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联动：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金钥匙

三社联动：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金钥匙（精选2篇）

三社联动：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金钥匙 篇1

——金丽霞

社区工作者

【摘要】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人才“三社联动”，是创新社会治理、完善社会服务的有力抓手，是做好群众工作、维护稳定和谐的重要载体。当前我们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利益调整期、矛盾凸现期，通过加快推进“三社联动”，激发多元参与、合作共治，构建民生保障服务体系和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已成为大势所趋和现实任务。

【关键词】三社联动 研究概况 精细化 建议

“三社联动”，就是指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以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为支撑并实现“三社”相互支持、协调互动的过程和机制。进入新世纪，置身于我国大力开展社会建设的新形势，面对实现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任务，在基层社会积极推进“三社联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这样的认识，本人对当下的“三社联动”情况有了一个大体的认识，对构建“三社联动”机制、实现基层社会有效治理形成了一些思考。

一、国内外研究概况

（一）国外研究概况

社区建设初始于欧美国家，但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为他们带来了许多问题，如城市人口过多，教育未普及化，社会犯罪日益增多等，逼迫着西方国家加快城市社区的建设治理步伐。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开始创建城市社区。例如，美国从50年代开始成立城市社区发展部，推行城市社区建设；加拿大自60年代开始成立社区组织，这些社区组织积极投身到城市建设和改造中来。

MattewF.Filner(2001)指出“从研究社区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资源较丰富的社区，参与政治权利的热情度高，反之则低，民间组织肩负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沟通桥梁的作用，大大提高了社会公众参与社区事务的热情度，降低由于政府主导而造成的不平等程度，缓解了社会矛盾”。MallkR.Watkins(2001)对社区事务参与者的能力、特点、过程进行调查研究后得出结论。“参与者的参与目的与项目的活动目的是否一致是社区参与程度的决定因素，同时指出，由当地的社区组织承接活动项目是最好的办法，如此一来，社区居民个人目的和活动目标容易达成一致，从而提高公众参与性，这一结论为如何提高社区居民参与提供了有效建议”。

国外对于社区治理的研究有着良好的基础，拥有特定的机制和环境，所以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且与社区治理联系紧密。其研究方向围绕具体的社区公共事务的处理方式展开研究，密切注意社区的发展变化，同时社区发展中的资源挖掘也是研究关注的问题。

（二）国内研究概况

党的十八大以来，加强社会治理，创新社区建设，完善社区治理机制逐渐成为党和政府的首要任务，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社区治理的实践中，社区建设、社会工作、社会组织、三社联动等词汇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频繁。2014年浙江省民政厅出台《关于加快推进“三社联动”完善基层社会治理的意见》（浙民基〔2014〕135号），意见中提到：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建设和社会工作，在价值取向上具有公益性，在功能作用上具有互补性，在基层治理上具有整体性。“三社联动”是指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统筹协调、整体运作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建设和社会工作，使之三者之间相互支持、渗透融合，从而充分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有效开展社会工作，解决社区问题，完善社区治理的过程。这是国内省级层面首次出台关于“三社联动”的政策。

另外在学术界，叶南客、陈金城从“三社联动”的概念界定入手，在阐述“三社联动”发展背景的基础上，对“三社联动”的模式选择和策略进行分析，提出“三社联动”的总体发展思路，并在三个理论支撑和启示下，制定出多维协同、借势扩张、聚类突破、重点倾斜、产业运营的五项战略。陈丽、冯转新认为社工是“三社联动”中最为专业性的力量，社工能把新思维、新观念同社区工作相结合，在提供专业服务、发展居民需求等方面起到重大作用；而社会组织扎根社区，以居民需求为服务指南，有效弥补政府公共服务中存在的缺陷，是社区管理的重要参与者。这种“行政、自治组织、社会”三位一体的体制模式更有利于充分发挥社区内自治组织的功能，提供社区的管理效果。

城市社区的治理体系，在计划经济时期基本上是通过单位制度来实现的。按照职业严格分割的单位组织为不同职业群体的市民提供福利供给，开展管理和服务项目，同时约束城市中、城乡间不同职业、阶层人群的交往和联系。这种严格规制的社会管理体系虽然限制了社会流动，但也大大降低了社会公共问题与社会矛盾的发生频率与水平。与此同时，并行于单位的街居制度（街道办事处指导下的居委会管理体制），发挥了对单位管理体制之外的闲散人群和老、弱、病、残人员的服务与管理职能。单位与街居制度相互配合的管理模式使计划经济时期国家的治理力量完整地嵌入进城市基层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改革开放后，国家总体性治理模式逐渐解体，单位制度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社会与市场开始与政府逐渐分离。治理结构的收缩无疑释放了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活力，但同时逐步破碎的社会治理架构也引发了诸多问题，随着城市化而起的流动人口增加也给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尝试重新整理基层社会的管理秩序和公共服务的供给体制。国家的政策选择开始从职业部门管理转向城市地域分割管理的思路。经过20多年的改革，我国大中城市通过“二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改革策略有效推动了社区体制的发展，基于社区的基层治理结构越来越多的承担了转型中国所带来的公共管理与服务责任。同时，基层政权建设一方面不断增强社区治理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和规制能力，另一方面也尝试不断强化社区参与与社区动员，在这一背景下，社区居委会面临着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冲突的压力，即既要满足政府管理与执行的需求也要满足社区居民的利益诉求，既要依赖于政府获得公共服务供给资源，又要面对社区居民不断变化增长的服务要求，既是政府行政工作的协作者，也是居民自我治理的执行者。同时，工作内容上的矛盾也造成了社区居委会双重身份的压力。从积极的方面来说，包括居委会和业主委员会在内的各种非官方的社区组织在不断寻求更宽阔的发展空间。从消极的角度来讲，社区组织渐渐懂得如何在混合官方和自治规则的社区管理生态环境中权变地选择行为策略。

所以，社区体制作为城市公共管理最实在的一级管理制度安排，在城市化进程加速和官方强化基层政权建设的背景下，必然要进入更为理性、清晰的精细化制度改革路径。无论从现实秩序深度建构的发展需要，还是从维护国家法律尊严的角度来看，中国城市的社区管理都应该走向国家、社会、民众相互责任清晰、规则稳固、利益实现有序的精细化管理体制。

二、“三社联动”与社区治理结构精细化

从社区居委会的双重主体身份来看，其工作内容主要涉及下述方面：第一，社区治理公共职责的分疏，主要包括行政性事务、福利性事务和自治性事务；第二，社区治理结构的分化和重组。政府与各种社区组织的行政同构体制设计是我国城市社区管理结构无比清晰的核心特征。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是，政府希望在城市基层社会建构基本完整的垂直行政整合系统，力图再度建构和统一社会管理秩序，但行政管理任务的过分压力使基层政府根本无意在各类社区组织之间实现角色、职能和责任的结构分化。其结果就是，我国绝大部分的城市社区都没有形成现代分化意义的治理结构。

同时，政府利用人事专控、经济激励和行政责任下沉的办法不断稳固这种包含社区精英在内的象征性行政科层制度。这种国家、社会同构化的治理结构遏制了社会力量的自组织过程和自主活动空间的拓展。从国家官僚体制外溢出的公共管制职能和责任强行扭转了自治组织的责任、权威来源和利益获得渠道、社区精英身份的分类与获取。行政权力的强行介入过程在城市基层社会中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治理组织和权威关系结构，其特征是强调基层政权与单一社区组织（居委会）的象征性科层关系。

从居委会人员任职的具体要求来看，基层政权最希望得到的并不是完全意义的居民利益代表人。但是，基层政府对社区代理人的选择还要面对制度环境的约束。首先，基层政府确定的正式候选人不仅要亲政权，还要具有亲民众、亲社区的行为倾向。所以，城市社区自治组织的干部也就具有了双重代理人的尴尬角色。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他们作为国家代理人的角色是隐讳的但却是实在的，作为居民利益代表者的角色是显性的但却是软弱的。

因此，社区治理结构的精细化转型要具备三个基本条件：首先，政府与社会及自治组织的公共责任实现分类清晰化；其次，不同治理主体的职能关系经过分化和重组过程后呈现出良性互动的状态；最后，扎根在基层的官方和社区自治组织、社区精英群体权威来源于官、民双重代理人的混合形态，能够兼顾政策执行与利益代表。从目标上而言，精细化的社区治理体制应当有效减少科层结构的代理成本问题，同时激活良性的社会治理和参与，形成高效的利益协调与代表机制。

社区治理结构的精细化，可以从横向与纵向两个维度展开。首先，从纵向来看，治理结构的精细化意味着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重建，政府在提升自身引导能力的基础上逐渐开放社会治理的空间，在社区内部建立起更加多层化、参与主体更多、自主性更高、活力更强的治理结构。其次，从横向的角度来看，就是要在社区中建立起更多主体参与、参与程度更好，参与主体结合度更强、互动更为紧密的治理结构。“三社联动”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推进社区治理结构“有机化”、“整体化”的重要举措。

对于民政部门来讲，促进“三社联动”机制建设，就是要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充分发挥民政部门职能作用，推动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建设和社会工作队伍发展，促使社区多元主体协同协作、资源整合、形成合力，从而丰富社区治理资源、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提升社会工作能力，逐步构建以城乡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为骨干的城乡基层社会治理体制。“三社联动”的基础是政社分开，明确政府、社会界限和功能。在此基础上，把社区分散的社会力量、资源、方式整合，形成发展的合力，达到社区多元共治。

从角色分工上来说，三社联动中的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通过有机整合与互动，构成社区治理结构中的核心力量，分别承担着不同的角色：社区是“三社联动”的整合平台；社会组织是“三社联动”的承接主体；社工是“三社联动”的骨干力量。从功能的角度来说：“三社联动”有利于创新基层社区治理体制，促进政社分开，发挥社区整体合力；“三社联动”有利于满足群众多元化、个性化的服务需求；“三社联动”有利于促进基层社会组织发展，提高承接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三社联动”有利于促进社会工作服务创新，加强公共服务专业化水平。

三、推进“三社联动”的建议

“三社联动”离不开政府的规范引导、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社会组织的服务管理、专业社工的指导带动以及社区机制的创新变革。换句话说，“三社联动”的有效运行需要协调好五者之间的关系。

（一）强化“三社”要素，奠定“联动”基础优势要推进“三社联动”，必须使每个要素都强起来、活起来、动起来。

1.为社区松绑插翅。在社区减负方面，围绕还权、赋能、归位，推进党组织领导，居委会主导、便民服务中心、社会组织、共建单位和社区居民多元化参与。开展以基层自治为核心的专项建设，试行社区工作事项准入机制，破解负担过重问题。同时，充分发挥老旧小区自主管理组织和业委会作用，发动社会力量参与城市病治理、文明创建等活动。在社区增效方面，推进社区服务精细化。尝试建立权利清单制度，规范一站式服务，将延伸到社区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事项加以整理，设立统一的服务窗口，变多头受理为一口受理，严格落实服务承诺、限时办结和责任追究制度。拓展菜单式服务，根据服务资源、志愿者特长、居民需求等实际情况，以菜单形式列举与群众密切相关的服务选项，为社区居民提供你点我供的菜单式服务。

2.为社会组织蓄能加油。在扩大增量上，深化等级制度改革，简化备案、登记程序。重视能力建设，为每一个社会组织绘制发展晴雨表。加强规范化建设，强化动态监管和绩效评估，随时掌握动态，及时调整培育管理模式。在优化存量上，建立社会组织信息库，加强社会组织孵化器建设，提供空间场地、日常咨询、资源共享、能力建设、注册辅导等服务，建立网络交流平台，推动互相交流和学习，以成熟带新生，促进共同成长。

3.为社会工作人才搭桥铺路。建立健全社会工作人才信息披露、专业督导、服务评估、行业自律等制度，完善工作岗位、薪酬设置、考核评价和权益保护制度，为其提供优良的制度保障。切实加强绩效评估考核，将人员绩效与项目绩效相联系，提高考评的科学性。为社会工作人才提供相关培训、教育服务，提升其技能和水平，促进专业化发展。社区要加强与专业机构、专业部门的合作，派遣人员到对方单位学习实践，也可以通过借入外来社工或借出到其他社区进行挂职锻炼，学习先进经验。

（二）激活“三社主体”，释放“联动”潜能

推进“三社联动”，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民动员，全员参与，全力落实。需要群众努力、社会协力、政府倾力，要把扩大群众参与作为根本方法，不断激发多元主体活力，充分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主动性。1.培育居民主体意识。社区是由居住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共同体。要使社会共同体的人们形成一定的共识，就必须加强宣传，培育社区意识，提高居民对社区文化的认同感。一方面，拓宽居民参与社会活动的途径与渠道，积极与社会组织、驻地单位等联系，将居民吸引到社区活动中来，增进互信。以“三社联动”为重点，以文化类、文娱类活动为突破口，逐步培养、提高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在“三社联动”中，要积极发挥社区干部特别党员领导干部引领作用，以党支部为支点加强宣传引导，同时，要充分利用公共传播媒介，通过借助社区“报、网、声、屏”等宣传社区文化。

2.加强志愿者队伍建设。建立志愿者准入机制，对志愿者的背景、资质等进行深入了解，守好“入口”；建立区域化的志愿者数据库系统，赋予志愿者编号，杜绝志愿者重复登记，也为其信誉和能力背书；建立志愿者区域流动机制，为志愿者的交流提供平台；建立志愿者退出机制，及时发现打着志愿者名号招摇撞骗的分子，对于违法的移送相关部门处理，净化志愿者队伍。在加强监管的同时，服务于志愿者的机制也需跟上。尽管志愿者不谋求物质、金钱等利益汇报，但是在参与过程中也需要一些基本保障，如安全诉求、误餐交通补助等。此外，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借鉴一些地区推行的积分累计机制，将志愿者服务经历累计为积分，在求学、就业、创业等方面给予相应的优惠。

3.充分发挥政府的扶持监督作用。以加强制度建设为重点，建立政府职能转移目录、具有承接能力的目录、居民需求目录等。推进政府立项、政府采购、合同管理、民间运作、评估兑现的服务方式，构架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平等合作关系。在政府购买推进过程中，要注重以居民需求为导向，还要特别强调财政保证，落实费随事转，并下拨相应的工作经费，确保好钢用在刀刃上。

（三）整合“三社”资源，优化“联动”机制

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人才之间具有价值一致性和功能互补性，推进“三社联动”，核心在“联”、关键在“动”。要不断发现、挖掘、培育社区内生资源，大力引导、发动、整合外部输入资源，统筹社区基础设施、服务设施和信息化建设，坚持项目化管理、市场化运作、专业化服务，搭建平台，优化机制，加强社区组织联建、队伍联带、服务联动、资源联姻，做到互联互动、真联真动。

全国闻名的上海市闵行区“大联动”机制，可谓是这方面的典范。我们应该借鉴这一做法，充分发挥独立协调机构对资源的协调作用，搭建系统的“大联动”平台，引入市场化的运作和激励方式，以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力量为出发点，促进“三社联动”可持续发展；引入社会性资源参与需求确定、资源投入和管理评价等环节，坚决避免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引入“县（市、区）-街道-社区”三级联动，特别是加强县级层面的统一协调”，增强“三社联动”的内在动力。

“大联动”平台的主线是社区、社工、社会组织以及协调机构之间的联系，打通存在于其间的机制藩篱，是“三社联动”运行顺畅的关键。

1.建立需求分类机制，疏通从社区到社工的藩篱。选好满足需求的方式首先要对需求加以区分，可以按照时间、空间、专业性等性质选择其运作的模式。例如，对一些居民需求旺盛、专业性要求高的服务可以进行项目化运作，通过政策引导规范社会组织朝着有利于提升社区建设服务水平提高的方向发展；对另一些较为分散的需求，可以考虑采用“菜单式”服务的模式；对于涉及面较广的需求可以纳入到政府购买范围，等等。

2.建立项目认领制度，疏通从社工到社会组织的藩篱。项目的认领紧跟在项目分类之后，是居民需求能否迅速得到满足、服务能否满意到位的重要节点。以疏通下水为例，需求为疏通下水，类别是“菜单式”模式，项目类型为专业服务，系统自动选择已备案的空闲服务队进行服务。在此，市场化的运作和激励方式将发挥巨大的作用，帮助实现社会组织自身利益与社会效益的趋同，促成联动的进一步进行。

3.建立“积分银行”制度，疏通从社会组织到社区的藩篱。为每一个社会组织建立独立的“积分银行”，将社会组织与其所提供服务的受益人数、居民对社会组织的评级以及绩效综合考评的结果等折算成积分，存入社会组织的“积分银行”。对符合标准的社会组织，提供一定的政策支持和其他鼓励。

参考文献：

三社联动：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金钥匙 篇2

1 文山街道创新社区体育“三社联动”社会管理模式的探索

文山街道把社区体育“三社联动”社会管理建设作为社区社会管理创新的突破口之一来抓, 将全民健身列入社区社会服务的一项重要内容, 通过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协同力量建设社区体育, 对于形成社会认同, 项目认同, 对促进社区体育多元融合有积极的作用。他们找准抓手, 形成特色, 这不仅仅是破除了传统单向控制式管理方式的问题, 而且是创新了社区体育“三社联动”社会管理模式, 把群众自发的社区体育活动引导到有组织、可规范、可持续性发展的轨道上, 并且采取“民办公助”的方式, 通过创新的“三社联动”管理机制有效的整合社会体育资源, 通过街道社区搭台、社会组织唱戏、居民最广泛参与的方法, 从而使社区过去包揽的“想办办不好, 办了居民认为没有办到位”的全民健身的老大难问题, 转移给民间第三方力量社区体育组织来承接, 大大的拓宽了社区全民健身路径。

1.1“三社联动”社会管理模式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主要经历了1985年的以转变企业经营机制为核心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90年代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这两次改革导致了社会的众多社会服务职能分离到社区, 促使人们对社区的关注程度增加, 明确了加强社区建设、管理和服务已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

近年关于社区“三社联动”社会管理的理论研究很多, 我们通过查阅资料提取了社区“三社联动”管理模式中的五大要素, 它们分别是:政府引导、社区居民参与、社区社会组织管理、社区社会志愿者的引领与社区管理创新, 在这些要素中, 都存在人的问题, 人是社区“三社联动”社会管理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目前研究者将社区“三社联动”社会管理模式分为政府主导型、项目引导型、内需驱动型、理念践行型、体制创新型等, 它们是经济、文化发展到不同的阶段的产物。这些模式各有自己的特点, 政府主导型的特点是基本围绕政府中心工作开展活动, 开展的活动多是为了完成上级领导交办的任务;项目引领型主要是社区招引社区外来力量参与和谐社区建设, 以提升社区的公共管理与服务能力;社区内需型是基于社区的内在需要, 自我建设成为联动一体、协调共进的局面;理念践行型着眼社区居民共同的目标和愿景、以社区为共同的运作平台、通过居民共同的行动与实践, 增强居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有利于调动社区各方力量开展活动;而体制创新型是为了适应中央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工作要求, 以破解我国“日趋行政化”和“单向指挥”的城市社区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建立起来的, 它认为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 改革不仅仅是实现城市的行政管理功能改变, 人文社区应成为调节国家与社会最小系统, 要充分调动社区资源参与和谐社区建设。

1.2 社区体育的产生

20世纪50-60年代, 体育由学校扩展到社会, 走进千家万户, 逐渐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一个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其内容形式上不断丰富, 其影响与作用远远超出了学校体育范畴, 于是体育的外延被扩大, 社区体育应运而生。

我国在上世纪60年代初于是出现社区体育的雏形, 标志是以大企业牵头成立区域体协。80年代中后期, 社会体育需求的变化、经济体制改革、体育社会化、社区建设发展和老龄人口增多等多种因素, 以街道为主力军的社区体育兴起, 打破了区域体协行业隶属关系, 标志着我国社区体育逐步走向成熟。社区体育是中国当代大众文化潮流中的一个代表, 它的每一丝变化都与社会发展影响相随, 其中蕴含着社会变革的意义, 也预示着社会发展的征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 商业体育、体育产业等新生的体育事物出现, 体育消费的比例增加, 与体育有关的各行各业也随之得到发展, 刺激了国民经济增长, 为社区体育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物质保障, 成为社区体育发展的动力。1989年, 民政部提出了一个社区服务的概念, 这个概念中包含了将体育工作纳入社区服务的一个重要内容, 社区体育概念被正式提出。但引起大家重视还是1995年社区体育一词出现在《全民建设计划纲要》中, 《纲要》强调社区体育是全民健身的基础单位, 是保障全民健身的基点。

1.3 文山街道社区体育“三社联动”社会管理模式

江西省中、小城市居民的经济收入并不是很高, 经济条件也不是特别好, 社区体育不是建立在经济高度发达、社会管理特别成熟的基础上, 尤其社区体育社会管理作为经济活动的覆着物严重滞后。每个社区居民是来由不同的单位成员所组成, 对社会体育活动的意向具有一定的分散性, 社区体育活动开展的单一性, 组织管理的不严密和社区人日渐丰富的对体育活动的需求所形成的矛盾, 阻碍了一部分人参加社区体育活动的愿望, 一部分人加入了社区以外的活动, 因此当今我省中、小城市社区体育发展缓慢, 严重滞后于我国经济发达地区, 特别是社区体育社会管理严重滞后。

文山街道社区体育管理模式与政府引导型、社区居民参与型、社区社会组织管理型、社区社会志愿者的引领型都有区别, 但都包含其中的元素, 与社区管理创新型也有本质区别, 因而文山社区体育“三社联动”社会管理模式只能称之“文山模式”。在“文山模式”中, 街道起指导与扶持作用, 起纽带与桥梁作用, 显著特点就是在政策、经济等条件允许情况下, 加强社区体育社会组织培育中心的建设, 街道根据居民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与意见, 扶持多个社会组织开展社区居民体育活动, 政府与社会体育组织的关系是扶持与协助的关系, 也是弥补与购买的关系, 街道根据居民的要求, 将自己想做又做不好的事情交付给社区体育社会组织, 在购买社会体育组织服务的同时, 还要求社会体育组织做公益活动。社区社会体育组织在既做公益的同时, 也要充分考虑自身发展需要, 做经营性创收。居民在享受自己需要的, 由街道出资购买的公益社会体育活动同时, 自己也会出资购买自己进一步需要的社区体育活动。“文山模式”由政府与社会组织二方解决活动场所、常规设备等问题, 由政府、社会组织与居民共同出资解决资金问题, 由居民提出要求, 社会组织承担解决科学锻炼的活动方式问题, 这一崭新的社区体育“三社联动”社会管理模式, 保证了文山街道社区体育可持续发展。

2 大环境催生文山街道创新社区体育“三社联动”社会管理模式

近年以来, 吉州区以社区建设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切入点和突破口, 按照“硬件过硬、软件规范、特色鲜明、成效显著”的工作目标, 坚持“创特色、树品牌、出亮点”的原则, 大力实施“共驻共建、提高提升、为民便民、创新创优”四大工程, 积极探索欠发达地区“加强社区建设、创新社会管理”的新路子。文山街道抓住契机, 推出以社区为平台、以社会组织为载体、以社区志愿者为骨干的“三社联动”社会管理模式, 并将社区体育社会管理纳入社区社会管理范畴, 让社会体育公益组织参与加强社区体育建设, 实现了基层民主和管理的延伸, 社区体育建设取得了良好社会的效益。

2.1 依托区政府“共驻共建工程”, 引入社会资金, 推进社区体育场地设施标准化建设

依据吉州区政府明文规定社区共驻共建的精神, 文山街道为了打破社区体育基础建设薄弱这一制约社区体育发展的瓶颈, 形成社区全民互动建设美好家园的浓厚氛围, 进行了社区单位与居民全员动员工作, 在街道范围内形成了“社区建设人人有责”的宣传攻势, 积极引导单位人向社区人转变, 鼓励社区居民组成社会志愿者队伍, 开展社区各种公共服务工作, 充分调动了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 提高了社区居民参与社会服务的意识, 驻街道单位从人、财、物等方面对社区体育场地与设施建设予以大力支持, 最大范围集中力量、最大程度集中资金改善了社区场地与设施条件, 为社区体育开展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为了以健康的文体生活加强社区和谐社会建设的步伐, 街道通过整体构思, 确立了“一居一品”的社区体育建设总体指导思想。根据街道制定的《社区居民自治章程》、《社区居民自治公约》要求, 在充分对各社区体育资源实际情况进行调研的基础上, 通过居民代表会议或社区成员代表会议讨论并通过, 街道统一对所属社区体育场地与设施进行合理布局。

目前, 文山街道开展起来的健身项目有17项, 分别是广场舞、交谊舞、散步、慢跑、武术、健美操、柔力球、垂钓、户外运动、篮球、棋牌乐、跆拳道、艺术舞蹈、足球、乒乓球、羽毛球、小区锻炼, 基本能满足社区各年龄段居民锻炼的兴趣与需求。在场地布局方面, 重点考虑三个问题, 第一, 合理性与通用性原则:综合考虑整个城市体育场馆布局与街道体育锻炼场所布局的关联性与合理性, 借助政府与社会力量, 街道在各社区建设有健身路径、小区健身场地, 布置了各种简易健身器材, 以满足居民最低需要。第二, 从易到难与全天候原则:为了避免运动场地的重复建设, 根据运动项目开展对场地的高低要求, 依据各社区体育场地的资源条件, 在西苑社区建设了灯光篮球场, 在新村建设了室内综合运动馆 (可以开展健美操、乒乓球、羽毛球、跆拳道, 艺术舞蹈等项目) , 足球则是借用周边的学校场地开展活动, 在九曲巷建设有艺术体操室内馆与交谊舞厅, 各社区都开辟了棋牌乐室, 不管晴天雨天确保了爱好者可以参加锻炼的场地需求。

目前文山街道自有室外锻炼场地面积超过10, 000平方米, 可利用街道周边室外场地面积超过30, 000平方米, 室内锻炼场地面积超过4, 000平方米, 可利用周边室内锻炼场地超过3, 000平方米, 完全可以满足居民日常进行体育锻炼与娱乐的需要。对于特殊场地使用, 一是公益原则。即在规定的时间必须免费对社区居民开放, 以保证居民的合理健身需求。二是公益创投原则。街道按照谁投入谁收益, 即在公益以外的时间段提供有偿体育服务, 这是文山街道社区体育场地建设能够由小变大, 由弱变强的重要因素。

2.2 依托区政府“提高提升工程”, 引入社会人才, 加强社区体育社会管理人才专业化队伍建设

众所周知, 处在经济落后地区的居民在健身观念、参与社区体育管理与服务的意识总体偏弱, 社区体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的程度不高, 大多数居民希望政府包揽一切。而政府提供的社区体育服务水平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需求, 因此仅依靠政府的服务, 是解决不了大问题的, 必须要进行大刀阔斧的社区体育社会管理创新。为了打造一支相对稳定、结构合理的高素质专业社区社会组织队伍, 文山街道以全新的视角, 将社区体育“三社联动”社会管理纳入社区管理创新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 这是推进社区体育发展的一个重大举措。它的意义在于:将社区体育社会管理还政于民, 将“社区、社区居民、社区体育、社区三社联动社会管理”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逻辑关系链, 实现了社区体育民主与管理的延伸。

文山街道采取“走出去, 请进来”的办法, 利用自身的政策优势, 依靠社会力量建设诸多有特色的社区体育组织, 并从资金、人员、场地等方面大力扶持这些社会组织。以前街道的社区社会体育组织无法取得法人资格, 这些组织只能备案、不能登记, 街道尽全力为之解决这些问题, 使他们有更大的干劲支持社区体育建设。街道最广泛的动员能动员的社会力量加入到社会体育组织中, 并注意自身培养社区体育骨干与专业型社区体育人才, 以维持长效机制, 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锻炼需要。在此过程中, 街道用市场理念来引导和管理社区体育组织参与基层社区体育活动管理和公共服务, 用“以奖代补”、“公益创投”的形式, 加大街道购买社区体育组织服务的力度。

街道健全和完善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体育组织管理格局, 推动了社区社会体育组织快速发展, 引导了社区社会体育组织回报社会, 加大对社区体育监管力度, 使社区社会体育组织健康发展。文山街道目前有稳定的社区体育组织12支, 他们中的组织者有些是社区居民自身的佼佼者, 有些是街道从大学、中学聘请的自愿者专业指导, 有些是其他社区加入自愿者队伍, 他们撑起了文山街道社区体育这片天地。

2.3 依托区政府“为民便民工程”, 提高社区体育服务人本化建设

文山街道为了建设一个温馨舒适、优美整洁、和谐稳定的社区大家庭, 实现服务人本化, 不断提升社区体育社会管理和服务水平, 保障居民享受优质体育文化的权利, 提出与实施了街道、社区体育组织、居民“3.3.3计划”。

街道的社区体育工作任务主要从三个方面出发, 一是根据社区居民的要求, 组织各种群众满意与需要的社会体育组织, 并给这些社会体育提供需要的政策、硬件与环境, 同时提出年度工作规划、指导性建议与意见, 保证了社区居民人人有可以参与的项目;二是完成上传下达的任务, 在正确理解与执行上级领导部门的指示同时, 将上级领导交办的各项活动意见传达给社区体育组织, 同时, 将社区居民的意见与建议进行处理, 自己可以处理的交付给社区体育组织, 处理不了上报给上级政府部门;三是加大宣传力度, 充分发动居民积极参加社区体育活动, 以改善自身的体育素质与文化修养。社区社会体育组织任务有三个方面。一是承接街道交办的各种公益性活动, 并保证质量完成这些活动;二是进行公益创投, 以支持本社会体育组织在经济上得以运作;三是加大对社区体育骨干与社会志愿者的培养, 使社区体育得以蓬勃、可持续性发展。社区居民的任务有三个方面:一是提出合理化建议给街道或者体育组织;二是自觉接受社区提供体育锻炼指导与医务监督;三是积极参加适应自己身体状况的体育锻炼。

2.4 依托区政府“创新创优工程”, 创新社区体育“三社联动”社会管理模式

文山街道为了让行政从繁杂、琐碎的社区体育社会事务中抽身出来, 将主要精力放在发展经济、社会建设等事务上, 为培育社会发展和居民需求的公益性社区体育社会组织, 文山街道打造了非盈利性的社区社会组织培育指导中心, 由中心重点培育和扶持社区体育社会组织、培养社区体育社会组织牵头人, 在构建社区体育“三社联动”社会管理机制中, 建立了政府、居民、社会“三方互动”的平台。

3 结语

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 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产生、发展和衰亡的客观运动过程, 这是事物内在的规定性, 发展与衰亡是事物存在与运动趋势的两种背向运动。“文山模式”出现离不开这一社会发展规律, “文山模式”依靠社会组织的力量克服了社区体育工作管理松散难以到位的弊端, 弥补了社区体育经费缺失的问题, 引入了专业人才包办了政府想包办而又包办不了的社区体育繁杂事物, 全方位的为社区居民提供了适应各年龄段人群参与的各种体育项目大餐, 取得了丰硕的社会成果, 可以成为经济欠发达中、小城市发展社区体育借鉴典范。

参考文献

[1]魏争光, 杨建设.中国社区体育研究综述[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2002, (7) .

[2]贾洪洲, 于贵身.社区体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体育研究与教育, 2008, (S2) .

[3]田雨普.新时期我国群众体育发展的现状与走向[J].体育文化导刊, 2003,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