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社会治理创新

大数据社会治理创新（共8篇）

大数据社会治理创新 篇1

编者按：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技术正在深度改变人们的生活、工作和思维方式。大数据时代给社会治理提出了新机遇和新挑战，因此，应适应大数据时代社会需要，变革社会治理方式。推进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方式创新，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看，都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深圳市福田区在运用大数据手段推进社会治理方式创新方面再一次走到了全国的前面，率先进行了探索，对于研究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方式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深圳市福田区社会治理方式创新的实践探索

大数据时代，只有让政府以及各社会主体在合理共享各种最新数据的基础上，发挥各自的优势，深度挖掘数据的价值，在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内容和机制上不断创新，以适应快速变化的社会需求和环境，才能不断提高我国的国家治理能力和实现社会治理方式的创新。深圳市福田区充分认识基础数据的重要性，在如何保证动态、精准、充分占有基础数据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创新和探索。突出大数据理念

针对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的特点，深圳市福田区在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方面，树立大数据理念，推动智慧福田建设。

大数据应用的核心是数据处理。大数据应用要充分挖掘数据价值，进行深度应用。为此福田区提出实现“让数据多跑腿，让群众少跑路”的目标，以“采、用、享、碰、推、嵌”六个字来概括数据应用理念。

“采、用、享”是传统的数据应用，是信息化建设的第一次革命；“碰、推、嵌”是大数据时代的智能应用，是信息化建设的第二次革命，以“碰、推、嵌”的可视化倒逼“采、用、享”的进一步质量提升，指导前期系统的改造。其中“碰”即数据碰撞。如将街道计生执法、人民调解、安监执法、派出所接报的发案的出租屋，与未自主申报出租屋比对碰撞，推送给街道综管执法人员，通过发现问题推动执法，推进自主申报工作。“推”即智能推送。如福田的智慧政务开发了智慧福田门户APP和微信公众平台，辖区居民只要安装或关注，平台就会根据本人实际需求，有针对性地自动推送服务信息。“嵌”即智能嵌入。如可以将业务办理规则嵌入网格移动终端，如一旦采集满足条件自动推送。

树立“法治与证据”理念。大数据时代也是法制时代。改善大数据时代的社会治理，要进一步强化证据意识。福田区委、区政府强调提高社会治理能力要树立“经济社会是法治社会，法治社会是证据社会，只有掌握了证据才能掌握主动权，才能解决问题”的理念，注重用证据来说话，用证据来讲事实摆道理。同时强调收集证据不仅仅是政法部门的事，而是所有政府部门的事。

在智慧福田的建设过程中，福田提出了要实现信息证据化，既所有信息流程都要打标留痕，作为法定证据。通过法定签名、电子摄像等形式确定办事群众的法律主体地位，确保主体合法化；按照法律规定履行告知义务，使办事群众了解法律政策，掌握审批流程，提前准备相关资料，确保审批主动化；通过“审批结果电子上传—法律文书纸质确认—法律文书电子归档”的流程，确保群众申请、政府告知、电子归档、法律文书等环节实现流程证据化，对于执法、管理或服务工作中产生的各类文书、资料，电子化保存、归档，一方面，节约成本，延长保存期限，提高使用效率；另一方面，能长期保留证据，应对以后可能出现的申诉或投诉。

树立“信息支撑”和“流程再造”理念。在智慧福田建设和社会治理创新过程中，福田区从一开始就注重顶层设计，由区委领导统一协调部署相关工作，尤其强调“信息支撑”即建立“数据集中采集、资源多方共享”的共建共享机制，按照无条件提供信息数据的要求，打破信息壁垒，打通部门循环，促进资源融合，实现智能共享，为群众提供方便快捷、周到细致的服务；强调“流程再造”理念，整合全区现有各方数据资源、社会服务管理资源，全面调研各层级、各部门的业务需求和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认真梳理各项业务工作的办事流程、业务关联、信息关联，通过循环交换、智能推送，简化程序、减少环节、再造流程，提升服务效能，方便群众办事。注重深度挖掘和发挥信息作用，并利用此机会进行政府各职能部门的业务流程再造。构建电子政务应用体系

福田区委、区政府以深圳织网工程和智慧福田建设为契机，依托大数据系统网络，着力构建以民生为导向的完善的社会建设电子政府应用体系，并在此基础上积极开展业务流程再造，有效提高了福田区的行政效能和社会治理能力。

建设“一库一队伍两网两系统”。一库即一个公共信息资源库，主要由基础信息库、业务信息库和主题信息库构成。一队伍即一支网格信息员队伍。以社区为基础划分为若干个基础网格，每个网格配备一名网格管理员，负责各类信息的采集。两网即社会管理工作网和社区家园网。两系统即综合信息采集系统和决策分析支持系统。

建设“两级中心、三级平台、四级库”。这是智慧福田的重点建设内容。两级中心即区管理运营中心和街道管理运营中心。三级平台即街道、社区、网格三级工作平台。四级库即区、街道、社区、网格数据库。主要目的是为“织网工程”综合信息系统在福田区全区各层面、各单位、各系统全面开发利用提供系统支持和技术保障。

构建“三厅融合”的行政审批系统。“三厅融合”即全面改革全区办证大厅运作模式，将区、街道行政服务大厅和网上办事大厅三厅融合，打造“综合受理、后台审批、统一发证、监督监管”的工作模式，实现所有审批事项“一网办、一窗办、一站办”。其特点为：一是梳理审批权责清单。老百姓面对的只是办事事由，只是综合受理窗口和发证窗口，不再面对具体办证部门。二是实行并联审批。涉及多部门审批事项，按照“一门受理、抄告相关、同步审核、限时办结”的原则，由政府内部进行“联审联办”，并联审批。三是实现即来即办。凡是提交材料齐全、不需上会或专家评审、现场勘查的申请，一律即来即办。四是实现全区通办。辖区居民可不受时间地域限制，进行网上申报，并可在辖区范围内任何受理点就近办理事务。五是实现无纸化办证。建设证照证件数据库，智能比对，不再要求居民提供相关纸质证明和重复提供复印件，只需要提供身份证或法人机构代码证就可以办理，着力解决申报材料多、重复提交多等问题。

建设政务征信体系。建设政务征信体系是福田区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政务领域的积极探索。其主要内容为：政务诚信信息主题库、政务诚信信息管理系统、政务诚信服务网站，以及配套制定的《政务诚信信息管理办法》，即“一库、一系统、一网站、一办法”。其主要建设内容为：一是诚信管理规范。二是诚信信息收集。三是建立政务征信信息查询系统，提供诚信查询服务。

通过大数据系统网络和电子政务应用体系建设，福田区全面梳理“自然人从生到死，法人从注册到注销，房屋楼宇从规划、建设到拆除”全过程政府管理服务相对应的所有数据，为实现信息循环、智能推送提供数据规范和数据支持。并在信息资源融合共享的基础上，广泛进行部门业务工作需求调研，理清部门之间的业务关系和信息关联，通过部门循环、信息碰撞、智能推送，再造工作流程，有效减少了工作环节，简化了工作程序，提升了服务效能，方便了群众办事。同时随着政务信息资源面向社会开放的逐步推进，各类社会组织、企业和公众将可以合理使用不含隐私信息的基础数据，为社会提供个性化服务和增值服务。找准流动人口自主申报切入点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人口管理不断遇到各种挑战，日益成为社会治理的重点和难点。深圳现有总人口1600多万，其中户籍人口310万，流动人口1300多万，是珠三角乃至全国流动人口最多的城市，流动人口规模大、流动性高，具有人口总量多、农村户口多、租房居住多、同乡聚居多、无业人员多，年龄偏低、文化偏低，居住变化快“五多二低一快”的特点。深圳流动人口给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带来巨大挑战和压力，使深圳较早面临城市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人口服务与管理问题。为此，深圳把如何有效破解城市人口二元结构难题，使流动人口更好地融入城市，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共建平安和谐社会，作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首要任务。加强和改善流动人口管理成为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和完善社会治理机制的重要切入点和抓手，通过大数据系统网络和电子政务应用体系建设，深圳市福田区在人口管理上创新性地开展了人口信息自主申报，使城区公民参与到人口信息采集工作当中，在提高信息采集效率的同时，促进了人口管理工作向社会治理方向改进。

统筹协调。福田区通过搭建信息自主申报服务平台，借助全市“人、楼、房”数据库和智慧福田数据库为支撑，强化房屋分类分级分色管理、申报信息审核管理、派单跟踪绩效管理等三项管理，推送法律宣传服务、短信提醒服务、上门办证服务、数据共享服务等四种服务，实现了便捷申报、重点管控、减员增效、居民自治、数据安全五个目标。同时，通过强化宣传推动和执法核查，实现居民遵守法律、自我管理和尊重诚信的社会氛围，运用网格化、信息化和大数据理念，进一步提高社会管理精细化、数字化和动态化管理水平。

搭建平台。提供便民实用的申报平台。一是实现自动注册批量推送；二是实现导航指引式操作，基层和群众普遍反映良好，满足了信息申报和管理需求；三是实现手机智能APP申报，群众通过手机扫描二维码，即可链接到手机网页视窗进行随时、随地申报；四是实现当事人只需录入两项信息便完成申报。同时，深圳市综管办向福田区提供深圳市近1亿条历史人口信息数据，用于自主申报的数据比对和信息迁移，实现了最大化的便捷申报。

信息申报。在人口信息自主申报过程中，福田区采取“大部分信息主动申报，少数信息上门采集核查”的运作模式。“主动申报、上门核查”，福田区将诚信申报的大部分信息直接入库，综管员只对部分存疑信息或未申报的人员上门核查。实行自主申报后，综管员把更多精力用于对隐患、事件信息的重点采集和深化管理，并通过网格固化属地管理和精细化采集，经过数据的比对分析，筛选防控对象、育龄妇女等重点人群，再由网格员有重点、有针对性上门采集、核实，确保纠纷、事件、计生等信息的获取不受影响。

宣传引导。在整个自主申报过程中，福田区充分运用报刊、电台、地铁（公交）、高层楼宇等平台，以移动电视、展板以及宣传折页、海报等媒体介质，开展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式的宣传，市民对自主申报工作的知晓率和配合度显著提升，形成了自主申报的社会氛围。

同时，为确保自主申报工作扎实推进，福田区通过敬告执法和联动执法，大力开展专项执法行动，实现了自主申报“软约束”和“硬约束”。一是开展敬告执法；二是建立“三联执法”机制；三是开展专项执法行动。

强化监督。福田区通过建立健全指导督办工作机制，强力推进自主申报工作的全面开展。一是建立两级指导培训工作机制；二是建立每周通报工作机制；三是实施约谈推进工作机制；四是落实目标量化责任机制；五是建立奖励激励机制。

福田区多措并举推进人口信息自主申报工作，在理念模式和可操作性上独具特色，并经过一段时期的工作推进，取得突出成效。深化民生微实事改革

城市社区治理创新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支撑点，而社区治理创新的重点则是如何完善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机制和渠道，如何提高社区居民公众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如何培育和提高社区居民社区自治的能力，只有社区居民才最了解本社区的情况和自身的需求与偏好，因此创新社区治理方式，激活社区居民自治是引导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是形成多元化社会治理格局不可或缺的内容。在探索社区治理创新，激活社区居民自治方面，深圳福田区通过开展“民生微实事”改革，以高效、快速解决百姓迫切需要、普遍关注的小事、急事、难事为切入点，创新性地走出一条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社区自治推进路径。

“民生微实事”改革的主要内容是福田区人大代表提出的由区财政安排专项资金，建设社区居民普遍关心和迫切需要的民生小项目。“民生微实事”项目的特点是单个项目资金量少，都是群众热切希望解决的惠民小项目。内容主要涉及小区设施维护、环境改造、文化服务等群众迫切需要的方方面面。福田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这项改革，制定《福田区“民生微实事”改革项目工作指引》，同时把该项改革同2012年福田区创新推出的“居民议事会”项目相结合，实现了“以居民议事会为平台，以居民共同商议、集体决策实事项目为内容，以议事规则为保障”的“平台+内容+制度”的系统整合。“民生微实事”改革的所有微实事项目均来源于居民群众，并经居民议事会全体成员民主投票决议之后，按照“三议三公开”的原则组织实施。“三议”指项目由社区居民提议，街道党工委组织工作站、居委会、群众、专家商议，居民议事会决议；“三公开”是指决议结果公开、实施过程公开、实施结果和评价公开，充分发挥居民决议作用。以上措施有效激发了辖区居民参与社区管理服务事务的热情，发挥了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民主自治权利。

通过实施“民生微实事”改革，福田区一方面提高公共服务支出效能，提升社区居民满意度，改善了党群关系，另一方面有效激活了社区居民自治管理活力，培育了社区自治能力。福田区的“居民议事会”平台本身聚集社区各类组织、精英、贤达、户籍和非户籍居民代表，是社区居民充分表达民意的基础平台。而2014年的“民生微实事”改革项目让这一民主平台更接地气、更有内涵、更具活力。

“民生微实事”改革项目，是福田区一场解决好联系和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的尝试。福田区莲花街道从“小事”入手，不断以问题为导向、需求为导向、实干为导向、责任为导向，创新社区管理模式，通过打造党群“互动圈”、民生“服务圈”、基层“法治圈”、居民“自治圈”，构建了上下互动、党群互信、同心同德、人人参与、邻里和睦的社区“生态系统”。

福田区社会治理方式创新的经验启示

福田区利用织网工程建设和智慧城市建设的契机，把新技术应用与社会治理机制创新相结合，对房屋管理、人口管理、社会参与机制等积极探索，其所取得的经验，对研究大数据背景下的社会治理方式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理念更新是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方式创新前提

当今时代，随着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传统的信息化和网络概念已经远远不能适应信息技术发展给社会和人民群众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同时传统的城市管理、居民服务和社会管理模式也必须通过改革实现重大创新，才能及时响应和满足大数据时代社会各个主体共同参与社会治理的需要。深圳市福田区的实践表明，深刻领会正确先进的大数据相关理念，对促进城市转型升级和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实现推进社会治理机制创新、促进社会治理实现管理精细化、服务智慧化、决策科学化、品质高端化，具有重要作用。掌握基础数据是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方式创新的基础

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所需的数据和信息迅速增长，各项社会建设工作的开展、各种社会治理方式的创新和各种公共服务的提供都需要大量的基础数据与信息。如果没有掌握大量的基础数据与信息或者政府掌握的信息与数据不能及时更新，政府和各个社会主体就不能真正及时了解社会的各种需求，也无法规划和选择合理的提供服务的路径与方式。

为及时精准掌握全市社区基础数据，深圳市在全市实施“织网工程”，自2013年年底开始全面开展社区网格化管理工作。主要内容是：按照“属地管理、街巷定界、规模适度、无缝衔接、动态管理”的原则，将城市社区划分为一定数量的基础网格，作为社区服务管理的基本单元和相关职能部门实施网格管理的对接基础。

一是科学划分社区基础网格，至2014年5月底，全市共划分社区基础网格16417个。二是为规范基础信息采集行为、统一信息采集项目，开发社区综合信息系统终端采集软件，积极探索社区基础数据采集、传输、分流、清洗、二次应用的方法和经验。三是协调设立市、区网格管理机构。四是积极稳妥地推进网格管理队伍整合，按照“一格一员、采办分离”原则，对网格员进行定岗定责，统一采集网格内实有人口、实有法人、实有房屋（城市部件）、实有事件（矛盾纠纷和隐患问题）信息，提供给全市公共信息资源库。五是组织开展PDA采集信息。各区按照核定的网格员数量，逐步落实PDA设备选型和招标采购，网格员利用手持移动PDA设备和身份证读卡器，直接在现场采集、录入、上传人口信息。增强信息采集的实效性，而且提高了信息采集质量，特别是照片上传率、人口信息要素完整率明显提升。流动人口管理是大数据时代创新社会治理方式的有效抓手

现代社会是高风险社会，社会越发展，社会系统越复杂，系统也越发脆弱。社会的许多风险是隐形或潜伏的，并且风险的爆发具有不可预测和不确定性。而在全球化时代和信息时代，人员、信息、资本、资源的跨区域流动越来越频繁、规模越来越大，在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加速了风险的传播和扩大。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快速发展，中国社会已经由一个低流动性社会发展成为高流动性社会，人口在不同地区之间流动的规模不断增大。人口流动规模及由其带动的社会资源流动规模扩大带来的社会流动性的大幅增加，强化和放大了各种社会风险，给社会治理工作带来无法回避的巨大挑战。

进入大数据时代，一方面，流动人口的规模更大，流动性更高，给社会治理带来更大的挑战。另一方面，新技术的采用、对数据价值的更深层次的挖掘和应用、理念的更新、政府职能的转变和业务流程再造、新参与渠道的不断扩展也为流动人口管理工作效能提升和社会治理能力提高提供了重要契机和可能。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的主要区别在于，管理偏重于政府的主体作用，治理则注重多元主体的共同作用。社会治理的创新和改善，离不开各种社会主体的对社会治理共同参与，而完善流动人口对社会治理的参与机制和参与方式，扩展流动人口参与渠道是进一步提高我国社会治理能力，完善治理机制的重要内容。

出租屋管理是联结高流动性社会中社会治理各个方面的关节点。大数据时代，社会也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在高度流动的人流、信息流、资本流和物流中，物业或房屋既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同时社会治理的对象主要是人和各个社会主体，而任何人口的流动过程或者法人的变更过程都离不开居住地或注册地的变动。因此，加强出租屋管理是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和强化流动人口管理的重要途径。2007年深圳在全国率先探索建立房屋编码制度。按照一户一码、统一编号的原则，对所有房屋包括合法和违法建筑分别设定了唯一的房屋编码，实现实有房屋全覆盖，并制作房屋电子地图。房屋编码实行动态管理，房建设码、房拆取消、定期普查、及时更新，房屋编码不仅是出租屋登记管理的重要依据，而且逐步应用到居住证发证、门楼牌管理和城市管理的其他方面。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方式创新的关键

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方式创新必须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充分运用大数据系统，提升政府便民服务水平，提高政府行政管理效能至关重要。从福田区的实践来看，从全员上门采集到有针对性上门核对，更多体现政府从“重管理”到“重服务”理念和行动的真实转变，核对信息的服务模式更容易让市民接受，也避免了重复扰民现象。另外，申报的数据通过与智慧福田综合数据库的碰撞，将实现区、街道、社区三级服务大厅和办事窗口之间数据的随机调用，市民在任何一个就近的办事窗口都可以利用申报的数据办理居住证、子女入学、计划生育、高龄补贴等业务，减少了大量纸质材料的提交、审核，提高了办事效率。同时，从社区居民密切相关“小事”切入，能够有效推进我国的城市社区治理从政府管理向社区居民自我治理转变，有利于为社会治理构建最为坚实的民意和群众基础。

同时，政府从上户全员采集信息到大部分信息主动申报的模式转变，政府把有限的资源用于对少数重点人群的管理，使政府资源的配置更趋合理，实现了由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方式的转变。另外，自主申报不再是人海战术的上户采集，只需对自主申报的信息开展有针对性上户核查和上门服务，各街道把释放出来的人力、财力用于民生服务和稳定队伍、优化结构，调动了基层一线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实施自主申报后，全区综管员配备减少11%，减员增效初步显现。

大数据社会治理创新 篇2

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 (Freder ick Winslow Taylor) 出版《科学管理原理》一书以来, 管理学始终是“显学”之一。以往, 管理创新的主要“策源地”一直是企业——或者说新的管理理论、方法、工具主要来源于企业的管理实践及其对这种实践的研究, 面向的也主要是企业。但最近几年, 其开始快速地从企业扩展至社会领域, 尤其是政府部门。于是, 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等概念也逐步“显化”, 可谓是“显学中的显学”。

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答案是大数据时代来了!

大数据首先是一种信息收集、存储、处理并据以进行决策的技术、工具与解决方案。实际上, 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并不是新课题, 但在过去的信息技术条件下, 它们的价值是无法被挖掘出来的。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 对政府在社会治理方面产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提升政府在社会治理方面的能力与效率

大数据的最大价值是基于数据进行科学的预测和决策。一是从内容角度看, 大数据就是海量信息。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 互联网数据的价值从量变上升到质变, 能够直观地呈现经济与社会运行的规律, 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准确性。二是从技术角度看, 大数据就是对海量数据的采集、存储、分析、整合、控制。数据并非越多越好, 大数据的本质不是数据的体量大, 而是能透过数据分析发现数据背后社会的规律、人类的行为模式。

2. 改变政府在社会治理方面的边界与角色

内容的增加意味着政府进行社会治理的边界扩大了, 一方面是在大数据的透视下, 让政府看到更多更细的社会现象;另一方面, 政府还可以通过合作, 与企业、协会及其他社会团体交换数据, 增加自己的数据积累。边界扩大的结果是角色的改变, 今后再谈社会治理主体就不再限于政府。这并不会弱化政府在社会治理方面的地位, 政府仍然是社会治理的核心部门, 是主导力量。只是政府人员要有新的角色意识, 要知道仅凭个人或集体智慧已经很难全面认知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本质, 把握事物规律并做出正确的决策, 这也与服务型政府建设相关。

3. 创新政府在社会治理方面的理念与模式

作为决策者的政府来说, 大数据就是一种“生产工具”, 它带来的是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的理念。过去, 与政府相联的字眼是“统治”、“管理”、“管制”, 而在大数据时代, 这一字眼被“收编”成了一个词:“治理”。这不只是用语的变化, 而是理念的变化, 即治理主体由“一手包办”向“全民参与”转化, 治理维度由“单向管理”向政府、社会和群众“协同治理”转变。而这必然会带来模式的改变:大数据将推动公共管理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从粗放化管理向精细化管理转型;从单兵作战管理向协作共享型管理转型;从柜台式管理向自助式全天候管理转型;从被动响应型管理向主动预见型管理转型;从纸质文书管理向电子政务管理转型;从廉政风险隐弊型管理向风险防范型管理转型。

大数据社会治理创新 篇3

当今，大数据伴随着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正在对全球经济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大数据时代给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要求我们把握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的特点，变革社会治理的研究方式，适应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的需要。

一、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研究的新变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围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不断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在大数据时代要创新社会治理，必须把握大数据对社会治理带来的冲击及其新的变革需求。

最早预言大数据时代的是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他1980年在《第三次浪潮》中写到:“如果说IBM的主机拉开了信息化革命的大幕，那么大数据则是第三次浪潮的华彩乐章。” 2006年3月英国启动“数据权”运动；2012年3月，奥巴马宣布美国政府投资2亿美元启动“大数据研究和发展计划”；2012年5月29日联合国推出“数据脉动”计划。为此，英国牛津大学教授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在《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和思维的改变》中判断：史无前例的大数据时代已经来临！《连线》杂志主编克里斯·安德森甚至大胆断言：数据洪流将会带来理论的终结，他认为：“面对大规模数据，科学家‘假设、模型、检验的方法变得过时了。”且不说大数据将终结理论这一观点对错与否，大数据时代的确将促使社会治理研究产生以下四大新变革：

（一）社会治理研究思路的变革

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深入，“大数据”给社会建设、社会治理带来的挑战更是前所未有：不仅数字化的书籍、报纸、图片、视频等海量数据需整合、提炼和分析，而且网络泄密、对隐私的侵犯等行为日益增多，影响着网络社会和现实社会的安全、和谐与稳定。以往基于社会局部“现实”的抽象分析方法，以及基于少部分人的需求来逻辑推演、预判大多数人的现实与未来需求的社会治理、社会建设思路，是无法破解“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面临的种种问题的。因此，必须变革以往社会治理的思路，将对局部“现实”、少部分人的需求研究，转向覆盖更广泛、涉及更多人的大数据分析，从大数据中预测社会需求，预判社会问题、社会安全，从大数据中探索社会治理的多元、多层、多角度特征，在满足不同时期、不同群体、不同阶层人民群众需求的过程中，创新社会治理、提升社会建设水平。

与全球化相关联的大数据时代，对社会发展研究的思路、对象、方法提出的挑战，只有以全球化为背景、以问题为导向，进行跨学科合作，运用交叉学科和过程方法，才能破解社会发展中的难题。

（二）社会治理研究对象的变革

以往的社会治理研究对象主要有两个：一是把社会治理的研究等同于社会研究。结果是在社会的研究中，过多地运用西方社会的理论来分析研究中国社会，或是用某一“社会”解剖的知识来推导、演绎为另一“社会”的治理、建设与发展，以植根于某一特定民族、历史的具体境遇的社会文化来说明与解释另一民族的社会文化现象，很难提出能够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满意的方案，以至于我们在对待西方文化时常常出现“西方化”与“本土化”的论争。二是把对社会治理的研究等同于对社会管理的研究。结果一方面束缚了社会治理的手脚，另一方面夸大了社会管理的作用。因为社会建设、社会改革、社会治理都是大概念、大事情，而社会管理作为政府职能，只是其中的一个子项。

大数据时代的社会治理，既要研究“社会”，又要研究“治理”，更要研究“大数据”。一要研究人们互动、交流、交往过程中不同人群在QQ、微博、微信以及互联网网络平台上发送的各种图片、图像、视频等非结构化、半结构化数据背后人的情感、兴趣、价值观等现实社会各方面形成的大数据情况；二要研究政府作为社会治理的主导，在提供社会服务、社会保障，创新社会治理等方面各种结构化、非结构化的数据，并将结构化的数据做纵横比较，从中发现政府社会治理的客观水平及其未来走势，以更有针对性地推进社会治理，以社会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推进社会现代化。

（三）社会治理研究方法的变革

社会治理，强调的是对“社会”的“治理”。以往的研究方法，一是着重于对“社会”的定性与定量研究，定量研究也常常采取问卷调查、座谈、访谈的抽样调查方法采集数据。然而，再好、再合理的抽样方法，反映的总是对局部和部分人群、阶层的研究结果，随机偶然性较大，缺乏准确性；二是着重于对社会治理的比较研究，即比较社会的“治理”条件、特点、环境，或是对听取汇报、座谈调研、问卷调研的情况作分析概括，提出社会建设的要求、治理的体制机制、治理的路径方法以及治理的绩效。近5年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在社会建设方面的大量投入，在社会保障、社会服务、社会治理等方面的建设，已积累了海量的数据，但这些数据都是孤立的、离散的，是半结构化或非结构化的。因此，大数据时代的到来，需要我们对各类、各层次的数据进行发掘、整合，从中发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在社会治理、社会建设方面的客观水平，发现共同的建设规律以及不同的特点，通过实施差异化社会治理战略，更全面有效地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建设。

（四）社会治理能力的变革

面对数据快速渗透到经济社会生活的每一领域、每一部门、每一单位，面对数据的大量化、多样化、快速化，面对全球数据每两年翻一番的趋势，大数据分析能力如何，就成为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关键因素。目前我国就社会治理的大数据而言，一是缺乏对社会治理大数据进行分析的能力，而这种分析能力又与相关人才的培养和支撑密切相关；二是缺乏根据大数据而形成的社会治理需求从而转化为有效社会治理、社会服务的能力；三是缺乏通过对社会治理大数据的分析，预测和判断未来中国以及各地区社会治理特征和趋势的能力。以往更多的是感性的判断预测，或是理论的逻辑推演预测。要适应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的需求，就必须在上述3种能力上加强建设，积累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的资本。

二、双重世界：社会治理大数据的特质、研究路径

根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我们认为社会治理的本质是：在党的领导和政府的主导下，动员社会广泛参与。从根本上说，就是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与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并落实到社会建设的实践中。显然，社会治理涉及政府、社会、市场各个组织、各个方面。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大数据分析研究，不仅要重视上述实体社会方方面面的分析，而且更要注重网络社会大数据的分析研究。因为对网络社会治理的难度更高、情况更复杂。但是，不管是网络社会还是现实社会的治理，需要弄清的是社会治理大数据所共有的本质特征及其研究路径。

（一） 社会治理大数据的“双重”特质

如果说10年前我们对现实社会与网络社会的区分是“现实”与“虚拟”，那么，随着信息化网络化的快速发展，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虚拟世界”里的数据量极其快速地增长。2011年全球被创建和复制的数据总量为1.8ZB（10的21次方），其中75%来自个人（主要是图片、视频和音乐），远远超过人类有史以来所有印刷材料的数据总量（200PB）。过去几年全世界产生的数据量甚至超过了历史上2万年来产生的数据量的总和。预计到2020年，全球数据量将达到令人恐怖的35ZB，被称为“大数据摩尔定律”。面对大数据（尤其是图像、视频等非结构化数据）对“虚拟世界”的渗透、影响，虚拟世界的匿名性、非对称性、非真实性，正在被具有对称性、真实性（真实的画面、真实的情感等）、即时性特征的“镜像世界”所取代。

早在1991年，耶鲁大学计算机系教授戴维·杰勒恩特就指出，互联网的终极世界是“镜像世界”。“镜像世界”如同人在镜子中的映像那样，镜像世界和现实世界本身存在着真实的关联和表达。正因为镜像世界的产生，所以现实生活中人的喜怒哀乐，现实人在社会中的各种活动，都借助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信息网络技术，迅速“镜像化”。可以说，人类的科学技术已经发展到了可以开始“镜像化”的阶段。

“镜像世界”的产生，本质上反映的是人类社会生存方式的一种转变和扩展，即人类的社会生存方式从单一的物质实体生存向物质实体生存及其镜像化生存融合的社会综合生存方式转变。“镜像化生存”是指以计算机、网络等硬件为基础的，以数字化数据及其运算来表征显示物质世界中各种真实关系的社会生存、社会交往方式。比如，消费者通过网络，通过鼠标、键盘就可以完成传统的购物行为，那么，这种行为就可以看作是购物过程的镜像。其中的深层逻辑关系没有改变，但实现方式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当今世界，网络社区、网络店铺、网络课堂等都可以看作是物质实体世界的社区、店铺、学校的镜像存在。而人类在计算机网络里完成的本应在现实世界里完成的社会建设、社会治理实践，也可以称之为社会的“镜像实践”。显然，大数据时代的社会治理具有以“双重世界”为基础和研究对象的特质。

（二）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的研究路径

镜像世界虽然是现实世界的“镜像”，但“镜像世界”又有相对独立性，即“镜像世界”以结构化、非结构化、半结构化数据的大量化、多样化、快速化积累和扩张，并冠名为“大数据”而区别于现实世界。因此大数据时代的社会治理研究，必须以“现实世界”为基础，更应突出关注“镜像世界”。

社会治理研究对象和路径的“双重性”，也要求我们辩证地认识与处理“双重性”的关系。人类所处的真实世界是一个非线性的存在实体，能够用结构化数据进行拟像的，仅仅是真实物质世界的一部分或者特例。伴随着网络世界与人类生存的进一步对接，在新的科学技术的基础上，现实生活中的非线性关系开始以非结构化数据的形式在网络空间里映射，这个过程就是网络空间拟像真实世界的过程。在当今世界，真实世界里的一切都在迅速被数据化，“谷歌”（Google）每年扫描100万本书和杂志，“谷歌地球”（Google Earth）在注释整个地球表面的地理信息，“脸谱”（Facebook）在注释我们真实世界里的社会关系，手机、移动设备和可穿戴的传感器在不知不觉中记录人的声音、兴趣、表情、行动、心跳、睡眠时间，这叫“生命记录”（lifelogging）。

一个现实世界的镜像版本如果想区别于网络社会早期的“虚拟世界”而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它必须具有和现实世界适时、同步的特征，即数据、信息及其在镜像世界中的相互关系要具备与现实世界对等的时效性。只有这样，这个镜像世界才有可能与真实世界建立起相关性并赋予自身无穷的价值属性，否则，所有的拟像都不再是镜像而仅仅只能成为没有生命力的幻影。

在这个意义上说，对镜像世界社会治理的研究，更应破解现实的真实世界社会治理面临的各种问题、各种困惑，更应多样化、快速化地反映现实世界社会治理的需求、社会治理的过程、社会治理的水平、社会治理的发展趋势，使镜像世界的社会治理更具真实意义、真实价值。

三、积累大数据行动：北京的社会治理

大数据如何影响政府治理能力 篇4

大数据是巨量数据的集合，这个陌生的名词出现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工作中。近年来，随着大数据的使用与发展，中央提出要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政府通过大数据治理社会。大数据使决策层实时掌握地区态势，让及时的调控和协调管理成为可能。

大数据，对于普通人来讲这貌似是一个陌生的名词。然而，它其实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工作中。在人们网上购物时，平台储存各用户的购买数据，通过统计、计算得出某些规律，这是使用了大数据;在政府某部门工作中，他们通过对某一些产品的数据统计、比对，从而得出某一些结论，这也是使用了大数据。

麦肯锡全球研究所将大数据定义为一种规模大到在获取、存储、管理、分析方面大大超出了传统数据库软件工具能力范围的数据集合。它具有海量的数据规模、快速的数据流转、多样的数据类型和价值密度低四大特征。

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在演讲中就提到，未来的时代将不是IT时代，而是DT的时代。DT就是Data Technology，中文意思是数据科技，显示大数据对于阿里巴巴集团来说举足轻重。这不但在商业领域受到重视，在政府层面同样受到关注。广州市六榕街盘福社区的网格员都配备平板电脑，第一时间记录采集到的信息，配合大数据管理社区。

大数据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

2015年9月，国务院公开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的通知》（以下简称《纲要》）。《纲要》指出，目前中国在大数据发展和应用方面已具备一定基础，拥有市场优势和发展潜力，但也存在政府数据开放共享不足、产业基础薄弱、缺乏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法律法规建设滞后、创新应用领域不广等问题，亟待解决。

《纲要》认为，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快大数据部署，深化大数据应用，已成为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和推动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需要和必然选择。立足中国国情和现实需要，推动大数据发展和应用在未来5―10年逐步实现以下目标：打造精准治理、多方协作的社会治理新模式;建立运行平稳、安全高效的经济运行新机制;构建以人为本、惠及全民的民生服务新体系;开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创新驱动新格局;培育高端智能、新兴繁荣的产业发展新生态。

2015年10月举行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也提出，要拓展互联网经济空间，要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推进数据资源开放共享。其中，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要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这是大数据第一次写入党的全会决议，标志着大数据战略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副研究员何哲认为，大数据战略要政府表率推动。大数据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首先是需要政府做出表率，在开放数据、开放政府建设方面做出表率。

“要积极构建政府体系的大数据，打通在部门、区域之间隔离的数据孤岛，为建立统一高效的政府服务体系而努力。其次是需要建立大数据发展的标准体系，为整个市场做好标准制定工作，从而指导大数据产业的健康发展。”何哲说。

使决策层实时掌握地区态势

目前，大数据和政府社会治理的领域有几个新方向。云润大数据研究院首席科学家晋彤认为，一个是政府在大力推进利用技术手段对网络空间进行深化管理，用大数据手段提升社会治理的能力;另一个是大数据技术开发和应用在蓬勃展开，行业里涌现了很多机构、企业、专家学者，也出现了各种帮助政府社会治理的解决方案。在可见的未来，利用技术和数据进行社会治理，将是大数据行业最能出现创新效益的方向之一。

信息无处不在，那么具体到政府的职能和政府工作人员的日常工作怎么进行？除了维护社会秩序的工作外，其他基本就是会议、沟通、文案、信息处理工作，也就是说，整个政府工作基本就是数据处理工作。晋彤说：“抓住政府治理的数据本质，自然会以数据治理作为政府工作发展的核心。”

政府在社会治理工作中的数据处理类型大致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信息采集，这包括平安城市监控信息、人口调查、市民办事信息录入、土地测量、舆情监测等;第二，决策支持，这包括数据分析的结果，以会议（集中或远程）、报告、信息平台系统等形式给决策者以决策依据，之后形成决策进入信息流通环节;第三，信息流通，这包括会议、活动、政策法规公开信息发布、政府发言人和公众及媒体的沟通、舆情管理等。

晋彤说，数据采集和分析能力的进步，对政府实行社会治理产生了深刻影响。大数据的运用使人们的各个数据集合成数据集，让决策层可以看到。在互联网时代，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可以做到“上达天听”，为国家的最高决策层所知悉，也使得决策层实时对整个国家、地区、行业、部门的态势进行掌握、调控和协调管理成为可能。

“这一变化对世界所有国家都具有挑战性。中国政府目前在利用互联网和数据能力进行决策支持和社会治理的决心、开放态度和重视程度走在世界前列。如果中国能在数据治理的科学性、严谨性方面如同航天事业那样下功夫，就有机会打造世界上最先进、最高效、最能服务民众的政府管理模式。”晋彤说。

大数据如何影响社区和公共交通

《小康》记者在了解大数据的社会治理案例中，发现多个部门都有进行。以广东为例，它们包括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惠州市委市政府、佛山市禅城区委区政府、广东省环境检测中心、深圳市坪山新区智慧社会服务中心等。

如今走在广东某些社区的路上，《小康》记者会发现每隔一段距离就看到一个标识牌，里面是负责本片区域的网格员姓名和头像，而且旁边有一个二维码。例如在深圳市坪山新区，基层围绕打造公共基础信息库，解决信息来源问题，建立了网络信息采集员（简称“网格员”）采集为基础，多种信息共同丰富基础资源库的“1+N”信息采集体系，确保信息的鲜活、真实、全面，为大数据应用提供基础数据保障。

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2015年本区共采集人口信息855813条，比网络化服务管理实施前的2013年增加31%，且采集率、注销率、准确均在97%以上。新区数字化城管和社会综治案件办理数量从2013年的77616件增加到2015年的112888件。

另外，公共交通系统也在使用大数据。以广东省委省政府督办和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具体部署成立的广东岭南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岭南通”）为例，它的目标是建立全省统一的交通一卡通“类银联”系统，实现“一卡在手，岭南通行”。截止2016年3月，岭南通已基本开通省内21个地市，服务通达香港、澳门地区，累计发卡4920万张。

岭南通大数据云平台是面向公共交通服务的大数据开放式公共服务平台，它根据自身掌握的数据优势，通过研究和分析公共交通一卡通大数据，将其应用于公共交通服务领域、公众出行领域、突发事件处理等，有效提升了公共服务能力和改善公众出行环境。

大数据社会治理创新 篇5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社会治理理念的重大转变。

本次全会提出的“治理”与过去所熟悉的“管理”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其中却蕴含着重要的理念转变。治理更为强调主体的多元参与，此次全会提出的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等内容就是主体多元性的集中体现。全会的新提法与过去所强调的政府在国家管理中的一元主体地位有着很大的不同。

多元参与改变了政府过去对社会事务强调控制的理念，将控制转变成了服务与协调，这将促使政府真正回归到服务型的轨道，使政府从管理者转变为服务者。

多元参与改变了过往政府习惯于应对社会事务，解决社会问题单打独斗的理念。社会治理的提出使政府开始更为关注其他社会主体对于处理社会事务，解决社会问题的作用与功能，使政府开始意识到要将自己不应该管的和管不好的社会事务交给其它社会主体去处理，以便于社会问题得到更好的解决。

多元参与使政府在处理社会事务，解决社会问题过程中民主理念得到增强。在社会治理体制下，政府在处理社会事务中要善于吸收、听取其他治理主体的意见，善于通过自身的主导作用，调动其它主体参与到治理活动中来，并赋予各主体相应的权力，以实现治理的有效性。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要求改进社会治理方式。

一是要加快构建以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为基础的社会治理方式。

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是我国社会治理体制的基础架构。党委领导就是要明确中国共产党在治理结构中的领导地位，这是由我国的政治体制与现实情况所决定的，治理体制中的其它主体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与到治理实践中来，要切实履行法律赋予自身的权利，积极完成自身所承担的义务，主动学习、了解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主动与各级党组织密切配合，切实保证社会治理活动的有效开展。

政府主导就是政府不再是治理体制中的唯一主体，政府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承担着凝聚、协调、调动和组织的作用。其他治理主体要在政府的凝聚与协调下进行社会治理实践，要及时弥补政府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存在的不足，政府要及时校正其他社会主体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出现的偏差，要及时调整不同社会治理主体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功能与角色。

社会参与是指要充分调动党委、政府以外的其他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要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要在社会治理实践中将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真正实现治理主体的多元参与。

二是要加快构建以法律、道德规范调节为手段的社会治理方式。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要强化依法治理与道德约束，构建以法律、道德规范调节为手段的社会治理方式。一是要坚持依法治理，要加强法治保障，要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培养社会治理主体与群众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社会问题、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的意识与习惯，要强化社会治理活动与治理行为的合法性，要不断树立法治在社会治理活动中的权威性，要让法律成为社会治理活动运行准绳。二是要坚持综合治理，强化道德约束。道德规范所具有的柔性约束力与普遍约束效应是法律所不具备的，因此要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彰显出道德在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解决社会问题中的作用，要重视对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基础的社会道德体系的建设，要通过各种形式弘扬家庭美德、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要努力营造诚信、友爱的社会环境，要积极传播社会正能量，实现道德规范对社会治理主体、群众行为的软约束。

三是要加快构建以基层为导向的社会治理方式。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坚持源头治理，要以社会化服务为方向，要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因此，要加快构建以基层为导向的社会治理方式。

以基层为导向的社会治理方式要注重为基层群众做好服务。要加快基层网格化社会管理的构建与实施，网格化社会管理是基层居民自治的创新形式，是社会治理体制不可或缺的方式、方法，它改变了传统管理从上到下的管理模式，建立了从下到上，从群众需求出发的为群众服务的新模式。

澳头创新社会治理 篇6

厦门市翔安区新店镇澳头社区地处厦门湾东岸沿海，三面临海，港深水阔，是古时通往南洋的重要通商港口，也是闽南著名的侨乡。2014年以来，我们以“美丽乡村”建设为契机，通过创新社会治理，成立社区民间组织，推进了澳头社区各项工作的发展。

在“美丽乡村”建设初期，许多群众对工程项目涉及的征地拆迁，投工投劳，认管认养等工作一知半解，社区共同缔造意识有待进一步深化。个别村民缺乏全局意识，在其他村民努力改善房前屋后环境、主动拆除鸡鸭舍的时候，只顾个人利益，不愿意将自己的空杂地进行整治，甚至阻扰村内道路建设。

为了使群众能更好的理解“美丽乡村”建设对澳头社区今后发展的重要性，让群众能够支持并参与到“美丽厦门共同缔造”之中，社区两委与老人协会主动找到社区里的热心人，由他们组建了澳头的社会自治组织“公亲会”。

公亲会

澳头“公亲会”是由澳头社区及辖区内的企业单位、群众团体自愿发起、自觉参与，遇事共商、共议、共同决策的公益性、服务性、互助性的社区基层社会组织。

公亲会的宗旨是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治，激发群众参与激情，发挥社区居民人缘、地缘优势，参与社区事务管理、社区建设，建立起以社区党支部为核心、居民自治组织为基础、社区社会组织为补充、居民广泛参与，协同共治的社区社会新格局。

公亲会的工作原则是“尽职尽责、坚持不懈”。在“共谋共建共管共评共享”的自治管理中，开展“啄木鸟行动”，守护澳头大家庭。对积极参与澳头美丽乡村建设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对于不遵守村规民约和恶意破坏共同缔造成果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批评、检举和制止，彻底打击歪风邪气，着力提高社区群众共同参与美丽乡村工作的积极性。

为了更好地开展“美丽乡村•共同缔造”，激活群众参与力量，组织和动员广大社区群众推进社区建设，特在澳头“公亲会”机构下设置宣传队、劝和队、督导队，公亲会工作开展情况每月向澳头社区两委汇报一次。

公亲宣传队

宣传队由社区“有热心、感情真、语表强”的群众组成，设队长1名，分宣传组、活动组、培训组3个小组，每组吸纳若干名群众参加，并从中推选1名担任组长。日常事务工作由队长负责领导全面主持，各小组分工负责。宣传队工作开展情况每周向澳头“公亲会”汇报一次。

一、宣讲组职责：

1、结合美丽乡村建设，深入群众，倾听民众的意见，对社区居民群众的思想情况和关心的问题开展调研，并结合政策、法律法规、发展规划、征地拆迁劝导等内容，拟定宣讲内容方向；

2、除法定节假日外的每周三晚，定期在澳头欢喜广场开展宣讲活动，重要的宣讲活动应安排宣讲员入户，确保宣讲内容落到实处。全年宣讲活动不少于30场；

3、负责澳头社区“示范片区”、“特色之家”、“美丽榜样”等评优活动的组织。

二、活动组职责：

1、定期排练。原则上，每周四下午在澳头欢喜广场、妈祖文化广场等休闲广场进行文艺演出排练。

2、节目演出。原则上，活动组每季度集中演出文艺汇演一次，成员根据自愿原则报名组合节目，促进节目更新。此外，组员要自觉接受澳头社区党支部、政府主管部门交给的宣传演出任务。

3、组织参与。定期组织居民参与文艺演出活动，开展寓教于乐、富有地方特色、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文体活动。

三、培训组职责：

1、组织培训工作。组织宣讲组的理论学习、宣讲方式培训工作，全年组织集中学习培训不少于30次。

2、组织培训总结工作。每次培训学习后，组织讨论或座谈，听取学习收获和意见、建议，将所学归纳总结，应用到下一次宣讲活动中。

3、表彰奖励。根据工作实施情况、热情程度以及效果的优劣对各组及成员进行综合评价，评选出年度优秀成员，并表彰及奖励。

公亲宣传队·澳头在行动

1、开展宣讲活动。

宣传组成员采用“开大会”及“一对一”相结合的宣讲方式开展工作。开大会，即通过召集小组居民开展宣讲；一对一宣讲，即深入社区居民家中开展宣讲活动。通过两种方式的结合，开展美丽乡村共同缔造活动、认管认养活动等，由面到点，将宣讲工作落实彻底。

2、开展评优活动。

由宣讲组为主要负责单位，组织开展每年一次的评优活动，包括“美丽榜样”、“特色之家”、“示范片区”的评选活动。发挥榜样在美丽家园建设中的示范引导作用，营造学习先进、崇尚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进一步提升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的热情。

3、开展文艺演出、排练活动。

活动组积极弘扬时代风貌，倡导健康、快乐的生活。定期组织开展文艺活动：社区包粽赛、斗阵闹元宵、国庆七天乐、和谐邻里节等活动，积极发动社区居民参与，丰富和活跃社区居民的业余文化活动，并加强对外联系，广泛开展文艺交流活动，促进成员文艺能力的提升。

4、开展内部培训活动。为提升公亲宣传队成员的工作能力，培训组根据宣讲组及活动组的工作内容，定期开展培训、总结、交流活动，不断提升公亲宣传队的工作能力。

公亲劝和队

劝和队是一个劝和、调解社区居民内部矛盾，增进邻里和睦、社区和谐的自治组织。劝和队由社区居民自愿组建，设队长1名，分片区管理，每个片区吸纳若干名志趣相投的社区居民参加，并从中推选1名热心能干、文化素质高的居民担任组长。日常事务工作由队长负责领导全面主持，各片区分工负责。劝和队工作开展情况每周向澳头“公亲会”汇报一次。

劝和队的职责：

1、调解纠纷。调解社区群众纠纷，促进家庭、邻里和睦、社区和谐稳定；

2、信息收集。走访社区居民群众，了解掌握社情民意，向澳头“公亲会”及社区党支部传递信息，做好信息收集、反馈等工作；

3、维权服务。提供矛盾调处和维权服务，调解邻里纠纷和家庭矛盾，协调处理家庭暴力等事件，引导居民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供婚姻家庭、道德规范、心理调适等方面的咨询和创业就业信息服务。争取多方支持，为留守流动人员和家庭提供力所能及的关爱和服务。听取、收集妇女群众的意见或建议；

4、普及法律。向居民群众宣传政策、法律、法规，提升居民的法律意识，提高居民素质，促进社会和谐。

公亲劝和队·澳头在行动

1、开展“和事佬”征集活动。

为吸收退休干部、教师、退伍军人、乡贤等参加到劝和队伍中来，发挥他们基层的优势，构筑维护社区、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举办“和事佬”征集活动，组建一支富有群众基础的“和事佬”，分网格管理，助力劝和工作。

2、开展劝和工作。

“和事佬”每两天保证到网格责任区巡查一次。现场分析并妥善处理网格责任区内各种矛盾与存在问题，力争将矛盾化解在社区，问题处理在网格。积极主动并协调其他人员及时调查处理网格内居民纠纷、举报和信访等问题，积极维护群众利益和权益，防止重复纠纷、集体上访和其他案件的发生。对于涉及面大，深层次复杂的问题，以及当前难以解决的问题，及时反馈到公亲会工作领导小组综合处理或上报社区两委或镇有关部门处理。

公亲督导队职责

督导队对社区各项工作进行监督、指导，促进各项工作落实到位。督导队由社区有关人员组成，设置队长1人以及区务监督组、卫生监督组。督导队工作开展情况每周向澳头“公亲会”汇报一次。

一、区务监督组职责：

1、协助社区居委会进行社区内的行政事务落实、实施现况，确保社区政务公开、公正、公平；

2、对社区内重大民主决策情况、区务公开和民主理财情况，社区内各项收支、公共资源交易、集体土地征收、工程项目招投标、工程建设等工作进行监督、指导，促进各项工作落实到位，确保社区政务公开、公平；工程建设进度、质量符合要求。

二、卫生监督组职责：

1、卫生保洁实行网格化管理模式；

2、进行常规的卫生检查和不定时的抽查，做好卫生评比；

3、监督管理公共场所的卫生；

4、负责全社区的卫生制度建设和宣传教育工作；

5、研究卫生方面的政策；

6、负责对全社区卫生监督人员的教育和培训。

公亲督导队·澳头在行动

1、开展垃圾分类知识课堂。

为进一步提升澳头社区生活垃圾的治理，由公亲督导队开展垃圾分类知识课堂，邀请社区居民参与。在课堂中教授大家关于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措施、垃圾分类等知识。通过简单易懂的的语言，全面地介绍垃圾的危害、垃圾分类的意义、以及如何识别垃圾分类标识、如何区别干湿垃圾、如何做到合理分类、正确投放等，让大家深刻感受到垃圾分类势在必行、垃圾分类福祉千秋。

2、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成果展览。

开展生活垃圾治理成果新旧对比展览活动，提升居民对社区环境维护意识。

3、开展“阳光居务·人人参与”社区居务监督开放日活动。

为打造社区居务监督公开、透明平台，提升基层居务、财务民主管理水平，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增强居民参政议政意识，促进社区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特开展“阳光居务〃人人参与”社区居务监督开放日活动。

大数据社会治理创新 篇7

1.1 研究背景

2015年是电商发展元年,农村电商更是国家和社会持续关注的话题,为了加大农村电商发展,国家陆续发布了一系列文件。5月7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加快培育经济新动力的意见》强调积极发展农村电子商务;5月14日,中央财政拨20亿元专项资金用于农村电商基础设施建设;8月21日,商务部等19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快发展农村电子商务的意见》提出推进农村产品电子商务,鼓励各类电商平台依托现有农村网络渠道、站点,开展化肥、种子等生产料电子商务;8月底,国务院出台的《关于推进国内贸易流通现代化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意见》引导更多农业从业者和涉农企业参与农产品电子商务,支持各地打造特色农产品电商产业链,开辟农产品流通新渠道。

农村市场过于分散、流通成本高,农民对生活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另一方面农民生产的农产品也因为流通障碍无法销售出去。基于此问题,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农村电商的政策,地方政府也积极响应加快自身农村电商发展,形成了一批电子商务进农村的示范县。电商大佬也纷纷抢占农村市场,阿里巴巴的千县万村计划,京东的“下乡运动”,顺丰依托于顺丰优选的渠道下沉等等,但到目前为止,这些模式并没有完全解决农村电商的问题,一些偏远地区的农村依旧不能满足对生活和生产资料的需求,一些农村依旧存在收获的农产品卖不出去的问题。

1.2 国内外项目研究综述

1.2.1 关于大数据。

现如今,大数据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对大数据的研究也是国内外学者一直热衷的方向。李文莲等(2013)提出“大数据”对商业模式创新驱动的三维视角,即大数据资源与技术的工具化运用、大数据资源与技术商品化推动“大数据”产业链形成、以“大数据”为中心的扩张引发行业跨界与融合;涂江平(2014)将大数据技术运用到物流行业中,通过对各个物流环节数据进行归纳、分类和整合,再加上天气预测、交通预测等数据,进行相关大数据分析,从而优化线路;文静(2015)以阿里巴巴为例,提出拥有海量数据并挖掘隐藏的价值是大数据时代电商企业发展前进的方向。

1.2.2 关于农村电商模式。

刘军君(2013)探索了发展农民合作社电商模式的可行性;李煊(2014)提出农村电商双边市场模式,即允许两类或多类截然不同的最终用户进行交易的平台,;薛全唐等(2015)提出未来农村电商的差异化竞争将重点体现在线下服务的差异化上,因此建设农村电商线下服务站成为必然。郭承龙(2015)提出大众创业、集群规模正态分布、双通道的网销渠道、深度挖掘农村自然禀赋的商业价值、多平台运营和内生化资金供给等农村电商共生发展路径。

2 奉新县赤田镇电商发展现状分析

2.1 赤田镇基本情况介绍

奉(新)—南(昌)省道穿镇而过,为奉新、靖安至南昌、宜春等地必经之处,镇内村村通公路,交通便利,通讯发达。全镇面积120 km2,辖15个行政村(场),124个村民小组,人口30 100人,耕地面积为3 127.13hm2,林地4 666.67hm2,水库山塘161座,水面2 666.67余hm2。全镇形成了以优质水稻为主,花生、大豆、玉米、油菜、芝麻、红薯为辅,林果业、畜牧业、水产养殖业全面发展的良好格局。镇特色种植业也如火如荼,已建成桠柑、翠冠梨、苗木、杏孢菇、大棚蔬菜等10多个种植基地。但根据实地调查,赤田镇基础设施不够完善,道路交通落后,大部分农产品的销售是依靠镇里的合作社,没能渗透到各个村。同时农民对一些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如水稻等农产品种子、衣服、数码产品等,也因购买渠道单一无法得到很好的满足。

2.2 赤田镇电商发展现状

赤田镇的电商发展离不开大学生村官方丽萍,她在农民准备外出打工时候带领人们种植优质水稻,成立赤田春晓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通过规模化种植水稻打开了市场销售的另一片天地。她在全国首个提出“互联网+供销社+大学生村官+合作社+农户”的电商模式,并得到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成立了奉新县电子商务创业孵化基地。可以说赤田镇的电商发展已经走在大部分农村电商的前沿,但依然有改进的空间。

2.3 赤田镇现有电商模式问题

2.3.1 没有解决农民购买问题。

现有电商模式只是解决了农产品怎么销售的问题但忽略了农民朋友的购买能力。随着收入提高,农村单一的购买渠道根本无法满足农民的购买需求,可以说农村电商不光是解决农产品销售问题,还有很大程度是解决电商进村问题,这样才能给农民带来更加丰富多彩的生活。

2.3.2 依然存在农产品滞销问题。

现有电商模式只帮助农民把种植好的农产品卖出去,无法对整个市场的需求进行准确预测,也许农民种植的产品跟市场需求不符合,这就会出现严重的农产品滞销问题,导致农民辛苦种植的产品弃之路边。

3 基于大数据的电子营销点模式构建———以奉新县赤田镇为例

电子营销点是具有双向功能的农村服务站,一方面它可以收集农民产品,集中通过平台销售,后期平台还可根据大数据分析客户需求,为客户提供配菜等服务;另一方面,它还可以帮助农民在该平台上购物,平台通过大数据分析,将农民需要的一些生活、生产资料前移至电子营销点,提高农民体验。

3.1 电子营销点选择;

电子营销点是整个电商环节中的关键节点,关系着供应链是否能够畅通无阻。通过实地调查发现桃树村和童家村离赤田镇较远,但这两个村及周边一些村落的农业种植面积大、农业产能相较其他村也更多,而且还种植很多特色农产品,比如桃树村千亩油桃基地。目前他们主要销售渠道是先运送到镇,再集中配送到全国各地,装卸搬运的次数不光增加了物流成本,质量也得不到保障,而且该地区离赤田镇较远,农民购买商品也存在很大困难,所以建议在桃树村和童家村两个村建立电子营销点试点,既可以很好解决农产品销售问题又可以满足农民的购物需求,让比较偏远的他们享受到和县镇同等的待遇。

3.2 电子营销点运营;

选择村里比较有威望的人或者把电子营销点设在村委会或人比较多的商店等,然后对负责电子营销点运营的村民进行培训,主要内容包括如何开网店、如何上网购物、如何收发快递等还会定期组织关于如何种出优质农作物的培训,让更多农民可以掌握科学耕种。根据实际发展情况,逐步扩大电子营销点辐射范围,争取解决全村及周边村庄的农产品销售和购买商品问题。

3.3 电子营销点整合;

最后将更多的电子营销点纳入到新建的电子商务平台上,搭建起赤田镇和全国各地之间的贸易桥梁,解决当地村民的需求问题和农产品销售问题,同时也可促进当地生态旅游发展。

3.4 大数据的运用;

在电子营销点的运营过程中使用大数据技术是本方案的创新点所在,也是未来农村电商发展趋势所在。大数据技术贯穿整个流通过程,电子营销点作为卖方,可以利用大数据对用户需求进行预测分析,使农民生产更容易销售的农产品;电子营销点作为收货方,电商平台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将农民生活必需品提前放置在电子营销点,让农民有更好的购物体验,这很好地解决了农民对网购的担忧。

4 基于大数据的电子营销点平台运营———以奉新县赤田镇为例

4.1 农产品销售下的电子营销点平台运营

4.1.1 整合农户资源。

针对农产品外销,首先要将奉新县赤田镇周边15个村,124个村民小组的农产品进行整合,如童家村主要农产品为黄瓜、紫色包心菜、绿叶菜、小包菜、芫荽叶、芹菜;石湖村主要农产品为红苕、青豆、葱、羽衣甘蓝、美国香瓜、酸橙、无花果;罗塘村主要农产品为青椒、杨桃、平菇、山药、红椒、绿苹果、生姜;

4.1.2规范平台农产品资料。将农民想要从电子营销点销售的农产品罗列至平台网站,征询农户意见对农产品逐一定价,对每一种农产品统一图片数量、介绍内容等,对平台上的农产品资料进行标准化管理;

4.1.3与物流公司合作。电子营销点收集整合农户资源,当有用户下单后,根据电子营销点所在地区,确定配送的第三方快递。这就需要整合赤田镇各个村的物流网点,将物流服务及时更新到平台上方便用户查看;

4.1.4提供售后服务。对于想要了解更多农产品信息的用户,可通过平台与客服交流,每个电子营销点根据当地农产品种类等确定需要安排几名客服人员,客服人员需对电子营销点所销售的农产品信息提前做好充分了解。

4.2 农民网购下的电子营销点平台运营

4.2.1 选择合适供应商。

宜春的消费水平在江西位居中等,赤田镇每个村的购买能力是有限的。在选择供应商时,应综合考虑当地发展情况,每类产品的供应商不宜太多,应规范平台上供应商的来源。

4.2.2 提供网购服务。

电子营销点为农户提供网购平台和环境,农民在电子营销点可免费使用电脑在其平台上购物,工作人员会指导农民如何网购或帮助农民购买他们选中的商品,也可为其提供网上支付的服务。

4.2.3确保物流服务。根据电子营销点所处地区已有的物流网点,提前与入驻平台的供应商达成协议,确保物流可以直接到点,方便农民收货。

5 主要研究工作和成果

本文通过对江西省奉新县赤田镇为期一周的实地调研,对各村农业规模、交通条件、基础设施都做了深层次的了解,针对该镇现有农村电商模式以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基于大数据及社会趋同下的电子营销点模式的创新研究,并根据调研情况,建议在桃树村和童家村进行试点研究,同时还就电子营销点的构建和平台的运营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并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有望得到进一步推广。

摘要：本文以江西省奉新县赤田镇为例,在分析赤田镇现有电商模式基础上探讨其存在的问题,并以此提出基于大数据及社会趋同下的电子营销点模式,并以赤田镇为例,通过实地调研对整个模式的构建和平台的运营都提供了具体建议。

关键词：农村电子营销点,大数据,电商模式研究

参考文献

[1]李文莲.基于“大数据”的商业模式创新[J].企业管理,2013,5.

智慧教育与大数据治理 篇8

唐斯斯，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同时也是一名三年级学生的母亲，对于教育信息化和智慧教育，有着更直观认识。她在演讲一开始就抛出了自己一直在思考的问题：“随着我国教育体制的改革，该怎样去立体地、智慧化地评价一个孩子？孩子不是平面的，不是血型、成绩就能代表他的好与坏，更不能就此打上标签。而是应该从他的创新能力、人格品质等方面去立体评价，这就需要很多的数据支撑，从健康数据到行为数据，到实践项目、创客教育等，归纳、分析一系列的数据，才有可能还原或者相对准确地体现一个孩子特征与潜质。”

智慧教育的生态体系

每个人对智慧教育都有着不同的理解，在唐斯斯看来，智慧教育应该要实现泛在的、随时、按需的学习，要能实现教育资源的无缝衔接，要实现多层次个性化的教学，要能实现智能化的管理，要实现智能化的决策等。“也许每个人理想的智慧教育都不一样，但不管是怎么样的，背后一定需要保障系统和很多的技术去支持。”她解释说，这些技术的核心要素包括云计算、物联网、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以及教育云平台、教育产品、智慧校园等。

唐斯斯认为，大数据对教育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加速智慧教育生态系统的构建：“什么样的智慧教育才是理想中的发展方向？我认为，大数据的评价体系能起到引导、抛砖引玉的作用，引领我们去发展。大数据对教育的影响，在理念、发展以及融合创新层面，都有着不同的促进作用。同时，就现有的效益层面来讲，大数据可以实现教育资源的整合、降噪、倍增效益，还具有破除效应，能够破除教育的不均衡，而最重要的，是能够加速智慧教育生态系统的构建。我理想中的智慧教育生态体系，应该是一个能够实现教育自循环和可持续发展、多元互动的环境体系，包括多元教育体系、完善的教育机制和成熟的教育产业基础，缺一不可。”

具体而言，智慧教育生态体系要以教师、家长、学生、公众和管理者等五大教育主体为基础，搭建一个以大数据为支持的平台体系，同时具备良好的智慧教育环境、完善的智慧教育机制、成熟的智慧教育产业链，以及完备的运行机制，包括管理机制、激励机制和反馈机制等，从而保障生态体系的良好运行，实现数据到服务，服务到数据的转换模式，最终能够实现一个良性互动。通过这一完善的体系，用其中的大数据去更好更快地修正不佳的教学行为、市场环境、政策环境和社会氛围等。

唐斯斯说：“目前，我国正在从国家、省级到市级全方位地部署大数据战略，这为智慧教育生态体系做一个很好的铺垫，我们可以通过对从学习、管理、教育、科研各方面数据的采集来丰富智慧教育的大数据资源，从而丰富教育产品和服务，构建成大的服务体系，最终能服务于教师、家长、学生者、公众和管理者等五大教育主体，实现‘人人可学，覆盖全人群的大教育的愿景。”

教育大数据解决三大问题

起初的大数据，是为了使各种各样的数据变得可用，消除数据割据、数据孤岛和数据碎片化现象，从而提升数据的质量、可用性、安全性。发展教育大数据的意义在于解决现存的三大问题。

一是信息资源不匹配。唐斯斯说，现阶段，社会上都广泛关注着互联网教育，但是政府推行的“三通两平台”、“数字校园”、原题库等教育信息化措施往往是在校内进行，与广受关注的互联网教育相脱节。同时，存在互联网技术人员懂IT不懂教育，教师懂教育不懂IT的现象，使信息资源不能匹配。

二是行业规范不健全。我国目前尚未出台智慧教育行业的统一标准，从而产生数据不兼容、系统不兼容，以及规范欠缺等问题。

三是资源融合不足。既然要立体地评价学生，就不能局限于学习本身，还需要跟其他行业、领域的资源整合，包括学校与学校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的融合等，目前这些领域的融合仍显不足。同时，从国家到省市到县村的总体大数据体系尚未完全打通，也是资源融合不足的原因。

唐斯斯归纳说：“我们希望通过教育大数据策略的实施，能够很好地对教育数据做科学的分类和管理，同时对教育数据做全流程的管理，促进教育质量的提升以及加强安全管理，从而提升教育服务水平，加强教育管理能力以及科学制定教育发展的政策。”

如何发展智慧教育

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同时，教育也正进入新常态。教育法律的修订，高考等教育体制的变革，民众需求的变化、信息技术的渗透，使改革、融合、创新成为了教育新常态。目前，智慧教育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我国各地的智慧教育发展呈现不均衡的现象。在经济发达、信息化基础较好的地区，智慧教育正从数字化走向均等化、智能化和精准化，但在经济欠发达、信息化基础较弱的地区，智慧教育仍停留在数字化阶段。唐斯斯分析说：“在教育新常态下，我们要用新的方式并行发展，从普惠到个性，从数字到智慧同步发展，这既是机遇，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唐斯斯认为，智慧教育发展的重点应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首先，要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和思维。利用大数据开放、共享、融合、创新的特点，整合、运营全国的智慧教育云平台。同时，将各类信息技术的应用进一步融合，使之能够更好地为老师所用，使学生接受。

第二，要从数字化向智能化转变。例如，编写、采用互动教材，更好地衔接校内外的教育子云，以及更好地让教育大数据落地。同时，还要思考如何使老师更好地适应教学模式的变化，怎样借智慧教育发展去更好地培育创新性人才。

第三，将智慧教育深度融入到智慧城市的建设中去。要促进教育数据的开放、共享，加强智慧教育发展研究，丰富智慧教育产品服务，加强智慧教育人才培养，同时要强化智慧教育统筹发展，通过对浙江省宁波市智慧教育试点进行总结、归纳，给全国更多的城市做智慧教育起到示范作用。同时，要健全管理机制，建立协同机制，完善评价标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