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品犯罪案件的特点

毒品犯罪案件的特点（共6篇）

毒品犯罪案件的特点 篇1

点击上面蓝色字体“刑事实务”可以关注本栏目，关注后可以每天自动收到专业信息

毒品犯罪案件公诉证据标准参考根据毒品犯罪案件证据的共性和特性，公诉证据标准可分为一般证据标准和特殊证据标准。一般证据标准，是指毒品犯罪通常具有的证据种类和形式；特殊证据标准，是指对某些毒品犯罪除一般证据种类和形式外，还应具有的特殊证据形式。

一、一般证据标准 一般证据标准，包括证明毒品犯罪的客体、客观方面、主体和主观方面的证据种类和形式。毒品犯罪侵犯的客体主要是国家对毒品的管理制度，在一些特殊的毒品犯罪中，还同时侵害了国家海关管理制度等。对此，一般可通过犯罪事实的认定予以明确。《指导意见(试行)》主要针对的是证明毒品犯罪的主体、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的证据种类和形式问题。(一)关于犯罪主体的证据

毒品犯罪的主体既有一般主体，也有特殊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关于犯罪主体(自然人)的证据主要参考以下内容： l、居民身份证、临时居住证、工作证、护照、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以及边民证；

2、户口簿或微机户口卡；

3、个人履历表或入学、入伍、招工、招干等登记表；

4、医院出生证明；

5、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

6、有关人员(如亲属、邻居等)关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情况的证言。

通过上述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姓名(曾用名)出生年月日、居民身份证号、民族、籍贯、出生地、职业、住所地等基本情况。贩卖毒品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是年满14周岁的自然人；其它毒品犯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是年满16周岁的自然人。收集、审查、判断上述证据需要注意的问题：

1、居民身份证、工作证等身份证明文件的核实

对居民身份证、临时居住证、工作证、护照、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以及边民证的真实性存在疑问，如有其他证据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实情况的，可根据其他证据予以认定；现有证据无法证明的，应向证明身份文件上标明的原出具机关予以核实；原机关已撤消或者变更导致无法核实的，应向有权主管机关予以核查。经核查证明材料不真实的，应当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户籍所在地的公安机关、原用人单位调取证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真实姓名、住址无法查清的，应按其绰号或自报情况起诉，并在起诉书中注明。被告人自报姓名可能造成损害他人名誉、败坏道德风俗等不良影响的，可以对被告人进行编号并按编号制作起诉书，同时在起诉书中附具被告人的照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为公安机关提取的法定书证(户口簿、身份证等)所记载的个人情况不真实，但没有证据证明的，应以法定书证为准。对于年龄有争议的，一般以户籍登记文件为准；出生原始记录证明户籍登记确有错误的，可以根据原始记录等有效证据予以认定。对年龄有争议，又缺乏证据的情况下，可以采用“骨龄鉴定法”，并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

2、国籍的认定 国籍的认定，涉及案件的审判管辖级别。审查起诉毒品犯罪案件时，应当查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国籍。外国人的国籍，以其入境时的有效证件予以证明。对于没有护照的，可根据边民证认定其国籍；缅甸的个别地区使用“马帮丁”作为该地区居民的身份证明，故根据“马帮丁”也可认定其国籍。此外，根据有关国家有权管理机关出具的证明材料(同时附有我国司法机关的《委托函》或者能够证明该份证据取证合法的证明材料)，也可以认定其国籍。国籍不明的，可商请我国出入境管理部门或者我国驻外使领馆予以协助查明。无法查明国籍的，以无国籍人论。无国籍人，属于外国人。

3、刑事责任能力的确定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言行举止反映他(她)可能患有精神性疾病的，应当尽量收集能够证明其精神状况的证据。证人证言可作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刑事责任能力的证据。经查不能排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精神性疾病可能性的，应当作司法精神病鉴定。(二)关于犯罪主观方面的证据 毒品犯罪的主观方面为故意。关于主观方面的证据主要参考以下内容：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同案犯的供述和辩解；

2、有关证人证言；

3、有关书证(书信、电话记录、手机短信记录)；

4、其他有助于判断主观故意的客观事实。

通过证据

1、证据2和证据3，证明毒品犯罪案件的起因、犯罪动机、犯罪目的等主观特征。当以上证据均无法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主观上是否具有毒品犯罪的“明知”时，可通过证据4，即根据一定的客观事实判定“明知”。收集、审查、判断上述证据需要注意的问题：

l、对于毒品犯罪中目的犯的认定，应注意收集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入主观犯罪目的之证据，例如，刑法第355条第2款规定的“以牟利为目的”。

2、对于毒品犯罪中共同犯罪的认定，应注意收集证明共同故意的证据。

3、推定“明知”应当慎重使用。对于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并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做出合理解释的，可推定其明知，但有相反证据的除外：(1)故意选择没有海关和边防检查站的边境路段绕行出入境的；(2)经过海关或边检站时，以假报、隐匿、伪装等蒙骗手段逃避海关、边防检查的；(3)采用假报、隐匿、伪装等蒙骗手段逃避邮检的；(4)采用体内藏毒的方法运输毒品的。对于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能否推定明知还需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判断：(1)受委托或雇佣携带毒品，获利明显超过正常标准的；(2)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有物、住宅、院落里藏有毒品的；(3)毒品包装物上留下的指纹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指纹经鉴定一致的；(4)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持有毒品的。(三)关于犯罪客观方面的证据

毒品犯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各种形式的毒品犯罪行为，如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非法持有毒品等。证明毒品犯罪客观方面的证据主要参考以下内容：

1、物证及其照片，包括毒品、毒品的半成品、毒品的前体化学物、毒品原植物、毒品原植物的种子或幼苗、制毒物品、毒资、盛装毒品的容器或包装物、作案工具等实物及其照片；

2、毒资转移的凭证，如银行的支付凭证(如存折、本票、汇票、支票)和记帐凭证，毒品、制毒物品、毒品原植物等物品的交付凭证(托运单、货单、仓单、邮寄单)，交通运输凭证(车票、船票、机票)，同案犯之间的书信等；

3、报案记录、投案记录、举报记录(信件)、控告记录(信件)、破案报告、吸毒记录等能说明案件及相关情况的书面材料；

4、毒品、毒资、作案工具及其它涉案物品的扣押清单；

5、相关证人证言，包括海关、边防检查人员、侦查人员的证言，以及鉴定人员对鉴定所作的说明；

6、辨认笔录、指认笔录及其照片情况的文字记录，包括有关知情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辨认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毒品、毒资等犯罪对象的指认情况；

7、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

8、毒品鉴定和检验报告，包括毒品鉴定、制毒物品鉴定、毒品原植物鉴定、毒品原植物的种子或幼苗鉴定、文检鉴定、指纹鉴定、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是否吸食毒品的检验报告，以及被引诱、教唆、欺骗、强迫吸毒的被害人和被容留吸毒的人员是否吸食毒品的检验报告；

9、现场勘验、检查笔录及照片、录像、现场制图，包括对现场的勘验、对人身的检查、对物品的检查；

10、毒品数量的称量笔录；

11、视听资料，包括录音带、录像带、电子数据等。通过上述证据证明：毒品犯罪事实是否存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实施毒品犯罪行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毒品犯罪行为的性质；犯罪的时间、地点、手段、后果；毒品的种类及其数量；共同犯罪中，犯罪嫌疑入、被告人之间的关系及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和地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财产状况；是否具有法定或酌定从重、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情节；涉及管辖、强制措施、诉讼期限的事实；其他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收集、审查、判断上述证据需要注意的问题：

1、毒品犯罪案件中所涉及的毒品、制毒物品，以及毒品原植物、种子、幼苗，都必须属于刑法规定的范围。

2、收集证据过程中，应注意固定、保全证据，防止证据在转移过程中因保管失当而发生变化或灭失。

3、公安机关对作为证据使用的实物应当随案移送检察机关，对不宜或不便移送的，应将这些物品的扣押清单、照片或者其他证明文件随案移送检察机关。

4、注意审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等言词证据，对于以刑讯逼供、诱供、指供、骗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言词证据，坚决依法予以排除。

5、在毒品、制毒物品等物证灭失的情况下，仅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己的供述，不能定罪；但是，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与同案犯的供述吻合，并且完全排除诱供、刑讯逼供、串供等情形，能够相互印证的口供可以作为定罪的证据。

6、毒品数量是指毒品净重。称量时，要扣除包装物和容器的重量。毒品称量应由二名以上侦查人员当场、当面进行，并拍摄现场照片。查获毒品后，应当场制作称量笔录，要求犯罪嫌疑人当场签字；犯罪嫌疑人拒绝签字的，应作出情况说明。

7、审查鉴定时，要注意鉴定主体是否合格、鉴定内容和范围是否全面、鉴定程序是否符合规范(包括检材提取、检验、鉴定方法、鉴定过程、鉴定人有无签字等)、鉴定结论是否明确具体、鉴定报告的体例形式是否符合规范要求，以及鉴定结论是否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8、公安机关依法使用技术侦查手段秘密收集的证据，因为涉及保密问题，不能直接作为证据使用；必须使用技术侦查手段秘密收集的证据证明犯罪事实时，应将其转化为诉讼证据。

二、特殊证据标准

特殊证据标准主要包括主体特殊的毒品犯罪、有被害人的毒品犯罪、毒品犯罪的再犯，以及某些个罪所需的特殊证据形式。

(一)单位犯罪的特殊证据

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第350条走私制毒物品罪、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第355条非法提供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罪都规定单位可以构成本罪主体。单位毒品犯罪除一般证据标准外，还需要参考以下内容：

1、证明单位犯罪主体身份的证据，例如，单位注册登记证明、单位代表身份证明、营业执照、办公地和主要营业地证明等;

2、证明单位犯罪主观故意的证据，例如，证明单位犯罪的目的、实施犯罪的决定形成等证明材料；

3、证明单位犯罪非法所得归属的证据，例如，证明单位资金流动、非法利益分配情况等证明材料；

4、证明单位犯罪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证据。

通过上述证据证明犯罪系单位行为，与自然人犯罪相区分。收集、审查、判断上述证据需要注意以下问题：

1、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单位，既包括国有、集体所有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也包括依法设立的合资经营、合作经营企业和具有法人资格的独资、私营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

2、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或者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以自然人犯罪论处。

3、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由实施犯罪的个人私分的，依照刑法有关自然人犯罪的规定定罪处刑。(二)特殊主体的特殊证据

刑法第355条规定的非法提供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即依法从事生产、运输、管理、使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和麻醉药品的单位和个人。该罪的特殊证据主要参考以下内容：

1、国家主管部门颁发的生产、运输、管理、使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麻醉药品的“许可证”；

2、有关单位对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和麻醉药品的来源、批号的证明及管理规定；

3、特殊行业专营证；

4、有关批文；

5、有关个人的工作证、职称证明、授权书、职务任命书。通过上述证据证明犯罪主体具有从事生产、运输、管理、使用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权力和职能。(三)有被害人的毒品犯罪的特殊证据

刑法第353条规定的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毒罪、强迫他人吸毒罪属于有被害人的毒品犯罪。这一类犯罪的特殊证据主要参考以下内容：

1、被引诱、教唆、欺骗吸食、注射毒品的被害人的陈述；

2、被强迫吸食、注射毒品的被害人的陈述；

3、被引诱、教唆、欺骗、强迫吸食、注射毒品的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及其亲属的证言。

通过上述证据证明被害人的客观存在，以及被告人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毒、强迫他人吸毒的客观事实。(四)毒品犯罪再犯的特殊证据

刑法第356条规定，因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过刑，又犯本节规定之罪的，从重处罚。毒品犯罪再犯的特殊证据主要是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非法持有毒品罪前科的生效判决和裁定。

收集、审查、判断这类证据需要注意以下问题：

1、毒品再犯前科的罪名仅指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和非法持有毒品罪；

2、对于同时构成毒品再犯和刑法总则规定累犯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律适用刑法分则第356条关于毒品再犯的从重处罚规定，不再援引刑法总则中关于累犯的规定。(五)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的特殊证据

刑法第347条第2款(4)、(5)项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以暴力抗拒检查、拘留、逮捕，情节严重的，或者参与有组织的国际贩毒活动的，应当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符合这两项规定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的特殊证据主要参考下列内容：

1、公安、海关、边检部门出具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暴力抗拒检查、拘留、逮捕的材料；

2、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参与有组织的国际贩毒活动的材料或者犯罪记录。

通过上述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具有以暴力抗拒检查、拘留、逮捕的严重情节，是否参与有组织的国际贩毒活动。符合上述两种情形的，应依法适用加重的法定刑。(六)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的特殊证据

根据刑法第351条第1款2、3项之规定，行为人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经公安机关处理后又种植的，或者抗拒铲除的，构成本罪。本罪的特殊证据主要参考以下内容：

1、公安机关对原种植行为的处理情况说明；

2、公安机关的处理决定(包括行政处罚决定)；

3、公安机关责令铲除毒品原植物的通知书；

毒品犯罪案件的特点 篇2

近几年, 毒品犯罪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的犯罪。随着贩毒分子涉毒手段、技术的不断翻新, 出现了大量的新型毒品, 如冰毒、摇头丸、氯胺酮 (K粉) 等。通过对2012年至2014年塘沽地区毒品犯罪的总体情况分析, 我地区毒品犯罪的形势依然非常严峻。这三年的总体情况是:

2012年共批捕946人, 其中批捕涉毒人员89人, 占批捕总人数的9.4%。在这89人中, 女性犯罪嫌疑人16人, 占涉毒人员的20%。

2013年共批捕692人, 其中批捕涉毒人员127人, 占批捕总人数的18.4%。在这127人中, 女性犯罪嫌疑人24人, 占涉毒人员的18.9%。

2014年共批捕831人, 其中批捕涉毒人员92人, 占批捕总人数的11.1%。在这92人中, 女性犯罪嫌疑人17人, 占涉毒人员的18.5%。

毒品犯罪总体呈现以下特点:

(一) 以贩养吸居多

贩卖毒品的人员多数又是吸毒人员, 贩卖毒品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毒资, 在数量上以“零包”贩卖为主。例如2014年7月28日, 犯罪嫌疑人董某在天津市滨海新区开发区某小区门前向吸毒人员杨某贩卖毒品冰毒一袋, 重约0.5克, 得赃款叁佰元人民币。

(二) 懒散无业人员居多, 且年龄呈低龄化发展趋势

涉案人员多来自社会底层, 文化素质不高, 好吃懒惰, 盲目追求生活享受。例如2013年3月间, 犯罪嫌疑人王某 (男, 1994年3月出生, 涉案时刚满19周岁, 无业人员) 在滨海新区塘沽河南路, 以每袋毒品“冰毒”200元人民币的价格, 向陈某贩卖毒品壹袋, 获毒资200元。

(三) 交易场所多样化

毒品犯罪分子为逃避被抓获, 采取灵活多样的交易方式, 选择各种交易场所。除选择歌舞厅、网吧等娱乐场所之外, 还有的选择在暂住地、快捷酒店、公园附近等。

(四) 犯罪呈现出网络化趋势

犯罪手段从传统的见面交易、熟人交易逐渐演变成网络交易, 通过QQ等聊天工具寻找潜在买主。例如公安机关网监支队在网络巡查中发现。犯罪嫌疑人闫某, 25岁, 天津港某公司吊车司机, 于2014年4月份接触毒品, 随即开始吸毒并以贩养吸。其利用网络虚拟身份的隐蔽性, 在一毒品交流QQ群中担任管理员, 发布售卖毒品的信息, 并利用其他虚拟身份与买毒人员交流联络。该QQ群以吸毒人员为主, 成员多达120余人, 贩卖毒品的受众面非常之广, 且地域不限, 可能为跨地区贩卖毒品埋下隐患。而手机作为移动终端可随时登陆QQ等网络社交软件, 发布、联系售毒快捷方便, 方式隐蔽。

(五) 自驾车和物流托运成为运输毒品的主要方式

由于随身携带毒品易被查获, 毒贩便通过物流托运和自驾车运输的方式达到其目的。交通条件的改善一定程度上为毒品犯罪的蔓延创造了条件。尽管物流公司应要求工作人员在发货前要对货物进行核查, 但实际按规定操作的不多。一方面, 一般物流公司每天的货物周转量较大, 商家往往不愿意承担人力成本。另一方面, 毒贩将毒品夹杂在其他货物之间进行托运, 行业一线验货人员对毒品缺乏基本认识, 对货物检验手段不力, 在多数情况下, 验不出托运货物中是否夹杂毒品, 从而使毒贩得逞。

二、毒品犯罪高发的原因分析

(一) 地理因素:我国紧靠国际上最大的两个毒品生产加工地区

我国西南地区的云南与缅甸接壤, 边界线长达4051公里, 毗邻四大毒源之一的“金三角”。贩毒分子正是利用边境线长, 不便于公安等机关查禁毒品工作的展开, 在中缅边界大肆进行跨国贩毒活动。我国西北地区毗邻新兴毒品基地“金新月”, 通过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等国向我国渗透。就此可以看出, 我国处在一个毒品生产、加工地区的包围之中。境外毒品分子也正是利用了毗邻我国的优势和我国边境线长的特点, 把我国作为毒品犯罪活动的一个重要地区并刺激我国国内的毒品消费。

(二) 精神原因:毒品的成瘾性

毒品的成瘾亦称毒品依赖, 包括身体依赖和心理依赖, 人吸毒成瘾后, 无一幸免的对毒品产生双重依赖。其一, 当毒品被停用后, 就会发生撤药综合症状, 出现生理功能紊乱, 其痛苦令人难以忍受, 此现象被称为“身体依赖”;其二, 吸毒使吸毒者产生快感, 诱导吸毒者产生再次吸毒的强烈愿望, 以满足快感而避免难以忍受的痛苦, 此现象被称为“心理依赖”。因此, 毒品的成瘾性应当是身体和心理依赖两方面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 不能简单的将依赖性或成瘾性归于毒品本身。

(三) 利益因素:毒品贩卖所带来的巨额利润

毒品交易的巨额暴利, 致使许多人愿意铤而走险, 不惜赔上性命, 有毒犯曾这样说“死了我一个, 幸福下一代”。这句话一方面说明了毒贩不惜失去生命也要贩毒, 同时也说明了毒品交易可换来的利益之大。这些正是毒品犯罪迅速滋长蔓延的重要原因。

(四) 法律惩罚不力

由于毒品犯罪所带来的巨额利润, 毒品犯罪分子已经对当下法律的惩罚力度习以为常, 并且甚至已经无视法律的存在。因此, 打击犯罪的力度必须达到相当的程度, 才能将犯罪揭露出来并予以惩罚, 使毒品犯罪得以遏制, 维护社会的秩序, 维护法律的威严。但是, 目前由于多方面原因致使打击毒品犯罪的力度不够。

第一, 在证据方面, 取证难、采证难和定证难已成为打击犯罪的重点问题。毒品因吸食、注射而灭失, 且无明显被害人, 因此在物证的取得和印证上显得十分困难。而对于这一难题法律又无特殊规定。由于毒品犯罪在证据收集上的特殊性, 毒贩当庭翻供情况较为多见, 而法院在证据的要求上比较苛刻, 毒品犯罪中毒品交易数量经由捕、诉判三个环节下来, 在数量上锐减的情况非常突出。毒贩当庭翻供, 而使证据成为孤证的情况, 已经司空见惯, 但却没有较好的防范措施, 使得对毒品犯罪的打击效果受到严重影响。

第二, 在侦查方面, 缉毒工作过度依赖以吸抓贩、抓现行犯, 特情人员的建立受到严格限制, “诱惑侦查”的合法性以及如何转化所获证据等法律尚未明确, 致使查处毒品犯罪的难度越来越大。另外, 由于毒品犯罪具有流动性、跨区域性和隐蔽性等特性, 而目前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大多仍然沿用传统的侦查模式, 情报网络和信息共享没有有效形成, 案件难以侦破。现有的管辖原则灵活性不够, 亦给查处带来了难度。

三、预防和减少毒品犯罪的对策和建议

(一) 防治毒品犯罪应当坚持的原则

《禁毒法》的规定为我们防治毒品犯罪指明了必要而科学的指导性原则。坚持预防为主的原则。预防为主, 主要指在意识上要时刻有防患于未然的准备, 在毒品犯罪出现之前要尽量做到有效预警, 将犯罪遏制于萌芽状态才是预防的主要目的。如果犯罪行为已经成型或已经造成危害后果, 那时的预防已经失去其根本意义。故预防要做到提前、准确、有效, 才能降低禁毒成本, 是禁毒工作更为高效。

坚持综合治理原则。由于毒品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 其中所掺杂的各种关系繁杂而多样。毒品犯罪的产生和发展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所涉及到的问题十分复杂, 需要研究的问题相当广泛。单一的手段和方式、方法, 都不会起到根本的解决作用, 即使一时间起到了成效, 那也只是治标不治本, 所以对以毒品犯罪, 应当注重发挥社会各个方面的积极作用, 全局考虑毒品问题, 坚持综合治理的原则。

(二) 深入开展那全民禁毒教育

《禁毒法》的颁布实施, 使禁毒宣传教育工作实现了有法可依, 但更为重要的必须做到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 使各项工作真正落到实处。

第一, 统筹协调社会各方面力量, 把禁毒宣传教育的各项职责落到实处。宣传教育是面向社会的一项工作, 其社会化程度高, 综合性强, 需要各级政府、有关部门、社会团体等通力支持, 发挥各自在社会中的作用。禁毒宣传工作具有严肃性, 需要有威慑力和影响力的机关组织宣传, 得到的效果会更好。

第二, 注重禁毒宣传教育工作针对性和实效性的统一。一方面禁毒宣传教育对象纷繁复杂, 从年龄层上分, 有青少年、中年、老年等之分;从职业上划分, 可分为农民、商人、工人、无业人员、进城务工人员、下岗职工等;另一方面, 不同的地区禁毒教育的环境不同, 受当地民族风俗、历史传统影响, 开展禁毒教育有着不同的难易程度。故针对不同的对象和地区, 要使用不同的宣传教育方式才能达到教育的效果, 使得教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得到统一。

第三, 利用大众传媒, 扩大宣传范围, 提高宣传效率。禁毒部门可通过同级政府宣传部门、公安政治宣传部门等渠道和资源协调沟通媒体, 将自己掌握的进度资源与媒体传播功能范围广、速度快的特点相结合, 充分发挥两者的资源优势, 既收到了禁毒宣传的效果, 也保障了媒体自身的经济收益。这样禁毒部门和大众媒体可以长期合作、长期发展, 但同时也要协调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多种媒体联动, 把有限的禁毒资源和传媒资源发挥最大化的禁毒宣传效果。

(三) 严查重打毒品犯罪活动

读盘件相对其他类型的刑事案件而言, 隐蔽性非常强, 交易中多数“人货分离”, 取证十分困难。故此导致司法机关在批捕和刑事审判中, 对犯罪嫌疑人的口供都很倚重, 甚至是决定性的, 然而涉毒犯罪嫌疑人大多数都知道司法机关存在的这些取证难的问题, 他们便不肯轻易认罪伏法, 于是自然而然司法审判毒品犯罪的打击力度无形中被削弱了。

第一, 严厉打击走私、贩运毒品的犯罪活动。在贩毒者、非法种植者、制毒者和吸毒者四者之中, 贩毒者是联系沟通的桥梁和纽带, 没有贩毒者, 毒品的非法种植、制毒产所和需求市场将失去存在的条件和基础。贩毒者是毒品犯罪中的罪魁祸首, 应是毒品犯罪中的重点打击对象。

第二, 严厉打击制毒犯罪行为。要打击制毒犯罪行为, 就必须从制毒的原料、资金、设备、技术人员、制毒窝点等着手控制。对于制毒的原料和相关设备, 国家要严格控制, 完善易制毒品原料和设备的管理制度, 将其纳入公安部门的管理之中, 定期对这些原料、设备的使用进行监督检查。对于制毒资金的管理和监控, 要从资金的来源入手, 对于外资的引进, 要充分审核, 强化验证管理, 确保引进的资金用于合法经营。对于技术人员的管理, 主要着重对掌握易制毒品技术人员的监管, 对于其从事的工作, 公安机关要定期进行抽查和监控, 防止这些技术人员因制毒分子的诱惑, 而从事制毒的开发和研究。对于制毒窝点, 要主动利用环保、工商、卫生、消防等部门, 利用它们的资源优势, 对异常用电、用水及出现异常污染的生产单位, 进行调查监控, 这样可以即使发现制毒窝点, 同时可以建立有奖举报制度, 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 有效打击隐蔽性较高的制毒窝点。

第三, 进一步加强对麻醉、精神药品和易制毒化学品的管理。根据我国《药物管理法》的有关规定和当前在管理麻醉、精神药品中存在的问题, 必须进一步对这些药品的种植、生产、经营、供应、进出口和使用等环节进行严格的审查批准, 严格进行管理。对违反规定的, 必须查处, 对造成损害后果的要追究责任, 对擅自运输和非法贩卖、制造的要严厉追究刑事责任, 对可用于制造海洛因等精制毒品的化工原料必须严格管理, 对其生产经营、运输使用和进口单位严格实行计划和限量管理。

(四) 提高禁毒技术, 增强打击毒品犯罪的能力

我国禁毒部门的现有缉毒人员技术素质不高, 装备落后, 科技含量低。对于这样的现状, 要从软、硬件建设着手, 不断提高缉毒人员技术素质, 强化打击毒品犯罪的实战能力, 确保防治毒品犯罪的有效性。首先, 从软件建设着手, 加大缉毒人员的技术培训, 练就一批高素质的缉毒专业人员。对于缉毒人员的技术培训要投入足够的经费和精力, 确保技术培训的质量和效果。目前, 全国一些警官学院等国内高等院校已经拥有专门的禁毒院系, 开设专门的禁毒课程, 这些课程可以帮助培养一批具有高素质、高实战能力的缉毒人员队伍。同时, 要密切关注国内外毒品犯罪的发展态势, 积极探索适于毒品犯罪惩处的教学方式。其次, 从硬件着手, 就必须你离提升缉毒装备水平。良好的缉毒装备是保证禁毒工作有效开展的必要条件, 不仅要积极引进和学习国外先进的缉毒技术, 同时自身也要改良和发展适合中国毒品犯罪特征的缉毒技术和装备。

摘要：随着贩毒分子涉毒手段、技术的不断翻新, 出现了大量的新型毒品, 如冰毒、摇头丸、氯胺酮 (K粉) 等, 这些新型毒品主要是由人工化学合成的致幻剂、兴奋剂类毒品, 直接作用于人体中枢神经系统, 使用后会使人产生兴奋或抑制, 连续使用后人体会对其产生依赖性。由于毒品能够带来巨额利润, 强烈地刺激着那些具有变态的畸形经济意识的人们, 最终使他们铤而走险。

论毒品犯罪案件侦查中的公开查缉 篇3

一、公开查缉在毒品犯罪侦查中存在的问题

（一）公开查缉力量薄弱

我国地域辽阔，边境线较长，和世界三大毒源地的其中两个靠近，这也是我国毒品问题严峻的原因之一，这也决定了边境地区禁毒工作的首要任务是堵源截流，金三角地区的西南边境，金新月在我国的西北地区，堵源截流的主战场在西南边境和西北边境。仅云南就与缅甸、越南、老挝三国拥有4000多公里的边境线，而且多有自然屏障，来往边境线的山沟便道纵横交错，每一条道都有可能成为运毒路线，很难控制数千公里的边境线。即使投入全部的警力，几千公里的边境线也不可能全部得到控制，何况目前很多的地方缉毒警察的编制不足，设备装置落后，还要从事缉毒的其他工作，如收集情报、侦查破案和协助破案等。

（二）公开查缉中的技术含量有待提高

虽然近年来公安系统大力推进信息化建设，推进公安科研投入、科技创新，形成以现代科学技术、高精尖设备、信息化系统支撑公安工作新格局，但整体来看公开查缉的整体科技装备还有待提高，缉毒犬的驯养、使用还很有限。但从警力不足的实际出发，科技强警是唯一的出路。因此，随着毒品犯罪隐蔽性的加强，只有加大查缉技术的开发研究和运用，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查缉效率。

（三）公开查缉中发现、提取和固定证据的问题

公开查缉一般在交通要道、公共运输工具上进行，现场人员多，情况复杂，在查获毒品后，还要及时追查藏匿毒品的携带人，而及时发现、固定和提取证据是查缉工作的难点。因此，及时进行现场调查访问、收集证人证言、通过探测等方法及时发现、收集和固定证据，对案件的审结有重大意义。

（四）对于人货分离的情况心余力拙

在缉毒案件中，贩毒集团的首要分子往往采取人货分离或者骡子驮毒的方式进行毒品的贩运，在公开查缉的过程中往往只能查获毒品或者驮运毒品的人，对于查获贩毒集团的首要分子、策划贩运毒品的人难以获得更多的线索。

二、对加强公开查缉力度的几点思考

（一）争取公开查缉工作的主动性

公开查缉是缉毒情报的一个重要的来源，公开查缉的历次成功不断为情报工作提供线索，禁缉毒部门可以从中了解贩毒集团和贩毒分子的入境路线、运毒方式、运毒工具和销售方式，总结出目前毒品犯罪活动的特点、规律，而这些特点、规律又反过来指导今后的查缉工作。毒源两头在外，毒枭两头在外，控制毒品过境就必须加强情报调研的力度，精心设计，大胆投入，把工作触角伸到境外，伸到贩毒集团内部，掌握深层次、内幕性情报，只有这样，查缉工作才更有成效性。还要增加公开查缉的针对性，提高重点查缉的效率和精度，节省人力、物力。

（二）增强公开查缉中的安全意识

公开查缉是以公开方式在边境地区、交通要道、口岸、山间通道、收费站，以及飞机场、火车站、长途汽车站、码头、货运物流场所，对来往人员物品、货物以及交通工具进行检查、盘查以及现场处置等措施，以期查获毒品、易制毒化学品、毒品原植物、种子及其幼苗的一项专门工作。随着打击毒品犯罪的声势不断加大，贩毒分子的对抗性也不断增强，武装贩毒的情况日益突出。公开查缉是警方与贩毒分子面对面的较量，如果发生武装冲突，缉毒警察的安全和现场中人民群众的安全就成为首要的问题，因此强化安全意识，做好安全防范很重要。

（三）推进科技信息化建设

公安部门要大力推进信息化建设，提高科技水平，进一步提高发现、控制和打击贩毒活动的能力，进一步加大毒品查缉站点装备和缉毒犬队的建设，进一步提高堵源截流基层基础工作水平。正确运用警犬技术进行公开查缉毒品工作，利用警犬缉毒的快速、高效、简捷和可操作性强的特点，有效打击毒品犯罪，充分发挥警犬作为特殊的技术手段在公开查缉毒品犯罪中的独特作用。

（四）深挖审理，扩大战果

公安部门要重视在公开查缉中被捕毒贩的深挖审理工作，意识到公开查缉不仅是获取情报线索的重要途径，也是侦破毒品犯罪案件的重要手段。根据深挖审理结果延伸公开查缉的线路，或是依据公开查缉中获取的情报线索，逆用捕获的罪犯，将计就计，获取毒品犯罪证据，以达到追查“幕后老板”、摧毁毒品犯罪团伙的目的。

毒品犯罪案件的特点 篇4

文/ 刘柏林 金 凤

近年来，涉及新农村建设领域的职务犯罪一直居高不下，并不断呈现出新趋势、新特点。我市在2008年以来查办涉农职务犯罪案件66件125人，这些人利用“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便利，大肆侵吞国家的各项政策性专项资金，其涉案人员、涉案金额、犯罪手段等方面都表现出新的特征。我们在对此类犯罪案件的特点、原因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应对策略。

一、当前涉农职务犯罪的特点

（一）侵犯对象主要是国家政策性涉农专项资金

当前涉农职务犯罪容易滋生的主要领域和范围集中在国家的惠农政策、农田基本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等环节。从我市近三年情况看，涉及侵犯国家政策性涉农专项资金管理使用的涉农职务犯罪案件，已占到我市近三年查办案件总人数的61%，其中各领域和环节侵犯对象所占比例为：涉及农业政策性保险补贴占59.2%，涉及公路工程建设占地补偿占32.8%，涉及农民工培训的“阳光工程”实施过程中受贿占8%，水稻直补占5%，平整土地占4%，农村合作医疗占3%。可以说，国家政策性涉农专项资金投入的领域，已成为涉农犯罪重点。

（二）犯罪案件多呈“涉众型”

我市近三年来涉农职务犯罪案件，“涉众型”特征非常明显，涉案人员的“从众心理”、“攀附和依附心理”严重，也极易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从我市情况看，涉案人员大部分集中在农业政策性保险和公路工程建设占地补偿两大系列案件上。这主要表现为窝案、串案比例较大，占涉农案件总人数的63%，其中，一件窝案共犯最多达7人，一串案件多达9人。再从作案类型看，主要是以团伙或相互勾结的共同犯罪为主。主要表现为：县级相关部门及乡镇领导干部相互勾结合伙作案，乡镇相关部门干部通过村干部协同作案，村干部之间共谋犯罪，村干部与村民之间结伙作案以及跨村的村干部之间相互勾结作案等。

（三）涉案人员以村干部为主

当前，涉农职务犯罪涉案人员的分布具有集中化、多元化的特点，基本形成了以村干部为中心、部分村民以及乡镇、县级职能部门领导干部共谋参与作案的模式。我市近三年来查办的涉农案件中涉案人员的分布情况为：村干部（包括村书记、村主任、村文书或会计）共91人，占涉农案件总人数的72.8%；乡镇干部（包括农村经济管理服务中心或农村经济管理站主任、站长、会计、现金员）共16人，占涉农案件总人数的12.8%；其他人员包括乡镇以上干部6人、村民8人、医疗机构人员2人、保险公司人员2人，共占涉农案件总人数的14.4%。在涉农案件中农村基层干部多是犯罪行为的主要实施者，且在以村为单位的个案中，村干部集体共谋进行贪污犯罪的属多发现象。

（四）案件易发、多发，具有普遍性

近年来，涉农职务犯罪案件易发、多发的趋势愈加明显，国家用于农业保险、建设征地拆迁、农民工培训以及新型农合等支农惠农领域的政策性资金几乎都被“染指”。在查办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些支农惠农政策和各项补偿办法一旦被明确后，犯罪行为基本集中在一二个月内即实施完成。另外此类犯罪又具有一定的“传染性”，往往具有涉及面广、线长、人多的特点。在我市查办的两大涉农系列案件中，农业保险案件涉及78个乡、镇（场、站），共74人参与实施犯罪（但其中有44人因涉案金额较少而被免于刑事处罚，占到涉案人数的59.5%）；公路工程占地补偿案件中，所涉及到的21个乡、镇、场均有不同程度贪占行为，共查办涉案人员41人。

（五）手段直接、大胆，方法、动机简单、原始 当前涉农职务犯罪涉案人员作案手段直接、大胆，甚至有些无所顾忌。在作案方式上农村基层组织成员多采用冒名、虚报、截留、套取等方法，与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相比仍处于较为原始的低智能化阶段。如我市查办的公路建设占地补偿系列案件，涉案人员均是采取直接将村公用地块和征地补偿丈量时多出地块以他人名义进行虚报冒领，贪占地补偿款。在办案过程中我们还发现部分涉案人员的心理表现出极不成熟的特点：在作案期间，往往都是盲目、不计后果的实施犯罪行为，普遍存在 “这是国家的钱，不占白不占”、“这些唐僧肉不吃白不吃”的偏激思想；还有的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只是“拿”了一小部分而已，更何况大家都在“拿”；而案发后，嫌疑人之间先是积极串供、制造假的口供或书证，一但被查实犯罪，又都后悔不已，十分惧怕法律的惩处。

（六）犯罪数额呈上升趋势，大案比例突出

在2005年左右，我市的涉农职务犯罪案件涉案金额普遍较低，多是2到3万元案件。而近三年来的案件涉案金额则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5万元以上大案比例尤为突出，已占到八成以上。2008年我市涉农案件大案比例是87.8%，而2010年以来的大案比例为97.7%，上升了近10个百分点。近三年来犯罪数额情况为：5万元以上的大案共48件102人，占案件总人数的81.6%； 5万元至10万元的29件54人，占案件总人数的43.2%；10万元至20万元的10件25人，占案件总人数的20%；20万元以上的9件25人，占案件总人数的20%。这些数据说明了当前涉农职务犯罪的主观恶意越来越强，社会危害性也越来越大，激化农村社会矛盾，影响农村经济稳定和社会和谐不利因素越来越突出。

二、当前农村基层干部职务犯罪的主要原因

（一）权力集中但管理、监督、财务等机制不健全

当前农村干部手中资源、权力的扩大与农村管理、监督、财务等机制严重滞后这一矛盾的欲演欲烈，为农村基层职务犯罪的滋生提供了天然的“土壤”。尤其是当前农村基层组织财务的混乱管理：一是大部分“财会人员”不具备专项技能，个别财务人员成为领导的“傀儡”；二是在“白条入账”基本杜绝后，“虚报支出发票”又继之而来；三是所谓的“村财乡管”形同虚设。另外由于人大、政协、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监督职能不到位，使部分乡、村成为监管的“真空地带”，也助长了农村基层干部实施职务犯罪的发生。村务公开流于形式，致使这项民主监督机制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涉农专项补偿资金的落实存在职能缺位 由于部分惠农和补偿政策的落实是在部署时间紧迫、宣传不到位、实施细则不完善、农民认识不够的前提下开展的，部分省市又存在过度强调比例、分摊任务的附加政绩化现象，客观上助长了职务犯罪行为的发生。如我市2007年开展的农业保险试点工作，就是由于筹备时间短、组织不到位、具体工作制度和监督制度衔接不及时，再加上试点的范围广、投入资金大等因素，使这项措施在落实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和漏洞，为犯罪埋下了隐患；同样在我市2009年晖乌高速公路占地补偿款发放过程中也出现了由于组织测量不精确、缺乏具体的组织指导方案和分配办法，再加上各部门缺乏统一领导和协调，给犯罪留下了“可乘之机”，导致在补偿款的申报和领取环节普遍发生了虚报、冒领的现象。

（三）部分干部素质不高，保障水平低

当前我们农村基层干部的综合素质普遍较低，选举过程中所谓的“政治投资”盛行，一旦贿选成功再想方设法捞取“本金和利息”，对当前各项支农惠农政策更是“雁过拔毛”。同时大部分农村基层干部对自己的行为性质不明，盲目跟风，甚至滥用对农村集体事务的处分权进行犯罪。我市2010年查办的公路建设占地补偿系列案件中，就有村干部认为“反正你整我也整，不整白不整”，不去考虑是否是犯罪；也有的自认为犯罪手段较高，隐蔽性较强，实际上非常拙劣。虽然近几年国家把大批优秀大学毕业生充实到农村基层组织当中，但与当前农村快速发展的需要仍有较大差距。另外当前农村基层干部过低的工资福利水平，也是部分干部进行职务犯罪的诱因。

三、针对当前农村基层干部职务犯罪的对策和建议

（一）重视基层制度建设，建立良性工作格局

逐步建立农村基层组织“依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良性工作格局。首先建议参照实行“委托代理记账”制，完善“村账乡管”，由当地财政部门指定具有特许资格的中介代理记账公司，对村账目进行统一记账、统一审核、统一上报复查；其次加大群众的法律、政策普及力度，建立和完善涉农专项资金申报、发放、领取、核批环节的管理制度，并确保各级党委、政府和相关监管部门把各环节的监督落到实处。再次建议将农村干部工资参照地方公务员进行“同步不同标”浮动，并为其设立在职养老、医疗保险专项补助；对村务公开实行责任制，对不落实或落实不彻底的，要追究镇分管领导、村书记的法律和行政责任。

（二）加大查处力度，注重方式方法

要充分发挥各机关在惩治涉农职务犯罪中的重要作用，加大打击力度，注重方式方法。一方面要积极争取当地党委、政府及各主管部门的支持，形成打击合力。如我市在涉农案件的查办过程中，地方党委曾多次组织有纪检委、政法委和农业、交通等相关职能部门领导以及乡镇、村干部参加的动员会，动员有问题的干部主动到检察院说清问题或投案自首，使办案工作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另一方面要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贯彻到案件的始终。如办案中对农村基层组织涉案人员有投案自首情节、社会危害性较小的，从预防和化解矛盾、保障春耕生产的角度出发，应当考虑采取取保措施。此外，在移送法院后，还应当积极介绍情况，使农村基层组织涉案人员得到宽严适度的处罚，从而使办案取得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统一。

（三）建立农村职务犯罪预防机制

检察机关要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调配合，逐步形成上下贯通、内外互动、左右协作的农村职务犯罪预防体系。首先对易引发、诱发涉农职务犯罪的关键领域和环节，进行重点联合监督预防；其次政府可以与农村基层干部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状》，健全责任机制；再次要结合办案，发现和分析问题，及时向有关部门提出切实可行的检察建议。我市在查办涉农案件过程中，针对犯罪易发环节和惠农政策落实中存在的纰漏和问题，提出了十几项检察建议，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当前经济犯罪案件特点之探析 篇5

经济犯罪必然是同一定的经济条件, 社会条件相结合的。因此, 研究其特点, 也不能脱离实际, 要在其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中去把握其特点, 这样研究出的结果才会对实践有指导意义。经济犯罪的特点应如下概括:

1 职务经济犯罪以及非职务人员与经济领域工作人员相勾结的共同犯罪呈上升趋势

犯罪分子利用从事政府的公务或在经济领域工作的职务之便实施经济犯罪, 其犯罪手段具有相当隐蔽性, 社会危害也较其他犯罪更为严重。目前这类犯罪首先是国家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利条件进行经济犯罪的案件数量最为突出, 而高层领导干部的经济犯罪事实最为惊人;其次是经济犯罪主体规模从高龄化和低龄化到各个年龄层次都有增长趋势;再次是经济犯罪案件盘根错节, 群体性经济犯罪越来越严重。

2 单位犯罪已成为当前经济犯罪的显著特征

单位经济犯罪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比较多的是走私罪、生产销售伪劣商品、侵犯知识产权、妨害国家税收管理以及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等等;犯罪的主体既有法人也有非法人单位;犯罪金额较高。经济犯罪危害后果严重, 查处十分困难。近年来, 随着经济犯罪案件的逐年增多, 大案、要案也在逐年上升, 涉案金额越来越大。经济犯罪涉案范围的加大、犯罪主体身份的复杂化、犯罪手段的智能化、隐蔽性等特点, 导致司法机关对经济犯罪的查处阻碍重重, 十分艰难。经济犯罪分子肆无忌惮的侵吞社会财富的行为, 严重破坏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正常、有序的进行, 损害了政府的形象, 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中的一大社会公害。

3 犯罪所侵犯的客体扩大

刑法对经济犯罪规定了近百个罪名, 但加入世贸后的经济犯罪在总量、数量、种类方面的变化比以往更加复杂。近两年除了传统的金融诈骗、伪造货币、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以外, 洗钱、电脑网络、电子商务、生物技术方面的犯罪都将攀升, 行业垄断、破坏竞争、价格倾销、跨国金融犯罪等新型经济犯罪都会威胁我国的经济安全。

4 犯罪手段不断翻新, 高科技、智能化犯罪增多

随着经济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 不法分子的作案手段在不断发展、变化。除了常见的一般手段外, 利用高科技、智能化犯罪手段增多, 如不法分子通过发送短信息诈骗钱财、设置陷阱使投资者上当, 利用金融专业知识盗取账号、密码, 利用计算机技术进行网络犯罪、电子商务犯罪、进行网上洗钱、网上发布虚假广告等等。犯罪活动隐蔽、迅速, 查处、取证困难, 犯罪率不断上升, 严重危害着社会正常的经济秩序。

5 犯罪主体层次高、范围广, 团伙犯罪突出, 单位犯罪突出, 涉案金额大幅上升, 侦办查处难度大

经济犯罪的主体, 往往有一定的身份、地位, 精通一定的专业和技术, 有相当一部分是受过正规教育的专业人士, 具有经济、金融、财税、会计、法律等方面的专门知识, 有的具有硕士、博士学位, 他们借助职业权势和专业技术优势肆无忌惮地作案, 使侦查工作难以展开。从经济犯罪的主体来看, 有政府工作人员、企业职工、银行职员、下岗工人、税务干部、证券管理部门人员、涉外人员及经济管理部门的人员, 其范围比以往更广, 尤其是在人、财、物大流动的情况下, 犯罪分子单独作案已难以满足其最大利益, 更多地结伴一起作案, 单位犯罪更为突出。从当前侦办情况看, 单位犯罪占相当大比重 (约70%) , 严重的金融“三乱”几乎全是单位所为, 制贩伪劣商品犯罪形成制、贩、销一条龙作案。经济犯罪的涉案金额由原来的上百万、上千万向数亿元发展, 尤其是偷漏税、制贩假冒伪劣商品、“地下钱庄”、虚开增值税票, 制贩假币等犯罪显著增加, 涉案金额比以往成倍增长。

6 经济犯罪的跨地区、跨国际化趋势加剧, 涉外案件增多

由于科学技术交往的加快, 交通、通讯发展加快, 为犯罪分子异地作案, 多地作案, 流窜作案提供了可能性。同时, 人、财、物的大跨度、高速度、高频率流动, 也为犯罪分子进行跨地区、跨国界作案提供了条件, 涉市场经济的开放性给经济犯罪分子提供了较大的活动空间, 交通通讯工具的日益便捷, 也给犯罪分子流动作案提供了有利条件, 异地作案、多地作案或多地犯罪分子共同作案的趋势日益明显, 一些大要案件往往涉及几个省市。

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国际贸易活动的日益频繁, 涉外调查取证的经济犯罪案件也在不断增多, 一些境内犯罪分子在实施犯罪将钱骗到手后谎称款已打到国外, 以证明自己没有非法占有的故意, 而是否往国外打过款、打过几笔, 具体每笔款都是谁的不易查清, 而到国外调查取证更是难上加难, 犯罪分子正是瞅准了这个空子进行诈骗, 逃避打击。

不论经济犯罪的特点, 形式有多么大的变化, 其根源却始终是对市场经济制度下诚信机制的破坏, 只有从根本上填补市场经济运行中法律上的漏洞, 只有从根本上健全市场经济运行中主体的法制观念, 这一犯罪现象才能减少。

参考文献

[1]陈祥民.经济犯罪案件侦查[M].辽宁: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3:30.

[2]高铭暄.新型经济犯罪研究[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0:56.

毒品犯罪案件的特点 篇6

(一) 免刑、缓刑适用比例高是轻刑化的重要表现

2005-2011年, 江西省检察机关查办的渎职侵权案件共判决753人。其中, 不满三年有期徒刑166人, 占22.1%;拘役23人, 占3%;管制12人, 占1.6%;免刑475人, 占63.1%;缓刑180人, 占23.9%;而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77人, 比例仅为10.2%。

(二) 法院在量刑时对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情节认定较多

司法实践中存在对涉及职务犯罪的被告人自首的认定条件掌握过松、自首适用非常频繁的现象, 法院认定具有“有悔罪表现”情节的及认定自首情节的被告人, 都被判处缓刑或免予刑事处罚。2005-2011年, 江西省检察机关查办的753名渎职侵权犯罪人员中有近80%被法院认定有“有悔罪表现”情节。

(三) 适用缓刑、免予刑事处罚的范围过宽, 存在大量低于法定刑判决的情况

根据刑法规定, 对具有悔罪表现、积极退赃的, 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予刑事处罚;而少数法官在自由裁量过程中, 对可以从轻、减轻处罚的一律予以减轻处罚, 适用缓刑, 导致低于法定刑的现象时有发生。

(四) 上诉、抗诉比例相对偏低

尽管查办渎职侵权犯罪案件数量呈现逐年上升趋势, 但是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的上诉、抗诉比例却明显偏低。对渎职侵权犯罪案件所作判决的上诉、抗诉比例, 历年都在10%以下。

二、渎职侵权犯罪轻刑化成因

(一) 法律法规不健全, 相关司法解释不明确

一是我国现行刑法对渎职侵权犯罪规定的法定刑偏低, 处罚范围窄。二是刑法将渎职侵权犯罪的主体缩小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虽然后来的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对渎职侵权犯罪的主体有了一些补充, 但范围、内涵的界定仍不够明确。三是法律和司法解释对“悔罪表现”并没有任何描述性或者列举性的规定, 这样规定过于粗疏、缺乏明确性和可操作性。

(二) 检、法两家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存在分歧

自首、立功、退赃等法定、酌定从轻、减轻情节问题是渎职侵权案件控辩双方辩论的焦点, 也是渎职侵权犯罪最容易导致处罚较轻的节点。尽管2009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对职务犯罪案件中的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的认定和处理进行了严格规范, 但是适用到实际渎职侵权犯罪案件还远远不够, 审判机关对于“立功”、“自首”等证据的审查认定还是过于宽泛。

(三) 目前检察机关的侦查手段落后, 采取的法律强制措施过轻, 给渎职侵权犯罪分子留有串供、翻供机会

大多数渎职侵权案件犯罪嫌疑人是一些智商较高、社会经验丰富的领导干部, 有些本身就是司法人员, 对侦查的方法、手段、程序等较为熟悉, 具有较强的反侦查能力。一旦侦查措施、法律强制措施不适时、不适当, 极易给犯罪嫌疑人串供、毁灭证据提供机会。另外有些案件本身并不复杂, 但因侦查时间拖的太长, 事实及证据极易发生变化。

(四) 办案干扰多、阻力大, 执法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

当前社会群众对反渎职侵权工作认知度不高, 对办案工作支持不够;经常有部分领导干部以教育挽救干部、维护单位形象、发展地方经济等理由到检察机关说情, 甚至给检察机关施以压力。同样, 法院也面临许多来自各方面的干扰。最突出的就是要求给犯罪嫌疑人保留公职, 行为人甚至其单位领导都会去做各方面的工作, 结果移送到法院起诉的人多数被判处免予刑事处罚。

三、解决渎职侵权犯罪轻刑化对策和建议

(一) 完善立法和司法解释, 使之易于操作, 更加协调

一方面可以适当提高法定刑。随着法治建设的日益完善, 社会对依法行政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严重亵渎职责的渎职侵权犯罪也越来越难以被容忍。另一方面, 要进一步明确量刑标准, 使之和立案标准相一致。渎职侵权犯罪的危害后果固然多种多样, 但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是最常见的两种, 立法上完全可以将这两者明确化, 明确规定造成多少数额的经济损失和多少数量的人员伤亡对应的量刑标准, 再用一个概括性的规定来涵盖其他形式的危害后果。

(二) 建立渎职侵权犯罪适用缓刑、免予刑事处罚判前调查制度和听证制度

建议法院对适用缓刑、免予刑事处罚的案件, 在判前对被告人进行社会调查:一是对被告人的犯罪与违法行为调查;二是对被告人的素质和所在环境进行调查。实行听证制度, 即凡拟适用缓刑、免予刑事处罚的, 必须经过听证程序, 听证后, 充分听取人民陪审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众代表的意见, 以作判决之参考。实行听证制度可以为防止司法人员利用职权以案谋私提供监督和自律渠道, 也可以为作出公正的判决提供外部参考意见。

(三) 加强对适用缓刑、免刑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的监督, 强化法律监督能力

检察机关应依法履行审判监督职责, 加大对职务犯罪轻刑化的监督力度。一是建立对职务犯罪案件的判决评价机制, 对法院适用法律明显不当, 判决畸轻的, 检察机关提出抗诉。二是建立法院与纪委的联系制度, 所有涉及国家公职人员渎职侵权犯罪的审判情况及时通报纪委, 由纪委加大对缓刑人员的处理监督力度。

(四) 加大渎职侵权犯罪宣传力度, 增强人们对渎职犯罪的社会认知度

渎职侵权案件轻型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们对其危害程度不够了解, 认为贪污才是腐败, 渎职只是工作失职。要采取各种措施改变人们的这种认识。一方面, 建立和完善各部门的新闻发布会和新闻发言人制度, 进一步加强与新闻媒体的联系, 积极在电视、电台、报纸、互联网等媒体上揭示责任事故背后渎职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和严重性, 扩大社会对渎职侵权犯罪危害性的认识, 在全社会形成惩治渎职犯罪的良好氛围。另一方面, 充分利用“举报宣传周”、“检察开放日”等制度, 加强对渎职侵权的巨大危害性的宣传, 提升反渎职侵权工作的社会认知度。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