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案件审理程序

死刑案件审理程序（精选7篇）

死刑案件审理程序 篇1

2005年12月22日，由省法院提议，省法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省司法厅在广东省法官学院召开了配合做好死刑第二审案件开庭审理相关工作联席会议。会议由省法院陈华杰副院长主持，省法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省司法厅的分管领导和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了会议。省委政法委、省人大也应邀派员出席了会议。会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于2005年12月7日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死刑第二审案件开庭审理工作的通知》的有关精神，就今年上半年做好我省死刑第二审案件开庭审理相关工作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探讨。会议主要内容纪要如下：

一、关于2006年上半年开庭审理的死刑二审案件范围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做好死刑第二审案件开庭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2006年1月1日起对案件重要事实和证据问题提出上诉的死刑第二审案件，一律开庭审理。根据最高法院通知的要求，并考虑到我省当前死刑案件二审开庭受各方面条件制约，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过程。会议讨论决定，从2006年1月1日起，对二审正在办理的被告人被一审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死刑案件，具有如下情况的，应开庭审理：一是被告人上诉否认判处死刑的犯罪事实，作无罪辩护的;二是被告人上诉提出新的检举揭发或者新的事实和证据，需要查证认定的;三是被告人上诉证明判处死刑的犯罪事实的主要证据存在矛盾的;四是被告人上诉提出侦查机关有刑讯逼供行为的;五是二审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开庭审理的。

二、关于公诉人、辩护人阅卷问题。根据刑诉法以及两高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对于法院决定开庭审理的死刑二审案件，法院应当在确定开庭之日起三日内通知检察院以及辩护律师到法院查阅案卷，并提供必要的便利条件。考虑初始阶段开庭量大，受人力不足等诸多因素制约，法院根据实际情况可以灵活变通执行。

三、关于开庭时间确定问题。会议认为，对于法院决定开庭审理的案件，检察院自接到阅卷通知之日起七天内，阅卷完毕可以开庭审理的，法院按照正常程序确定开庭时间，并将开庭的时间、地点在开庭三日前通知检察院、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检察院在七天内尚未阅卷完毕而申请延长阅卷时间的，应当书面告知法院，法院通知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以及有关羁押部门，并说明原因。检察院阅卷完毕后，法院应及时确定开庭时间，并通知有关诉讼参与人。法院在开庭审理时应对阅卷期间作出必要说明，并在裁判文书上作适当回应。

四、关于二审庭审程序问题。考虑二审庭审与一审庭审不同，应有所区别和侧重点，为了充分发挥二审庭审功能，提高诉讼效率，会议决定，二审庭审在参照一审庭审有关程序，全面核查案件事实和证据的同时，应突出重点。对于控辩双方没有异议的证据，二审不再一一详细举证、质证、认证，只作必要的说明即可。法庭调查的重点应当针对上诉或抗诉理由，尤其是有异议的重要事实和证据，确保查清事实。会议还认为，各职能部门应当就二审庭审程序问题继续加强调查研究，在充分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就二审庭审程序问题以及相关工作作出明确的规定，以规范二审庭审工作，提高庭审效率和质量，确保案件质量。

五、关于检举揭发等有关事实、证据的查证问题。审判实践中，经常遇到被告人在二审期间提出检举揭发、身份年龄、立功自首等事实和证据问题，而这些事实和证据问题的查证工作不但直接影响到庭审工作的顺利进行，而且直接关系到死刑案件的质量。会议决定，对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案件二审期间提出的检举揭发、身份年龄以及新的事实证据等问题，检察机关或者侦查机关应当在开庭前进行查证，以确保庭审工作的顺利进行。对于被告人在庭审期间提出的新的事实、证据问题，需要补侦补查的，法院应当休庭并决定延期审理，待检察机关或侦查机关查证后，再另行确定开庭时间。法院在开庭审理时要对查证期间作出相应的说明，并在裁判文书上有适当回应。

六、关于指定辩护问题。辩护权是刑事被告人的基本诉讼权利，必须依法予以保障。尤其是被告人被一审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二审案件，法院必须依法为其指定辩护人。会议决定，对于一审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法院应当在确定开庭后三日内将指定辩护通知书和判决书副本送交省法律援助机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在接到指定辩护通知后三日内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并函告法院。法院决定不开庭审理的案件，指定辩护律师应当在指定辩护之日起十日内向法院提交书面辩护意见。法院在宣告判决后，应当及时将裁判文书送达检察院、被告人及其指定辩护律师等诉讼参与人。

七、关于证人、鉴定人以及必要时侦查人员出庭作证问题。证人、鉴定人以及必要时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是查清案件事实的重要保证。会议初步确定了“谁取证，谁落实”的原则。控辩双方对于需要出庭作证的证人、鉴定人，应当于开庭五日前将有关证人、鉴定人的身份、住址、通讯处等情况提供给法院，法院在开庭三日前将出庭通知书送达有关证人、鉴定人，并告知控辩双方，原则上由控辩双方分别落实有关证人、鉴定人出庭事宜。人民法院认为需要有关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的，由法院直接通知出庭，必要时可请控辩双方或证人、鉴定人所在单位、所在地公安机关协助落实有关证人、鉴定人出庭。需要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有关侦查人员应当出庭作证。

八、关于庭审所涉及的押解、安全警戒问题。鉴于我省实行分押制度，相当一部分死刑案件需要在关押地开庭审理，为了确保庭审工作的顺利进行，法院二审开庭可以请当地公安机关协助押解被告人以及协助做好庭审安全警戒事宜，确保庭审安全，做到万无一失。

会议认为，死刑第二审案件开庭审理是严格执行刑诉法、完善死刑案件审判程序、保证死刑案件质量的必然要求，政法各家务必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加强

协调配合，共同努力做好死刑第二审案件开庭审理工作。要充分发挥联席会议制度作用，及时研究解决二审开庭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确保死刑第二审案件开庭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保证死刑案件质量。

参加会议人员：

省政法委：林仕权

省人大内司委：褚国祥、陈增荣

省法院：陈华杰、刘春龙、赵小莉、霍敏、陈超、罗少雄、王在魁、时磊、李忠铭、陈小飞、陈学勇、刘旭烜

省检察院：徐新励、董兆玲、杨志刚、彭章波、沈丙友、吴铭来、陈思聪、王霞

省公安厅：杨江华、黄培富、林秀明、黄雯钊

省司法厅：马军港、杨锡武

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死刑案件审理程序 篇2

一、死刑案件设立特殊程序的理论依据

(一) 人权保障

1. 人权保障理念应是刑事法治的灵魂和核心

人权理论最初起源于十七世纪英国哲学家洛克的自然权利说和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家卢梭的天赋人权说。当代刑法具有两大机能, 一为保护社会, 二为保障人权。其中保障人权机能重在防止社会成员尤其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免遭国家刑罚权的不当行使而带来的侵犯, 其蕴含着保障公民人权的精神。

2. 保障人权是死刑案件诉讼的终极目标

由于死刑案件直接关乎被告人最重要的、最基本的权利———生命权, 因此对于生命权的司法保障无疑是诉讼中人权保障的最核心内容, 继而对于死刑案件设置更为严密、更为繁琐、更为规范、更为科学的审判程序便成了保留死刑国家的理性选择。只有满足程序正义和人权保障对死刑案件审判程序的要求的同时, 被告人的诉讼主体地位才能得到充分体现, 诉讼权利才能得到充分保障, 从而对于最后的裁判结论才会形成一个更加理性的认识, 而只有上述这些得以实现, 才能真正体现出我们国家对人权的保障与支持, 对生命的尊重和保护, 死刑案件诉讼的终极目标才能通过人权保障的到位最终得以实现。

(二) 价值冲突的平衡

1. 效率对公正的让步

我国的死刑审判程序的现状是很多制度的形同虚设, 往往浪费了大量的司法资源, 而恰恰是需要投入大量司法资源来保障程序公正的环节却被草草省略。如果能合理配置有限资源, 设置科学合理的审判程序, 可以在投入同样的司法资源的同时获得更具公正性的程序保证和合理性的审判结果, 从而达到更好的审判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完美的结合。而获得完美社会效果则意味着法院转变后的功能已经得到切实的实现, 因此, 成本即效率对公正的让步在新时期内便是一种理性智慧的选择。

2. 自由与秩序的调和

人权与秩序不是矛盾对立的, 两者是可以辨证统一的。设置一个科学合理的死刑审判程序, 可以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 而人权保障做得好了, 社会公平正义得到了实现, 便有了一个很好的维持秩序的基础, 所以, 人权和秩序两者是可以通过设置合理科学的程序这样一个环节做到高度统一, 而基于这样的事实, 自由与秩序也是可调和的, 而不是对立的。社会安定只需有赖于所有社会成员遵守社会秩序, 如果国家能够充分保障本国公民的人权得到保障, 公民可以享受在法律允许范围内的自由, 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 履行各自的义务, 那么社会秩序才会得到长久的维持。

二、我国死刑审判程序设置存在的问题

(一) 审判组织不合理

在我国, 轻刑与重刑的审判组织结构别无二致, 依然是三人组成的合议庭对案件进行审判, 死刑案件与一般刑事案件、民事案件的合议庭组成相同的现状是极其不合理的, 并且最终的判决仍采取通常的“法庭审而不判, 审委会判而不审”的审判方式, 审委会成员对案件作出判决只是依赖庭审法官的汇报, 按照简单多数表决方式做出是否适用死刑的判决, 如此审判分离的审理方式很难保证结果的客观性和公正性。我国的死刑审判组织无论从人员组成到审判方式都是不合理的, 都有改革的必要性。

(二) 通过方式不科学

我国现行的判决机制是实行合议庭简单多数即只要有参加表决人员的半数同意便可通过, 所有的刑事案件包括死刑案件也同样适用该原则, 虽然死刑案件都要经过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 但审委会议决案件最终也同样采用多数通过的原则。轻重刑适用同样的通过方式未免对人的生命的剥夺过于简单, 这与人道主义精神是相悖的。

(三) 审理期限过短

我国现行的审理期限和上诉、抗诉案件审理期限为一个月以内宣判, 至迟不得超过一个半月。我国法律关于审限的规定适用于所有刑事案件当然包括死刑案件, 虽然死刑案件设有复核程序且该程序没有审限, 但在审限内对死刑案件的审理由于时间不够充裕往往显得很仓促, 而完全寄希望于死刑复核程序未免不切实际。

(四) 量刑缺少独立的程序

我国现行的庭审结构是以定罪为中心的, 量刑并不是我国庭审的中心, 我国《刑事诉讼法》缺乏针对量刑问题的制度设计, 这样造成的主要弊端是法院的量刑权缺乏程序制约, 实践中法院量刑的恣意性很突出, 被告人获得公正量刑的权利得不到保障。

(五) 复核程序复核方式不合理

从死刑复核的参与主体上看, 没有赋予律师即辩方参加的权利, 更没有赋予其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为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争取最后生存机会的权利, 在死刑复核程序中关于律师的规定尚为空白。此外, 从复核程序的期限上看, 复核程序的期限在法律里没有明确规定, 实践中, 常常是四五个月, 更有甚者可达八九个月之久, 这样不利于及时打击和惩治犯罪。

三、完善我国死刑审判程序的对策

(一) 设置科学合理的审判组织

我国“审判分离”的审理方式很难保证结果的公正性和客观性, 改革此种状况, 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审”的问题, 我们可以借鉴外国的经验, 使死刑这样严重刑罚的审判组织有别于其他刑罚的审判组织。首先, 从批准是否按死刑案件受理时就应经过严格的批准程序, 可以设想建立一个专门批准死刑的组织, 该组织的成员都是刑法方面的专家, 从是否让案子进入死刑审判程序就要严格把关, 控制住进入死刑案件的质与量, 可以平衡前述组织运作所花费的司法资源。其次, 审判组织的人数不应是三人合议, 至少要五人, 甚至七人, 而且可以设立专门的死刑审判组织, 该组织成员常年从事死刑审判工作, 具有丰富的死刑审判经验, 而且具有绝对的专业性, 将刑庭审判人员按审理一般案子和死刑案子的两种组成方式组成, 两组从人员数量到运作方式都不同, 只有对待死刑案件的审判程序高标准、严要求, 这样才能保证死刑案件的公正性和正确性, 后经过审判委员会的审核确认方可定案。最后, 关于审委会, 应该设立各个部门法的专职委员, 因为术业有专攻, 只有在其擅长的专业领域才能最大限度的发挥作用, 特别是事关生死的死刑审判领域, 更是需要绝对专业的人士把关方能彰显国家对人生命权的重视和尊重。

(二) 设置一致通过的表决机制

鉴于死刑案件的极大风险性, 为增强其判决结果的可靠性和正确性, 在现行案件议决机制框架下, 我们应确立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一致通过的表决制度, 而不应该是一般刑事案件的简单多数决原则。由于前述的审判组织都是由专业的死刑审判人员组成, 如果该五人或七人组织一致通过某被告人适用死刑, 那么该死刑适用的可靠性和正确性的几率就会大大的增加。同时, 审委会也要采用此种表决机制, 只有这样, 我国的慎杀政策才能真正在审判环节得到了体现, 而且一致通过的表决制度是国际上很多刑事诉讼法发展很成熟的国家所采用的表决机制, 通过严格规范通过方式来确保死刑应用的正确性, 同时也体现了国家对公民生命权的尊重和对当事人权利的保护, 所以我国死刑的表决机制一定要改革, 才能使刑诉法关于死刑的规定更加完备与成熟。

(三) 不设严格的审理期限

我国的诉讼审判对于死刑案件不应设立审限, 至少不应该设立一个月最迟不得超过一个半月的审限, 这样短的时间不能保证最后结果的公正性和正确性, 仅仅是追求了审判效率而已, 跟效率比起来, 我们付出生命的代价不是太高太沉重吗?因此, 笔者建议首先要把死刑案件与一般刑事案件的审限严格分离开来, 死刑案件的审限可以考虑设置为半年, 甚至一年, 还应有遇到特殊情况时法院可以申请延长的规定, 其实我们的期限与国外比起来并不算长, 但基于我国国情, 设立这样的期限是合适的。其次, 关于复核程序, 我国现行的规定是不设期限, 但案件通过前面的层层把关最后到了复核程序如果无限期延长, 是没有实质意义的, 只能是白白浪费时间和无端耗费司法资源, 不如把有限的司法资源用在查明案件真相的审判程序上, 而对于死刑复核恰恰是应该设立期限以便法院更有效率的适用复核程序, 来完成死刑案件审判的最后一道程序。

(四) 设立独立的量刑程序

设立独立的量刑程序可以体现一个国家对待死刑的态度是否慎重, 我国对死刑的审判定罪与量刑是合二为一的, 由同一组人员来完成, 这样的设计未免会使人有先入为主的主观印象会影响最后对量刑的适用, 因而不能保证适用死刑的公正性和正确性, 所以我们应该借鉴英、美国家的经验设立独立的量刑程序, 量刑的适用可以启用专业专门的量刑小组, 由不同的人员来完成对死刑案件量刑的适用, 这样可以保证量刑人员不受先前的印象影响, 更客观更公正的完成死刑的量刑程序。至此, 我们对死刑的程序的设想大致已经完成, 从最开始的审查起诉, 到中间的调查定罪, 直到最后的量刑适用, 由三组专业的人员来独立完成, 三者各尽其职, 挑选专门针对死刑的专职审判人员, 只负责死刑审判的部分, 死刑案件可以进入流程式管理, 公正公开客观的进行。

(五) 设置合理的复核程序

死刑复核程序应当赋予律师参加的权利, 并且赋予其阅卷、会见、质证、辩论以及提供新证据的权利。只有控、辩、审三方共同参与, 在诉讼中控辩双方展开辩论, 法官在充分听取双方意见的基础上作出公正的裁决, 才能实现程序设置的目的和诉讼的公正。

此外, 关于死刑复核程序的期限问题, 可以适当设置适当的期限, 以此来保证司法机关及时履行自己的职责。经过前三关都有独立的专职人员各尽其职对死刑案件进行把关, 到最后这道程序可以适当设定期限, 而不能像国外那样对死刑案件久拖不决, 松弛相济, 只要把握得当, 就可以使司法资源处于最佳的适用状态, 达到最理想的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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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田斌.刑讯逼供的域外考察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甘肃警察职业学院学报, 2011 (1) .

[4]杨宇冠.死刑案件的程序控制若干问题——刑事司法国际准则角度[J].比较法研究, 2006 (5) .

[5]徐阳.形式正义的合理诉求——对死刑复核程序意义的两种角度分析[J].当代法学, 2005 (3) .

死刑案件中的个体正义 篇3

关键词：死刑 民意 法意 正义

[基本案情]2013年7月23日20时50分许，被告人韩磊与被告人李明等人一起吃饭饮酒。饭后韩磊、李明等人一起去歌厅唱歌，韩磊坐在李明驾驶的白色轿车副驾驶位置。随后，李明欲在北京大兴区科技路公交车站站台附近停车。当时李某带着坐在婴儿车内的女儿孙某某（殁年2岁10个月）在该公交车站候车。李明开车靠边行驶至正在公交站台下候车的李某及婴儿车前时停车，韩磊认为李某及其婴儿车阻挡了停车路线，随即下车与李某交涉并发生争执，后韩磊突然对李某进行殴打，将其打倒在地后又绕至婴儿车正面，将孙某某从婴儿车内抓起猛摔在地，致孙某某颅骨崩裂，因重度颅脑损伤经抢救无效死亡。被告人李明目睹韩磊实施上述行为后准备驾车离开，韩磊摆脱路人阻拦上了李明的车，李明驾车带韩磊逃离现场。2013年7月24日韩磊被抓获归案，李明于2013年7月25日到公安机关投案。

一、控辩双方争议

在庭审过程中，控辩双方对于被害人孙某某系被韩磊摔死的基本事实并无实质性的争议。控辩双方争议最大的一点，在于被告人韩磊作案时主观上是否明知其所摔的对象是婴孩。法庭根据现有证据分析，从整个案发过程、现场客观条件以及被告人韩磊案发前后的行为举止、精神状态来看，韩磊虽然案发前曾经饮酒，但尚未达到醉酒状态，其当时不可能不知道其抓在手中举过头顶后摔下的对象是孩子。法院认为，被告人韩磊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成年人，因不能正确处理与他人的纠纷，迁怒于无辜的幼儿，采取极端手段，将孙某某抓起举过头顶并猛摔在地，致孙某某当场颅骨崩裂致重度颅脑损伤死亡，韩磊在主观上具有泄愤报复的杀人故意，且动作力度之大、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韩磊的行为完全符合故意杀人罪的犯罪构成。2013年9月25日上午10时，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韩磊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13年10月8日，韩磊代理律师向北京一中法院递交上诉状，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定罪量刑。

韩磊的律师认为，“摔童”的客观过程只有1秒钟，强度非常大，以至于韩磊抓起了孩子后，婴儿车也被带起近半人高。但他认为，本案来得太快，韩磊错误认为是购物车，是基于错误认识而导致的错误结果，法院应该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对韩磊定罪量刑，并建议该案发回重审或直接改判。检方指出，女童当天穿的是短T恤、短裤，韩磊在抓起女童一刹那，通过直接接触，不可能不知道是孩子。而且，韩磊作案后，没有表现出惊愕、痛哭，反倒第一反应是上车逃跑，因此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死刑定性准确、量刑适当。2013年11月29日上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该院第六法庭对韩磊、李明故意杀人、窝藏上诉一案进行二审宣判，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主要问题分析

此案发生后，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网友们对凶手的暴力行径表示谴责，网上一片喊“杀”之声，对行凶者“不杀天理难容、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在网民眼中，行凶男子的行为十恶不赦，其“盗窃判刑”的前科更为其打上坏人的烙印。一时间各界掀起思考。关于本案，主要问题有三个：第一，被告人摔童致死的行为是故意杀人还是过失致人死亡？第二，对被告人是否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第三，我国的死刑政策与个体正义该如何权衡？

（一）被告人的行为应当认定为故意杀人

在一审和二审中，韩磊及其辩护人均坚持韩磊所犯罪行是过失致人死亡，提出的辩护理由主要有：案发前，韩磊饮酒，其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韩磊不知所摔为婴孩，是否具有主观上的杀人故意；韩磊到案后一直都坚称自己没有看到小孩，以为自己摔的是物品；被害人母亲是否存在过错等。

经法院查明，韩磊本人近视，且案发前确实曾经饮酒。案发前是韩磊给李明指路开车从饭店到歌厅，作案后乘李明的车离开现场时，给不认识其住处的李明指路，即韩磊在案发前后均处于言行正常、意识清醒的状态。另外，韩磊返回其住处后并无异常，没有醉酒表现。韩磊在庭审中可清楚供述其案发前行为、案发时与李明争执经过、摔孩子（韩磊称是车内东西）的经过以及作案后逃跑的经过，也可以证明韩磊当时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案发现场有不少目击证人，且视频也较为清晰地记录了案发当时的具体情形。从案发现场条件及尸检鉴定看，被害人孙某某已2岁10个月，身高99厘米，女童当天穿的是T恤、短裤，韩磊在抓起女童一刹那，通过直接接触，不可能不知道是孩子。案发时孙某某坐在婴儿车中无任何遮挡，虽案发时处于晚间，但通过监控可看出案发周边有大排档灯光及来往车辆车灯灯光，最主要的是婴儿车停在李明车前很近的地方，李明的车一直开着车灯，婴儿车与韩磊所称购物车外形上差别明显是众所周知的。韩磊戴着眼镜，作案时绕到婴儿车正面，面对面将坐在车中的孙某某抓起后举过头顶，摔在地上。韩磊作案后，发现婴孩重重地摔在地上，没有表现出惊愕、痛哭，反倒第一反应是上车逃跑。

虽然大多数故意杀人犯罪中都会涉及到某种工具，刀、枪、毒药等等，而这个案子里却没有作案工具，但这并不影响定性。作为成年人肯定知道，把一个幼童重重摔在地上，后果是什么。不管韩磊与李某发生什么冲突，都是成年人之间的事情，韩磊却剥夺一个年仅两岁孩子的生命，不能不说其具有重大的主观恶性。

上述证据显示，韩磊所谓“不知道所摔为婴孩”的辩解是站不住脚的，韩磊在与李某发生争吵后，怒火难以遏制，便抓起身边的婴孩实施报复，他的行为属于故意杀人中的“间接故意”，也就是嫌疑人虽不直接追求婴孩死亡的效果，却放任了这种后果的发生。大多数‘间接故意，法官可能会在量刑的时候予以考虑，不过具体到个案还需要进一步分析。在此案中，法院指出犯罪嫌疑人“手段极其残忍，主观恶性极深，人身危险性极大，罪行极严重”，间接故意并没有对量刑产生什么影响。

（二）死刑立即执行和死缓的选择

1.死刑立即执行与死缓的标准

由于韩磊及其辩护律师主张的辩护理由是“不构成故意杀人罪，而是过失致人死亡罪”，就案件本身并不涉及死刑立即执行和死缓的争论，但是关于此案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是否合理还是有学理上讨论的必要。从表面上看，死刑立即执行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都属于死刑，但实际上，死缓和死刑立即执行对于被告人来说是生死两重天，被告人在被判处死缓的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会被执行死刑。

本案判决韩磊死刑立即执行在情理上是合适的，也符合法律规定。具体来看，首先认定韩磊行为属于间接故意杀人行为无误。虽然韩磊行为属于无预谋的激情犯罪，但由于对象特殊，是一名两岁多的婴幼儿，社会公众对婴幼儿的天然怜爱之情容易被激发转而变成对被告人极大的痛恨。韩磊作案手段也十分残忍，将婴孩抓起举过头顶并重摔在地，导致婴孩颅脑损伤死亡。且此案发生在公共场所，案发当晚目击行人较多，可见被告人的社会危害性很大，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韩磊也是一名累犯，出狱未满一年，又故意犯罪，人身危险性极大。另外，作为受害女童家属，放弃了刑事附带民事赔偿，韩磊的父母一直想与被害人家属协商赔偿并道歉，但被害人家属的态度比较坚决，韩磊没有得到被害人的谅解，被害人家属希望被告人得到最严厉的惩罚。

死刑立即执行和死缓的标准在法律规定上是不清楚的。《刑法》第48条对死刑适用作了如下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这个条文中关键的内容就是“罪行极其严重”和“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对于“罪行极其严重”，理论上的疑问是，如何理解它的规范内涵，以及它到底是仅适用于死刑立即执行，还是同时适用于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本文认为，“罪行极其严重”是同时适用于死刑立即执行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这样一来，死缓和死刑立即执行的标准就更加模糊了。而对于“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而言，不仅有循环定义的嫌疑，关键的问题仍在于，它的规范涵义是什么？对于这些关键性的问题，法律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而理论上也存在激烈争议。[1]

既然法律规定不清，那么在实践中，掌握“生杀大权”的最高人民法院是否有判断死缓和死刑立即执行的标准呢？根据有关司法解释，如果被告人有法定的从轻、减轻情节，自首、立功的，一般不会执行死刑。此外，婚姻家庭民间纠纷引发的、被告人积极赔偿也取得被害人谅解的，一般也不适用死刑。[2]作为仍然保持死刑的少数国家之一，中国的死刑适用一直受到国际人权组织的关注，限制适用死刑也是必然的趋势和选择。面对来自全国各地的死刑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在对死刑案件进行复核时，要考虑的不仅这个案件本身的情况，还需要考虑此案在众多案件中的特殊性，在众多残忍的死刑立即执行案件中，核准一部分而其余案件不予核准，肯定有其判断标准。

2.民意与司法的关系

如前所述，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案件是有自己的标准和规律的，那么显然有一部分案件就会率先纳入最高人民法院的考虑范围，包括受到公众热烈关注、民愤很大的案件，把这类案件处理好非常关键，这也涉及到司法与民意的关系。一个不应被忽视的事实是，和药家鑫案、李昌奎案一样，此案之所以进入社会公众的视野，是因为被害人家属将案情公诸于网络，网络给司法营造了很大的压力。正如学者所言，这次的杀婴案，凶残程度远远超出了一般社会认知的底线，所以必然会广泛传播。但是在传播的过程中，会形成一种典型的“社会心理传染病”，继续引导社会心态向负面发展。比如当年香港明星张国荣跳楼自杀，如此爆炸性的消息被广泛报道之后，短时间内有很多人跳楼，这就是社会心理传染。[3]

同时，药家鑫案和李昌奎案也是一个标尺，民众会不自觉的拿这两个案件和韩磊案件作对比，人们会认为韩磊杀害婴孩的行为从直观上比药家鑫的杀人行为更加残忍和恶劣，为什么韩磊不能判死刑立即执行？有学者认为，当前的司法体制下，根本不存在由地方高院推动死刑废除的可能。[4]该案发生当时，社会影响力非常之大，网络喊死喊杀之声不亚于当年的药家鑫案，在这个案件是判死缓还是死刑立即执行，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需要根据司法解释的精神作出不违法又合情理的选择，而药家鑫和李昌奎的死刑立即执行，让受案法院了解到，韩磊得到死刑立即执行应是最恰当的选择。[5]

（三）我国的死刑政策与个体正义

近年来，我国在死刑适用问题上奉行“少杀、慎杀”的政策，学界也存在慎用死刑论与废除死刑论的学理主张。那么，为什么我国“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与慎用死刑论、废除死刑论对于该案没有起到作用呢？

随着网络的发展，很多案件进入公众视野，并引发了公众关注。2010年10月西安音乐学院学生药家鑫将张妙撞倒并连刺数刀致受害人死亡的事件引发舆论热议。2009年5月16日，云南巧家县村民李昌奎奸杀19岁少女王家飞后又摔死3岁儿童王家红。2013年3月4日周喜军，将停放在超市门前的一辆银灰色RAV4丰田吉普车盗走后，途中发现被盗车后座上有一名婴儿，将婴儿掐死埋于雪中。这三起案件被告人均有自首情节，但最终都被判处了死刑立即执行。

在这几起案件中，由于被害者家属将这些案件和对被告人的控诉披露到网上，很快进入了公众视野。但这几起案件又有着微妙的区别，药家鑫案和周喜军案从案发一开始就被受害者家属披露到网上，进入了公众的视野之中，引发了广泛的讨论，这些舆论很可能会对该案的判决产生影响。而在李昌奎案中，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改判时，并没有为社会公众所知晓，因而这个结果并没有受到舆论的影响，直至二审改判后才掀起了舆论关注的狂潮。可以看出，李昌奎案一波三折，和二审改判之后民意介入有直接的关系。而考察以往案件，不难发现有一些与药家鑫案、韩磊案类似的案件，并没有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不得不说，民意对案件的审理有着重要的影响力。案件判决结果会因为受到舆论关注与否不同而产生差异，恰恰反映了司法者与社会公众在死刑适用立场上存在一定的分裂。社会公众往往侧重关注个案的正义，因而只要案件中出现了可以判死刑立即执行的情节，就会主张对其适用死刑立即执行，尤其是网络时代的发展，人们获取信息的速度更快，网络不仅传递信息，也能使公众情绪“发酵”，发声愈响影响力愈大。

国际上废除死刑的趋势和法学界众学者们的理念推广，让民众对死刑有了更多的思考。但具体到个案中，传统“杀人偿命”的观念和现代司法“少杀、慎杀”的理念却不断发生碰撞。学界的死刑观念远未普及到社会大众，而社会大众长期持有“杀人偿命”的观念，“权力、暴力”崇拜的心理、缺乏程序正义，这就使得死刑的民意与法意存在极大的剪刀差，进而使得死刑废止的主张与立法措施非常尴尬。[6]近年来，刑法修正案对死刑的修正，也反映出中国在废止死刑的问题上仍然面临民意与法意的纠结。[7]

三、结论

作为慎用死刑论者，赵秉志教授认为，“考虑到现实的国情民意，慎用死刑政策的贯彻重点应在于立法上不合理配置死刑、现阶段又无法即行废止死刑的非暴力犯罪，而不应在于关涉民众切实利益与感受的严重暴力犯罪，尤其是严重致命性暴力犯罪。否则，极易引致社会公众对死刑改革产生抵触心理，甚至会危及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从而影响决策领导层的死刑改革的魄力与决心，阻碍我国死刑改革的进程。为了切实贯彻慎用死刑之政策，就需要在严格掌握死刑的适用标准、遵循死刑的正当程序的基础上，合理衡量案件的各种罪前、罪中和罪后情节，要特别注意以罪中情节作为决定死刑适用与否的首要依据，以罪前、罪后情节作为决定死刑适用与否的必要补充，并适当参酌案外相关因素，尤其是舆情民意，努力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法律是社会生活中的法律，法律的解读和适用都是为了更好地解决实际案件中的问题，而当下民众在看到一起起恶性个案的时候，对个案正义的追求感是不能忽视和压制的。从实践中看，民意其实是死刑废除中的最大障碍和阻力，制约决策者裹足不前的除了保持刑法威慑的现实需要外，就是公众对死刑的反对心理。在当下中国，在社会基本情况及社会公众对于死刑的观念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过分限制死刑的适用乃至废除死刑，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对于民众一致认为应当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的案件，法院一味地拒绝判处死刑，并宣扬死刑制度的弊端是没有益处的，只会引发民众的反感。法院是法律适用的机构，依据现行法律，作出公正、合情理的判决就是对法律最大的尊重。生死之事重大，作为司法工作者，在当前社会环境下，不仅需要慎用死刑，也需要谨慎考察个案中的具体情况，作出恰当的判决。

注释：

[1]最新的讨论参见储槐植：《死刑的司法控制：完整解读刑法第四十八条》，载《中国检察官》2013年第3期。

[2]赵蕾：《云南高院的中国式处境》，载《南方周末》2011年8月4日。

[3]http：//jlwb.njnews.cn/html/2013-07/26/content_1482220.htm，访问日期：2015年8月2日。

[4]黄秀丽：《免死“金牌”惹起官民舆论战》，载《南方周末》2011年7月14日。

[5]高铭暄、苏惠渔、于志刚：《从此踏上废止死刑的征途》，载《法学》2010年第9期。

[6]萧翰：《死刑：民意与法意间的尴尬》，载《新世纪周刊》2010年8月30日。

死刑案件审理程序 篇4

编者按：公正、高效地审理涉外商事案件，对于依法保护中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创造良好的司法环境，促进我国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健康有序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民五庭的唐玉珉同志作为一名从事涉外商事审判工作的资深法官，从管辖权、当事人资格审查、涉外送达、对公证认证文书的审查、做好“限制出境”工作等审理涉外商事案件的关键环节，将自己的办案心得总结成文，对于提高涉外商事审判的质量和效率具有一定的实践价值。现作为“审判经验和方法”专辑之二十二编发，供参考。

涉外商事案件审理中的若干程序问题

唐玉珉

一、关于管辖权的问题

1、涉外商事案件管辖的几种形式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和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规定，商事案件的管辖主要有：一般管辖、特殊管辖、专属管辖、协议管辖、推定管辖五种。在涉外商事诉讼中，主要是后四种，《民事诉讼法》第243条至246条分别做了规定。

2、行使涉外案件管辖权时需要注意的问题

主要包括：(1)根据民诉法司法解释第305条的规定，属于我国法院专属管辖的案件，当事人不得用书面协议选择其他国家法院管辖。但协议选择仲裁裁决的除外。(2)民诉法司法解释第306条规定“我国法院和外国法院都有管辖权的案件，一方当事人向外国法院起诉，而另一方当事人向我国法院起诉的，法院可予受理”。最高法院在2004年底的《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实务问题解答》中，再次予以了肯定。(3)要注意涉外商事诉讼与海事诉讼的区别，如属于海事法院管辖范围内的案件，应移送至有管辖权的海事法院管辖。

3、如何正确处理当事人之间存在仲裁条款的案件

法院在受理涉外商事案件时，要认真审查当事人是否在合同中订有或者事后达成仲裁条款，把好立案审查关。发现有仲裁条款的：(1)如仲裁条款有效的，不应受理。(2)如仲裁协议可能无效或明显无效的，应按照1995年8月28日最高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处理与涉外仲裁及外国仲裁事项有关问题的通知》中规定的，“凡起诉到法院的涉外、涉港澳台经济纠纷案件，如果当事人在合同中订有仲裁条款或者事后达成仲裁协议，法院认为该仲裁条款无效、失效或者内容不明确无法执行的，在决定受理一方当事人起诉之前，必须报请本辖区所属高级人民法院进行审查；如果高级人民法院同意受理，应将其审查意见报最高法院。在最高法院未作答复前，可暂不予受理”的原则处理。也可以告知当事人，可向仲裁机构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确认仲裁条款效力的诉讼，待仲裁条款效力确认后，根据确认的结果，做出相应的处理。

当事人之间虽然有仲裁协议，但“当事人双方书面协议放弃仲裁的”，根据1997年3月26日最高法院《关于实施(仲裁法)几个问题的通知》的精神，受诉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二、关于诉讼当事人、诉讼参加人资格审查的问题

1、对境外原告的审查

主要包括：(1)审查原告的起诉是否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的“起诉条件”。(2)审查原告的起诉状是否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10条的规定，即在起诉状中应记明当事人：当事人是自然人，应注明自然人的姓名、性别、年龄、住所等；当事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注明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等。同时，原告还应提供国内被告的基本情况和主体依然存在的证据。(3)审查原告是否提供了证明自己身份的证据，主要包括：原告是境外自然人的，应提供其身份证明，如台胞证、香港居民身份证等；原告是境外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提供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境外设立时的登记、注册资料和能反映目前状况的最新资料。

2、对境外被告、第三人的审查

主要包括：(1)被告、第三人是境外自然人的，原告在起诉状中是否精确注明了境外自然人的姓名、性别、年龄、住所(外文地址)、国籍或地区。(2)被告、第三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原告在起诉状中是否精确注明了境外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外文地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国籍或地区。(3)审查原告是否提供了证明其在起诉状中所确定的地址出处的证据。(4)审查原告确定的被告地址与原告提供的其他起诉证据之间是否存在矛盾，以达到去伪存真的目的。

3、对外国、港澳公司的特别规定

(1)1987年10月19日，最高法院在法(经)发(1987)28号《关于审理涉港澳经济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明确：在港澳地区成立的个人企业、合伙组织应以其业主、合伙人作为诉讼当事人参加诉讼；作为诉讼一方当事人的港澳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如果已在香港、澳门地区宣告破产的，可由其破产清算人作为代理人参加诉讼。(2)1989年6月，最高法院在法(经)发(1989)12号的《全国沿海地区涉外、涉港澳经济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对外国和港澳地区非法人企业的诉讼主体的确定问题作了明确的规定。如非法人企业(包括个体企业和合伙企业)的实体权利和义务最终是由个体业主或合伙人享有和承担，其诉讼权利和义务也相应地应由他们享有和承担。法律文书上应将个体企业的业主和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作为诉讼主体。

4、对诉讼代理人的审查 要注意三点：(1)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41条的规定，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和组织在人民法院起诉、应诉，需要委托律师代理诉讼的，必须委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律师。但根据最高法院的最新解释，港、澳已取得内地执业律师资格的律师能代理涉外商事诉讼。(2)外国、港澳台当事人委托我国内地律师、公民代理诉讼的，除提交委托诉讼代理书外，还应提交该委托诉讼代理书的公证和认证文书，以证明该委托手续的真实性。(3)外国、港澳台的自然人也可以在我国内地的公证部门办理委托诉讼代理的公证手续，也可以在起诉或应诉时，当着受诉法院的相关法官的面，办理委托诉讼代理的手续。

5、关于追加当事人

这个问题本身与案件涉外与否并无太大关系，但从审判效率角度讲，涉外商事案件遗漏当事人的后果比一般商事案件遗漏当事人的后果要严重。涉外商事案件中，如果遗漏了当事人，法院虽然也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第119条和《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57条的规定予以追加，但由于需要向境外重新送达，所花时间很长，少则4个月，多则可达10个月，必然严重影响审判效率。

三、关于涉外送达的问题

由于种种原因，目前的审判实践中涉外送达所花时间较长，成功率较低，直接影响了涉外商事案件的审判效率。如何提高涉外送达的效率，是目前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1、做好送达前的准备工作

主要包括：(1)主观上要高度重视。送达前的准备工作相当重要，因为，即便选择了最佳的送达方式，设定了最经济的时间，如果准备工作做得不充分，不及时，或发生差错，就会造成送达的延迟或无效。(2)审查原告提交的起诉状和起诉材料是否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08条和第110条的规定。如不符合要求的，该补充的，补充；该修改的，修改；该驳回的，驳回。(3)初审纠纷的法律关系，尽量防止遗漏当事人和列错当事人。(4)审核将要送达的诉讼文书是否完备。对外送达的诉讼文书主要有：《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送达回证》等，不能遗漏。(5)合理选择诉讼文书的翻译语种，尽快完成翻译工作。涉外送达的诉讼文书应附译文。对翻译语种的选择，我们应按照互惠原则选择其所在国的官方使用语言，这是基本原则。如果遇到翻译困难的小语种，而该国与我国签有双边司法协助协定的，我们可充分利用协定中允许使用第三国语言(英语、法语等大语种)的约定，选择大语种为翻译语种，从而避免小语种的翻译困难，缩短翻译所需时间。截止到2003年底，与我国签订了民商事司法协助条约或协定的国家有30个，其中可使用英文的包括意大利、西班牙、泰国、新加坡、俄罗斯、越南等十几个国家，几乎涵盖了目前我们受理的涉外商事案件中所涉及的国家。具体的国家，可在相关中国法律网站上查到。(6)提前做好域外送达费用的收费工作。2003年，最高法院在《关于就外国执行民商事文书送达收费事项的通知》中要求，按照《海牙送达公约》的规定，美国自2003年6月开始要求送达申请者预付送达费用，为期五年，2005年预收93美元，2006年预收95美元，2007年预收97美元。支付方式是“汇票”，收款人是一家送达公司，具体可从上述《通知》中查到。加拿大也要求送达申请者预付50加元送达费用，支付方式是“汇票”，收款人则根据不同的省份，填写不同地址。因此，受案法院在发现有需要向美国、加拿大的当事人送达的，应立即通知原告申请办理“汇票”。新加坡则是送达后收费，金额根据送达情况确定，从20新元至130新元不等，或更高。(7)审查送达的文书是否存在文字上的差错，尤其是当事人的名称和地址。如发生差错，就很可能造成境外送达机构无法送达。

2、涉外送达的主要方式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47条第一款的规定，法院进行涉外送达的方式主要有：(1)公约送达。即依照受送达人所在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中规定的方式送达，主要是指我国与相关国家签订的《司法协助协定》和《海牙送达公约》。(2)外交途径送达。即如果相关国家与我国未签订《司法协助条约》或《司法协助协定》，又不是《海牙送达公约》成员国的，通过外交途径送达。(3)外交代表或领事送达。即对具有我国国籍的受送达人，可以委托我国驻受送达人所在国的使领馆代为送达。这是国际社会普遍承认和采用的一种送达方式，但绝大多数国家都规定这种方式只适用于其所属国的公民，并且不能采取强制措施。(4)个人送达。即向受送达人委托的有权代其接受送达的诉讼代理人送达、向受送达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设立的代表机构或者有权接受送达的分支机构、业务代办人送达。根据最高法院在1995年8月3日《关于能否向境外当事人的诉讼代理人直接送达法律文书问题的答复》的规定，在向受送达人委托的有权代其接受送达的诉讼代理人送达时应注意：诉讼代理人代委托人接受送达法律文书是代理诉讼的一般权限；境外当事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全权代理诉讼的，即为有权代其接受送达；委托部分代理诉讼事项的，只要没有明确约定不得代为接受送达法律文书，亦为有权代其接受送达。在向受送达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设立的代表机构或者有权接受送达的分支机构、业务代办人送达时应注意：最高法院在法释〔2002〕15号《关于向外国公司送达司法文书能否向其驻华代表机构送达并适用留置送达问题的批复》中明确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向外国公司的驻华代表机构送达诉讼文书时，可以适用直接送达和留置送达的方式；人民法院在向外国公司的驻华代表机构送达诉讼文书时，要认真审查代表机构设立的合法性，如是否经工商部门登记、是否在有效期内等，对未经工商部门登记而设立的代表机构，无权代理接受送达。(5)邮寄送达。由于我国在参加《海牙送达公约》时，对邮寄送达的条款持保留态度，因此，按照国际私法中的对等原则，相关国家也可能对我国的邮寄送达不予承认，所以，我们应谨慎使用邮寄送达的方式。(6)公告送达。按照最高法院的最新司法解释，只有在直接送达和留置送达不成的情况下，才能适用公告送达。

3、对涉日本国当事人进行送达时应注意的问题

主要包括：(1)1989年1月16日，最高法院在《关于通过外交途径向日本国民送达传票期限的通知》中明确，日本国外务省对我国法院通过外交途径向其国民送达出庭传票，常以收到时间距出庭时间不足两个月为由退回。鉴此，并考虑到向我驻外使、领馆转递文件的时间，外交部建议，我国法院今后通过外交途径向日本国民送达传票，于传票指定日期四个月前送至领事司为宜。(2)自1982年11月1日起，中、日双方委托对方代为送达法律文书，由受委托一方依照本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出具送达回证。因此，我们凡需通过外交途径发往日本国的法律文书，可不再附送我们法院的送达回证，日方受委托的裁判所在送达后会出具相应的送达回证。

4、对涉港、澳当事人进行送达时应注意的问题

最高法院在《关于审理涉港澳经济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曾经规定，对于在香港、澳门地区的当事人送达诉讼文书可以用双挂号邮寄。《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颁布后，最高法院与港、澳通过协商，就内地与港澳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委托送达民商事司法文书问题先后达成了《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委托送达民商事司法文书的安排》和《关于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就民商事案件相互委托送达司法文书和调取证据的安排》，并先后于1999年3月30日和2001年9月15日起施行。根据这两个《安排》的规定，向香港或澳门的当事人进行送达的，主要注意以下六点：(1)由于香港居民的身份证一般都没有住址，因此，对香港居民的住址或联系地址的确定要慎重。(2)所送达的商事司法文书应当是中文本，受送达人为两人以上的，每人一式两份。(3)直接将应送达的法律文书交高级法院，然后由高级法院直接转递给香港高等法院或澳门终审法院。(4)由于《安排》规定的送达所需要时间为2个月，因此，开庭时间一般可安排在将送达文书提交给高级法院后的第五个月(途中时间1个月余，答辩期1个月)。(5)送达司法文书后，香港高等法院或澳门终审法院会出具《送达证明书》，收到后要认真阅看《送达证明书》中记载的送达记录，确认是否已完成送达。(6)对香港或澳门的当事人适用公告送达的，必须符合法律规定。

5、对涉台案件的送达

由于两岸关系等原因，海协会和海基会的渠道已基本中断，因此对涉台案件送达的成功率很低。目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给在台湾的当事人送达法律文书问题的批复》的精神，对涉台的案件，可直接用公告的方式进行送达。

四、关于公证和认证文书审查的问题

在审理涉外商事案件中，经常会遇到当事人提交的涉及程序、实体方面的公证、认证文书，对公证、认证文书的审查，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对公证、认证文书的形式审查

主要有两个方面：(1)审查公证、认证文书的装订完整性。如公证、认证文书和被公证、认证的文书是否装订在一起；火漆印、订书针、打孔串丝带是否规范；装订是否有被拆过的痕迹等。另外，在案件的判决或调解未生效之前，要保持公证、认证文书的原始装订状态，不要拆散。(2)审查公证书文字、印鉴的原始性和清晰度。如文字、印鉴是否模糊不清；是否有涂改、擦拭等可疑痕迹。(3)审查公证、认证手续是否符合要求。如其所在国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该证明文书首先应当经所在国公证，然后经我国驻该国使领馆予以认证，因此是公证、认证文书各一份。如其所在国与我国未建立外交关系的，该文书首先仍应当经所在国公证，其次是将公证文书交由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第三国认证，最后是将上述公证和认证文书经我国驻该国使领馆予以认证，因此是公证文书一份、认证文书两份。总之，如果有异常现象，就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2、对在香港地区形成的公证文书的审查

审查出具该公证文书的公证人是否在我国司法部委托公证人名单之列；审查是否有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加盖的转递公章。违反上述要求的，应视为不具有《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公证文书的证明效力。

3、对在澳门地区形成的公证文书的审查

审查出具该公证文书的公证员是否是我国司法部派驻澳门的中国公证员；审查是否有中国法律服务(澳门)有限公司加盖的转递公章。违反上述要求的，应视为不具有《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公证文书的证明效力。

4、对在台湾地区形成的公证文书的审查

根据沪高法(2001)433号《关于涉台文书需查核的通知》的规定，用于商事诉讼的台湾方面出具的公证文书，应经相关公证员协会登记，出具公证书副本核对证明，并由其转寄受诉法院；当事人直接向受诉法院递交台湾方面出具的公证文书的，应同时递交相关公证员协会出具的公证书副本核对证明。违反上述要求的，应视为不具有《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公证文书的证明效力。

5、对经公证、认证的证据的实质审查

公证、认证从根本上说就是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法证明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文书和事实的真实性、合法性。因此，虽然这些行为、文书和事实均发生在域外，我们仍应通过质证的方式，对经公证、认证的证据的效力进行确定。

五、关于限制出境的问题

1987年3月颁布的《关于依法限制外国人和中国公民出境问题的若干规定》，对限制出境作了一些规定。执行时应注意以下问题：

1、时间上的要求

能尽早处理的，不要等到外国人或中国公民临出境时才处理。这样既可以给予我们充分的审查时间，又给予了我们慎重处理的机会。能在内地处理的，不要到出境口岸处理，要把确需在口岸阻止出境的人员控制在极少数。

2、方式上的要求

《关于依法限制外国人和中国公民出境问题的若干规定》明确，被限制出境人提供财产担保或交付一定数量保证金后准予出境。可见，在涉外商事诉讼中，采取限制出境措施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避免被限制出境人逃避其经济责任。因此，我们要谨慎使用限制出境的措施。如果限制出境的被申请人的财产已被诉讼保全，并且被保全财产的金额基本接近或达到诉讼请求的标的额的，就不应再对被申请人采取限制出境的措施。

3、手续上的要求

(1)法院用“决定书”决定限制出境并执行，应向高级法院和市公安局办理备案手续。(2)法院在限制外国人和中国公民出境时，最好是用书面通知方式。(3)人民法院需在边防检查站阻止其出境的，应填写《口岸阻止人员出境通知书》。在紧急情况下，也可先向边防检查站交控，然后补办交控手续。(4)控制口岸超出本市范围的，应通过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办理交控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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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案件审理程序 篇5

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的规定

（2011年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13次会议通

过）

根据2010年4月29日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国家赔偿法），结合国家赔偿工作实际，对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以下简称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的程序作如下规定：

第一条 赔偿请求人向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应当递交赔偿申请书一式四份。赔偿请求人书写申请书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申请。口头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填写《申请赔偿登记表》，由赔偿请求人签名或者盖章。

第二条 赔偿请求人向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应当提供以下法律文书和证明材料：

（一）赔偿义务机关作出的决定书；

（二）复议机关作出的复议决定书，但赔偿义务机关是人民法院的除外；

（三）赔偿义务机关或者复议机关逾期未作出决定的，应当提供赔偿义务机关对赔偿申请的收讫凭证等相关证明材料；

（四）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在赔偿申请所涉案件的刑事诉讼程序、民事诉讼程序、行政诉讼程序、执行程序中作出的法律文书；

（五）赔偿义务机关职权行为侵犯赔偿请求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证明材料；

（六）证明赔偿申请符合申请条件的其他材料。

第三条 赔偿委员会收到赔偿申请，经审查认为符合申请条件的，应当在七日内立案，并通知赔偿请求人、赔偿义务机关和复议机关；认为不符合申请条件的，应当在七日内决定不予受理；立案后发现不符合申请条件的，决定驳回申请。

前款规定的期限，自赔偿委员会收到赔偿申请之日起计算。申请材料不齐全的，赔偿委员会应当在五日内一次性告知赔偿请求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收到赔偿申请的时间应当自赔偿委员会收到补正材料之日起计算。

第四条 赔偿委员会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五日内将赔偿申请书副本或者《申请赔偿登记表》副本送达赔偿义务机关和复议机关。

第五条 赔偿请求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代理人。律师、提出申请的公民的近亲属、有关的社会团体或者所在单位推荐的人、经赔偿委员会许可的其他公民，都可以被委托为代理人。

赔偿义务机关、复议机关可以委托本机关工作人员一至二人作为代理人。

第六条 赔偿请求人、赔偿义务机关、复议机关委托他人代理，应当向赔偿委员会提交由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委托事项和权限。代理人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赔偿请求，应当有委托人的特别授权。

第七条 赔偿委员会审理赔偿案件，应当指定一名审判员负责具体承办。

负责具体承办赔偿案件的审判员应当查清事实并写出审理报告，提请赔偿委员会讨论决定。

赔偿委员会作赔偿决定，必须有三名以上审判员参加，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决定。

第八条 审判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回避，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有权以书面或者口头方式申请其回避：

（一）是本案赔偿请求人的近亲属；

（二）是本案代理人的近亲属；

（三）与本案有利害关系；

（四）与本案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对案件公正审理的。前款规定，适用于书记员、翻译人员、鉴定人、勘验人。第九条 赔偿委员会审理赔偿案件，可以组织赔偿义务机关与赔偿请求人就赔偿方式、赔偿项目和赔偿数额依照国家赔偿法第四章的规定进行协商。

第十条 组织协商应当遵循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赔偿请求人、赔偿义务机关一方或者双方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赔偿委员会应当及时作出决定。

第十一条 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经协商达成协议的，赔偿委员会审查确认后应当制作国家赔偿决定书。

第十二条 赔偿请求人、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或者反驳对方主张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有国家赔偿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情形的，应当由赔偿义务机关提供证据。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承担不利后果。

第十三条 赔偿义务机关对其职权行为的合法性负有举证责任。

赔偿请求人可以提供证明职权行为违法的证据，但不因此免除赔偿义务机关对其职权行为合法性的举证责任。

第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赔偿委员会可以组织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进行质证：

（一）对侵权事实、损害后果及因果关系争议较大的；

（二）对是否属于国家赔偿法第十九条规定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争议较大的；

（三）对赔偿方式、赔偿项目或者赔偿数额争议较大的；

（四）赔偿委员会认为应当质证的其他情形。

第十五条 赔偿委员会认为重大、疑难的案件，应报请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审判委员会的决定，赔偿委员会应当执行。

第十六条 赔偿委员会作出决定前，赔偿请求人撤回赔偿申请的，赔偿委员会应当依法审查并作出是否准许的决定。

第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赔偿委员会应当决定中止审理：

（一）赔偿请求人死亡，需要等待其继承人和其他有扶养关系的亲属表明是否参加赔偿案件处理的；

（二）赔偿请求人丧失行为能力，尚未确定法定代理人的；

（三）作为赔偿请求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尚未确定权利义务承受人的；

（四）赔偿请求人因不可抗拒的事由，在法定审限内不能参加赔偿案件处理的；

（五）宣告无罪的案件，人民法院决定再审或者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

（六）应当中止审理的其他情形。

中止审理的原因消除后，赔偿委员会应当及时恢复审理，并通知赔偿请求人、赔偿义务机关和复议机关。

第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赔偿委员会应当决定终结审理：

（一）赔偿请求人死亡，没有继承人和其他有扶养关系的亲属或者赔偿请求人的继承人和其他有扶养关系的亲属放弃要求赔偿权利的；

（二）作为赔偿请求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后，其权利义务承受人放弃要求赔偿权利的；

（三）赔偿请求人据以申请赔偿的撤销案件决定、不起诉决定或者无罪判决被撤销的；

（四）应当终结审理的其他情形。

第十九条 赔偿委员会审理赔偿案件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作出决定：

（一）赔偿义务机关的决定或者复议机关的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依法予以维持；

（二）赔偿义务机关的决定、复议机关的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的，依法重新决定；

（三）赔偿义务机关的决定、复议机关的复议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查清事实后依法重新决定；

（四）赔偿义务机关、复议机关逾期未作决定的，查清事实后依法作出决定。

第二十条 赔偿委员会审理赔偿案件作出决定，应当制作国家赔偿决定书，加盖人民法院印章。

第二十一条 国家赔偿决定书应当载明以下事项：

（一）赔偿请求人的基本情况，赔偿义务机关、复议机关的名称及其法定代表人；

（二）赔偿请求人申请事项及理由，赔偿义务机关的决定、复议机关的复议决定情况；

（三）赔偿委员会认定的事实及依据；

（四）决定的理由及法律依据；

（五）决定内容。

第二十二条 赔偿委员会作出的决定应当分别送达赔偿请求人、赔偿义务机关和复议机关。

第二十三条 人民法院办理本院为赔偿义务机关的国家赔偿案件参照本规定。

死刑案件审理程序 篇6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民事再审案件若干程序问题的解答》已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2005年11月14日第16次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执行中的问题，望及时报告我院审判监督庭。

特此通知。

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按照第一审

程序审理民事再审案件若干程序问题的解答

一、当事人的追加与诉讼承担

1、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的民事再审案件（下称一审再审案件）是否可以追加原告或被告？

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原告或被告在原审中没有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的，再审时应予追加。在原审中已明确表示放弃实体权利而未被追加为原告，再审时表示反悔又申请参加诉讼的，法院告知其不予追加。

2、原审裁判侵害了案外人合法权益、法院决定再审后，是否应追加该案外人为第三人？

对原审当事人间的全部诉讼标的案外人有独立请求权的，或者虽只对部分诉讼标的有独立请求权，但该部分不能从原审中分立出来另行处理的，再审时应将该案外人追加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对原审当事人间的部分诉讼标的案外人有独立请求权，而该部分可以从原审中分立出来另行处理的，则再审时可不追加该案外人为第三人。但法院应告知案外人和原审当事人就该部分另行处理，并在再审裁判中将原审裁判相应部分予以撤销并对其余部分依法处理。

对原审当事人间的诉讼标的，案外人未主张权利，但原审裁判的处理侵害其合法权益的，法院应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再审处理，不需追加该案外人为第三人。

3、再审申请人在再审期间死亡或丧失主体资格的，应如何处理？

一审再审案件诉讼中，再审申请人死亡或丧失主体资格，没有权利义务继受人的，法院应裁定终结再审程序。有权利义务继受人的，法院应裁定中止诉讼，并及时通知继受人作为当事人承担诉讼；继受人不参加诉讼的，视为撤回再审申请，法院应裁定终结再审程序。

4、被申请人在再审期间死亡或丧失主体资格的，应如何处理？

一审再审案件诉讼中，被申请人死亡或丧失主体资格，没有权利义务继受人的，可以裁定终结再审程序，但确有改判必要的，可在阅卷、调查及询问原审其他当事人的基础上依法作出再审裁判。有权利义务继受人的，法院应裁定中止诉讼，并及时通知继受人作为当事人承担诉讼；继受人不参加诉讼的，可缺席审理，依法作出再审裁判。

5、就离婚案件中财产分割问题进行再审，原审一方当事人死亡，继承人参加诉讼的，案由是否需要变更？

就离婚案件中财产分割问题再审的一审再审案件，原审一方当事人死亡的，参照前两条规定处理。继承人参加诉讼的，案由不变更，但应在再审庭审及裁判文书中叙述清楚再审案件由来及继承人承担诉讼等情况。

6、再审庭审及裁判文书中，对追加或承担诉讼的当事人应如何称谓？

再审时，对追加的当事人应依其诉讼地位，前缀“再审”字样予以称谓，如“再审原告”、“再审第三人”等。对承担诉讼的当事人应依被承担人诉讼地位，前缀“再审”字样称谓，并附注其与被承担人之间的关系，如“再审原告×××（原审原告×××之子）”等。

二、诉讼请求的变更与增加

7、原审原告能否增加诉讼请求？原审被告能否提出反诉？

一审再审案件一般应在原审请求范围内审理，原审原告增加诉讼请求或者原审被告反诉的，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增加的诉讼请求或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但对方当事人同意或法院审查认为确有必要的也可以合并审理。

8、原审原告能否变更诉讼请求？

一审再审案件审理中，原审原告要求变更诉讼请求的，一般不予准许，但该请求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且对方当事人同意或法院审查认为确有必要的也可以准许。

9、再审中追加的当事人能否提出诉讼请求或反诉？

一审再审案件举证期限届满前，追加的当事人提出诉讼请求或反诉的，法院应该准许。原审当事人因此要求变更诉讼请求或反诉的，法院经审查认为确有必要的也可以准许。

三、新证据的提交

10、再审申请人在再审期间提交新证据材料的，应如何处理？

再审申请人在再审期间提交新证据材料的，法院再审审理时一般不组织质证，但相关证据材料确系此前因客观原因无法提交、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或者法院审查认为确有必要的除外。

11、再审申请人以外的原审其他当事人是否可以提交新证据材料？

再审申请人在申请再审和再审期间提交新证据材料的，原审其他当事人可以在再审举证期限届满前提交相关证据材料予以反驳、抗辩。提交的证据材料与再审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材料无关的，法院再审审理时不组织质证，但再审申请人同意质证或者法院审查认为确有必要的除外。

12、一审再审案件审理期间，追加的当事人是否可以提交新证据材料？

再审中追加的当事人可以提交新证据材料，且相关证据材料不受“原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的限制，但应在法院指定的再审举证期限届满前提交。

13、一审再审案件，追加的当事人提出诉讼请求或反诉，或者提交新证据材料的，原审当事人是否可以提交新证据材料？

追加的当事人提出诉讼请求、反诉或提交符合规定的新证据材料的，原审当事人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交相关证据材料予以反驳、抗辩。提交的证据材料与追加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反诉或新证据材料无关的，法院再审审理时不组织质证，但追加当事人同意质证的除外。

四、一审再审案件庭审的特殊规定

14、对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受理条件应裁定驳回起诉的案件，再审时是否需开庭审理？

对一审再审案件，法院认为案件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受理条件的，可以不经开庭审理，径行裁定驳回起诉。

15、对原审已质证的证据材料，再审庭审时是否还需要组织质证？

原审已质证的证据材料，再审时法院一般不再组织质证，但原审当事人或追加当事人对原审部分证据材料的质证、认证提出异议的，法院应就相关证据材料组织质证，并结合原审质证意见综合认定。

16、一审再审案件，是否需要审理被申请人对原判提出的改判请求及理由？

一审再审案件，法院一般只对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理由和请求进行审理。但被申请人依据其在原审中主张的事实、理由或者再审申请人在再审中主张的新事实，在再审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对原判改判请求的，法院应该一并审理，必要时一并改判。

17、因原审裁判侵害了案外人合法权益法院决定再审的案件，再审时原审双方当事人均不出

庭时，应如何处理？

因原审裁判侵害了案外人合法权益法院决定再审的案件，该案外人属于再审时应追加之当事人的，在将该案外人追加为再审当事人后，原审双方当事人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均不出庭时，法院可以缺席审理，依法裁判；该案外人再审时不需被追加为当事人的，原审双方当事人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均不出庭时，法院可径行依法裁判。

18、一审再审案件，查明原审准许撤回起诉裁定、按撤诉处理裁定有错误的，应如何处理？

一审再审案件审理中，法院查明原审准许撤回起诉裁定或按撤诉处理裁定有错误的，可由再审合议庭继续审理，依法作出再审裁判并在再审裁判中一并撤销原错误裁定。

19、一审再审案件，查明原审驳回起诉裁定有错误的，应如何处理？

一审再审案件审理中，法院查明原审驳回起诉裁定有错误的，可由再审合议庭继续进行实体审理，依法作出再审处理并在再审处理中一并撤销原错误裁定。

20、一审再审案件，查明原审调解书并无不当的，应如何处理？

一审再审案件审理后，查明原审调解程序和实体均不违反自愿、合法原则的，可用判决维持原审调解书。

五、撤诉和撤回再审申请

21、一审再审案件，原审原告申请撤回原起诉的，应如何处理？

一审再审案件审理中，原审原告申请撤回原起诉掂模挥枳夹怼

22、一审再审案件，再审申请人申请撤回再审申请的，应如何处理？

一审再审案件宣判前，再审申请人申请撤回再审申请的，是否准许由法院裁定。

23、一审再审案件，再审申请人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应如何处理？

一审再审案件审理中，再审申请人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法院可以按撤回再审申请处理，裁定终结再审程序。

24、一审再审案件，作为被申请人的原审原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是否可以按撤回起诉处理？

一审再审案件审理中，作为被申请人的原审原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法院可以缺席判决，不得裁定按撤回原审起诉处理。

六、特殊情形的处理

25、原审中一方当事人的诉讼代理人未经合法授权，因此而启动再审的，再审时应如何处理？

再审申请人以原审中代理其参加诉讼的代理人未经合法授权为由申请再审，一审再审中查明原审该当事人只有代理人参加诉讼，但参加诉讼的代理人未经合法授权，也无该当事人明示或默示承认的，法院应按一审普通程序审理该再审案件。但原审原告在原审中的诉讼代理人未经合法授权，再审中原审原告向法院表示不进行诉讼的，法院应裁定撤销原审裁判，终结再审程序。

26、一审再审案件，原审中一方当事人为无诉讼行为能力人但未经合法代理的，应如何处理？

民事再审案件审理范围探究 篇7

我国现行再审制度是建立在审判监督权和检察监督权基础之上的, 建构在这种权力基础上的审判监督程序没有能够与民事诉讼的特性、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民事诉讼的一般原理整合, 从而导致了再审制度与民事诉讼基本原则和原理的紧张和冲突, 现行再审制度运行中的若干问题大多源于这种紧张和冲突。虽然民诉法的修改对审监程序进行了修正, 但是构建更为科学的再审之诉制度仍然是民诉法追求的目标。因此有学者认为, 应当将再审制度的基础置换为再审诉权, 将再审制度建立在再审诉权的基础上, 按照诉的原理建构再审之诉。这种置换与重构不仅符合民事诉讼特性, 也符合民事诉讼基本原则和民事诉讼基本原理的要求。对于这个论断不是本文的探讨重点因此不便展开论述。不远的将来我国有可能建立再审之诉制度, 我们可以借鉴再审之诉制度的理念来指导民事再审案件的审理工作, 以使我们的再审程序更具有科学性。

再审之诉具有二元性, 但是再审之诉的诉讼标的具有唯一性。再审之诉与普通诉讼不同, 普通诉讼法院只需对当事人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进行审理, 法院直接面对的就是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 而在再审之诉中, 法院必须首先对当事人有无再审理由进行审理后, 方可能转入对当事人原先争议民事法律关系的审理, 再审之诉的这种构造决定了再审程序的阶段性, 即第一阶段为再审理由有无进而是否废弃原判决之裁判。第二阶段为对原诉讼之诉讼标的之裁判。这种阶段性不同于普通程序中的程序递进关系, 它体现并服务于再审之诉的双重目的性。[1]依二元论设计再审程序, 能突显再审之诉的双重目的性, 符合再审之诉之制度功能, 另一方面, 再审程序阶段性的特点, 使当事人在不存在再审理由时, 不必进入对原诉讼的审理, 从而避免了诉讼资源的浪费。有鉴于此, 有学者主张再审之诉的诉讼标的的二分肢说。也有学者认为:再审事由是再审之诉的诉讼要件之一, 法院虽然要对是否存在再审事由进行审查, 但并非法院要审查的事项都是诉讼标的。考察再审之诉的诉讼标的一个基本点是要看再审之诉中, 当事人所要诉求的究竟是什么, 当事人的基本诉求才能构成法院在整个诉讼审理的核心, 否则就丧失了“标的”的基本含义。当事人的根本诉求并不是寻求撤销原判决, 而是通过撤销原判决, 最终实现自己权利的救济。因此要求法院对原诉讼中的权利义务进行审理裁判才是再审之诉的诉讼标的。将法院所有要审查的事项都作为诉讼标的, 必然导致诉讼没有标的, 没有核心和重心。诉讼是一个过程, 这一过程又有不同的阶段, 显然每一个阶段有不同的任务和目的, 法院审查的事项也不尽相同。但作为一个有机连结的诉讼程序总是有一个诉讼标的贯穿于其中, 成为法院所要裁判的核心问题。在这个意义上, 笔者赞同单一诉讼标的论的观点。

在再审之诉的制度下, 民事诉讼的处分原则对于审理范围的确定具有决定作用。

处分原则作为民事诉讼法的一项基本原则, 在再审之诉制度是不能排除在外的。我们在对待处分原则时, 一般认为在以下三个方面认可处分原则的作用: (1) 民事诉讼只能因当事人行使诉权而开始, 因当事人自主的撤诉行为而结束。没有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人民法院不能依职权开始民事诉讼程序。“不告不理”原则就是处分原则的体现。上诉程序的启动也是由当事人决定。当事人在一审判决后, 没有向第二审法院提出上诉的, 第二审法院不能依职权开始第二审诉讼程序。执行程序一般情况下, 是在当事人即申请执行人的申请下才能开始。 (2) 诉讼程序开始后, 原告可以放弃诉讼请求或者变更诉讼请求, 被告可以承认、反驳诉讼请求;有权提起反诉;双方可以自行和解, 也可以提请调解, 并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 (3) 提出什么样的诉讼请求以及请求的范围由当事人自己决定。当事人没有提出的诉讼请求的事项法院不能作出裁判。即审判对象由当事人决定。[2]

在再审之诉制度下, 当事人提出何种诉讼请求以及请求的范围由当事人自己决定。但是, 现代法治理论认为, 当事人有权获得法院公正的裁判, 这既包括实体上, 又包括程序上的, 所获得的裁判没有体现实体上和程序上的公正时, 该裁判就没有正当性, 应当予以否定。为实现终局判决既判力的正当性, 从而保护当事人获得公正的裁判, 就必须以完善、合理的程序制度作为其程序基础。民事诉讼中设置审级制度, 其目的就在于当一审法院对争议案件经过审理并作出裁判后, 如果该裁判因存在瑕疵而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时, 当事人可以借助于行使上诉权, 通过上诉审程序以便从程序上保障将来终局判决的既判力具有正当性。但是, 即便这样, 也可能因法官的认识能力、当事人的诉讼能力以及诉讼事件的时间、空间等原因而导致终局判决不具有正当性, 为使受不正当终局判决损害的当事人的私权利益得到应有的程序救济, 再审程序制度的设置非常必要, 其目的就在于直接否定欠缺正当性的终局判决的既判力。由此可见, 现代法治理论所确定的当事人有权获得法院公正裁判的理念, 必然决定了对判决既判力正当性的追求成为构筑民事再审制度的程序目的。[3]由于再审之诉制度同时具有审查原审判决的既判力是否具有正当性的要求。因此, 民事再审案件的审理范围应当限于当事人原审中的诉讼主张范围, 对于超出原审诉讼主战的诉求不应在再审案件中进行审理, 否则就无法判断原审案件的正当性。因此, 当事人的处分权相对普通程序而言, 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但是, 限制并不意味着处分原则的排除。

二、在现有法律框架下, 用再审之诉的理念来确定再审案件的审理范围, 使再审案件的审理符合现代民事诉讼的理念

下面根据民事再审案件的审理程序的不同, 分别对民事再审案件的审理范围进行探讨。

(一) 按一审程序审理的再审案件

按一审程序审理的民事再审案件从再审程序的启动原因上有以下三种情况:法院依职权、检察院抗诉和当事人申请。

1、首先来看依当事人申请而启动的民事再审程序。当事人对生效裁判不服而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 法院首先启动的是再审申请审查制度, 经过合议庭的审查和通过法院审判委员会的讨论, 如认为当事人的申请理由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提起再审条件, 法院作出提起再审的民事裁定书, 案件便进入了再审程序。审判实践中, 大多数再审案件的提起都是依当事人的申请。那么, 进入再审程序后, 对此种民事再审案件的审理范围如何确定呢?前文已经讲过, 在民事再审程序中, 当事人的处分权依然是发挥效力的, 基于“不告不理”原则, 当事人没有主张的事实, 不是法院进行审理的范围。因此, 对这类案件的审理应当针对再审当事人争议的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进行审查, 对于原审裁判所认定的事实和证据, 双方没有争议的部分, 属于无争议的事实, 再审中可以直接确认。

当事人在诉讼中要求变更原审诉讼请求的情况的处理:当事人提出变更诉讼请求, 本来是属于当事人的处分权内的权利。但是, 在再审程序中, 当事人的此项权利应当受到限制。因为, 再审程序不仅要审理当事人争议的权利义务关系, 而且要对原裁判的正当性进行审查, 如果完全依照当事人的请求而变更了诉讼请求, 也就无法对原生效裁判的正当性进行恰当的判断。因此, 在再审中, 如果当事人提出了变更诉讼请求, 应当审查原审期间当事人是否提出过变更诉求的请求, 如原审中已经提出, 而且原审法院依法应准许而未予准许, 那属于法院的审理工作的不当之处, 因而对其请求应当允许。如果当事人在原审中没有提出或者虽然提出但是依法不应变更的, 在再审中, 法院就不应当允许其变更, 当然, 从诉讼经济的角度讲, 可以在自愿的基础上进行调解, 调解不成, 则不予准许变更。

2、再审程序的设置具有纠错与救济的功能, 在上级法院指令再审或者本院院长依职权启动再审及上级法院发回重审的案件审理中, 如果有明确审查意见的, 对于审查意见也应当进行审理。法院依职权进入再审程序的案件实际上绝大多数都是经过当事人的申请, 因此其再审审理范围基本上与依当事人申请引起再审的案件一致。当然, 如果原裁判具有可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第三人合法利益的, 法院的审理范围此时就不能仅仅局限于当事人的争议范围。

3、检察院抗诉案件审理范围的确定。现行的审判监督制度将检察院的抗诉作为当然启动再审程序的一种情形。但是, 实践中, 由检察院主动依职权去对法院的裁判进行审查监督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绝大多数检察院抗诉案件的来源也是由当事人向检察院提出申诉, 由检察院对当事人的申诉理由进行审查后决定是否向法院提起再审。但是, 因为检察院的抗诉行为具有法律监督的效力, 而民事再审制度的存在目的就在于对判决既判力正当性的追求, 法院在审理再审案件时, 就应当审查检察院的抗诉理由是否能够否定法院裁判的正当性。所以, 检察院抗诉而引起的再审案件应当对检察院的抗诉理由进行审理。但是, 检察院的抗诉理由仅仅是针对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有可能引起不当裁判的因素, 而不得含有当事人诉讼请求的内容, 更不能代替当事人提出诉讼请求, 否则有违民事诉讼的平等原则。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当由当事人自己处分, 法院据当事人主张的范围进行审理。

(二) 按二审程序审理的再审案件

1、原生效裁判为二审程序审理的案件。此类案件的审理范围确定方式同按一审程序审理的再审案件。对于当事人没有争议的内容, 法院不予审查。当事人诉求的范围不得超过原一、二审的诉求。

2、再审上诉案件。根据立法规定, 我国民事诉讼的上诉审采取的是续审制的审理模式, 是以第一审为基础、加之第二审中提出的新的事实证据作出二审裁判的一种模式。在确定上诉审审理范围时, 则应当以一审的审理范围为基础, 结合当事人上诉后提出的事实、证据和理由对案件进行审理。因此, 二审的审理范围一般不应超出一审的审理范围。上诉人超出一审审理的范围之外, 又提出新的独立的诉讼请求的, 上诉审可以不予审理。按照处分原则, 一般情况下应当按上诉请求范围审理。但是也有例外情形, 如果上诉请求的范围与再审一审的范围不同, 应当将其上诉请求限制在再审一审的范围内。

审判实践中几个问题的处理方法: (1) 一审处理中有明显的错误, 当事人对此未提起上诉, 能否作为二审审查的范围《关于民事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36条规定:第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 当事人没有提出的请求不予审查。但判决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侵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利益的除外。根据这一规定, 实践中应当掌握的是:第一, 原审判决确有错误的, 即使当事人在上诉请求中没有提出, 二审也应当依职权对一审处理中的错误进行纠正;第二, 对于一审判决中的错误应严格把握, 主要是违背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 侵害了第三人的或社会公共的利益。 (2) 被上诉人提出的诉讼请求能否纳入上诉审的审理范围《关于民事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36条规定:被上诉人在答辩中要求变更或者补充一审判决内容的, 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不予审查。对此应把握的是, 被上诉人没有提起上诉, 在答辩状中或在开庭审理阶段提出不服一审判决的某些内容, 要求变更或撤销的, 一般不予审查。但是, 如果所提出的问题属于法院依职权应予审查的问题, 如一些程序性的错误, 或者是一审的处理违背了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等, 此时, 被上诉人的诉请也应列入上诉审的审理范围。

一定时期的诉讼政策, 往往受到以下因素的制约:其一, 司法者对于民事诉讼目的的认识和理解;其二, 对当事人程序保障的程度。前已述及, 对民事诉讼目的的认识, 一般有保护权利与解决纠纷说之对立。主张保护私权说者, 强调按照实体法律规范所定的权利作为当事人主张和法院裁判的根据。在诉讼标的的范围上, 以法院裁判所确认的实体权利为其范围, 既判力的客观范围与诉讼标的范围一致。主张解决纠纷说者, 注重纠纷的一次性解决和诉讼经济原则。在诉讼标的范围上, 均以诉的声明为准;但在既判力客观范围上, 则或认为裁判标的与诉讼标的的范围一致, 或认为与诉讼标的的范围不一致。这种情况的出现, 与民事诉讼法对当事人程序保障的程度有关。[4]就我国司法实践和社会国情的背景下, 我国民事诉讼制度应当以“合理维护和实现当事人的实体权益和程序利益”为目的。这一定性符合民事诉讼的价值取向, 也顺应了我国现阶段党和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的根本要求体现了人民审判工作的本质特征和目标追求。同时, 从我国民事诉讼中律师作用发挥程度、法官素质的高低以及大众法律意识和诉讼观念等情况来看, 目前, 我国的民事诉讼政策更应侧重于对当事人权利的保护。因此, 在民事再审案件的审理范围问题上, 应当坚持处分原则的适用, 充分保护当事人的诉权不受到非法和不当的限制, 在此基础上, 结合再审程序的特殊性质, 对再审案件的审理范围作一定的合理限制, 以充分体现民事再审制度的存在价值。

参考文献

[1]于海生著.论再审之诉的诉讼标的.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4年第17卷第2期 (总第73期)

[2]张卫平著.民事再审:基础置换与制度重建

[3]杨秀清著.民事再审制度的理论阐释.河北法学.第22卷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