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案件调查取证

离婚案件调查取证（共9篇）

离婚案件调查取证 篇1

1、当事人自己取证。

通常情况下，离婚案件的证据都由当事人自己取证。自己想要什么，就要举出家庭或者对方有什么的证据。比如，自己想要分得房产，就得举出房产证;自己想要存款，就得举出存折。

自己取证要注意，合法的程序和手段保证证据有效的基础。有时，即使事实是真实的，由于取证的手段或者程序不合法，该证据就是无效证据，不会被法院采纳。比如，在其他私人空间偷拍的照片，因为侵犯了他人的隐私权而成为非法证据。

2、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进行调查。

离婚案件调查取证 篇2

一、离婚案件的性别因素概述

1. 离婚主动方之性别比较。

传统社会离婚的主动方由男方掌握, 女方没有离婚权。至民国时期, 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颁布《民法》, 明确规定了女方也有离婚权利, “夫妻两愿离婚者, 得自行离婚。”[1]92那么, 对于离婚案件中男女主动方的实际情况, 有必要进行分析。1917年至1932年间, 北平地区离婚案件中男性作为主动方由最初的24人增加到最后的58人, 合计305人次。而同期的女性作为离婚主动方则由最初的30人增加到最后的304人, 合计779人次。广州地区的离婚主动方也是女性人数远大于男性。然而, 上海地区的情况与上述两城市不同, 男女离婚主动方人数整体均呈现下降的趋势, 并且男性人数大于女性[2]。不管如何, 在民国时期提出离婚的不再是男性, 女性主动离婚的人数在部分城市远大于男性。对此, 有人指出:“离婚主动方, 在五四运动以前, 男多于女;五四运动以后趋势逆转, 近年以来而尤甚, 盖已呈年增之趋势矣。”[2]386从而看出, 民国时期女性的离婚权有很大进步。

2. 离婚男女年龄比较。

受传统习俗影响, 通常男性结婚年龄比女性要大, 但具体到离婚时男女双方的年龄情况时, 则要具体考察。在民国时期的北平地区, 离婚时男女年龄段均集中在21—25岁之间, 女性年龄甚至大于男性:“女子集中之年龄较早于男子三五岁。”[2]386武汉地区的情况与此类似, 男女离婚时以20—25岁为最多, 其中女性人数多于男性。同时男性在35岁之前较易发生离婚行为, 女性主要发生在30岁以前。而在成都地区情况不甚相同, 离婚时男性年龄以26—30岁最多, 女性以20—25岁为主, 请求离婚的男女年龄人数均是“30岁以前多于30岁以后”, 虽然男女年龄相差不尽一致, 但是“大多是男大于女”[2]425。从上述几个城市的男女整体离婚年龄来看, 民国时期男女离婚呈低龄化趋势, 既说明民国社会仍受传统早婚习俗的影响, 也反映了更多青年男女婚姻生活的不幸与家庭的破裂。

3. 离婚男女职业、籍贯比较。

离婚问题既与社会经济、风俗、法律等方面的变迁有密切关系, 也与当事人的职业、籍贯等因素相关。在民国时期, 一个人的职业与籍贯通常决定着他的经济能力, 这成为家庭婚姻生活稳定的根本要素之一。从职业来看, 离婚案件中的男女差别较为明显。在北平地区, 男性从事最多的职业是工商业, 占整个男性离婚人数的三分之一强, 而离婚女性从事最多的职业是娼妓, 其次是佣工等行业。整体上观察, 男女两性职业中“以农业最少离婚者, 而优伶舞女聚居之地, 离婚亦众。”[2]385然而在湖北地区, 情况与此不同。根据笔者的统计, 离婚男女主要以从事农业为主, 其次才是工商业。通过两地对比, 各地离婚男女所从事的职业虽不甚相同, 但是不可否认男女两性, 特别是女性职业在中国还远远没有普及, 她们多是无业者, 为了生存被迫走上卖淫、佣工之路。从籍贯来看, 在成都地区发生离婚的男女两性多以当地人为主。可是, 从离婚人数上观察, 迁居成都的外地人口又占四成之多, 超过当地人数量。有学人指出:“综合观之, 以男子 (夫方) 来自远方者较多, 因男子大多以职业为住所之转移, 而女子则又大多以男子住在地为转移。”[2]421笔者搜集到56份民国湖北离婚案件, 仅一份案件当事人籍贯为外省, 其余离婚男女是本省人, 反映了当时人口流动性较弱, 和外省联系不强。其中发生在武汉地区的离婚案件又占16份, 偏远贫穷地区的离婚案件较少, 这与武汉作为湖北的政治、经济、人口中心有很大的关系。民国时期离婚男女的籍贯大多以县城和农村为主, 决定他们受教育水平的低下, 因此大多从事以商业、佣工等体力劳动为主的职业, 反映了该时期社会全面发展的滞后性。

二、离婚原因之性别分析

离婚问题中最为重要的是对原因的分析, 所谓“离婚本身实不成问题, 成问题者为离婚之原因。”[3]190大体而言, 在民国时期的成都、广州、北平、上海等地区, 因为虐待而离婚的人数为最多, 其次是重婚、纳妾、通奸、遗弃等因素。以北平地区为例, 从男性立场观察, 因为女性“性情不良、不睦亲属、妻恋母家”等原因而离婚的人数较多;从女性立场观察, 男性“生活困难、夫性不良、与夫亲属不睦、夫无正业”等是导致离婚最常见的因素[2]387。由此可见, 导致离婚的原因十分复杂, 因为地区、利用资料等方面的差异, 研究者得出的结果也各有不同。下面将以民国时期湖北离婚案件为中心, 对男女两性离婚之原因进行重点研究。

1. 男性离婚之原因

(1) 妻子虐待夫方亲属。

1948年8月, 宜昌人钟焕然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与妻子刘玉梅离婚。其称:刘玉梅性格泼辣, 不仅驱赶婆母、仇视兄弟, 而且对路人也随意辱骂。特别是在本年阴历六月份, 刘玉梅竟手持劈柴殴伤婆母手膀、手臂等处, 令其无法容忍妻子的所作所为, 申请离婚。宜昌地方法院经过审理, 认定原告钟焕然辩词属实, 判决二人离婚[4]。

(2) 妻子患不治之恶疾。

不治之恶疾是夫妻离婚法定之原因, 1948年随县人谢楚明即以此为理由向汉口地方法院提出诉讼, 声请与妻子谢黎氏离婚, 其称:二人于民国十五年结婚, 婚后妻子不守妇道, 性情暴戾, 夫妻之间常生争吵。同时, 妻子患有梅毒不治之恶疾, 夫妻关系很不和谐, 不能再与其维持夫妻关系[5]。最终, 法院认定原告之供词, 判决二人离婚。

(3) 妻子与他人通奸。

在民国时期通奸是触犯刑法的, 也是夫妻离婚的一个法定要件。例如, 1946年礼山县的张伯华, 以其妻张陈氏与人通奸生子为由诉请离婚, 即属此类案件。又如1936年汉口的喻德滋, 以其妻喻胡氏与他人通奸为由, 向汉川地方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离婚[6]。

(4) 妻子妄图杀夫。

1944年底, 黄安县黄流银之妻黄王氏曾向当地新四军秘报, 其丈夫系国民政府工作人员, 黄流银几乎被新四军枪毙。抗战胜利后, 黄流银以此为理由向当地司法机关起诉妻子黄王氏犯有谋杀罪。后因国民政府颁布大赦令, 黄王氏免于起诉。黄流银心有不甘, 于1948年以其妻妄图杀害丈夫为由向黄安司法处申请离婚[7]。

2. 女性离婚之原因

(1) 丈夫虐待。

民国时期的湖北地区, 虐待成为女性提出离婚最多的原因, 虐待的形式大多表现在身体殴打方面。1947年天门县的高银珍向法院诉请与丈夫王黑耳离婚, 理由是受夫虐待, 其描述虐待的情形是这样的:“四月十几的我病了不能割麦子, 他说我是害假病又打我。五月初八日, 不准我走娘家, 又打我。七月二十几我打脾寒, 他说我不做事又打我。九月初几他说我不替他洗衣服又打我。今年闰二月二十九日他说我总是往娘家跑, 不准走, 用斧头背砍我。”[8]由此可见, 妻子受丈夫虐待, 所以才提出离婚。

(2) 丈夫遗弃。

夫妻之间犯有遗弃行为, 不仅触犯《刑法》, 而且也成为离婚之法定原因。汉口的李才善之妻张朝钧, 于1948年以其夫犯有遗弃、虐待及殴伤其母等事情, 向当地法院提出离婚请求。汉口地方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 驳回张朝钧的离婚诉请, 但这并不妨碍遗弃为离婚之原因[9]。

(3) 丈夫重婚。

一夫一妻制是社会婚姻制度的主流, 重婚为法律所禁止, 为法定离婚之理由。1947年间, 天门县的谢贵香和高自新夫妇打起了离婚官司。原告谢贵香以其丈夫与他人重婚为由诉请离婚, 其称:被告高自新喜新厌旧, 另娶王氏, 无奈被告重婚后对原告愈加敌视, 不仅常施殴打, 还妄图谋杀原告性命, 故诉请离婚[10]。

(4) 丈夫通奸。

南京国民政府《民法》已明确规定, 通奸是夫妻离婚之法律要件。如大冶人马文德和陈兰芝夫妇, 二人结婚十余年并生有子女。但在1947年间, 陈兰芝以马文德与他人通奸为由向当地司法机关诉请离婚, 理由是:被告马文德与娼妓万清明通奸, 双方居住在大冶饭店内, 出双入对已一年有余, 不顾原告之生活, 反而动辄殴打相加[11]。

(5) 丈夫不务正业。

在民国时期的湖北, 由于女性经济地位没有得到很大的改观, 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仍得以延续下来。如果丈夫不务正业无力养家, 那么这就成为女性离婚的理由之一。武昌人胡茂英于1947年提起离婚诉讼, 其指出丈夫陈得海做生意屡次失败, 日常生活全靠其维持, 陈氏又将其陪嫁衣服窃去变卖, 并索取三十万元作为脱离夫妻关系的代价, “似此不务正业实难相依到老, 应请判准离婚。”[12]

(6) 丈夫患不治之恶疾。

不治之恶疾之所以成为离婚原因, 主要在于其妨害婚姻之目的并危害对方及子女的健康。女性以丈夫患有不治之恶疾而离婚, 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表现在肢体方面出现问题, 如兴山县的王必福, 因丈夫王必全腿部患有疾病不能养活家庭, 向法院提出离婚请求。再如1948年武昌人毛腊姑诉请与丈夫陈永志离婚一案, 即因其丈夫手脚畸形发展, 不能行动自如, 因此不能养活她。其次是患有某种疾病, 1947年松滋县李刘氏, 以其丈夫李文卿患有花柳病向当地司法机关申请离婚。又如杨霉疮毒, 也是一种很难根治的恶疾。麻城县的袁润芝系袁传法之妻, 以其夫患有杨霉疮毒为由提起离婚诉讼, 其指出袁传法身患杨霉疮毒导致小便烂去, 迄未痊愈[13]。

男女性别因素在民国时期的离婚案件中得以比较全面的呈现, 从离婚的主动方、年龄到职业、籍贯等方面均有自身的特点。该时期的离婚主动方不再由男性掌握, 女性也有权利向司法机关提出离婚请求, 离婚权提高。从离婚的年龄来看, 男女两性均呈现了年轻化的趋势。离婚的男女主要来自底层群体, 这从他们所从事的职业与籍贯即可清晰地勾画出。

离婚案件中的离婚难问题探究 篇3

【关键词】离婚；感情破裂；调解；诉讼

起诉离婚是我国公民解除婚姻关系的重要方式之一。根据我国现行《婚姻法》的规定，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时应当先进行调解。如果调解无效，则必须对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进行认定，并以此作为判决准否离婚的依据。为便于适用，最高人民法院于1989年出台了关于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司法解释，全国人大常委会也于2001年修订《婚姻法》时专门就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增加一款。这些列举性的条款确实为司法工作者提供了参考，但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便是“离婚难”。

一、离婚难问题的提出

我国实行婚姻自由，只要双方自愿，只需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领取离婚证即可，这并不难。我们提出的这个问题存在于离婚诉讼中，若被告不同意离婚，原告想要离婚有多难。在这里，我们就以L区法院的离婚案件相关数据为研究蓝本，揭示离婚难问题。

（一）判决准予离婚少

自2014年12月10日至2015年11月10日，L区法院已结离婚案件559件，其中撤诉164件，调解结案304件，判决不准离婚49件，判决准予离婚的只有37件，仅占6.6%。在判决准予离婚的37个案件中，以被告下落不明满二年为由的有21件，被告同意离婚的有8件，而真正是在被告不同意离婚的情况下经法院判决准予离婚的只有8件。在判决不准离婚的49个案件中，被告都是不同意离婚的。

（二）调解、撤诉结案多

调解和撤诉的案件数量能达到离婚案件总数的83.7%。这么高的调撤率并不能代表法院化解夫妻矛盾的成功率有多高，相反，这也是离婚难问题的一种体现。

对于经调解自愿离婚的案件，有些是法官成功劝说被告放弃这段婚姻，更多的是没有达到感情破裂的标准，原告在子女抚养、财产权利方面做出巨大让步后换取被告的同意。由此可见，调撤率过高反映出的是起诉离婚难度高。

（三）法律规定适用难

在判决结案的案件中，原告提出被告实施家庭暴力的有11件，但只有1件被法院认定构成家庭暴力，并由此判决准予离婚；原告提出被告有赌博、酗酒等恶习的有5件，但只有1件判决准予离婚，且主要判决理由是分居满二年；原告提出因感情不和分居的有17件，但只有2件以此为由判决准予离婚。

（四）离婚要打持久战

在判决准予或不准离婚的86个案件中，原告为了与被告离婚，第一次到法院起诉的有63件。在这63件中有23件是判决准予离婚的，占到36.5%。

在8个被告不同意离婚而被法院判决准予离婚的案件中，有3件是原告第二次到法院起诉，有2件是第三次起诉，有1件是第四次起诉。这再次说明，到法院起诉离婚一般都要经历两次以上才能成功。在以被告下落不明满二年为由起诉的21个案件中，也有4件是第二次起诉，有1件是第三次起诉。

二、离婚难的原因

（一）法律规定过于抽象

不管是《婚姻法》还是司法解释，其中某些条款的规定过于抽象，造成当事人举证困难，法院认定也很困难。例如“实施家庭暴力”，施暴者采取何种方式，达到何种程度才能构成实施家庭暴力？再如“有赌博恶习屡教不改”，另一方要“教”到何种程度才算“屡教”，有恶习一方又如何才算“不改”？司法实践中，以类似规定作为准予离婚判决依据的案例简直是凤毛麟角。

（二）法律规定不切实际

还有某些条款的规定不切实际。例如，“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难以想象原告如何才能熬过两年；“一方与他人通奸、非法同居，经教育仍无悔改表现”，就算这一方有悔改表现，难道另一方，尤其对于一个男人来说，就必须接受？对于期望从婚姻中解脱的当事人来说，未免过于苛刻，甚至有些残忍。类似规定也几乎没有在判决书中出现过。

（三）法院判决过于慎重

婚姻关系的解除，关系到一个家庭的幸福，也影响到社会的稳定，所以审理离婚案件时慎重判决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很多法院在实践中过于慎重，可以判决准予离婚的而判决不准离婚。若起诉离婚的当事人正遭受家庭暴力，却因举证困难而不被法院支持，那这对于当事人来说简直就是一场噩梦。

（四）法官自由裁量较少

《婚姻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在列举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具体情形之后，都有一款兜底条款。也就是说，法官需要在审理中对其他情形进行判断，行使自由裁量权。可是这种自由裁量在实践中很少见。例如很多不愿意离婚的被告总是对法院避而不见，拒不配合法院的工作，导致法院送达难。即使费尽周折成功送达，被告也会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甚至直接宣称要拖着原告。法院在此类当事人面前步步退让，不仅让原告寒心，也有损司法权威。

三、离婚难问题的解决

解决离婚难问题并不是倡导绝对的离婚自由，而是为了帮助深陷在痛苦婚姻中的人们及时得到解脱，给予他们应得的正义。为此，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一）适当降低感情确已破裂的标准

我们认为，感情是否确已破裂是当事人的切身感受，而这种感受与社会大众处在相似情形下的感受基本一致。因此，婚姻法规定的感情确已破裂的标准应当符合社会常理。例如，关于“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不应设定“持续、稳定”这么高的标准，这显然高估了中国人对配偶出轨的容忍度，建议直接修改为“有配偶者与他人发生性关系”。关于“家庭暴力”，不应等到发生严重后果时才予以重视，只要达到轻微伤即可予以认定。关于“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减少为半年较为人性化。

（二）建立感情裂痕登记制度

感情是个复杂的东西，有时候虽然夫妻一方并没有婚姻法规定的导致感情破裂的情形，但另一方就是对他/她没有感情了。我们不鼓励随意提出离婚，反而也支持给当事人冷静考虑，治愈感情裂痕的机会，因此可以建立感情裂痕登记制度。夫妻一方认为双方感情出现裂痕，产生离婚念头的，可以到社区进行登记，由社区委派人民调解员对双方进行调解。如果半年以后双方的感情裂痕仍未愈合，当事人即可以感情确已破裂为由到法院起诉离婚。法院再次调解无效后，即应判决准予离婚。当然，这一制度并不是必须的前置程序，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

（三）鼓励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通过对夫妻二人言谈举止的细心观察，凭借常人思维和生活经验就可以判断其感情如何。法律无法将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情形列举完全，于是设定了兜底条款。因此，法官应当充分行使手中的自由裁量权。在现行婚姻法修改前，法官能做的就是把兜底条款利用好。放开了法官的手脚，法官就不必想方设法劝说原告撤诉，也不必费尽心思达成并不公平的调解协议。

（四）严格保障诉讼正常进行

在很多离婚案件中，被告认为只要对法院避而不见就可以达到不离婚的目的，而实际上也基本上确是如此。只要被告不到庭，法院就不敢轻易判决准予离婚。因此，为保障原告合法权益，更为了维护司法权威，法院应当严格保障诉讼正常进行。如果被告经两次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法院应当敢于对其进行拘传。如果被告隐匿行踪，法院根本无法找到，但通过电话又能联系上，则可以视为放弃挽回婚姻的机会，法院可以直接判决准予离婚。

（五）修正社会观念

离婚案件 代理词 篇4

代理词

江苏旭昊律师事务所接受原告的委托，指派我们所作为原告诉被告离婚纠纷一案的代理人，参加了今天的庭审活动。通过刚才的法庭调查，代理人现根据本案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法律，阐述如下代理意见，恳请审判庭能够予以采纳。

一 原被告夫妻感情现已破裂，没有和好可能性，人民法院应判决解除双方婚姻关系

1.原告与被告无婚姻基础，婚后未建立起夫妻感情

原告与被告经人介绍后，经过短暂的恋爱后（半年左右），登记结婚，原被告在结婚前缺乏深入的了解，在双方性格，生活习惯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随着原被告双方共同生活时间的推移，夫妻间的矛盾就越来越激烈。2.被告从未尽过为人妻，为人母的义务

原告和被告结婚十年，女儿今年已经十岁了，婚后原告将在外打工的收入全部交给了被告，但是被告却没有承担家庭责任，常常不顾女儿在外面玩到深夜，这严重影响了夫妻的婚姻稳定，对女儿疏于照顾，也影响了女儿的健康成长

3.原被告没有和好的可能性

被告经常不顾女儿深更半夜才归家，为此，原告已经多次请双方的亲朋做调解工作，被告却始终未予改过。今年初，被告已发展成夜不归宿，对于原告的规劝，被告亦不予理睬。在原告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现在原告提出离婚的诉请，证明经过努力仍无法维持原被告双方之间的感情。

二、婚生女由原告抚养，被告支付合理的抚养费。

1.婚后原告将在外打工的收入全部交给被告，以供被告和他们的女儿生活使用，充分说明了原告有经济能力抚养他们的女儿，而被告在婚后一直是没有正式工作的，不能保证抚养女儿正常的经济来源 2.婚后被告时常不顾女儿在外面玩到深更半夜才归家，双方亲朋好友多次调解未果，今年初，被告已经发展成夜不归宿，对女儿疏于管理，完全没有尽到一个做母亲的义务，被告的种种行为不仅给原告的心理带来了巨大的伤害，还严重地伤害了女儿那颗幼小的心灵，严重地破坏了作为母亲应有的形象，被告这样的母亲，难道会照顾好自己的女儿吗？

综上所述，由于婚前缺乏足够的了解，婚后两人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加上被告缺乏家庭责任心，无心家庭经营，最终导致原告和被告的婚姻关系名存实亡。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请人民法院判决准予原被告双方离婚，并判决女儿由原告抚养。

代理人：江苏旭昊律师事务所

律师：

离婚案件起诉状 篇5

原告：，女，1985年月日出生，住所地：南通市崇川区

。电话：

被告：，男，年月日出生，住所地：南通市崇川。电话：

案由：离婚

诉讼请求：

1.请求法院判令离婚；

2.请求法院判令房产为女方所有；

3.请求法院判决由女方抚养小孩，男方每月支付相应的抚养费；

4.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事实与理由：我与被告于2008年1月2日登记结婚，2009年4月1日生育女儿陆林雪。由于女儿的出生及女儿的户口问题，被告父母干涉太多，严重影响了我们夫妻的感情。被告甚至于今年3月抛下当时没有收入的我和刚出生没几个月的女儿，回到其父母家居住，至今已9个多月，从未回来看望女儿一面，更未提供女儿的任何生活费用。被告的所作所为，对家庭及亲人极端不负责任，已严重伤害了夫妻感情，现夫妻感情已完全、彻底破裂，夫妻关系名存实亡。另婚后由我母亲出钱购得房产一处，即虹桥新村112幢204室。房产证上虽是我们夫妻双方的名字，但实际是由我母亲出资，应归我所有。

现我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与被告离婚并由我抚养女儿陆林雪，被告每月支付相应抚养费，另请求法院判令房产为我所有。

此致

崇川区人民法院

起诉人：林静

离婚案件起诉状 篇6

被告： 程 XXX ，男， XX 年 XX 月 XX 日出生，身份证地址： XXXXXXXXXXXXXX ，现住地址 :XXXXXXXX ，身份证号码： XXXXXXXXXXXXX ，联系电话 XXXXXXXX 。

诉讼请求：

一、判令解除原被告婚姻关系 ;

二、(写明有无夫妻共同财产，有的写明有哪些共同财产，总价值多少 , 要求按照何比例分割等)

三、 ( 写明有无子女 , 要求由谁抚养 , 抚养费由谁承担等 )

四、诉讼费由 XX 承担 .

事实与理由： ( 写明结识时间 , 结婚时间 , 有小孩的时间 , 婚前感情基础如何 , 详细写请求离婚的原因等 )

此致

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

具状人： XXX

**年 XX 月 XX 日

离婚案件调查取证 篇7

关于离婚案件中夫妻共同债务举证责任的分配, 依据《婚姻法解释 (二) 》第24条的规定, 夫妻一方与第三人即债权人发生债权债务关系, 如果夫妻另一方不能依据两个“除外”规定, 举证证明这一债务是夫妻个人的单方债务则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由此规定可见, 夫妻另一方 (指非举债方) 存在两种证明责任:一是能够举证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 (指实际举债方) 已经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二是能够举证证明夫妻双方采取的是约定财产制, 且还能证明债权人知道该约定的。所以, 我国现行的婚姻法对夫妻一方在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负债务的证明责任, 实际上强加给了夫妻另一方即非举债一方。

二、立法有关举证责任分配的缺陷

从理论上来说, 这种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不符合公平正义原则。“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是对夫妻共同债务认定举证责任分配问题的简单化处理, 容易产生错误的利益衡量。公平正义原则是分配举证责任的最高法律原则, 它是分配举证责任最初的起点和检验分配是否适当的最后工具。 (1) 依据婚姻法解释中关于举证原则的规定, 实际上是免除了债权人证明债务为夫妻共同责任强加给了债务人的配偶, 从表面上看, 这好像是公平的, 但是, 从深层次上看, 这样的举证责任分配对债务人的配偶来说是极不公平的。 (1) 根据“谁主张, 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担原则, 债权人主张权利, 仍应就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以及自己权利产生的事实、理由承担举证责任, 并且有实际举证的能力。因为债权人在债务发生过程中, 掌握了选择、决定是否与债务人发生债权债务关系的主动权, 并且可以在债务发生前采取要求债务人提供担保或者要求债务人夫妻双方共同签字认可等一系列措施, 以保证债务实现, 减轻风险, 也有为以后发生纠纷时准备充分证据的能力。所以, 按照公平原则及有关举证责任的一般法理, 债权人都应当要承担主要的举证责任。 (2) 在证明“债务人与债权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的问题上, 夫妻一方与债权人约定的个人债务发生纠纷后, 这个债务的性质就成为夫妻另一方与债权人争辩的焦点。根据推定规则, 债权人无须证明, 而债务人配偶却要证明债务人与债权人在争议之前达成了关于“个人债务”的书面约定, 但如果在债权人和债务人不承认的情况下这种证明很难, 也很不现实的;并且很多人在离婚时, 为了达到多分财产的目的, 想尽办法故意伪造债务, 就算是之前有约定, 债务人肯定也不会承认了, 而债权人为了自己利益, 为了更有利于债权的实现, 也不会实事求是地承认是夫妻一方的个人债务。 (3) 在证明“第三人知道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所得财产为各自所有”的问题上, 债务纠纷发生后证明债权人知道夫妻双方实行约定财产制的事实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如果债权人坚决否认自己知道实情, 要想证明债权人明知的主观想法对债务人的配偶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更何况债务人的配偶想证明的是与自己利益完全对立、冲突的相对人的主观想法, 这就更是难上加难了。

综上所述, 推定规则将举证责任强行分配给债务人的配偶是不符合公平正义原则的, 也是极不合理的。

三、立法缺陷引发的实践问题

现代社会, 夫妻财产关系日趋多元化, 立法对举证责任规定的不足越发显现出来, 导致在离婚案件中, 出现了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难度大、举证难、取证难的问题。实践中举证难主要表现及原因如下:

1. 受害人法律意识淡薄, 怠于收集证据。

正常情形下, 夫妻双方因为感情融洽, 相互信任, 一般都不会想到离婚, 对离婚时的债务分担问题缺乏危机感。并且中国的家庭现实是婚姻当事人一旦结婚, 一切以“家”为主导, 忽视了个体利益和保护意识。因此, 在主观上不会保持警惕意识, 在客观上也不会收集和保存一些证据, 一旦夫妻关系恶化, 另一方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 否认应当承担的债务, 甚至伪造债务, 企图侵吞夫妻共同财产。因此, 受害方“举证难”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受害方当事人法律意识淡薄。更为典型的是, 很多受害人甚至在受到侵害之后, 还不会意识到要收集相关证据, 而是以道德观念认为事实本身如此就是最好的证明, 无论跟谁理论, 都是不会改变的事实, 不需要书面证据。因而导致在一方或者债权人提起诉讼后, 往往因无法向法庭提供有效的证据而导致败诉, 承担不利后果, 后悔晚矣。

2. 夫妻一方因个人原因擅自举债, 另一方举证困难。

1993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7条规定:“下列债务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应由一方以个人财产清偿: (2) 一方未经对方同意, 擅自资助与其没有抚养义务的亲朋所负的债务。 (3) 一方未经对方同意, 独自筹资从事经营活动, 其收入确未用于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从此条司法解释可以看出, 夫妻一方因个人原因擅自举债, 属于个人债务, 不纳入夫妻共同债务的范围。在实践中, 尽管有司法解释为依据, 却没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此规定对弱者的权利起不到根本保护的作用。在我国的现实生活中, 一般情形下, 一方从事经营, 另一方不参与或很少参与对方的生产经营活动, 对对方的财产状况了解甚少, 在主观上也不会意识到在貌似正常的家庭氛围背后存在夫妻财产纠纷的隐患, 直到夫妻离婚时债务承担对自己不利, 才恍然大悟, 却已无能为力, 只能迫于没有掌握证据得不到法院支持而承受不应承担的不利后果。因此, 在债务纠纷出现时或离婚时要举证证明经营一方是“擅自举债”、且“用于个人需要”是很困难的事情。

3. 对债权人是否和债务人约定为个人债务, 也很难举证。

随着夫妻独立性增强, 在很多时候, 夫妻一方与第三人发生举债行为, 仅仅是举债方的个人私事, 另一方并不知情更无法控制, 出现纠纷时, 根本没办法证明他们约定为个人债务了。据统计, 每年各地法院审理离婚案件, 离婚后财产纠纷案占很大的比例, 而原告撤诉的占很大一部分。据法官分析, 撤诉案件大多数是因为证据不足, 拿不出证据, 其权利就无法得到保护。所以, 一旦发生纠纷, 该项债务是夫妻共同债务还是夫妻个人债务一般很难认定, 未参与举债一方也很难拿出证据证明债务人的借款为个人债务。根据 ( (婚姻法》司法解释 (二) 第24条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 则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4. 经营性债务难以举证。

随着经济发展, 夫妻双方或单方举债进行经营活动的情况大量增加。大多情况下, 夫妻间参与经营的只是夫妻一方, 另一方并不参加。而且, 因经营所形成的债务, 即便一方独自以其个人财产进行经营而且收入归己没有与家庭发生任何关联而形成债务, 夫妻另一方一般很难举证所经营的资产不是夫妻共同财产, 而且也没办法约束经营一方的经营行为和非经营行为。而根据《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 未经营一方须承担举证责任, 在未参加经营的情况下, 却要承担举证经营财产不是夫妻共同财产且经营收入没有用于家庭共同生活, 违反了消极事实无法举证的原理, 有失公平。

从以上对举证问题的分析可以看出, 现实中的夫妻共同债务问题是十分复杂的, 简单地说由主张个人债务的一方承担举证责任或由主张共同债务的一方承担举证责任其实都是不科学的。总结起来, 笔者认为:应该区分不同的情况分配举证责任, 在以夫妻名义共同举债的情形下, 要求主张是个人债务的一方承担举证责任, 若不能举证, 则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由夫妻双方承担连带责任;在以夫妻一方名义举债的情况下, 要尽量保护举债方配偶的利益, 要求举债一方举证, 否则就认定为举债人的个人债务。这样综合考量的举证责任分配方式才是比较合理的、公平的。

四、完善夫妻共同债务制度的对策与建议

1. 设立夫妻大额债务共同签字制度。

在离婚案件的司法实践中, 夫妻一方与第三人恶意串通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对方财产的现象成为法院审理离婚案件中的难点, 且这种现象在缺少法律规制的情形下越来越严重。

推定规则容易助长夫妻一方恶意举债的故意, 容易引发债务人与第三人恶意串通、虚构债务的危机。此类债务纠纷大多发生在婚姻走到尽头之时, 感情一旦不存在, 夫妻间的财产争夺战就显得冷酷而残忍。 (2) 为了获取更多了利益, 离婚的双方当事人常常不惜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手段欺骗法院和其配偶, 从而达到其想要获取更多的财产、取得更多的非法利益的目的。为防止一方恶意举债而引发夫妻共同债务与夫妻个人债务之争, 立法应当对夫妻单方大额举债行为进行规范。因此笔者建议立法规定:大额举债要经过夫妻双方协商一致后由夫妻双方共同签字认可。否则, 夫妻任何一方单独举债的, 可以推定为其与债权人已约定为其个人债务, 除非有证据证明该项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者夫妻另一方事后予以追认的, 也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一般而言, 大额债务是应当排除在日常家事代理范围之外的。债权人作为善意交易人应持谨慎交易的态度, 其在出借大额款项或进行大额交易时, 应当征询债务人配偶的意见, 否则可推定其认可该债务为个人债务。对债权人为追求高利贷利益而盲目借款或为追求高额利润而不谨慎交易的行为, 其自身本来就存在过失, 所以应承当风险。

2. 完善离婚案件中夫妻债务处理的规则。

(1) 废除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规定“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 应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明确规定了夫妻共同债务推定制度。而这一推定规则在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同时, 存在严重损害夫妻另一方的合法权益的可能性, 并导致了当今诉讼欺诈现象的日益泛滥。而且, 从理论上说, 其一, “家”不是一个民事主体, 夫妻个人举债即使用于家庭共同生活, 也不能说是“家”与债权人有债之关系。 (3) 家庭成员有其独立性, 每个个体仍为私法上最基本的行为主体, 毕竟个人责任自负是民法的基本原则。每个人得根据自身意思自我负责地形成其社会经济生活, 此为私法自治的集中体现。人们在从事经济交易、进行社会往来时, 关注更多的是交易对象自身的信誉和资质, 而非其配偶如何、背景怎样。 (4) 其二, 在交易之初, 由于债权人拥有交易选择权, 他完全可以通过让夫妻另一方对债务进行确认来规避这种交易风险。这种规避交易风险行为的成本, 比诉讼中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强加给夫妻另一方所导致的反驳成本要小得多。 (5)

我国法律规定离婚时分割财产的基本原则是适当照顾女方、子女以及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 公平处理共同财产及债务。但司法实践中, 往往是法律无法保护婚姻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一方、无过错方以及子女的权益, 反而为他们增加了不合理的债务负担。因此, 应当废除夫妻共同债务推定制度。当然, 废除该推定规则, 可能会出现客观真实上系夫妻共同债务, 但债权人因无法获得夫妻之间内部信息而举证不能, 导致案件事实与客观真实不符。但我们可以通过立法和司法其他方面的途径加以补救, 力求平衡婚姻关系双方及债权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各方的合法利益。

(2) 充分运用法官的个人经验法则, 灵活适用法律, 平衡各方利益。目前“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己成为全国各地法院审理夫妻共同债务案件普遍适用的规则, 在立法上还没有对其完善的情况下, 法官应充分运用利益衡量的方法, 对夫妻个人利益和债权人利益进行充分比较权衡, 并灵活适用法律, 以最大程度地实现司法的公平与正义。

首先, 应采用体系解释的方法对《婚姻法解释 (二) 第24条适用范围作限制性理解。体系解释也称逻辑解释、系统解释, 是指将被解释的法律条文放在整部法律乃至整个法律体系中, 联系此法条与其他法条的相互关系来解释法律。 (6) 其目的是为了全面、完整地把握立法精神和法律含义, 防止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失却法律原意。《婚姻法解释 (二) 》第24条是对现行婚姻法的解释, 其应忠实于现行婚姻法, 并限制在现行婚姻法的框架内, 不能超出立法本意。其次, 充分运用法官的个人经验法则认定夫妻共同债务。法官审理案件时, 应在兼听双方当事人述辩的基础上, 综合分析案件的事实和证据, 利用自己的经验法则, 选择适用法律规则, 对具体案件作出合理公正的判断, 这样的判决结果会更符合客观事实, 更趋向于实质正义。最后, 变通适用日常家事代理权制度认定夫妻共同债务。日常家事代理权制度的关键在于“日常家事代理范围内”, 但因为婚姻法相关解释缺失对夫妻共同债务范围的规定, 加之我国又没有对日常家事代理权作明确规定, 法官若直接适用该制度易引起当事人的非议。对“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可采用两个判断标准:一是夫妻双方是否存在共同举债的合意, 二是夫妻双方是否分享了债务所带来的利益。 (7) 尽管这两个标准表述不是很科学, 但我国实务界在认定夫妻共同债务时, 此标准已居主流地位, 可将之与日常家事代理联系起来分析, 日常家事代理范围内的个人负债可推定为夫妻合意, 认定为共同债务。而对于一些争议较大明显超出日常家事代理范围的巨额债务, 则应从严审查, 不可轻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3. 明确夫妻个人债务与共同债务之争的举证责任。

我国《民事诉讼法》确定的是“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证据规则, 使得很多情形下明知是属于自己的合法权益, 当事人却无法维护自身的权益, 给法院裁判及当事人利益都带来很多困扰。如前所述, 依据现行法律规定, 夫妻一方要举证证明另一方个人举债非夫妻共同债务难度极大, 在现实生活中, 大部分情况下根本无法举证, 依据法律规定却要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最终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按照我国的立法精神和立法目的以及社会的传统观念, 法律侧重于惩罚婚姻的过错方, 但事实上过错方往往是事先有所准备并刻意隐瞒其所作所为, 甚至故意制造假象蒙蔽法院, 蒙蔽配偶他方, 其主动坦白过错的情形是很罕见的。正是由于无过错方在诉讼中的举证不能, 使得本该胜诉的受害方往往难以提出有利证据得到法院的支持, 亦使得法律保护无过错方合法权益的立法精神难以实现。因此, 我国《婚姻法》在夫妻共同债务认定上应当确立举证责任倒置规则, 实行夫妻债务认定举证倒置规则, 由夫妻参与举债一方当事人证明所举债务确实是夫妻共同决定, 或确实是用于家庭共同生活需要的, 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否则, 按举债一方个人债务处理。这种举证规则比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在诉讼中将举证责任强加给夫妻另一方的成本要小得多, 也更具有可操作性。

4. 增补日常家事代理权制度。

在婚姻生活中, 日常事务琐碎繁多, 夫妻确有相互代理的需要, 这种日常家事代理权是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推定, 同时也符合婚姻当事人的本人利益, 这一制度有利于维护简单民事交易的安全, 方便日常生活。这一制度早己成为大陆法系国家通行的制度, 英美法中也有相应的规定。《婚姻法解释 (二) 》第24条虽然只是对夫妻互有日常家事代理权予以间接承认, 这已经是对原有婚姻法理论的重大突破。 (8) 但直至今日日常家事代理权并没有得到立法上的明确规定, 因此建议在婚姻法中引进日常家事代理权制度, 并且明确限定日常家庭事务的合理范围, 这对于维护家庭生活的稳定和民事交易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然日常家事代理权的范围应严格把握, 限制在合理的范围, 不宜扩大。完善我国的日常家事代理制度首先要将日常家事代理权的权限和范围规定清楚。如史尚宽先生所说, “就家事之规模及其外部的生活样式”确定家事代理权的范围。因为“日常家务之范围, 依各夫妻共同生活之情事及因为其行为之目的而有不同, 由外部正确判定, 甚为困难。然如依内部情事而定其范围, 不独有害于第三人, 结果反有碍夫妻共同生活之经营。” (9) 即有了生活样式外观的日常家事代理权, 可以类推适用表见代理的规定。

日常家事代理权的权限和范围清楚之后, 对于非属于日常家事代理事项的处分就应当征得夫妻双方的同意和确认。笔者认为应规定为:一方若设置不属于日常家事范围内的债务, 须经另一方的同意和确认, 否则应当视为个人债务, 由举债方自行承担债务后果。但该债务负担若符合民法表见代理的外观而使债权人有理由相信的, 不足以对抗债权人。

参考文献

离婚案件调查取证 篇8

（一）对夫妻一方未经对方同意，擅自出售夫妻共有房屋的效力的认定。

夫妻对共同共有财产处分的效力基于夫妻双方人身关系的独特性而有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夫妻双方法定代理制度上，即在日常家庭生活范围内，夫妻双方互有代理的权利，夫妻一方处分财产对另一方自动生效而不需要授权。由此所能引发的直接后果就是第三人在与夫妻一方进行财产交易时，往往会基于夫妻双方合法有效的婚姻而信赖其一方的处分权利，而并不能知晓财产实质的权利归属状态。按照《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17条“（一）夫或妻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上的权利是平等的。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二）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规定的处理原则，对于夫妻共同共有的房屋，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而擅自出售的，在第三人为善意的前提下，即使不知情一方不同意出售该共有房屋，也无权要求善意第三人返还该房屋所有权。由此可见，在此类纠纷的处理上，法律主要是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理由是夫妻间所具有的亲密的人身关系往往会使第三人無从知晓其财产事实上的归属关系，而只能依据不动产登记作出判断。而当登记与实际权属状态不符时，基于交易安全与物权公示效力的考虑，法律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因此给另一方带来的损失，在离婚时可以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11条的规定要求补偿。

（二）此处对于第三人善意的认定。

在第三人系善意的前提下，即使夫妻中的一方不同意该房产的出售，善意第三人也依然可以取得该房产，实质上是以可能会给不知情亦不同意出售房屋的一方带来损失为代价，来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的。为了不使这一保护效力被滥用，则在此处要明确对于第三人善意的认定标准。《物权法》第106条对善意取得制度做了明确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这三个关于善意取得的构成条件缺一不可。而对于房屋的买卖来说，基于其不动产登记要件主义，一般情况下对于房屋所有权的归属，第三人可以通过查阅不动产登记薄来获知该房屋的权属状态。因此，此种案件当中的房屋出售，对于第三人来说，房屋登记的公示公信力将排除未登记一方实际共有权的事实。

结合法律与一般社会经验来分析，此处第三人善意的具体情形有：1.房屋登记在双方名下，第三人有理由相信或有证据证明出售此共有房屋系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并支付合理对价的，视为善意;2.虽然房屋产权登记在夫妻一方名下，但第三人有理由相信或有证据证明系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并支付合理对价的，视为善意;3.房屋产权登记在夫妻一方名下，第三人主观上不知并且客观上也无从知晓系夫妻共同财产，并支付合理对价的，视为善意。对于第三人恶意进行交易破坏夫妻共有财产的权属状态的，则当然的视为无效。

二、房屋在婚姻存续期间增值部分的认定及处理

由于房屋作为不动产会受到经济市场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当事人在离婚时其房屋的价格往往与购得房屋的价格相差甚远，即房屋在婚姻存续期间内实现了增值。目前普遍的观点都认可在离婚案件中对所涉房屋在婚后增值部分的归属进行处理的合理性，但对这一部分增值利益的性质却无统一的说法。笔者认为，首先，房屋增值利益不属于法定孳息，因法定孳息是原物所有权人以原物供他人利用而得到的对价，其构成基础包括以原物供他人利用以及因他人之利用而产生利益这两部分。也就是说，法定孳息的产生系以当事人之间的原本用益关系为本质的，而非任何法律关系均可以产生法定孳息。而房屋的增值收益系房屋受市价等因素的影响，在转让时所能够得到的部分差价，而非由房屋所有权人将房屋交由他人使用而所产生的经济利益，因此房屋的增值收益显然不属于法定孳息的范畴。其次，房屋增值利益也不属于天然孳息。因天然孳息的本质在于其是由原物孕育而自然产出之物，而房屋受投资导向及经济环境的优劣、房屋地理位置等客观因素的影响，本身就存在着价值增加的空间，而其所增加的价值与房屋本身是系为一体，而并非由于房屋的自然产出之物，因此房屋的增值收益同样也不属于天然孳息的范畴。

综上所述，房屋增值部分的性质既非法定孳息也非自然孳息，而是基于房屋本身价值利益随市场价格变化及时间迁移的自然延伸、升涨。而既然非孳息的范畴，自然对其归属的认定不能适用《物权法》来调整。在对此部分增值利益的认定与处理上，美国法律所做的规定比较合理完善，很值得借鉴。它将因通货膨胀或者其他非因当事人的主观努力而是因市场价值的变化而产生的增值视为被动增值，认定为个人财产;当一方的个人财产由于他方或双方所支付的时间、金钱、智力、劳力而增值的应属于主动增值，认定为婚姻财产。由此，我们可以将房屋的增值利益分为两类，把非因人为努力原因而是基于房屋的自身增值性在婚后所增长的利益视为自然增值，根据我国《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5条的规定归房屋产权的所有人所有。把因对房屋进行了修缮、改造、扩建等所引发的增值视为人为增值，此时即使房屋产权仍属一方所有，这种因人为的添附、改动所产生的经济增值部分依然是夫妻双方在婚姻存续期间共同努力与贡献的结果，所以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在离婚诉讼中按夫妻共同共有进行分割。

三、结语

财产分割问题是离婚案件当中的热点问题，而房屋的分割又是财产分割的核心问题。而对此的处理，《物权法》与《婚姻法》作为民法中两个相互独立又相互牵连的部分，在认定与处理两者相互交叉与重合部分的的冲突时，我们希望立法者能够尽快填充此处的空白，明晰此处的分界点，使离婚案件当中房屋分割及相关制度能够具体、完善，从而公平地维护离婚案件中各方当事人的利益。

参考文献：

[1]隋彭生：《法定孳息的本质—用益的对价》，《社会科学论坛（学术研究卷）》，2008年第6期。

[2]夏吟兰：.《美国现代婚姻家庭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44页。

离婚案件的证据收集 篇9

如今，离婚问题是非常棘手，离婚不仅需要勇气，同时需要技巧。例如如何更为有效地去证明双方感情却已破裂，离婚过程子女抚养方面的证据收集的技巧，怎么收集证明效力高呢？下面您一看便知。

一、离婚的证据怎么收集，收集离婚证据有哪些技巧？

（一）法律规定的感情破裂的离婚证据的收集技巧 1．看分居时间——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

2．看婚前是否对精神病有所隐瞒——隐瞒了精神病，婚后经治不愈，或者婚前知道对方患有精神病而与其结婚，或一方在夫妻共同生活期间患精神病，久治不愈的。

3．看是否有犯罪行为——一方被依法判处长期徒刑，或其违法，犯罪行为严重伤害夫妻感情的；

4．看有无禁止性结婚的疾病——一方患有法定禁止结婚的疾病，或一方有生理缺陷，或其他原因不能发生性行为，且难以治愈的；

（二）能够证明对方有过错的离婚证据的收集技巧 1．重婚、与他人同居的证明——提交上述行为相关的相片或居委会、村委会、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等离婚证据； 2．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证明——提交法医鉴定，提出证人；

3．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证明——提交居委会或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涉及行政处罚、刑事犯罪的，应提交有关处罚决定或判决书。

二、离婚过程子女抚养方面的离婚证据的收集技巧

（一）抚养费的证明——提交双方的收入证明。

（二）抚养权的归属证明——根据孩子的年龄和具体情况，提交有利于争取抚养权的而相关证据

1、对于10周岁以上未成年子女的情况的，应提交子女本人愿跟随父或跟母生活的相关离婚证据；

2、两周岁以下的子女，一般随母方生活。母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随父方生活。例如母方患有久治不愈的传染性疾病或其他严重疾病；母方有抚养条件不尽抚养义务；或者是母方因其他原因，子女确无法随母方生活的。

3、对两周岁以上十周岁以下未成年的子女，有一下情形可以争取抚养权的证明理由：

（1）已做绝育手术或因其他原因丧失生育能力的。（2）子女随其生活时间较长，改变生活环境对子女健康成长明显不利的。

（3）无其他子女，而另一方有其他子女的。

（4）对方患有久治不愈的传染性疾病或其他严重疾病，或者有其他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情形，不宜与子女共同生活的。

（5）子女单独随己方父母共同生活多年，己方父母要求并且有能力帮助子女照顾孙子女或外孙子女。

三、离婚过程中婚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财产证据的收集技巧

夫妻共同财产有哪些？收集离婚证据有哪些技巧？ 夫妻共同财产房产、存款、公司股份、股票、车子、债权、住房公积金等。如果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证据，更应该掌握收集证据的技巧，技巧分类如下： 1．双方有财产约定——提交协议书；

2．有银行存款并申请法院调查——提交银行帐号； 3．有股票并申请法院调查——提交股东代码、资金帐号； 4．有机动车——提交车辆行驶证；

5．有房产——提交房产证、购房合同、交款发票；

6、在公司拥有股权——提交该公司的工商登记情况、出资的证明；

7、有债权债务的——借据、相关的佐证证据。

法律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许多人对证据的收集并不在乎，其实这很重要。当你在庭审过程中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你的诉讼请求，则法官考量的证据会存在偏差的可能性，因此证据的采集对案件的公正处理至关重要，所以需要您掌握更多的证据收集技巧。上述情况证据的收集是关于感情破裂、子女抚养归属权和财产证据的相关经验总结，在证据的认定和收集上都非常复杂。对于什么样才能成为证据，哪种证据的证明力比较大，涉及到书证、物证、视听资料、原始证据、传来证据等，如果法庭上能拿出一个比较证明力度强的证据，将有利于法官公正合法的处理案件，更有利于自己诉讼请求的事先，如果有律师的指导，可以让你很明确的去收集相关证据。

2、如何搜集财产方面的证据

1．股票交易及资金账户信息调查

股票账户内的资金一般由两部分构成：一为股票的当前市场价值。一为股票资金账户内的余额。实践中常出现争议的是，由于股票的市场价值波动性较大，既可能增值，也可能出现贬损的情况，此时该以何种价格标准进行分割就需要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若协商不成，法院会取一个时间点为标准，判由持有股票的一方支付一半的对价给另一方。

对于股票交易信息的查询，若能举出具体的证券开户公司最好，法院可依申请直接到该证券公司调取对方的开户信息。若不能给出具体的证券开户公司，则必须凭对方的身份证号至中国证券上海结算公司或中国证券深圳结算公司调查，但手续上会烦琐得多。

由于股票交易的特殊性，现如今的股票交易都会委托第三方银行进行资金托管，即股票的资金均由第三方银行转入或转出。为此，申请法院调查的内容亦有两部分，一为股票交易对账单；一为账户资金对账单。

2．银行存款调查

离婚财产分割中涉及的银行存款问题，应注意两个问题：一是法院判决分割的是现有的银行存款余额；二是在诉讼过程中或起诉以前对方转移的存款应为赔偿之诉。为此，在调取对方的银行存款情况时，要调查两个方面的内容，存款余额及一定期限内的存取款明细。

一般情况下，对方的银行存款情况当事人或律师均无法直接到银行申请查询，只能由律师向法院申请调查令或直接申请法院至银行调取。而法院接受申请的前提是，必须提供对方的具体开户银行名称及银行账号。为此，当事人及律师要做的是，查询到对方的银行账号。

搜集途径为：（1）对方留在家中的存折及银行卡，对这些材料进行复印或抄录即可；（2）对方留在家中的银行卡刷卡消费凭证；（3）对方的银行存、取款凭证；（4）对方记录在笔记本上的备忘银行账号。

3．工资报酬查询

在离婚财产分割中，一方的工资报酬并不能直接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依据，最主要的原因是，离婚时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是以现有财产为基础。因此，查询对方的工资报酬往往是作为对方应承担的抚养费的一个衡量标准。

在查询对方的工资收入信息时，要注意的问题：（1）现在大多数的单位都以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工资，而银行工资账户内的资金往往会比单位对外出具的工资证明要多。因此除需要对方单位出具工资收人证明外，还应要求提供发放工资的银行账号。（2）对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获得的住房公积金及住房补贴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在查询工资收人时，可一并要求提供住房公积金及住房补贴的发放情况。（3）对方的辞职经济补偿金（买断工龄），与一般意义上的工资所得不同，与身份具有严格、密切的关系，属于一方的个人财产，不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

在正常情况下，律师开具律师事务所的调查介绍信至单位查询时，能够得到对方的工资收人证明，但对于银行工资账号、住房公积金及住房补贴的发放情况则会要求法院调取。所以，在查询对方的工资收人情况时，不如直接向法院申请开具调查令或申请法院直接调取。4．保险信息查询

家庭中的保险一般涉及两类，一为财产保险，一为人寿保险。此两类保险，基于保险公司的不同，又有多种保险品种。在离婚争议中，能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在财产保险种类下，已交纳的保险费及已获得的保险金都是夫妻共同财产；在人寿保险种类下，只有已交纳的保险费可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而保险金，则因具有特定的人身关系，应属于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对于对方保险信息的查询，可根据保险费收据、保险合同、保单凭证、保险公司的家访信息等获知。一般来说，到具体的保险公司，凭当事人的具体身份信息可以查询投保情况。在通常情况下，当事人及律师均无法直接到保险公司查询，需要凭人民法院的调查令或人民法院直接至保险公司调查。保险公司会以复函或提供保险合同、缴费凭证的复印件等形式答复。5．公司股权信息查询

夫妻在公司中的股权情况，相较以上各类财产的查询更为简便一些，但在价值的评估上却是最为困难的一类。在财务在处理上，守法经营、客观作账的公司实在少之又少。而经济交往的便捷，仍有大量的“皮包公司”存在，这些公司每年的营业额大得惊人，利润也是不菲，而每年的财务报表上则可能是亏损。而公司价值的模糊，以及《公司法》对股东权益的特殊保护（股东的股权转让只需经过股东会通过即可），给非公司股东一方的配偶维权带来极大的困难。

公司股权信息的查询，律师凭执业证、律师事务所介绍信及当事人的委托代理合同就可直接到工商部门查询，查询的内容涉及开业申请、公司章程、年检报告，有法院的立案通知书，还可以查询到企业资产负债表及损益表。6．房产信息查询

房产情况是如今离婚争议中最主要的财产分割内容。配偶在多数情况下知道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有多少套住房，但仍有不少粗心的夫妻一方，在家庭中购买有多套住房的时候，只知道小区名称，具体在哪单元就不知道了，有的甚至只知道大致的方位，使得调查起来增添不少的麻烦。现实中常遇到的问题，知道在具体的小区内，不知道具体的房间号，遇到这样的情况一般可凭律师调查介绍信根据对方当事人的姓名及身份证号码找物业公司查询。物业公司常会配合。查询到具体的位置后，再向当地的房地产管理部门查询房屋产权登记情况。需要注意的是，房屋的所在地址并不一定是房屋产权登记证上的地址名称，有的房地产管理部门发现名称不符，便不会提供查询，即便产权人的名称是一致的。为此，一定要向物业公司询问清楚，产权登记证上的地址描述是怎样的。遇有物业公司不予配合的，律师可向法院申请出具调查令或由法院直接调查对方在该小区购买房屋的具体地址。

一般情况下，律师凭调查介绍信向房屋管理部门提供了详细的地址及产权人的名称，能够获得产权登记查询证明，依此就可主张房屋产权分割。

二、感情破裂的证据搜集办法

1．收集易失证据

对于婚姻一方与外遇对象来往的手机短信内容、电子邮件内容、电脑博客日记、QQ聊天记录，最好委托公部证门对此类证据作固定处理。条件不允许也应该尽量自己固定保存起来，手机短信可以连着手机一起用数码相机拍下来，电脑和网络资料可以截取全屏保存。

2.收集文字证据

(1)婚姻一方在外遇行为突然曝光事发初期，碍于情面、情急之下或表示悔改所写的“忏悔书”、“认错书”、“保证书”、“协议书”等形式的文字材料;

(2)婚姻一方有嫖娼宿妓、流虻淫乱、开房约会、非法同居等行为，警方介入处理的笔录材料;

(3)供职单位发觉婚姻一方嫖娼事件、外遇行为等时可能会有的处理决定文件材料;

(4)知情人或证明人就婚姻外遇或非法同居相关事件所写的书证材料。

（5）亲子鉴定类的证据，由专门的机构鉴定，一般准确率为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

3.收集视听证据

(1)夫妻双方就婚姻外遇相关情况交涉的录音资料，这主要靠当事人自己偷录采集;

(2)婚姻一方与第三者在公共场所出双入对、携手拥抱或进出房间等行为的录像和照片，这些证据材料委托第三方的调查公司私家侦探代理采集，则更为安全可靠和具有独立证据效力。

4.采集现场证据

采集捉奸在床的现场证据，最好是拍摄录像更能说明问题。利用录音、录像、光盘、电影胶片等反映的图像和声音，以及电脑储存的资料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证据即视听资料证据具有直观性。不论是录像还是录音，一般都是当事人或其他相关证人直接的表述，特别对于离婚案件中当事人的自述，往往可以认定为自认，一旦反应在录音资料或录像材料上，当事人若想推翻，须另行举出反证。因此，此类证据证明力较强。

私自拍录收集的证据是否合法，主要看取证时是否侵犯了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上。为了调取证据侵入第三人住宅是侵权行为，当然取得的证据不具备合法性;但如果在自己家取证，不存在此种问题。安放录音设备是在自己家里，不构成侵权;但如果是安放在第三人的居室或办公室，则就不具备合法性。但如果是在公共场合获取的两人亲昵的照片，就具有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