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从审计委员会研究背景入手，分析了现有的国内外文献，了解审计委员会目前的研究方向，提出影响审计委员会有效性最重要的因素是独立性，并从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现状和建议对其进行剖析。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审计委员会独立性论文 (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社会关系、审计委员会独立性与财务报告质量
【摘 要】 审计委员会承担了董事会的监督职能，对财务报告质量提供监管。我国《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要求审计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应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而CEO的社会关系是审计委员会成员来源的重要影响因素。文章通过校友关系、工作联系和其他共同经历收集CEO与审计委员会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数据，以2012—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CEO与审计委员会成员的社会关系对财务报告质量的影响，结果发现CEO与审计委员会成员社会关系会显著降低公司财务报告质量，尤其在投资者法律保护程度较低地区这一削弱效应更显著。
【关键词】 社会关系; 审计委员会; 应计盈余; 审计费用
一、引言
审计委员会履行对财务信息及其披露进行监督的职责，致力于保证财务报告质量。我国《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规定，审计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应占多数。尽管独立董事的聘任满足法律规定，但我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与管理层关系密切，且存在老乡和校友等社会关系，形式上独立的审计委员会可能在实质上并不独立。比如，成员与公司高管存在关联，特别是当CEO从其社会网络中提名审计委员会成员，将从实质上影响审计委员会独立性。当CEO与审计委员会成员为校友或曾经作为董事或员工在另外一家公司任职，除职业和校友网络之外还可能建立其他社会联系，比如两者曾经在同一行业协会或学会、政府、政协或民主党派等有共同经历或联系等。当CEO干预审计委员会成员任命时，CEO与审计委员会成员间的社会关系是否会损害财务报告质量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基于此，本文研究CEO与审计委员会成员之间是否存在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类型和强度以及与财务报告质量的关系。
本文手工挖掘CEO与审计委员会成员之间的三类社会关系，分别为工作联系、校友关系以及其他共同经历。由于审计委员会会议中提出的关键问题是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因此验证CEO与审计委员会成员间社会关系对财务报告质量的影响。在样本观测值中，38%的公司中CEO与审计委员会成员之间存在社会关系，其中34%的样本存在工作联系。进一步实证结果表明，当CEO从其社會网络中提名审计委员会成员时，公司体现为较低的财务报告质量，如更高应计盈余和审计费用。
本文的主要贡献为：第一，国外学者开始广泛关注审计委员会成员特征及构成产生的经济后果。已有文献研究发现，法律专业或行业背景知识的审计委员会可以提高财务报告质量[ 1 ]。国内学者关注审计委员会是否设立、独立性、规模、专业性和勤勉度等方面产生的影响[ 2-3 ]。其中，独立性成为审计委员会发挥财务报告监督职能的关键因素，但成员的提名往往忽略了其实质上的独立性。比如，公司CEO通过提名形式上独立但实质上有社会关系的董事来满足独立性要求。本文从CEO与审计委员会成员社会关系角度来探讨独立性问题，结果表明我国国有上市公司CEO与审计委员会成员之间的社会联系是广泛存在的。
第二，费孝通先生[ 4 ]在《乡土中国》中提出，“中国社会人际关系如同石头落入水中荡起的圈圈涟漪，以个体为中心的同心圆及庞大的宗亲体系共同构成中国复杂的关系网络”。公司治理学者也开始重视从社会关系角度审视制度设计需要，在正式制度安排中为非正式规则留下了空间。审计委员会实质上承担了董事会监督职能，本文从CEO与审计委员会成员社会关系对财务报告质量的影响，可以刻画社会关系的作用机理。
第三，研究结论对监管机构政策制定有重要意义。独立董事比例往往被我国政府监管机构作为审计委员会履职有效性的考量因素。本文实证结果说明，我国上市公司CEO通过规避形式上独立性要求，可能从自身社会网络中提名成员，从而导致审计委员会更多服务于高管利益或管理层财务政策选择问题，因此要求披露CEO与审计委员会成员社会关系特征和类型对保护投资者利益是重要的。
二、文献综述和研究假设
（一）审计委员会独立性及影响因素
审计委员会职能包括监督公司财务信息及其披露，独立性被认为是影响执行监督职能的重要因素[ 5 ]。美国蓝带委员会发布的《审计委员会的报告》中，界定了影响委员会独立性的情形。比如，在目前或过去五年中公司雇员、雇员的直系亲属、接受薪酬的董事或在过去五年中在任何其他公司从事重要商业活动的董事在实质上被认为违反了独立性。美国SOX法案中301条款规定，审计委员会应完全由独立董事组成，且成员不应与所在公司或公司CEO有财务或家庭联系。此后，学者围绕该政策展开研究。国外学者Carcello等[ 6 ]研究得出，独立性较强的审计委员会中，审计师出具非持续经营的非标审计意见可能性越大。Carcello等[ 7 ]进一步从审计师变更视角得出，当委员会中内部董事人数较多或持有较高公司股份时，审计师越可能被解聘。后续学者研究得出，审计委员会独立性与盈余管理负相关[ 8 ]及与企业财务报表舞弊负相关。Carcello等[ 9 ]从财务重述角度，发现只有在CEO不干预董事会成员任命时才能发挥监督作用。然而，现实中审计委员会可以通过各种渠道与高管产生联系，比如CEO通过控制成员提名过程选取来自其社会网络的董事。Bruynseels等[ 10 ]研究发现，CEO与审计委员会成员社会关系通过“朋友网络”建立时会损害其监督质量。
我国学者主要集中于审计委员会特征及经济后果的研究。例如，朱朝晖等[ 11 ]研究发现，CEO与审计委员会中独立董事社会关系会降低公司财务信息质量。上述文献中对审计委员会独立性的计量大多采用独立董事所占比例。高层决策是社会互动的过程，例如成员间友好关系或相似背景容易对有争议问题达成一致，使独立董事独立性受到质疑。因此，审计委员会独立性的分析应回归到其本质，其中重要的考量指标为“CEO与审计委员会成员社会关系”。基于此，本文考量CEO与审计委员会成员关系及类型的影响。
（二）CEO和审计委员会成员社会关系与财务报告质量
社会嵌入性会对行为人经濟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同一社会关系中个体由于偏好和价值观相似，使其行为具有趋同性。另外，基于共同准则也会形成一定利他倾向，个体行为容易受到群体共同利益影响。Hwang等[ 12 ]从校友、同乡、是否服军役、专业特性和行业背景来度量CEO与董事间是否有相同经历和品质来衡量社会关系。Fracassi等[ 13 ]采用任职经历、毕业学校和是否在其他组织任职度量社会关系。进一步研究表明，不同类型的社会关系会产生不同影响。根据社会关系分类将其区分为“咨询网络”和“友谊网络”，其中“咨询网络”基于相同教育背景和共同观点的成员组成，“友谊网络”由朋友、在同一休闲俱乐部、协会或盈利组织任职等构成。朋友间的亲密关系有利于对有争议项目展开讨论，有利于观点被接受且更容易导致个人之间互惠互利，因此企业有争议的信息更可能在“友谊网络”中讨论。例如，CEO更可能在其“友谊网络”中讨论有争议的会计政策或提名审计委员会成员同意他们的政策。从关系强度来看，联系强度对CEO决策也会产生重要影响。“友谊网络”形成的社会关系往往持续时间较长或更容易吸引有相似背景特征或信仰的网络，而基于共同职业和教育经历形成的友谊关系产生的强度则较小。
中国社会是一个以角色关系组合的关系体，非正式关系融入经济领域的正式组织和科层体系中，构成中国社会关系的重要特征[ 14 ]。中国作为典型关系型社会，“关系交易”在中国拥有深厚文化基础（庄贵军等，2003），社会关系已成为企业获取资源途径之一，主要包括协会、市场和校友关系等。综合上述文献和我国国情，选取CEO与审计委员会成员工作联系、校友关系和其他共同经历度量社会关系，采用关系数量衡量其强度，并探讨与财务报告质量的关系。
“偏好效应”假说认为关系网络可能带来联结个体之间的有偏信任，促使对有联系个体的意图与行为做出有利解读。与CEO存在社会关系的审计委员会倾向于接受对CEO行为有利的解读。审计委员会成员将与其有社会关系的CEO形成群体偏好，更容易接受CEO对其违规行为的合理化解释，不利于对公司财务报告质量提供足够监管。另外，社会心理学理论认为社会关系具有“情感性”特征，有着共同经历的个体易相互吸引，形成超出一般契约关系的特殊情感，会为维持该情感而进行利他行为。这种有利解读的倾向性和特殊情感，影响审计委员会独立性，放松对CEO的监管，导致财务报告质量下降。从财务报告质量角度来看，CEO与审计委员会成员社会关系越强，成员独立性越低，公司盈余管理空间越大。首先，“友好”的审计委员会对管理层监督效率越低，越会降低对财务报表的监控，从而增加了盈余管理空间。其次，当审计师与公司管理层在会计政策变更、会计估计和判断中发生争议时，独立性较高的审计委员会可以提高审计师话语权，盈余操纵空间更少。最后，从外部审计角度来看，独立性较高的审计委员会应计盈余管理项目金额可能更低，审计师面临诉讼风险也更低，因此审计收费可能较低。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1：CEO和审计委员会成员间社会关系与盈余管理显著正相关。
H2：CEO和审计委员会成员间社会关系与审计费用显著正相关。
三、样本选择与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
手工整理我国国有上市公司2012—2019年CEO与审计委员会成员间社会关系数据，剔除金融行业及ST公司。CEO和审计委员会成员信息通过年报、百度、公司官网等途径手工搜集，通过上市公司年报或百度等途径查阅每一家公司CEO和审计委员会成员个人简历，将CEO与每个审计委员会成员信息对照匹配，从工作联系、毕业院校和其他共同经历三个方面查找，若存在联系则认定为具有社会关系，而后得到CEO与每个成员的社会关系数目。剔除539个未披露审计委员会成员名单的年度样本，最终得到1 802个有效样本。
（二）社会关系的识别
本文选择工作联系（TIE1）、校友关系（TIE2）和其他共同经历（TIE3）三方面来识别。其中，校友关系一般在灰色董事文献中较多采用（Fracassi和Tate，2012），本文选用该指标识别CEO和审计委员会成员毕业院校信息。由于数据可获取性限制，毕业时间和专业可能不同，本文并未对此作出区分。即使毕业时间、专业或毕业学位可能不同，但只要毕业于同一学校就会有共同校友情结，而且各地校友会也会将其聚拢。共同工作经历衡量社会关系是常用的准确方式之一，本文将其详细分为工作联系和其他共同经历。具体来讲，工作联系指曾经在同一企业共同工作或同时在其他公司担任董事;其他共同经历指曾经在同一行业协会、政府、政协、人大或民主党派兼职。
（三）模型设定及变量选择
本文采用操控性应计和审计费用来度量财务报告质量，操纵性应计选用修正的Jones（1991）模型计量，具体模型见式（1）：
TACit/Ait-1=？茁0 + ？茁1×1/Ait-1+？茁2×？驻Saleit/Ait-1+？茁3×PPEit/
其中，TACit是当年的应计总额，是收入和现金流量之间的差额;Ait-1是上一年的总资产;？驻Saleit是当年销售额的变化;PPEit是本年度的固定资产原值。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分年度和行业进行回归，然后计算出应计项目，并从实际应计项目中减去估计应计项目来获取操纵性应计（ADAit）。
为测试CEO和审计委员会成员社会关系与财务报告质量关系，分别采用操纵性应计与审计费用来衡量，见式（2）和式（3）：
参考以往研究，本文选取控制变量包括公司规模（SIZE）、是否四大审计（BIG4）、财务风险（LEV）、获利能力（ROA）、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GROWTH）、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占比（INDEP）、审计委员会中会计专家占比（FINEXP）、董事会人数（BOARDSIZE）、总经理与董事长是否两职兼任（CEOCHAIR）、CEO任职时间（CEOTENURE）、经营活动现金流量（CFO）、是否发生亏损（LOSS）及市价与账面价值之比（MB）。此外，控制行业固定效应和年度固定效应。模型变量定义见表1。
四、实证检验及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及单变量分析
表2列出社會关系、应计盈余、审计费用等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操控性应计绝对值的平均值（ADA）为0.072。本文同时做了相关性分析，验证变量的Pearson相关系数，变量间相关系数绝对值均小于50%，说明各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限于篇幅，结果未列式）。
（二）回归分析
本文选用应计盈余和审计费用作为财务报告质量的度量，表3和表4分别列示了CEO与审计委员会成员社会关系对应计盈余（ADA）和审计费用（AUDITFEE）的影响。表3所示结果表明，社会关系总和与应计盈余显著正相关（TOTALTIES=0.004，t=1.69），工作联系与应计盈余显著正相关（TIE1=0.011，t=2.53），该结论与H1一致。研究说明，CEO从其工作网络中提名审计委员会成员形成的关系增加了操控应计盈余。校友关系和其他共同经历对应计盈余影响不显著。总体来讲，与理论预期一致，说明CEO与审计委员会成员社会关系会降低财务报告质量。
表4列示结果表明，社会关系与审计费用显著正相关。具体来看，CEO和审计委员会成员社会关系总和与审计费用显著正相关（TOTALTIES=0.114，t=7.89），该结论与H2一致。CEO与审计委员会成员雇用联系（TIE1=0.058，
t=3.3）、校友关系（TIE2=0.406，t=10.75）和其他共同工作经历（TIE3=0.256，t=4.28）与审计费用显著正相关。结果说明，与CEO存在更多社会关系的审计委员会，财务报告质量可能更低，审计师面临的诉讼风险可能更大，因此审计收费更高。因此，从外部审计来讲，CEO与审计委员会成员社会关系成为影响外部审计收费的重要考虑因素，也充分说明社会关系会降低审计委员会独立性，从而降低其财务报告监督质量，验证了H2。
（三）进一步分析
随着《证券法》《公司法》的修订和监管要求的提高，投资者法律保护问题已引起了广泛关注，但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现状及发展观念不同，造成各地区对投资者法律保护的立法和执行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投资者保护的执行可能会有所不同。本文用法治水平来度量，采用樊纲和王小鲁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中计算的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指数的得分来表示，指数越大说明法治水平越高。基于法律与金融理论，投资者法律保护程度较高的地区，通过给上市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营造合法、合规的外部环境，将有助于规范公司内部治理机制，进而促进审计委员会制度功能的有效发挥。但是，审计委员会制度的治理效率，可能会随着上市公司所在地区投资者法律保护程度参差不齐而出现显著的差异。在投资者法律保护程度较高的地区，审计委员会实现其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目标较容易;反之，法律保护程度较低的地区，审计委员会可能难以发挥其监督并保证信息披露质量的作用。因此本文分析了不同投资者保护区域中CEO与审计委员会成员社会关系对应计盈余和审计费用的影响。表5列示了不同投资者法律保护环境下，社会关系对应计盈余和审计费用的影响。
表5中Panel A结果表明，在投资者法律保护程度较低地区，雇用关系（TIE1=0.029，t=2.66）和社会总联系（TOTALTIES=0.019，t=2.08）与应计盈余显著正相关。结果表明，在法制水平较低地区，与CEO有社会关系的审计委员会成员几乎没有采取监督措施，此时审计委员会只起到装饰性作用。
五、稳健性检验
（一）内生性问题
审计委员会是董事会中一个专业委员会，CEO由董事会任命，因此社会关系变量与监督质量间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如有社会关系的董事被提名到公司审计委员会中，这些公司的财务报告质量较低，因为只有关联董事愿意在公司任职，或者提高公司监督质量的专家难以发现CEO在公司之外的个人网络。为了控制该内生性问题，分别选用社会关系（TOTALTIES、TIE1、TIE2及TIE3）的滞后一期和行业均值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二阶段的最小二乘法回归，结果与主测试部分一致，表明结论是稳健的。
（二）样本选择偏差问题
由于本文只收集到国有企业样本，可能会面临因选择特殊样本所致，因此采用PSM方法将国有和非国有企业进行配对处理自选择带来的偏差，这些结果与主测试部分基本一致，本文结论是稳健的。
六、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从中国关系型社会的视角切入，验证CEO与审计委员会成员社会关系对财务报告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关系与盈余管理和审计费用显著正相关，表明社会关系会降低财务报告信息质量，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法制水平较低地区这种影响更显著。该结论说明社会关系在我国上市公司治理实践中的作用不可忽视。
审计委员会成员任命是股东、董事和CEO三方利益博弈的结果，CEO对其成员任命的偏好会对审计委员会构成和独立性产生影响。研究结论表明CEO为了个人利益选取与自己有社会关系的人，从而使审计委员会并不一直以股东利益为中心，他们的角色有时候只是起到“装饰”作用。另外，公司CEO往往会从其个人网络中选取董事作为审计委员会成员，审计委员会有可能服务于管理层而非监督管理层，因此要求披露CEO与审计委员会成员社会关系特征和类型对保护投资者利益是重要的。
本文的实践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从社会关系角度检验我国审计委员会的有效性，这对于指导审计委员会制度规范运作具有建设意义。第二，当CEO从其社会网络中提名成员时，审计委员会独立性带来的监督效应会随之降低，该结论有助于信息披露监管部门更有针对性地完善我国审计委员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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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明霞 罗珊梅
我国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独立性因素研究
摘要：本文从审计委员会研究背景入手，分析了现有的国内外文献，了解审计委员会目前的研究方向，提出影响审计委员会有效性最重要的因素是独立性，并从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现状和建议对其进行剖析。
关键词：审计委员会 独立性 影响因素
一、研究背景
审计委员会起源于1938年，导火索为美国迈克森罗宾斯药材公司倒闭案，该公司涉嫌虚列存货、高估应收账款等资产，致使许多投资人的利益受到损失。2002年美国颁布萨班斯法案，规定上市公司在董事会下设立审计委员会，并详细地规定了审计委员会的职责和地位。至此，审计委员会在公司治理中的有效性和权威性确立下来。
在国内，审计委员会研究时间不长，理论总体处于初级阶段。2002年中国证监会和原国家经贸委联合发布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指出上市公司可以按照股东大会的有关决议设立审计委员会。自此，审计委员会正式进入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中，不少学者针对审计委员会有效性的研究也逐步增多。
二、审计委员会的治理效果及有效性影响因素研究
学术界关于审计委员会的治理效果有两个对立观点，即审计委员会确实发挥了积极的治理作用和审计委员会没有发挥积极的治理作用。
关于审计委员会发挥积极作用，Wild（1994）在一项研究中，以260家建立了审计委员会的美国公司1966到1980年的财务数据进行检验，发现建立审计委员会后公司会计盈余的信息含量明显增大。Sweene and Sloan（1996）发现董事会中多数是内部董事的公司及没有审计委员会的公司财务造假的可能性更大。关于审计委员会没有发挥积极作用，Birkett（1986）通过对SEC、NYSE、AICPA以及国会采取措施的有效性进行研究，得出由于缺乏审计委员会的操作指南，这些机构支持成立审计委员会的目标难以达到。Beasley（1996）选取了75家存在财务报表舞弊和75家未发生舞弊的公司作为样本，进行对照研究，提出舞弊公司设置审计委员会的概率比未舞弊公司设置审计委员会的概率低的假设，但并未得到实证研究的支持，公司财务舞弊与审计委员会的有无并没有显著相关性。
而对于审计委员会有效性影响因素的研究观点比较一致，基本上集中的影响因素为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专业能力、审计费用等对审计委员会的有效性产生影响。Scarbrough等（1998）和Raghunandan（2001）的研究都证实了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是衡量审计委员会有效性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们的研究发现，单纯由独立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比那些存在一名以上内部董事的审计委员会对内部审计进行审查的可能性更大。Carcelle和Neal（2003）研究了1988年到1999年六大会计师事务所在出具了新的持续经营报告后被解聘的情形与公司审计委员会特征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当审计师出具了对客户不利的审计报告时，独立性高的审计委员会更能保护审计师不被解聘。
三、审计委员会独立性的现状
所谓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就是审计委员会必须独立于公司的业绩，独立于管理层，独立于股东大会，不受他们的牵制，有效地运用审计委员会的权利。
（一）审计委员会治理结构缺陷
审计委员会是公司治理中比较重要的治理机构，是董事会直属委员会中职能发挥比较健全的组织。审计委员会处在一个边缘地带，就是既要监督公司内部的财务状况，又要与外部注册会计师审计人员复核评价工作。审计委员会受这种“边缘地带”影响，其独立性容易缺失。股东大会要求审计委员会能够忽视财务报表存在的问题，尽量提高财务报表的美观度，而外部注册会计师又要求审计委员会能够独立地履行审计委员会的职责，在其能力范围内有效地监督公司高管编制财务报表和公允列报的情况。
目前，审计委员会在公司治理中的结构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英美式，即审计委员会由独立董事组成，它受董事会直接领导，独立于股东大会。另一种是中日式，即审计委员会由非独立董事组成，虽然受董事会直接领导，但是不独立于股东大会。我国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为中日式，即审计委员会由非独立董事组成，由于其并不独立于股东大会，因此会受到来自股东大会的压力和干预，在一定程度上，被股东大会牵制，财务报表隐含的各种舞弊或者其他问题容易被股东大会隐瞒或者粉饰。
（二）审计委员会可操作性规范缺失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通过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基本准则，对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和规定，从自身利益、密切关系、自我评价、过度推介和外部压力五个不利因素全面地解释了如何降低这些不利因素所带来的风险，使实际操作中的风险降至可接受的低水平。
但是，我国目前没有一个法律条文明确地解释影响审计委员会独立性的不利因素;如何保持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在发生与独立性相冲突的情况时，如何采取措施将不利影响降至可接受的低水平等问题。审计委员会更多的是依据2002年颁布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从提议聘请或更换外部审计机构、监督公司的内部审计制度及其实施、负责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之间的沟通、审核公司的财务信息及其披露和审查公司的内控制度这五个职能方面落实工作，针对独立性应对指南没有更详细的规定。
（三）审计委员会选任制度不清
审计委员会如何提名审计委员会委员，采取何种方式确定审计委员会委员，审计委员会委员多长时间必须进行定期轮换，这些都是依据国外的经验或者是上市公司股东在进行指定公司章程时确定下来的。但是审计委员会委员的独立性直接影响到整个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如何选任以及采取何种方式都要经过慎密思考才能够确保每个审计委员会委员的独立性。
目前，大多数上市公司采取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由董事会下设的提名委员会进行提名，第二种方式是由股东进行投票选取委员。采取第一种方式产生的审计委员会委员比第二种方式产生的审计委员会委员独立性要高，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虽然并非完全独立，但至少具有相对独立性。由股东提名直接选举产生的审计委员会委员，在一定程度上会丧失独立性。
四、 审计委员会维持独立性的建议探究
（一） 严格采取独立董事制度
从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看，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成员大多数是由非独立董事构成，在一定程度上受股东大会的影响。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的区别在于，其绩效、报酬、福利是否与公司业绩息息相关。独立董事的报酬是固定的，与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关，但是非独立董事的报酬与公司绩效密不可分。
因此，审计委员会的成员应该为独立董事，或者至少大多数应该为独立董事。《公司法》对独立董事的定义采取了严格的界定，独立董事的人员必须符合专业胜任条件才能够担任，比如，拥有上市公司股份前五名的自然人或者超过1%的自然人不得担任公司的独立董事等。在这些法律的规定下，独立董事与公司股东的经济利益保持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即使有关联也不会对独立董事的独立性产生影响，所以，审计委员会成员全体为独立董事，能够增强审计委员会独立性。
（二）制定审计委员会的规范指南
审计委员会保持其独立性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法律法规、道德准则的约束，但是目前关于审计委员会的规范指南还没有具体拟定，道德准则也还没有成体系，这样独立性仅仅停留在一个比较抽象的理论阶段，实务中具体操作是否符合独立性，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或者衡量的尺度，这样给审计委员会成员落实独立性造成困难。
关于审计委员会独立性的研究，至少需要明确以下若干方面的内容：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表现在哪些方面，影响审计委员会独立性的不利因素;如何采取措施将影响审计委员会独立性风险降至可接受的低水平。目前的法律条文更多的是对审计委员会的职责作了界定，但是审计委员会具体实务操作性准则相对缺乏。
因此，中国证监会应该尽快组织有关领域的专家对审计委员会具体事务标准和实际操作进行研究，制定出一条比较有实践性的实施指南，中国证监会应该要求上市公司年报附注中披露相关的审计委员会人员的任职组成情况和履行情况，如果没有完成相应的技术指标的话，是否应该受到法律的惩罚，这些标准都需要完善。
（三）改变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的问题
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往往受到公司大股东的牵制，“一股独大”现象造成审计委员会董事的选择、做出的决定必须符合大股东的利益。在各大上市公司中，“一股独大”现象总是存在，根源在于我国在早期的企业改制时，并没有就“一股独大”问题进行修正，导致现在国有股的“一股独大”问题侵害着中小股东的利益、操纵会计信息、进行财务报表舞弊等。所以，必须改变“一股独大”股权结构，降低大股东给审计委员会独立性造成的负面影响。审计委员会不再是大股东操作的工具，而是一种在公司内部监督高级管理层运营的机构。
改变“一股独大”的局面，最关键的是分散大股东的股份，增加第二、第三顺位股东的股份，以牵制大股东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强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比如，将大股东股份进行回购或转让，或者让符合条件的法人或自然人获得相应的大股东股份。此外，加快政企分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自负盈亏，深化企业改革，也有利于减少国有股份的政治指派，能够有效降低公司对国家的依赖，大力增强公司作为微观市场主体的作用。Z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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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忠莲，徐政旦.“我国公司成立审计委员会动机的实证研究”[J].审计研究，2004，（1）.
作者：陈沈亮
基于公司治理的审计委员会独立性理论述评
摘要：资源依赖理论、管理支配理论和制度经济理论是分析公司治理的主流观点。资源依赖理论作为帮助公司达到并超越其战略目标的手段，为公司治理机制建设贡献力量；管理支配理论更注重管理的有用性，认为董事会及其附属机构是在管理权限范围之内的，因此可以将其看作是与所有者的出发点相背离的；制度理论从组织社会学和组织行为理论出发，认为区分不同组织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实质，以及这些部分与所有相关部分之间形式是非常重要的。本文针对受公司治理结构影响的审计问题来测定使用不同的可选治理理论的影响；研究这些理论如何化解现存的基于组织机构的、审计相关的公司治理中的矛盾。
关键词：公司治理 审计委员会 独立性
一、引言
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OX)(2002)带来了对会计审计研究问题的广泛探讨。这些研究考察董事会和审计委员会如何保护股东权益，却完全忽略了管理方法对治理过程的影响，其最大的局限是在先前研究中使用的具有外部独立性的代理机构(如外部董事与内部董事相对)是不完善的、模糊的，并且通常无法准确把握所谓董事会独立性的实质。本文重点分析被广泛认可的理论观点：资源依赖理论、管理支配理论和制度经济理论。资源依赖理论作为帮助公司达到并超越其战略目标的手段，为公司治理机制建设贡献力量(Bovd 1990；Cohen，et al.2007a)。管理支配理论基于战略文化并与代理学说范例相对，认为董事会及其附属委员会在管理控制之下，且其存在仅仅是为了履行管理需求(Koanick 1987)。制度理论起源于组织社会学和组织行为文化(Powell 1991)。制度理论认为了解不同的治理部门之间相互作用的实质以及这些部分于所有相关部分之间的形式是非常重要的。
二、审计委员会独立性与公司治理理论综述
(一)资源依赖理论 资源依赖性理论(Pfeffer and Salanclkl978；Boydl990)假定股东和管理者可以以董事会为手段访问和管理稀有资源(Aldrich and Pfeffer 1976；Boyd 1990；Pfeffer and Salaneik 1978)并帮助建立企业战略(Williamson 1999)。董事会的主要角色不仅仅是管理的参与者还是一个监管者，并且能帮助企业建立有效的政策和战略。Dalton and Daily(1999)认为，当董事会成员联合起来商谈如何获取必要的战略资源、网络和信息时，资源依赖性理论可以提高公司长期绩效。由于以经营战略为重点，董事会成员的积极贡献包括专业知识、帮助形成公司策略能力、以及提供获得外部资源的方式。Reingold(2000)认为许多高技术董事会成员把他们的工作看作是有效地设置公司的路径。事实上在许多高技术董事会，大量非独立董事的引入，更适用于知识和资源密集的R&D企业，因为这样才能更好向管理者和其他关键顾客传达并采取有效方式。相反，独立的主要中心点，外部董事对一个稳定的、对董事会成员财务报告过程给予首要关注的企业来说可能是最理想的。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R&D密集企业，仍需要强势的财务监管来补充那些协助他们战略和网络技能的董事(Cohen et al.2007a)。因此，包括管理成员在内的非独立董事可以及时提供一些能使董事会更加有效地行动信息。审计委员会成员和行业专家可能比那些没有专门技术但完全独立的成员有更强的能力了解，解释和估计财务报告的质量。在一个完善的环境中，公司也许希望任命独立拥有重大专业知识且接近资源的董事。研究证据表明，审计委员会财务会计技术同股市反应(DeFond et al.2005)和财务报告的质量(如Dhaliwal et all 2006)的多种措施显著联系在一起，先前的研究未发现非会计财务专门技术(例如监督和财会技术)和财务报告的质量之间的重要联系。Cohen et al.(2007a)发现了能支持“资源依赖能增加监管体制价值”这一提议的证据，这是迄今首次认识到的唯一考虑到资源依赖理论的审计研究。审计人员和管理者需要评价审计风险和计划事宜，在这些事宜中代理机构的力量和董事会的资源依赖角色是可控的。结果表明，审计员的风险控制评估明显受资源依赖性和代理因素相对力量影响。与资源依赖中心相关的特征也受审计计划评断影响。该研究显示当传统代理因素被认为相关时，与资源依赖性有关的其他因素也被认为与审计计划高度相关。
(二)管理支配理论 管理支配理论(Galbralth 1967；Wolfson 1984；Kosnick 1987)主张高管人员选择那些不会削减他们的行动(Patton and Baker 1987)，愿意做被动参加者，并且依靠公司管理获得企业产业信息和前景的老友和同事。这种方法可以被看作是形式(满足管理要求)而不是实质(一种影响组织变化或者提供实质的管理监督的工具)。这与代理理论相对，代理理论强调作为对管理行为独立有效监管者的董事会的行为。结果，管理支配理论中，董事会在批准管理行动，满足管理需求和提高高管层报酬等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Core et al.1999；Molzl995)。的确Epstein和Palepu(1999)调查发现87％的“明星分析员”认为董事会董事仅代表公司管理者的利益而把其他股东排除在外。由于独霸董事会无法产生独立的治理，因此对股东产生不良后果，(Westphal and Zaj审计委员会1994)，削弱管理工作的作用，扩大管理壕沟(careetal.1999)。任命独立董事也无法解决这个问题，Westphalandzai(1994)认为CEO也许会只使用有同情心的局外人来组成董事会。如Nowak和MeCabe(2003)发现的那样，外部董事察觉到CEO们通过控制信息流，影响到多数董事的勤奋效率。关于董事会的内部工作，管理支配理论的涵义是即使是完全服从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成员，也要受高管影响，也可能只问非常容易或不唐突的管理问题。此外，这种理论认为审计委员会一般会作为管理者的同盟行事，这与审计师与管理者的关系相对。
(三)制度经济理论 制度经济理论考虑全套包括制度环境在内的组织动态和形式结构，该结构的行为者在这种动态展示之中。DiMaggio andPowen(1983)认为制度随时间推移和组织的同构过程变得相似，就像组织逐渐适应与周边组织更加接近一样。同构通过三种途径出现：强制，规范和模仿。强制同构的例子是SOx对独立审计委员会成员下达指令，使所有上市公司都有具有相同特征的审计委员会，而不管这些公司所处的具体环境。Kalbers和Fogarty(1993)发现一个强的组织宪章或命令、协会支持(管理和审计员支持的信息和一个由高管理层支持的环境)和努力能够提高委员会的效率，并且认为，审计委员会成员在一个协会化的环境里经营，他们依靠彼此之间的关系实施自己的权力。Fogany和KalbeIs(1998)提出一种检验代理理论的测试用于解释审计委员会的有效性。他们无法展示审计委员会有效性和代理理论因素之间的密切联系，也无法证明制度经济理论关于审计委员会们可以以形式存在的假设。Gendron et al.
(2004)采访了两个公司的审计委员会成员和外部审计员，发现审计委员会成员在审计委员会会议上，在其他到会者眼里达到合法的方式是受他们提出问题的能力、与外部审计者私下见面的程度、以及审计的形式和实质内容影响的。Gendron研究结果表明审计委员会会议履行符号和实质两个目的。最后，Holder-Webb(2008)进行了品行规范的内容分析研究来找出在SOX的第406部分(2002)后集中展示的品行规范是否要求上市公司要么公开品行规范要么给出其没有该规范的原因。关于董事会成员的内部工作，制度理论的涵义是审计委员会成员将与其他机关行动相符，并且审计委员会将随时间推移逐渐变得与同一产业之内其他机构相似(Orton：Weick，1990)。审计委员会的重要性和效率在治理过程中可能会基于控制治理过程的组织观点而发生变化。外部独立董事的重要性在在代理理论起主导作用且强调监管的治理体制中会更加增强。
三、审计委员会制约有效性与公司治理选择
(一)内部控制评估 首先，SOX(2002)的404部分审计员在评估和测试内部控制方面的责任。审计员对这些责任的领域和性质的看法，将随前面描述的审计员预订的监管观点发生变化。先前的研究大多数集中于外部与代理或监视相关的可测的措施(1arcker et~.2007)，并且在与会计审计相关的控制研究中具有档案研究方法的优势。相反，资源依赖性的焦点将引导审计员考虑公司的机制以开发有效的战略和控制经营风险。管理和董事会博学的的成员之间的协同作用关系(不管独立)在实现这些目标上被看作是有价值的。然而，公司可测的措施或者其董事会对战略和风险管理的重视很难用上档案方法。供选择的研究方法，如在实验中可以对强调董事会监视作用的策略在实验上进行操纵(cohen等，2007a)，能提供仅以档案方法依靠公开地可利用的数据无法获得的有用的见解。其次，审计员支持的管理支配理论在选择过程将导致对董事会和审计委员会成员选择过程和行为的控制。关于审计实践，审计员也许会使用更多的专业怀疑，如果他们察觉到高管层控制选择过程来提升那些与他们紧密结盟的成员。他们也许会调查为什么董事会和审计委员会很少参与对管理行动的质疑。进一步，实际上在管理掌控之下的审计委员会也许仅仅是敷衍的关注于一些机制，例如举报程序的有效性，该程序产生于对可靠控制和有效财务报告有害的公司文化。这些评断可能进一步引导审计员去估计更高的控制水平风险，这也许会导致内部独立测试的增加。如果这些风险超出允许的界限，或者审计不可能以经济有效的方式进行，审计员也许会集体选择拒绝审计。最后，制度经济理论将引领审计员集中致力于对遵照规则和章程正式机制是否是到位地。如审计委员会仅包括独立成员，都有财务知识和一位财务专家，是像在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中指定的那样的?审计委员会是否频繁地见面?这些是公司遵守期望准则的全部的正式征兆。审计员必须同时避免过份注重形式而忽略实质，因为审计委员会可能符合这些要求并且仍然不保证当需要保证财务报告是高质量时努力和询问的方式必要面对管理。关于内部控制的有效性，与协会理论的预言是一致的审计委员会将礼节性地致力于遵从内部控制的“清单”方法，而不是去探求控制是否是有效的且不被管理左右的“实质”。
(二)财务困境和审计师的持续经营意见 在代理理论中，CarcelloandNeal(2000)认为并找到证据证明，独立的审计委员会成员比非独立的更支持审计师给有财务困难的公司开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CarceHo and Neal(2003)也发现当审计委员会成员独立时，倾向于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审计师，比审计委员会不独立时，更不易被解雇。Hillman et al.(2000)提出了对独立董事在资源依赖框架中可以扮演的不同角色的分类。Hillman et al提及的对董事的四种分类包过内部成员(例公司当前或者是以前的官员)，商业专家(例其他公司当前或以前的CEO，产业专家)，支持专家(律师，公共关系专家)和大众影响者(政治家，大学教员)。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是去测试是否具有特定的监管者类型的公司，在有较强资源依赖委员会的行业中，与同意行业的其他公司相比不大容易陷入财务困境。如一个银行和房地产工业专家占高比例的的债权人，可能会较少陷入跟从事非主要贷款行为有关的财务困境。持续经营不确定性观点提出了公司和资本市场的重要风险：错误地估计公司持续经营水平导致公司、审计师和市场参与者的高费用。审计委员会独立性是确定一个审计师是否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报告的重要因素(carceHoandNeal2000)。此外，研究表明在理解审计委员会在财务报告质量中的角色时区分形式上独立和实质上独立是至关重要的(Carcello et al 2007)。这种区别在管理支配理论和制度经济理论环境中被放大；如果审计师没能把与独立性表现相关形式因素合并，或是没能合并一个看起来独立的监管者事实上受管理支配的可能性，他们将极有可能错误的估计董事会的真正洞察作用。对董事会影响的过分依赖可能会导致过高估计董事会规范无效管理行为的能力，随后导致产生错误的持续经营观点的风险增加。
(三)治理和审计过程 Carcello et al。2007a证明审计师对董事会在他们的风险评估和随后的程序计划判断中的代理和资源依赖角色都很敏感。有狭隘的监督思想的董事会可能无法有效地评估管理战略计划。而致力于战略、产品和科技风险的董事会可能被要求更有效的解决象投资价值估计和产品报废这样的难题。审计师和审计研究者，因此，需要超越狭隘的监管视角，考虑更宽泛的公司治理“马赛克”，不仅包含审计委员会，还包括董事会和其他关键监管。从多重管理观点中测试审计过程能够导致审计师对会计估计的质疑。如在审计坏账估计时，审计师可以，在理解委员会成员独立性为估计提供高质监管(就像代理理论预计的那样)并且有资源依赖的成员提供能减少商业风险和对销售的负影响的产业专门知识和战略支持时，更加轻松。从理论角度，检测会计估计撤回判断这样的问题时，应该考虑在投资估计决定上的困难方面。而基于代理的研究者可能仅仅会考虑预计什么判断会被撤回的独立性的问题，研究者可能也会考虑有资源依赖的委员会对战略和会计估计发展的影响。对审计战略系统方法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混合的(O’DonneUand Schuitz 2003.2005).一项有趣的研究表明，如果审计师更多的关注董事会在可会策略决定制定和控制整体商业风险时的实质角色，那么战略系统审计有可能更有效。如果董事会履行所有独立和行为的管理要求(使用代理理论研究者测试的主要变量)，但是仍在管理掌控之下(管理支配)或者很少履行象征角色(制度经济理论)，那么研究者也需要掌握委员会的战略重点(RD观点)去帮助理解财务报告中对材料错误报告的保护和发现。对审计师一顾客争端解决的研究(如见DeZoort et al 2003)，可能也会从考虑多重组织理论中受益。NT and Tan (2003)发现审计师会在会计标准模棱两可的情况下，当强的而非弱的审计委员会在职时，担任更强的职位。问题是什么时候审计师能
够有效地依靠审计委员会的监管作用(Kfishnamoorthy et al.2002；Gibbins et al.2007；Cohen et al.2007b)。从时间和研究两种导向来看，对代理理论观点的重视都可能削弱审计过程的有效性，因为代理理论通常强调外在形式(如监管者首先要是非附属的)而不一定要获取董事会或审计委员会的在必要时提出探查问题和面对管理时的监管活动的真正实质(M审计委员会Avoy and Millstein 2004；Cohen et al.2002)。从审计实践角度，管理支配理论表明审计师应该确定管理与董事之间的私人关系，并检测在董事会重选之前进行的确定委员会候选人的委员会提名过程。如果CEO影响大量董事会成员的选择，那么董事会就会过度的倾向于支持CEO，因此会削弱董事会提供有效监督的能力。这也说明研究者需要控制管理对委员会成员选择的影响。从制度经济理论看，创业者应该意识到董事会可能会从事礼仪性和象征性的活动主要是向外部部门传递这样一种信息，即治理控制已经到位，管理要求已经达到。因此，那些研究审计和会计争端如何解决的审计研究者应考虑审计委员会是否被赋予了实质的权利。理解真正的权力动机能够加快审计理论研究的发展，且给调查审计师在有争论的问题上成功的面对管理的能力的研究带来改善(DeZoort et al.2002)。
三、结论
本文从审计角度评论了对研究公司治理有用的不同理论观点。在会计审计传统的治理研究的重点是从代理理论成就衍生出来的结构因素。本文认为该重点虽然有用却过度严格，因为它忽略了治理结构发展的环境因素。因此提出了三种可选的理论观点，为从事公司治理调查的会计审计研究者提供了有用的视角：资源依赖理论(策略观点)，管理支配理论(防御观点)，和制度经济理论(法制观点)。这些观点对挖掘Cohen et al(2004)提出的治理马赛克中各种因素的联系是有用的，Cohen建议同时考虑影响公司治理机制的各种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关系。对于审计实践，依据管理支配理论来考虑问题，审计师展示对一个管理提出的重组计划的职业怀疑是非常重要的。受管理影响的董事会成员可能会例行公事般的支持重组计划而不会去质疑他们。依据制度经济理论的观点，管理要求向股东传递重组是重要的的信号。因此，可能管理会有象征性的震动，并且董事会最终也不会得到有效改善。有较强资源依赖性的委员会可能会增强成功扭转的可能性。检测错误的持续经营报告以及为什么有些公司比其他公司更容易扭转的审计研究，在发展似说测试结构研究设计时，应该保证对这些可选择的理论观点的严格的认识。
(编辑 聂慧丽)
作者：李 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