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精心整理了《国防安全论文(精选5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摘要]认清国家安全新形势，树立忧患意识，强化国防观念，深入开展国防教育是加强国防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坚持融合发展，注重结合实际，促进教育成果转化，是保证国防教育取得实效的有力措施。
浅谈我国国防安全构成要素
[摘要]本文在把国防安全置于国际战略和国家发展的大背景下，将构成我国国防安全的各个要素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综合研究。
[关键词]国防经济；国防安全；构成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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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防经济概述
国防经济，是经济学和军事学有机结合形成的一门交叉应用性经济学科，是一门运用现代经济学工具研究国防与和平问题的学科，是一门带有较强的政治性、涉及较多国防等国家政治制度问题。
现代国防经济学始1960年，美国著名学者查尔斯·J，希奇与罗兰·麦基恩合著的《核时代的国防经济学》，揭开现代国防经济学发展的序幕。新中国的国防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防经济学在新中国发展的20多年时间内，有比较丰硕的成果问世。
国防经济学研究对象是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如何有效、合理地配置和使用稀缺性资源实现国防安全是国防经济学永恒的主题。国防与经济以及国防经济内部各部门各要素之间的特殊矛盾关系是军事与经济交叉而生的矛盾。寻求在国家安全投入既定的条件下实现国家安全效益的最大化是其研究的核心。
2、国防安全概述
国防安全是指国家防务处于没有风险的客观状态，没有外来侵略和颠覆，不需要进行军事及各方面斗争的客观状态。国防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其核心的定位。国防安全是一国安全的基本保证，也是维护一国国际地位的重要依托，梁启超《新民说》十四：“若无国防，则国难屡起，民将不得安其业。”与其他安全相比有着本质的不同和特殊的意义。
3、我国国防安全的内部构成要素
(1)观念要素。国防安全观通常是指维护国防安全过程中对国防安全问题的认识、观点以及形成的理论体系。观念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具有指导行为的作用。理论上说，绝对的安全是不存在的。在一个阶段，处于一种本质安全的状态，可以认为是绝对安全。如果是长时期的历史状态，安全只能是相对的。一国的国防便没有绝对的安全，所以必须明确一国国防在目前形势下的相对安全状态和在国际大环境中的安全地位，不断提高国防的相对安全程度。
(2)经济要素。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阐明：“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在此，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经济要素是一国国防安全的基础构成要素，经济制度决定国防活动的性质。集中力量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是解决包括国防安全在内的所有问题的基础，是提高综合国力，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的关键所在。
(3)军事要素。军事是国防的主要手段，最具有威慑性和有效性。军事要素基本包括军事人力、武器装备和后方勤务等。影响国防安全的军事要素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在不断变化，其涵盖的范围经历了四个阶段的过渡，已经逐步延伸为“领土一领海一领空一太空”安全，更加凸显出军事要素在维护国防安全上的重要性。
(4)科技要素。科技要素包含科学和技术两大方面，科学是技术的理论指导，技术是科学的理论基础，广义角度是指自然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技术的总和。科学技术是推动现代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是构成国防安全的重要因素。要实现科技兴安，必须要经历安全科学技术革命，必须树立大安全观，要学习核安全、航空航天安全的科学精神和安全文化，这些都与国防安全密不可分。
当今时代人类社会步入了一个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的重要时期，科学技术特别是战略高技术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成为国际政治斗争中的一个筹码和大国地位的象征，科技强国已经成为现代国家的共同选择。从历年科技发展的实践来看，科学技术进步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也是国防和军队建设又好又快发展的助推器，维护国防安全的有效信息的获取，高端通信设施和武器装备的研发等，都必须依托于科技要素所提供的智力支持。
4、我国国防安全的外部构成要素
(1)外交关系。外交，是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各国外交都受本国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国内政策和需要的制约。外交政策，是主权国家对外活动的目标及所采取的方式和手段，是国家对外职能的具体体现，是国家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国的外交政策直接决定了该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处境。我国与周边国家、世界大国、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与亚太经合组织、世贸组织、联合国的关系，也都影响着我国国防的安全与稳定。
我国外交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积极推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事业。中国坚定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和平自主的防卫原则，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主要依靠本国力量，广泛争取国际支持，防止外敌入侵，维护本国安全，永不扩张，也不容别国侵犯我国一寸土地。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贡献，既是我国发展对外关系的基本目标，也是我国应尽的国际义务。
(2)国际格局。我国国防安全的外部构成要素主要包括其他国家和整个国际格局两大方面，一个国家不可能脱离其他国家而独立存于国际格局中。一方面，其他国家的军事行为、国防战略，既包括武器扩散、军备发展、地区冲突、局部战争，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信息、生态等；另一方面，整个国际格局的变动发展趋势，既涵盖了国家集团、跨国组织，更有国际恐怖组织，海洋方面的防卫压力增大，周边地区的不安因素增多等。他们的任何举动都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我国的国防安全，必须密切关注，高度警惕。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融入国际社会的程度越来越深，融入的范围和领域也越来越广阔，国际上发生的重大问题对国内的影响越来越大，而国内发生的一些事件又与国际问题相牵扯，受到国际关注的程度也越来越高。由此可见，我国的国防安全不单单是一国内部的问题，同时更是涉及一系列外部要素的全局性问题。
总之，构成国防安全的各个要素之间密切关联，国防安全观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从思想层面，对其他要素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经济要素为其他要素提供资金支持，使其他要素的发展成为可能；军事要素提供的是一种安全有保障的内部发展环境，使其他要素免于威胁；科技要素作为发展的原动力，作为一种智力支持，对其他要素的影响越来越大；外交要素提供的是一种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使整个国家与国际接轨。影响国防安全的各个要素之间既要合作又要有明确的分工，良性互动，发挥各自的优势，获得更高的国防安全系数。
[作者简介]迟俊杰(1984－)，女，山东烟台人，吉林大学国防经济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防经济与国家安全；陈金涛，(1968－)，男，吉林省长春人，吉林大学国防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博士在读，研究方向：国防经济与国家安全。
作者：迟俊杰 陈金涛
摘 要： 国家财政治理能有效推动国家经济建设与国防能力建设的协调发展。当前，我国外部环境正面临着复杂变化，要想改变“修昔底德陷阱”等固有观念，需要通过国防财政治理来提升财政在国防建设规划中的职能定位，持续强化财政战略规划统筹经济和国防的能力，及时消除潜在威胁，稳定地缘政治安全。 国家战略、安全与国防财政治理天然地具有统一性，国防财政治理的效能越高，国家规划战略应对潜在安全威胁的选择性就越多，就越能鞏固国家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
关键词： 战略; 安全; 国防财政; 治理
Strategy， Security and Defense Fiscal Governance
YU Ai-shui ， CHEN Jian-hua
（ Institute of Defense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 China）
Key words： strategy; security; national defense finance; governance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国家财政治理是规范国家财政运行的内在要求，国防财政治理从属于国家财政治理。必须明确，在一定时间跨度内国家财力可承受的前提下，国防财政规模要以国防能力胜任国家安全需要为主。在国防财政规模持续扩大的趋势下，加强国防财政治理显得尤为重要。习近平同志指出，现在军费是不断增加了，但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决不能大手大脚浪费;花钱要有个章法;哪些钱能花，哪些钱不能花，钱花在什么地方，钱是谁花的，都必须按章法办。国防财政治理最重要的目标就是测算国防财政规模以及由此带来的国防能力和经济社会效益。怎样测算国防财政的规模，需要多大的财政规模来支持国防建设？国防财政治理运行的规律是什么？怎么构建国防财政治理的内容和运行机制？国防财政治理怎样影响国民经济发展、军队规模结构和质量效益、国防能力建设和武器装备研发和生产？对于这些问题及与国防财政治理相关的其他问题，军队和地方均研究不够，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成果，并且指导实践的能力偏弱。因此，需要将国防财政治理作为紧迫重大课题来研究。
一、加强国防财政治理是国家治理和安全发展的战略性选择
目前及今后较长时期，我国面临的安全威胁是多重、复杂和高等级的。因而，必然要求国防能力适应这种严峻形势。
（一）防范美日军事联盟军事威慑对我国安全的影响
近年来，美国竭力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突出强调军事力量的运用。到2020年，美国海军和空军将会部署60%的舰艇和作战飞机到西太平洋，这将包括6艘航空母舰，大多数巡洋舰、驱逐舰、濒海战斗舰和潜艇。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争论相当大成分是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并提出了新的作战概念“空海一体战”。这些军事力量的存在，主要是为所谓的“航行自由”以及进入能力受到威胁时做出反应，目的是深度介入东海和南海争端。美国怂恿菲律宾发起所谓的“南海仲裁案”，炮制非法的仲裁结果，企图用武力干涉南海事务，给地区安全带来极大的隐患。日本右翼势力掌控政局，通过解禁自卫权向军国主义迈进，围绕钓鱼岛主权利益，我国与日本必将进行长期的较量，日本还极力推动南海巡航，其与美国形成的军事联盟对我国构成了严重军事威胁。我国需要建设强大国防能力以应对地缘政治带来的国家安全威胁，这种国防能力需要重塑国防财政治理的效能， 快速建立武器装备技术领先、军事组织灵活和作战形态多样的国防能力，具备打赢一切可能发生的战争，包括有可能与最强大的敌人发生大规模的战争。然而，依据现有常规军事实力，我国国防能力建设还存在明显差距。为了弥补这种差距，就要在国防财政投入及其治理上进行大的改善和调整。否则，国防能力将无法与捍卫国家核心利益使命相匹配。
（二）国际恐怖主义对我国陆上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恐怖主义对我国安全威胁主要是恐怖行为难以预测，恐怖活动发生地域难以确定，恐怖实施的手段多样化，这就造成了打击恐怖势力的难度。依据恐怖主义的这些特征，需要建立投射能力强，反应快速的国防能力。打击恐怖主义的军事行动可以看作是小规模的有限战争，因为恐怖活动具有不确定性，所以需要更加灵活的军事能力的快速反应。国防财政治理针对恐怖主义的国防能力建设应该突出情报收集、适合特种作战的武器装备、特种训练等，并依托和发动区域内可能遭受恐怖袭击的民众进行参与，扩大信息来源。
（三）国防财政治理推动国防能力建设是打破“修昔底德陷阱”，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保障力量
美国和西方大国在经济危机发生时，就会更多地宣扬“中国威胁论”，认为新兴大国崛起势必会挑战现存大国，从而鼓动其国家对本已非常强大的国防能力进行超额投资，以期用武力方式解决贸易问题，并阻止新兴国家崛起。这种“修昔底德陷阱”论调在西方国家很有市场，通过引导舆论来营造新型大国的威胁论调，并不惜发动战争来消除对其所谓的“威胁”。
中国的快速发展，是社会主义制度释放的巨大生产力、创造力和全国人民付出极大辛勤劳动换来的。历史证明，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保障，经济实力再强也会被动挨打，甚至被劫掠一空。我国和平发展是既定的国家战略，但是我国巨大的生产比较优势必然带来贸易竞争，在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将会主导世界贸易规则、全球秩序，就会增加西方大国的误解。在国际军事发生变化的背景下，我国更需要有强大的国防以保障和平发展，为更为公平的世界贸易做出贡献，并为“一带一路”构建安全基础。国防财政治理会助推国防能力建设，促进我国和平发展的步伐，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二、加强国防财政治理是发展生产力特别是促进技术进步的重要驱动力
国防财政规模会受到生产力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工业化生产之前，以农业为主的生产力水平低下，国防财政支出占国家财政收入的70%～80%，主要用于常规兵力的开支，一旦发生战争，国家财政就难以满足国防需要，就会加重赋税，激化社会矛盾，导致国家内外交困，社会生产力处于崩溃的危险。工业化生产以后，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增长，国防财政支出占国家财政的比例也趋于下降，但国防财政支出整体规模增大，对国家经济发展产生了正向影响。长期以来，不同学者对国防财政支出规模对国家经济增长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存在很大区别，有的判断和结论甚至完全相反。有的学者认为国防财政支出规模的增长对国防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而有些学者则认为会对国家经济增长产生正面影响。这一现象值得关注，对于不科学不正确的学术理论观点应及时引导和纠正。否则，如果任由其传播和泛滥，必然误导社会大众的判断力和政府高层的决策能力。
国防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必需品”，不是在于国防财政规模的大小所能产生的国防能力，而在于需要什么样的国防能力来确保国家的安全。国家所面临的地缘政治越复杂，就越需要大的国防财政规模来确保国防能力的建设。国防财政规模需要多大，是根据在一段时期内所能形成的国防能力及其确保国家核心利益、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最大化来决定的。国民经济规模与国防财政治理相互影响，因而不能简单地抱有对经济发展的促进或阻碍的思想来评判国防财政规模。
（一）国防财政治理政策选择的灵活性受到国防财政规模的影响
国防财政支出规模是历代军事战略思想家关注的重点，也是国防财政治理的重要内容。富国强兵是最重要的国防财政治理的思想。古代国家间的土地兼并导致战争频发，产生了大量的有关国防财政治理的思想。老子认为：“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孔子提出足食足兵的国防建设思想。商鞅的主张是富国必然是国治而兵强。孙子认为：“兵不强则不可摧敌，国不富则不可以养兵。”管子认为：“为兵之数存乎聚财，而财无敌;存乎论工，而工无敌;存乎论器，而器无敌”。曹操在《孙子注》中强调：“军无辎重、粮食、委积，亡之道也，欲战算其费。”诸葛亮认为，财政经济状况决定着军事力量的大小强弱，决定着战争的胜负。
现代工业的发展导致战争形态的深刻演变，产生了很多新的有关国防财政规模的思想理论。蒋百里指出“强兵必先理财”，主张把有限的財力投入到最能发挥军事作用的地方。万东铖（1998）认为国防财政最适度增长呈现出一种“带状通道”，这一“带状通道”的两边形成了国防财政最适度增长的上、下限。上限取决于国民经济对国防财政增长的最大可能平均承受能力和最高水平的国防消费需求;下限由国防财政增长的短期因素——“短边规则”所决定。黄瑞兴（2009）认为国家的整体发展战略是影响国防财政规模的重要影响因素，国防财政的供给能力最终取决于国家经济发展状况及其发展预期。基辛格（2009）认为，财政和技术两方面的影响过于巨大，往往造成军事理念的牺牲。汉森·鲍德温（1974）曾抱怨说：“在西方，费用考虑对于防务设计的影响，比军事逻辑更具有决定性作用。”
历史上，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出于对国家安全的需要，国防财政高度依赖于农业赋税，国防财政与国家财政高度集中统一，国家重视农业生产力发展，限制商业的发展，导致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率增长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最终导致负担国防财政的赋税职能局限于农业赋税，赋税超过一定比例，就会产生影响经济增长甚至生产力倒退的情况发生。“大兴兵役耗银甚巨，用饷急如星火”。初创与兴盛时期的封建王朝极端重视国防财政治理，特别是国防财政支出管理严格，惩罚腐败的力度上升到了事关战斗力的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封建王朝国防财政治理人治大于法治，国防领域又是权力高度集中统一体。当和平时期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小了时，由于封建集权统治者会对军队控制产生怀疑，弱化军事组织层面的功能，同时上层阶级对国防财政治理的关注度下降，甚至纵容贪腐发生，直接导致军心涣散，损害了正常的国防建设，募兵冗余士兵超过初创期的几倍甚至十几倍，一旦遇到强悍外敌入侵，就不战而溃。
工业化生产以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使得国防活动有更大的灵活性进行选择，这些灵活性的选择具体表现在装备投入，如研发、生产、数量、质量监控等，同时也对制定国防计划的发展有着多重优化选择的影响。国防财政治理的灵活性与国防财政规模有很大关系，较少的国民生产总值投入到国防财政中，会限制治理政策的组合选择。政策的制定会依据资源的绝对数量来表现出不同层次的内涵，单一的或缺少灵活性的政策总是与较少的可利用的资源相联系，反之，政策的深入细化并与不同部门政策的协同总是与可利用资源的较大数额相联系，较大的国防财政规模使得决定应用于国防建设的物资资源能有相当大的选择余地。
（二）国防财政治理会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的调整
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军事与经济始终有着密切联系。军事离不开经济的支撑，又客观地影响着经济的发展。军事对经济既有积极促进的一面，也有消极作用的一面。军事活动的特殊性决定军事支出在特定的条件下是一种“浪费性支出”。因为国防财政规模的过度扩大，可能导致经济崩溃，消耗大量资源，严重破坏环境，摧毁基础设施，造成失业和通货膨胀等问题的发生。军事对经济的积极作用也是巨大的，表现在国防领域的高技术中，高技术向民用部门溢出产生的效应、高技术人力资本的培训与转移、国防财政投资方向对民用资本的影响等。在资本和劳动力增长固定时，经济的增长更多依赖于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取代资本和劳动力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力求成为防务能力大国的国家，在国防领域持续向高科技投入研发力量，在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和国家创新能力上都排在了世界前列。理查德森认为大型军事工程的出现能够解释为什么美国、英国、法国在工业研发上的投入远远高于德国和日本;军方采购通常在研发密集型工业，日本的工业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国家安全受到高度关注时期形成的。这种产业结构现在以民品为主，是造成日本研发密集度高的原因之一，而德国也是如此。以色列、韩国许多经济政策、工业结构以及创新体系的一部分是以高技术工业面向军事用途产生的，巴西、阿根廷等国也有跻身军事精英的宏图壮志。军方采购大型项目中，国防工业是国家的最大宠儿，而产业的发展受到了军事事务的强烈影响。
（三）在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下，国防财政治理促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财政的职能决定了财政作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一个重要手段，财政具有调控经济运行、优化资源配置、调节收入分配、实施监督管理的基本职能。国家财政变革带来的治理变革适应于国防财政治理。国防财政治理在军民融合中最重要的作用是引导国防工业研发由政府主导型逐渐过渡到市场主导型的创新研发。因为财政具有宏观调节经济结构的功能，通过国防财政支出的结构变化，如通过立法的形式保障国防采购在中小创新企业的比例，武器装备市场围绕武器装备研发实施国防部门与民用部门的协同创新，来实现国防效能最大化和市场效益最大化的有机结合。
军事装备的演进史就是国防部门和民用部门创新研发科学技术不断融入国防装备的技术进步史。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导致了军事装备的科学技术日趋复杂，全时信息背景融入将是未来战争的方向。军事装备技术进步的发展经历了人机分离到人机融合再到无人机系统，是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应用在军事领域的必然结果。国防工业如果没有巨大市场的需求牵引，国防工业供给饱和就会脱离国家产业的内在发展要求，国防工业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没有借助外部激励的环境下进行国防工业发展，最终会陷入技术创新停滞，与世界工业化发展脱节的历史重演，也就会落后于世界军事发展的新方向，最终在战争中造成不可估量的灾难性结果。
军民融合不能随机产生，需要通过国防财政支出结构的影响带动不同产业、企业组织动态互动并相互影响，需要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即后工业化时代，信息化应用得到普遍发展，以信息技术研发为主的新型创新企业大量存在，旧有的市场制度演进到某一特定时刻，不同产业改变产业领域内要素配置导向并进行的选择模式。融合发生在交易信息充分的条件下，需要国防财政政策引导产业间交易方向，促使交易双方活动在不同组织部门开展，并通过交易活动逐渐消除部门分割。同时，交易活动以新的方式进行并引致融合最终得以实现，但前提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应有作用，并通过国防财政治理激发创业投资者以新的产权方式对创新企业进行治理，企业家创新精神得到充分释放，引发产业组织内的创新发展。在融合的过程中，充足的人力资本类型、资本结构决定了融合的成本。表1反映了美国政府几十年来一直支持和帮助本国中小企业的发展创新的一些情况，中小企业的发展带动了军民融合的实质性进步，并影响了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形成了良性循环发展的动力机制。政府通过制定特别法案，规定政府采购中小企业的商品和服务不低于政府支出的23%。
美国国防部通过制定国防采购合同逐步提升在中小企业的采购份额。通过2002年度与2007年度国防产业采购在中小企业的支出对比，可以看出，一是国防产业采购在中小企业的支出金额不断增加。二是军事技术向民用部门转移的预期回报。军民协同创新的实现会在一定时期内形成国防部门与民用部门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技术优势，这种优势具有“技术中心辐射”和政治联盟中心两种机制。
国防财政治理调节国防研发转向军民协同创新，形成国防装备系统创新研发所缔造的“技术中心辐射”的圈层制，重塑产业链分布与国际贸易分工演化。民用部门对技术进步的追求源于应对外部环境的竞争压力，形成一定区域内的垄断势力，这种技术上的垄断形成后，需要其他国家积累大量的知识、技术才能实现赶超。一国实施赶超战略的过程既漫长又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通过军民协同创新的实施，国防部门可以降低创新研发的成本，提升创新研发质量;民用部门期望从参与国防部门的创新研发中获得先进技术，实现技术进步带来的高额预期回报。
三、加强国防财政治理是国防财政运行规律和本质要求
现代战争中，形成一次有效的军事任务需要不同的军事力量配合，而在碎片化的国防财政计划与预算中很难体现综合的国防能力。编制国防财政计划或是预算的参与人员会受到專业知识背景和所在部门利益的影响，追求局部利益最大化导致单一功能的扩大化，缺乏整体的协同性，或多或少地存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局限性。如果对计划或项目的功能指标只局限于局部考察，其功能在整体的军事任务中就可能大打折扣。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认为，“我考虑预算只不过是一个计划或一项政策的数量表达方式而已，在产生预算的过程中，建议先定出那份计划或那项政策，再把它化为数量的语言，也就是收益与成本的语言。”如何确立国防能力与国防财政投入相匹配的运行机制，确保所支出的每一单位的货币都能转化成相应的战斗力，评判的标准应该是以战斗力生成的指数与相应的国防财政支出规模的比例来做出判断，这里假定这一模式称作效费比，即资本投入所能产生的最大效率，在国防领域中就是资本投入所能产生的最大战斗力。
因而，国防财政如何及时转化为军事力量，怎样设定转化的过程或转化的路径是什么，现役兵力能否完成预定战略军事任务等，已经成为当前最重要的问题。确立以国防能力为主的国防财政规模是解决国防财政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中产生问题的根本途径。
（一）国防财政有效治理是形成国防能力的关键要素
国防能力的建设是国家安全保障的基础，是缔造战略的出发点与支撑框架，集中反映军事行动的能力和在战争中获胜的能力，具体表现为迎战与止战的能力。《太公六韬》中，武王问太公：“君王兴兵作战，军队的武器装备和攻守器械，种类的区分和数量的多少有一定的标准吗？”太公回答：“您问的是一个大问题，攻守器械的种类和数量各有不同，这关系到军队威力强弱的大问题。”在我国商朝时期，万人规模的军队进攻和防御所使用的武器装备主要是依据执行的军事任务设定的，武器装备种类有30余种，其中战车的种类就有10种之多，共计1016辆，平均每10人就配备1辆战车。同时，太公设想了大部队行军进攻和驻扎防御使用的各类武器装备。通过《军用》可以借鉴的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进攻和防御在军事任务中融为一体，强调立体防御的同时，要更注重进攻的能力。二是武器装备是部队规模和结构设置的最重要的参照依据，武器装备是保障战争胜利的物质基础，突出武器装备功能与速度是历代战争制胜的法宝。三是武器装备的财政支出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所占比重最大，国防财政治理的重点应该以实现武器装备技术性能的先进性为导向，确保武器装备在研发、生产和使用上实现全寿命管理，重点强调武器装备的攻击和防护性能的同时，要对其可靠性和工作时长制定出详细的标准。
（二）构建动态变化的国防财政治理指标体系
有限战争中的军事任务可以通过战略预判执行的任务阶段和实现的目标等进行分类，以此改变国防财政预算规模。有限战争需要计算各种计划所能应对的遭受军事打击的规模和性质，做出快速反应的决策。由于预算管理层可能因为缺少专业的执行军事任务的背景知识，偏好按照项目来编制预算，如果对项目的功能指标只局限于局部考察，其功能在整体的军事任务中就可能大打折扣。
国防计划是针对国防能力提出的，是一次或多次威慑力量或有限战争军事活动的预想汇集。国防项目则是保障国防计划提供的中间必需品。无论是国防计划或项目，在采购的武器装备中是相互依存的。但同时，装备采购是在不同的时间与不同的管理人员之间做出的选择，进行合理的参照选择就成为军事任务完成能力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了。以国防项目或计划的国防财政预算存在难以用市场价格指导武器装备的研发与生产的问题，武器装备大多数是不进入市场的，其大量的中间产品难以在国防计划或项目中体现。
因为各级组织或个人对危险感知具有不确定性态度，在认识国防财政治理重要性上会有较大差异，可能形成国防财政支出的效果与副作用两者存在较大的差异，并进而影响国防财政治理的运行机制。国防财政治理的确立与实现国防能力的各项任务紧密相连，与高度的战略层面相关，任何做出国防财政增减的决策都会影响实现军事任务的国防能力。如果将各种组合的军事任务的国防能力进行权衡，很可能对国防能力做更好的客观评价，也就很可能提供更好的功能指标。因而，国防财政治理应该紧紧围绕可能的战争所要实现的军事任务来运行。
战争中的军事任务可以根据战争的规模和持续时间的长短作为判断依据，并将军事任务划分为高、中、低三种不同激烈程度，无论进行哪种军事任务，前提是可以最低限度确保战争的胜利。因为所发生的战争是动态变化的过程，因而在一场战争中，所要完成的军事任务也是动态变化的，所以构建国防财政治理的指标也应该呈现相对变化的状态。影响战争走向的两个最重要因素是物质转化成能量的问题和运输物质或能量的速度问题，这两者都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这两个因素作用于国防财政治理的指标，其指标变化主要问题是：兵力结构的变化、敌对方的反应、军事任务中特定能力的变化。兵力结构的变化不能完全建立参照费用来系统考虑，而是应该依据武器装备配置来确定兵力结构的改变。现代信息化战争将越来越突出人与装备的高度结合，机械化与信息化的融合减少了人的工作量，强调各类人员需要有综合的信息化和工程类知识，突出了智力型作战单元的重要性;建立足以威慑或制止战争并应付有限侵略的力量，是根据敌对方的可能造成的破坏所携带的能力来做预判，国防能力的建设，就是建立能消灭敌对方潜在力量的国防能力;由于敌对方潜在力量可能发生变化，通过设定若干事态，组合不同的武器装备和兵力结构，选择出最具有威慑和制止战争的能力。每一军事任务都应严格建立在特定预算内，权衡预算的追加或削减会影响军事任务能力的变化。
（三）构建以国防能力为基础的国防财政治理运行机制
国防财政支出怎么配置才能最有效率，需要从影响战争的军事任务来探讨。费用的产生只是现实的需要，但现实的需要并不能替代最终发生的原因。国防财政治理的主要矛盾是有限的资源和分布广泛的防务安全需要。考察国防预算的费用和效果要防止走向两个极端：一方面是可能从具体支出的费用，如人员工资、消耗的油料或行政管理费用等来考虑国防预算的收益，从而主观地借助于数量分析来估计国防预算的适当性;另一方面是把国家安全作为一个整体考虑，使得来自不同安全汇集的问题集合太宽泛，不能据此找到运行“国家安全”的单元内容。在这两种极端之间，可以按照预想的战争所能带来的最终结果，对费用和价值做出判断或做出定量的处理。
国防能力最终表现在战斗力方面。总结战争发展的特点可以发现，不同时期的战争广度和深度深受当期社会生产力和运输能力的影响。同时，影响一次战争的结果最终决定力是战斗力，战斗力是全部军事准备的物资和参战人员的精神综合体现，一般战争的形式虽然经历时间较短，但总体战斗的发展不是顷刻判定的，因而战斗力的持续及加强不单是由战斗力决定的。此时的战斗力需要现时和后继的物质和精神的补充，这一阶段（包括最初战斗发生的阶段）所能实现的战斗力，可以用一个词“投射力”来定义。投射力是指对将要发生的战斗和已经发生的战斗所能投入的部分或全部的武装力量的能力，包括物质的和人员精神（根据战斗或战争规模的大小决定）的总称，因而参与一次战争的费用就可以用投射力的变化而定。投射力是一种意愿和行动综合的结果，只有在正确的预知和通往正确的目标上行进，投射力才具有一种不受外界影响的速度。国防财政治理的目标是确定发生极限规模战争的国防能力，如《军用》篇中规划了1万人规模的部队所需的武器装备配置。现代国防能力需要从作战单元投射的速度和投射的能量作为依据，根据实现军事任务的運输速度划分出一般装备配置、特殊装备配置和补充装备的配置，并且需要区分实现进攻和防御的各类装备的组合，最终规划出需要的国防财政支出。战争的胜负就体现在对武装力量的投送速度，投送速度越快，赢得战争的主动权就越大，但所需要的战争费用和技术也就越高。假定投射力S由物质P和精神L的集合乘以运输能力（代之以速度）V来决定，V的大小决定了投射力的大小，V越大，表明综合技术发展越发达。同时体现在费用中，V越大表明所需的费用呈几何倍数增长。表示成函数为：S=M（P，L）αVβ，其中，α和β的大小代表了对比敌人物质的和精神的大小与投射速度的快慢。战争费用的函数为：F=f（P，V），而一次战争的费用F也可以看成是投射力和生成一个单位投射力所需费用乘积的总和，公式表示为：F=Si*Fi。总结出一次战争可能需要的费用为进一步分析国防财政治理提供了分析依据。
综上所述，国防财政治理应以建立强大国防能力为目标和轴心，以实施常态化军事行动任务为基础，以完善国防预算制度为主要内容，确保国防财政依法依规科学化运行，确保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效益最大化，确保应对包括极限规模下的所有战争取得胜利，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安全保障，也为世界和平作出新的贡献。因此，国防财政治理应把握这样几条原则：一是国防财政规模要足够大，必要时还应超常规投入，确保国防资源配置充裕，促进国防能力特别是武器装备加快发展，逐步达到与可能的最强对手水平相当。二是建立现代的国防财政预算制度。国防财政预算的现代化特征必须符合现代预算制度，如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对超预算的项目进行评估。预算授权具有法定属性，一经授权，就不会轻易更改。三是建立推动国防财政治理调整的动态组织结构，通过效费比判断国防财政支出是否达到预期目标。国防财政治理应注重国防能力优先级的分析，预测安全威胁带来的国防财政支出发生的变化，建立完善的组织协同机制，不断改进国防财政治理的标准化，设立周期性治理的重点项目审查与评估，依据安全环境的变化修正国防财政治理的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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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叶慧娟]
作者：余爱水 陈建华
[摘 要]认清国家安全新形势，树立忧患意识，强化国防观念，深入开展国防教育是加强国防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坚持融合发展，注重结合实际，促进教育成果转化，是保证国防教育取得实效的有力措施。要坚持把国防教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促进党委政府、企事业单位履行国防职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为建设强大国防，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关键词]国家安全;新形势;国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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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无防不立，民无兵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安全保障。国家的生存发展，离不开国家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安全统一和稳定。无论是确保国家的内政不被干涉、主权不被侵犯、领土不被分割，还是实现祖国统一，促进国家长治久安和人民安居乐业，都不能没有强大的国防。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是维护国家安全稳定，巩固国防的重要内容。
一、国家安全新形势对加强国防教育提出了新要求。
当今世界风云变幻，世界军事变革日新月异，虽然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世界的主流，但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矛盾、冲突仍然存在，各种势力的斗争日趋激烈，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通过各种不同形式影响着世界格局，世界并不安宁。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步伐和全面深化改革进程的不断加快，在不断增强综合国力的同时，面临的国防压力也不断增大，一些西方大国、临国不愿看到中国的强大，想方设法阻止中国的发展和前进。
这种政治经济军事格局，使我国的周边环境更为复杂，也面临着更多的安全威胁。我国邻国众多，政治格局多极化;陆海兼备，自然环境差异大;东强西弱，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国间矛盾交织，军事冲突较多。而我国周边安全形势更面临着祖国统一形势严峻;与周边国家海洋领土争端有增多的趋势，海洋权益存在复杂纠纷;边界争端尚未全部解决;少数分裂势力影响边疆安全稳定等等诸多挑战。这些因素都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提出了新的要求，迫切需要加大全民国防教育力度，使广大干部群众时刻保持居安思危、警钟长鸣的忧患意识，营造关心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良好氛围。
当前，中国正经历从“大国”走向“强国”的过程。处于“由大到强”阶段的国家安全要适应新的国际国内形势，既要重视传统安全，又要重视非传统安全，构建新的国家安全体系。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为此，充分认识和准确把握国家安全新形势，强化国防观念，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尤为重要。党的十八大对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做出了总体部署，提出了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关心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全民国防观念，使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成为全社会的思想共识和自觉行动。这是新形势下加强国防教育的基本遵循。开展全民国防教育，增进全民国防意识、国防知识、国防技能和身体素质，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不断强化国防观念、国防能力，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防御外来侵略、颠覆和威胁的必然要求。
二、国家安全新形势为推动国防教育提供了新动力。
国防教育作为巩固和加强国防而对公民进行的教育，是建设和巩固国防的基础，也是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全民素质的重要途径。要进一步明确国防教育工作的总体要求、目标任务、方法途径、保障措施等，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普及和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奠定基础。
党的十八大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坚持富国和强军相统一，加强军民融合式发展战略规划、体制机制建设、法规建设。要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围绕促进军民融合发展，搞好全民国防教育，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把爱国拥军热情转化为推进经济建设和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协调发展的实际行动，不断深化国防教育成果。
当前，我国正处在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国家安全形势保持总体稳定，但国家安全问题的综合性、复杂性、多变性趋势不断增强，对搞好国防教育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新形势的需要，不断加强新形势下国防教育是巩固国防，促进国家安全的重要任务。加强新形势下国防教育，必须围绕时代主题和形势任务，树立与科学发展观要求相适应的国防观。要着眼推进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协调发展，大力宣传党和国家关于国防建设的方针政策，加强国家安全新形势教育，普及和深化国防法规宣传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牢固树立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观念，树立富国和强军相统一的观念，树立军民融合式发展的观念，树立依法履行国防义务的观念，切实打牢建设和巩固国防的思想根基。
把国防教育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中国梦”宣传教育与国防教育统一规划、同步实施、共同推进。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国防教育，调动各层面、各类群体的积极性，依法开展国防理论、国防知识、国防历史、国防法规、国防形势教育，把国防教育成果转化为企事业单位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员工素质、履行国防职能的实际成果，转化为双拥共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实际行动，增强国防教育的系统性、针对性和实效性。
要坚持齐抓共管，按照《国防教育法》规定，健全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国防教育办公室组织协调，军地有关部门各负其责的工作机制，形成整体合力，认真开展宣传教育，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热爱国防、关心国防、献身国防的积极性。统筹国防教育与城市文化传播，把国防教育融入城市历史文化宣传活动，在弘扬城市文化的过程中，强化公民责任意识、危机意识和国防意识。
三、国家安全新形势下深化国防教育的新举措。
虽然我国安全形势不容乐观，但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经济社会持续向好发展的总体趋势不会改变。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正带领全国人民攻艰克难，稳中求进，开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伟大征程，全国人民对美好未来的信心更加坚定，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更加充满期待，强国强军、巩固国防已成为全国人民的普遍共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和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新需求，为强化国防观念，加强国防教育提供了新的机遇。要丰富载体、更新手段、创新举措，加强思想引导，开展舆论宣传，注重实践培养，突出工作重点，使国防教育与时代发展合力合拍、同频共振，为建设强大国防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一)要借助新兴媒体开展国防教育。要适应信息生产和传播方式深刻改变，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深刻改变的新形势，用好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开展国防教育，开办国防教育网站或网页，建立新型国防教育宣传平台，把国防教育题材融入游戏、动漫、微视、微电影等，积极拓展信息化条件下开展国防教育的方法和途径，不断扩大国防教育传播范围。同时，要准确把握信息网络全球化、普及化、开放化的特点，树立保卫国家网络空间安全的意识，重视网络空间对国家发展和安全构成的严重威胁，自觉维护网络信息安全〔1〕。
(二)要发挥红色阵地作用促进国防教育。要充分发挥我市的红色资源的教育功能，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国防教育基地建设，发挥好西满革命烈士陵园、和平广场、江桥抗战纪念馆等国防教育基地作用，搞好国防知识普及，开展生动形象的国防教育。组织机关干部、学生、企事业单位职工参观“江桥抗战”公园和“江桥抗战”纪念馆，观看抗战纪录片，重温抗日将领马占山将军指挥黑龙江省防军在泰来县江桥打响中华民族抵御外族侵略、有组织具规模的抗日第一枪的悲壮历史和光辉战例，深刻缅怀抗战壮士，见证历史、激励斗志。
(三)要利用重大节日和纪念日引领国防教育。要利用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八一、十一、8月15日“齐齐哈尔和平节”等节日深化国防教育。进一步明确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深切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悼念所有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同胞，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战争罪行，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和爱国精神。
(四)要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深化国防教育。要通过“鹤城读书月”、“道德讲堂”、“道德模范评选”等活动，深入开展国防教育。建立以人武、专武干部为骨干，以民兵为主体的“为民服务队”，开展社会志愿服务，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在传播志愿服务理念的同时，增强人们的国防观念，强化国防意识，使国防教育由“虚”变“实”。通过修建国防路、栽植国防林、建立国防教育基金等形式，动员社会力量共同搞好国防教育。选树部队、人武干部、退伍军人中的先进典型，开展国防教育宣讲、宣传活动，营造浓厚的国防教育氛围。采取每周播放爱国主义教育电影，每天播放国防知识，每天发送国防教育短信等形式，搞好社区国防教育宣传，使国防教育向基层延伸〔2〕。
(五)要突出工作重点推动国防教育。抓好领导干部的国防教育。要把国防理论、国防法规、国防战略等列入领导干部理论学习计划，重点学习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论述，特别是习主席关于党的新形势下强军目标的重要论述，强化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军民融合发展等理念，提升从战略层面认识和思考国防建设的能力〔3〕。抓好青少年学生的国防教育。要把国防教育纳入学生素质教育之中，把国防教育同学校德育、素质教育同步推进，利用与部队共建的平台，开展军校国防教育共建共管共育活动，向学校派出军训教员或国防教育辅导员，结合“军营开放日”，组织学生参观部队荣誉室、队史馆、训练场，观摩官兵训练，感受军人的爱国主义情怀。举办“强军梦、鹤城梦、我的梦”系列主题活动，开展“走出去、请进来、学起来”活动，组织学生参观国防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感受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激励爱国热情。抓好民兵预备役人员的国防教育。着眼牢记使命，强化职能意识，围绕高举旗帜、听党指挥这个根本，突出抓好职能任务、形势战备、战斗精神等教育，进一步增强他们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使命意识。
认清国家安全新形势，汇集各方力量，深化国防教育是党委、政府和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坚持统筹兼顾、与时俱进，在深入开展国防教育中，进一步弘扬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唤起人民的忧患意识和民族危机感，为巩固国防、强国强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参 考 文 献〕
〔1〕杨新.信息网络时代的国家安全观〔J〕.国防教育，2014，(02).
〔2〕李再新，马雪，蹇忠.大格局催生大效益〔J〕.国防教育，2014，(03).
〔3〕许宏军.领导干部国防教育要强化针对性有效性〔J〕.国防教育，2014，(02).
〔责任编辑：陈玉荣〕
作者：李志涛
[摘 要]新时代国家安全已上升至战略地位，高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重要基础，大学生作为全民国防教育的重要力量，需将国防教育提升至新高度。笔者梳理我校2014-2019年学生国防教育概况，归纳显示：我校整体国防教育效果良好，能提高学生军事素质、磨练学生意志、强化学生国防意识，为大学生活开启了良好的开端，但我校国防教育中仍存在不足，具体体现在组织协调管理有待提升、军事技能训练内容需再凝练、国防教育成果延续性有待加强、军事技能训练理念仍需转变等问题，为此提出了相应的改进建议，力争能为大学生国防教育工作更加符合新时代国防要求尽微薄之力。
[关键词]国家安全;大学生;国防教育
[
Key word：National Security; College Students;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新时代我国国家安全环境异常复杂，迫切需要从国家安全战略全局的高度深化改革全民国防教育，进一步强化国民的安全意识、忧患意识，增强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大学生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主要形式，国家国防建设和动员的重要内容，也是培养大学生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载体[1]。大学生国防教育从1985年试点至今已35年，在不断摸索的过程中慢慢形成了相对固定的国防教育模式，但要使国防教育更加灵活科学，就需要根据时代发展、面临的新问题进行相应的调整。现在的国防教育形式急需改革，将大学生国防教育打造成科学的国防教育，规范的国防教育势在必行。
一、近六年我校学生国防教育概况朱孟彬，等.国家安全背景下大学生国防教育提升策略探究[J].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20，(2).
国无防不立，民无兵不安。事实上，放眼世界，国防教育是各国实施国防教育的最基本方式，我国大学生国防教育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已列为大学生必修课。在我国一般情况下，高校学生在入学后，即安排学生进行为期2-3周的军训，其主要目的是培养大学生的爱国热情、民族精神、国防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并强化大学生的行为规范和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2]。国防教育内容包括军事理论教学和军事技能训练两个部分。2014-2019年我校军事技能训练不断完善，取得了长足进步，基本情况如下：根据我校近六年招生报到情况参训学生人数保持在2000-2500人，参训教官人数在20-25人之间;国防教育時长均在15天左右，开展时间自9月初至9月中旬结束。根据历年国防教育手册军事技能训练内容主要包括：军事素质练习(军姿、稍息、立正、蹲下、起立、敬礼、停止间转法、齐步走、正步走)、整理内务及《条例学习》、方阵训练(军体拳方阵、擒敌拳方阵、战术方阵、手语操方阵、花样队列方阵等)、消防演练、歌咏比赛等;承接军训机构方面，2014-2018年均由军事训练基地承接，2019年根据相关要求，由现役部队承接训练任务。军事技能训练大概流程通常是前期协调沟通、军训入驻学校、学校与军训团交接、军训动员会、组织军训、军训成果汇报演练、军训团与学校交接、军训团撤离。军事理论教学方面，主要采取的方式是集中讲座的形式。整体来讲我校国防教育安排较合理，国防教育流程比较规范，国防教育效果良好，尤其是国防教育内容较传统三样(军姿、队列、内务)丰富了许多，学生整体参与度较高，历年国防教育均达到了较好的国防教育预期目标，但仍存在一些细节性的问题有待改进。
二、国防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1.国防教育组织管理有待提升
目前，大学生军事技能训练地点主要集中在高校校园，整个过程通常由部队或基地派遣教官和学校学生管理系统共同配合完成。国防教育期间的学生管理也由部队或基地、学校双方共同承担，组织管理上存在职责划分不清以及管理不够细致的地方，如伤病同学的管理，伤病同学作为国防教育场上的一个特殊群体，管理起来比较棘手，一种极端是稍有不慎出现由于伤病排查不到位或突发性情况引起的伤亡事故，对学生本人及其家庭带来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对学校及国防教育团也将带来很多困扰，另一种则是如果对伤病同学管理没有健全的制度约束，系统把握伤病实际情况，伤病人员会大面积出现在观训台上，导致伤病队伍成为整个国防教育团人数最庞大的“病态”连队，为此有效的伤病同学排查及组织管理是国防教育期间不容忽视的。国防教育作为必修课，课程的前期管理需完善，尤其是课程标准，课程系统管理需加强。
2.国防教育内容有待重构
《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教学大纲》规定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的军事理论课教学时间为36学时，军事技能课训练时间为2-3周[2]，所以必须认真审查国防教育计划，防止随意减免内容、压缩时间和降低標准的现象发生。传统国防教育内容如队列、内务整理已不能满足当代大学生多元化的训练需求，同样的训练内容，高强度的训练很多学生早在中学就经历过，使得很多大学生容易产生抵触情绪，但尽管如此身体素质训练是国防教育技能训练的重要部分，是国防教育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措施之一，不能过度引入方阵花式训练，为此训练内容应合理分配好军事素质练习与其他方式训练的比重，才能更好地达到国防教育育人目标。学校虽然在思想认识上比较重视军事理论教学工作，但是仅仅局限于以报告会的形式开展理论宣讲，自2019年开设军事理论课程，满足了军事理论课36学时的规定要求，但是课程时间安排上有待于改进，不利于国防教育的持续开展。
3.国防教育成果的延续性有待加强
军事技能训练中辅导员的角色是指导员，主要工作是负责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日常管理。指导员要以关爱学生、服务学生为行为准则，关心学生饮食、训练、身体、 情感等方面的状态和需要，维护学生的利益，赢得学生的信任，让学生感到来自学校和老师的温暖、重视和理解，帮助他们更快、更好的投入到训练中[3]。军事技能训练是指导员与学生加深了解、沟通，彼此建立信任的有效途径，是指导员发掘学生干部，培养学生干部的有力捷径，为今后更好的学生管理打好了坚实的基础，为此各连队指导员最好是今后相应班级学生管理工作的辅导员。学生军事技能训练毕竟不同于正规军人的训练，目的当然也不是要把每个学生训练成军人，在增强体魄，培养国防意识的同时，要将思想政治教育放在重要位置。国防教育中指导员引导、教官点评、军训团集中教育都是要让学生意识到军训是接受国防教育、增强国防意识、履行兵役义务的基本形式，是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有效途径，对增强大学生使命感和责任担当意识具有重要作用。
4.国防教育理念有待进一步转变
目前，国防教育的教育理念很大一部分取决于军训团的理念，军训团首先应定位好学生国防教育的目标，处理好整体与个体的关系，重视整体训练效果固然重要，但同时应特别关注特殊学生的提高。此外，高校是国防教育的主阵地，军训团的军事技能训练只是国防教育的一部分，高校应形成系统、科学、实用的国防教育理念。新时代强军梦背景下，国防后备力量作为我军的得力助手，担负的主要任务也将由传统的“应战”向“应战与应急一体”转变，除了应该具备基本的军事技能外，还应该掌握应急事件、重大灾害应急避险的知识和技能，提高安全意识，这方面我校近六年国防教育中都有具体体现，也是国防教育理念转变的重要表现。
三、国防教育改进措施
1.加强国防教育组织管理，完善课程体系
国防教育技能训练中教官专门负责连队按时完成训练任务，指导员的任务比较繁杂，必须起到上通下达作用，最为重要的还是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尤其是特殊群体，如伤病同学的管理。伤病管理可以采用国防教育团统一管理与指导员分散管理相结合的形式，国防教育团统一管理对象是长期(一周以上)不能参加训练的同学，需学生提出申请，并提供不能参加训练的佐证材料，管理过程中必须对伤病同学提出规范要求，适当降低训练强度，比如集体组织练坐姿，站姿等;指导员分散管理主要针对伤病较轻或突发性病情，如拉肚子，胃痛等，休息调整1天即可归队的同学，可由指导员管理。要完善国防教育课程体系，将学生国防教育考核结果纳入学分管理系统，学生国防教育考核是检验学生国防教育成果的重要标杆，考核中军事理论课程及军事技能训练两部分成绩共同决定学生最后国防教育成绩。军事理论课程作为国防教育的一部分可以在大一第一学期开设课程，学期结束时进行笔试;军事技能考核由教官及指导员共同裁定;另外成绩不及格的学生给予重修或补修，比如军事技能训练需在第一学期结束前完成不低于40小时的公益劳动且重修军事理论课程等。重修或补修目的在于利用制度约束逃避国防教育的同学，打消其逃避念头，减少“心理”伤病人数，使多数学生积极投身国防教育中来。
2.精心设计军事技能训练内容
习总书记号召我们要“ 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 军事技能训练是增强体魄，锤炼意志的直接手段，这一手段不能打折扣，训练强度必须得到保障，在此前提下可丰富训练内容，增加平时少见的现代化军事项目，如模拟打靶、实地射击、徒步拉练、现代通信等，尤其可以考虑引入素质拓展项目，拓展训练源于二战的军事生存训练，为了适应人类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拓展训练由简单的生存技能训练逐渐演变成对参训者的生存、心理和自我管理发展的综合性训练，拓展训练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体验”和“管理”[4]。在国防教育中融入拓展训练丰富了军事技能训练的内容，改变了军事训练的枯燥和乏味，调剂了学生紧张的国防教育生活;拓展项目的有效运用，增强同学们的团队意识，利于有组织领导能力同学的选拔，为今后学生干部的培养提供条件;学生国防教育中融入拓展训练将会成为他们终身难忘的经历，牢牢地扎根在每个大学生的意识中，并且能在日后的工作学习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3.国防教育纳入学生养成教育体系
国防教育应纳入养成教育体系，切实落实国防教育成果的延续性，国防教育中养成的良好习惯，如内务的整理，严格的时间观念，坚强的意志等良好行为习惯，应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得到延续，成立国防教育社团，通过定期开展国防知识竞赛、国防演讲比赛、国防征文比赛等提高军事素养;还可以在寒暑假中，将国防教育结合社会实践活动，发动学生积极参加国防教育，通过寻访老红军、老战士、退伍军人等继续学习优秀传统，更好的巩固了国防教育效果，有利于学生形成自我養成意识，也使得学生管理工作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4]。此外，学校充分运用退伍大学生的力量，成立督导团，在日常行为习惯养成中开展督导行动计划，协助开展学校系列活动，例如早操，早操是培养学生良好习惯的重要手段之一，但是出早操的内容及方式如果不能调动学生的兴趣，将会给组织管理带来巨大的阻力，甚至到最后早操会形式化。
4.以强军梦为核心转变国防教育理念
党的十八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对国防领域来说，就是强军梦。”这一思想将强军梦与时代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紧密联系，强军梦不仅是中国军人的梦想，也是需要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共同努力筑就的伟大梦想。高校作为大学生国防教育的重要阵地，必须向强军梦的国防教育理念转变，要将学生对国防教育的认识提高到国家安全与国防建设全局意识上，要将国防教育与强军梦战略目标紧密联系[5]。新时代大学生国防教育不是直接为“打赢战争”而服务，而应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国防意识和军事素养为重点，培养大学生的国防观念与国家安全意识，增强应急、生存技能，为国家人才培养战略实施和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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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张宇龙]
作者：朱孟彬 张华
生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环境直接关系到国家主权、公民的生存权和社会的稳定。不断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人类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共同的价值取向和最终归宿。自1996年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夫提出把“环境纳入国家安全”开始，美国、日本、欧盟、加拿大、俄罗斯等国家(集团)都将环境安全列入国家安全战略的主要目标。随着生态危机的加深，环境问题国际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生态环境具有的整体性、区域性特征，使得“双边和多边的资源共享也有产生国际冲突的危险，一个国家环境污染对周边国家的环境产生不良影响，已经成为影响各国外交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我国历史上，因为生态环境问题引发的社会动乱、战争不胜枚举。古代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间长期争战造成的山河破碎、国破家亡的悲剧，其直接原因往往是游牧民族赖以生存的草原资源受到破坏，楼兰古国的消失也是环境恶化的直接结果。生态环境的破坏必将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
我国少数民族大都居住在边疆或接近边疆地区，还有一些少数民族是跨境而居，少数民族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再加上诸多的环境问题、自然灾害等，往往对少数民族群众的生存利益和财产利益造成巨大损害。因此，少数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在我国有着特殊的意义，不仅涉及到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活质量、社会稳定，也会涉及整个国家的国防安全与国际关系。
一、少数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及其现状
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实质上就是要建设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将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上升到与“三个文明”同样的高度，这是我们党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理念的又一次升华。也足以说明生态文明建设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把“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提升到发展战略的高度，首次把生产模式、消费模式纳入到生态文明建设之中，为生态文明建设注入了新的内涵。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是建立在天人合一理念基础上的生态整合。还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和现代科学结合起来：不仅是单纯的生态保护，还必须把生态保护与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结合起来;不仅仅是简单的资金投入，还必须与生态工程技术结合起来;不仅仅是资源的开发，还必须与调整资源的综合利用结合起来，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现代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因此可以说，生态文明建设是有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经济发展与消费模式、资金投入与技术运用关系的系统工程。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环境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意识的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了一些自然生态保护区，加强了对大江大河的治理，加大了植树种草力度。也正在积极探索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环境污染少的生态型工业化道路，并且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总体来看，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
(一)生态文化的宣传和生态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 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必须有效地凝聚社会各领域、各阶层的力量。推动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改革，在利益多元化的社会现实中，必须广泛宣传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弘扬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使少数民族地区群众从思想上高度重视。政府应该承担起向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宣传生态文明建设的责任，只有这样才能够取得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我国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具有极其丰富的生态文化，通过弘扬传统民族生态文化，以文化为载体，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合理利用本地资源的生态产业，并将生态文化资源和自然资源与开发生态旅游相结合。生态文化具有传统性和时代性，既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又根据时代发展需要赋予新的内容。但是由于资金、观念等问题，少数民族地区生态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还十分落后，开展生态宣传、生态培训、生态科研、普及生态知识等方面还缺乏长期的有效机制。生态文化传播的方式和手段还不完善。
(二)少数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科技含量较低
近几年。党和国家不断加大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的力度，环境保护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少数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存在的诸多问题。生态文明建设的水平与层次较低，生态文明建设还停留在单纯保护环境上。还没有完全把生态文明建设与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结合起来。少数民族地区的产业结构还不尽合理，高能耗产业的投入还相对较多，绿色产业，如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还不尽如意;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速度较慢，少数民族传统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还制约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步伐。在能源综合利用技术、废弃物综合利用技术、雨水收集和苦咸水综合利用技术、高效节水灌溉和节水农业技术、循环经济发展中的产业链接技术等方面还比较落后。有些地区，不能科学合理地解决加快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没能解决好速度与效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没有做到在加快发展中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在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中加快发展。与此同时，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缺乏刚性的严格规划和科学合理的系统规划。总之，少数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起点较低、科技含量较低。
(三)少数民族群众参与程度较低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多元主体在追求公共利益过程中，形成良性互动的和谐关系。少数民族群众的政治、经济、文化利益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生态文明建设和少数民族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毋庸置疑，少数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必然存在着一个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必然会涉及到少数民族群众的诸多利益，包括少数民族群众的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关系等等。所以，必须充分发挥调动少数民族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使少数民族群众积极地参与进来，才能使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得到良性、健康发展。
随着我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少数民族群众在社会经济、文化建设过程中参与意识、参与能力不断提高，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内容也从单一的保护逐渐走向了环保、节能、防止污染等多样化，参与的有效性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是，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少数民族群众在产业结构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生活消费模式等方面参与的程度还不够深入。
从价值取向上看，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族个体成员更’多的是关注个人利益、局部利益，而各级决策机关、社会团体比较关注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从现实角度看，少数民族群众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对局部性、具体性方面参与的机会多，积极性也较高，对整体性、全局性参与的机会较少，积极性也较低。少数民族群众参与的过程中，
也出现了一些非制度化、非程序性的行为，甚至存在不合理的诉求。例如在生态移民的过程中，让少数民族群众举家离开他们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热土、改变他们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心理上必然产生某种失衡。虽然大多数群众能够识大体、顾大局。但也有个别抵触与不满、甚至向政府漫天要价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对生态文明建设产生了负面的影响。所以，少数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宣传教育，更需要少数民族群众的参与和支持。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建立在国家经济得到稳步发展、综合国力显著增强的前提下，使少数民族群众的经济收入、社会福利和物质生活条件不断得到相应提高，把少数民族群众的长远利益与近期利益、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使少数民族群众有效地参与到生态文明建设之中。
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少数民族群众与各级领导机关存在一些分歧和差异是正常的。要通过民主协商鼓励公民参与，在尊重不同利益和观点的基础上，遵循理性反思，从而促进合法决策。作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寻求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是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为此，各级领导机关需要避免决策失误而造成的生态灾难，克服因制度性障碍而导致的社会不公和非正义，消除因为利益、观点分歧而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必须反映社会多数群体的意愿，建立和维护群众意愿需要的公正的制度安排、程序设计，弱化利益冲突和社会对立。所以。政府决策必须转向建立在少数民族群众广泛平等、自由参与基础之上，才能取得实效，更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
二、少数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与国防安全
没有良好的生态条件，人不可能有高度的物质享受、精神享受和政治享受。没有生态安全，人类自身就会陷入不可逆转的生存危机。少数民族地区大多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相对滞后。长期以来承受着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双重压力。但有一些民族地区，以牺牲环境来求得发展的传统发展模式，对生态环境造成很大冲击和破坏，使原本就十分脆弱的生态环境面临着诸多问题，如：环境污染、水土流失严重，土地荒漠化加剧。土壤质量变差，非农业建设用地大幅度增加，使耕地资源不断减少，对野生动植物的滥捕滥猎加剧了生物消亡的速度。我们不应忘记恩格斯的警告：“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竞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
因生态环境退化而对经济基础构成的威胁，主要指环境质量状况低劣和自然资源的减少和退化削弱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支撑能力。“每年因沙化为主造成的经济损失，更是高达540亿元，相当于西北5省区1996年财政收入的3倍”。再如“1993年5月5日，一场特强沙尘暴席卷了新疆、甘肃、内蒙古、宁夏四省区40多万平方千米的地区。仅仅20分钟，像原子弹爆炸时的‘蘑菇云’，夹杂着狂风沙尘铺天盖地袭来，顿时天空变得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这场沙尘一路埋压农田、村庄、工矿、铁路、公路、水源，大树被拦腰折断，房屋被揭瓦掀顶，来不及躲避的人畜无法择路逃跑，只得身不由己任其驱赶。那场沙尘暴造成85人死亡，264人受伤，31人失踪。这次沙尘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5、6亿元”。
生态环境的破坏，会造成工农业生产能力和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生活质量下降、生产水平下降。水土流失、草场退化、噪声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等，严重危害了少数民族地区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动摇了经济和社会发展基础、“环境破坏和自然资源短缺引起经济的衰退，影响人们的生活条件，特别是环境难民的大量产生，从而导致国家的动荡”。对国家政治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此外。少数民族群众大都具有信教笃诚的特点，宗教对少数民族群众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生活影响深刻，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生态难民增加，往往为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利用，借“宗教的感召力”煽动、蛊惑、制造民族事件，影响民旗团结和社会安定，给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安定带来隐患。
我国陆地边境线，90%以上在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自古就是我国边防的重点。建国初期，毛泽东从国家统一与国防安全考虑，十分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首先注重发展西部与内地的交通联系。早在1951年，毛泽东就要求建设西藏与内地的公路。1952年，他为康藏公路开工题词：“为了帮助各兄弟民族，不怕困难，努力筑路!”。经过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国克服重重困难，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就在世界屋脊上修通了康藏、青藏公路，从此改变了进藏物资主要靠从邻国转运的历史。其次，加快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三线建设就是其中的重要举措，“三线”建设的核心目标是为了备战和国防安全。“三线”建设对于促进内地经济发展、改善经济布局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加强民族团结，巩固国防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少数民族地区不仅是我国的生态前沿阵地。更是国防的前沿阵地。在漫长的边境线，只能靠边防军守口、武警守片、广大牧民守面的军警民联防体系。来保卫这里的边境安全。但由于水土流失严重，干旱少雨，荒漠化程度高，可供放牧的草场越来越少，生态环境越来越恶劣，许多地方牧民几近不能生存。内蒙古阿拉善盟由于居延海干涸，迫使2.5万牧民背井离乡。在青海、宁夏、甘肃、新疆等省区也相继出现了由于生态破坏而被迫迁移人口的事件。环境移民的大量增加，使得边境地区国防“军依托民”的格局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边防部队没有边境居民作为依托，边防脆弱、国家边防安全隐患增加。
此外，由于对国际安全的非军事性威胁因素日益引起西方国家关注，国外的或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对我国的国家环境安全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且有加剧的趋势。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跨境而居的民族较多，与相邻国家的关系也因为环境问题而产生了一些消极因素，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系统退化已经超出了边境线对周边国家甚至更远的国家造成负面影响，如草原生态系统退化是导致土地沙化的重要原因，而沙漠化的后果就能危及周边国家。据2005年10月3日的《参考消息》报道，联合国一位负责控制沙漠化问题的高级官员说：中国和蒙古不断扩大的沙漠化正在对日本人的健康形成威胁。因此，做好生态保护，不仅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而且关系到周边国家及国家关系。关系到人类的生存安全问题。
目前，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主要有大气污染、气候变暖、臭氧锐减、酸雨肆虐、水源枯竭、土地退化、物种灭绝等等。这些问题与国民的身体健康，国家的政治经济紧密相连。所以说，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是保障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利益的需要。也是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促进团结的需要，更是保证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和边疆安全的需要。
责任编辑：李明生
作者：姜 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