更好地了解和融入父母工作生活的地方。年轻人是有待开发的社区重要优质资源，通过社区优秀历史文化寻访活动，向社区年轻人传递优秀历史文化传统，使社区成员更好地了解社区的人文和自然环境，有助于提升社区形象和社区成员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三）S社区融合发展成效
经过一年多的融合建设工作，S社区面貌焕然一新。曾经污水横流、治安问题高发的“问题社区”如今变身历史文化旅游区，吸引了众多慕名而来的市民朋友;曾经与社区本地居民形同陌路的来穗务工人员也从被管理者变成参与者和服务者，价值感和归属感显著提升。
四、政治资产在“资产为本”社区建设中的作用与机制
S社区建设充分发挥以社区党组织和党员为代表的政治资产的核心作用，通过认同机制、嵌入机制、赋权机制和育导机制，发挥着价值引领、利益综合、参与赋能、行为示范等重要作用，激发和带动其他优质资产参与社区建设，实现本地居民与外来务工人员融合发展的社区治理新图景。
（一）认同机制：建构社区党员身份认同，培育社区共同体意识
S社区融合建设的最大难点在于社区成员身份多元。既有原住民，也有租住于此的本地戶籍居民，还有数量更多的外来务工人员。在外来务工人员中既有人数较多的湖北籍老乡，也有来自五湖四海的兄弟姐妹。这些来自不同的地方、操着不同的口音、从事着不同的行业的社区成员，原本只是生活在S社区的“熟悉的陌生人”，缺少沟通协作的意愿与能力，甚至形成了“自治主体的二元区隔”的局面：
“就是各自的自治。外来人口归印刷工党支部管理，我们本地居民就由居委会去管理。”（20151117，本地居民访谈）
尽管印刷工党支部和居委会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外来人和本地人群体内部具有较强的凝聚力，但是在“分治”的局面下，外来务工人员和本地居民的关系较为疏远：
“他玩他的，我们玩我们的。”（20151117，S社区居委会主任访谈）
为了弥合社区成员身份多样带来的社区治理张力，S社区融合建设积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通过组建来穗人员党支部，吸纳包括印刷工党支部、皮具城党支部等已有的外来务工人员党支部的方式，用统一的社区党员身份建构超越户籍身份和地域身份的价值体系，塑造外来务工党员之间、外来务工党员与本地党员之间的认同;再通过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带动普通民众，营造社区共同体氛围。
（二）嵌入机制：嵌入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吸纳社区建设专业力量
社区社会组织是基层社会领域中重要的专业化力量，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发展是城市社区发展的重要趋势。郁建兴、李惠凤：《社区社会组织发展与社会管理创新——基于宁波市海曙区的研究》，《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1年第5期。然而，关于社会组织的研究表明，我国主流社会普遍缺乏对社会组织的信任，尤其对体制外社会组织的信任感偏低，张云武：《社会资本与组织信任的实证研究》，《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3年第4期。社会组织在很多时候被视为治理转型中不确定风险的来源。黄晓春、周黎安：《政府治理机制转型与社会组织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1期。在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供给公共服务方面，较多的讨论仍然集中在如何使社会组织成为政府提高生产和供给公共服务效率的工具，程远：《探索非营利组织在公共服务供给中扮演的角色：从合作生产到合作治理》，《治理研究》，2019年第4期。而不在社会组织自身的发展。
S社区印刷工党支部利用其合法性优势，积极提升社区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政商关系的研究表明，政治资产能够提高企业的信任水平，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王金秋、蔡荣、黄承捷：《政治资本、集体声誉与民营企业融资约束》，《宏观经济研究》，2019年第1期。相似的，社区社会组织与政治资产结盟，有助于削减社区社会组织信任赤字，降低基层政府对社会组织的风险顾虑。S社区印刷工党支部与社区社会组织Z相互嵌入，结合政治引领和专业引领，助推社区社会组织切实成为推动社区治理的专业力量。“互嵌”主要体现在人员和活动两方面。在人员方面，社区社会组织和社区党支部通过人员组成的交叉配置，通过由社区社会组织主要成员在社区党支部任职的方式，调动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能动性和专业性。S社区社会组织Z的负责人W老师本身也是一名来穗党员和资深党务工作者，拥有丰富的从政、从教、从事公益事业的经验和人脉，因而S社区融合建设十分注重吸纳W老师及社会组织Z的参与，例如由W老师担任第一届来穗人员党支部书记，社会组织Z的一名研究员担任支部组织委员。在活动方面，“互嵌”主要体现在通过“社区社会组织筹办、社区党支部宣传”的方式，提升社区成员参与社区公共活动的积极性，既有助于社区党组织开展工作，也有利于推动社区社会组织自身发展。例如2015年11月W老师邀请中央党校教授来社区调研，社区社会组织Z通过印刷工党支部邀请了多位外来务工人员和居委会干部、本地居民一道参加座谈，市来穗局也派出有关干部全程参与。对印刷工党支部来说，选派代表参加座谈是向“中央”反映S社区来穗务工人员需求的良机，亦是体现印刷工党支部工作能力的重要内容;对社区社会组织Z来说，通过社区党支部邀请来穗务工人员代表参加座谈，显著降低了时间成本、沟通成本和宣传成本，同时有效提升社区社会组织知名度及其在社区治理结构中的地位。
在互相嵌入的过程中，基层政府也会“借力”社区社会组织实现其组织目标。例如2014年社会组织Z在S社区首创“社区大学”，尝试通过社区文化教育促进外来务工人员社会融入。它具有独立的场地、较好的师资，为本村居民和来穗务工人员提供儿童早教培训、青年创业培训、外来工社区融入培训等服务，经过一年多的运作积累了良好的经验和口碑。2015年底，广州市政府充分利用社区大学既有资源，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将新成立的融合学堂委托给社区社会组织Z运营，并聘任W老师担任融合学堂校长，开设来穗人员社区环境教育班、创业就业培训班、城市融入家庭培训班、来穗青少年就业技能培训班以及社区骨干培训班等课程与开展知识讲座、观影和文娱等活动，为融合社区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值得注意的是，既有研究认为，当基层政府因自身灵活性不足等问题而向社会组织“借力”，通过社会组织实现其行政目标时，基层政府容易对社会组织实施高水平的内部控制，社会组织独立性与自主性受到较為严格的约束。黄晓春：《党建引领治理创新》，《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10月19日第8版。然而在本案例中，尽管牵头部门是一个新成立的业务部门，同样面临自身权威性、灵活性不足等问题，但由于该社区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结构中占据重要地位，因而具有较大程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能够切实在社区治理中发挥专业性的作用。
（三）赋权机制：搭建公共事务参与平台，创新社区多元主体公共参与模式
融合社区建设离不开外来务工人员和本地居民的共同参与，然而S社区长久以来缺乏容纳本地居民和外来人员的公共参与平台，本地居民与外来务工人员分别在居委会和印刷工党支部的带领下“分而治之”，这种局面不仅不利于融合型社会资本建设，也不利于社区共建共治共享，农民工群体的内卷化和他们对于城市居民的逆排斥更加剧了社会融合的难度。王春光：《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问题的认识》，《人口研究》，2010年第2期。
为了打破分治型治理格局、建立融合共通的社区治理体系，S社区融合建设尝试利用印刷工党支部在外来务工人员中的影响力，通过政治引领的方式，成立由本地居民和外来人员共同组成的社区共治议事会，鼓励外来务工人员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引导外来务工人员和本地居民在协商议事中增进理解、互助共融。共治议事会是近年社区建设的新亮点，但是S社区共治议事会首次纳入外来务工人员：
“社区共治议事会，必须既吸收本地居民，也吸收外来工，这样才能真正坐到一起沟通。”（20151117，W老师访谈）
《S社区共治议事会》章程规定，议员代表由社区居民和来穗人员共同组成，其中6名为社区居民、6名为外来务工人员，1名为街道委派人员。在印刷工党支部的大力推动下，2016年4月，6名优秀来穗务工党员代表社区全体外来务工人员当选S社区首届共治议事会代表;推动首个议题“社区微公园”的表决、实施，还票选出以来穗人员为主的社区巷长，切实推动来穗人员成为社区治理的平等主体，推动本地居民和外来务工人员在协商交流中增进感情：
“有了社区共治议事会，现在一些社会整治和社会项目，我们都会请一些本地人和外地人一起过来商量，看怎么搞，大家形成共识以后再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大家的感情也更好了。”（20160504，街道主任访谈）
（四）育导机制：推广城市文明生活方式与行为示范
S社区印刷工党支部通过价值文化引领，推动本地居民和来穗务工人员城市文明双转型。尽管作为跨省移民，国内迁移人口移居后面临的文化挑战整体而言要小于国际移民和跨文化移民，但中国幅员辽阔，自然环境与人文风俗殊异，尤其因为粤方言和官话方言的较大差异，使得由长江流域迁居至珠江水岸的移民或多或少地存在文化上的不适应：
“最主要的就是文化的相互交流和沟通，你知道嘛，我们本地的文化，特别是本地人的文化跟外地人真的是很有差别，好像中秋节啊，重阳节，庆祝的方式啊，搞的活动啊，跟湖北的文化有点区别的。”（20151117，社区本地居民访谈）
移民融合经验表明，移民在迁入地的文化融合不仅需要移民自身的努力，迁入地原住民文明程度与文化水平亦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原住民良好的文化素养有助于营造接纳移民的社会氛围，客观上有助于移民实现融合。然而，作为一个城中村转制社区，快速的城镇化转型和转型过程中陡增的财富和闲暇时间一定程度上阻碍了S社区原住民由“村民”转向“市民”的文化调试，普遍存在城市文化适应性滞后的问题：
“你说S村不发达呢，它实际上是城市的一部分，你说它很发达呢，它还是按照原来村的情况去运作的……S村的人从来不会觉得自己是市民，就觉得自己是农民，我们的做事方法、思维、投票的方式，就是以前村干部那样。”（20160504，区来穗局局长访谈）
因此，为了更好地推动外来务工人员与本地居民建立共通型社会资产，印刷工党支部联合社区社会组织Z，面向本地居民和外来务工人传播现代城市文明生活理念和精神文明内涵。例如印刷工党支部以优秀来穗务工党员为中坚骨干力量，连同本地居民组成了一支融合社区志愿服务队，协助参与街道和社区居委会工作，培育融合社区精神风貌。S社区印刷工党支部通过价值文化引领，在帮助外来人了解居住地文化、培养现代生活方式的同时，提升本地居民科学文化素养，推动由“村民”向“市民”文化身份的转变，同时促进“外来人”与“本地人”的文化交融，促进本地居民和来穗务工人员城市文明双转型。
五、结论与讨论：中国特色的“资产为本”的社区建设与社会治理模式创新
S社区充分发挥政治资产在社区融合发展中的作用，既为破解超大城市治理难题提供了思路，也体现了中国制度背景下“资产为本”社区建设的主要特征。首先，与西方重视经济和社会资产不同，政治资产在我国“资产为本”的社区建设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特色的“资产为本”社区建设不仅强调社区组织和成员的能动性，而且更加注重党和政府对社区建设的领导和保障。其次，与西方自下而上为主导的建设模式不同，中国特色的“资产为本”社区建设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既有自下而上的公民参与，又有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第三，与西方各种资产追求的愿景与使命各不相同，与独立运作、各自为战不同，中国特色的“资产为本”的社区建设能够在党和政府部门的领导和协调下，社区内部各优势资产互相合作、相互协同，形成合力，取得更好的治理效果。
本文采用单案例研究法，呈现了中国制度背景下“资产为本”的社区融合治理过程与机制。研究发现，我国“资产为本”社区融合治理的关键在于发挥以基层党组织和社区党员为核心的政治资产的作用，通过建构社区党员身份认同，培育社区共同体意识;嵌入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吸纳社区建设专业力量;搭建公共事务参与平台，推动外来务工人员成为社区治理平等主体;传播城市文明生活方式与行为示范，促进本地居民与外来务工人员城市文明“双转型”的方式，重构融合社区身份认同与社区公共精神、提升社区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创新社区多元主体公共参与模式、培育城市文明精神风尚，最终实现本地居民与外来务工人员融合发展的社区治理新图景。
本研究对验证和扩展“资产为本”的社区建设在我国制度背景下的应用进行了探索。首先，本文较为细致地呈现了一个外来务工人员聚居的社区如何通过资产建设促进融合的过程，进一步证实了“资产为本”的社区建设在我国的适用性。第二，不少研究者批评资产为本的社区建设的操作化流程过于模糊、难以指导实践，本文尝试提炼以政治资产为中心的社区融合治理机制，切实将“资产为本”作为社区建设的重要路径，为我国未来社区发展提供可参考的实践经验。周晨虹：《内生的社区发展：“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理论与实践路径》，《社会工作》，2014年第4期。第三，本研究初步认为，我国“资产为本”的社区建设具有以政治资产为中心、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社区内部优势资产协同发力等特征。然而，囿于资料收集和研究方法的局限，相关结论有待进一步检验。
（责任编辑：林赛燕）
收稿日期：2021-10-18
作者简介：朱亚鹏，管理学博士，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斯旸（通信作者），政治学博士，广州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健全退役军人工作体系和保障制度研究”（编号：21ZDA102）;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资产为本的社会政策研究”（编号：14JJD630014）。
① 周晨虹：《内生的社区发展：“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理论与实践路径》，《社会工作》，2014年第4期。
② 黄晓春：《從“家门口”服务改革看社区治理创新》，《社会治理》，2020年第4期。
作者：朱亚鹏 李斯旸
社区工作亮点社区深入开展“走进楼宇、服务社区建设”为原则，以创建“文明和谐社区”为目标，完善社区服务，繁荣社区文化，美化社区环境，强化社区治安，关心居民生活，不断提高社区综合管理水平，在社区工作及党建工作中呈现出三大亮点.
社区工作亮点(一): 低炭环保
社区工作亮点(二): 科普宣教
党建工作亮点(四): 党员之家
亮点一：低碳环保
社区以低碳环保入手，十分注重社区的环境卫生，以此来营造良好整洁的环境，为居民群众健康为提供为良好的生活休闲的环境。全体社区工作人员分组定点分片做好环境整治管理工作，努力实行长效管理机制，并多次发动社区居民小组长、党员、参与环境整治工作。同时利用各种形式进行宣传动员，力争做到家喻户晓，人人参与。社区有多位志愿者每星期二次对管辖范围进行巡查，发现问题，及时与社区汇报联系，并及时完善解决社区内的事务，力争本社区解决,不能解决的积极和有关部门配合协调，及时处理，并加大环境卫生工作监管力度，对一些 “脏、乱、差”的地段以及背街小巷进行了彻底整治，还居民群众一个干净舒服的生活环境，得到了群众的好评。对居民反映的情况，如：路灯不亮、下水道,垃圾道堵塞等，这些牵涉
到居民生活中的一些实际问题，社区都能认真对待，及时处置，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亮点二: 科普宣教
社区为从根本上提高广大居民群众的健康意识和消防安全知识，开展一系列的宣传教育，为我们社区老年人进行消防安全知识宣传，增强他们的自我防范意识，使其掌握一些身处各种灾害威胁时的生存本领和逃生技能，提高应对各种灾害的能力。社区还抓安全，重稳定，做好综治调解工作，一是化解居民矛盾纠纷。二是落实防火责任。年初，社区与辖区单位签订消防安全责任书，做到职任落实，职责明确。同时加强对居民的防火宣传，杜绝了火灾事故的发生。
亮点四：社区党员之家
为进一步改善街道党员活动条件，创新党员教育载体，在党支部与党员之间构筑崭新的交流平台，社区党工委分别在南小区支部、工业路小区支部、77号楼院支部，建立三个“党员之家”。建成的“党员之家”具备七大功能：
1、利用“党员之家”召开党建联席会议，党员代表会议，居民代表会议等，让党员、群众参政有激情，议政有渠道。
2、“党员之家”在“两新”组织党员之间建立起互相交流的平台，并以此互通商机，交换信息。
3、电教播放。播放远程教育为社区开展党员的电化、数字化教育,实用技能培训等。
5、科普宣
传站。不定期开设讲座，宣传有关计生、法律、卫生、安全等科普知识，增强广大党员群众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意识
社区以后的工作依旧围绕党建、安全、民生、环境、活动等几个方面继续开展创建工作。积极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浓厚文化氛围，倡导健康生活。继续关注民生，积极破难题解民忧，关心和帮助老年人、残疾人、特困户等弱势群体，抓重点服务，了解他们的需求，力所能及帮助他们，不但要从物质上帮助他们，而且更要从实际上真正解决他们的需求和难题，努力提高为居民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
学苑社区健康加油站
为加强居民健康自我管理，提高居民慢病防控意识，社区建立了“学苑社区健康加油站”。让居民随时掌握自我健康状况，促进居民健康生活方式。
如今忙于工作无暇顾及老人的子女大有人在，一旦老人遇到求医问药时，往往被打着推销保健品旗号的不法商贩所忽悠。碰到这类头疼的问题，该怎么办?针对这一问题， 学苑社区举办“为健康加油，向幸福出发”为主题的“健康加油站”，今后学苑社区的老年朋友都能在家门口享受到信誉度高的部队医疗专家提供的专业医疗服务了。
社区的老百姓尤其是老年朋友经常为看小毛小病而伤透脑筋。社区设立了“健康加油站”，将着力打造以居民健康需求为导向的“健康快车道”、“健康大讲堂”、“健康导航台”、“健康社区行”等运作载体，定期开展健康咨询、健康指导、健康讲座等免费健康服务，引领居民健康生活方式。
学苑社区创新性亮点特点工作
有问必答健康社区
学苑社区针对社区居民了解自己所要咨询的病理、症状、诊治疗法、保养秘方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学苑社区建立了“健康品牌社区”之有问必答。所谓有问必答，就是针对学苑社区居民的身心健康问题，可以全面而周到的帮助居民了解病情以及病友之间探讨病情的一个平台，这里包括很全面的医疗知识、健康常识等等。我们聘请专业医师针对居民提出的健康问题进行详细的解答，让居民在社区就与医生形成了一个良好互动，而且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别的患者提出的问题，看到有经验的患者回答的问题，这样就形成了两面性，既是从医生的角度分析病情、治疗答疑，也可以得知其他患者的感受、经验、体会，增加自己的知识、这样的互动环节是非常可贵的，互惠互助的精神可佳。
学苑社区一切都是从人心出发、给人以强大的安全感。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除了一些健康与医学专栏外，还设置了家庭生活和小测试栏目，大大丰富了我们的生活常识、帮助我们更加的了解自己和他人，更好的生活，走出生活当中的误区，从而得到健康的氧气，呼吸顺畅的生活空气。 为了力求做到有问必答的面面俱到，我们还需提供更多的患者心里话，平时多和身边人沟通、交流，了解他们的健康状况，如果有不明白的病情症状就及时来社区进行咨询，这样我们丰富了一份内容，能及时准确的解决身边人的疾病困恼，帮助更多的人拥有健康的体魄。
健康是最宝贵的财富，我们拥有了健康就拥有了一切美好的事物。在这里忙于奔波的时代，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医疗技术先进了，现在，贴心家庭医生也应运而生了。这个绿色的平台就像家里的小伙伴一样，时刻问候着你的身体组织，有了有问必答在身边，健康就会永远陪伴你!
鹏程园社区党支部按照“重点工作出亮点、难点工作求突破、常规工作有创新、整体工作上水平”的思路，始终坚持把服务群众作为社区工作的基本立足点，本着“群众利益无小事”的宗旨，努力为居民办实事，做好事，让居民群众成为社区建设的最大受益者。社区党支部提出“用真情服务社区，做群众满意社区”作为党员干部创新党建工作方法，打造“六大”民生亮点，为构建居民满意社区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创新模式，打造温暖亮点。社区党支部运用“党支部携手志愿者”服务民生的创新模式，取得了很好效果。社区志愿者结对帮扶，开展献爱心、送温暖活动，逢年过节走访慰问老干部、老党员、残疾人以及五保户老人，常年开展“春节联欢会”、“端午节品粽子”、“中秋节赏月饼”、“重阳节茶话”会等活动。
凝心聚力，打造民主法治亮点。搞好社区民主法治建设是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促进民生的保证。社区党支部本着“正心为本、修身为基，依法治社”的原则，来提高社区民主自治的能力。定期召开居民代表大会是关注民生、构建和谐社区的基础。通过学习实践活动，提升了社区党建水平和服务能力，党群关系由逆转顺，更加言畅气顺;党员与党支部关系更加凝聚;党组织与群众的联系更加密切。
携手共建，打造社区美化亮点。美化社区环境，打造居民舒心、安心、顺心的和谐社区生活环境是社区为民办实事，为民排忧解难的突出表现，为此社区党支部携手辖区物业站，每周组织社区志愿者协助小区物业站对小区卫生进行常规性保洁，尽心尽力打造社区美化工程。
警民联防，打造社区“平安”亮点。社区干部与片区民警带头参加夜巡，当好社区居民平安“守护者”。社区党支部成立了综治联防巡逻队，在社区重点部位主要路口、重点居民住宅区进行查巡，向居民宣传安全技防设施和注意事项。一年来，社区无一民事纠纷上交，刑事案件发案率降低，为积极打造 “平安”和谐社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创新创业，打造就业亮点。社区原有国企下岗失业人员310
人，社区党支部对其进行跟踪服务，了解就业方向、就业动态、困难原因。面对失业人群，社区干部千方百计为下岗职工寻找就业岗位，用心打造充分就业社区，实现了有下岗职工无失业人员大部分能再就业的好势头。自社区08年成立以来，通过多次进行职业指导、职业介绍、组织失业人员技能培训，使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率到达95%。
真情服务育龄妇女，打造阳光计生亮点。为社区育龄妇女真情服务是社区干部快乐工作的动力。社区党支部积极探索，不断改变服务方式、拓宽服务领域，努力提高优质服务水平，对已采取长效节育措施的育龄妇女开展规范的随访服务，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和开展宣传活动等形式，把计生政策宣传到人。截止目前，已开展免费健康体检112人次，为群众提供咨询290人次，发放免费药具76人次;举办生殖健康知识讲座3场次。
党的十九大强调：要大力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各基层党支部要担负好直接服务群众的职责，引导广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这也正是xxx一直以来在创新理念机制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方面的努力方向。近年来，xxx探索全域化党建理念，推行机关在职党员进社区服务“五化一推”机制，以网格化、常态化、精准化、多样化、长效化服务措施，用心用力、做真做实“双报到”，实现了机关党员经常受教育、居民群众长期得实惠，实现了机关党组织与社区党组织“组织力同步提升、双向受益”，实现了城市基层党建与社区基层治理高度融合。
一、背景与起因
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逐步提高，发挥机关在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为城市社区居民服好务，是基层治理的重要手段。然而xxx各社区辖区内机关单位分布不均、机关在职党员联系群众不够紧密，把握群众需求不够精准，分工有的不明确，服务方式单一，造成了机关在职党员与群众之间产生了距离。为了破解这些难题，xxx在典型的上万人的老旧社区——xx街道白果小区试点推行“五化一推”机制，在取得一定的成效后推广到全市范围，通过这项机制的推行，大大地提升了xxx城市社区党建工作的活力。打破了区域限制，党建服务资源全域化整合，体现了开放、融合，撬动了机关力量与社区力量“治安维护共抓、环境治理共抓、楼栋管理共抓、思想意识提升共抓、服务群众共抓”。
二、做法与经过
(一)推行网格化，打破区域限制，均衡服务资源无死角。针对各社区辖区内机关单位分布不均、联系分工有的不明确等问题，我们打破区域界限，科学分配服务力量，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管理服务网格。一是均衡布局结对服务“大网络”。按照“联系数量基本均衡、帮扶能力大小基本均衡”两个分配原则，充分考虑社区的人口数量、区域面积、发展现状，适度跨区域，统筹分配和布局机关服务力量，确保每个社区都有6个左右的单位对口联系。二是精细构建力量下沉“小网格”。坚持社区有领导、院落有单位、楼栋有党员“结对联系三必有”标准，推动联系服务工作涵盖到每个区域，确保全市每个社区都有1至2名县级领导干部联系，城区的400多个院落都有1个机关党组织联系，1000多个楼栋都有2名以上机关在职党员联系。三是用心扎紧联系群众“微纽带”。建立“机关干部双重联系”制度，确保机关在职党员在联系1户困难户的基础上，再联系1户以上普通居民，在向联系户发放“联系卡”的同时宣传十九大精神，3000多户代表性住户与党员“1对1”定向互动联系，全市3600余名机关党员都明确了自己的“责任田”。
(二)坚持常态化，拉近党群距离，党员联系群众更紧密。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我们着力在创建制度、建立平台上下功夫，突破时间和空间限制，形成机关在职党员“8小时之内管理在单位，8小时之外奉献在社区”的服务群众新常态。一是常态走访调研次数有规定。建立实施了《机关在职党员进社区走访调研纪实管理办法》，按照县级领导干部每季度1次、党委(党组)成员每月1次、其他党员每两月1次的方式，确定不同类别的机关党员干部到社区的走访调研频率，实现了走访调研常态化。二是常态主题服务时间有要求。坚持开展“机关在职党员义工服务日活动”，在每季度的最后一个月，集中组织在职党员开展1次主题服务活动，建好党员服务时间统计台账，确保党员全年完成义工服务时间不少于16小时，有效带动和提升社区干部抓好日常便民服务的水平。三是常态线上互动服务有平台。广泛搭建“三位一体党群掌上互动”平台，在每个楼院建立党群“QQ群、微信群、电话通讯录”，引导广大居民群众通过“线对线”、“键对键”与机关在职党员加强经常性的互动交流，形成了良性的党群干群互动氛围。
(三)注重精准化，防止大水漫灌，服务对接居民有靶向。把群众满意作为出发点，整合机关在职党员和单位力量，把好需求方向，做好民情“接力”，实现了服务居民精准供给。一是搭建载体请居民“精准点单”。大力推行《在机关在职党员中常年开展“双风”行动长效机制》，充分考虑居民的业余时间，以开展“居民夜话”、“坝坝会”等多种形式为居民提供“点单”渠道，社区居民通过“面对面”交谈、“背靠背”发表意见等形式谏言社区发展，近两年，先后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4000余条。二是分类清理请社区“精准报单”。积极探索对接、分析、建账、上报的社区问题“四步处理”工作法，各社区党组织坚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主动对接机关单位，适时召开协商会，共同分析问题原因、分类梳理建账，最后精准上报问题台账，快速精准地明确了各类问题的化解责任主体。三是分类交办各单位“精准结单”。建立规范化的社区问题办结工作规则，推动各类问题精准交办、限时办结，纪检类问题交由市纪委牵头办理、党建类问题交由组织部牵头办理、民生类问题交由群工部牵头协调责任单位办理，近两年居民反映的3000多个问题都得到了妥善解决和及时通报。
(四)务求多样化，破解方式单一，联系服务群众更贴心。着眼增强服务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要求机关在职党员在整合各方资源、创新服务手段上下足功夫，以多样化服务满足群众多元化需求。一是发挥自身特长多样服务。分类建立党员人才库，掌握他们的爱好特长，有针对性地设置治安巡逻、环境治理等志愿服务队和道德讲堂、法律明白人等公益性岗位，以“我为社区出份力”活动为载体，激励机关在职党员利用各自职业特点和爱好特长服务社区1129。目前，参与到志愿服务队和公益岗位的党员人数达到1900余人，带动了近5000名社区党员群众加入其中。二是撬动部门资源多样服务。强化反映一个问题、提出一条建议的“1+1”工作法，广大机关在职党员坚持及时向本单位党组织反映居民关注的每一个实际问题，并至少提出一条合理化建议。撬动机关党组织定期组团开展有针对性的服务，近两年，各机关单位先后为对口联系社区解决价值220余万元的设施设备，利用重要节气开展文化联谊活动100余场次。三是协调社会资源多样服务。实施助力对接和助力引进的“两个助力”行动，解决社区服务力量不足的问题，社会资源比较丰富的机关在职党员，积极对接爱心人士、爱心企业服务社区群众，积极帮助引进或培育社会组织，补齐了机关单位与社区在解决“困难家庭就医难、就学难、就业难和群众参与自治程度不高”等实际问题上的短板，上百个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社区本土社团逐步发展起来。
(五)着眼长效化，避免动力不足，注重约束激励增活力。建立工作长效机制，通过激励来促进，凭借约束来兜底，提高机关在职党员抓服务落实的自觉性，推进服务工作持久长效。一是以“强化考核”促长效。建立居民小组、社区、机关党组织“三级评议”制度，每年根据机关在职党员社区服务的现实表现情况、纪实印证资料和参与服务登记情况据实评议，并专题公示评议结果，让干得好的脸上有光、干得不好的红脸出汗，广大机关在职党员进社区服务工作落实落地落细。二是以“强化约束”促长效。?坚持两个“四不一否决”硬规定，对于服务社区和社区居民不行动、不主动、不尽力、不见效的机关在职党员，一律取消当年评优选模资格;对于组织发动工作不用力、解决居民反映问题不尽责、支持社区工作不主动、群众评议口碑不好的机关单位，一律按比例扣减年度综合考核分。三是以“强化激励”促长效。坚持“双强两优先”、“三好两倾斜”激励办法，营造浓厚的比学赶拼氛围，一批服务主动性强、服务措施针对性强的优秀机关党员，有的被优先评选为先进，有的优先推选为“两代表一委员”;凡是单位领导干部带头作用发挥好、与居民联动服务机制好、三级评议综合等次好的，在分配评优选模名额比例上和单位绩效待遇考核加分上都予以了倾斜。广大社区居民在机关党员的带动下，自觉动手洁美家园、主动互帮互助的主观能动性明显增强。
三、成效与反响
近年来，xxx通过探索“五化一推”服务机制，引导机关单位资源力量全面下沉、深度融合，培育形成机关党员进社区服务的“五化一推”党建品牌，进一步拉近了党群干群关系，激发了社区党员干部群众民主规范自治的积极性，实现了资源力量由分散化向集中化转变，共建工作由碎片化向系统化成型，治理服务由粗放式向精细化提升，社区基层自治能力和服务水平稳步提升。目前，全市社区撬动驻区单位投入400余万元用于基层建设，吸纳3000余名机关党员参与志愿服务和公益岗位，带动20000余名社区党员群众共建共治，培育发展近100个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推动解决关系居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3000多个。为推动xxx加快转型发展，连年荣获全省文明城市、全省平安建设示范市等荣誉夯实了基础。该经验做法在四川省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片区务虚会上进行全省推广。
四、经验与启示
近年来，xxx坚持在全域化党建格局下，全面整合驻区机关单位工作力量，实践探索“机关党员进社区、五化联动抓共治”的工作模式，采取网格化、常态化、精准化、多样化、长效化等五化措施，引导机关单位资源力量全面下沉、深度融合，培育形成机关党员进社区服务的“五化一推”党建品牌，从中得到三点启示。一是要出政策，为社区治理提供有利发展和保障的环境。社区治理离不开政策支持，尤其是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更加需要各级政府通过制定一系列政策法规来为社区治理提供有利的发展环境。xxx印发的《关于在城市全域化党建格局下全面推广“五化一推”机关在职党员进社区服务机制的通知》中，明确了奖惩措施，提高了机关在职党员进社区服务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二是要转职能，强化社区自治特性、实现社区自我服务。面对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的公共需求，必须给予社区更大的自由空间。近年来，在实施“五化一推”机制的同时，xxx针对社区行政负担较重的问题，逐步清理和整合在社区开展的行政项目，让社区干部有更多的时间走近居民，有更多的精力与机关单位对接并服务居民。三是要搭台子，建立起多元主体的互联、互补、互动机制。如何最大程度激发各个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活力，是影响社区治理成效的关键因素。xxx实施的“五化一推”机制从机关党员联系居民网络的建立，到走访的常态长效，服务的方式和精准等都形成了全方位的框架制度，达到了机关单位与城市社区互联、互补、互动的效果，促进了社会各方力量广泛参与社区治理，未破解社区治理难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五、探讨与评论
城市社区是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家园，是党和国家许多政策措施落实的“最后一公里”，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具有重大意义。党的十九大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城乡社区治理作出了一系列新论述、新部署。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多措并举，把中央决策部署切实落实到位，才能把城市社区建设成为和谐有序、绿色文明、创新包容、共建共享的幸福家园。一是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各级党组织要把城乡社区治理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切实发挥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将党的领导贯穿于城市社区治理全过程各领域，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城市社区全面贯彻落实。健全社区党组织领导下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用党内基层民主带动基层群众自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区文化和精神塑造。二是必须坚持精准服务。要提高居民群众议事协商能力，尊重居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谋划创新路径向居民群众问计，落实创新举措靠居民群众参与，衡量创新成效由居民群众评判。有效增加城市社区服务供给，健全城乡社区服务机构，优化社区服务资源配置，创新社区服务供给方式，切实推动服务上水平、居民得实惠。改善社区人居环境，完善城乡社区基础设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三是必须坚持方式创新。要注重完善城市社区治理体制，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基层政府主导的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的城乡社区治理体系。着力理顺社区工作关系，依法厘清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权责边界，实现政府行政管理和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四是必须坚持资源统筹。要探索建立城市社区的治理资源统筹机制。坚持城市社区治理和机关单位下基层一起研究、一起部署、一起落实，注重以强带弱、以先促后、优势互补、共同提高，促进城市社区治理协调发展。积极推动城市社区与机关单位结对共建，实现基层组织联建、资源共享、人才互动和信息互通，不断扩大城市社区治理受益面。
“小社区、大社会”社会治理模式的启航
宅吉社区申报贵阳市“社会治理创新奖”材料
自党的十八大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以来，宅吉社区就以高度地政治敏锐性，结合自身基层特点着手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规划和推进，至贵阳市“新型社区〃温馨家园”公益项目上马，“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推进速度和质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进一步提升，并成功沿着与十八大三中全会《决定》中关于“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要求高度契合地轨迹，开启了“小社区、大社会”社会治理模式。
一、一个系统工程的提出，奠定起创新基础。
党的十八大之后，为全面推进社区建设、发展，宅吉社区党委通过深入研判，提出了：进一步加强党委领导，以作用发挥良好的基层党组织、党员队伍为骨干，通过一系列理念的不断转变和工作机制的建立健全，全面整合各类社会资源，首重平安，从扶持弱势群体、解决突出问题、缓解社会矛盾、优化公共服务等方面逐一找准切入点实施突破，全面打造“宅居平安、吉祥家园”系统工程。以此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全面推进平安建设，确保群众安居乐业、社区安定有序。
与此同时，为有力推进这一系统工程的打造，社区党委积
1 极探索并整理出了一条特色工作思路，即：别人还没有进行的尝试，要大胆探索;别人已有的成功经验，要发扬光大;别人做得好的工作，要结合实际做出特色;别人有特色的工作，要敢于创新。自此，“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人特我新”这一立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宅吉精神正式确立，强有力地助推了系统工程的打造从构想阶段进入实施阶段。
二、社区大党委制的实施，凝聚起区域合力。 宅吉社区的“大党委”由社区党委成员、驻区单位党组织负责人、非公企业党组织负责人和从对群众影响力较大的党员中聘请来的兼职委员组成。针对党委委员们来自各行各业各个层面的这一特点，社区党委在建强“大党委”方面，尤为重视其凝聚力的提升。
为切实增强“大党委”凝聚力，社区积极着力于建立、落实“大党委”联席会议制度和聘请、考核、激励、退出机制，坚持每月召开一次“大党委”联席会议，专题听取工作情况汇报、研究社会治理形势、制定社会治理方案、统筹推动各项工作。通过会议的经常性召开，进一步紧密了委员间联系;通过会议对社区重大事项进行通报、组织探讨、共同决策，确保了委员们的知情权、参议权和决策权;通过会议对上级党组织文件精神的集中传达、学习，以促进思想认识统一的方式确保“大党委”的合力。进而为“大党委”作用的广泛、良好发挥，特别是实现社区区域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地基础。
2
三、社会力量介入的引导，打开了多元局面。 按照“社会治理”的要求，社区党委积极致力于对社会力量介入的有序、规范引导，依托社区一线服务平台优势、驻地大学校园志愿者储备优势和社会爱心企业物力优势，以公益服务为切入点，面向社会公众努力形成了更为广泛参与、积极互动的院落活动开展格局。自此，各类公益社团、法律社团、媒体单位、爱心企业等社会资源在社区的引导下纷纷涌入，为社区开展公益宣传、帮扶慰问、法律援助、健康义诊等各项活动无偿提供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和技术支持，社区也由此成为推进社会公众参与公益活动开展、公共服务，进而参与社会治理的一线平台。
这种激发、引导举措，促使社会公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得到了良好释放，社会资源共享利用率得到大幅提升，变“社区管理”为“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模式成为了可能。
四、打造幸福院落的突破，开启了治理模式。 2013年4月，就在积极创新社会治理模式之际，宅吉社区党委迎来了贵阳市委、市政府“新型社区、温馨家园”公益事业项目的上马，社区党委立即依托公益项目，立足实际，强宣传、广发动，自治、整治双管齐下，努力将好事办好、实事办实，以“良好地实现了老旧小区管理组织、体制机制、生活环境的三个到位”为目标，将打造白腊井“幸福院落”提上议事日程。
3 在白蜡井“幸福院落”的打造、建设过程中，宅吉积极以“三聚”+“三问”的创新工作法初步探索出一条以老旧院落综合整治为突破、以院落充分自治为核心、以集成服务为抓手，创新基层社区治理的新模式，初步实现了政府归位、社会满意的多重效果，良好地实现了“四提升”。
一是群众满意度得到提升。白腊井“幸福院落”的打造告一段落后，社区各项工作得到了群众的高度评价，满意率大幅提升。
二是群众参与度得到提升。通过整治，院落居民实现了从漠不关心到理解支持、从被动接受管理到主动参与管理的转变。在各项群娱活动中，群众参与度达85%以上。
三是群众安全感得到提升。在院落整治中，通过“社警合一”等综合创新手段的采用，使深化平安创建得到了强有力的推进，实现了“零发案院落”的建设目标。
四是院落和谐度得到提升。整治后的老旧院落自治组织作用充分发挥，邻里关系更加和谐，居民素质逐步提升，全面杜绝了越级上访、信访积案、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和谐成为主旋律。
五、一套实践经验的总结，确保了复制推广。
作为典型的住宅型老旧社区，不仅止“白蜡井”院落面临着老旧城区整体规划不科学、基础设施不完善、社区管理不到位，治安形势差、卫生状况差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同样困扰着社区的其他居民群众。因此，社区党委在成功打造白蜡井
4 “幸福院落”后，开始积极着眼于可复制、可推广对实践经验进行了全面总结，归纳为“三聚”+“三问”。
一聚民愿，争取支持。
白腊井“幸福院落”院落打造伊始，社区就建立起专项调查工作组，对院落内居民挨家挨户展开了历时2个月的摸底宣传动员，历时近4个月，以先后组建起17个工作组、派出干部2013人次;平均每户走访2次以上的入户频率;召开各类座谈会13场次征求意见、广泛发动，展示改造蓝图打动人心，从而使绝大部分居民群众对院落升级改造给予了积极支持。
二聚民智，广纳良策。
在激发了居民群众对院落升级改造的积极性后，社区党委一方面派出专门工作组实地勘察基础设施缺失地点、类型及影响群众生活的程度及范围，另一方面，考虑到居民需求层次性复杂、多样性突出，再次以入户工作组、坝坝会等方式就居民群众对院落升级改造的期许情况进行全面摸底，结合两方面的情况形成《打造白蜡井“幸福院落”实施方案(初稿)》，并再次提交院落居民群众审议，经过二次系统调整，《打造白蜡井“幸福院落”实施方案》才正式定稿。一张获得上级有关部门充分肯定且满载居民群众智慧与期望的美好蓝图才自此绘成。
三聚民心，达民所愿。
白腊井“幸福院落”整体改造提升工程队进场后，院落群众热情高涨，为这个已经有着30多年的历史老旧院落就要按照自己意愿焕然一新而高兴。不少居民热情地为施工队伍送去
5 凉茶、赠送瓜果，以犒劳这些为了建设他们的家园而洒下辛勤汗水的施工队员们。随着院落内柏油路面、文娱小广场、停车场、下水管网、绿化带、路灯等基础设施全部立足于效能最佳方案进行规划并投入施工，群众的意愿得到了全面实现。院落居民群众们纷纷感慨，这次升级改造，质量高、效果好，规划布局合情合理，大大超出了大家的预期，让人很难想到这是个已有30余年的老旧居民住宅区。是真正让大家满意的改造工程，院落内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得到了较好的交汇与融合。
一问民需，以群众需求为工作目标。
为进一步掌握群众的需求，社区以“幸福结”为题，就生活中如何才能找到幸福结点展开了多次大讨论，以促使社区开展的群众服务与管理更加有的放矢。通过“幸福结”专题讨论，社区党委根据群众意愿围绕治安、民生、环境、党建和精神文明建设良好地实现了“五位一体”的工作目标。
一是平安到位，建设零发案率院落。采取“网警合一”+“群防群治”+“物管进驻”的联动、互补、常态方式，和设立“院落治安形势研判室”适时有针对性地制定、实施治安举措，努力实现院落零发案;设立“院落消防应急站”夯实防火救灾力量，实现应急救灾统筹，确保“幸福院落”有一个平安、宁静的环境。
二是服务到位，侧重社区服务。在加大开展常规性服务的同时，侧重于以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的企业和人士为救助资源，通过“电子商务进社区、打造就业新渠道”等模式开展就业、
6 创业帮扶，着力推进民生救助及创业、就业，为“幸福院落”的实现筑牢物质基础。
三是管理到位，合力环境保护。对院落实现物业常态化管理，通过设立12319公共服务平台联络站，设臵分类垃圾箱，维护好绿化带，确保公共照明设备充足，杜绝乱涂乱画、乱搭乱建等不文明行文，从而为“幸福院落”披上美丽外衣。
四是创新到位，打造党建特色阵地。两院落内党员数量的优势为开展各类特色党建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以此开设“白草苑”廉政课堂，搭建“腊梅苑”实践阵地，营造“井曲苑”和谐文化，为两“幸福院落”的建设缔造带头骨干力量。
五是弘扬到位，构筑精神文明高地。以建设院落道德爱心展示长廊和电影墙、定期开展院落文化主题活动、评选“最美院落人”等方式，在院落内树立精神文明标杆;以挖掘、打造“古井文化”和开设市民小课堂，搭建塑造文化的活动和载体，进而筑起精神文明高地，为正能量的传播、推广积累最有利的势能。
二问民计，以群众智慧为工作依托。
在结合群众需求制定具体工作目标后，社区开始着手依托群众推进工作的开展，以便最大限度调动群众积极性和提升群众的参与度，帮助居民群众依凭自身智慧创造美好生活。因此，社区党委大胆打破常规，选择了不派驻干部进院落，把社会治理主动权最大限度赋予民众，依照法定程序成立业主委员会并实行市场化运作，以引导、依靠居民自治的方式推进百腊井“幸
7 福院落”的长效维护和管理。如今，百腊井“幸福院落”的长效维护管理职责全部交由从居民群众中产生的7名业委会委员、8名值班人员、2名保洁员共同自主安排，且所有经费均由物管费、停车费等市场化创收所得予以解决。
三问民效，以群众评价为工作标准。
为动态检验白蜡井“幸福院落”建设成效，社区党委建立起以献爱心“连心桥”、畅纽带“连心树”、强互动“连心线”为主构架的“三连”平台，全面畅通与群众的关联渠道。
连心桥——主要侧重于各类文娱、扶贫济困活动的开展，在丰富群众业余生活、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的同时，从群众参与活动的情况变化掌握社区在群众中的凝聚力，从群众遇到的困难情况来查找社区工作还存在的不足。
连心树——鼓励居民群众以匿名的方式，表达出自己最真实的意见、建议和心愿、诉求，使社区党委能够收集到居民群众当面不便说、不愿说的心里话，并充分展示社区党委尊重每一位居民群众话语权的积极态度。
连心线——以公开的各类热线电话、微博、电子邮箱为居民群众畅通与职能部门的联系渠道，使居民群众能以尽量直接的方式获得职能部门的服务，协助职能部门以较为便捷的方式接触群众，从而发挥好社区在职能部门与居民群众之间的纽带作用。
自“三连”平台建立以来，开展各类活动21场次、收集意见建议43篇/条、协调处理各类群众与职能部门相关事务
8 68件，社区的凝聚力、工作开展、群众满意度、作用发挥等情况反映变得更加真实、更加一目了然。
这些实践经验的总结被很快得到了运用并得到了现实佐证，在成功打造白蜡井“幸福院落”后不久，庆丰路、贵信花园、开磷花园等一个个“幸福院落”相继诞生，正以“以力铸点、以点连线、扩线成面”的方式分步骤、纵深、整体推进着社区的建设和发展。
六、创新社会治理的尝试，前进中没有止境。
当前，社区党委正以建强社区党员干部队伍、弘扬传统文化、丰富群众文娱生活，密切党群干群联系为切入点，以有效增强居民群众归属感和凝聚力为目标，进一步夯实和扩大社会治理创新成果。
抓作风，动真格。在全市首设曝光台，通过曝光加大对不正之风的查处力度，以动真格取信于民;
元宵节，举办灯谜游艺会。宅吉社区男女老少数百人共同以看表演、猜灯谜、品元宵的方式迎接传统文化的回归;
除冰扫雪，便民暖民。《贵阳日报》记者在2月18日那场降雪中对宅吉党员干部的行动颇为赞许，誉为“小行动背后的大实干”;
三八节，“三八”妇女节维权周宣传活动。从着眼妇女权益助推家庭和睦，进一步夯实社区和谐的基石;
清明节，网上祭祀。引导社区群众在传统与文明间，选择一种更符合时代要求的生活习惯;
9 种“连心树”，近党群心。《贵阳日报》等公共媒体不止一次予以肯定，盛赞宅吉为“连心树”精心浇水施肥，让其茁壮成长、枝繁叶茂，让其挂满老百姓的心里话，正是开展实践活动的题中之义;
端午节，包粽比赛。以传统佳节为契机，再次开启街坊邻里间的和谐之门;
党的生日，“七一”演讲赛。党群同台共话党的伟大、生活的幸福……
与此同时，为了能给群众切实打造出一个安宁祥和的生活环境，社区党委一方面积极开展“网警合一”治安工作，新增高清摄像头46个、超B级锁芯67个、平安E家300个、门禁系统27套、电子防盗门35扇、治安岗亭及值班室19个，一方面积极联合贵州商专、贵州财经大学等驻地单位向各院落派驻党员及志愿者开展巡逻、职守达697人次，在“两严一降”行动中带领广大党员干部用辛勤的汗水进一步加固了护民、安民保险。
经常性通过开展各类传递正能量的公益活动、文娱活动的开展，从精神层面的引导、塑造、充实入手，催生、夯实和谐幸福元素。如：征集专业爱好体育人才、亲子运动会等。
积极拓展助创业、就业和关爱、救助渠道，为和谐幸福奠定物质基础，推进党群融合取得明显成效。如：宅吉技能就业培训通过公共媒体向全社会展开，社会爱心募集通过公共媒体共同推进。
10 特别是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社区“好媳妇”杨俊平、宅吉“宝”电工老赵等一个个生活中鲜活的正能量被社区党委有意识地放出，使他们以整合零星个体为整体优势的方式，形成了助推新风尚的强大力量。
宅吉社区各项工作及活动如火如荼的开展，不仅为社区争得了省级“五好”基层党组织、市级“新型社区、温馨家园”等荣誉，还引起了《贵州日报》、《贵州都市报》、《贵州商报》、《贵阳日报》、《贵阳晚报》等主流媒体及《云岩周刊》、《贵中云岩》等云岩区核心媒体、中国文明网等新兴媒体的高度关注，他们纷纷以经常性报道、整版报道、头版报道和专题报道等形式，向全社会积极展示宅吉社区动态，一篇题为《凝心聚力打造“幸福院落”——云岩区宅吉社区积极探索“小社区、大社会”治理模式》的文章在《党建视野》的刊载，突破了云岩区近年来没有基层党建经验推广文章在该刊物单篇报道的局面，市委、市政府社会治理现场观摩会在宅吉的召开，则使“宅吉社区”成为了创新社会治理模式中的排头兵和样板区。
宅吉社区党委
2014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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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民政工作亮点几年来，调兵山市民政局在改革创新上狠下功夫，社区建设、扶贫帮困、社会福利、殡葬服务等方面工作亮点纷呈，在铁岭市民政工作目标管理评比中名列前茅，社区民政工作亮点。
低保工作救民急
低保工作可以说是难度比较大的一项工作，一是涉及面广，是否公正是一个考验。二是如果不能做到实事求是，在群众中就会造成不良影响，从而影响政府的形象。调兵山市民政局在社区设立了低保义务评审监督员，这样不仅堵住了人情关，有效地遏制了优亲厚友，而且还避免了弄虚作假、骗保错保等现象的发生，保证了应保尽保。
2010年，这个局又利用两个月的时间，对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家庭进行了重新审核认定，共停发322户、减发566户。并在年底对城市低保户补助标准由原来每月225元提高到每月253元。在农村低保工作方面，开展了规范化达标活动，出台家庭收入核实办法，取消了不符合条件的低保对象的低保待遇。在全体职工的共同努力下，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工作实现新突破。
扶贫帮困解民忧
在扶贫帮困工作中，大力开展集中捐赠、临时救助活动及大病救助工作。2010年，调兵山市民政局春节前共集中救助城乡贫困户1800多户，同时认真做好了城乡低保户的医疗救助工作。一年来共为293名城市低保患者报销住院费用65.28万元，为1136名城市低保户报销门诊医药费用8.88万元;救助农村低保户、五保户130人，救助金额18.28万元。
调兵山市民政局在城镇低保户补贴取暖费方面同样抓得紧、落得实，受到了群众的广泛赞誉。另外，民政局切实将五保供养工作落到实处，对符合五保条件的对象全部纳入了保障范围，并且提高了供养标准，集中供养由原来的每人每年3000元提高到现在的3300元;分散供养由原来的每人每年1500元提高到现在的1800元。期间，调兵山市民政局还为300多名五保户办理了人身意外伤害组合保险，参加了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解决了五保户看病难、无钱看并看不起病的问题。并认真做好了农村低保户D级危险房改造工作，通过认真排查，入户核实，张榜公示，对全市20户农村低保户D级危险房进行了维修改造，目前已全部完工。
社区建设顺民意
加强社区建设，是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的重要内容。几年来，调兵山市民政局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全面推进社区建设。在城市社区建设工作中，这个局积极推广和谐社区创建经验，全面开展和谐社区创建工作。加强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了社区功能，社区整体建设水平明显提高。全市10多支社区文艺特色团队，几百名群众文艺骨干常年活跃在市区广场和社区舞台上。在楼道文化建设中，以荣辱观为主题，贴近居民生活的书法绘画作品裱在楼道里，使平时只供人们上下楼通过的生活楼道成为居民学习党的方针、政策的文化楼道，促进邻里和谐。各镇、街根据所辖社区的地理位置、地缘关系、文化背景和社区特点，确定这个社区的发展方向，打造出了社区特色品牌。
在农村社区建设工作中，制定出台了《调兵山市农村社区建设工作实施方案》、《调兵山市农村社区建设三年规划》和《调兵山市关于开展“法律政策、实用技术、文明新风、文体活动、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六进农村社区活动实施方案》等文件，推进农村社区建设规范有序开展，工作总结《社区民政工作亮点》。 各村严格按照省市要求的“五室、两市、一场地”的标准建设。为了进一步提高农村社区建设的步伐，2010年6月26日，开展了农村社区拉练检查活动，对各村在农村社区建设上存在的不足给予了指导。截至目前，全市34个村全部完成了农村社区建设工作，农村社区建设覆盖率达100%。
殡葬改革得民心
调兵山市民政局在殡葬改革方面不断求新，火化率达100%，遗体火化手续合格率达到100%。同时取缔非法经营殡葬用品业户，使殡葬市场逐渐走上正轨。
在平(迁)坟工作中，加大宣传力度，多次下发关于平坟的通告。并向市民公开设立了举报电话，做到了每举必查，每查必严。还经常性的在这个市范围内进行巡查，真正将工作落到了实处。一年来，共平掉坟头800多个，平坟后栽树600多株，还田还林面积达80余亩，实现公路铁路两侧、旅游区、田野内无坟头。为了更好的巩固平坟工作的成果，让平而复起的现象不再发生，这个局还加强了农村公益性安葬园建设，充分利用荒山、旧坟地，先后兴建了大明、太平山、晓南和晓明4个公益性墓地，有效满足了全市农民群众的丧葬需求。
同时，殡葬事务服务中心坚持“丧户第
一、服务第
一、信誉第一”的宗旨，倡导“以人为本、善待逝者、慰籍生者”经营理念，以专业队伍、精湛技术、热情服务让有限的生命得到无限的关怀，突出亲情化、人性化，造福社会大众。殡葬事务服务中心先后被辽宁省殡葬协会、辽宁省信誉协会评为全省殡葬行业诚信建设先进殡仪单位。
调兵山市民政局还立足“窗口”抓宣传，营造“窗口”单位建设的良好氛围。加大宣传力度，增加工作的透明度，让群众了解民政工作。殡葬事务服务中心充分利用媒体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报道，让社会全面了解有关殡葬方面的情况。公墓管理所在清明等一些传统民间节日，在主要人群聚集地发放宣传单，设立咨询台向群众进行广泛宣传，同时“窗口”单位全部实行政务公开，各种办事程序、收费标准、收费项目、收费依据、工作职责、服务热线、工作人员姓名照片编码、监督电话全部上墙，对外公开。通过政务公开，提高了依法行政水平，提高了服务质量，提高了社会监督力度，树立了民政队伍良好形象，拉近了政府和人民群众的距离，取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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