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案件和解阶段赔偿协议书（精选12篇）
甲方：许仁贵温振楠、乙方：陈鸿王江
2013年3月23日晚23时左右，甲乙双方因小事发生口角，后因发生肢体冲突，导致乙方两人受伤，送往医院救治，现病情已无大碍。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情况下，达成如下协议：
1、赔偿金额：
乙方两人住院期间，医疗费1688元已由甲方支付。现甲方向乙方支付后续医疗费、误工费、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营养费、伤残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住宿费等其他合理费用以及出于人道主义补偿，共计人民币2000元，两项合计3688元。车辆损失15850元，累计合计19538元。其中许仁贵赔偿9538元，温振楠赔偿10000元。
2、乙方收到上诉款项后需把因此次事故而发生的全部票据，包括住院医疗费票据、交通费票据等当场交付给甲方。
3、甲方赔偿乙方以上款项后，乙方与甲方达成谅解。乙方不再追究甲方任何责任，包括刑事责任及民事责任等。乙方就此事保证不以任何形式、任何理由就乙方受伤一事向甲方要求其他任何费用。
4、两被害人对甲方的伤害行为予以谅解，请求司法机关从轻处罚。
5、甲方按本协议履行后，乙方自愿放弃对该损害所享有的仲裁、诉讼的权利。
6、乙方如违反本协议，则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返还全部款项并赔偿损失。
7、本协议一式两份，自双方签字后生效。
2012年3月14日全国人大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其中以专章增设了一个特别程序———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即理论与实务界通常说的刑事和解程序,这标志着刑事和解从无法可依进入有法可依的状态。当然一个法律制度的落实并不是增设几个法律条文就可以轻松完成的,在从法律文本到现实的转化过程中,必然会遇到诸多问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摸索、总结,唯有如此,这个法律制度才能焕发出其应有的生命力,而不至于成为一个僵死的法条。
刑事和解是指在刑事诉讼程序运行过程中,加害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方式与被害人达成和解以后,国家专门机关不再追究加害人刑事责任或者对其从轻处罚的一种案件处理方式。刑事和解贯穿于侦查、审查起诉、审理等各个刑事诉讼阶段,本文以法院审理阶段的公诉案件的刑事和解为视角,即下文中所涉刑事和解在没有特别说明的情况下仅指法院审理阶段的公诉案件的刑事和解。
刑事和解制度正式进入法律进行司法实践已一年有余,在司法实践中该制度的运行状态如何,是否能发挥出制度创设时所预期的制度功效等问题值得我们进行思考。
二、一个案例所展现的刑事和解实践
王某与陈某系多年的邻居,因琐事发生争吵并相互拉扯,拉扯过程中致使陈某受轻伤。案件公诉至法院后,陈某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法官在审理该案时组织了当地司法所、派出所、村委、双方的律师及原被告双方进行调解,经过多方努力,最后达成和解协议。法官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加害方当众向被害人赔礼道歉,并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被害人据此出具谅解书,对加害方表示谅解,请求法院对其从轻处罚并且撤回附带民事诉讼;当地司法所同时出具了具备对被告人进行社区矫正的条件,建议法院对其适用非监禁刑的函。法院据此对被告人判处有期徒刑并宣告缓刑。
这是一个司法实践中比较典型的刑事和解案件,从各方面看都符合刑事和解程序的适用范围,案件的审理过程、最后处理结果等也基本符合刑事和解的要求。但是就该案件的处理过程看,如果严格对照刑事和解程序的实体与程序要求,就会发现这个案件并不完全符合刑事和解的要求。该案件虽具有刑事和解的实质内容,但在形式上只是进行了刑事附带民事的调解,并在调解的过程中以刑事责任的追究为筹码,促成了双方的和解。最终的判决中虽言明了双方达成和解协议但是仅以被告人对被害人进行了赔偿并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为由对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换言之,最终以一个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取代了法定的从宽处罚,也即《刑事诉讼法》所架构出来的刑事和解程序并没有为司法实践所自觉适用。
三、刑事和解在审判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刑事和解适用不足,未能充分发挥出制度的价值
刑事和解在法院审理阶段仍然具备较大的适用空间,但目前适用仍显不足。虽然《刑事诉讼法》对于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做了较为严格的限定,但是通过对某基层法院审结案件的抽样调查显示,其符合刑事和解适用范围的案件仍然占所审理案件的1/3左右,而最终具备刑事和解核心要件的案件占抽样总数的1/10左右,但是真正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和解的实体与程序要件适用刑事和解的却几乎没有。笔者对某基层法院随机抽取的100个刑事案件进行统计,在这100个案件中,符合《刑事诉讼法》关于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且至少具有达成赔偿协议或取得被害人谅解之一的案件,共有34件,也即34%的案件具备刑事和解的基本条件。其中具备达成赔偿协议且取得被害人或者其家属谅解这一刑事和解核心要件的案件共计10件,占总数的10%。令人遗憾的是,这10件案件,无一例外的都是按照酌定量刑情节对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处于弱势地位。刑事案件中被告人通常处于被羁押状态,其自身无法积极主动地与被害人协商,以及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其唯有通过家人或者辩护律师才能与被害人沟通,当其家人能力不足或无辩护律师时,其就缺乏与被害人进行和解的渠道。司法实践操作中,法院一般只有在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时,才会就双方之间的民事赔偿组织调解,此种情况下法院通常也仅会以被告人积极赔偿被害人、取得被告人谅解等酌定量刑情节对被告人进行从轻处罚。而对于被告人未提出附带民事诉讼的,法院通常秉持不告不理的原则,不主动地推进双方的和解。在被告人被羁押且没有外力帮助的情况下,被告人几乎不可能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导致了刑事和解这一制度在实践中并未能发挥出其应有的制度功效。
第二、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缺位。当纠纷的一方因被羁押而无法主动积极联系开展刑事和解时,如果纠纷的另一方能够相对主动地推动和解,那么双方进行和解的可能性也将会大大提高。但是,实践中案件进入法院审理阶段后,除了那些符合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起诉条件的案件被害人法院会通知其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其他刑事被害人法院并不会主动告知其案件进展情况。且此时如果被告人处于羁押状态,被害人也很难与被告人取得联系,以协商和解的问题。这种情况下其既不可能向法院申请,请求法院主持双方当事人协商以达成和解,也缺乏与被告人直接协商以达成和解的可能性。
第三、法院在刑事和解工作中的角色错位。人民法院作为对被告人行使审判权的机构,如主动主持刑事和解,则有违反法院中立原则的嫌疑,因此在制度设计之时,也仅仅赋予了法院依申请主持和解的权力。且对具体案件承办法官而言,主持或推动和解,通常需要与双方多次沟通,有时还需要借助于各种社会力量的参与,这需要承办法官做大量的沟通与协调工作,其间花费的时间与精力比直接依据法律判决显然要多不少。在当前案多人少的司法大环境下,具体案件承办法官只能是选择少数特殊案件主持和解或者说是只有在需要通过和解,尽可能化解矛盾,解除案件审判的潜在麻烦时,承办法官才会相对积极主动地去推进刑事和解工作。
(二)刑事和解制度价值在实践中被弱化
如上文提到的实践中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往往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混和在一起,或者说具体办案法官并未有推进刑事和解的目的,其主要目的是促进双方民事部分的调解,其关注的仅仅是被害人经济赔偿能否到位,至于是以对被告人是依据积极赔偿被害人而对其酌情予以从轻处罚,还是以被告人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而对其从宽处罚不作区分。刑事和解所允许的对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协商成为了推动被告人与被害人达成民事赔偿协议的手段,但是刑事和解又湮没于刑事附带民事的调解之中,这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被告人享受刑事和解所带来程序权利,不利于发挥出刑事和解程序所应具有的制度价值,以致于刑事和解功能在实践中一定程度上被弱化了。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从本质上而言是一种民事诉讼,其调解必然不涉及刑事问题,只能就民事赔偿问题进行。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与刑事和解主要区别就在于此,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仅针对民事责任,其与刑事责任的处理是分开的,而刑事和解会导致刑事责任的减少或不追究。
(三)实践中刑事和解方式单一,过于关注经济赔偿
由于司法实践中通常把刑事和解与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混同,这导致和解过程中过于关注经济赔偿问题,甚至经济赔偿问题成为和解的唯一关注点,容易给一般社会公众造成“花钱买刑”的印象,一定程度上也会进一步束缚法院的手脚,使案件承办法官产生规避刑事和解的想法。诚然,填补被害人的经济损失,是使被犯罪行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恢复的最重要的方式,物质赔偿一定程度上也是抚慰被害人所受心灵创伤、化解复杂矛盾的最重要手段,但是把经济赔偿与刑事处罚挂钩,容易损害刑法的公平原则。经济能力强,对被害人赔偿情况好的就能够得到从轻处罚,适用非监禁刑的概率就高;经济能力不强,无法满足被害人的赔偿要求的,就不对其适用非监禁刑,这显然不是公众所乐见的,也不应是刑法所追求的。实践中我们也发现还是存在一定量的案件,双方虽然没有达成赔偿协议,但是被害人仍然是给予了谅解。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够进一步促成双方达成和解,刑事和解制度所追求的恢复被犯罪行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的价值显然能够更好地得到体现。
(四)刑事和解的程序还有待进一步的规范
《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已经确立了相对规范且具有可操作性的刑事和解程序,但是实践中,一些案件承办法官还是抱着传统的工作习惯,在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对双方进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时附带的对刑事部分进行处理。即便在已经促成双方和解,整个案件基本满足了刑事和解的各项要求时,最终也只是把这种“和解”作为一个酌定量刑情节予以从轻处罚情节。此外,双方自行和解的,法院通常也只是在审查合法性与自愿性的基础上把其作为一个酌定量刑情节处理,而没有按照《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的要求重新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这一定程度上既限制了刑事和解程序的适用,又侵犯了被告人的权利。因为当其事实上具备了刑事和解的各项要件,那么其一定程度上就获得了对其从宽处罚的权利,而实践中其通常只是以酌定量刑情节对其酌情从轻处罚。
四、刑事和解程序实践功能完善之进路
(一)完善刑事审判流程,确保刑事和解程序的落地
《刑事诉讼法》在对刑事和解程序进行制度创设时,赋予了法院告知义务和依申请组织双方进行和解的权利。在实践中,法院并没有很好地履行这个告知义务,这就导致了很多当事人对刑事和解程序的认知不足或者是根本没有意识到法律中还有这样一个对其相对有利的程序,进而导致刑事和解程序的启动偏少。鉴于此,法院应进一步完善刑事审判流程,在受理刑事案件后要切实履行好对被告人的这一告知义务,使符合刑事和解范畴的当事人,无论是被害人还是被告人都能切实明晰地了解到其可以进行刑事和解以及刑事和解后所能达成的效果及其所能采取的相关措施。特别是对于那些已经符合刑事和解条件的,仅是缺乏一些刑事和解的形式要件的案件,法院更是应该确保当事人特别是被告人能够明了刑事和解程序的相关规定。结合法院一般的办案流程,笔者认为应当在向被告人送达起诉书副本即一并告知其可以进行和解,因为这个时候刑事诉讼刚进入审判阶段,当事人具有相对充足的时间进行刑事和解。
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确保各种酌定量刑情节能得到准确适用。刑事和解的要求相较于一般量刑情节较高,因此在达成刑事和解的过程中通常会产生几个酌定量刑情节,这些酌定量刑情节往往是传统司法实践中经常适用的情节。法官在面对这些量刑情节与刑事和解时,要审慎选择确定到底应该适用哪些情节。对于符合刑事和解基本条件仅缺乏一些形式要件的,法院应主动促成形式要件的完备,以最大程度发挥刑事和解的制度价值。
保障诉权,提升被告人的抗辩能力。依据相关统计,有辩护律师参与的案件被告人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的概率相比没有辩护律师参与的被告人要高,取保候审的被告人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的概率相较于羁押的被告人要高。从中不难得出,被告人诉权得到保证程度的高低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被告人与被害人达成和解的可能性。被告人本身是其自身利益最好的维护者,是化解矛盾最有力的参与者,只有其诉权得到充分的保证,才能更相对主动参与到刑事和解中,也只有如此,刑事和解的制度价值才能真正得到发挥。
(二)完善刑事和解制度,提升刑事和解程序的适用率
完善刑事和解的启动程序。现行刑事和解程序并没有赋予法院主动启动刑事和解程序的权力,但是在实践中我们发现由于被告人处于相对的弱势地位,且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缺乏沟通的渠道,如果只能被动地参与刑事和解程序,那么刑事和解程序在实践中的适用将变得很艰难。为了更好地实现刑事和解程序的制度价值,在具备刑事和解的条件下可以赋予法院启动刑事和解程序的权力,当然这种主动启动应当受到严格的限定,且各方当事人都有选择是否接受刑事和解程序的权力。
完善刑事和解的方式。刑事和解的最终目标是恢复被犯罪行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从而减少乃至消灭犯罪行为对社会的破坏。虽然经济赔偿是目前最便宜操作和衡量的方式,但不应该成为刑事和解的唯一方式。应该创新刑事和解的方式,回归刑事和解的本源,以加害方与受害方真正的和解为考量。对于那些没有达成赔偿协议,但是已经取得被害方谅解的刑事被告人也可尝试推进进行刑事和解。
摘要：刑事和解程序进入《刑事诉讼法》并在实践中运行已一年有余,在这一年多的实践中,暴露出了刑事和解程序适用率低,刑事和解制度价值被弱化,刑事和解方式单一,刑事和解程序不规范等一系列问题,文章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应进一步完善刑事审判流程,最大程度发挥现有刑事和解程序的功能,同时应完善刑事和解制度,以解决刑事和解制度设计存在的不足。
关键词：刑事和解 谅解赔偿 纠纷化解
“对于一个社会，重要的不是如何消灭或压制纠纷，而是如何建立一套有效的机制去化解纠纷。”[1]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要妥善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纠纷，稳定社会秩序。当代刑事法治制度必须包容这样的精神，即在平等、宽容与人道基础之上，在刑事法治运作过程中展现出各种刑事法律关系之间的人性、宽容和妥协。刑事和解作为一种解决刑事案件的创新制度，为中国和谐社会建设和法制建设提供了一条新思路。当前，全国多地司法部门都在着手推行刑事和解制度。然而，新制度随着司法体制改革不断完善并日渐受到重视和推广的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理论和现实问题。
一、刑事和解制度概述
（一）“刑事和解”的歸纳性定义和“谅解赔偿”的解释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改。在特别程序中首次对当事人和解作出了明确的法律规定。但是，在理论界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刑事和解定义。主流观点认为，刑事和解是指特定刑事犯罪发生后，加害人通过与受害人直接沟通，在善良意愿的基础上对受害人进行赔偿，取得受害人谅解，并在司法机关主持下达成刑事和解协议，最终由司法机关做出相对有利于加害人刑事责任处置的诉讼活动。按照此定义，不难看出，在刑事和解过程中，会更重视对受害人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保护，更加突出和注重当事人的意愿。而这种意愿，将在谅解赔偿达成的过程中得到更加淋漓尽致的体现。“谅解赔偿”应是指在刑事案件中，对符合刑事和解条件的案件当事人之间达成的谅解协议内容的统称。其应涵盖两个方面的内容，即物质赔偿内容和精神抚慰内容。此处笔者使用“谅解赔偿”一词，其主要目的在于区分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的赔偿行为以及刑事案件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行为。因为在以往的刑事案件中，受害方的赔偿主张可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或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实现，而刑事和解制度实施以后，在刑事案件进程中，双方当事人可就相关赔偿事宜进行协商，达成的谅解协议，还会得到权力机关确认。在随后的诉讼中实际上也不存在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再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情况。也就是说，虽然谅解赔偿性质上仍属于民事赔偿，但是事实上谅解赔偿已经成为了除民事诉讼赔偿和刑事附带民事赔偿以外的第三种实现受害方索赔要求的方式，因此，为方便本文相关问题的说明，笔者遂提出了这一概念。
（二）谅解赔偿的价值理念
随着经济社会日新月异的快速发展、科学技术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便利和高效，然而，在享受社会进步带来福利的同时，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例如，交通事故、医疗事故、食品安全、矿难、环境污染等。应该说，现代社会的人们相比以往要承受更大的侵权可能性，遭受侵害后，也更为迫切的需要得到精神和物质方面的补偿。与此同时，近些年来刑事司法领域也在不断地进行改革探索，传统的刑事司法中以强调国家对犯罪行为人行使刑罚以求矫正犯罪人的国家本位刑事司法理论逐渐向妥协性、宽容性，更人性化以及更注重对受害人权利保护的理念和方向转变。这种全新的司法理念恰恰与中国当前所倡导的“和谐社会”相契合。因此，当侵害行为发生后，迅速采取措施恢复因加害人行为而遭到破坏的社会关系显得尤为重要，而对于大多数受害人来说，侵害发生后，得到补偿是重要的内容，特别是物质补偿和精神补偿。建立一套科学完善的刑事和解制度，当加害人对受害人造成伤害后，通过积极、主动、合适的物质补偿和赔礼道歉等，实现弥补过错、改过自新。其价值理念就在于以赔偿为手段，弥补受害人损失，保护受害人权利，双方当事人通过实现谅解，以达到和恢复由加害人破坏的社会关系，以司法资源的最小消耗，实现社会和谐的最大化。
二、谅解赔偿在刑事和解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一）谅解赔偿金额差距悬殊
[案例一]2010年2月9日凌晨1时许，被告人王某驾驶小型普通客车与行人张某（男，70岁，农村居民）发生相撞，致使张某当场死亡，事故认定王某负全责。案发后，王某与受害人家属达成和解协议，赔偿受害方3万元。
[案例二]2012年10月2日22时许，被告人苏某驾驶汽车与陈某（男，79岁，农村居民）相撞，事故认定苏某负全责。案发后，苏某与受害人家属达成和解协议，赔偿受害方25万元。
谅解赔偿数额通常会由两部分组成，即赔偿金和补偿金。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赔偿金数额可以有一些参考标准。以农村居民死亡赔偿金计算标准为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9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按照此规定，死亡赔偿金的计算公式为：死亡赔偿金=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0年（一般情况）。按照此公式，案例一中，张某的亲属应得的赔偿金为5983.1元（2009年安阳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0年=59831元，而案例二中的陈某家属应得的赔偿金为8773.8元（2011年安阳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年=43869元。但实际情况是，张某亲属仅获得3万元赔偿，陈某家属则获得25万元的赔偿。
在现实案件中，除个别情况外，通常加害方支付给被害方的金额会大于按照法律规定，并可参照一定公式计算出来的应付金额，虽然双方当事人并不一定会把实际上最终确定的赔偿数额细分为何种性质，但不可否认的是多出来的这部分金额，应该是具有补偿性质的。当一起刑事案件发生后，在符合刑事和解条件的情况下，双方当事人及其家属达成的谅解赔偿协议，赔偿金方面实际上争议不大，真正的差别恰恰是在于补偿金上。而这个数额的确定受到当事人经济状况、当地经济条件、案件造成的损失大小，甚至当事人以外的第三方势力的干预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例如，一些被害方抓住加害方希望从轻、减轻处罚的心理，在赔偿金额上不顾实际情况漫天要价，而加害方为获得从轻处罚，也会尽最大努力满足被害方要求，从而催生了高额赔偿现象。
（二）赔礼道歉等精神补偿在谅解赔偿中不被重视
[案例三]2010年9月26日16时许，被告人杨某驾驶切杆机工作时，将李某（男，6岁）碾压致死。案发后，杨某与受害人家属达成赔偿13.5万元的调解协议，并履行完毕。但受害人父母随后反悔，认为杨某没有登门道歉，杨某登门道歉后受害人父母仍不满意，后杨某再补偿2万才得到谅解。
[案例四]2011年2月3日23时，吴某等人因琐事与王某等人发生冲突，冲突中王某等4人被打伤。案发后，双方达成由吴某等人赔偿王某等人7.2万元的和解协议，王某等人收到和解赔偿金后，便不再关注案件进展情况，办案机关多次通知其配合案件调查，均被以外出打工等理由拒绝。
按照立法精神，刑事和解制度建立的一个重要目的便是加害人敢于承担责任，真诚悔罪反思。当一起案件发生后，加害人能够真正的从中吸取教训，发自肺腑的改过自新，从而最大限度的避免悲剧再次发生。《检察机关执法工作基本规范》（以下简称《规范》）第10编第10·68条第2款规定：第10·68条第1款规定的公诉案件的刑事和解，同时要符合下列条件：“（一）犯罪嫌疑人真诚悔罪，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二）被害人明确表示对犯罪嫌疑人予以谅解；（三）双方当事人自愿和解，符合有关法律规定；（四）属于侵害特定被害人的故意犯罪或者有直接被害人的过失犯罪；（五）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从中不难看出，法规对刑事和解中加害方的行为是有明确规定的，即加害方要做到真诚悔罪，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此处有一个“等”字，说明在当事人之间达成的谅解协议中，赔偿损失不是唯一的，赔偿也不仅仅指金钱的赔偿，还应有赔礼道歉等其他方式的赔偿手段。在笔者看来，在一份谅解协议中，物质赔偿和精神补偿应是分处于天平两端的，两者地位相同。试想，一个没有赔礼道歉，只有金钱赔偿的刑事和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和解？只会是一场金钱交易。这是脱离立法本意的，即使我们知道赔礼道歉只是真诚悔罪的必要不充分条件，但是刑事和解中仍然需要有加害方赔礼道歉这一行为，因为“法律是道德的最低要求”。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实际案件中的确存在过分强调金钱赔偿的情况，具体来说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遭受损失的被害方往往更强调在经济方面得到赔偿或补偿；二是加害方更习惯于用经济的手段来获得对方的谅解；三是部分加害人认为赔钱即是赔礼道歉，也有部分被害方对金钱的看重远大于对案件进展和最终处理结果的关注，甚至有的被害方会以要求加害方赔礼道歉为手段，希望获取更多经济赔偿。
（三）第三方在刑事和解过程中作用缺失
[案例五]2011年12月7日20时许，被告人李某带人非法侵入本村村支书申某的住宅，并将申某打伤。经法医鉴定，申某头皮血肿，面部创口构成轻微伤。案发后，李某多次托中间人与申某协商，最终双方达成由李某赔偿申某7万元的谅解协议。
[案例六]2010年11月23日15时30分许，被告人王某酒后因琐事殴打梁某，经法医鉴定，梁某面部擦伤构成轻微伤。案发后，王某通过中间人调解，赔偿梁某7000元，双方达成谅解协议。
在《刑事诉讼法》实施前，刑事和解在司法实践中大致有四类模式：第一类是司法机关主持调解模式，即“检察机关（或公安機关）+受害方+加害方”模式；第二种是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模式，即“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受害方+加害方”模式；第三种是当事人自行和解模式，即“受害人+加害人”模式；第四类是联合调解模式，即“相关司法、行政、基层组织+受害方+加害方”模式。但是，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特别程序中，对刑事和解程序做了明确规定，《刑事诉讼法》第277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被害人自愿和解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和解。”第278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和解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听取当事人和其他有关人员的意见，对和解的自愿性、合法性进行审查，并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按照上述法律规定，司法机关并不充当刑事和解调解人，仅是在当事人达成和解后承担审查和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的责任。当然，刑事和解中是否应该有调解人这一角色，似乎法律也并未规定，既然法律未作规定，根据“法无规定即许可”的原则，在刑事和解中也就可有调解人这一角色。但问题也随之出现，谁当调解人？笔者认为，所有问题的提出和解决都应从具体案件中来寻找。2013年1-4月份，安阳县检察院共受理刑事案件269件358人，其中达成刑事和解153件196人。在这些刑事和解案件中，70%是通过亲友等第三方的居间调解最终促成当事人达成谅解协议的。应该说，第三方中间人的参与对刑事和解工作的高效完成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第三方在刑事和解过程中的作用存在缺失问题，简单说就是，第三方的中立性问题。在案例五中，第三方在李某与申某达成谅解协议的过程中，是否秉承了中立、客观的态度，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最终的结果是当事人之间达成了谅解协议，而在这个谅解协议中，李某赔偿申某7万元。试想，一个侵入他人住宅的行为再加上一个故意伤害他人的行为（轻微伤），双方当事人之间达成了7万元的谅解赔偿，第三方在这中间除了促成当事人达成谅解协议外，是否体现了中立、客观、公正的态度值得商榷。
三、完善刑事和解制度的几点思考
首先，实施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模式的刑事和解。由人民调解委员会充当调解人，介入刑事和解过程，可以一定程度上弥补其他刑事和解模式中“不中立”的问题。但是，要想真正地实施好刑事和解制度与人民调解制度的衔接，至少还要先完善两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是将刑事和解中的人民调解制度纳入立法，从立法层面上解决人民调解介入刑事和解无法可依的问题；另一个是人民调解员对法律政策了解不深，参与刑事和解过程，往往更多从“于情于理”的角度出发。如何让当事人充分了解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而不是“破财免灾”，是人民调解员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针对上述两个问题，笔者建议，一是尽快立法，早日实现人民调解与刑事和解制度的衔接，二是检察机关要积极地对由人民调解员参与的刑事和解案件进行指导、监督。对达成的和解协议真实性、自愿性和合法性进行严格审查。
其次，加害人除支付物质赔偿外，可增加其公益性服务义务。刑事和解不是单纯的民事赔偿，其背靠的是国家刑法，承担的是社会关系的修复。赔偿作为达成和解的重要方式，是比较符合当前社会实际的，但金钱的赔偿不能被过分强调。因为过分突出金钱赔偿的作用，既容易在社会上造成“用钱买刑”、“漫天要价”的错误印象，也不符合刑事和解实施的目的。目前，世界上一些法制比较健全的国家和地区，已经形成了一套处理违法人士和罪犯康复的社会体系，效果比较理想。以香港为例，在香港对可判处监禁罪、已满14岁的罪犯，可以发出社会服务令，罪犯须同意从事对社会有益无害的工作来代替监管，进而给罪犯一个贡献社会的机会。这套体系对促进香港社会的繁荣和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因此，我们可借鉴好的经验做法，在加害人物质赔偿的基础上，也规定其履行一定期限的公益义务，如参与社区卫生服务、交通协管、义务献血、慈善捐款、照看孤寡老人等义工工作。通过参加公益活动，一来可用行动补偿自己的罪过，二来可培养其社会责任感。
再次，对于一些复杂的、社会关注度比较高、影响比较大的案件，可以引入听证程序，从而保障刑事和解的公正、公平。将这类案件的刑事和解过程引入听证程序有三个好处：一是增加当事人阐述案情及陈述各自主张的机会；二是听证人员来源的广泛性提高了谅解赔偿的民主性，为解决问题提供全面、客观的意见和思路；三是通过实施公开听证（不便公开的案件除外），增加了透明度，既有利于让加害方接受社会的监督，又有助于预防被害方漫天要价。引入听证程序，关键问题是听证人员的来源、选择和程序。笔者建议：首先是听证人员可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村委会或居委会人员、双方律师和办案人员组成，听证人员人数应为单数；其次是听证人员的选择，调解机关可制作一份听证人员名单，由双方当事人自行选择，听证人员应适用回避制度；第三是程序，在调解人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就各自主张阐述理由，提供证据，在双方当事人达成拟定谅解协议后，由听证人员进行集体表决。最后，如达成谅解协议，要增加加害人宣读悔过书环节。
最后，设立刑事和解案件社会救助基金和最高赔偿限额制度。针对一些案件中，双方当事人经济条件均比较差，加害方无力支付受害方经济赔偿，受害方在医疗、生活等方面面临着举步维艰的状况，由刑事和解案件社会救助基金先行垫付，这既有助于帮助受害方及其家庭度过难关，也有助于社会和谐稳定。至于如何解决社会救助基金的来源？笔者认为，随着各地经济的做大做强，以及社会爱心事业的蓬勃发展，救助资金可由政府财政拨款和社会捐赠组成。与之相对应的是，实施刑事和解案件最高赔偿限额制度，其核心理念是：通过实施最高赔偿限额制度，避免刑事和解过程中双方当事人达成的谅解赔偿金额畸高的情況发生，这对现阶段维护社会普遍性的公平和公正是有正面意义的。至于如何具体实施这一制度？可考虑根据危害程度设定分类标准，如轻伤类、重伤类、死亡类，分别设定最高赔偿金额。
注释：
甲方： 公司
乙方：身份证号：
为了解决乙方在工地受伤事宜，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条“发生劳动争议，劳动者可以与用人单位协商，也可以请工会或者第三方共同与用人单位协商，达成和解协议”参照《重庆市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双方本着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原则，经充分协商达成协议如下：
一、乙方在2012年 月 日乙方在工作时因自己不慎 受伤。乙方经治疗现在已经花费住院费 元、医院收据 元、生活补助 元、护理费 元、交通费 元，共计 元，上述款项已由甲方全部支付。
二、乙方同意对没有完成的治疗事项自己负责。
三、甲乙双方一致同意：由甲方一次性赔偿给乙方受伤期间工资、交通食宿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以及本协议签订后的后续治疗中发生的挂号费、住院费、医疗费、交通食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医疗补助金、就业补助金等各项费用共计元整。
四、甲方同意一次性支付乙方赔偿款元，自本协议签订日内一次性付清。
五、乙方领取上述各项费用后，双方劳务关系即为解除，双方不存在因劳务关系解除而产生的纠纷，因劳务关系解除而产生的相应权利已经包含在第三项中。
六、乙方领取上述各项款项后，乙方自愿放弃其他各项权利，关于本次受伤赔偿及劳务关系解除全部解决完毕，以后互不相扰。
七、乙方自愿放弃基于双方劳务关系发生及解除所产生的其他各项权利。
八、以上协议的达成，完全出于甲、乙双方的自愿，是真实意思的表示，不存在威胁等情况。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生效，任何一方均不得以任何理由进行翻悔。本协议一式肆份，双方各持一份，见证人留存两份。
甲 方：乙 方：
见证人（项目部）：
甲方：成都量志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张洪侨身份证号：***733以下简称：“乙方”
2011年8月9日，游兄弟切割加工厂和量志钢铁有限公司共同对相邻厂房的天沟进行修复和更换，焊工赵华东施工过程中引发火灾并在救火过程中受伤，现乙方张洪侨代表伤者赵华东与甲方达成协议如下：
1.本协议为双方平等、自愿协商之结果，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公平、合理。本协议签订时赵华东已经处于治疗康复阶段，自签订协议自行负责转院四川天祥骨科医院。
2．在尚未明确法律责任的情况下，甲方本着人道主义一次性借乙方医疗费、生活费、护理费、营养费、住院费，共计人民币：29000元。前期已经借给赵华东9000元，本次再借给赵华东20000元，在本协议签订后1个工作日内支付给乙方20000元。
3.协议签订后，在无法律判决的情况下，甲方不再支付给赵华东任何费用。
4.本协议一式三份，自甲乙双方签字后生效，甲乙双方各执一份，伤者亲属一份。
甲方：乙方：
赵华东妻子签字确认：
甲方：（受害人），身份证号码：
住址：
乙方：（侵权人），身份证号码：
住址：
丙方：（担保人），身份证号码：
住址：
甲乙双方就2011年月日乙方给甲方造成人身伤害事宜，在平等自愿、互谅互让的基础上，达成以下协议：
一、乙方赔偿甲方误工费、营养费、护理费、交通费及精神损害赔偿金共计人民币整，其中元签订本协议时支付，其余元协议签订后一个月内支付。在发生后续治疗甲方及时支付了相关费用的情况下，该元赔偿可延期一个月给付。
二、乙方承诺，若甲方伤情发生后续治疗，有关费用乙方将继续承担。乙方应按甲方通知垫付费用，双方凭相关票据结算，多退少补。否则，乙方应承担相当于后续治疗费用双倍的违约金。
三、丙方愿意就乙方承担的上述全部赔偿及后续治理费用为其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直至清偿为止。
四、在乙方全面、按时、足额履行上述给付义务的情况下，甲方不再追究乙方的刑事责任，双方纠纷就此了结，无其他争议。
五、本协议各方一致同意，履行本协议的相关通知以电话、短信的方式进行，短信发出至其本人在本协议签署栏所留手机号码即视为其即时收到。
六、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
七、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甲方(签名)：乙方(签名)：
电话：电话：
2011年月日2011年 月日
丙方(签名)：
电话：
摘要：刑事和解制度在2012年《刑事诉讼法》颁布后作为独立的程序规定其中，侦查阶段刑事和解的主体、案件适用范围、和解协议的效力等问题也在相关的司法解释中有了具体的规定。本文通过案例来探讨2012年《刑事诉讼法》颁布后，对于侦查阶段适用刑事和解制度进行价值分析。
关键词：案例；侦查阶段；刑事和解；价值分析
刑事和解制度在2012年《刑事诉讼法》颁布后，使得刑事和解制度有了明确的定位，区别于之前与治安调解有相似性的特征。明确了刑事和解制度中的案件适用范围、执法主体以及救济途径。下面我们通过一个案例来探讨刑事和解制度价值分析。
一、案例简介
2014年12月8日下午，被告人夏某无证驾驶川AB333号小型轿车载李某、宋某、徐某、宋某乙，由德阳驶往绵竹方向，行至105省道5公里处时，夏某驾驶车辆远离正常的车辆行驶路面，撞断道路旁边的护栏后又撞到路边的树上，造成李某当场死亡，宋某、徐某、宋某乙三人受到不同程度的身体伤害。这起严重的道路交通事故，经法医鉴定，李某系颅脑严重损伤导致死亡的可能性比较大。经公安交警部门对事故结果进行认定，夏某对此次事故负全部责任。李某、宋某、徐某、宋某乙对此次事故不承担任何责任。检察院为了证明夏某的犯罪事实，向法院递交了有关的证据材料。
经审理查明：2014年12月8日14时许，被告人夏某与其朋友宋某一家三口乘座李驾驶的川AB333号轿车从德阳城区上105省道线驶往绵竹，在驶出德阳城区后，被告人夏某提出由自己来驾驶车辆。随后，该车由被告人夏某驾驶。当车辆行驶至105省道5公里处时，夏某驾驶车辆远离正常车辆行驶的路面，撞断道路旁边的护栏后又撞到路边的树上，造成李某当场死亡，宋某、徐某（宋某之妻）、宋某乙（宋某之子）三人受到不同程度的身体伤害，所驾驶的车辆严重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经德阳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检验：李某系颅脑损伤死亡可能性比较大（与死者家属协商后，死者家属不同意对李某的尸体进行解剖，故对李某的尸体未进行解剖检验）。后经公安机关交警部门对该起交通事故进行核查，被告人夏某系无证驾驶。此事故经德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二大队认定：夏某承担该起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李某、宋某、徐某、宋某乙对该起交通事故不负责任。公安机关调查此案件时，同时查明，被害人李某生于1991年12月3日，死亡时为23岁，为德阳人，在家务农，无正式工作。被害人李某名下的川AB333号现代瑞纳RTY985231Y1小型轿车，经德阳市价格认证中心认证：肇事后损失的价格为人民币45000元。
届时，该起案件正处于侦查阶段，在公安机关办案民警的协调下，经过双方当事人的同意适用了刑事和解。双方达成了赔偿金24万元整。夏某也向受害者进行真诚地道歉，受害者也在心理上接受了加害人的道歉，刑事和解制度很好地修复了被犯罪行为破坏的社会关系。
二、理论阐述
刑事和解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加害人通过对被害人认罪、赔偿、道歉的方式进行和解，司法机关对双方和解进行确认，从而在定罪量刑方面进行免除或减轻刑事责任处罚的制度。侦查阶段刑事和解的立法宗旨主要针对恢复犯罪行为破坏的社会关系，通过和解的方式缓解甚至消除当事人双方的矛盾情绪，构建和谐社会。
刑事和解在价值层面上，首先是保护了被害人的利益。它提供了一个平台，可以让被害人有途径自由地表达自身在赔偿方面的意思表示，而且可以在心理上得到更好的抚慰。在一般的刑事诉讼过程当中，被害人通常处于被动的情况，只能被动地听从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指挥。而在刑事和解制度当中，被害人可以与加害人进行良好的沟通，可以正当地相加害人进行倾诉，避免了二者老死不相往来或者是酿成群体事件的可能。接受到加害人正面的道歉，心灵上得到更好的抚慰。并且在赔偿金的问题上，被害人也可以通过协商获得更能满足自己需求的赔偿金额。因此，侦查阶段的刑事和解制度对于被害人而言是一种保护，也是贯彻契约精神的一种良好模式，双方通过交流沟通达到令对方满意的情况。
其次，对于加害人而言，对其来说也是一种有利的制度。既可以保护加害人，也可以帮助矫正其犯罪行为。之所以说对加害人而言也是一种保护，是指其也有权利对自己的过错进行弥补而选择。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单一对抗刑事诉讼的缺陷。使得加害人自身也有权利进行利益衡量。侦查阶段适用刑事和解制度，可以减少超期羁押的现象，能够有效避免刑讯逼供等问题的发生。所以对加害人而言也是一种保护。除此以外，对于加害人的犯罪行为矫正，促使其重新回到社会生活有积极作用，加害人能够真诚地悔过，对被害人和社会不存在仇恨，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以及社会更好地接受加害人。
最后，侦查阶段刑事和解也有效地节约了司法资源。在侦查阶段能够使双方达成和解，对于之后的公诉以及审判程序而已，都是极其节省司法成本的。避免了相应强制措施所需要的人力物力，缩短了办案时间，缓解了警力不足的现状。使得程序分流，可以集中人力物力办大案要案。
三、案例探讨以及不足分析
上述案例中，加害人夏某无证驾驶机动车发生致一人死亡，负全部责任的交通事故，其行为已经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的相关规定，构成交通肇事罪。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清楚，提交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被告人夏某认罪可酌情从轻处罚。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提出的要求赔偿死亡赔偿金111650元、丧葬费31840元、精神抚慰金60000元、车辆损失费45000元，符合法律规定。
对于2012年《刑事诉讼法》中刑事和解制度的规定，从价值层面分析，人们往往会继续质疑“花钱买刑”的问题，其意思是指是不是加害人家里有钱就能获得更轻的刑罚。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也彻底扫除了这个后顾之忧。因为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只有向检察院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建议，所以其自由裁量的权利被大大地限制住了。而且在最终的判决中，对于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量刑幅度也是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不是说一个杀人犯如果花非常多的钱就可以不受到刑罚的处罚的。
在笔者实践调查中，发现侦查阶段适用刑事和解程序可能并没有理论中那么理想地节省了司法成本，反而是公安机关作为主持人，在刑事和解过程中，耗费了更多的人力物力来促成和解协议的达成。所以理论和实践的差距确实是存在的。但并不是说否认这个程序的存在价值，毕竟刑事和解程序才刚刚正式施行，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日后慢慢当事人双方熟悉了刑事和解程序，将来该程序在司法实践中运用能够更加简单方便。
另外，在实践调查中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对于适用刑事和解程序积极性不是很高，因为刑事和解制度存在风险，公安机关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到最后和解协议执行过程中可能双方当事人中的一方出现反悔的情况，撕毁和解协议，要求重新进行刑事诉讼程序，这样之前公安机关花费的人力物力都付诸东流了。因此，在考评制度指标中并没有相应的规定刑事和解適用奖惩情况。所以与其承担风险进行刑事和解，不如直接进行拘留或者逮捕等强制措施，直接送入刑事诉讼程序。对于此问题，我们认为应当在考核制度中规定适用刑事和解的奖惩标准，类似于调解制度，积极鼓励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构建和谐社会。（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参考文献：
[1]黄娜，刘东根.公安机关刑事执法中刑事和解制度若干问题研究[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12
[2]卞建林，封利强.构建刑事和解的中国模式[J].政法论坛，26（6）.
和解协议书一般是谈赔偿的问题,谅解书是对行为的谅解,性质不一样。
和解协议书是双方签订的协议,调解是法院出具的,可以申请强制执行。
二、刑事和解的法律规定有哪些：
《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七十七条 下列公诉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被害人自愿和解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和解：
(一)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犯罪案件，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
(二)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的，不适用本章规定的程序。
第二百七十八条 双方当事人和解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听取当事人和其他有关人员的意见，对和解的自愿性、合法性进行审查，并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
第二百七十九条对于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公安机关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罚。
《刑事诉讼规则》
第一百四十四条 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行较轻，且没有其他重大犯罪嫌疑，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可以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或者不予逮捕:
(一)属于预备犯、中止犯，或者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的;
(二)主观恶性较小的初犯，共同犯罪中的从犯、胁从犯，犯罪后自首、有立功表现或者积极退赃、赔偿损失、确有悔罪表现的;
(三)过失犯罪的犯罪嫌疑人，犯罪后有悔罪表现，有效控制损失或者积极赔偿损失的;
(四)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双方根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达成和解协议，经审查，认为和解系自愿、合法且已经履行或者提供担保的;
(五)犯罪嫌疑人系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或者在校学生，本人有悔罪表现，其家庭、学校或者所在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具备监护、帮教条件的;
(六)年满七十五周岁以上的老年人。
第五百一十条 下列公诉案件，双方当事人可以和解:
(一)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犯罪案件，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
(二)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
上述公诉案件应当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一)犯罪嫌疑人真诚悔罪，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
(二)被害人明确表示对犯罪嫌疑人予以谅解;
(三)双方当事人自愿和解，符合有关法律规定;
(四)属于侵害特定被害人的故意犯罪或者有直接被害人的过失犯罪;
(五)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犯罪嫌疑人在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的，不适用本节规定的程序。
3、甲方人员对乙方人员给其造成的伤害和经济损失表示谅解，不再追究乙方人员的刑事责任，并要求司法机关对乙方人员从宽处理或者不追究刑事责任。
4、本协议经甲乙双方人员签字后即对签字人员产生法律效力。
5、本协议一式十份，甲乙双方人员各执一份，一份交司法机关。
甲方: 代理人：
乙方：
代理人：
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经双方平等、自愿协商，特依法就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有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内容：
一、乙方xxx对自己于xx年x月x日，因滴水问题向xx父母及村干部反映未果后，与xx发生矛盾，双方厮打，后xx受伤不幸死亡，乙方对自己的犯罪行为非常后悔，对邻里纠纷未能妥善解决也非常遗憾。但是，现愿意赔偿因其犯罪行为所给甲方造成的损失共计人民币：xxxx，￥xxx万元,甲方也愿意接受其给付的赔偿款，该案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就此了结，无任何其他纠纷，甲方向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撤回诉讼。
二、该款的支付方式：
三、甲方也愿意谅解乙方xx犯罪行为和过错，也对没有正确处理邻里纠纷的行为十分后悔。保证今后不再因此事追究其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同时建议人民法院在对其量刑时予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并向司法机关出具要求对张中海予以从轻处理或减轻处理的谅解书。无论判决结果如何，甲方均服从判决结果。
三、本协议一式三份，自双方当事人或者代理人签字或者按指印时发生法律效力，甲方持一份，乙方持一份，司法机关一份。
甲方：
时 间：
轻微刑事案件大多属于刑事附带民事的公诉案件或自诉案件。
一、法律依据
1．自诉程序中调解的法律依据
《刑事诉讼法》第172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于自诉案件，可以进行调解；自诉人在宣告判决前，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和撤回起诉......。”所以轻伤案件自诉时，人民法院进行调解处理的法律规定是很明确的。
2．公诉程序中调解的法律依据
《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2款规定：“对于罪行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予刑罚的被不起诉人，检察机关有权依照法律规定以非刑罚方法予以处置。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9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对被不起诉人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二、司法机关的应对措施
1．公安机关立案适用“不主动干预原则”
“为避免案件进入公诉程序后出现被害人不愿意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的情况，公安机关在作出立案决定前负有告知义务，应明确告知被害人有行使自诉权的权利，以及启动公诉程序后被害人不能随意要求和解的后果。公安机关受理案件后，可要求被害人明白表示是否需要国家专门机关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责任，还是仅仅要求获取人身损害赔偿，并对被害人的本意制作笔录附案。”
对于被害人只提出赔偿请求或者根本没有意愿要通过公权力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公安机关可以引导被害人选择调解方式结案，对于达成调解协议的案件，公安机关可以适用“不主动干预原则”不作刑事案件立案。
2．检察机关提起公诉适用“起诉便宜主义原则”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第140条和第142条也规定了起诉便宜主义原则，将不起诉分为绝对不起诉（法定不起诉）、相对不起诉（酌定不起诉）和证据不足不起诉（存疑不起诉）。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40条第1款的规定，对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检察院院应当作出不起诉的决定，即是法定不起诉的一种。《刑事诉讼法》第140条第2款规定，对于罪行轻微的刑事案件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即是酌定不起诉。
根据最高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2款第1项和两高三部一委《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条的规定，故意伤害致人轻伤案件属于轻微刑事案件。3．法院审判时适用“慎用刑罚原则”
刑事处罚是各种处罚措施中最为严厉的一种，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最后一道屏障。对于刑罚一定要慎用，慎用的刑罚才能保持对犯罪的最大威慑。慎用刑罚已经成为各国刑事立法的指针。因此，法院在审理轻伤案件时要适用“慎用刑罚原则”，对于在判决前达成调解协议的轻伤案件，被害人明确要求不追究加害人刑事责任的，对加害人可以作出免于刑事处罚处理或建议检察机关撤回起讼。
三、轻伤案件调解的司法实践操作 1．公安机关受理、立案阶段。
公安机关受理控告到立案前，当事人希望通过调解或和解解决纠纷的，公安机关可以委托人民调解组织进行调解，经调解达成调解协议，被害人明确要求不追究加害人刑事责任的，公安机关可以同意被害人要求作出不予立案的决定。对于已立案但尚未进入检察机关审查批捕程序，当事人希望通过调解或和解解决纠纷的，公安机关可以委托人民调解组织进行调解，经调解达成调解协议，被害人不要求追究加害人刑事责任的，公安机关可以同意被害人要求作出撤销案件决定。
2．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阶段。
在审查起诉阶段当事人希望通过调解或和解解决纠纷的，检察机关可以委托人民调解组织进行调解，经调解达成调解协议，被害人不要求追究加害人刑事责任的，根据案情和犯罪嫌疑人的悔罪情形，检察院可以作不起诉处理，或建议公安机关作撤案处理。
3．法院审判阶段。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轻伤案件，人民法院在受理后宣判前，双方当事人有意愿调解或和解的，人民法院可以委托人民调解组织进行调解，经调解达成调解协议，被害人不要求追究加害人刑事责任的，法院可以作免于刑事处罚处理或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77条的规定建议检察院撤回起诉，检察院可以依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51条的规定撤回起诉。检察机关撤回起诉后可以作不起诉处理或建议公安机关作撤案处理。
四、轻伤案件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和法律处置
（一）、轻伤案件人民调解协议的法律性质
轻伤案件调解协议包括两个主要内容：
一是加害人承认罪行、悔罪致歉，赔偿损失；
二是被害人谅解加害人并明确表示不追究刑事责任。对于这一调解协议的法律性质，我们认为它具有刑事契约和民事契约的双重属性。
轻伤案件调解协议一方面具有刑事契约的属性，以刑事责任的归属为标的；同时，它也具有民事契约的属性，以经济赔偿为主要内容，并且是一种特殊的民事契约，通过契约形式使侵权责任转化为一种契约责任。
（二）轻伤案件人民调解协议的法律处置
1．加害人反悔时的法律处置
加害人反悔不履行赔偿协议的，被害人可以依据人民调解协议刑事契约的性质选择自诉来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责任并附带民事诉讼，要求加害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也可以依据人民调解协议民事契约的性质就经济赔偿问题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加害人履行赔偿协议，从而在刑事司法与民事司法双重救济的保障下实现其实体权利。
2．被害人反悔时的法律处置
（1）调解协议签定到履行之前被害人反悔的
如果被害人只对经济赔偿反悔，如提出经济赔偿过低等，而对刑事部分不反悔即仍然同意不追究刑事法律责任的，被害人可以就调解协议民事赔偿部分提起诉讼，法院审理时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及其他民事法律的有关规定，只审理调解协议民事赔偿部分，审查有无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等法定的可变更或者撤销的事由，如果没有这些情形，调解协议中民事赔偿部分的效力就应当得到维护。如果被害人对刑事部分反悔，即要求追究加害人刑事责任的或对调解协议全部反悔的，刑事诉讼程序恢复。
（2）调解协议履行后被害人反悔的
一、刑事和解制度设计初衷和现实应用存在的差距
刑事和解制度分别在《刑事诉讼法》277条、279条有明确规定，该两个法律条款明确赋予了检察机关对于条文所列出的几种情况的从宽处理权，其中包括故意伤害案件，而《刑事诉讼规则》第519条则是赋予检察机关在批捕阶段对于刑事和解案件的不批捕的决定权。刑事和解制度体现的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这一制度较传统刑事案件处理方式，更有矫正犯罪、抚慰被害人心灵、化解社会矛盾、修复社会关系、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积极意义，因此刑事和解制度保障了部分刑事案件能有效、顺利的办理。
然而，在实践中符合刑事和解的故意伤害案件占大多数，但最终能达成刑事和解的轻伤害案件却有点不如人意。以S院侦监科为例:2013年提请批捕的故意伤害案件31件，其中造成轻伤和轻微伤的案件27件，轻伤害案件占故意伤害案的87，在移送起诉前达成刑事和解的仅有7件，占故意伤害案总数的22.6。由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在，故意伤害进入批捕阶段及批捕后的侦查阶段，能够达成刑事和解的案件极少，这违背了刑事和解制度的初衷，即使后期启动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由于当事人未能达成和解协议，检察机关也只能“爱莫能助”了。
二、刑事和解制度针对故意伤害案件在实践中的困境
刑事和解制度所要彰显的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精神，它所维护的是轻微刑事犯罪的权益，是以修复社会关系为目的，然而有时司法部门在执行该项制度时，却陷入尴尬无力的困境。主要存在的问题有:
(一)刑事和解制度本身并不完善
刑事和解制度的条款，基本上以当事人自愿为基础，司法机关主持制作和解协议，这些规定属于软性条款，没有针对无理当事人等特殊情况的硬性规定，使得该项制度显得张弛力度不够。如王某故意伤害，王某与周某因上地纠纷发生冲突，周某的鼻骨被王某殴打致骨折。经鉴定周某损伤程度评定为轻伤，事后王某愿意赔偿周某损失，但周某由于家中富裕不接受赔偿，而要让王某接受“牢狱之灾”，依照法律规定由于双方未达成刑事和解，王某最后被批准逮捕。针对此类情况，法律规定是否实现了公平、正义的价值呢?刑事和解制度是否能真正起到化解社会矛盾的效果呢?
(二)赔偿全额争议过大，和解协议难达成和解是双方当事人自愿协商所定，办案机关不会过多干涉，但是当事人在和解过程中干扰因素过多，以致使和解难达成，甚至有些当事人有利用检察机关批捕裁量权达到其个人目的，比如受害人期望获得高额赔偿而“漫天要价”。
(三)一线侦查人员调解工作不力
一些侦查人员由于办案数量较大，出现调解麻痹现象，遇见轻微刑事案件一般只是象征性的询问是否愿意调解，或只有在当事人主动提出调解的情况下才予以主持调解。侦查人员接触当事人最多、了解案情最清楚，在办案中不应只注重收集犯罪嫌疑人有罪证据，而忽视了调解工作，应当刑事和解作为办理轻微刑事案件的有效促进手段。
(四)侦监部门和解工作受限于主客观因素
侦监部门作为批准逮捕部门，案件承办期限为七日，且基层侦监科室普遍存在案多人少状况，承担和解工作通常有心无力，只有在双方当事人就赔偿数额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主持和解工作。目前侦监部门针对轻微刑事案件的普遍做法是，在批捕阶段达不成和解的，先依法批准逮捕，同时建议侦查机关做后续调解工作，后期再及时启动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
三、解决轻伤害案件的刑事和解问题的建议
(一)制定赔偿标准
以被害人损伤程度为基础，结合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并综合医疗费、营养费、护理费等损失费用，制定出《人体损伤程度赔偿标准》，对于超出合理数额的索赔除非犯罪嫌疑人同意，否则不予认同，即使因此达不成和解协议也可以对犯罪嫌疑人适用刑事和解条款。这样司法机关在办理故意伤害案件中就可以占据主导权，不会受个别当事人牵制，不管对于漫天要价的受害人，还是无力赔偿的犯罪嫌疑人都有规则可循，这不仅减轻了办案机关对此类案件办理的难度，更是符合了刑事和解制度设计的初衷。
(二)制定《刑事和解告知书》
采用和《犯罪嫌疑人权利和义务告知书》一样方式，制作成文本形式，在案件立案后及时送达双方当事人手中，双方可根据告知书的内容决定是否愿意和解，如果一方愿意和解，侦查机关就有义务去做另一方工作，以致最终达成和解协议。
(三)提高侦查机关调解意识和能力
侦查机关作为一线办案机关，对当事人和案件情况的把握更准确，对于轻微刑事案件要及时调解，把调解作为化解社会矛盾的一把钥匙，注重办案质量和办案效果相结合，办要案和调轻案相协调，因此要提高侦查机关一线干警的调解意识和能力。
(四)赋予司法机关超出赔偿合理损失外的自由裁量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