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政治心理研究论文

摘要：当代大学生的政治观及政治心理已经成为世界各国非常关注的问题。我国正处在社会的转型期，大学生的政治心理关系到未来的政治稳定和政治的良性发展。采用问卷调查法，实证分析当前我国大学生的政治认知和政治参与等方面的政治心理，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加强思想理论课的实效性和实践性改革，成立学生党支部和思想政治理论社团等培养学生积极政治心理的建议。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公务员政治心理研究论文 (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公务员政治心理研究论文 篇1：

优化基层公务员成长外部环境

摘要：县域政治生态作为基层公务员成长的外部环境，在某种程度上对基层公务员的成长过程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在社会转型时期，一些新旧问题如落后政治文化的遗留、选任机制存在的弊端、基层公务员精神懈怠、利益裙带关系、个体和集体关系失衡以及权力高度集中等在某种程度上会交织呈现，这些问题可能导致县域政治生态系统陷入恶化境地，并成为基层公务员成长的现实障碍。考察导致县域政治生态恶化的影响因素，并着力通过搭建文化体系建设平台、优化基层公务员任用机制、把握党性教育行动路径、实现县域政治生态法治化、推进县域政治改革创新、治理“一把手”综合症状等多重方式，可以从源头上重构县域廉洁政治生态，为基层公务员成长搭造助力阶梯。

关键词：县域政治生态；基层公务员；成长环境

好干部不会自然而然产生，成长为一个好干部，一靠自身努力，二靠组织培养。组织培养过程应以加强组织建设为前提，积极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成长环境，即“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

一、县域政治生态：基层公务员成长的现实土壤

县域政治生态作为一种政治领域的关系状态，聚焦于县级政治体系内部各要素的相互影响所形成的生态环境，主要体现为一种整体的从政环境或政治风气。县域政治生态作为一个系统环境，是基层公务员成长的外部环境，外部环境与个体相互作用，对基层公务员个体素质与能力具有影响是必然的。实践证明，县域政治生态环境作为基层公务员成长的影响因素，决定着基层公务员个体素质与整体队伍能力的提升，而干部队伍素质的优劣，也会反过来作用于县域政治生态形成过程。人的行为与个性特质以及环境特征相关，个性特质与环境特征相互作用，并促使某些个体行为产生，并影响个体成长过程。基层公务员处于一定县域环境中，虽然没有与动态变化的政治生态环境建立有形契约，却依然会从自身利益出发寻找内在心理契约，形成一种隐藏的约束或互动“焦点”。这种具有内在诉求的心理契约是否可以最终履行，并实现干部个人与组织整体的共振，在某种程度上受政治生态环境影响。基层公务员成长过程需要一种可以满足其需求层次的县域政治生态环境所提供的养分。可以说，有序、和谐、合理、公平的县域政治生态，可以促进具有共同特质的基层公务员健康成长，并使带有某些特质的优秀干部获得不断上升的空间。

县域政治生态环境与基层公务员成长过程是相互关联的。基层公务员个体成长的结果又往往间接影响基层公务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和能力，这种能力的变化进一步影响县域党组织与县域其他领域的关系，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县域政治生态廉洁程度。具体来说，县域政治生态影响基层公务员的理想与信念。由于个人的办事风格是在工作实践中不断积累，并与所处环境不断进行信息交流而逐渐形成的，县域政治生态也影响基层公务员的作风与意志。

二、基层公务员成长现实障碍：县域政治生态堪忧现象

（一）文化流毒滋生县域政治生态“雾霾现象”

文化為政治发展提供一种稳定的心理基础。就县域政治发展而言，以家族、血缘和地缘关系为基础的村落文化深刻影响着县域政治生态的心理结构。村落文化以社会关系网络为基础资源，往往与县域环境其他政治文化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独特的县域文化，并对县域政治生态产生潜在的负面影响。当前，某些县域政治生态内弥漫着各种遗留的落后政治文化，例如“官本位”“人治化”“权力崇拜”和“潜规则”等。这些落后政治文化是传统文化扩张和外来文化侵袭等因素叠加所形成的复合体，即受文化转型紊乱和文化认同危机的客观影响，也受党员干部政治文化底蕴缺乏等主观因素影响。基层公务员政治文化底蕴不足主要体现在对传统历史经典认识不足，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解不透，对现代执政理念认识淡薄。进一步讲，落后政治文化得以存活的根源在于基层公务员政治修养欠缺，这也是干部成长的主要障碍。

（二）选任弊端破坏县域政治生态“中枢神经”

一个地方政治生态堪忧，往往可以从选人用人上发现问题源头。选任机制不健全，干部选拔任用的相关制度就可能被“架空”，导致选任“硬杠杠”的“阀门”失守，某种程度上助长拉帮结派等选任的不正风气。从而形成“山头主义”或“小圈子”等利益共同体，导致清正廉洁、群众拥护的好干部被“凉拌”。由于监督约束成为“软棉花”，“增量”腐败继续存活，“四风”问题时有发生，良好的政治生态很难形成。一些价值观迷失乱象在不同程度影响着基层公务员的思想和行为，成为促使县域政治生态进一步恶化的精神因素。

（三）精神懈怠侵蚀县域政治生态“免疫系统”

“风起于青萍之末”，不正风气盛行源于基层公务员精神懈怠，这也是基层公务员成长所面临的一个现实障碍。基层公务员面临业绩难出、危机难控、群众满意度低的现实困局，问题的根源往往不是“硬能力”不足，更多是“软能力”缺失，例如价值取向、作风修养和政治信仰等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软能力”不足与政治生态不良有一定程度的相关性。某些基层公务员道德陈腐或精神萎靡的主要根基往往是世界观和人生观出了问题，精神荒漠化、人格低矮化对其他基层公务员精神懈怠具有诱导作用，从而导致县域整体政治生态不良。

（四）利益裙带关系污染县域政治生态“血液系统”

“人们奋斗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相关”，“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在社会转型期，县域内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社会不公、权钱交易、贫富差距等现象。利益矛盾是恶性政治生态产生的深层诱因。对县域政治生态进行本真扫描，会发现“差序格局”的乡土社会所呈现的利益格局很难被打破。基于“经济人”利益最大化驱使，基层公务员行为很容易被这种盘根错节的固化的利益格局所束缚，畸形的利益取向则可能扩散并污染着党内政治生态。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受困于体制机制不完善所孕育的种种错综交错的灰色特权利益链条。基层公务员一旦被这些链条所捆绑，则很难冲破利益联盟的拉拢。党内政治生态“退化”带来的这种利益流弊，归咎于利益分配制度的失衡所导致社会阶层分化加剧，促使利益价值取向发生偏离。利益固化藩篱的阻隔以及利益诉求渠道的不畅阻碍了基层公务员健康成长。

（五）个体和集体关系失衡带来县域政治生态蝴蝶效应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干部的个体权利与被授予的政治权力并未形成一种平衡状态，干部个体权益诉求并未得到公开的承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处于一种被压抑状态。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后，干部个体利益逐渐得到承认，但市场力量往往通过赎买政治系统内干部的方式来寻租权力，在这种背景下，部分干部所掌控的由公民所赋予的公共权力异化为个体权力，从而将公共利益以隐蔽的方式转化为个体利益。加之，政治系统中的干部充当裁判员与运动员双重身份，这便为基层公务员通过其他方式寻求自我满足提供了捷径，从而造成整个政治系统发育不良。

（六）权力集中导致县域政治生态沉疴累积

在某些县域管辖范围内，“一把手”甚至可以一锤定音行使有如“土皇帝”般的权力，这些“一把手”的权力缺乏相应的制约力量。市场投机力量不同程度抱有“琢磨事不如琢磨人”的意识，想方设法在“一把手”弱点软肋上下功夫，观察周围领导的喜怒哀乐以便投其所好。上级监督鞭长莫及，内部监督走过场，群众监督难符其实，“一把手”违纪违法“前赴后继”现象时有发生。

三、优化县域政治生态：基层公务员成长有效路径

“标本兼治，净化政治生态”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做好2016年党的建设工作的五大任务之一。池水污染了，水中的鱼病了，给鱼治病的同时，净化池水更显重要。只有县域政治生态获得改善和净化，消极腐败现象滋生的土壤从根本上得到铲除，基层公务员才能健康成长。“干部清正、政府清廉和政治清明”的县域政治生态环境是基层公务员成长的有利条件，对此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构建廉洁的政治生态，为干部成长提供现实路径。

（一）搭建文化体系建设平台，筑牢县域政治生态的文化根基

涵养一个好的政治生态，文化是先导。在社会转型时期，党纪法规需要匹配的信仰、道德、习俗等政治文化体系的强有力支撑。为此，要保障干部成长、消除县域政治生态“雾霾”，必须做到以下几点。首先，构建文化导向机制和文化教育机制，以提升基层公务员对先进文化认同度，持之以恒地推动多重政治文化有效对接和科学衔接。其次，丰富和创新先进政治文化活动载体，加快构建风清气正和为政清廉的新型政治文化。再次，培植基层公务员精神家园，提高现代政治文化影响力和覆盖力，补足基层公务员精神内需，培育县域基层公务员的新型公务伦理。最后，完善先进文化系统建设，加强廉洁文化、道德文化、激励文化等文化子系统建构，使优良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文化理念合理融合，打牢县域政治生态的文化“压舱石”，引领基层公务员坚守理想信念，培育干部健康成长的文化之“钙”。

（二）完善基层公务员任用机制，更新县域政治生态造血功能

正确的用人观不仅是优化政治生态的内在要求，也是干部成长的基础保证。由此，优化县域政治生态，应合理构建基层公务员任用机制，使其具体化和常态化，为廉洁干部成长建立长效机制。中共中央颁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是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基本规章，其基本精神就是要“用好的作风选人，选作风好的人”，这是选好人、用准入的关键。政治上不靠谱、与党或群众离心离德的人即使能力再大，也不能给予重用。应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原则，严格执行民主推荐程序，没有经过群众推荐和组织考核的人员不能被例入使用对象。建立健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制度，加强对基层公务员工作的监督，落实群众对干部选拔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严格实行基层公务员责任追究制度，对用人失察失误造成严重影响的，坚决追究责任，对于情节严重的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三）把握党性教育行动路径，构建县域政治生态自净机制

“做官先做人，从政先立德。”基层公务员要不断增强自身的党性，党性教育是提升公务员党性的重要途径。首先，坚持党性教育的科学性。将红色考察或理论宣讲相结合，有效运用诫勉谈话或警示处置等手段，全面提升基层公務员的公德心、忠诚度和自觉性。将党性分析与组织生活有机统一，通过“三严三实”“两学一做”“周末大讲堂”“微课堂”等方式，切实净化基层公务员思想灵魂。其次，增强党性教育的实践性。切忌那种飘在半空、难以触摸的党性教育培训方式，避免不通“天线”或不接“地气”的实践活动。再次，提升党性教育的针对性。根据基层公务员的不同特点和要求，紧密联系基层公务员的工作实际，有针对性地开展培训活动。

（四）实现县域政治生态法治化，净化县域政治生态系统空气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指出：“要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让法律制度刚性运行”。县域治理法治化是防治腐败、重构廉洁政治生态环境的基本依托。基于现已构建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群众支持参与”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从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入手，在法治框架下查处现存的各类恶化县域政治生态的问题，使县域治理走向规范化、制度化和法治化，这是净化和重构县域政治生态的根本方向。要强化法治的实施力度，限制和规范公共权力的运行范围、运行方式、运行条件和运行程序，最大限度地压缩滋生不良风气的空间。此外，提升基层公务员队伍整体法治意识，教育引导基层公务员学法、知法、守法、用法，使其在重构政治生态的过程中，发挥自身作用，不断提高依法执政的能力。

（五）推进县域政治改革创新，拓宽县域政治生态廉洁建设空间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纪委三次全会上指出：“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必须深化各领域改革”，“要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由此，应推进县域内各项方针制度层面的改革创新，促进县域政治改革人本化、公正化、科学化、民主化。首先，完善化解利益矛盾的政治沟通机制，以此疏导群体利益冲突，协调利益纷争，保证下情如实上达、上情顺利下达，避免政治生态被破坏。通过合理分配社会财富，使县域经济改革措施受到群众的认同，提升县域政治的稳定性。其次，通过“网络问政”等形式，拓宽群众政治表达的吸纳与回馈渠道，逐步完善网民参政议政配套制度。健全党委政府与网民的经常性沟通对话机制。再次，创造务实、清廉、高效的服务氛围，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改革，简化行政审批程序，优化办事流程，减少政府不适当的干预，为净化政治生态打牢基础。

（六）治理“一把手”综合症状，发挥县域领导班子团结作用

塑造良好的县域政治生态需要特别重视提高“一把手”的道德素质，使其政治行为合乎道德要求。县域政治生态恶化问题往往由于权力过分集中的“一把手综合症”所导致。那么，防治必须对症下药，以制度创新来弥补制度缺陷，建立一套充分发扬民主、便于制约监督的机制。首先，根据领导班子的工作性质、人员构成和其才能、特长，来进行班子人员的组合，发挥整体优势。这样会有效调动领导班子整体积极性，避免“一言堂”现象。其次，健全党内民主机制，落实重大决策的“票决制”，最大限度发挥群体智慧，促进领导班子团结，为干部成长构建一个风清气正的环境。再次，完善巡视制度长效机制，建立健全巡视汇报、意见反馈、落实整改等方面的配套制度，做到短期巡视与长期监督相结合，提高监督工作效率。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坚持从严治党落实管党治党责任，把作风建设要求融入党的制度建设[N].人民日报，2014-07-01.

[2]王伟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l N.2015-03-21.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67.

[4]张大共.关于法治反腐的思考[EB/OL].http：，/dangjian.peopk.com.cn/n/2014/0116/c117092-24134903.html.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六）[EB/OL].http：Hcpc.people.com.cn/n/2014/0806/c164113-25413247-3.html.

责任编辑陆昱

作者：马正立

公务员政治心理研究论文 篇2：

探析基层党组织管理和工作创新的途径

摘 要：当代大学生的政治观及政治心理已经成为世界各国非常关注的问题。我国正处在社会的转型期，大学生的政治心理关系到未来的政治稳定和政治的良性发展。采用问卷调查法，实证分析当前我国大学生的政治认知和政治参与等方面的政治心理，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加强思想理论课的实效性和实践性改革，成立学生党支部和思想政治理论社团等培养学生积极政治心理的建议。

关键词：大学生；政治心理；思想政治教育；基层党组织；工作创新

大学生是社会的精英群体，大学生的政治心理会随着社会的转型不断变化。他们的政治心理关系到我国未来的政治稳定和政治的良性发展。本文采用王浦劬等学者关于政治心理的相关理论，对大学生的政治认知和政治参与进行调查研究，以便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提供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使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做到有的放矢、不断创新。

政治心理（political psychology）是心理学有关概念在政治学研究中的应用。王浦劬教授认为，“所谓政治心理就是社会成员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对社会政治关系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政治行为、政治体系和政治现象等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的一种自发的心理反应，表现为人们对政治生活某一特定方面的认知、情感、态度、情绪、兴趣、愿望和信念等等，构成了人们政治性格的基本特征”[1]。研究大学生政治心理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引导作为政治人的大学生形成健康进步的政治心理。

2012年6月，笔者在秦皇岛数所高校进行大学生政治心理问卷调查。调查对象为重点和普通二本院校的全日制大学生。总共发放500份问卷，回收450份，有效问卷435份，样本包含了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的学生，随机性较强，保证了后面分析结论的可靠性。①

一、大学生政治认知现状

政治认知是人们对政治事务的主观反映，它既包括事实性认知，也包括价值性认知。笔者对大学生对民主制度、国家大政方针以及大学生政治参与方面的政治认知进行了调查。

（一）认同政治民主制度，但对民主政治状况不满意

对政治制度设置的认知，包括对横向、纵向的制度架构，如各级各类国家机构及其官员，以及对各种政治制度规则，如宪法、行政诉讼法等的认知。表1显示，68.6%的学生认同人大代表选举制度；76.6%的学生表示“我很了解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民的政治权利和义务”；也有24.1%的学生认为“政治民主并不重要，只要能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平就行”。大学生处于政治心理的日臻成熟期，一方面能比較理性地看问题，但由于当代大学生社会实践经验尚浅，政治心理及政治观的主观成分较多，因而对现实社会政治容易产生不太客观甚至是偏颇认识。在调查中，有部分同学对民主状况不满意。

（二）对国家大政方针政策比较了解，但政治情感上存在矛盾性

政策是国家在一定时期，针对一定现实问题所制定的对策或措施。对参与者而言，对政策执行还是抵制，取决于自身对政策的了解和认同程度。对国家政策、政治理论的认知情况进行调查，结果显示（见表2），62.5%的学生表示对党和政府现行的方针政策比较了解，也有37.5%的学生对国家政策一知半解或茫然无知；29.5%的学生以政策是否对己有利来评判政策好坏，说明缺乏起码的政策评价标准；81.9%的学生赞成政府的民生政策；一半的学生感到社会丑恶现象让自己对国家政策失去信心，这让他们出现消极的政治心理，容易出现政治冷漠态度或者消极参与行为，甚至主动放弃政治参与；87.1%的学生对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就业政策了解和赞同，这说明大学生对与自身利益相关的政策比较主动。

（三）四成学生认为大学生对国家政治事务参与起不到作用

关于“大学生对国家政治事务的参与起不到多大作用”的调查结果：均值3.5，标准差为1.258。57.6%的学生认为大学生对国家政治事务的参与能起到作用，也有42.4%的学生认为大学生参与国家事务没有作用。阿尔蒙德在《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中，把“政治主体对自身在政治关系、政治过程中的地位、作用以及权利、义务的认识”这一层次的认知分为“村民性认知”、“臣民性认知”和“公民性认知”三个种类[2]。以此看，很多学生还没有达到“公民性认知”层次，还处于“村民性认知”、“臣民性认知”阶段。

从对政治认知的调查结果来看，大部分学生政治认知基本正确，认同我国的民主制度，了解国家的大政方针尤其是与自身利益相关的政策，认识到大学生参与政治的作用，但部分学生政治认知肤浅、感性甚至偏激一些。

二、大学生政治参与现状

（一）缺少参与机会

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还在逐步的完善当中，大学生文化素质相对较高，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积极推动力量，其对政治的关注和参与，有助于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政策的合理化。对“你对目前提供给大学生参政、议政的机会、途径满意吗？”调查结果显示，有38%的学生对给大学生的参政议政机会不满意；“你是否参加过人大代表的投票选举，如果有，那么你投票的动机是什么？”调查结果显示，在参与过投票活动的学生中，只有37.5%的学生希望选出真正代表民意的代表，32.2%的学生是例行公事地行使权利，14%的学生随大流，再有7.6%的学生是不去不行才去的，还有8.7%的学生从未参加过选举；对于其他的政治参与活动，调查结果，见表3。

表3显示，对于是否“经常参与政治活动”，有70.1%的学生是否定的；88.1%的学生非常关心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86.4%的学生积极参加党团活动；67.8%的学生渴望将来成为公务员；62.8%的学生不喜欢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表明在校大学生对不同层次政治参与态度不同，对于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与自己关系比较密切的政治参与活动很热情，大部分学生都能够主动参与进去，而对于那些离自己较远，且没有什么利益关系的政治参与则表现出政治冷漠的倾向。大学生的政治冷漠现象，一方面是由于在校时期政治参与机会较少，另一方面也由于他们的政治主体意识缺乏，这与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有关。

（二）网络成为表达政治诉求的主要平台

大学生群体已经开始利用遍布网络的论坛、BBS等发表政治言论，表明政治观点。在某种程度上，网络已成为大学生传播政治信息、引发政治讨论的主要渠道，很多政治事件以及后续的争论都是最先在网上成为大学生的关注热点的。对“表达政治意愿的途径”调查结果，见表4。

表4数据显示，大学生日常政治参与的载体途径从多到少依次为微博（164人）、党团活动（150人）、BBS社区（70人）和理论研讨会（37人）。这说明微博和党团活动是大学生政治表达的主要途径。与马家峰、余芝云（2012）研究结果“理论研讨会和党团活动目前依然是大学生政治参与的主要载体”有所不同[3]。

（三）入党动机偏向功利

近年来，在校大学生中党员比例逐年增加，学生入党积极分子队伍也在不断壮大。对“你递交入党申请书了吗？如果有，你入党的动机是什么”的调查结果：435人中有412人提交入党申请书，对入党动机调查结果见表5。

表5显示，大学生入党积极性很高，反映了当代大学生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向往和追求，也反映了当前校园浓厚的政治气氛和当代大学生高涨的政治热情。但不可忽视的是，大学生入党动机错综复杂、参差不齐。访谈中也发现有部分学生入党的功利化动机十分明显，如“能入尽量入吧，以后就业升职能用得着”，因为信仰共产主义而入党的学生并不多。

总体看，大学生政治参与状况较为积极，入党积极性很高、关心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渴望有更多的参与机会，但也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政治冷漠现象。

三、基层党组织培育大学生积极政治心理的有效途径

高校基层党组织是高校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党的教育路线和方针、教学改革和发展、人才的培养，都要由它们具体贯彻落实。培育大学生积极的政治心理，高校基层党组织同样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一）塑造良好的政治文化环境

高校是大学生学习政治理论知识的主要场所，是大学生进行政治参与的主要阵地，因此高校对于大学生的政治教育对于改善和优化大学生的政治心理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调查中发现，在大学生的政治参与方面，一些学校的态度较为消极，并不鼓励和引导大学生的政治参与行为。学校内部和学生社团在思想上对大学生政治参与的重视不够，且在组织上和制度保障上都不足，给大学生提供的政治参与机会很少。高校要认识到大学生政治参与的需求，对大学生政治参与的态度变限制为引导。高校教师掌握着理论的前沿，他们是理论的传播者，肩负着引进和创新并推广先进政治文化的任务；还可借助各种社会力量，引进社会上的能人贤士、学者、专家担任兼职教师，促进大学生的积极政治心态的形成。

（二）与思政课教师合作，加强思想理论课的实效性改革

1.近四成的学生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没用

对“政治理论课枯燥无味，对自己没用，不用花心思学习”的调查显示，均值3.6，标准差为1.070；37.3%的学生对于目前高校开设的思想政治课的学习比较冷漠，认为对自己没用，不用花心思学习。说明高校政治思想教育缺乏实效性，未能充分发挥应有的教育效能。有研究者认为，近年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缺乏实效性，课堂上的政治理论教学缺乏时代性，是造成大学生政治逆反心理的客观因素[4]。

对思想政治的教育不同于对其他理论的教育，张耀灿在《思想政治教育学前沿》一书中曾讲过：“对于个体来说，其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最大原动力来自于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需要，需要产生动机，动机支配行为。如果教育者抓不住受教育者的兴奋点，或者不能激发受教育者的需求，则很难引起思想上的共鸣。”[5]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的特点，必须要把思想和文化内化为大学生个人知识体系尤其是信仰体系的一部分，才能形成坚定的、科学的价值观，达到教育的效果。

2.充分发挥党员教师的模范带头作用

“对你的政治思想和政治价值观形成影响较大的人”调查结果表明，对学生影响最大的人是教师，其次是父母，再次是名人和伟人，最后是同学和朋友。大学生们的政治心态处在由不成熟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中，高校应该结合自身实际，发扬党员教师的模范带头作用，不断加強思想政治教育师资队伍的建设。教师不仅要具备较高的思想理论素质，而且能够通过自身的言行举止，在思想沟通、学习指导和人生感悟等方面给予大学生交流和指引，引领大学生的政治心态朝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发展。

（三）引导学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实现认识上的飞跃

政治理论知识的学习归根到底是为了指导实践。针对目前大学生的心态和大学生对改革的情况了解不多的实际，应组织学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走出校园，走进社区，走进农村，了解当前社会发展情况，从社会实践中理解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提高大学生对党和政府工作的信任度，增强其在政治生活中主体参与的效能感，提高政治鉴别能力、政治思考能力和政治参与能力，也有利于形成正确的政治心态。

（四）建设学生党支部和思想政治教育社团

近年来，随着高校学生党员的规模不断扩大，学生党员教育管理和发展党员工作的任务愈加繁重，在部分高校存在着学生党员发展上“重数量，轻质量”、“重发展，轻教育”、教育与管理不到位的现象。高校基层党组织可以通过组建学生党总支的形式，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一是加强对学生党员的教育、管理、监督和服务工作；二是做好学生入党积极分子和学生预备党员教育培训工作。还可以团结带领广大学生刻苦学习、努力实践、勇于创新、全面成才。

另外，为发扬学生学习政治、关注政治的积极性，组织学生成立政治学习小组等组织，尤其应该鼓励学生成立“马列主义研究会”、“邓小平理论研究会”、“政治文明研究会”等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学术团体和组织。社团活动可以以新近发生的政治事件、突出的政治人物、国家最新的政策和制度等为背景，发动学生积极思考。

（五）对网络信息的辨析与使用

互联网的发展使大学生获取政治信息的途径更加多样，接受教育的方式也更多样。对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政治心态而言，网络可以作为我们传播正确政治观念的宣传阵地，也可取得传统思想政治工作不能达到的效果：一是信息量大，传播速度快，网络上大量随时更新的社会、政治信息，方便学生获取和探讨；二是提供了一个自由交流政治思想的领域。如进行网上思想探讨、热点问题在线辩论等，这能使学生更加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参考文献：

[1]王浦劬.政治学基础（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M].徐湘林，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

[3]马家峰，余芝云.当代大学生政治心态现状实证分析及引导对策研究——以福建省六所高校为例[J].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2012，（2）.

[4]严国方，廖信伟.当代大学生政治心理浅析及教育对策[J].赣南医学院学报，2008，（5）.

[5]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前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姚 丽）

作者：曾晓娟 闫学军

公务员政治心理研究论文 篇3：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公民政权认知取向变化研究

摘要：基于对1987和2016年中国公民政治心理状态调查的比较分析，发现中国公民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认同的取向上呈现出稳固高位和小幅上升的趋势，这种态势和变化趋势与改革开放30年间中国经济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具有高度的吻合性。进一步比较调查数据会发现，中国公民的政权认知取向内在蕴含着治理观念的转变，即由“人治”到“法制”再到“法治”的转变。这一转变表明，法治这一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而实现依法治国，无疑对中国共产党巩固执政地位具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改革开放30年；政治认同；政权认知取向；法治建设

1987年7月，公民政治心理调研组采取实证路径，首次对新中国成立38年来中国公民政治心理状态进行调查。通过这次调查，人们获得了对当时我国政治文化粗线条的认识，也让人们对政治过程与政治现象背后的社会心理有了较为清晰的感性认识。

自1987年的公民政治心理调查启动以来，时间已经过去了30多年。30多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稳步提高，日益活跃的多元利益主体积极投身社会政治生活之中，这些巨大的变化都是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所不可比拟的。2016年10月，我们组织了新一轮“中国公民的政治心理调查”，旨在研究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公民政权认知取向是否发生了转变？所发生的转变中哪些重要、哪些不重要？这些重要转变的内容又是什么？缘何发生这些变化？

为此，我们沿用1987年调查的基本问题，但对个别问题根据情况变化略作调整。相比较而言，此次调查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调查的人群类型多样。1987年调查发放问卷5000份，回收有效问卷3221份。调研数据涉及五类人群：工人、个体劳动者、知识分子、干部和农民。2016年调查发放问卷7000份，回收有效问卷5954份。调研对象涉及九类人群：大学生2325人（占39.1%）、教师795人（占13.4%）、公务员（公检法、税务局、物资储备局）674人（占11.3%）、事业单位人员61人（占1.0%）、新闻出版工作者253人（占4.2%）、国企员工（电力、煤炭、纺织、五粮液集团）1159人（占19.5%）、民企員工（民生银行和有关高科技企业）211人（占3.5%）、外企员工46人（占0.8%）和农民（含农民工）430人（占7.2%）。

第二，问题选择具有针对性。此次调查的问题围绕政治认同、政权取向、政治信任、民主意识、政治输入输出取向、政治能力与政治效能主题进行设置，这些内容都是研究政治认同比较集中的问题域，不仅具有学理性也具有现实性，还具有一定的历史延展性。

一、中国公民政权认知取向变化的实证调查与数据描述

我们期望通过对支配权类型理论模型的量化设计，测度在政治价值传统与现代化进程综合影响下，中国公民的政权认知取向与30年前的1987年相比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对中国公民政权认知取向的测度，通过以下几个项目呈现。

（一）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目标优先项的认识

从2016年被调查公民对政治体制（广义）改革目标的优先选项上来看，“对政府的监督机制”是20.0%公民的首选，明显高于1987年的6.67%，30年间从第7位上升为第1位。1987年至2016年间中国公民对整肃“党风与党纪”的选项比例稳定并略有上升，从第3位（9.38%）升至第2位（9.8%）；公民希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这一选项，也由1987年的第5位（7.22%）上升为第3位（7.1%）。后两个选项虽然在排序上只上升了一个和两个位次，但反映出公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直接监督权力行使的政治价值倾向，也反映了公民对于党和国家现代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建设的关注。“党内民主”和“选举制度”以及“行政与司法关系”，30年来数值比例十分稳定，与前三个选项内容相对应，这些数据反映了公民对于反腐败问题始终关注。

（二）对权力与权利界线的看法

在1987年的调查中，有68.25%的被调查者对政府不应干预个人私生活表示同意；到了2016年，已有82.4%的人表示同意，呈明显上升趋势。30年间同意的人数上升了14.15%，而不同意者则下降了14.15%，这一方面说明公民对个人隐私问题越来越关注，另一方面说明公民对自身的基本权利的诉求明显提升。而公民对于“虽然损害他人利益，但他人没有要求政府干预的事，政府不应干预”的态度（同意或不同意），与1987年的调查相比几乎没有变化，有着显著的稳定性。由此可以看出，公民已经认识到公权在公民私生活面前的有限性，反映了公民对权力运行实施有效约束与监督的愿望。

（三）对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认识

从2016年与1987年的调查数据比较来看，认为坚持党的领导是必要的分别高居93.2%和89.6%。历经30年，这个比例在稳定的基础上小幅上升，说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社会基础一直处于稳固的状态。

基于对以上数据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公民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支持度始终处于高水平状态。从两个选项的变化率（增加或减少的比率）来看，对党的领导选择信任的人群呈现上升态势的同时，对党的领导选择不信任的比例也呈现出下降的态势。公民的高度支持表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社会基础非常稳固。

历史与现实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核心地位。没有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不会有新中国的建立和新制度的确立；没有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不会有旧中国一穷二白面貌的迅速改变；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会有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以及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因此，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的唯一执政党，也是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力量。没有这种领导，就无法保障中国这一超大社会的稳定、改革与发展。

（四）对政治事件的留心取向

1987年的调查采用了个案百分比（大于100%），我们在表4中将其归为有效百分比（总计100%），被调查者1418人，对“政治局势的稳定或局部骚乱”的留心比率为14.2%，居首位，反映了当时公民企盼政治稳定的心态；对“经济政策的变化”“经济体制改革进展情况”的留心比率分别为13.7%、12.6%，反映了当时公民对发展经济和改善生活的迫切愿望。对“国家领导人的人事变动及健康情况”的留心比率也高达13.2%，显现出了当时公民浓厚的精英主义情结；对“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施”“政治体制改革进展情况”表示留心的分别为11.2%、11.7%，[1]虽反映了对法制较高的认同倾向，但还是弱于对精英主义的认同。

把2016年调查数据与1987年相比发现，公民的政治留心比率最高的项目是“政治局势的稳定或局部骚乱”，占比17.0%，比30年前提升2.8%；对“经济政策的变化”“经济体制改革进展情况”的留心比率分别为12.0%、10.9%，比30年前分别降低了1.7%、1.7%；对“国家领导人的人事变动及健康情况”的留心比率达13.0%，比30年前降低了0.2%；对“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施”表示留心的为12.3%，比30年前提升了1.1%；对“政治体制改革进展情况”表示留心的为9.0%，比30年前降低了2.7%。从这一比例数值来看，集中于政治领域的关注力与30年前相比确实在降低。

二、公民对中国共产党稳固的政治认同的原因分析

1987年和2016年的中国公民政治心理调查结果显示，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选项中，支持率分别为89.6%（1987年调查）和93.2%（2016年调查）。时间跨度长达30年，是什么样的力量始终支撑着中国人民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稳固政治心态？

第一，经济体制改革和党的执政方式调整。改革开放30多年来，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从非公有制经济是“有益补充”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实现了经济崛起，取得的经济成就超过了所有转型国家经济成绩的总和，与最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缩小。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执政方式的变化直接影响其执政地位的稳固与否。从干部退休制度的推行，到公务员考试选拔和电视直播厅局级干部公选；从依法治国成为治国理政方略，到“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入宪，再到提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从而与时俱进地改进执政理念、改善执政方式，使得民主、法治理念深入每一个共产党员的内心，进而影响了每一个中国人。与经济体制改革相联系的执政方式的调整，适应并主导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使得中国共产党赢得了民心，巩固了执政地位。

第二，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的坚持和加强。从党的理论建设层面来看，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从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到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再到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建设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特设社会主义，不断创新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这一系列理论创新，客观上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情宏观把握的理论认知，主观上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中国问题时居于主导地位，同时也对中国共产党凝聚中国力量的工作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这里必须从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加以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强大的自我净化能力。在改革发展的进程中，由于西方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因素的影响，党内少数干部、党员理想信念缺失，利用手中权力搞特权。对此，党从生死存亡的高度，持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及时清除党内肌体中的腐败毒瘤，从而大力加强党的建设。中国共产党敢于面对自身的不足，积极完善自身，这种自我反省、自我克制、自我革新，使得党总体上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稳固政治心态与公民对政治稳定问题的普遍关注直接相关。据1987年和2016年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公民对“政治局势的稳定或局部骚乱”的留心比率，在政治留心项目中均高居首位，前者为17.0%，后者为14.2%。在长达30年的时间跨度里，是什么原因没有改变中国公民对政治稳定这一问题的关注？

第一，传统政治文化因素的积淀。从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心理上看，注重和谐、一统、平安，这些文化心理内化为中华民族的政治价值，积淀成为中华民族的政治思维定势。无论时代条件如何变化，这一政治思维定势都深刻地影响着国人，凝結为中国国家始终如一的政治价值取向。

第二，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动荡不安。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处于激烈的动荡之中，列强入侵，农民起义，军阀混战，以及革命对反革命的斗争，导致政治局面极不稳定，现代化建设无从谈起，更激起民众渴望安定统一的心态。新中国成立后，先是顺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开始了全面社会主义建设，在较短的时间里建成了初步的工业化体系；后又遭受了历史的挫折，直到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才为实现民族复兴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

第三，当前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凸显。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所有制结构的变革，出现多种经济成分，社会阶层内部快速分化，利益矛盾和冲突上升，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如果这种状态持续下去，势必造成社会层级结构的失序，严重的话很可能引起社会动乱，这是绝大多数公民所不愿意看到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果来之不易，改革引起的问题还需要在深化改革中解决。在改革攻坚期、发展机遇期、社会风险期“三期叠加”的今天，保持社会政治稳定，保持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不中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可以为公民提供可靠的生活预期，对于每个公民来说，保持社会整体稳定就成为十分迫切的政治诉求。

综上所述，中国公民对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企盼社会政治局势稳定的稳固心态与当前中国社会的发展需求高度吻合。具体而言，公民的政权认知取向还是服从于国家、社会整体利益的理性与智慧选择。

三、中国公民政权认知取向的观念变迁

基于对中国共产党政权认知取向的梳理，可以发现有这样一种趋势存在。根据马克斯·韦伯的支配权类型①的划分，我们对公民政权认知取向理论模型也可相应地分为三种类型：传统型政权认知取向、个人魅力型政权认知取向和法理型政权认知取向。30年间公民对政权的认知取向，正在逐步经历从传统型与个人魅力型再向法理型变迁的过程，通俗地说可归纳为，即从“人治”到“法制”再到“法治”的过程。从时间上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97年党的十五大。这一阶段是“人治”思维向“法制”思维的转变。改革开放之初，个人魅力型政治理念主导着改革开放事业的进程，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逐渐深入，在保障市场经济活动稳定和秩序化运行的客观条件下，法制建设稳步推进，国家和社会生活各方面总体向有法可依方向转化，个人魅力型政治理念逐步向法理型政治理念转变。

第二阶段是从1997年党的十五大至2012年党的十八大。这一阶段可以说是“法制”思维向“法治”思维转变的重要阶段。党的十五大正式将依法治国提升为国家治理的基本方略。1999年“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被赋予宪法地位。“依法办事”的制度安排及运行机制不断趋于完善，法治观念逐渐深入人心。

第三阶段是从2012年党的十八大至今。党的十八大强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加快了“法制”思维向“法治”思维的转变和“法治化”的全面建设进程。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可以说是公民政权认知取向变迁的逻辑起点，这个转型由四个转变组成，即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从封闭半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全方位开放的现代社会转型；从农业化、乡村化社会结构向快速工业化、城镇化的社会结构转化；从传统人治社会向现代法治社会转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观念赖以存在的社会和经济基础逐一被瓦解，现代经济制度安排和经济运行机制建设的内在文化机制，逐步渗透到国家和社会的一切活动领域和运行机制之中。换言之，现代市场经济全方位的确立必然使传统的政治文化观念向现代政治文化方向发生结构性质变，公民传统型与个人魅力型政权认知取向的内在矛盾再次暴露，并开始分化、改组。

中国公民政权认知的现代转型，是基于社会结构转型与市场经济背景下的自觉。改革开放打开了国门，计划经济、个人崇拜等陈旧的思维模式被打破，人们在对过去的行为进行自我反省、自我解剖、自我批判中渐渐认识到，执政者政治权威的确立及其维系，不在于口头上始终说什么，而在于实际中一直做什么。这种转变唤醒公民不再以某种预设的抽象和“超凡魅力”，而是以执政党和政府的实际工作绩效，作为评价政治权威的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公民对执政合法性的认同日渐转变为对执政党和政府的实际工作绩效的认同。这种变迁不仅发生在小众的社会精英阶层，而且也发生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置身于政权认知取向转型的社会历史进程。

从经济层面看，2001年中国加入WTO，开始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对中国公民政权认知取向法理型变迁具有间接和微观的影响。从政策层面看，所谓入世首先是政府入世。WTO的规则多数与政府行为有关，政府的角色主要是依照公民的利益要求通过法定程序来制定市场规则、监督市场秩序、提供公共物品。[2]417在加入WTO前，我国的许多法律、法规、规章都不是参照国际规则制定的，加入WTO之后，难免与WTO协定和规则发生冲突。这就要求中国政府在限定期限内按照这个“经济联合国”的标准来调整自身的法律法规，同时也客观上要求政府公务人员调整自己的行政行为以适应WTO的规则，而这些意识都会通过入世后国家的各项立法与执法方向的相应改变，影响到公民具体的经济和社会行为。对于公民而言，WTO规则事实上就是经济的法治规则。由适应这一规则开始，中国公民政权认知取向也就相应地趋向法治化。可以说，中国公民具体经济行为适应WTO经济法治规则上升为公民对政权认知的观念，在内容上实现了由自为的经济行为规则向经济法治规则的转变，在价值上实现了过去由崇拜向理性的转变。

从政治层面看，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对中国公民政权认知取向向法理型变迁具有直接的影响。改革开放之初，推动上至国家下至公民的法制观念革新的动力主要来自于中国共产党，一是认真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二是尽快结束社会动荡，恢复社会秩序，三是加快经济建设和现代化建设。完成这三项任务的关键不约而同地指向了民主和法制问题。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3]146的民主法制思想，这一思想随后被写进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并确定为中国共产党今后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把法制建设提高到如此的高度，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还是首次，此后确立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载入“八二宪法”之中。1997年党的十五大第一次把“依法治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郑重地提了出来，并于2004年写入宪法，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进步和突破。

从法律传播的视角看，普法宣传和媒介引导是公民法理型政权认知取向变化中最具效力的渠道。从1986年至2000年，全国实施了三个五年普法规划，2001年12月4日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法制宣传日，全国各地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大力传播法律知识，公民守法的自觉性大大提高。另一方面，传播媒介的发展对于推动公民政权认知取向的法理型变迁的作用是非常强大的。它对公民政权认知取向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1987至2016年传播媒介发展的规模数量超常规发展，其作用于人口的范围从城市到农村，从发达地区到边远乡村几乎全覆盖，成为公民获取政治信息的主渠道，如今公民已经处于无所不在的传播媒介的影响之下。二是大众传播媒介工作理念和价值引导方向发生了变化。如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和《今日说法》栏目从开播之日起，就展开对权力与权利关系的新闻解读，用新闻事实说话，许多新闻选题直接切中民主与法治建设的要害，堪称中国法律文化传播和公民民主、法治和公正意识培养的好课堂。互联网在推进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上具有越来越强大的积极作用。通过网络对待决案件进行新闻报道、学界与公民的公开讨论，比如孙志刚、佘祥林、聂树斌案件等都是以新闻媒体报道促进案件依法公正判决的例证。可见，通过强有力的法律意识、法治观念的传播，法律已成为公民维护权益的最有力武器，公民法治意识己经不再是单纯的思想文化意识，而是现实的社会意识与真实诉求，正逐步由自为走向自觉的层次。

可以说，中国公民的政权认知取向的观念变迁，既蕴含着中国公民对于“法治”观念的认同，也蕴含着公民对政权认知的标准发生了变化——认同有法治观念的政党。

四、中国公民政权认知取向观念变迁的启示

（一）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中国公民高度认同国家的政治体制，为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奠定了坚实基础。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法治建设领域的具体体现，也从根本上划清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与西方所谓“宪政”的本质区别。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应該做到以下几点：坚持从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实国情中寻找适合自己的法治模式和路线图；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批判继承的方法，对中华民族优良的文化遗产进行科学梳理、现代诠释和必要改造；坚持在传统和现代价值中寻找契合点；坚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奠定在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历史依托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在于吸纳优秀文明成果的包容性。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时，我们不能丢掉自己的优势。我们必须在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大背景下考虑中国的法治建设。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必须放眼世界，敢于吸收和借鉴人类法治文明，吸取世界各国法律文化精华，这样在国际交往中，可以少走弯路，保证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同时，还要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统一。现代国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德治与法治互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坚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

（二）依法治国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公民高度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这就为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奠定了稳固的群众基础。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一切事业的核心力量。依法治国坚持党的领导这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的基本原则。推进法治领域各项建设和改革，必须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必须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完成党的执政使命，决不能削弱党的领导。

敬畏民意，建设法治政党。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综观人类社会发展史，“法律和制度的破坏，乃是人类冲突的起源”“权力的倾覆，完全因为过分摧残了人民的利益”。[4]求木之长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必浚其泉源。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建设法治政党，党不仅需要通过宪法和法律来实现自身的意志，而且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真正做到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始终尊重宪法、遵守法律、体现法治的权威。

建设法治政党，党更要加强自身的纪律建设。要在党内进一步完善制度建设，强化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制度管党的理念，从而确保党始终保持强大的战斗力和旺盛的生命力。同时，要防止利用法律动摇党的领导的事情发生，否则就会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根基，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最重要的保证。

（三）增强公民法治意识，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作为法治的文化条件的理性文化必须为社会广大民众所掌握，法治国家或法治社会才能真正得以建立。”[5]96“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6]28一个国家的公民是否具有完整的法律信仰是其法治能否顺利实现的重要心理基础。把权威还给法律，把权力还给人民。捍卫宪法和法律的尊严，权力部门必须敬畏宪法和法律。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在制度层面需要切实规范权力部门和公民的责任行为，但仅靠制度的刚性解决不了所有问题，还需要通过法治文化的建设，从软性文化环境上培育国家、社会、公民三位一体的法治软实力。为此，各级领导干部、司法及行政机关要发挥法治文化建设的表率作用，在提高自身法律素质、转变工作作风、依法施政上以实际行动取信于民。同时，要在社会上广泛而深入地开展普法知识宣传和法治教育活动，增加公民对于法治价值观念的文化认同感。

普法活动在我国已推行20多年，公民的法律意识普遍增强，权利意识也在逐步增强。但以往的普法过多集中于实体法的宣传，对于程序法宣传不足，导致有的公民虽然了解自己的实体权利与义务，但对于诉讼程序知之甚少，有的甚至在起诉后由于证据缺乏不能胜诉，而产生了对法律的怀疑。因此，今后普法活动的重点应转向诉讼法律的普及，尤其应当向公民普及证据意识、常用的举证时效制度、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最佳证据规则等，使公民对法的裁判活动重新加以认识，从而更为准确地提高法治文化建设的质量。

注释：

① 马克斯·韦伯的三种支配权类型；传统型权威是一种依靠传统或习俗而获得的权力，个人魅力型权威是领袖凭借个人超凡的素质与能力而获得的权力，法理型权威是依靠建立在清晰明确的规则和制度之上的法律赋予而获得的权力。

参考文献：

[1]闵琦.中国政治文化——民主政治难产的社会心理因素[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

[2]马庆钰.告别西西弗斯：中国政治文化分析与展望[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3]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董彦斌.一本被历史尘沙湮没的书[J].读书，2014（3）.

[5]孔玲.政治文明·法治·宪政[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

[6]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宗教[M].梁治平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

作者简介：何玉芳，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艳红，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讲师。

（责任编辑：朱希良）

作者：何玉芳 张艳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