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案件立案标准

2022-08-17 版权声明 我要投稿

第1篇:刑事案件立案标准

论刑事案件差异化证明标准的证成

摘 要:在我国,立法中有刑事证明标准差异化倾向、理论上有层次论作为基础,实践中也有相关的探索,故刑事案件实行差异化证明标准具有可行性。考察两大法系的刑事证据制度,也均实行有差别的证明标准,同时设置了相关的配套规则和义务。我国在具体构建时,可根据被告人认罪与否、罪行轻重、案件难易程度等不同实行有差别的证明标准。

关键词:刑事案件 差异化证明标准 证据制度

证明标准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而是一个复杂、多层次的综合系统。[1]我国刑事案件证明标准的立法规定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该标准适用于我国所有刑事案件和各个诉讼阶段。现有立法规定的证明标准,虽然能够防止司法擅断,然而不同的案件、同一案件的不同诉讼环节,在证明标准的把握上,既有一致性也有区别性。为解决上述问题,2016年中央政法工作会议提出,要研究探索对被告人认罪与否、罪行轻重、案件难易等不同类型案件,实行差异化证明标准。本文拟以案件类型为视角,[2]通过对我国立法倾向、理论基础、实践探索的分析,论证刑事案件实行差异化证明标准的可行性。同时在考察国外的经验上,提出构建我国刑事案件差异化证明标准的具体设计。

一、刑事案件差异化证明标准的可行性

(一)我国立法中已有证明标准差异化的倾向

1.对死刑案件适用更加严格的证明标准。死刑案件除需要排除合理怀疑以外,还需要排除其他可能性。2010年“两高三部”《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5条规定,办理死刑案件,对被告人犯罪事实的认定,必须达到证据确实、充分。同时明确了证据确实、充分需要满足五种情形。《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吸收了该《规定》第5条的前三种情形,确定了一般刑事案件要达到证明标准需满足前三项规定。保留了“共同犯罪案件中,被告人的地位、作用均已查清”、“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符合逻辑和经验规则,由证据得出的结论为唯一结论”这两项规定,体现了立法机关对死刑案件和普通刑事案件在证明标准适用上有所差异的态度。

2.对毒品案件中“明知”采用推定的证明标准。毒品犯罪作为故意犯罪,行为人主观上应对毒品具有“明知”。根据现有证明标准,裁判者需根据确实、充分的证据,判定行为人主观上系确切的知道。但由于毒品犯罪的特殊性,行为人的内心状态呈现出较强的隐蔽性,特别是行为人不认罪时,对“明知”很难达到确定性证明程度。有鉴于此,相关规范性文件采用了推定的证明标准。如“两高一部”发布的《办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项,对毒品犯罪行为人主观明知规定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同时对“应当知道”规定了八种情形。推定在证明标准上,不要求达到“确实、充分”,不仅有效防止了实践中因证明不能而放纵犯罪,也节约了司法资源,降低了诉讼成本。

(二)理论上有刑事證明标准层次论作为基础

许多学者主张刑事证明标准具有层次性和多元性,不同的诉讼阶段、证明主体和证明对象应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

1.关于不同的诉讼阶段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该观点以诉讼阶段论和证明过程论为理论基础,认为刑事诉讼中的侦查、起诉和审判三个阶段均存在司法证明问题,基于案件在三个阶段所要达到与所能达到的诉讼认识不同,证明标准在不同阶段存在着层次性。[3]同时认为我国的刑事证明标准体系是由立案侦查、逮捕、移送审查起诉、提起公诉以及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构成,这些证明标准随着诉讼进程的推进不断提高。[4]

2.关于不同的证明主体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该观点认为,控辩双方因举证能力和举证性质的差异,应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刑事证明责任原则上由控方承担,辩方只在例外的情况下承担证明责任。在举证所要达到的证明程度上,控方要认定被告人有罪,须在证明标准上达到“排除合理怀疑”,即具有高度盖然性;而辩方承担的证明责任只要能使有罪认定产生合理怀疑即可,即只须达到“盖然性占优势”。

3.关于不同的证明对象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该观点认为,证明对象有实体法事实和程序法事实的区分,对二者应实行不同的证明标准。实体法事实指对解决案件实体问题,即定罪量刑问题具有法律意义的事实。[5]程序法事实指对解决回避、诉讼期限、强制措施等程序问题具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因实体法事实关系到被告人的定罪量刑,有必要对其适用较高的证明标准,而对程序法事实的证明则相对简易化。

(三)实践中已有实行刑事案件差异化证明标准的探索

1.“两个基本”思想的提出和运用为差异化证明标准的实施提供了探索空间。1985年,彭真同志在五大城市治安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基本事实、基本证据的“两个基本”思想。他指出,案件只要有确实的基本证据,基本的情节清楚,就可以判。[6]该思想提出后,相关文件和司法解释进行了确认。党中央1983年《中共中央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决定》、最高人民检察院1984年《关于在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斗争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答复》、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向全国各级法院发出关于贯彻全国社会治安工作会议的通知》等均有对“两个基本”含义的表述,表述内容为: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尽管其不能直接在司法实践中被引用,但在事实上内化成刑事证明对象和刑事证明标准,指导着具体的刑事证明活动。[7]值得注意的是,“两个基本”思想虽是在严打时期提出,但其提出的本意是为防止在一些与定罪量刑关系不大的细枝末节上搞烦琐哲学,久拖不决。对影响定罪量刑的“基本事实”和“基本证据”,它并没有降低证明要求,而是必须达到确定无疑、排除其它可能性的程度。[8]

2.对轻微刑事案件适用速裁程序办理体现了刑事证明标准适用上的针对性与差异性。2014年8月,在全国人大的授权下,“两高两部”发布了《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的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开始为期2年的刑事速裁程序试点工作。根据该《办法》第1条、第6条的规定,适用速裁程序案件的证明标准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即不要求“证据确实”。证据确实体现了对证据质的要求,要求据以定案的每一份证据都必须是客观真实的。证据充分体现了对定案证据量的要求,要求具备足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定数量的证据量。对适用速裁程序的案件规定有差别化的证明标准,体现了对特定范围类的案件在刑事证明标准适用上的针对性与差异性。

二、刑事案件差异化证明标准的比较法考察及对我国的启示

(一)英美法系国家的刑事案件差异化证明标准

英美法系国家的证明标准以多元化为基本特征,不同诉讼主体针对不同诉讼阶段中的不同证明对象,存在不同的证明标准。如美国的证据理论根据证明所需的确定性程度,将证明标准由高到低划分为九种:绝对的确定性、排除合理怀疑、明晰且有说服力的证明、优势证明、可成立的理由、合理相信、有合理怀疑、怀疑、无线索。[9]同时实践中实行差别化证明标准,在诉讼阶段方面,起诉時一般只需有“充分的证据”,而有罪判决则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在不同性质和类型的案件方面,总的原则是犯罪的性质越重,必要的证据要求就越高。在被告人认罪与否的案件方面,认为被告人自愿、明智地选择有罪答辩,意味着其不再受无罪推定原则的保护,检察官无须以“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证明其有罪,案件不再进入正式审判程序,法官在审查有“有力证据”证明其有罪答辩的事实后,可直接对其定罪。[10]

为了保障刑事证明标准的正确适用,英美法系国家设置了一系列与证明标准相关联的诉讼制度。具体包括:第一,坚持无罪推定原则。无罪推定以控诉方承担证明责任为前提,而达到证明标准是卸除控诉方证明责任的标志,因此证明标准的适用与无罪推定原则紧密相连。第二,实行陪审团决议制度。陪审团裁判不需要阐明判决理由,且被告人无权利就定罪的裁判结果进行救济。对此,英美法系国家实行陪审团成员一致同意制,要求一定数量的陪审员对定罪与否的裁判结果一致同意。因为一致同意的结果,对证明标准的运用在形式上进行了制约。

(二)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案件差异化证明标准

大陆法系国家证明标准差异化的特征也很明显。以起诉和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为例,关于起诉的证明标准,《德国刑事诉讼法典》规定为:有足够的事实根据、有足够的犯罪行为嫌疑。[11]《法国刑事诉讼法典》规定为“控告是否充分”、“控告是否有足够的证据”。[12]关于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德国和法国的规定均为内心确信。根据程度的不同,心证分为四个等级:微弱的心证;盖然的心证;盖然的确实心证;必然的确实心证。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为必然的确实心证。根据诉讼程序的不同,大陆法系国家在证明标准上也体现出差异性。德国的协商性司法中,法官只需调查部分相关证据以确定该供述具有事实依据,即可终结案件审理程序。[13]相类似地,法国处理违警罪的简易程序、意大利刑事命令程序等均在证明标准方面比其它案件降低了程度要求,均不需要达到“内心确信”。

为规范差异性证明标准的适用,大陆法系国家除设置了相关的证据规则予以调整以外,还通过强调检察官的客观公正义务和法官负有查明案件事实的职责,约束证明标准的具体运用。

(三)两大法系刑事证明标准的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

1.两大法系均实行有差别的刑事证明标准。英美法系国家根据诉讼阶段、被告人认罪与否等情况的不同,在证明标准的适用上有所差异,同时对证明标准有高、低程度的九种区分;大陆法系根据诉讼阶段、不同类型案件适用的程序不同等,在证明标准的适用上有所差异,同时对心证的划分也有高、低四个程度的划分。

2.两大法系刑事诉讼关于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具有一致性。虽然在文字规定上两大法系分别表述为“排除合理怀疑”和“内心确信”,但二者在本质上体现出一致性。因为要实现内心确信必须做到排除合理怀疑,而排除合理怀疑也就意味着达到了内心确信的程度。同时关于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均在程度上要求最高,但又都承认诉讼活动和认识的局限性,而不要求达到绝对确定的程度。

3.两大法系均对刑事证明标准的适用设置了配套的规则或者义务。两大法系中刑事证明标准可以有差别的适用,但并不意味着可以不受约束而随意适用,实行有差别的证明标准,前提是必须要遵循相应的规则或者是确保裁判者的调查、核实义务。虽然具体的方式不同,但承认需要受到约束却是共同的。

三、我国刑事案件实行差异化证明标准的具体设计

(一)根据被告人认罪与否实行差异化证明标准

被告人自愿认罪,可以大大降低错案发生的概率,减少国家在查明案件事实上的投入。对被告人认罪案件,可“适当降低证明标准”,适用低于普通程序的证明标准。作为对证明标准适当降低的补偿,处罚上可相应从宽。所谓“适当低于”,是指根据常识、常情、常理相信存在基本犯罪事实、而且该事实是被告人所为。但值得注意的是,适当降低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证明标准,不能同时降低实体公正和人权保障。裁判者应审查被告人有罪供述的自愿性,确保被告人是在自愿、明知的情况下作了有罪供述;同时应对认罪的事实基础予以审查,确保除被告人供述以外,还应有其他证据予以补强。

(二)根据罪行轻重不同实行差异化证明标准

1.死刑案件实行严格的最高证明标准。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应比一般有罪案件的证明标准更加严格,必须证明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其他可能性,对事实没有其它解释余地。同时要注重审查证据的合法性,坚决排除非法证据。对于认定被告人有罪证据不足的,依法应作无罪判决。如果定罪的证据确实,而影响量刑的证据存有疑问,则在处刑时应当留有余地。

2.重刑案件和普通程序中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实行一般证明标准。重刑案件是指《刑法》条款规定的最低法定刑为10年有期徒刑以上的案件,对于此类案件的证明标准应当仅次于死刑案件。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因错案的风险远高于认罪案件,故也应适用和重刑案件相一致的证明标准。可以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确实、充分”和“排除合理怀疑”进行适用。

3.普通程序中被告人认罪的案件和简易程序中可能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刑事案件,实行较低证明标准。可比照被告人认罪案件中“适当降低证明标准”的程度进行适用。

4.简易程序中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轻微犯罪案件以及速裁程序案件实行最低的证明标准。可以在“适当降低证明标准”的程度上进一步进行放松,达到“优势证据标准”即可。

(三)根据案件难易程度不同实行差异化证明标准

根据案件难易程度的不同,刑事案件可以区分为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和简单案件。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实行较为严格的证明标准,有助于平衡利益冲突、平息诉求纷争、化解社会矛盾。对简单案件实行较为宽松的证明标准,有助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成本。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实行的证明标准,可参照现有《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确实、充分”和“排除合理怀疑”进行适用。对简单案件实行的证明标准可参照“适当降低证明标准”和“优势证据标准”进行。

注释:

[1]蔡宏圖、毛仲玉:《“排除合理怀疑”与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完善》,载《河北法学》2014年第9期。

[2]本文系在案件类型的基础上讨论我国实行差异化证明标准的证成,研究时有涉及诉讼阶段、证明对象、证明主体等问题,但不是我国实行差异化证明标准的因素。

[3]吉冠浩:《刑事证明标准的形式一元论之提倡—兼论审判中心主义的实现路径》,载《证据科学》2015年第6期。

[4]参见陈卫东:《反思与建构:刑事证据的中国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前言第5页。

[5]参见陈光中、周国均:《论刑事诉讼中的证明对象》,载《政法论坛》1983年第6期。

[6]参见彭真:《在五大城市治安座谈会上的讲话》,载《彭真文选(1941-1990)》,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409页。

[7]刘树选:《刑事诉讼中“两个基本”的理论和实践》,载《广东商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8]张穹:《关于“严打”整治斗争中的法律适用问题》,载《检察日报》2001年7月23日。

[9]卞建林译:《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和证据规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页。

[10]参见谢登科:《论刑事简易程序中的证明标准》,载《当代法学》2015年第3期。

[11]参见李昌珂译:《德国刑事诉讼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2页、第89页。

[12]参见余叔通、谢朝华译:《法国刑事诉讼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6页、第99页。

[13][德]约阿希姆·赫尔曼:《协商性司法——德国刑事程序中的辩诉交易》,程雷译,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4年第2期。

作者:陈思

第2篇:刑事证明标准与民事证明标准的差异

摘要: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与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分别是刑事审判和民事审判的重要依据,明确证明标准才能得出合理的审判结果。而形式审判标准和民事审判标准两者并不是一致的,而是存在差异的。刑事证明标准需要排除合理怀疑,而民事證明标准遵循盖然性原则,两者对证据的要求是不同的。本文从辛普森案切入来分析民事证明标准与刑事证明标准的差异。

关键词:证明标准;排除合理怀疑;盖然性原则

1.刑事证明标准与民事证明标准的概念

1.1民事诉讼证明标准

民事证据的证明标准是指承担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出证据,来证明案件事实所应当达到的程度。最新的《证明规定》确立了相对真实的证明标准,该标准是在承认认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基础上产生的,不仅符合人类认识的一般规律,体现了诉讼证明的特点,也体现了诉讼中的公正与效率相结合的原则。其第73条第1款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案件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

根据这一规定,在当事人对同一事实举出的相反证据都无法否定对方证据的情况下,由法院对当事人证据的证明力进行衡量。如果一方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另一方,则可以认为证明力较大的证据支持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法院应当依据这一事实作出裁判。

1.2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刑事证明标准则是指刑事诉讼中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所要达到的程度。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1项规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因此,可以得出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是一个主客观相结合的证明标准。所谓“犯罪事实清楚”,是指法官主观上需要认清对定罪量刑具有意义的基本事实、特别是关键事实,但不是一切细节事实,因为在任何案件中查清全部案件事实细节是不可能的。所谓“证据确实充分”,就是要求法官利用确实(事实)的证据构成一个符合逻辑上充分理由的证据链,对主要犯罪事实即被告人实施了犯罪行为的证明达到唯一性、排他性的程度。概言之,“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就是要求裁判者根据确实充分的证据达到主观上对犯罪事实认识清楚,从而实现诉讼中主观认识与客观事实的统一。

2.刑事证明标准与民事证明标准的差异

2.1排除合理怀疑原则

英美法系的证据学者认为,诉讼对真实的查明不可能达到客观真实的程度,诉讼并不是发现真情的科学调查研究,诉讼只能依赖于利害关系人提供的信息资料,在一定期限内凭案情作出裁决,所以审理者只能依据一定的标准而无法根据绝对确信的标准裁决。

另外,人们对案件事实的认识受到众多主客观因素和条件的限制只能是相对的真实而不能是绝对的真实。因此,证明标准不仅要努力查明案件事实,使办案人员主观对案件客观事实的认识尽量符合或接近客观事实真实,而且也要使证明的途经和程序符合司法的民主和文明的理念,具有正义性、合理性、公平性。刑事诉讼往往涉及到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或自由,所以只能采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辛普森的律师队,合理利用警察在采集证据过程中存在的众多重大失误,将控方证人驳得理屈词穷,使控方所列举的证据不能符合“构成严密的逻辑体系,排除被告不可能涉嫌犯罪的一切可能”证据要求,说服了所有的陪审团成员,使他们相信,“辛普森并不一定是罪犯,案犯极有可能另有其人或辛普森被栽赃构陷”,因而,疑罪从无,辛普森最终被无罪释放。正如美国最高法院在1970年温绪一案判决时说:“在刑案中,我们必须达到没有任何合理怀疑的证明,才能定罪。这项要求是基于因为我们的根本价值认为误判一个无辜的人比错放有罪的人更糟。”

2.2优势证据原则

优势证据规则,也就是盖然性原则,“是指在民事审判中,法官根据原被告双方出示的证据的证明力大小决定说服力强、盖然性占优势的一方的主张成立的证明标准。即当证明某一事实是或否的证据的证明力比反对的证据更可靠,法官则判定由具有优势的一方当事人所出示的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由此可见,优势证据原则体现的证明要求是法律事实,而非客观事实。

剥夺公民财产权的民事诉讼理应与剥夺公民人身权的刑事诉讼采用不同的证据证明标准,采用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符合诉讼效益原则,若将民事证明标准定的过高,强调追求客观事实,必会导致大量的民事纠纷长期积压,不利于社会稳定,因而优势证据原则更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

英美法系国家的证据法确认的优势证据标准,即盖然性占优势标准,“是指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为了支持自己的诉讼主张,必须向事实审理者承担说明责任,只要当事人通过庭审活动的举证、质证和辩论活动,使得事实审理者在心证上形成对该方当事人事实主张更趋相信上的较大倾斜,那么该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即消除。

在辛案的民事诉讼中,原告方提出诸多证据证明是辛普森杀害了妮可和布朗,而辛普森对自己不在场这一辩解提供不出任何有力证据来支持,陪审团一致认为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辛普森高曼和妮可的死亡负有责任的可能性大于不负责任的可能性,故原告方完成了优势证据原则的证明责任。最终判决辛普森为两个受害者家庭支付巨额赔偿款。

3.造成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差异的原因

由上所述,可以发现,刑事诉讼无罪推定的证明标准高于民事诉讼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造成差异的原因,是因为刑法与民法的目的、保护的利益、法律后果、规定背后的价值权衡不尽相同。

3.1目的与制裁方法不同

刑事的目的在于打击犯罪,保护被犯罪人破坏的社会秩序。被告人可能面临着判处刑罚的严重后果,而刑罚则意味着生杀予夺。如果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同民事诉讼一样,也为高度的盖然性,则会冤枉很多好人,使很多无罪的人遭受刑罚制裁。由于刑罚制裁的严厉性,保护人权,防止无罪的人被追诉,就显得尤其重要,因此,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应该是证据确实、充分。

民事诉讼的目的侧重于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与财产权利,保护法人的财产权利,以及维护市场秩序等。民事诉讼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那就是定分止争。在制裁手段上,虽然存在一些民刑交叉的案件,但一般情况下,民事制裁的手段则与刑事制裁手段轻得多,即违反民事法律规范与违反刑法的法律后果不同,违反民事法律规范的制裁手段有继续履行合同,停止侵害,消除危险,赔偿损失,修理、更换、重作,支付违约金,赔礼道歉等。而且在数量上,民事纠纷又比刑事案件数量大得多,民事案件优势证据规则的社会效益是明显的,它既能保证大部分民事纠纷能够得到公正解决,又能保证民事案件的处理效率,还能及时定分止争。

3.2搜集证据的主体不同

在刑事诉讼中,除自诉案件外,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由公权力机关依职权搜集。其取证能力、手段、方法、以及强制性措施等方面,比公民个人、法人和其他民事组织以及律师强得多。正因为公权力机关,如公安、国家安全部门搜集证据的能力比民事主体强,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当然应该比民事案件高。

在民事诉讼中,一般情况下,公权力机关不负责搜集证据,由诉讼当事人举证,诉讼当事人搜集证据的能力不及公权力机关。因此,对民事案件,优势证据规则更为合理。相反,如果要求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同刑事案件一样,达到证据确实、充分,势必导致很多民事诉讼的原告,由于举证能力的限制,其合法权利得不到司法保护。

4.结束语

美国辛普森杀妻案对我国刑事审判的程序完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其中刑事审判中的无罪推定原则是许多国家通行的一项重要原则。我国的刑法中也有体现该原则,但是对该原则并没有彻底的贯彻落实,早些年的冤案,如呼格吉勒图案、聂树斌案等,就是没有贯彻无罪推定原则而酿成的悲剧。九七年刑法颁布以前,此类冤假错案数不胜数,颁布后数量骤减,可见无罪推定原则对维护司法公正的重大意义。

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的不同性质决定了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应当高于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刑事诉讼关系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政治权利、人身自由甚至生命被限制或剥夺,民事诉讼大多只關系到公民的财产权利。所以,诉讼案件的性质不同,国家司法资源的投入、法官处理案件所持有的审慎态度也不同,诉讼证明标准也应有所区别。

参考文献:

[1]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近距离看美国之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M]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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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苏娜,论民事诉讼中的优势证据原则,郑州大学[J] 2006

[7]何家弘,证据学论坛,中国检察出版社[C] 2001

[8]潘金贵,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M]2013

作者:李佳楠

第3篇:刑事自诉案件证明标准的反思与重构

[摘 要]刑事自诉是刑法公法化之前人类社会纠纷解决的普遍形态,尽管适用范围被逐渐限缩,但仍有其独特的制度理性和价值。在立法层面,虽然自诉制度同公诉制度有诸多差异,但由于对刑事自诉制度缘起及社会功能的认知模糊,当前的刑事自诉案件证明标准在制度设计上与公诉案件混同,以致实践中自诉案件无罪率畸高,未能发挥自诉制度的实效而使该制度虚置,即为制约自诉制度功效的最大桎梏。为此,应当澄清自诉制度的本质,还原其作为“私犯”救济的历史真相和社会属性,基于提高诉讼效益和自诉人举证能力偏弱的现实,剔除公诉案件证明标准中对公权力进行限制的制度设计理念,重新建构不同于公诉案件的自诉案件证明标准,在语言表述上可以将其界定为“证据基本确实、充分,事实基本确信”,以此推进刑事自诉的实行化。

[关键词]刑事自诉 证明标准 基本确实、充分 刑事法治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规划课题:“网络刑事电子数据算法取证规则研究”(20BFX095)

[作者简介] 胡凌宇,南京审计大学硕士研究生(南京 211815);何邦武,南京审计大学法学院教授(南京 211815)

[DOI编号]10.13761/j.cnki.cn23-1073/c.2022.02.010

一、问题的提出

现代刑事诉讼有两种追诉方式,一为公诉,二为自诉。前者是指由专门起诉机关(通常是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对犯罪的人提起控诉,追究其刑事责任;后者是由被害人自己针对侵害自身合法权益的刑事犯罪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实际上,这种分法应当严格限定在现代社会的刑事司法语境之下,因为历史上还存在法官纠问式诉讼,即法官集侦查、起诉、审判功能为一体。随着对纠问式诉讼的改革,各国相继确立由不同部门行使起诉权和审判权,方才形成现代的公诉制度。另外,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学家罗克信的考察,私人追诉也可以分为被害人自诉和公众追诉,公众追诉主要盛行于古代雅典和罗马时期,在现代社会几乎已经看不到这种极端民主的现象了。笔者针对该问题作这两点澄清,以使论断更加周延,避免引起关于类型划分的无谓争端。自诉是刑事诉讼制度的起源,其渊源可以追溯到罗马法。“所有文明制度,都一致同意在对国家、对社会所犯的罪行和对个人所犯罪行之间,应该有所区别,这样区别的两类损害,我称为犯罪和不法行为。”[1]58这是英国著名法律史学家梅因在研究了人类的诉讼制度源起之后得出的结论,他将个人对个人的犯罪称为“私犯”,而处理这类案件的诉讼程序便是“私犯之诉”,即由被侵害的个人向类似法院的机构提起诉讼。由于案件不涉及国家或城邦的利益,国家一般不对这类案件进行干涉,更无专门的追诉机关,这便是最早的弹劾式诉讼模式下自诉制度的雏形。当然,弹劾式诉讼是古代社会的初级文明阶段产物,过于强调个人意思自治,因此当国家思想逐渐盛行,一些国家和地区逐渐发展出纠问式诉讼模式,由法官起诉并审判。纠问式诉讼的弊端显而易见,法官一人垄断起诉、审判和执行的大权,寄希望于法官在发现案件真相的基础上公正裁决,这无异于将法官神化,极不利于保障被告人的权利。由是,世界各国相继将起诉的职能从法院剥离,从而建立起专门的追诉机关,这些机关手持公权力,代表国家对犯罪进行侦查和起诉。分别承袭弹劾式和纠问式诉讼模式,近代世界形成了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两种模式,尽管这种模式化的研究方式是学者所进行的“理想类型”研究,历史上并不真的存在以文中所提到的各种模式所命名的诉讼制度,但这种高度抽象的模式化研究却便于我们把握世界各国刑事诉讼的特征。另外,这两种模式的区分侧重点在于庭审的主导权,因此就起诉而言其实都属于国家追诉原则的体现。这两种模式尽管差异较大,但都由专门的追诉机关负责侦查和起诉,大大提高了打击犯罪的效率,符合现代各国的发展需要,自诉制度也因此而逐渐没落,但依然是刑事追诉方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只是适用的范围被限缩。世界范围内有不少学者对刑事诉讼模式作了专门研究,国内对刑事诉讼模式研究较有代表性的,当属以下两本著作:汪海燕《 刑事诉讼模式的演进》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李心鉴《刑事诉讼构造》,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由于刑事诉讼中国家追诉与私人起诉代表了不同的价值立场,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两种起诉模式:一是公诉独占主义,以美、日为代表,此制度下国家垄断了刑事犯罪的起诉权,不允许私人起诉;二是公诉兼自诉,以德国和我国为代表,大部分刑事案件由国家追诉,但同时在立法中规定少数特殊案件被害人的自诉权,也即公诉为主,自诉为辅。毫无疑问,公诉在现代刑事诉讼中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刑事案件大部分也是公诉案件,故而理论研究和实践探讨的重点主要集中于公诉制度。甚至基于公诉权的不断扩张、自诉案件所占比重小、自诉人的举证能力较弱、自诉案件的证明标准较高等原因,我国学界曾经讨论过自诉制度的存废问题,一些学者甚至提出“废除自诉完善公诉”的主张。

不过,自诉制度因其具有独特的制度理性与价值,在讨论与改革中最终得以保留。这些价值大致可以归纳为四:一是自诉制度能合理地配置司法资源,面对刑事案件不断增长与司法资源有限之间的矛盾,国家希望对案件进行分流以合理配置司法资源,因此将一部分案件划定为自诉案件,由被害人自行提起诉讼,节约侦查和起诉资源。二是自诉制度尊重被害人的主体地位,对于一些涉及被害人隐私甚至伦理的案件,如告诉才处理中的大部分罪名,赋予被害人起诉与否的权利,以保障被害人因不起诉而享有的积极利益,譬如被害人与加害人的亲密关系或者是被害人不欲为人知的隐私等,体现了刑诉法的人文关怀。三是由于自诉案件涉及的范围基本上是侵害个人利益,对于社会公共利益的侵害较小,因此允许被害人根据自身的情况决定是否起诉,这不仅与国家追诉的初衷相吻合,还有利于实现刑诉法的秩序价值。四是自诉制度中的“公诉转自诉”以及“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这两种案件类型,对于制约追诉机关也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当侦查机关不立案或者检察机关不起诉时,它给被害人提供了最后一条也是最直接有效的救济途径,使被害人的“命运”能掌握在自己手中,不至于沦为追诉机关滥权不起訴的“牺牲品”[2]。

我国刑事诉讼关于自诉制度的立法进程也暗含上述逻辑。1979年刑事诉讼法以基本法的形式确立了我国刑事自诉制度的基本框架,规定了两类自诉案件:一是刑法规定的不告不理的案件,二是其他不需要进行侦查的轻微刑事案件。在此后的数十年间,我国的经济、政治体制迎来巨变,社会处于重大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犯罪数量激增,司法机关侦查、起诉资源无法与实践需求相匹配。由此,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中,自诉制度成为修改的重点,新法完善了第二类案件的类型并且增加了一类案件,增加的第三类案件是“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的案件”,将第二类案件改为“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此次对自诉制度的修改试图分担侦查机关的压力,完善自诉案件的范围,提高制度的可操作性。2012年和2018年刑事诉讼法的两次重大修改都未涉及自诉制度,而是沿袭1996年刑诉法的规定。现行刑事诉讼法关于自诉制度共有四个条文,分别规定了自诉的受案范围、审查后果、调解和解以及反诉。参见刑事诉讼法两百一十条至两百一十三条。最高院的解释则对自诉案件一审程序作出专门规定,细化了受案条件、提供了自诉状的参考内容、完善了审查后的处理结果等。除了这些特殊规定外,刑诉法典和司法解释的其他内容同时适用于自诉案和公诉案件,如基本原则、强制措施、证据制度、二审和再审程序等。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章,这些制度虽然不同于公诉案件,但均不涉及自诉案件证明标准。令人遗憾的是,立法者虽然认为自诉制度有一定的特殊性,应当发挥独特功能,但对于刑事诉讼的核心,也即证明,却并未予以差异化处理。

因此大致可以认为,在我国立法语境中,自诉制度就等同于划定一些特殊类型的案件,设定一些撤诉、反诉的规则,但这并不能体现出自诉案件的独特性,无法使自诉程序真正区别于公诉程序。因为无论诉讼形式作何改变,其实质都是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从而实现定罪量刑。然而,实践中的应用不足,导致立法者和学者对此制度的长期忽视,未能提供足够的研究来指导实践,如此形成恶性循环,长此以往的后果必将是制度失活,甚至重新面临退出刑事诉讼历史舞台的危险。对此,笔者认为自诉制度陷入困境的核心原因是证明标准过高,与公诉案件共用一套證明标准使得自诉制度失去生命力,成为一纸具文。从这一全新角度出发,笔者拟对自诉案件证明标准适用现状作一实证分析,由此验证笔者提出的证明标准过高的假设,继而对现行证明标准的法理进行探析,试图寻求自诉案件与公诉案件证明标准差异化的法理支撑,最后提出一个适切的自诉证明标准,用于破解自诉制度面临的困境,推动制度的实行化。

二、自诉案件证明标准适用现状

笔者以“刑事自诉”和“判决”为关键词在“无讼案例库”检索相关案例[3],共获得12141个判决;再以“无罪”为关键词在结果中搜索,共有2551个判决。考虑到检索统计的便利以及案件的代表性,本文拟以告诉才处理这一类自诉案件为研究样本,并对其进一步按照侮辱罪、诽谤罪、虐待罪、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和侵占罪分别统计。若对所有自诉案件进行查阅统计,一则工作量过大,案件类型过多不方便统计;二则实无必要,作为传统的自诉类型,告诉才处理案件在自诉案件中具有较高代表性。收集每一类犯罪的判决总数和无罪判决数量,分别梳理判决有罪和判决无罪的判决理由,分类归纳,得出相应结论。本研究的思路是对告诉才处理案件的判决理由,特别是关于能否达到证明标准从而被判决有罪或无罪部分进行统计,以探究证明标准在自诉案件中的适用状况,进而发现立法与实践的契合度。值得指出的是,如同所有的实证研究,这些统计数据不可能是完全“精确的”,但对于我们的研究仍然意义重大。经笔者检索和分类,侮辱罪的判决共有395个,其中无罪的判决有151个;诽谤罪的判决共有246个,其中无罪的判决有134个;虐待罪的判决共有71个,其中无罪的判决有37个;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的判决共有4个,其中无罪的判决有3个;侵占罪的判决共有971个,其中无罪的判决有380个。为了更加直观地反映出无罪判决占总判决数的比重,列表如下:

从以上表可以粗略计算得到:告诉才处理这一类自诉案件的无罪判决率高达41.8%,其中因未达证明标准而被判决无罪的在整个无罪判决数量中占比高达85.0%。当然,由于自诉案件在整个刑事诉讼案件中所占比重较低,在计算刑事诉讼整体的无罪判决率时无足轻重,如此高的无罪判决率也会被稀释至极低。尽管如此,这些数据对于我们的研究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笔者以为高无罪判决率背后至少有以下三点原因:

其一,由于这些案件大多发生在熟人之间,即使不是熟人,双方当事人也大概率具有某些特殊关系或者联系,此时的法官并非出于打击犯罪目的,而是致力于解决纠纷,自诉案件因此也具有了民诉案件的意味,追求双方当事人都满意的结果、寻求最大的社会效果成为法官的终极目标。故而大部分情况下法官可能会选择判决无罪,然后对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甚至可能是被告人已经取得被害人谅解并已经积极履行赔偿义务,再由双方共同请求法院作出无罪判决。

其二,大部分公诉案件属于侵犯国家利益,还有一部分是严重侵犯公民个人权利的,被告人无法取得国家的谅解,也很难取得被害人的谅解,因此辩诉协商相对较少,再受制于我国的司法体制,法官很难顶住压力对检察机关提起的公诉案件作出无罪判决,否则可能面临检察监督,甚至可能被认为不讲政治,而自诉案件就很不一样,没有了公权力的加持,法官在判决时少了许多后顾之忧,加之自诉案件总数很少,无罪判决对整体的无罪判决率并无显著影响。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对统计的无罪判决案件裁判理由的分析可以看到,由于自诉案件和公诉案件实行相同的证明标准,势单力薄的自诉人难以获取足够的证据形成证据链条,从而达到印证模式下的刑事证明标准,因此绝大部分判决无罪的案件的裁判理由均是“依照现有证据,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对判决有罪的自诉案件的裁判理由部分简要分析即可看出,绝大部分案件都有充分的证据,裁判理由也相应地陈述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能够依据现有证据认定被告人有罪”。这体现为:证据数量一般是五个以上;类型大致都有自诉人陈述、被告人供述和辩解、证人证言、物证,书证,部分案件附有鉴定意见。而法院经审查证据之后,一般都会作以下论述: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证据证明事实清楚,证据之间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纳,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因此,如此高的证明标准对于自诉人而言不可谓不难,除非具有非常扎实的证据材料,否则很难得到如愿的判决。

正因如此,自诉人的权利很难得到保障,很多时候身陷“委曲求全”的状态,倘若执意坚持刑事诉讼,很可能败诉,无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和被告人达成和解或者调解可能也并非出自本意,而是迫于无奈的理性选择;况且还存在一些既判决无罪又未达成和解的情形,这让自诉制度陷入制度困境,并未发挥其应有的实效,在现实运行中逐渐畸形化,形成所谓的“潜规则”。因此,探求证明标准设定的法理,考究自诉制度的历史缘起和社会功能,回归自诉案件证明标准的应然法理就显得尤为迫切。

三、刑事证明标准的文本解读与法理阐释

证据法大师墨菲对证明标准的含义作出了准确的阐述:“证明标准是指卸除证明责任必须达到的程度,是证据在事实审理者头脑中形成的确定性或盖然性的尺度。”[4]109我国1979年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案件的法定证明标准为“证据确实、充分”,1997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未予改动,在法律理论工作者和司法实务人员的共同努力下,2012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增加了认定证据确实、充分的三条标准:一是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是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是综合全案,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普遍认为,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由“证据确实、充分”变更为“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引入也意味由客观化的证明标准逐步转向主客观相统一。

那么,应当如何理解上述证明标准呢?根据我国证据学界主流观点,首先,该证明标准中包含客观和主观因素[5]:“证据确实、充分”是证明标准客观化的要求;而“排除合理怀疑”则是英美法系一直以来采用的刑事证明标准,是主观化的证明要求。其次,“证据充分”是对证据的量的要求,体现了证据裁判原则,要求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有罪、定什么罪、处以何种刑罚都要有证据支撑,否则不能作出事实认定;“证据确实”则是对证据的质的要求,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过法定程序查证属实,在证据数量充分的基础上对证据的“质”进行审查,不真实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根据。最后,“排除合理怀疑”体现了无罪推定原则,即只有当案件的事实被证据证明到不存在合理的怀疑的程度,法官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反之,即使证据确实充分,但仍然存在合理的怀疑,法官也只能作出无罪判决。无论采用何种证明标准,对证明程度的判断,不外乎是法官主观之判断[6]363。因此“排除合理怀疑”实际上是对“证据确实、充分”的进一步限定[7],即从主观标准上明确了客观标准的含义,这也表明我国目前的刑事证明标准是主客观相统一的。

公诉案件之所以设定如此高的证明标准,其背后蕴含着深厚的法理。其一,出于限制国家公权力的考虑,证明标准宜高不宜低。公诉案件中,由公安、国安等侦查机关代表国家行使侦查权,可以对犯罪嫌疑人采取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甚至逮捕的强制措施。不仅如此,刑诉法还规定了数种强制性侦查手段:侦查机关可以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对证人和被害人进行询问;对与犯罪有关的场所、物品、人身和尸体进行勘验和检查;对与犯罪有关的人身和场所可以进行搜查;对于可以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和无罪的场所、物品和财产等可以查封、扣押和冻结;可以聘请鉴定人对专门性知识进行鉴定;甚至对某些案件可以采取秘密侦查、监听监视等技术侦查措施。背靠强大的国家,拥有如此多强制性侦查手段,使得侦查机关在发现案件真实方面相对轻松。现代刑事诉讼打击犯罪和人权保障并重,一个国家如何对待犯罪嫌疑人就会如何对待他的国民,为了保障每个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为了实现社会秩序的持续稳定,必须对于可能严重侵犯个人人身自由、人格权、财产权和隐私权等基本人权的国家侦查权力进行严格的限制[8]8。除了完善侦查程序之外,设定较高的证明标准更能从根本上遏制国家权力对个人权利的不当侵害,若能轻而易举地将被告人定罪,则个人权利时刻处于被国家侵犯的风险状态,如此法治将荡然无存。

其二,设立较高的证明标准是为了减少错判无辜的人有罪。世界各国皆希望避免错案产生,为此也都施行相应的诉讼模式和调查规则,以发现案件事实。但受制于具体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法官的认知是有限的,因此不论作何努力,错案终究无法避免,只能尽力降到最低。美国学者拉里·劳丹将前者称为“错误减少论”,将后者称为“错误分配论”。在法官必须作出有罪或无罪判决的前提下,错案的类型无非两种,一是将有罪之人错判无罪,二是将无罪之人错判有罪。两种错案之间总是会呈负相关的关系,一种错案减少必定伴随另一种错案的增多,故此现代意义上的证明标准的功能之一便是调整错误风险的分配[9]。从社会道德层面而言,设定“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这一较高的证明标准,能减少错判无辜的人有罪,根据无罪推定原则,每个人在受到合法判决之前是无罪的,无辜者不被治罪,英美法系甚至将排除合理怀疑作为无罪推定的镜像。将无罪之人错判有罪不仅损害了无辜者的财产、自由甚至生命,而且会破坏法院判决的权威性和正当性,进而侵蚀民众对司法的信任,此之谓“法律的权威来源于信仰”。因此之故,宁愿放过十个有罪之人,也不错判一个无辜的人有罪(威廉·布莱克斯通)成为世界各国刑事诉讼的信条,设定较高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也就相应地比设定“高度盖然性”这一较低的证明标准所面临的道德压力更低。

其三,如此高的证明标准也与我国奉行的诉讼真实观密不可分。我国历来遵循“客观真实”的刑事诉讼观,以“符合论”为“真”之定义、以“融贯论”为“真”之条件[10],在认识论上奉行先验论,要求法院根據证据认定的案件事实与客观真实相符合、相一致。符合论将心物二分,认为在人的意识和感知之外有一个独立存在的客观实在,人的认识必须与客观实在相符合才是真理,命题必须与客观实在相符合才为真。近代哲学使主体和客体彻底对立,这是本体论哲学观,要求主体认识客体,符合客体。参见赵万忠:《民法典视域下哲学客体、法学客体与人格权客体辨析》,载《南宁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融贯论注重整体,要求体系内各命题之间相互一致,如此方能认为整体命题构成了真理。关于真理的讨论,主要形成了三种真理观:真理符合论、融贯论和实用论。三者都有其不可克服的漏洞,符合论认为存在独立于意识之外的纯客观事实,因此被诟病;融贯论容易陷入真理无政府主义和相对主义;而实用论认为有用即真理,漠视人类理性。由此,1979年《刑事诉讼法》首次确立“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1997年刑事诉讼法大修时依然沿用该证明标准。毋庸置疑,真理符合论合乎人们的传统认知,而融贯论注重真理的整体性也是正确的,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倘若只有单个证据符合案件事实,而证据构成的体系之间存在矛盾,则无法获得案件的确切真相;而如果案件证据体系完美无缺,也完全有可能是一个天衣无缝的谎言。随着证明标准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客观真实”提出质疑,认为此与人的认识能力不符,人无法先验地知道案件真实情况,只能根据案件的证据对案件事实进行还原和回溯,由此产生了“法律真实说”。该说主张人的认识能力有限、证据数量和质量有限、诉讼规则对诉讼活动限制等,因此不可能达到客观真实的认识,而只能根据有限的证据、认识能力和诉讼规则对案件事实尽可能地还原,最大限度地接近客观真实,达到一种法律上的真实即可,因此必须引入英美法系的“排除合理怀疑”或者大陆法系的“内心确信”标准,使缺乏可操作性的客观标准具有了主观层面的操作可能性。尽管如此,客观真实说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甚至理论界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11],大部分实务工作者都将“排除合理怀疑”视为“证据确实、充分”的补充,也就是说案件首先要满足证据确实、充分,首先强调的是发现案件客观真实,作为这种真实观的产物,刑事诉讼较高证明标准也就不足为奇了。

四、自诉案件证明标准重构之必要性检讨

我国立法并未区分公诉案件和自诉案件的证明标准,而是统一适用法定证明标准。笔者拟从历史渊源、现实考量和比较法三个层面对自诉制度进行考察,最后得出结论:自诉案件不宜采用现行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必须另予建构。

(一)自诉案件的历史渊源

探讨公诉与自诉证明标准的区分问题,必须深挖刑事实体法上具体罪名的性质,这是由公诉案件和自诉案件的不同类型所决定的。对于某些案件,刑法和刑诉法规定采用自诉的方式进行,这部分案件有何特殊性以至于要为其保留自治空间,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首先需要探究刑事实体法的公法与私法性质。关于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古罗马时代就已经存在,大陆法系对于罗马法有着良好的继承,这一划分自然得以保留下来并予以体系化。对于公法和私法的划分,历史上许多著名学者提出过不同的标准。按照时间顺序大致有以下几个标准:一是利益说,由古罗马著名法学家乌尔比安提出,凡是保护国家和公共利益的法律即为公法;以保护私人利益的法律是私法。二是意思说,该学说由德国法学家拉班德提出,拉氏认为规范不平等主体之间的意思如主权者和服从者的法律,即为公法;而规范平等者之间的意思,即为私法。三是主体说,由德国学者耶利内克提出,其主张公法主体至少有一方是国家或公权力者,而私法是规范法律地位平等的主体。任何一种划分方式都有其不能自圆其说的漏洞,因此本文的分析拟采用“利益说”。

若采用这种划分标准,则刑法的性质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经历了由自由的法律向立法的法律的转向。所谓自由的法律是指刑法作为私法而言,而立法的法律则意味着刑法的性质是公法。将刑法作如上区分是车浩教授的创造,自由的刑法和立法的刑法分别代表公私性质不同的刑法,这种区分对于把握刑法性质的转变有所助益。在刑法还主要作为私法的年代里,犯罪被分为“私犯”和“公犯”。私犯占绝大部分,特指那些侵害个人法益的行为,包括对生命和身体的犯罪、对名誉和财产的犯罪,这些侵害在人类发展之初就已经出现,虽然刑罚权力的行使和刑罚方式发生变迁,但其否定性实质内容以及针对个人权利侵害的底色并不发生变化。相比而言,公犯的法律条文则是为了维护国家或者城邦利益、保证社会正义而设,现代刑法理论一般认为这类犯罪侵害国家或社会的法益。公犯的数量较少,认定标准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当然,刑法主要作为私法存在的年代并未持续多久,刑法公法化就开始了:大量的公法性规范被引入刑法,越来越多地维护国家和社会利益的规范进入刑法。这一公法化的趋势是伴随着国家利益的日渐重要和国家本位的日渐形成而产生的。因此,刑法经由以私法规范为主到引入公法规范再到以公法规范为主,完成了公法化的转向,而作为刑法实施法的刑事诉讼法自然也无法独善其身,由此经历了由私犯的自诉向公犯的公诉转变。

对刑法性质分析和刑事诉讼自诉与公诉历史的钩沉,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原始图景:古代人们对那些侵害自己生命、健康和财产的行为向当时公认的裁判机构提起诉讼,请求裁判官对施加侵害者予以惩罚。既然刑事诉讼源起于私犯之诉,并且现代刑法中依然有部分私法性质的规范,自诉案件所涉及的罪名大致属于这些私犯之诉的历史遗留。从这一角度而言,刑事自诉应当被赋予一定的私人自治空间,自然也应当实行不同于公诉案件的证明标准。

(二)自诉制度的现实功能

首先,相比于公诉案件,绝大部分自诉案件所涉及的社会关系较为简单,主要是与自诉人人身和人格相关的轻微刑事案件,造成严重后果的都不属于自诉范围,只能由公诉机关提起公诉。自诉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私力救济的一种方式,契合权利主体实现权利、追求公平的自然本性。参见崔玲玲、于川钧:《民法典第1177条:自助行为的立法分析与司法解读》,载《南宁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因此,公诉案件被告人的处罚结果往往涉及自由甚至生命,而自诉案件的后果普遍较轻,引起的社会关注度也较低,应该相应地降低证明标准,这不仅不会使法院背负道德压力,反而能让刑事纠纷得到妥善解决,切实保护被害人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升司法权威。从法理上而言,自诉实际上属于自我决定权的领域。自我决定权,主要是指个人是自己命运的决定者和自己生活的作者,不受国家、社会以及他人等外界因素的干涉[12]85。自由主义哲学是自我决定权的哲学根基:自由理性主义的勃兴使公民拥有自我决定的勇气和信心,使个人意思自治得到尊重。自我决定权还在各国宪法中找到归宿,德国宪法規定了公民的一般行为自由,日本近年来的宪法学研究将自我决定权作为一种基本人权,我国的人权概括性条款从正面和反面道出了同德国宪法相同的旨趣。我国宪法第24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前者包括宪法明定和未列举的所有基本人权,包括自我决定权,后者从反面限定自我决定的范围。当然,自我决定权一经产生就受到法律家长主义的限制,家长主义又称父爱主义,意为像父亲一般行为或对待他人像对待孩子一样[13]115。家长主义的理论基础是保护主义和社会连带思想,前者是基于爱的立场,对需要保护的人不考虑其自治,后者是将国家的意志强加给个人,干预个人的选择。自我决定权与法律家长主义既呈现对立排斥关系,就应当把握自我决定权和法律家长主义之间的张力。按照自我决定权,个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处置自己的利益,只要不侵犯国家、社会和他人的利益,自我决定权的对象是个人的利益,但即使是在这些领域,法律家长主义依然制约着自我决定权,例如国家基于保护被害人权利的立场将犯罪行为产生的民事责任追究依附于刑事程序,希望在同一程序快速地解决民事责任,以避免被害人的讼累。因此自我决定权天然地排斥法律家长主义,而法律家长主义制约自我决定权。依照前述分析,刑事自诉应当属于自我决定权的核心领域,此时法律家长主义应当退避三舍,在个人决定排斥干涉时保持沉默,而在被害人决定受挫时伸出援手,此为处理二者关系的正确之道。

其次,出于诉讼效益的考量,应当保证自诉案件的证明标准低于公诉案件。司法活动不仅要考虑道德成本,还必须认真计算经济成本,包括证明成本和执行成本[14]。在经济学意义上,生产成本是指生产单位为了生产产品和提供劳务而发生的生产费用、制造费用等。用经济学的眼光来看,审判过程也是生产的过程,而整个审判过程就是事实认定的过程,因此证明过程所产生的成本可以基本等同于审判过程所需要的成本。整个证明过程可以分为证据采集、证据审查和证据认定,证明成本就是收集、审查和认定证据所产生的成本。对于公诉案件而言,犯罪破坏了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国家投入司法资源,不能通过降低证明标准来补偿,也不能仅仅因为个案调查需要投入巨大的经济成本,为了“省钱”而采取一种降低證明标准的方案[9]。但是,自诉案件需要投入的经济成本完全由自诉人自行承担,单就证据收集而言,自诉人要通过各种手段想方设法地获取证明犯罪嫌疑人犯罪的证据,缺乏公权力的强制性,个人私力会受到很大阻碍,要达到公诉案件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意味着自诉人需要付出巨大的证明成本。因此出于理性的考虑,许多自诉案件的受害人可能放弃或者换一种方法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这并非设立自诉制度的初衷。合理的做法乃是区分公诉案件和自诉案件,设定差异化的证明标准。

再次,自诉人相对公权力机关而言,取证能力和举证能力明显偏弱,不仅成本较高,而且难以达致法定证明标准。由自诉人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起诉时若没有足够的证据,则不符合法院受理的条件,有被裁定驳回起诉的风险。对三类自诉案件具体分析如下:第一类属于不告不理,司法解释规定有侮辱、诽谤、暴力干涉婚姻自由、虐待和侵占,自诉人对于这些类型的犯罪搜集充分证据应当不难,毕竟犯罪事实相对简单,并且犯罪嫌疑人通常与受害人生活密切相关;第二类是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检察院没有提起公诉的,司法解释予以列举如故意伤害、非法侵入住宅、侵犯通信自由、侵犯知识产权、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等,这一类型的案件并非像第一类与被害人人身和人格攸关,案件事实也趋于复杂,而检察机关又不予以起诉,自诉人只能自行调查取证,其难度可想而知;最后一类案件是被害人有证据证明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不予追究,虽然将其作为自诉案件的主要目的是给予被害人最后一条救济途径,顺便监督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履行职责,但这一类型囊括众多,鉴于被害人自行取证的能力又有限,自然很难达到“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的法定证明标准。至于举证能力,公诉案件由检察官出庭公诉,作为专业的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检察官绝大多数是法学专业出身,并且接受过专业训练方可出庭,对于法律的熟稔程度和法庭“表演”的专业度都远非常人能比,加之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底气,使检察官在举证方面游刃有余,较容易达到法律规定的要求;而绝大多数自诉人属于法律世界的门外汉,对于法定证明标准的含义尚且不完全了解,又何谈有针对性地进行取证和举证,又如何能像检察官那般对被告方展开有效的攻击。综上,倘若依然遵循这一法定证明标准,许多受害者都会转向证明标准更低但惩罚力度更小的民事诉讼,自诉制度很难发挥实效,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也难以得到保障。

最后,近年来实行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使得控辩双方针对量刑问题有了一定的协商空间。这一方面是“合作型司法”或“恢复性司法”的理念在我国刑事司法领域逐渐得到认可的结果,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即使是代表国家利益的公诉案件中尚且存在协商的余地,即作为国家利益代表的控方和代表自身利益的辩方并非时刻处于对峙立场,在一些轻微犯罪中二者的利益可能趋于一致。虽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只是“实体从轻,程序从简”,初衷并非降低证明标准,但实际上是减轻了控方的证明责任,因为协商的前提是被告人认罪认罚,定罪关键证据的证明责任实际上转移给了辩方。回到传统证明标准的定义,证明标准是指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欲解除证明责任而对案件事实证明所必须达致的程度,由于被告人认罪,减轻了控方的证明责任,因此实际上确实更易于让控方达到证明标准,换个视角看,也可以说是降低了证明标准。那么,在公诉案件尚且可以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情况下,自诉案件的双方是私益的代表,并不关涉国家利益,其协商空间是否更应当宽广一些;在公诉案件适用认罪认罚制度有可能降低证明标准的情况下,固守自诉案件的证明标准既无法理依据,又无实践理性,很大程度上是自诉制度被忽略被漠视的现实造成了自诉证明标准过时而不自知的窘境。

(三)自诉证明标准的比较法考察

我们不妨将目光投向两大法系的代表国家,检视其自诉制度,以便从比较法的视野中获得镜鉴。首先是英美法系,美国实行公诉独占主义,只有检察官和大陪审团享有起诉权:检察官决定是否对轻罪案件进行起诉,而大陪审团享有重罪案件的起诉决定权[15]110。因此可以说美国几乎没有自诉制度。由于二战以后日本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美国的“文化殖民”,其法律制度是在原有的欧陆法系底色上注入了英美法的涂料,形成了所谓混合制的法律制度。因此日本同样由国家垄断起诉权,只能由检察机关向法院起诉。被害人可以向检察机关提出告诉,此乃日本法中规定的“告诉乃论罪”,与我国自诉人得以直接向法院起诉的“亲告罪”有很大不同。大陆法系的德国和我国一样实行“公诉兼自诉”的起诉方式,检察机关的公诉占据主导地位,自诉案件作为补充,但德国的自诉范围较之我国要小得多,主要有侮辱罪、轻微恐吓罪、侵犯住宅罪以及侵犯知识产权的轻微犯罪等。同为英美法系的英国与美国截然不同,“私诉制度”由来已久,根源在于其认为“私诉制度”既是对个人权利的保护又是帮助国王维护社会治安。纵观两大法系主要代表国家刑事起诉制度,不难发现:自诉制度的设立与否和具体制度展开与本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密切相关。公诉制度较为完善的美国无须设立自诉制度,而注重个人权利保护的英国则对古代的“私犯之诉”相沿不替。

由于美、日实行公诉独占主义,并无自诉制度可行借鉴,故将重点考察同样实行自诉制度的德国,对比梳理其与我国自诉制度的差异,特别是自诉证明标准以及对证明标准产生影响的相关制度,冀望为我国自诉证明标准的重构提供灵感和启发。第一,证据收集主体和难易程度不同。德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自诉案件由法院负责收集必要的证据,因此德国法官对自诉案件并无好感。而在中国,法院一般不主动调取证据,而是负责对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进行审查,对于缺乏证据的案件,法院会要求自诉人补充,否则应当说服自诉人撤回自诉或者裁定驳回起诉。当自诉人因为客观原因无法取得证据而申请法院调取证据,并且法院认为有必要时,才会进行调查取证。由此观之,我国自诉案件的取证主体主要是自诉人,特殊情况下法院也会成为取证主体,而在德国的自诉案件中,原则上由法院调查取证,自诉人举证作为补充。因此,我国自诉案件的取证难度也理所应当高于德国。第二,德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自诉案件必须委托律师作为代理人,即强制代理,以弥补自诉人举证能力的先天不足,避免放纵犯罪。而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自诉案件代理人的委托持开放态度,当事人可自行决定是否委托律师代理自诉。由于并非所有自诉人都会聘请律师,甚至有很大一部分自诉人并不委托律师起诉,所以我国自诉案件放纵犯罪的概率很大。第三,自诉可否转为公诉不同。德国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无需参加自诉程序,但存在两种情况可以由自诉程序转为公诉程序:一是法院认为有必要将该自诉案件转为公诉案件,即由检察机关接管追诉;二是检察机关认为该案涉及公共利益,则可以通过明确的声明在判决发生效力前接管该追诉。

通过以上比较和分析可以发现,虽然两国都实行自诉制度,但制度之间差异较大。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和我国关于自诉案件都未设置不同于公诉案件的证明标准,而恰恰如此才需要引起我们的思考:为何我国自诉制度并无上述种种特殊规定,却跟公诉案件共享同一套证明标准?德国对于自诉案件的态度较之中国更为积极,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其自诉案件与公诉案件非常接近。德国自诉案件中,自诉人必须聘请律师,使得其举证能力大大增强,而且法院有责任收集必要的证据,这更是极大地减轻了自诉人的举证负担,作为最后的保障措施,法院还可以让检察机关接管追诉,正是由于这些制度的存在,使得德国的刑事自诉证明标准没有必要区别于公诉案件。而我国对于自诉案件的态度则更为随意,并无上述规定,却依然和公诉案件实行同一套证明标准,这十分不合理。

五、一种可能的进路:证据基本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

承上所述,自诉案件中,因自诉人取证能力较弱,若按照刑事法定证明标准,诉讼成本过高,不符合证明标准设定初衷。因此,必须另行建构适合于自诉案件的自诉证明标准,根据前文的论证,这一标准应当低于公诉案件的证明标准。需要进一步探究的是,自诉案件的证明标准应低至何种程度,能否采用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有必要对民事诉讼中“高度盖然性”的标准作一番探究。

大陆法系的民事诉讼以自由心证为原则,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也受到一定限制,证明标准即为法官自由裁量的边界之所在,只有待证事实被证明到证明标准之上,法官才能认定该事实为真[16]。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关于证明标准的规定曾一度付之阙如,鉴于司法实践的客观需要,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实际上承担了证明标准的造法工作。2002年颁布施行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3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出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出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司法解释起草者给出的官方解读是我国民事诉讼采用了高度盖然性标准[17]360。但是从上述规定中推导出我国民事诉讼的高度盖然性标准的逻辑并不通畅。所谓高度盖然性,一般是指法官能从证据中得出待证事实极有可能如此的心证。而此处所用的表达是“明显大于”,并非是法官对待证事实的确信达到了认为极有可能的程度,因此并不适宜用高度盖然性标准,倒不如认为是采用了优势证明标准。

也许是为了消除当年的司法解释中关于证明标准规定的误解,抑或是对证明标准的研究逐渐深入,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发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其中第108条第1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最高法院明确使用“高度可能性”一词,并在官方解读中说明“高度可能性”即为“高度盖然性”,由此,我国民事诉讼正式确立了“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不仅如此,我国还参酌德、日民诉法的规定,对于某些类型案件设立特殊的证明标准,如在109条中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以及对于口头遗嘱和赠与的证明设立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高于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

如何理解高度盖然性这一标准呢?一般认为,高度盖然性是指法官从证据中虽未形成事实必定如此的确信,但内心形成事实极有可能或非常可能如此的判断,如果用心证百分比衡量,至少应为 85%。这一定义也为国内大部分教科书所采用。参见江伟:《民事诉讼法》(第四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225-235页; 张卫平:《民事诉讼法》(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88页。这一证明标准承认法官的自由心证,但同时又设定国人较能接受的较高的标准,毕竟我国一直以来的诉讼模式和证明标准设定都是以发现案件实体真实为目标的,民众观念和制度环境不足以支撑我国采用英美法系的“优势证据”证明标准,况且“优势证据”并不具有天然的正當性,必须对其是否适合中国土壤进行充分论证才可以。从确信程度而言,“高度可能性”是仅次于大陆法系“内心确信”和英美法系“排除合理怀疑”的一种证明标准。民事案件并不像刑事案件,事关个人的生命和自由,在考虑公正与效率的问题时应当灵活把握。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正是在这种权衡之下才为我国司法解释所采纳。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有两方面的要求:一是只要一方当事人对其主张的事实提供的证据明显优于对方当事人,法官就得在判决中认定这一事实;二是法官运用其丰富的理论经验和审判经验、生活经验以及科学的态度来评价证据、认定案情事实,使判决符合事情发生的概率[18]。这一证明标准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极大促进诉讼效率的提高,有利于解决过去由于盲目追求客观真实所导致的许多案件处于真伪不明状态的问题,尽快解决社会纠纷,使社会资源不至于处于停滞状态而快速运转。

对于民事案件而言,“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的意义毋庸置疑。但是,笔者认为这一证明标准并不适合刑事犯罪的自诉案件。现代刑事法治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要求在案件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作有利于被告的处理。不同于民事诉讼以赔偿损失为主要责任形式以及最高制裁后果,刑事诉讼,即使是自诉案件这种并不严重的刑事案件,其制裁后果也可能是对人自由的暂时剥夺。在人类社会诸多价值中,自由无疑具有最高地位,也正因如此,才由最严厉的法律——刑法予以制裁。刑事诉讼之所以设定较高的证明标准,实际上是为了分配错案的风险,尽量减少无辜的人被判有罪,因此自诉案件应当设定高于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此外,刑事诉讼对证据证明力的判断遵循自由心证原则,并不对证据的证明力大小进行预先规定,而由法官自行判断,即使某一证据较其他证据更能证明待证事实,法官最终也不一定会认定该事实,而可能由于具有合理怀疑不予认定。

由此,出于刑事案件的性质和刑事诉讼的原理的考量,本文主张自诉案件的证明标准必须高于民事案件的“高度可能性”标准;但如前所述,又应当低于现行刑事证明标准,因此在言语表述上可以将其界定为“证据基本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

据考察,“排除合理怀疑”来源于英美法系的“满意的良知”和“道德确定性”[19]266。由于英國信奉基督教,其许多观念直接来源于《圣经》,并成为世俗事务的指导。当时的神学家们将“满意的良知”作为正确判断的标准,而深受怀疑主义复兴的影响,神学家们认为只有数学可以产生确定无疑的知识,一个人可以被期望的最高可能性就是道德确定性。关于这三者的关系,理论上一度未能真正予以澄清,概念的流变使得实践中三者经常被混用,直至19世纪,“排除合理怀疑”才正式确立[20]。这一标准传入美国后,在实用主义思潮之下演绎出新的活力。杜威认为,真假并非一开始就被给予,而是出现在探究过程的终端。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逐渐确立了合理怀疑的内涵:理性谨慎的人在将提出的事实作为真实的事实之前,内心的犹豫和行动的暂停。而“排除合理怀疑”则是对比完所有证据之后,对于指控的犯罪事实达到了持久的确信。相比于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极有可能,大概有85%的确信程度而言,“排除合理怀疑”达到了内心完全且持久的确信,被指控的案件事实不存在无法排除的疑点,大大降低了无辜的人被错判有罪的可能性。

此外,自诉案件作为不同于公诉案件的特殊类型案件,无需达到证据确实、充分,只需要基本证据确实、充分即可。实际上,学界早已提出阶层论的证明标准。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形成了多种阶层论。有的学者认为:在不同的诉讼阶段,任务不同,证明标准也存在差异;证明责任的划分导致被告方和控告方的证明标准也不同;对于不同的证明对象,如实体构成要件和程序事实,其证明标准显然不同[21]。有的学者则针对普通程序、简易程序和速裁程序的特点提出:对于适用刑事速裁程序的轻微刑事案件,证明标准可以适当降低,沿用“两个基本”( 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 的证明标准即可[22]。若以上学者的分析成立,那么基于公诉案件和自诉案件各自的特点设置差异化的证明标准又有何不可?况且根据罪行轻重确立不同的证明标准也是国际上通行的惯例,自诉案件的罪行一般轻于公诉案件,理应设立更低的证明标准。

那么何为基本证据确实、充分呢?置入司法解释给出的判断标准,应当是基本犯罪事实都有证据证明,证明犯罪的基本证据都查证属实。相比于证据确实、充分,实际上是缩小了证明范围,增大了证据数量上的弹性空间。众所周知,我国目前刑事证明采用印证证明,虽然广受诟病,但习惯的力量使得这一深入人心的证明模式依然在立法和司法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不断影响着相邻的制度。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关于证据确实充分的判断标准也体现了印证证明的逻辑,即强调证据外显性,尽可能缩短证据与案件事实的推理距离,注重证据的数量,偏重组合型证明,证据之间内容同一、相互印证。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充分就突破了上述限制,不过度渴求证据的数量,只要自诉人提供证明犯罪的基本证据即可,不必形成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也不纠结于细节。如此一来,证明范围的缩小减少了证据数量,直接减轻了自诉人的取证负担。证据的数量减少了是否意味着证明标准的降低呢?笔者对此持肯定态度,证明标准有质和量的要求。量的要求强调对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质的要求是在量的基础上查证属实,减少证据的量能够降低证明标准,不过最终也要落实为法官排除合理怀疑,才能对被告人定罪量刑。

在具体把握和操作层面,应当回归证明标准的应然法理,即遵循证明程度的逻辑理路,将自诉证明标准和自诉证明责任以及自由心证有机融合,回归其主观属性[23]。申言之,在“基本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这一标准中,应当偏重于“排除合理怀疑”这一主观方面的标准,强调法官的自由心证,以祛除独断论和客观真实理论的色彩,对于基本事实清楚和基本证据确实充分的判断,只要自诉人能够提供证明犯罪事实的主要证据,并且履行基本的说服责任,法官对此予以接受,无需事无巨细地对每一项事实予以证明,法官认为足以形成内心确信,并且给出确信的理由,排除合理怀疑,即可确认待证事实成立,自诉人的证明责任即告解除。

六、余论

作为一种古老的追诉方式,自诉制度从远古走向现代,盛年已过青春不再,历经沧桑偏于一隅,在刑事诉讼法中只是作为公诉制度的一种补充。但自诉制度有其存在的价值和作用,这也是自诉制度在历次修法中得以保留的原因。然而实践的运行与立法者的设想相距甚远,根本原因在于自诉案件的证明标准过高。本文从实证角度切入,审视实践中自诉制度运行的效果,发现不同于公诉案件极低的无罪判决率,自诉案件的无罪判决率畸高,主要原因在于证明标准过高,绝大部分无罪案件都是因为达不到证明标准,即使是有罪判决的理由也基本都是“证据确实、充分,全案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人有罪”,如此自诉制度未能发挥其应有的效用。从法理层面而言,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设定普遍高于世界各国,要求主客观相统一,贯彻真理符合论和融贯论,不仅客观上证据要确实、充分,主观上法官还必须排除合理怀疑,形成内心确信。当然,高证明标准的设立体现了无罪推定原则,有利于尽可能地使控辩双方平等,从而实现被告人的人权保障。但被害人的人权同样重要,作为被害人最重要的权利救济制度,自诉人的举证能力较弱,而涉及的犯罪较轻,若实行如此高的证明标准,显然不符合诉讼经济,更不利于被害人的权利救济。不仅如此,通过镜鉴同样实行自诉制度的德国可以发现,尽管其并未针对自诉案件设立不同于公诉案件的证明标准,但诸多制度使得自诉人举证较为容易,实际上是减轻了自诉人的举证负担,能够充分维护自诉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不放纵任何犯罪。因此,笔者认为应当重构刑事自诉证明标准,这一标准必须低于公诉案件的“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但基于自诉案件的刑事犯罪性质,又应当高于民事案件的“高度可能性”标准,故笔者提出“证据基本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这一证明标准,此证明标准从证据的量上减轻了自诉人的举证负担,适应于我国无强制代理和法院取证的制度设计,同时最后应当落实到法官通过证据形成内心确信,排除合理怀疑这一基点上,不至于动摇刑事审判的根基,对于自诉制度的复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尽管笔者对于自诉案件证明标准的反思已经作了较为深刻的论述,就其重构的必要性从历史缘起、现实功能与比较法考察三个层面进行了详细论证,最后也提出了一个较为符合我国司法实际的自诉证明标准,但任何理论或制度的创新都必定会受到质疑和批判。笔者相信上述努力同样不能幸免,并且已经能够预见针对笔者提出的降低自诉证明标准的尝试可能面临如下质疑:降低自诉案件证明标准对于被告人有何影响?降低自诉案件证明标准的同时如何能保障被告人的权利?虽然该问题并非本文关注的重点,但与文中讨论的内容确实存在较为紧密的联系,倘若不对类似质疑作出预先回应,则本文的论证在一定程度上有失周延,故笔者拟对降低自诉案件证明标准与被告人权利保护之间的关系作一分析,作为本文的余论,以使整篇文章的论述逻辑尽可能严谨和周密。

诚然,现代刑事法治早已抛弃将实体真实发现作为唯一目的的理念,世界各国在不同程度上都将程序法治和实体真实发现作为刑事诉讼的两大目的,即公权力主体必须依照法定程序、采取法律规定的手段发现案件真实,在此基础上做到不纵不枉,方能实现正义。程序法治的另一种说法是保障人权,尤其是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人权,我们所熟悉的一些原则和概念,如无罪推定原则、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等,创设它们的目的并非为了发现案件真实从而减少错案,而是为了保护被告人的利益,宁可错判有罪的人无罪也绝不错判无罪的人有罪。劳丹将这些制度和原则归纳为分配错误理论。对于被告人权利的重视和保护是现代刑事法治的基本要求,也是各国刑事诉讼理论与实践的共识,这一点不容置疑。但应当指出的是,从知识发生学以及刑事诉讼史的角度而言,被告人权利保护的意识萌发于欧洲大陆各国经历过黑暗的中世纪后的启蒙时代,为了避免强大的国家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对手无寸铁的公民个人基本权利的侵害,各国逐渐确立了专门的公诉机关(多数为检察机关)以实现起诉权与审判权的分离,同时也是为了防止警察在侦查案件事实过程中滥用权力,检察机关对警察的侦查有指挥和监督的作用。关于检察机关的历史渊源与被告人权利保护兴起的历史背景,参见林钰雄. :《刑事诉讼法(总论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由此可知,对于被告人权利保护的着重强调是以国家公权力对个人权利的不当侵害可能为背景的,在刑事自诉案件中,自诉人和被告人几乎处于平等地位,自诉人缺少公权力的加持,自诉案件又无法像德国那样随时可以由检察机关接管,倘若仍然一味地强调保护被告人的权利,适用如此高的证明标准,则实质上是对被害人极大的不公平,也正是基于这种考量,笔者提出参酌与自诉案件类似的民事案件而适当降低证明标准,从而平衡被害人权益保护与被告人权利保障。唯其如此,方能使自诉制度恢复活力,还原被害人诉讼主体地位。

行文至此,笔者对于本文所欲表达的主张与可能受到的质疑已经给出明确回应,实际上二者是一体两面的关系。之所以提出降低自诉案件证明标准的主张,就是因为在自诉案件中对于被告人的保护过于倾斜,超出了制度本身的需要而不自知。降低自诉案件的证明标准对于被告人而言必然会有相应影响,但这种影响如全文分析的那样是正当的并且符合诉讼理性的,因此笔者提出的“证据基本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这一自诉案件证明标准不仅可欲而且可为,希图能借此契机推动刑事自诉制度的实行化。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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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钱大军]

Refle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Standard of Proof in Criminal Private Prosecution Cases

HU Ling-yu HE Bang-wu

Key words:Criminal Private Prosecution Standard of Proof Basically Certainty and Sufficiency Rule of Criminal Law

作者:胡凌宇 何邦武

第4篇:刑事案件立案标准

遵义市公安局办公室文件 遵公办〔2007〕78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关于印发《遵义市公安机关刑事案件 立案程序规定(试行)》的通知

各县、自治县、区(市)公安局、分局,局机关各部门:

为确保全市如实立案统计工作的顺利开展,进一步规范刑事案件受理、立案工作,遵义市公安局在广泛征求各地公安机关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遵义市公安机关刑事案件立案程序规定(试行)》。现印发你们,请认真执行,执行过程中的问题,请及时报市局刑侦支队。

附件:1993年9月9日公安部关于报警案件统计中几个问题的解答

遵义市公安局办公室

二00七年九月二十七日

- 1部门在日常业务活动中发现移送的材料。

(二)公安机关主动发现和直接受理案件:

1、刑事案件的侦查调查过程中发现的犯罪线索;

2、通过秘密侦查措施手段发现提供的犯罪信息资料;

3、预审期间对案犯的审理和调查取证活动中,以及羁押人犯中发现提供的犯罪线索;

4、户口管理等治安管理中,发现提供的犯罪信息资料;

5、在情报信息分析研判中发现的犯罪信息资料。 第三条 案件受理程序:

(一)案件受理的程序。公安机关对报案、控告、举报、群众扭送或者犯罪嫌疑人自首以及其他行政主管部门、司法机关移送的案件,应当及时受理、进行登记,实行“首问负责制”。做到“无条件接报,规范化受理”和“谁接报,谁登记”,作好《值班记录》,认真填写《接处警登记表》、《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并妥善做出以下处理:

1、对接报的案件,首先应核实案件性质及发案地、报警人联系方式,对故意杀人、放火、投毒、爆炸、抢劫、强奸、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重大盗窃等大要案件,出警同时应报告带班所队领导和公安局值班领导,必要时报告分管局领导和主要领导。

2、对属于本单位管辖范围内的,应当及时调查处理,进入立案程序。

3、对属于公安机关职责范围,但不属于本单位管辖的,应当

- 3案件、民间纠纷、报警求助或不属于公安机关职责范围内的其它事项的,在作好解释工作后,报警人(或当事人)不要求公安机关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的,可不制作《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接受案件回执单》和《不予立案通知书》,而按有关法律规定处理。

第四条 案件受理要求:

(一)受理案件的民警对于报案、举报、控告、扭送和犯罪嫌疑人自首的,要严肃认真地对待,不得敷衍搪塞,甚至推诿不管,更不得态度生硬,出言不逊。

(二)受理案件的民警应当向举报人、控告人说明诬告、陷害应负的法律责任,要求他们实事求是地反映情况。但只要他们不是捏造事实,伪造证据,即使控告、举报和报案的事实有出入,甚至是错告的,也要和诬告严格区别开来。

(三)对于不愿公开自己的姓名、住址的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应当为他们保守秘密。同时,应当采取相应的措施,保障报案人、控告人和举报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

(四)对于报案、控告、举报、扭送的案件,受理案件的民警应制作《询问笔录》。

第三章 刑事案件立案程序

第五条 立案审查:

(一)审查内容。公安机关对已经接受的案件应当就报案事实是否存在、报案事实是否符合立案标准、是否属于自己管辖、线索来源和内容是否可靠、真实,受理程序是否合法等进行审查。

- 5

(一)有犯罪事实,亦称事实条件。有犯罪事实,是指危害社会的行为已经存在,具体表现为:

1、危害社会的行为已经发生,包括犯罪预备、实施、未遂、中止和即遂;

2、危害社会的行为已经达到犯罪程度,即行为已触犯刑律;

3、犯罪事实有一定的证据予以证明,但是,此时的证据并不要求达到充分的程度,也不要求一定要查获犯罪嫌疑人,更不要求查明全部案件的事实和情节。

(二)符合刑事立案标准,即该犯罪事实达到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亦称法律条件。具体表现为:

1、所追究的行为在法律上已经构成犯罪;

2、应当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即就现有证据证明的犯罪事实不具有无罪或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法律依据。

(三)属于自己管辖。 第七条 立案程序:

(一)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在《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上批示“立案侦查”的,受案单位直接到案件审核部门开具《立案决定书》,进入侦查环节。

(二)经过审查,认为符合法定条件,即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且属于自己管辖的,由受案单位在24小时内制作《呈请立案报告书》,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后,到案件审核部门开具《立案决定书》,进入侦查环节。

- 7

(二)对在刑事案件立案、统计、上报工作中弄虚作假或因不规范运作而致使立案、统计、上报的信息、数据不实的,每发现1起,扣目标分0.5分,并督促县、区(市)公安局、分局根据《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给予有关责任人及责任单位作相应处理,并通报批评。

(三)未按本规定要求及时立案的,命案及其他需检验鉴定的案件,在鉴定结论(指确需法、化等技术检验鉴定定性的,结论要在规定时间内出具)出来后超过48小时(节假日除外)未立案的,每起扣目标分0.2分。

(四)未按本规定要求填写值班记录,认真制作《接处警登记表》、《接受案件回执单》、《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呈请立案报告书》、《立案决定书》等文书或制作不规范的,每一起扣目标分0.3分。

(五)人民检察院要求立案的,每起扣目标分0.5分。

(六)经通报仍不整改的单位,实行“一票否决”制度,取消该单位当年评优资格。

第十条 本规定由市局刑侦支队负责解释,自下发之日起施行。

附件:

公安部关于报警案件统计中几个问题的解答

- 9对于未立为刑事案件的盗窃、诈骗案件都应作为治安案件统计。

五、“其他虽未达到规定的数额标准但情节或者后果比较严重的”是指哪些情形?“情节或后果严重”、“情节或后果特别严重”是指哪些情形?

公发[1992]12号文件规定,对盗窃财物不足立案数额标准,但“情节或后果比较严重”、“情节或后果严重”、“情节或后果特别严重,”的也要分别立为一般案件、重大案件、特大案件。具体来说,主要指以下几种情形:

(一)“情节或后果比较严重”的。除公发[1992]12号文件列举的几种外,未列举的主要还有下列几种:

1、以破坏性手段盗窃并造成公私财物直接损失达到当地规定的盗窃案件立案数额标准的;

2、教唆未成年人犯罪的;

3、盗窃盲、聋、哑等残疾人、孤老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的财物的;

4、盗窃中具有其他恶劣情节或损坏财物直接损失达到当地规定的盗窃案件立案数额标准的。

(二)“情节或后果比较严重”的情形主要有:

1、盗窃他人急需的生产资料,严重妨害生产建设或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到重大案件立案数额标准的;

2、盗窃他人生活、医疗急需款物,造成严重后果的;

3、盗窃科技成果,专利产品的;

- 11

八、对溜门、钻窗入室盗窃是否与撬门破窗入室盗窃一样立为刑事案件?

对钻窗入室盗窃应立为刑事案件。溜门指乘门未锁之机入室行窃。对盗窃或损坏财物数额达到规定的数额标准的,立为刑事案件;数额较小的,参照第五条根据情节和后果确定是否立为刑事案件。

九、盗窃自行车案件如何立案和统计?

被盗自行车价值达到盗窃案件立案数额标准的立为刑事案件或者根据案情或者有线索表明是一人多次作案的,立为刑事案件,其他的作为治安案件查处。

十、拎包案件如何立案统计?

拎包案件被盗财物损失达到盗窃案件立案数额标准的,应当立为刑事案件。

十一、扒窃案件全部立为刑事案件后,治安案件统计报表中的“偷窃少量财物”栏是否还统计扒窃少量财物案?

扒窃案件全部立为刑事案件后,只在《刑事案件统计月报表》有关栏目中统计,《治安案件统计月报表》中不重复统计。

十二、如何计算被盗物品的数额?

1992年12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计算被盗物品的价格数额,应根据案件发生地当时的同类物品的价格,并按下列核价原则,以人民币分别计算:

1、流通领域的商品,按市场零售价的中等价格计算;属于国

- 13

10、盗窃违禁品,如毒品、淫秽物品等,不计价格数额。

- 15 -

第5篇:公安机关刑事案件立案标准

公安机关刑事案件立案标准(2008.8) 第一部分 - [『法律相关』]版权声明:转载时请以超链接形式标明文章原始出处和作者信息及本声明 http://boliii.blogbus.com/logs/48144665.html

第一部分 刑事侦查部门管辖案件

一、放火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情节和后果严重,致人重伤、死亡,或者损失财物1000元以上,毁损粮食、棉花500公斤以上的。

2、情节恶劣,后果特别严重,致数人死亡,直接损失财物一万元以上,毁坏粮食、棉花1万斤以上,或者中断交通、造成财产巨大损失的。

3、在公共交通工具、公共场所,或针对政府机关、水厂、电厂、铁路、公路、电台、电视台以及生产、存放剧毒、易燃、易爆物品的工厂、仓库进行放火的,在其他部位、地点对特定对象放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或者重大经济损失的。 涉嫌故意放火造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火灾的,应予立案。

二、决水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故意决开水库、河流等堤坝,损坏公司财物,危害公共安全,或者致人伤亡的。

2、决水致人重伤、死亡,或者损失财物1千元以上,毁坏粮食、棉花1千斤以上的。

3、决水致死数人,直接损失财物1万元以上,毁坏粮食、棉花1万斤以上,或者中断交通、生产造成巨大损失的。

三、爆炸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情节、后果严重,致人死亡、重伤,或者损失财物千元以上,毁坏粮食等千斤以上。

2、情节恶劣,后果特别严重,致数人死亡,直接损失财物万元以上,毁坏粮食等万斤以上,或者中断交通、生产造成巨大损失的。

3、在公共交通工具、公共场所,或针对党政机关、水厂、电场、铁路、公路、电台、电视台以及生产、存放剧毒、易爆物品的工厂、仓库进行爆炸的;在其他部位、地点对特定对象爆炸行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或经济损失的。

四、投放危险物质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情节、后果严重,致人重伤、死亡,或者损失财物千元以上,毁坏粮食千斤以上。

2、情节恶劣,后果特别严重,致死数人,直接损失财物万元以上,毁坏粮食万斤以上,或者中断交通、生产造成巨大损失的;对公共饮用的水源或食品故意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原体等物质,危害公共生命安全的。

五、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军用枪支1支以上的;

2、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以火药为动力发射枪弹的非军用枪支1支以上或者以压缩气体等为动力的其他非军用枪支2支以上的;

3、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军用子弹10发以上、气枪铅弹500发以上或者其他军用子弹100发以上的;

4、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军用手榴弹1枚以上的;

5、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爆炸装置的;

6、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炸药、发射药、黑火药1000克以上或者烟火药3000克以上、雷管30枚以上或者导火索、导爆索30米以上的;

7、具有生产爆炸物品资格的单位不按照规定的品种制造,或者具有销售、使用爆炸物品资格的单位超过限额买卖炸药、发射药、黑火药10千克以上或者烟火药30千克以上、雷管300枚以上或者导火索、导爆索300米以上的;

8、多次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炸药、爆炸物的;

虽未达到上述最低数量标准,但具有造成严重后果等其他恶劣情节的。

介绍买卖枪支、弹药、爆炸物的,以买卖枪支、弹药、爆炸物罪的共犯论处。

六、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盗窃、抢夺以火药为动力的发射枪弹的非军用枪支1支以上或者以压缩气体为动力的其他非军用枪支2支以上的。

2、盗窃、抢用军用子弹10发以上、气枪铅弹500发以上或者其他非军用子弹100发以上的。

3、盗窃、抢夺爆炸装置的。

4、盗窃、抢夺炸药、发射药、黑火药1000克以上或者烟火药3000克以上或者导火索、导爆索30米的。

5、虽未达到上升最低数量标准,但具有造成严重后果等其他恶劣情节的。

七、盗窃、抢夺危险物质案:

涉嫌盗窃、抢夺危险物质的行为,应予立案。

八、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案:

涉嫌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的,应予立案。

九、抢劫危险物质案:

涉嫌抢劫危险物质的行为,应予立案。

十、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案:

涉嫌走私国家重点保护和《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

一、附录二的陆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应予立案。

十一、走私珍稀植物、珍稀植物制品案:

涉嫌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珍稀植物、珍稀植物制品的应予立案。 十

二、故意杀人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故意杀人的;“打砸抢”致人死亡的。

2、杀人致死、重伤的情节和后果严重的案件。

3、一次杀死、杀伤数人,或者杀人碎尸的,持枪杀人的。 十

三、过失致人死亡案:

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的行为,应予立案。 十

四、故意伤害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流氓伤害他人;行凶报复致人重伤的;“打砸抢”致人伤残的。(原则上构成轻伤以上)

2、故意伤害他人造成死亡的;连续残害妇女的。

3、使外宾遭受人身伤害,或者财物损失较大的;一次杀伤数人的。

4、出于犯罪的故意,利用易燃易爆气体或能造成人身严重伤害的化学制剂(如浓硫酸、硝酸等)以及放射性物品直接造成多人致伤、致残或死亡的。 十

五、过失致人重伤案:

涉嫌过失致人重伤的行为,应予立案。 十

六、强奸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

2、奸淫幼女的。

3、在公共场所当众强奸妇女的,两人以上轮奸的。

4、持枪强奸妇女的。

5、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 十

七、强制猥亵、侮辱妇女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的。

2、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的。 十

八、猥亵儿童案:

涉嫌以性刺激、性满足为目的,猥亵儿童,情节严重的行为,应予立案。 十

九、非法拘禁案(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犯本罪的除外)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非法拘禁持续时间超过二十四小时的。

2、3次以上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一次非法拘禁3人以上的。

3、非法拘禁他人,并实施捆绑、殴打、侮辱等行为的。

4、非法拘禁,致人伤残、死亡、精神失常的。

5、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具有上述情形之一的。 二

十、绑架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以勒索钱财为目的绑架他人的,或者绑架他人作人质的。

2、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

3、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 二十

一、拐卖妇女、儿童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拐卖妇女、儿童的。

2、奸淫被拐卖的妇女的。

3、诱骗、强迫被拐卖的妇女卖淫或者将拐卖的妇女卖给他人迫使其卖淫的。

4、以出卖为目的,使用暴力胁迫或者麻醉方法绑架妇女、儿童的。

5、以出卖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

6、造成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或者其亲属重伤、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7、将妇女、儿童卖往境外的。

二十二、诬告陷害案(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犯本罪的除外)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为陷害他人,故意捏造足以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的犯罪事实,并由本人或者指使他人向国家机关告发的。

2、为陷害他人,故意捏造足以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的犯罪事实,虽不是直接向国家机关告发,但采取的方法足以引起司法机关追究的 。 二十

三、非法搜查案(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犯本罪的除外)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非法搜查他人身体、住宅,手段恶劣的。

2、非法搜查引起被搜查人精神失常、自杀或者造成财物严重损坏的。

3、3次以上或者对3人(户)以上进行非法搜查的。 二十

四、非法侵入住宅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非法强行进入他人住宅,经要求或教育仍拒不退出,严重影响他人正常生活和居住安全的。

2、非法强行侵入他人住宅,毁损、污损或搬走他人生活用品,严重影响他人正常生活的。

3、非法强行侵入他人住宅,停尸闹事,严重影响他人正常生活的。

4、非法强行侵入并封闭他人住宅,致使他人无法居住的。

5、非法强行侵入他人住宅,引起其他严重后果的。

二十五、破坏选举案(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犯本罪的除外)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以暴力、威胁、欺骗、贿赂等手段,妨害选民、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致使选举无法正常进行或者选举结果不真实的。

2、以暴力破坏选举场所或者选举设备,致使选举无法正常进行的。

3、伪造选举文件,虚报选举票数,产生不真实的选举结果或者强行宣布合法选举无效、非法选举有效的。

4、聚众冲击选举场所或者故意扰乱选举会场秩序,使选举工作无法正常进行的。

5、在选举期间对控告、检举在选举中营私舞弊或者违法乱纪行为的公民,进行压制、打击、报复,情节严重的。

6、导致乡镇(县)级选举无法进行或者选举无效的。

7、实施破坏选举行为,取得县(市)级以上领导职务或者人大代表资格的。 二十

六、重婚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本人有配偶而与他人结婚的。

2、本人虽无配偶,但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 二十

七、拐骗儿童案

涉嫌拐骗儿童的行为,应予立案。 二十

八、抢劫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

2、(1)抢劫公私财物100元以上的。(2)犯罪分子使用药物麻醉等手段,致人昏迷伤害人身,进行抢劫的。

3、(1)抢劫公私财物1000元以上的。(2)入户抢劫的。(3)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的。(4)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5)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6)多次抢劫或者抢劫树额巨大的。(7)持枪抢劫的。(8)冒充军警人员抢劫的。(9)抢劫军用物资或者抢险、救灾、救济物资的。

4、携带凶器抢夺的。 二十

九、盗窃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500元至2000元以上的。

2、一年内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3次以上的。

3、盗窃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可用于骗取出口退税的其他发票数量在25份以上的。

4、以破坏性手段盗窃造成公私财产损失的。

5、盗窃残疾人、孤寡老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人的财物的。

6、造成严重后果或者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7、盗窃金融机构的。

8、盗窃导致被害人死亡、精神失常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9、盗窃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医疗款物,造成严重后果的。

10、盗窃生产资料,严重影响生产的。

11、撬门破窗入室盗窃的,扒窃的,使用刀刃等工具或携带凶器盗窃的,不论盗窃财物数额多少,均立为刑事案件;明显是惯犯作案或一人多次作案的,以及其他虽未达到规定的数额标准但情节或者后果比较严重的,也立为刑事案件。 三

十、诈骗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个人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500元至2000元以上的。

2、诈骗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急需的生产资料,严重影响生产或者造成其他严重损失的。

3、诈骗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救济、医疗款物,造成严重后果的。

4、挥霍诈骗的财物,致使诈骗的财物无法返还的。

5、使用诈骗的财物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

6、曾因诈骗受过刑事处罚的。

7、导致被害人死亡、精神失常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8、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三十

一、抢夺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抢夺公私财物。

2、抢夺残疾人、老年人、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的财物的。

3、抢夺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等款物的。

4、一年内抢夺3次以上的。

5、利用行驶的机动车辆抢夺的。 三十

二、敲诈勒索案

涉嫌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在1000元以上的,应予立案。 三十

三、妨害公务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以暴力或者威胁的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

2、以暴力或者威胁的方法阻碍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依法执行职务。

3、在自然灾害和突发性事件中,以暴力或者威胁的方法阻碍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

4、故意阻碍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后果的。

三十

四、招摇撞骗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一贯或多次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的。

2、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严重损害国家机关形象和威信的。

3、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的。

4、连续进行招摇撞骗,流窜作案的。

5、结伙招摇撞骗的主犯。

6、造成被骗人精神失常、自杀、重伤等严重后果以及政治影响极坏的。 三十

五、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一般是指多次或者大量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等。

2、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重要的公文、证件、印章的。

3、造成恶劣政治影响或者重大经济损失的。

4、动机、目的十分恶劣,如出于打击报复或者诬陷他人的,等等。 三十

六、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案

涉嫌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的行为,应予立案。 三十

七、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案

涉嫌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的行为,应予立案。 三十

八、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案

涉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行为,应予立案。 三十

九、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

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应予立案。 四

十、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案

涉嫌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的行为,应予立案。 四十

一、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案

涉嫌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应予立案。 四十

二、传授犯罪方法案

涉嫌传授犯罪方法的行为,应予立案。

传授犯罪方法案,一般不另立案,按传授对象附入同类案件。 四十

三、盗窃、侮辱尸体案

涉嫌盗窃、侮辱尸体的行为,应予立案。 四十

四、伪证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伪证行为足以使他人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轻罪重判的。

2、伪证行为足以使犯罪分子逃避刑事处罚或者重罪轻判的。

3、伪证行为造成冤、假、错案的。

4、由于伪证行为,致使他人自杀或者精神失常的。

5、伪证行为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 四十

五、窝藏、包庇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窝藏、包庇的对象是危害严重的犯罪分子,如重大的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分子。

2、窝藏、包庇犯罪分子的人数较多的。

3、窝藏、包庇犯罪分子的时间较长,致使犯罪分子长期逍遥法外的。

4、多次(3次以上)窝藏、包庇犯罪分子的,等等。 四十

六、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案

涉嫌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的行为,应予立案。 四十

七、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在人民法院发出执行通知后,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已被依法查封、扣押或者已被清点并责令其保管的财产,转移已被冻结的财产,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

2、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在执行中向人民法院提供担保的财产,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

3、以暴力、威胁方法妨害或者抗拒执行,致使执行工作无法进行的。

4、聚众哄闹、冲击执行现场,围困、扣押、殴打执行人员,致使执行工作无法进行的。

5、毁损、抢夺执行案件材料、执行公务车辆和其他执行器械、执行人员服装以及执行公务证件,造成严重后果的。

6、其他妨害或者抗拒执行造成严重后果的。

人民法院在执行判决、裁定的过程中,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情节严重的人,可先行司法拘留。认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人的行为已构成犯罪的,应当将案件依法移送行为发生地的公安机关立案查处。

四十

八、骗取出境证件案

涉嫌以劳务输出、经贸往来或者其他名义弄虚作假,骗取护照、通行证、旅游证、海员证、签证等出境证件,为他人偷越国(边)境使用的,应予立案。 四十

九、提供伪造、变造的出入境证件案

涉嫌为他人提供伪造、变造的护照、通行证、旅行证、海员证、签证等出入境证件的,应予立案。

十、出售出入境证件案

涉嫌出售出入境证件的,应予立案。 五十

一、破坏永久性测量标志案

涉嫌采取盗取、拆毁、损坏、改变、移动、掩埋等手段破坏永久性测量标志,使其失去原有作用的,应予立案。

五十

二、冒充军人招摇撞骗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冒充军人骗取政治荣誉、职务待遇或者其他非法利益,造成恶劣影响的。

2、冒充军人使用伪造、变造、盗窃的武装部队车辆号牌,造成恶劣影响的。 五十

三、伪造、变造、买卖武装部队公文、证件、印章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伪造、变造、买卖武装部队公文、证件、印章的。

2、伪造、变造、买卖武装部队车辆监理印章的。

3、伪造、变造、买卖武装部队车辆行驶证、车辆驾驶证3本以上的。 五十

四、盗窃、抢夺武装部队公文、证件、印章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盗窃、抢夺武装部队公文、证件、印章的。

2、盗窃、抢夺武装部队车辆监理印章的。

3、盗窃、抢夺武装部队车辆行驶证、车辆驾驶证3本以上的。 第二部分 治安管理部门管辖案件

一、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危险物质案

涉嫌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危险物质的行为,应予立案。

二、违规制造、销售枪支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违规制造枪支5支以上的。

2、违规销售枪支2支以上的。

3、虽未达到上述最低数量标准,但具有造成严重后果等其他恶劣情节的。

三、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非法持有、私藏军用枪支1支的。

2、非法持有、私藏以火药为动力发射枪弹的非军用枪支1支或者以压缩气体等为动力的其他非军用枪支2支以上的。

3、非法持有、私藏军用子弹20发以上、气枪铅弹1000发以上或者其他非军用子弹200发以上的。

4、非法持有、私藏手榴弹1枚以上的。

5、非法持有、私藏的弹药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的。

四、非法出租、出借枪支案

涉嫌非法出租、出借枪支,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应予立案。

五、非法携带枪支、弹药、管制刀具、危险物品危及公共安全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携带枪支或者手榴弹的。

2、携带爆炸装置的。

3、携带炸药、发射药、黑火药500克以上或者烟火药1000克以上、雷管20枚以上或者导火索、导爆索20米以上的。

4、携带的炸药、爆炸物在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上发生爆炸或者燃烧,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5、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6、行为人非法携带上述第3项规定的爆炸物进入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虽未达到上述数量标准,但拒不交出的,依照《刑法》第130条的规定定罪处罚;携带的数量达到最低数量标准,能够主动、全部交出的,可不以犯罪论处。

六、重大责任事故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致人死亡1人以上,或者致人重伤3人以上的。

2、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万元以上的。

3、经济损失虽不足规定数额,但情节严重,使生产、工作受到重大损害的。

七、危险物品肇事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造成人身伤亡的。

2、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

八、生产、销售伪劣商品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销售金额在5万元以上的;

2、伪劣商品尚未销售,货值金额达到销售金额15万元以上的,以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未遂)定罪处罚。

九、生产、销售假药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经省级以上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设置或者确定的药品检验机构鉴定,生产、销售的假药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 ①含有超标准的有毒、有害物质的。 ②不含所标明的有效成分,可能贻误诊治的。

③所标明的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超出规定范围,可能造成贻误诊治的。 ④缺乏所标明的急救必需的有效成分的。

2、生产、销售的假药被使用后,造成轻伤、重伤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3、生产、销售的假药被使用后,致人严重残疾、3人以上重伤、十人以上轻伤或者造成其他特别严重后果的。

十、生产、销售劣药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生产销售劣药,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

2、生产销售劣药,造成人员严重残疾、死亡等严重后果的。 十

一、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经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确定的机构鉴定,食品中含有可能导致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的超标准的有害细菌或者其他污染物的。

2、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被食用后,造成轻伤、重伤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3、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被食用后,致人死亡、严重残疾、3人以上重伤、10人以上轻伤或者造成其他特别严重后果的。 十

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

2、生产、销售的有毒、有害食品被食用后,造成轻伤、重伤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3、生产、销售的有毒、有害食品被食用后,致人严重残疾、3人以上重伤、10人以上轻伤或者造成其他特别严重后果的。

十三、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致人轻伤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2、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造成感染病毒性肝炎等难以治愈的疾病、1人以上重伤、3人以上轻伤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3、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致人死亡、严重残疾、感染艾滋病、3人以上重伤、10人以上轻伤或者造成其他特别严重后果的。

4、医疗机构或个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而购买、使用,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 十

四、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致人死亡的。

2、致1人至3人重伤的。

3、造成公私财产2万元以上 不满10万元损失的。 十

五、生产、销售伪劣农药、兽药、化肥、种子案

涉嫌生产、销售伪劣农药、兽药、化肥、种子,使生产遭受较大损失,一般以2万元为起点的,应予立案。

十六、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化妆品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毁人容貌,即因使用伪劣化妆品而导致面容变形、丑陋及功能障碍。如使人头发受损、皮肤变色、脸上长癍等。

2、给人造成肉体上的痛苦,如皮肤瘙痒、灼痛、肿胀等 。

3、生产、销售伪劣化妆品时间长、批量大,销售额高、受害人数多,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

4、其他严重后果的,如消费者因购买、使用了伪劣的化妆品,使容貌遭到破坏而直接导致受害者自杀等。 十

七、侵犯著作权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违法所得数额在3万元以上的。

2、非法经营数额在5万元以上的。

3、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其文字作品、音乐、电影、电视、录像作品计算机软件及其他作品,复制品数量合计在一千张(份)以上的。

4、其他严重情节的情形。 十

八、销售侵权复制品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个人违法所得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

2、单位违法所得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 十

九、伪造、倒卖伪造的有价票证案

涉嫌伪造、倒卖伪造的有价票证行为数额较大的,应予立案。 二

十、倒卖车票、船票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高价、变相加价倒卖车票或者倒卖坐席、卧铺签字号及订购车票凭证,票面数额在5000元以上的。

2、非法获利数额在2000元以上的。

3、对于铁路职工倒卖车票或者与其他人员勾结倒卖车票的。

4、组织倒卖车票的首要分子,曾因倒卖车票受过治安处罚2次以上或者被劳动教养1次以上,2年内又倒卖车票的。 二十

一、故意毁坏财物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毁坏财物1000元以上的。

2、毁坏财物1万元以上的。 二十

二、破坏生产经营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毁坏大型机械,残害耕畜3头以上的。

2、使用其他方法破坏集体生产,直接经济损失1000元以上的。 二十

三、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或者聚众破坏交通秩序,人数多或者时间长的。

2、造成人员伤亡、建筑物损坏、公私财物受到重大损失等严重后果的。

3、影响或者行为手段恶劣的,等等。 二十

四、投放虚假危险物质案

涉嫌投放虚假危险物质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应予立案。 二十

五、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案

涉嫌编造、故意传播恐怖信息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应予立案。 二十

六、聚众斗殴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多次聚众斗殴的。

2、聚众斗殴人数多,规模大,社会影响恶劣的。

3、在公共场所或交通要道聚众斗殴,造成社会秩序严重混乱的。

4、持械聚众斗殴的。 二十

七、寻衅滋事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

2、追逐、拦截、辱骂他人,情节恶劣的。

3、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毁损、占用公司财物,情节严重的。

4、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 二十

八、聚众淫乱案

涉嫌聚众淫乱的首要分子和多次参加者,应予立案。 二十

九、赌博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以牟利为目的,聚众赌博的。

2、一次赌博赌资在1000元以上的。 三

十、医疗事故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造成就诊人残废或者严重残疾、功能障碍或者严重功能障碍。

2、造成就诊人死亡的。 三十

一、非法行医案

涉嫌下列情形的,应予立案:

1、经医疗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多次制止,屡教不改,长期从事非法行医者。

2、没有基本医疗知识非法行医,贻误治疗时机致使病情加重的。

3、非法开业行医,其医疗条件和设备严重不符合国家规定的医疗机构基本标准的。

4、因非法行医造成就诊人身体健康受到严重损害,甚至致人死亡或者身体严重残疾的。

5、非法行医活动使多人(3人以上)身体受到损害,影响恶劣的。

6、非法行医诈骗钱财数额较大的。

7、使用伪劣药品蒙骗患者的。

8、以欺骗手段获取医生执业资格证件或者伪造医生执业资格证件而非法行医的。

9、在非法行医中严重违反医疗技术操作规范,作风恶劣,不负责任,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

10、雇佣没有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从事医疗技术工作,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

11、在非法行医过程中调戏、侮辱、猥亵妇女儿童的。

12、从事危险性较大的诊疗活动的。

13、非法行医采取愚昧野蛮的方法的,等等。 三十

二、非法进行节育手术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长期或者多次为妇女进行节育手术造成怀孕或者流产的,非法获利较多的。

2、经行政处罚仍然非法从事破坏节育行为的。

3、在局部范围造成性别失调的。

4、非法进行节育手术,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

5、非法进行节育手术,造成就诊人死亡的。

6、在当地范围造成恶劣影响的,等等。 三十

三、非法占用农用地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非法占用基本农田5亩以上或者非法占用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10亩以上的。

2、造成耕地大量毁坏,造成基本农田5亩以上或者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10亩以上种植条件严重毁坏或者严重污染。 三十

四、组织卖淫案

涉嫌组织卖淫的组织者,应予立案。 三十

五、强迫卖淫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强迫他人卖淫的。

2、强迫不满14周岁的幼女卖淫的。

3、强迫多人卖淫或者多次强迫他人卖淫的。

4、强奸后迫使卖淫的。

5、造成被迫卖淫的人重伤、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三十

六、协助组织卖淫案

涉嫌协助组织卖淫的组织者,应予立案。 三十

七、引诱、容留、介绍卖淫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

2、多次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

3、引诱、容留、介绍多人卖淫的。

4、引诱、容留、介绍明知是有严重性病的人卖淫的。

5、引诱、容留、介绍卖淫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三十

八、引诱幼女卖淫案

涉嫌引诱幼女卖淫的行为,应予立案。 三十

九、传播性病案

涉嫌传播性病的行为,应予立案。 四

十、嫖宿幼女案

涉嫌嫖宿幼女的行为,应予立案。

四十

一、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制作、复制、出版淫秽影碟、软件、录像带50至100张(盒)以上,淫秽音碟、录音带100至200张(盒)以上,淫秽扑克、书刊、画册100至200副(册)以上,淫秽照片、画片500至1000张以上的。

2、贩卖淫秽影碟、软件、录像带100至200张(盒)以上,淫秽影碟、录音带200至400张(盒)以上,淫秽扑克、书刊、画册200至400副(册)以上,淫秽照片、画片1000至2000张以上的。

3、向他人传播淫秽物品达200至500人次以上,或者组织播放淫秽影、像达10至20次以上的。

4、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获利5000至1万元以上的。

5、明知他人用于出版淫秽书刊而提供书号、刊号的。 四十

二、为他人提供书号出版淫秽书刊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为他人提供书号、刊号,出版淫秽书刊的。

2、为他人提供版号,出版淫秽音像制品的。 四十

三、传播淫秽物品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向他人传播淫秽的书刊、影片、音像、图片等出版物达300至600人次以上的。

2、向他人传播淫秽的书刊、影片、音像、图片等出版物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四十

四、组织播放淫秽音像制品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组织播放淫秽的电影、录像等音像制品大15至30场次以上。

2、组织播放淫秽的电影、录像等音像制品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四十

五、非法生产、买卖军用标志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非法生产、买卖武装部队军以上领导机关专用车辆号牌的。

2、非法生产、买卖武装部队其他车辆号牌3副以上的。

3、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第三部分 经济犯罪侦查部门管辖案件

一、走私假币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走私伪造的货币,总面额在2000元以上的。

2、走私伪造的货币,币量在200张(枚)以上的。

二、虚报注册资本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注册资本不足注册资本最低限额,有限责任公司虚报数额占法定最低限额的60%以上,股份有限公司虚报数额占法定最低限额30%以上的。

2、实缴注册资本达到法定最低限额,但仍虚报注册资本,有限责任公司虚报数额在100万元以上,股份有限公司虚报数额在1000万元以上的。

3、虚报注册资本给投资者或者其他债权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累计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

4、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因虚报注册资本,受过行政处罚2次以上,又虚报注册资本的。 (2)公司登记主管人员行贿或者注册后进行违法活动的。

三、虚假出资、抽逃出资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虚假出资、抽逃出给公司、股东、债券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累计数额在10万至50万元以上的。

2、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致使公司资不抵债或者无法正常经营的。

(2)公司发起人、股东合谋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的。

(3)因虚假出资、抽逃出资,受过行政处罚2次以上,又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的。 (4)利用虚假出资、抽逃出资所得资金进行违法活动的。

四、欺诈发行股票、债券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发行数额在1000万元以上的。

2、政府公文、有效证明文件或者相关凭证、单据的

3、股民、债券人要求清退,无正当理由不予清退的。

4、利用非法募集的资金进行违法活动的。

5、转移或者隐瞒所募集资金的。

6、造成恶劣影响的。

五、提供虚假财会报告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造成股东或者其他人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

2、致使股票被取消上市资格或者交易被迫停牌的。

六、妨害清算案

公司、企业进行清算时,隐匿财产,对资产负债表或者财产清单作虚伪记载或者在未清偿债务前分配公司、企业财产,造成债券人或者其他人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

七、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帐簿、财务会计报告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隐匿、销毁的会计资料涉及金额在50万元以上的。

2、为逃避依法查处而隐匿、销毁或者拒不交出会计资料的。

八、公司、企业人员受贿案

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或者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数额在5000元以上的,应予立案。

九、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以财物,个人行贿数额在1万元以上的。

2、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以财物,单位行贿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

十、非法经营同类营业案

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利用职务便利,自己经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所任职公司、企业同类的营业,获取非法利益,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 十

一、为亲友非法牟利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造成国家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

2、致使有关单位停产、破产的。

3、造成恶劣影响的。

十二、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在签定、履行合同过程中,因严重不负责任被诈骗,造成国家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

2、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在签定、履行合同过程中,因严重不负责任被诈骗,直接经济损失占注册资本30%以上的。

3、金融机构、从事对外贸易经营活动的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国公司、企业家外汇被骗购或者逃汇,数额在100万美元以上的。 十

三、国有、事业单位人员失职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造成国家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

2、致使国有公司、企业停产或者破产的。

3、造成恶劣影响的。

十四、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造成国家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30万元以上的。

2、致使国有公司、企业停产或者破产的。

3、造成恶劣影响的。

十五、徇私舞弊低价折股、出售国有资产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造成国家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30万元以上的。

2、致使国有公司、企业停产或者破产的。

3、造成恶劣影响的。 十

六、伪造货币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伪造货币,总面额在2000元以上的。

2、伪造货币,币量在200张(枚)以上的。 十

七、出售、购买、运输假币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出售、购买伪造的货币。总面额在4000元以上的。

2、明知是伪造的货币而运输,总面额在4000元以上的。 十

八、金融工作人员购买假币、以假币换取货币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购买伪造的货币或者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伪造的货币换取货币,总面额在4000元以上的。

2、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购买伪造的货币或者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伪造的货币换取货币,币量在400张(枚)以上的。 十九 持有、使用假币案

涉嫌明知是伪造的货币而持有、使用,总面额在4000元以上的,应予立案。 二十 变造货币案

涉嫌变造货币,总面额在2000元以上的,应予立案。 二十

一、擅自设立金融机构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擅自设立商业银行、证券、期货、保险机构及其他金融机构的。

2、擅自设立商业银行、证券、期货、保险机构及其他金融机构筹备组织的。 二十

二、伪造、变造、转让金融机构经营许可证、批准文件案

涉嫌伪造、变造、转让商业银行、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交易公司、保险公司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的,应予立案。 二十

三、高利转贷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个人高利转贷,违法所得数额在5万元以上的。

2、单位高利转贷,违法所得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

3、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因高利转贷,受过行政处罚2次以上,又高利转贷的。 二十

四、非法吸收公共存款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共存款,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

2、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共存款,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

3、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共存款30户以上的。

4、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共存款150户以上的。

5、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共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

6、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共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 二十

五、伪造、变造金融票证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伪造、变造金融票证,数额在1万元以上的。

2、伪造、变造金融票证,数量在10张以上的。 二十

六、伪造、变造国家有价证券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伪造、变造国库券,总面额在2000元以上的。

2、伪造、变造国家发行的其他有价证券,总面额在2000元以上的。 二十

七、伪造、变造股票、公司、企业债券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伪造、变造股票,总面额在5000元以上的。

2、伪造、变造公司、企业债券,总面额在5000元以上的。 二十

八、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发行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

2、不能及时清偿或者清退的。

3、造成恶劣影响的。

二十九、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内幕交易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

2、多次进行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的。

3、致使交易价格和交易量异常波动的。

4、造成恶劣影响的。

十、编造并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相信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造成投资者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3万元以上的。

2、致使交易价格和交易量异常波动的。

3、造成恶劣影响的。

三十

一、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期货合约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造成投资者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3万元以上的。

2、致使交易价格和交易量异常波动的。

3、造成恶劣影响的。

三十

二、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非法获利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

2、致使交易价格和交易量异常波动的。

3、以暴力、胁迫手段强迫他人操纵交易价格的。

4、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因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受过行政处罚2次以上,又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的。

三十

三、违法向关系人发放贷款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个人违法向关系人发放贷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

2、单位违法向关系人发放贷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30万元以上的。 三十

四、违法发放贷款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个人违法发放贷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

2、单位违法发放贷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 三十

五、用帐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个人用帐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

2、单位用帐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 三十

六、非法出具金融票证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个人违反规定为他人出具金融票证,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

2、单位违反规定为他人出具金融票证。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30万元以上的。 三十

七、对违法票据承兑、付款、保证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个人对违反票据法规定的票据予以承兑、付款、保证,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

2、单位对违反票据法规定的票据予以承兑、付款、保证。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 三十

八、逃汇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违反国家规定,擅自将外汇存放在境外,单笔或者累计数额在500万美元以上的。

2、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违反国家规定,将境内的外汇非法转移到境外,单笔或者累计数额在500万美元以上的。 三十

九、骗购外汇案

涉嫌骗购外汇,数额在50万美元以上的,应予立案。 四

十、洗钱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提供资金帐户的。

2、协助将财产转换为现金或者金融票据的 。

3、通过转帐或者其他结算方式协助资金转移的。

4、协助将资金汇往境外的。

5、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 四十

一、集资诈骗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个人集资诈骗,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

2、单位集资诈骗,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 四十

二、贷款诈骗案

涉嫌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在1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

四十

三、票据诈骗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个人进行金融票据诈骗,数额在5000元以上的。

2、单位进行金融票据诈骗,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 四十

四、金融凭证诈骗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个人进行金融凭证诈骗,数额在5000元以上的。

2、单位进行金融凭证诈骗,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 四十

五、信用证诈骗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使用伪造、变造的信用证或者 附随的单据、文件的。

2、使用作废的信用证的。

3、骗取信用证的。

4、以其他方法进行信用证诈骗的。 四十

六、信用卡诈骗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使用伪造的信用卡,进行诈骗活动,数额在5000元以上的。

2、使用作废的信用卡,进行诈骗活动,数额在5000元以上的。

3、冒用他人信用卡,进行诈骗活动,数额在5000元以上的。

4、恶意透支,数额在5000元以上的。 四十

七、有价证券诈骗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使用伪造、变造的国库券进行诈骗活动,数额在5000元以上的。

2、使用伪造、变造的国家发行的其他有价证券进行诈骗活动,数额在5000元以上的。 四十

八、保险诈骗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个人进行保险诈骗,数额在1万元以上的。

2、单位进行保险诈骗,数额在5万元以上的。 四十

九、偷税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偷税数额在1万元以上,并且偷税数额占各税种应纳税总额的10%以上的。

2、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因偷税受过行政处罚2次以上,又偷税的。 五

十、抗税案

涉嫌以暴力、威胁方法拒不缴纳税款的,应予立案。 五十

一、逃避追缴欠税案 涉嫌纳税人欠缴应纳税款,采取转移或者隐匿财产的手段,致使税务机关无法追缴欠缴的税款,数额在1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 五十

二、骗取出口退税案

涉嫌以假报出口或者其他欺骗手段,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数额在1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 五十

三、虚开增值税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虚开增值税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虚开的税款数额在1万元以上的。

2、虚开增殖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知识国家税款被骗数额在5000元以上的。

五十

四、伪造、出售伪造的增殖值税专用发票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伪造或者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5份以上的。

2、伪造或者出售伪造的增殖值税专用发票面额累计在10万元以上的。 五十

五、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25份以上的。

2、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面额累计在10万元以上的。

五十

六、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5份以上的。

2、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购买伪造的增值税转移发票面额累计在10万元以上的。 五十

七、非法制造、出售非法制造的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伪造、擅自制造的可以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非增值税专用发票50份以上的。

2、出售伪造、擅自制造的可以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非增值税专用发票50份以上的。

五十

八、非法制造、出售非法制造的发票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伪造、擅自制造不具有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功能的普通发票50份以上的。

2、出售伪造、擅自制造的不具有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功能的普通发票50份以上的。 五十

九、非法出售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案

涉嫌非法出售可以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发票50份以上的,应予立案。 六

十、非法出售发票案

涉嫌出售普通发票50份以上的,应予立案。 六十

一、假冒注册商标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个人假冒他人注册商标,非法经营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

2、单位假冒他人注册商标,非法经营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

3、假冒他人驰名商标或者人用药品商标的。

4、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因假冒他人注册商标,受过行政处罚2次以上,又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

5、造成恶劣影响的。

六十

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个人销售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

2、单位销售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

六十

三、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数量在2万件(套)以上的;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2万元以上,或者非法经营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

2、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违法所得数额在2万元以上的。

3、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非法经营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

4、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驰名商标标识的。

5、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因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受过行政处罚二次以上,又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的。

6、利用贿赂等非法手段推销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的。 六十

四、假冒专利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违法所得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

2、给专利权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

3、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因假冒他人专利,受过行政处罚2次以上的,又假冒他人专利的。

4、造成恶劣影响的。 六十

五、侵犯商业秘密案

涉嫌下列期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给商业秘密权利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

2、致使权利人破产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 六十

六、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给他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

2、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3、严重妨害他人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导致停产、破产的。

4、造成恶劣影响的。 六十

七、虚假广告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违法所得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

2、给消费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

3、造成人身伤残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4、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因利用广告作虚假宣传,受过行政处罚2次以上,又利用广告作虚假宣传的。 六十

八、串通投标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损害招标人、投标人或者国家、集体、公民的合法利益,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

2、对其他投标人、招标人等投标、招标活动的参加人采取威胁、欺骗等非法手段的。

3、虽未达到上述标准,但因串通投标,受过行政处罚2次以上,又串通投标的。 六十

九、合同诈骗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个人诈骗公私财物,数额在5000元至2万元以上的。

2、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单位名义实施诈骗,诈骗所得归单位所有的,数额在5万元至20万元以上的。 七

十、非法经营案

1、非法经营国际或港澳台地区电信业务,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①经营去话业务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

②经营来话业务造成电信资费损失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

③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因非法经营国际电信业务或者涉港澳台业务,受过行政处罚2次以上,又进行非法经营活动的。

2、非法经营外汇,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①在外汇指定银行和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及其分中心以外买卖外汇,数额在20万美元以上的,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5万元人民币以上的。

②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违反有关外贸代理业务规定,采用非法手段,或者明知是伪造、变造的凭证、商业单据,为他人向外汇指定银行骗购外汇,数额在500万美元以上的,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5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

③居间介绍骗购外汇,数额在100万美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1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

3、违反国家规定,出版、印刷、复制、发行非法出版物,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①个人非法经营数额在5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经营数额在15万元以上的。 ②个人违法所得数额在2万元以上的,单位违法所得数额在5万元以上的。

③个人非法经营报纸5000份或者期刊5000本或者图书2000册或者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500张(盒)以上的,单位非法经营报纸1.5万份或者期刊1.5万本或者图书5000册或者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1500张(盒)以上的。

4、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或者保险业务,非法经营数额在30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

5、从事其他非法经营活动,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个人非法经营数额在5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1万元以上的。

2、单位非法经营数额在50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10万元以上。 七十

一、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非法转让、倒卖基本农田5亩以上的。

2、非法转让、倒卖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10亩以上的。

3、非法转让、倒卖其他土地20亩以上的。

4、违法所得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

5、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因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受过行政处罚2次以上,又非法转让、倒卖土地的。

6、造成恶劣影响的。

七十

二、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给国家、公众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50万元以上的。

2、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因提供虚假证明文件,受过行政处罚2次以上,又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的。

3、造成恶劣影响的。

七十

三、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给国家、公众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

2、造成恶劣影响的。 七十

四、逃避商检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给国家、单位或者个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

2、导致病疫流行、灾害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3、造成恶劣影响的。 七十

五、职务侵占案

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在5000至1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 七十

六、挪用资金案

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在1万元至3万元以上,超过3个月未还的。

2、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在1万元至3万元以上,进行营利活动的。

3、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在5000至2万元以上,进行非法活动的。 七十

七、挪用特定款物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挪用特定款物价值在5000元以上的。

2、造成国家和人民群众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5万元以上的。

3、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造成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严重困难的。

第四部分

禁毒部门管辖案件

一、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案

涉嫌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无论数量多少,应予立案。

二、非法持有毒品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非法持有鸦片200克以上不满1千克。

2、非法持有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10克以上不满50克。

3、苯丙胺类毒品(甲基苯丙胺除外)20克以上不满100克。

4、大麻油1千克以上不满5千克,大麻脂2千克以上不满10千克,大麻叶及大麻烟30千克以上不满150千克。

5、可卡因10克以上不满50克。

6、吗啡20克以上不满100克。

7、度冷丁(杜冷丁)50克以上不满250克(针剂100mg/支规格的500支以上不满2500支,50mg/支规格的1000支以上不满5000支;片剂25mg/片规格的2000片以上不满1万片,50mg/片规格的1000片以上不满5000片)。

8、盐酸二氢埃托啡2毫克以上不满10毫克(证据针剂或片剂20微克/支、片规格的100支、片以上不满500支、片)。

9、咖啡因50千克以上不满200千克。

10、罂粟壳50千克以上不满200千克。

11、上述毒品以外的其他毒品数量较大的。

三、非法买卖制毒物品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麻黄碱、伪麻黄碱及其盐类和单方制剂5千克以上不满50千克。

2、麻黄浸膏、麻黄浸膏粉100千克以上不满1千千克。。

3、醋酸酐、三氯甲烷200千克以上不满2千千克。

4、乙醚400千克以上不满3千千克。

5、上述原料或者配剂以外其他相当数量的用于制造毒品的原料或者配剂。

四、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种植罂粟500株以上不满3000株或者其他毒品原植物数量较大的。

2、经公安机关处理后又种植的。

3、抗拒铲除的。

4、非法种植大麻5000株以上不满3万株的。

五、非法买卖、运输、携带、持有毒品原植物种子、幼苗案

涉嫌非法买卖、运输、携带、持有毒品原植物种子、幼苗行为,数量较大的,应予立案。

六、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毒案

涉嫌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毒的行为,应予立案。

七、强迫他人吸毒案

涉嫌强迫他人吸毒的行为,应予立案。

八、容留他人吸毒案

涉嫌容留他人吸毒的行为,应予立案。

第五部分

国内安全保卫部门管辖案件

一、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机密级国家秘密的。

2、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3项以上秘密级国家秘密的。

3、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或者情报,对国家安全和利益造成其他严重损害的。

4、为境外机构、组织、人员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之外的情报的。

5、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秘密级国家秘密或者情报。

6、行为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没有标明密级的事项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而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的。

7、通过互联网将国家秘密或者情报非法发送给境外的机构、组织、个人的。

二、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案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聚众围攻、冲击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扰乱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生产、经营、教学和科研秩序的。

2、非法举行集会、游行、示威,煽动、欺骗、组织其成员或者其他人聚众围攻、冲击、强占、哄闹公共场所及宗教活动场所,扰乱社会秩序的。

3、抗拒有关部门取缔或者已经被有关部门取缔,又恢复或者另行建立邪教组织,或者继续进行邪教活动的。

4、煽动、欺骗、组织其成员或者其他人不履行法定义务,情节严重的。

5、出版、印刷、复制、发行宣扬邪教内容出版物,以及印刷邪教组织标志的。

6、其他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行为的。

7、制作、传播邪教传单、图片、标语,报纸300份以上,书刊100册以上,光盘100张以上,录音、录像带100盒以上的。

8、制作、传播宣扬邪教的DVD、VCD、CD母盘的。

9、利用互联网制作、传播邪教组织信息的。

10、在公共场所悬挂横幅、条幅,或者以书写、喷涂标语等方式宣扬邪教,造成严重影响的。

11、因制作、传播邪教宣传品受过刑事处罚又制作、传播的。

12、其他制作、传播邪教宣传品,情节严重的。

三、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利用迷信至人死亡案(利用迷信至人死亡的由治安管理部门管辖)

涉嫌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利用迷信至人死亡的行为,应予立案。

第6篇:经侦大队管辖刑事案件范围及立案标准

经侦大队管辖刑事案件范围及立案标准

一、走私假币案(刑法第151条第1款) 走私伪造的货币,总面额在二千元以上或者币量二百张(枚)以上的,应予立案。

二、虚报注册资本案(刑法第158条)

申请公司使用虚假证明文件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虚报注册资本,欺骗公司登记主管部门,取得公司登记,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超过法定出资期限,实缴注册资本不足法定注册资本最低限额,有限责任公司虚报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上并占其应缴出资数额百分之六十以上的,股份有限公司虚报数额在三百万元以上并占其应缴出资数额百分之三十以上的;

2、超过法定出资期限,实缴注册资本达到法定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但仍虚报注册资本,有限责任公司虚报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并占其应缴出资数额百分之六十以上的,股份有限公司虚报数额在一千万元以上并占其应缴出资数额百分之三十以上的;

3、造成投资者或者其他债权人直接经济损失累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

4、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两年内因虚报注册资本受过行政处罚二次以上,又虚报注册资本的;

(2)向公司登记主管人员行贿的;

(3)为进行违法活动而注册的。

5、其他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情形。

三、虚假出资、抽逃出资案(刑法第159条)

公司发起人、股东违反公司法的规定未交付货币、实物或者未转移财产权,虚假出资,或者在公司成立后又抽逃其出资,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超过法定出资期限,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虚假出资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上并占其应缴出资数额百分之六十以上的,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股东虚假出资数额在三百万元以上并占其应缴出资数额百分之三十以上的;

2、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抽逃出资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上并占其实缴出资数额百分之六十以上的,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股东抽逃出资数额在三百万元以上并占其实缴出资数额百分之三十以上的;

3、造成公司、股东、债权人的直接经济损失累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

4、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致使公司资不抵债或者无法正常经营的;

(2)公司发起人、股东合谋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的;

(3)两年内因虚假出资、抽逃出资受过行政处罚二次以上,又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的;

(4)利用虚假出资、抽逃出资所得资金进行违法活动的。

5、其他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情形。

四、欺诈发行股票、债券案(刑法第160条)

在招股说明书、认股书、公司、企业债券募集办法中隐瞒重要事实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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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侦大队管辖刑事案件范围及立案标准

者编造重大虚假内容,发行股票或者公司、企业债券,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发行数额在五百万元以上的;

2、伪造、变造国家机关公文、有效证明文件或者相关凭证、单据的;

3、利用募集的资金进行违法活动的;

4、转移或者隐瞒所募集资金的;

5、其他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情形。

五、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案(刑法第161条,刑法修正案六)

依法负有信息披露义务的公司、企业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提供虚假的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财务会计报告,或者对依法应当披露的其他重要信息不按照规定披露,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造成股东、债权人或者其他人直接经济损失数额累计在五十万元以上的;

2、虚增或者虚减资产达到当期披露的资产总额百分之三十以上的;

3、虚增或者虚减利润达到当期披露的利润总额百分之三十以上的;

4、未按照规定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担保、关联交易或者其他重大事项所涉及的数额或者连续十二个月的累计数额占净资产百分之五十以上的;

5、致使公司发行的股票、公司债券或者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被终止上市交易或者多次被暂停上市交易的;

6、致使不符合发行条件的公司、企业骗取发行核准并且上市交易的;

7、在公司财务会计报告中将亏损披露为盈利,或者将盈利披露为亏损的;

8、多次提供虚假的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财务会计报告,或者多次对依法应当披露的其他重要信息不按照规定披露的;

9、其他严重损害股东、债权人或者其他人利益,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情形。

六、妨害清算案(刑法第162条)

公司、企业进行清算时,隐匿财产,对资产负债表或者财产清单作虚伪记载或者在未清偿债务前分配公司、企业财产,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隐匿财产价值在五十万元以上的;

2、对资产负债表或者财产清单作虚伪记载涉及金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

3、在未清偿债务前分配公司、企业财产价值在五十万元以上的;

4、造成债权人或者其他人直接经济损失数额累计在十万元以上的;

5、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应清偿的职工的工资、社会保险费用和法定补偿金得不到及时清偿,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6、其他严重损害债权人或者其他人利益的情形。

七、隐匿、销毁会计资料案(刑法第162条之一) 隐匿或者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隐匿、故意销毁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涉及金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

2、依法应当向司法机关、行政机关、有关主管部门等提供而隐匿、故意销毁或者拒不交出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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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侦大队管辖刑事案件范围及立案标准

3、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八、虚假破产案(刑法第162条,刑法修正案六)

公司、企业通过隐匿财产、承担虚构的债务或者以其他方法转移、处分财产,实施虚假破产,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隐匿财产价值在五十万元以上的;

2、承担虚构的债务涉及金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

3、以其他方法转移、处分财产价值在五十万元以上的;

4、造成债权人或者其他人直接经济损失数额累计在十万元以上的;

5、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应清偿的职工的工资、社会保险费用和法定补偿金得不到及时清偿,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6、其他严重损害债权人或者其他人利益的情形。

九、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刑法第163条,刑法修正案六)

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或者在经济往来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数额在五千元以上的,应予立案。

十、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案(刑法第164条,刑法修正案六)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以财物,个人行贿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单位行贿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

十一、非法经营同类营业案(刑法第165条)

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利用职务便利,自己经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其所任职公司、企业同类的营业,获取非法利益,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

十二、为亲友非法牟利案(刑法第166条)

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亲友非法牟利,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造成国家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

2、使其亲友非法获利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的;

3、造成有关单位破产,停业、停产六个月以上,或者被吊销许可证和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解散的;

4、其他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

十三、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案(刑法第167条)

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因严重不负责任被诈骗,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造成国家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

2、造成有关单位破产,停业、停产六个月以上,或者被吊销许可证和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解散的;

3、其他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

金融机构、从事对外贸易经营活动的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造成一百万美元以上外汇被骗购或者逃汇一千万美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

本条规定的“诈骗”,是指对方当事人的行为已经涉嫌诈骗犯罪,不以对方当事人已经被人民法院判决构成诈骗犯罪作为立案追诉的前提。

四、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失职案(刑法第168条,刑法修正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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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侦大队管辖刑事案件范围及立案标准

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造成国家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

2、造成有关单位破产,停业、停产一年以上,或者被吊销许可证和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解散的;

3、其他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

十五、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案(刑法第168条,刑法修正案一)

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造成国家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上的;

2、造成有关单位破产,停业、停产六个月以上,或者被吊销许可证和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解散的;

3、其他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

十六、徇私舞弊低价折股、出售国有资产案(刑法第169条)

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上级主管部门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徇私舞弊,将国有资产低价折股或者低价出售,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造成国家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上的;

2、造成有关单位破产,停业、停产六个月以上,或者被吊销许可证和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解散的;

3、其他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

十七、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案(刑法第169条,刑法修正案六)

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背对公司的忠实义务,利用职务便利,操纵上市公司从事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以及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指使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施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无偿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提供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致使上市公司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一百五十万元以上的;

2、以明显不公平的条件,提供或者接受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致使上市公司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一百五十万元以上的;

3、向明显不具有清偿能力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致使上市公司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一百五十万元以上的;

4、为明显不具有清偿能力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担保,或者无正当理由为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提供担保,致使上市公司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一百五十万元以上的;

5、无正当理由放弃债权、承担债务,致使上市公司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一百五十万元以上的;

6、致使公司发行的股票、公司债券或者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被终止上市交易或者多次被暂停上市交易的;

7、其他致使上市公司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

八、伪造货币案(刑法第170条)

伪造货币,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伪造货币,总面额在二千元以上或者币量在二百张(枚)以上的;

2、制造货币版样或者为他人伪造货币提供版样的;

3、其他伪造货币应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

本规定中的“货币”是指流通的以下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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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侦大队管辖刑事案件范围及立案标准

1、人民币(含普通纪念币、贵金属纪念币)、港元、澳门元、新台币;

2、其他国家及地区的法定货币。

贵金属纪念币的面额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金币总公司的初始发售价格为准。

十九、出售、购买、运输假币案(刑法第171条第1款)

出售、购买伪造的货币或者明知是伪造的货币而运输,总面额在四千元以上或者币量在四百张(枚)以上的,应予立案。

在出售假币时被抓获的,除现场查获的假币应认定为出售假币的数额外,现场之外在行为人住所或者其他藏匿地查获的假币,也应认定为出售假币的数额。

十、金融工作人员购买假币、以假币换取货币案(刑法第171条第2款) 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购买伪造的货币或者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伪造的货币换取货币,总面额在二千元以上或者币量在二百张(枚)以上的,应予立案。

二十

一、持有、使用假币案(刑法第172条)

明知是伪造的货币而持有、使用,总面额在四千元以上或者币量在四百张(枚)以上的,应予立案。

二十二、变造货币案(刑法第173条)

变造货币,总面额在二千元以上或者币量在二百张(枚)以上的,应予立案。

二十三、擅自设立金融机构案(刑法第174条第1款)

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擅自设立金融机构,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擅自设立商业银行、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公司、保险公司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

2、擅自设立商业银行、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公司、保险公司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筹备组织的。

二十四、伪造、变造、转让金融机构经营许可证、批准文件案(刑法第174条第2款) 伪造、变造、转让商业银行、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公司、保险公司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的,应予立案。

二十五、高利转贷案(刑法第175条)

以转贷牟利为目的,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他人,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高利转贷,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

2、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两年内因高利转贷受过行政处罚二次以上,又高利转贷的。

二十六、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案(刑法第175条,修正案六)

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的;

2、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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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侦大队管辖刑事案件范围及立案标准

3、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多次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的;

4、其他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情形。

二十

七、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刑法第176条)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的;

2、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三十户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一百五十户以上的;

3、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

4、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5、其他扰乱金融秩序情节严重的情形。

二十八、伪造、变造金融票证案(刑法第177条)

伪造、变造金融票证,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伪造、变造汇票、本票、支票,或者伪造、变造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等其他银行结算凭证,或者伪造、变造信用证或者附随的单据、文件,总面额在一万元以上或者数量在十张以上的;

2、伪造信用卡一张以上,或者伪造空白信用卡十张以上的。

二十

九、妨害信用卡管理案(刑法第177条,刑法修正案五)

妨害信用卡管理,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明知是伪造的信用卡而持有、运输的;

2、明知是伪造的空白信用卡而持有、运输,数量累计在十张以上的;

3、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数量累计在五张以上的;

4、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的;

5、出售、购买、为他人提供伪造的信用卡或者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的。

违背他人意愿,使用其居民身份证、军官证、士兵证、港澳居民往来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护照等身份证明申领信用卡的,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身份证明申领信用卡的,应当认定为“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

十、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案(刑法第177条,修正案五)

窃取、收买或者非法提供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足以伪造可进行交易的信用卡,或者足以使他人以信用卡持卡人名义进行交易,涉及信用卡一张以上的,应予立案。

三十

一、伪造、变造国家有价证券案(刑法第178条第1款)

伪造、变造国库券或者国家发行的其他有价证券,总面额在二千元以上的,应予立案。

三十

二、伪造、变造股票、公司、企业债券案(刑法第178条第2款)

伪造、变造股票或者公司、企业债券,总面额在五千元以上的,应予立案。

三十

三、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案(刑法第179条)

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发行股票或者公司、企业债券,涉嫌

第 6 页 共 6 页

经侦大队管辖刑事案件范围及立案标准

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发行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

2、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擅自发行致使三十人以上的投资者购买了股票或者公司、企业债券的;

3、不能及时清偿或者清退的;

4、其他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情形。

三十

四、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案(刑法第180条,刑法修正案一)

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单位或者非法获取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单位,在涉及证券的发行,证券、期货交易或者其他对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尚未公开前,买入或者卖出该证券,或者从事与该内幕信息有关的期货交易,或者泄露该信息,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上述交易活动,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证券交易成交额累计在五十万元以上的;

2、期货交易占用保证金数额累计在三十万元以上的;

3、获利或者避免损失数额累计在十五万元以上的;

4、多次进行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的;

5、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三十

五、编造并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案(刑法第181条第1款,刑法修正案一)

编造并且传播影响证券、期货交易的虚假信息,扰乱证券、期货交易市场,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获利或者避免损失数额累计在五万元以上的;

2、造成投资者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

3、致使交易价格和交易量异常波动的;

4、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多次编造并且传播影响证券、期货交易的虚假信息的;

5、其他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

三十

六、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期货合约案(刑法第181条第2款)

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公司的从业人员,证券业协会、期货业协会或者证券期货监督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故意提供虚假信息或者伪造、变造、销毁交易记录,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期货合约,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获利或者避免损失数额累计在五万元以上的;

2、造成投资者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

3、致使交易价格和交易量异常波动的;

4、其他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

三十

七、操纵证券、期货市场案(刑法第182条,刑法修正案六)

操纵证券、期货市场,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单独或者合谋,持有或者实际控制证券的流通股份数达到该证券的实际流通股份总量百分之三十以上,且在该证券连续二十个交易日内联合或者连续买卖股份数累计达到该证券同期总成交量百分之三十以上的;

2、单独或者合谋,持有或者实际控制期货合约的数量超过期货交易所业务规则限定的持仓量百分之五十以上,且在该期货合约连续二十个交易日内联合或者连续买卖期货合约数累计达到该期货合约同期总成交量百分之三十以上的;

3、与他人串通,以事先约定的时间、价格和方式相互进行证券或者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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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侦大队管辖刑事案件范围及立案标准

合约交易,且在该证券或者期货合约连续二十个交易日内成交量累计达到该证券或者期货合约同期总成交量百分之二十以上的;

4、在自己实际控制的账户之间进行证券交易,或者以自己为交易对象,自买自卖期货合约,且在该证券或者期货合约连续二十个交易日内成交量累计达到该证券或者期货合约同期总成交量百分之二十以上的;

5、单独或者合谋,当日连续申报买入或者卖出同一证券、期货合约并在成交前撤回申报,撤回申报量占当日该种证券总申报量或者该种期货合约总申报量百分之五十以上的;

6、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或者其他关联人单独或者合谋,利用信息优势,操纵该公司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的;

7、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专业中介机构或者从业人员,违背有关从业禁止的规定,买卖或者持有相关证券,通过对证券或者其发行人、上市公司公开作出评价、预测或者投资建议,在该证券的交易中谋取利益,情节严重的;

8、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三十

八、违法发放贷款案(刑法第186条第l款,刑法修正案六)

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发放贷款,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违法发放贷款,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的;

2、违法发放贷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的。

三十

九、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案(刑法第187条,刑法修正案六)

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的;

2、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的。

十、违规出具金融票证案(刑法第188条,刑法修正案六)

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违反规定,为他人出具信用证或者其他保函、票据、存单、资信证明,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违反规定为他人出具信用证或者其他保函、票据、存单、资信证明,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的;

2、违反规定为他人出具信用证或者其他保函、票据、存单、资信证明,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的;

3、多次违规出具信用证或者其他保函、票据、存单、资信证明的;

4、接受贿赂违规出具信用证或者其他保函、票据、存单、资信证明的;

5、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四十

一、对违法票据承兑、付款、保证案(刑法第189条)

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票据业务中,对违反票据法规定的票据予以承兑、付款或者保证,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

四十

二、逃汇案(刑法第190条)

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违反国家规定,擅自将外汇存放境外,或者将境内的外汇非法转移到境外,单笔在二百万美元以上或者累计数额在五百万美元以上的,应予立案。

四十

三、骗购外汇案(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第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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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侦大队管辖刑事案件范围及立案标准

骗购外汇,数额在五十万美元以上的,应予立案。

四十

四、洗钱案(刑法第191条)

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为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提供资金账户的;

2、协助将财产转换为现金、金融票据、有价证券的;

3、通过转账或者其他结算方式协助资金转移的;

4、协助将资金汇往境外的;

5、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

四十

五、集资诈骗案(刑法第192条)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个人集资诈骗,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

2、单位集资诈骗,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

四十

六、贷款诈骗案(刑法第193条)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在二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

四十

七、票据诈骗案(刑法第194条第1款)

进行金融票据诈骗活动,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个人进行金融票据诈骗,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

2、单位进行金融票据诈骗,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

四十

八、金融凭证诈骗案(刑法第194条第2款)

使用伪造、变造的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等其他银行结算凭证进行诈骗活动,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个人进行金融凭证诈骗,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

2、单位进行金融凭证诈骗,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

四十

九、信用证诈骗案(刑法第195条)

进行信用证诈骗活动,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使用伪造、变造的信用证或者附随的单据、文件的;

2、使用作废的信用证的;

3、骗取信用证的;

4、以其他方法进行信用证诈骗活动的。

十、信用卡诈骗案(刑法第196条)

进行信用卡诈骗活动,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使用伪造的信用卡,或者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或者使用作废的信用卡,或者冒用他人信用卡,进行诈骗活动,数额在五千元以上的;

2、恶意透支,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

本条规定的“恶意透支”,是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三个月仍不归还的。

恶意透支,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的,在公安机关立案前已偿还全部透支款息,情节显著轻微的,可以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

五十

一、有价证券诈骗案(刑法第197条)

使用伪造、变造的国库券或者国家发行的其他有价证券进行诈骗活动,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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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侦大队管辖刑事案件范围及立案标准

五十

二、保险诈骗案(刑法第198条)

进行保险诈骗活动,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个人进行保险诈骗,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

2、单位进行保险诈骗,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

五十

三、偷税案(刑法第201条)

逃避缴纳税款,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纳税人采取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或者不申报,逃避缴纳税款,数额在五万元以上并且占各税种应纳税总额百分之十以上,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不补缴应纳税款、不缴纳滞纳金或者不接受行政处罚的;

2、纳税人五年内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罚,又逃避缴纳税款,数额在五万元以上并且占各税种应纳税总额百分之十以上的;

3、扣缴义务人采取欺骗、隐瞒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已扣、已收税款,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

纳税人在公安机关立案后再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或者接受行政处罚的,不影响刑事责任的追究。

五十

四、抗税案(刑法第202条)

以暴力、威胁方法拒不缴纳税款,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造成税务工作人员轻微伤以上的;

2、以给税务工作人员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财产等造成损害为威胁,抗拒缴纳税款的;

3、聚众抗拒缴纳税款的;

4、以其他暴力、威胁方法拒不缴纳税款的

五十

五、逃避追缴欠税案(刑法第203条)

纳税人欠缴应纳税款,采取转移或者隐匿财产的手段,致使税务机关无法追缴欠缴的税款,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

五十

六、骗取出口退税案(刑法第204条第1款)

以假报出口或者其他欺骗手段,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

五十

七、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案(刑法第205条)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虚开的税款数额在一万元以上或者致使国家税款被骗数额在五千元以上的,应予立案。

五十

八、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案(刑法第206条)

伪造或者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二十五份以上或者票面额累计在十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

五十

九、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案(刑法第207条)

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二十五份以上或者票面额累计在十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

十、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案(刑法第208条第1款)

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二十五份以上或者票面额累计在十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

六十

一、非法制造、出售非法制造的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

第 10 页 共 10 页

经侦大队管辖刑事案件范围及立案标准

案(刑法第209条第1款)

伪造、擅自制造或者出售伪造、擅自制造的可以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非增值税专用发票五十份以上或者票面额累计在二十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

六十

二、非法制造、出售非法制造的发票案(刑法第209条第2款)

伪造、擅自制造或者出售伪造、擅自制造的不具有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功能的普通发票一百份以上或者票面额累计在四十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

六十

三、非法出售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案(刑法第209条第3款) 非法出售可以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非增值税专用发票五十份以上或者票面额累计在二十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

六十

四、非法出售发票案(刑法第209条第4款)

非法出售普通发票一百份以上或者票面额累计在四十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

六十

五、假冒注册商标案(刑法第213条)

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非法经营数额在五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

2、假冒两种以上注册商标,非法经营数额在三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二万元以上的;

3、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六十

六、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刑法第214条)

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销售金额在五万元以上的;

2、尚未销售,货值金额在十五万元以上的;

3、销售金额不满五万元,但已销售金额与尚未销售的货值金额合计在十五万元以上的。

六十

七、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案(刑法第215条)

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伪造、擅自制造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数量在二万件以上,或者非法经营数额在五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

2、伪造、擅自制造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两种以上注册商标标识数量在一万件以上,或者非法经营数额在三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二万元以上的;

3、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六十

八、假冒专利案(刑法第216条)

假冒他人专利,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非法经营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

2、给专利权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在五十万元以上的;

3、假冒两项以上他人专利,非法经营数额在十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

4、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六十

九、侵犯商业秘密案(刑法第219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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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侦大队管辖刑事案件范围及立案标准

侵犯商业秘密,给商业秘密权利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

十、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案(刑法第221条)

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给他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

2、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利用互联网或者其他媒体公开损害他人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

(2)造成公司、企业等单位停业、停产六个月以上,或者破产的。

(3)其他给他人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情形。

七十

一、虚假广告案(刑法第222条)

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违反国家规定,利用广告对商品或者服务作虚假宣传,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

2、给单个消费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或者给多个消费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累计在二十万元以上的;

3、假借预防、控制突发事件的名义,利用广告作虚假宣传,致使多人上当受骗,违法所得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

4、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两年内因利用广告作虚假宣传,受过行政处罚二次以上,又利用广告作虚假宣传的;

5、造成人身伤残的;

6、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七十

二、串通投标案(刑法第223条)

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报价,或者投标人与招标人串通投标,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损害招标人、投标人或者国家、集体、公民的合法利益,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

2、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

3、中标项目金额在二百万元以上的;

4、采取威胁、欺骗或者贿赂等非法手段的;

5、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两年内因串通投标,受过行政处罚二次以上,又串通投标的;

6、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七十

三、合同诈骗案(刑法第224条)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在二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

七十

四、非法经营案(刑法第225条)

违反国家规定,进行非法经营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违反国家有关盐业管理规定,非法生产、储运、销售食盐,扰乱市场秩序,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非法经营食盐数量在二十吨以上的;

(2)曾因非法经营食盐行为受过二次以上行政处罚又非法经营食盐,数量在十吨以上的。

2、违反国家烟草专卖管理法律法规,未经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许可,无烟草专卖生产企业许可证、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许可证、特种烟草专卖经营

第 12 页 共 12 页

经侦大队管辖刑事案件范围及立案标准

企业许可证、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等许可证明,非法经营烟草专卖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非法经营数额在五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二万元以上的;

(2)非法经营卷烟二十万支以上的;

(3)曾因非法经营烟草专卖品三年内受过二次以上行政处罚,又非法经营烟草专卖品且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

3、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保险业务,或者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非法经营证券、期货、保险业务,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上的;

(2)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数额在二百万元以上的;

(3)违反国家规定,使用销售点终端机具(POS机)等方法,以虚构交易、虚开价格、现金退货等方式向信用卡持卡人直接支付现金,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的,或者造成金融机构资金二十万元以上逾期未还的,或者造成金融机构经济损失十万元以上的;

(4)违法所得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

4、非法经营外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在外汇指定银行和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及其分中心以外买卖外汇,数额在二十万美元以上的,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

(2)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违反有关外贸代理业务的规定,采用非法手段,或者明知是伪造、变造的凭证、商业单据,为他人向外汇指定银行骗购外汇,数额在五百万美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

(3)居间介绍骗购外汇,数额在一百万美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

5、出版、印刷、复制、发行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出版物,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个人非法经营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经营数额在十五万元以上的;

(2)个人违法所得数额在二万元以上的,单位违法所得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

(3)个人非法经营报纸五千份或者期刊五千本或者图书二千册或者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五百张(盒)以上的,单位非法经营报纸一万五千份或者期刊一万五千本或者图书五千册或者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一千五百张(盒)以上的;

(4)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①两年内因出版、印刷、复制、发行非法出版物受过行政处罚二次以上的,又出版、印刷、复制、发行非法出版物的;

②因出版、印刷、复制、发行非法出版物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6、非法从事出版物的出版、印刷、复制、发行业务,严重扰乱市场秩序,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个人非法经营数额在十五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经营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

(2)个人违法所得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单位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五万元以上的;

(3)个人非法经营报纸一万五千份或者期刊一万五千本或者图书五千册或者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一千五百张(盒)以上的,单位非法经营报纸五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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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侦大队管辖刑事案件范围及立案标准

份或者期刊五万本或者图书一万五千册或者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五千张(盒)以上的;

(4)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两年内因非法从事出版物的出版、印刷、复制、发行业务受过行政处罚二次以上的,又非法从事出版物的出版、印刷、复制、发行业务的。

7、采取租用国际专线、私设转接设备或者其他方法,擅自经营国际电信业务或者涉港澳台电信业务进行营利活动,扰乱电信市场管理秩序,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经营去话业务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的;

(2)经营来话业务造成电信资费损失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的;

(3)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①两年内因非法经营国际电信业务或者涉港澳台电信业务行为受过行政处罚二次以上,又非法经营国际电信业务或者涉港澳台电信业务的;

②因非法经营国际电信业务或者涉港澳台电信业务行为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

8、从事其他非法经营活动,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个人非法经营数额在五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

(2)单位非法经营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

(3)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两年内因同种非法经营行为受过二次以上行政处罚,又进行同种非法经营行为的;

(4)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七十

五、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案(刑法第228条)

以牟利为目的,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非法转让、倒卖基本农田五亩以上的;

2、非法转让、倒卖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十亩以上的;

3、非法转让、倒卖其他土地二十亩以上的;

4、违法所得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

5、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因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受过行政处罚,又非法转让、倒卖土地的;

6、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七十

六、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案(刑法第229条第1款、第2款)

承担资产评估、验资、验证、会计、审计、法律服务等职责的中介组织的人员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给国家、公众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

2、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

3、虚假证明文件虚构数额在一百万元且占实际数额百分之三十以上的;

4、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在提供虚假证明文件过程中索取或者非法接受他人财物的;

(2)两年内因提供虚假证明文件,受过行政处罚二次以上,又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的。

5、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七十

七、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案(刑法第229条第3款)

第 14 页 共 14 页

经侦大队管辖刑事案件范围及立案标准

承担资产评估、验资、验证、会计、审计、法律服务等职责的中介组织的人员严重不负责任,出具的证明文件有重大失实,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给国家、公众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的;

2、其他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

七十

八、逃避商检案(刑法第230条)

违反进出口商品检验法的规定,逃避商品检验,将必须经商检机构检验的进口商品未报经检验而擅自销售、使用,或者将必须经商检机构检验的出口商品未报经检验合格而擅自出口,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给国家、单位或者个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

2、逃避商检的进出口货物货值金额在三百万元以上的;

3、导致病疫流行、灾害事故的;

4、多次逃避商检的;

5、引起国际经济贸易纠纷,严重影响国家对外贸易关系,或者严重损害国家声誉的;

6、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七十

九、职务侵占案(刑法第271条第1款)

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在五千元以上的,应予立案。

十、挪用资金案(刑法第272条第1款)

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在一万元以上,超过三个月未还的;

2、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在一万元以上,进行营利活动的;

3、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在五千元以上,进行非法活动的。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本条规定的“归个人使用”:

1、将本单位资金供本人、亲友或者其他自然人使用的;

2、以个人名义将本单位资金供其他单位使用的;

3、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本单位资金供其他单位使用,谋取个人利益的。

八十

一、挪用特定款物案(刑法第273条)

挪用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挪用特定款物数额在五千元以上的;

2、造成国家和人民群众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

3、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多次挪用特定款物的,或者造成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严重困难的;

4、严重损害国家声誉,或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5、其他致使国家和人民群众利益遭受重大损害的情形。

八十

二、资助恐怖活动案(刑法第120条,刑法修正案三)

涉嫌为恐怖活动组织或者实施恐怖活动的个人筹集、提供经费、物资或者提供场所以及其他物质便利行为的,应予。

八十

三、背信运用受托财产案(刑法第185条,刑法修正案六第12条)

商业银行、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公司、保险公司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违背受托义务,擅自运用客户资金或者其他委托、信托的财产,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第 15 页 共 15 页

经侦大队管辖刑事案件范围及立案标准

1、擅自运用客户资金或者其他委托、信托的财产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上的;

2、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多次擅自运用客户资金或者其他委托、信托的财产,或者擅自运用多个客户资金或者其他委托、信托的财产的;

3、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八十四 、违法运用资金案(刑法第169条,刑法修正案六)

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机构、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等公众资金管理机构,以及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违反国家规定运用资金,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违反国家规定运用资金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上的;

2、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多次违反国家规定运用资金的;

3、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八十

五、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刑法第180条,刑法修正案七)

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以及有关监管部门或者行业协会的工作人员,利用因职务便利获取的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的信息,违反规定,从事与该信息相关的证券、期货交易活动,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相关交易活动,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证券交易成交额累计在五十万元以上的;

2、期货交易占用保证金数额累计在三十万元以上的;

3、获利或者避免损失数额累计在十五万元以上的;

4、多次利用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信息进行交易活动的;

5、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八十

六、组织领导传销罪(刑法第224条,刑法修正案七)

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涉嫌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人员在三十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的,对组织者、领导者,应予立案。

本条所指的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是指在传销活动中起组织、领导作用的发起人、决策人、操纵人,以及在传销活动中担负策划、指挥、布置、协调等重要职责,或者在传销活动实施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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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刑事案件申请再审立案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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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案件申请再审立案技巧

刑事案件申请再审立案技巧

文/张光明整理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我国的诉讼程序是两审终审制,对于有些重大的刑事案件,或者被告人基于某种目的,而在一审二审期间隐瞒了重要事实的案件,被告申请再审的可能性就变得非常大。而作为刑事律师而言再审程序中如何更好的保护当事人的利益,履行法律赋予的独立辩护人的职责,本人在综合日常办案的经验后,特对再审期间刑事律师的主要辩护点作如下剖析,也就再审期间刑事律师的一些办案技巧加以说明,以达共勉之意。

一、关于刑事案件再审立案的问题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的申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判:(一)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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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依法应当予以排除,或者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的;(三)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四)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五)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的时候,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提起再审只要符合上述情形之一的,按照刑诉法的规定,就可以启动再审程序,这也是对于再审的一般性规定,但作为法律专业人士的律师,要在把握上述规定,灵活运用的基础上还要掌握一些办案技巧,以达到尽快启动再审程序的目的。

1、收集证据

按照我国刑事诉讼的规定,证据要在开庭质证后才可以作为案件证据使用,再审律师可以合理的运用此规定,以达到尽快立案的目的。再审律师接受代理后,运用自己的专业经验收集两级法院审理过程中忽略的证据材料,比如:证明与两级法院认定不一致的案发时间、地点、目击证人、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等证据,或者对于两级法院审理时的鉴定报告、伤情鉴定、尸检报告等技术性报告有合理的证据加以否定,尤其对于那些对案件事实有重大影响的证据要更加留意,只要有证据可以证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有误,则可以比较轻松的启动再审程序,以更好的维护当事人的利益。这个方法也是最好的启动再审的方法,一般可以达到百试不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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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一点要向各位律师提示的是,尽量不要把证据落在证人证言上,因为证人证言的多变性以及可能涉嫌的伪证的问题会给再审律师带来很大的执业隐患,因此尽量不要把再审的希望押在言辞证据上,否则可能会出现使案件进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另外,必须说明一点,再审的启动并不是简单的明事辩理的问题,它是一种对国家司法权威的挑战,在一个人治的国度里,批评与自我批评,否定自我还没有成为大多数人的基本素质,对于再审程序的不满必然会带到司法工作中,因此本人提醒各位同行在办理再审刑事案件时一定要把握好法律的严格规定,不要有任何“触雷”的行为出现,也不要存在侥幸的心理,为了达到胜诉的目的而越过法律规定的红线。因此再审律师在办理再审案件时,取证一定要两位律师介入,在录取证言时不要怕麻烦尽量把程序做好,以免司法机关“秋后算账”,比如:在录取证言时尽量携带录音设备,以说明没有诱供、赂供、逼供等情形出现;在对原审公诉机关已经作为证人录取过口供的证人进行取证时,一定要先向检察机关或审判机关申请调查取证的批准,得到批准后再向证人取证,否则千万不要与证人接触。

2、查找原审漏洞、矛盾

如果找不到可以必然提起再审的证据,那么不妨试一试找寻原审案件证据之间的矛盾以及适用法律的错误。虽然这种再审启动的理由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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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的效力大,但对于一些原审过程中审判机关明显不负责任的判决还是会给再审律师很大机会的。

再审律师可以比较原审公诉机关提交的证据对事实叙述的矛盾,比如有的证人说看不清,或证人属于间接证人,证据是传来证据,几次证言之间有矛盾。这时再审律师的工作量一般都比较重,要对每份证言都进行比较,最好列一张表,把几位证人的证言、书证、物证等对于案发时间、地点、数额、过程等情况的描述作对比,发现其中的漏洞,以作到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最终动摇原审法院判决的基础。

查询相关的法律规定,对于法律规定的时效、矛盾之处有全方位的了解,在审查一下原审判决适用的法律是否适当。

3、了解审判人员有无违法行为

在审理过程中,对审判人员有无违法的情形作一了解,如有此情形可以申请再审,或者了解原审审理过程中有没有违反程序的情形,以便为启动再审做准备。

二、关于再审审理的问题

再审案件的审理也与一般的一审二审案件不同,它一般不会像一审二审那样细,主要以询问时的方式来审理,审理再审法官认为有疑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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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那么再审律师在审理过程中要注意哪些问题呢?有哪些实践技巧来打赢官司呢?

由于一般再审主要以开庭或者谈话方式来审理,因此再审律师在审理开庭或谈话前,应该做好准备,做到有的放矢。首先应该把再审的理由叙述清楚,要思路明确,不要胡子眉毛一把抓,这样就会使再审法官不知道你要说明什么,要有针对性,攻击点明确,不要把原审认定的事实,而自己又没有异议的部分花大气力叙述,这些内容可以一笔带过或干脆就不讲,把要说的部分突出的表现出来。

再次,要重视程序问题,因为很多的再审重审或翻案都是由于原审程序出了问题,一定要把工作做细,才能发现问题,以便成功的打好再审。

上面是本人的一点理论性的经验叙述,下面就再审中经常要留意的问题作一下说明以便引起再审律师注意:

1、发现原审程序的错误是启动再审的非常好的理由。

2、再审一定要重证据,只有证据非常充足才有可能翻案。

3、要经得起孤独,要抵制住诱惑,要扛得住恐吓,有一颗正义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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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要注意保护自己,以免司法机关秋后算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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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商业汇票进行结算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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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理赔程序有哪些_人寿保险应该如何理赔 http://s.yingle.com/jr/8740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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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方没工作男方可报生育险么_男方申报生育险程序如何 http://s.yingle.com/jr/8740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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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给新车上汽车保险_哪些情形汽车保险不赔 http://s.yingle.com/jr/8740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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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险有哪些待遇_生育险哪些项目不赔偿 http://s.yingle.com/jr/874036.html

保险合同的种类有哪些_保险合同条款有哪些 http://s.yingle.com/jr/8740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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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交换公司债券和定增指的是什么 http://s.yingle.com/jr/8740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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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合同包括哪些内容_签订保险合同要注意什么 http://s.yingle.com/jr/8740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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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取不到发票能否提起违约之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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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认股权证公司债券可分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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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的保险推销员 http://s.yingle.com/jr/874019.html 票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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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经核准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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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伪造的发票罪司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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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财产险出险怎么办_企业财产保险的保险期限 http://s.yingle.com/jr/873975.html

保险合同是指什么_人身保险合同与财产保险合同的区别 http://s.yingle.com/jr/873974.html

什么是延期公司债券 http://s.yingle.com/jr/873973.html 保险索赔需要哪些材料_保险理赔时效是如何规定的 http://s.yingle.com/jr/873972.html

家财险能获取超额赔偿吗_重复投保家财险怎么赔 http://s.yingle.com/jr/87397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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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合同的复效是指什么_保险合同复效的条件有哪些 http://s.yingle.com/jr/873968.html

房地产企业以前开发的项目未及时收取发票的怎么处理 http://s.yingle.com/jr/873967.html

家财险的免除责任有哪些_家财保险出险后怎办 http://s.yingle.com/jr/873966.html

重大疾病险赔付哪些疾病_投保重大疾病保险要注意什么 http://s.yingle.com/jr/873965.html

公司债券持有人风险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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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责任险如何理赔_产品责任险被保险人义务 http://s.yingle.com/jr/873963.html

保险合同的当事人有哪些_保险合同的成立要件有哪些 http://s.yingle.com/jr/873962.html

企业滞留发票的种类和处理办法有哪些 http://s.yingle.com/jr/873961.html

产品责任保险的保险责任_产品质量责任险的除外责任 http://s.yingle.com/jr/873960.html

签订保险合同时要注意什么_保险合同无效的原因有哪些 http://s.yingle.com/jr/873959.html

健康保险的内容包括哪些_健康保险的给付方式 http://s.yingle.com/jr/8739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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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刑事案件批准逮捕的标准

逮捕是刑事诉讼强制措施中最严厉的一种,为了防止逮捕的过量适用,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规定了逮捕必须同时具备什么条件?

一、什么情况下会被逮捕

逮捕是刑事诉讼强制措施中最严厉的一种,为了防止逮捕的过量适用,刑事诉讼法第79条规定了逮捕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第一: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即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已有查证属实的。 第二:可能判处徒刑以上的刑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第三: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有逮捕必要指:

1、可能继续实施犯罪行为,危害社会的;

2、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

3、可能自杀或者逃跑的;

4、可能实施打击报复行为的;

5、可能有碍其他案件侦查的;

6、其他可能发生社会危险性的情形。

二、逮捕案件的刑事证明标准

审查批捕部门的干警在审查批捕案件中,要具有起诉意识,把审查的重点放在对证据的审查、分析、运用上。对是否符合逮捕条件用证据进行论证、分析,切实查清是否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是否有证据证明该犯罪事实是犯罪嫌疑人所为,注意把握好证据的证明力。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和“两个基本”的原则,刑事证明标准应坚持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每个证据都要查证属实,并且符合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的要求。这是整个案件符合基本证据确凿的基础和前提。

二是证据之间能够互相印证,证据之间的矛盾能够合理排除。 三是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情节都有相应的证据证明。

四是只有被告人口供(包括共犯口供一致的)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的,不能批捕。

五是全案证据必须形成体系,能够完整地证实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和情节,实现整个案件“基本事实清楚”。

六是犯罪嫌疑人不供或翻供,只要其他基本证据确凿的,应依证据批捕。 作者:盈科律师事务所周垂坤律师

第9篇:刑事错案论文:论刑事案件证明标准的适用

【中文摘要】刑事案件证明标准是刑事诉讼中定罪量刑活动的核心,其能否正确得到适用攸关刑事案件审判的质量。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冤假错案,其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刑事诉讼中司法人员对于我国刑事案件证明标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理解和认识出现了偏差。由于该规定过于抽象、缺乏可操作性,司法实践并未形成统一的适用标准,致使司法审判中出现诸多的问题。如本案中仅有被告人的口供,在缺乏证明被告人有罪实物证据的情况下,就被法院认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而据以有罪的处罚。这种严重曲解刑事证明标准而作出的不公正裁判,值得我们反思我国刑事案件证明标准适用的现状。本文以案例分析的形式来分析论证我国刑事案件证明标准的适用。即探究冤假错案的发生与刑事案件证明标准的适用不当有着天然的联系的。首先,通过分析介绍“赵作海案”的案情,来引出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存在的问题。此部分主要论证了刑事案件定罪证明标准存在的问题,即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刑事案件定罪的证明标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刑事证明标准,是从相关法律规定中总结出来的。而且司法实践中对于该证明标准的理解和适用也是莫衷一是。对于刑事证据是否达到确实充分,据以认定案件事实清楚的证据取得是否符合法定的程序,由此给法官形成的内心确信程度等问题的考量,司法人员也是因人而异。此外,分析论证了我国“留有余地判死缓”刑事政策在赵作海案中被司法人员严重误

解。其次,根据刑事案件证明标准的适用引申出了死刑案件与非死刑案件证明标准的辨析,依次论述了我国死刑案件与非死刑案件在证明标准中的的现状与不足,并在此基础上论证了两者的联系与区别。此外,分析了我国刑事案件定罪与量刑证明标准一体化存在的不足以及两者分离的必要性。最后,分析了非法证据排除在我国刑事案件证明标准中存在的意义。

【英文摘要】Standard of proof in criminal cases is the conviction and sentencing of criminal activities in the core of its ability to get the correct application of the quality of the criminal trial and death.In recent years, a series of enemy miscarriage occurred, the main reason is that the

judiciary in criminal proceedings, the standard of proof for criminal cases in China, “facts of the case clear, the evidence is reliable and 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and knowledge has gone wrong.As the provisions are too abstract, the lack of maneuverability, the formation of a unified judicial practice does not apply to standard, resulting in the emergence of a number of justice issues.As in the present, only the defendant’s confession, in the absence of physical evidence to prove guilt of the accused’s case, the court held that the “facts of the case clear, the evidence is reliable and sufficient,”

according to the guilty punished.This serious distortion of the

criminal standard of proof made unjust judge, we should reflect on our standard of proof applicable in criminal cases the status quo.In this paper, the form of case studies to analyze the argument of China’s standard of proof applicable in criminal cases. That explore the enemy and the occurrence of erroneous standard of proof applicable in criminal cases there is a natural link improper.First, by analyzing the introduction, “Zhao Zuohai case,” the facts of the case to lead to China’s criminal standard of proof problems.This part of the main argument of the standard of proof in criminal cases, the problems conviction that our law does not clearly defined standard of proof in criminal cases, convictions, “facts of the case clear, the evidence is reliable and sufficient,” the criminal standard of proof is summarized from the relevant legal provisions out.And judicial practice, the standard of proof for the interpretation and application is no

agreement.Whether for criminal evidence is ample, according to the facts of the case made clear evidence of compliance with statutory procedures, which form the heart sure to judge the extent of the problem considered, the judiciary also vary.In addition, the analysis and appraisal of China’s “leave room for the sentence reprieve” Zhao Zuohai criminal policy in the

case of judicial officers was a serious

misunderstanding.Secondly, according to the applicable

standard of proof in criminal cases come out of death penalty cases and non-capital cases the standard of proof of Analysis, followed by discussion of China’s death penalty cases and non-capital cases in the standard of proof and lack of status, and argues on this basi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In addition, analysis of China’s conviction and sentencing in criminal cases the standard of proof and lack of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separate existence of the need.Finally, the

analysis of the illegal evidence exclusion in our standard of proof in criminal cases, the meaning of existence.【关键词】刑事错案 刑事证明标准 非法证据排除

【英文关键词】Criminal InjusticeCriminal Proof StandardIllegal Evidence Exclusion 【备注】在线加我索购全文 :1-3-9-9.38-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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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论刑事案件证明标准的适用

4-

59-10Abstract5-6序言8-9中文摘要

一、案情介绍

(一)

二、该案证明标准适用中存在的问题10-1

4该案在定罪问题上没有达到法定证明标准10-121. 评析我国

刑事案件定罪的证明标准10

10-1

111-122. 对赵作海案的证据评价3. 赵作海案中影响证明标准适用的因素分析

(二) 该案“留有余地判处死刑”降低了死刑适用的

三、对证明标准适用的进一步思考证明标准12-14

14-20

14-17

(一) 死刑与非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辨析1. 分离说14-152. 统一说15-17

(二) 定罪与量刑证明标准的分离17-18

体化的不足17

17-18

18-20

23-24 1. 定罪与量刑证明标准一2. 定罪与量刑证明标准分离的必要性

(三) 非法证据排除在证明标准适用中的意义结语20-21参考文献21-23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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