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跨国投资理论论文

摘要：文化距离是导致中国企业跨国经营风险累积的重要原因之一。文化距离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随着文化认同和文化融合而不断减小。仅仅通过跨国经营企业的组织学习、文化融合以及本土化难以真正消融文化距离。因为只有东道国认同和吸收跨国经营企业的母国文化才能够缩小文化距离。因此，构建中国以鼓励文化贸易为基准的企业跨国经营风险战略管理政策体系。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企业跨国投资理论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企业跨国投资理论论文 篇1：

跨国投资理论及我国企业跨国投资研究

摘 要：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及金融业发展国际化的潮流，中国企业迈出了国际投资的步伐。在此过程中，我国企业坚持实施"走出去"的战略，逐步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企业的跨国投资模式。本文从跨国投资的理论出发，分析了当前我国企业跨国投资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最后针对这些问题，给出了自己的一点建议。

关键词：跨国投资;理论;现状;建议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中国的资本市场日渐成熟，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也日渐加快。一些企业通过并购、新建、独资、合资等方式进行跨国投资。在全球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企业进行跨国投资是不可避免的选择，对我国企业的跨国投资进行研究，意义重大。

一、跨国投资理论简介

(一)垄断优势理论。垄断优势理论由美国学者斯蒂芬·海默(Stephen Hymer)在1960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国内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首次提出。 后在70年代由C·P·金德贝格进行的补充和发展。其主要思想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市场具有不完全性：产品市场不完全;生产要素市场不完全;规模经济引起的市场不完全;由于政府的有关税收、关税、利率和汇率等政策原因造成的市场不完全。二是垄断优势：市场垄断优势;生产垄断优势;规模经济优势;国家的市场进入或退出障碍，导致企业通过跨国投资利用其垄断优势;信息与网络优势。

垄断优势理论为后来的理论奠定了基础，但是无法解释不具有技术等垄断优势的发展中国家为什么也日益增多地向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二)内部化理论。内部化理论由英国学者巴克利、卡森及加拿大学者拉格曼于1976年共同提出。其主要观点是：企业内部建立市场，协调企业内部资源的配置，从而降低交易成本，跨国公司是内部化经营跨越国界的产物。内部化理论是西方学者跨国公司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转折，主要从企业的角度进行研究。但是忽略了国际客观的经济环境。

(三)竞争优势理论。竞争优势理论，是由哈佛大学商学研究院迈克尔波特提出，波特的国际竞争优势模型(又称钻石模型)包括四种本国的决定因素和两种外部力量。四种本国的决定因素包括要素条件，需求条件，相关及支持产业，公司的战略、组织以及竞争。

(四)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由英国瑞丁大学教授邓宁提出。其核心思想是跨国投资企业要具备以下三种优势：所有权优势即技术优势、企业规模、组织管理能力、金融与货币优势;内部化优势即将企业的资源内部化，以保证企业所拥有的优势;区位优势即东道国在投资方面所具有的优势。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从比较全面与综合的角度研究企业跨国投资，是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但它仍是一种静态的、微观的理论。

(五)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是近年来由西方学者提出来的。其核心思想是任何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都是由直接诱发要素与间接诱发要素产生的。直接诱发要素是指投资国和东道国拥有的各类生产要素，间接诱发要素是指生产要素之外的政策和环境要素。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避免了单纯研究发达国家的实践而得出结论的弊端，但是此理论仍然是局限于静态上的研究，缺少从动态上对跨国投资的发展进行分析。

二、我国企业跨国投资现状

(一)跨国投资快速增长。自2002年以来，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持续快速增长期，并呈现出不断加速趋势，近十年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38.5%，年同比增长率平均达到43.1%。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2008年，该类投资比2007年增长了一倍多，达到559.1亿美元，2012年更是猛增到772.2亿美元。

目前，我国对外投资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一国对外投资存量与GDP之比，能够反映该国对外投资相对其经济的发展水平。2011年，我国对外投资存量与GDP之比，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6，不到发展中经济体平均水平的1/2，在金砖四国中也是最低的。

(二)跨国投资目标市场日益广阔。我国对外投资的目的地由上世纪80年代集中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扩展到周边国家及发展中国家，2008年成为一个分水岭，对亚洲的投资流量占比呈现出明显的“倒V”型，而对拉美地区的投资则呈现出截然相反的变化趋势。2008年后，对欧洲的投资增加也比较明显。

(三)跨国投资行业、领域不断拓宽。我国企业在各个行业均有投资。从具体产业看，以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为主，2011年末这三类产业企业数量分别占30.8%、25.3%和12.5%，合计占境外企业总数的68.6%。我国对外投资已由初期的进出口贸易、航运和餐饮等少数领域，拓展到加工制造、资源利用、工程承包、服务业等国家鼓励的领域。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发展，各国服务贸易领域的市场开放度越来越大，金融、保险、电信、流通等行业的跨国购并成为推动跨国投资的最重要力量。

(四)跨国投资主体日趋多元化。我国对外投资主体从初期以国有外贸商业公司和工贸公司为主，转变为目前已有比较优势的各种所有制企业为主体。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等多种投资主体相互配合，发挥各自优势，丰富国家投资渠道，探索特色海外投资类型。

(五)跨国投资形式日益丰富。我国对外投资从建点、开办窗口等简单方式，发展到投资办厂、资源开发，并开始采用收购兼并、股权置换、境外上市和建立战略合作联盟等国际通行的跨国投资方式。尤其是近年来跨国并购投资明显增加。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并购金额较2007年增长了379.4%，随后除2009年略低于200亿美元外，其他三年均超过250亿美元，显著高于2007年之前的水平。据联合国贸发组织统计，中国跨境并购数量也呈现出快速增长，占全球并购交易案数的份额2008年为1.0%，2011年提高到2.5%。

三、我国企业跨国投资中存在的问题

(一)跨国公司的管理体制不完善。我国跨国企业对外投资还属于起步阶段，管理模式还在摸索。管理体制还不稳定，不完善。大部分企业尚未形成科学合理的母子公司管理体制，对境外企业或管得过严、干预过多，或放任自流、管理失控。高素质、具有跨国管理经验的国际化人才更是匮乏。

(二)东道国企业社会责任要求对中国跨国公司形成挑战。东道国对跨国公司的要求日益苛刻，要求企业打破把利润作为唯一目标的传统理念，把对人的关注作为重要尺度，强调对消费者、对环境、对社会的贡献。当今的跨国公司需要承担更多的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我国过去长期粗放增长模式下形成的“三高一低”不良形象已成为开展跨国运营的隐形障碍。部分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意识不够强，对当地政治、社会、环境关注不够，也亟须改变。

(三)跨国企业核心竞争力不强。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跨国企业资金规模小，投资领域、行业比较落后，投资模式比较单一，研究与开发能力较弱，投资结构较差。

四、我国企业跨国投资策略

(一)政府应加大力度，健全和完善跨国投资的制度。政府的大力支持是跨国投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政府应高度重视跨国公司的发展，为其进行商业活动提供一个完善的法律环境。同时与国际市场接轨，调节各类投资主体跨国投资行为、促进跨国投资活动的健康发展。政府应健全跨国投资制度，保护投资主体的利益。督促跨国公司建立内部经营体制，提高抵抗风险的能力。

(二)培养国际化跨国投资专业人才。在中国进行跨国投资的进程中，人才的培养需要花大量的时间才能完成。并且人才的稳定性也是应该注意的问题。通过内部培训，外部锻炼，建立多样化的人才队伍。设立国际化人才培训专项基金，汇聚整合政府、高校、培训机构和企业传播力量，合理分工、有机配合，加强国际化人才培育。

(三)实施发挥比较优势、降低成本的全球化经营战略。实施本地化经营战略，全球一体化经营是跨国公司的一个主要特点，但全球化应该是各国各地区充分发挥其比较优势、降低成本的全球化。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发达国家在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进行直接投资时，更加重视实施本地化经营战略。要寻找合适的当地代理人、律师，熟悉当地法律法规、商务习俗，注重在经营管理实践中培养本地管理人员。要进行本地研发，充分利用本地资源，节约运作成本，研发出有针对性的产品，保持技术优势。要与本地政府建立双赢合作关系，与本地企业建立长期诚信的友好合作关系。让产品满足当地人的需求，经营方式符合当地的法规习俗，经营目标符合东道国的发展战略。通过本地化策略，很好地利用东道国的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并强化自身整体优势，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拓展经营领域，更好发展中国的跨国公司。

参考文献：

[1] 蓝庆新、张雅凌.印度对外直接投资的经验及对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启示[J].东南亚纵横，2009，(03).

[2] 杨正、梁纬.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问题及对策[J].职业时空，2007，(17).

[3] 高嵩友.经济全球化与跨国并购[J]经济问题探索，2003， (09) .

[4] 卢进勇.关于加快发展跨国公司的几个问题研究[J].国际贸易，2006，(02) .

[5] 鲁木.中国企业跨国经营战略[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

[6] 王晓红.跨国公司发展与战略竞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作者：王万里

企业跨国投资理论论文 篇2：

文化距离与跨国企业经营风险

摘　要：文化距离是导致中国企业跨国经营风险累积的重要原因之一。文化距离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随着文化认同和文化融合而不断减小。仅仅通过跨国经营企业的组织学习、文化融合以及本土化难以真正消融文化距离。因为只有东道国认同和吸收跨国经营企业的母国文化才能够缩小文化距离。因此，构建中国以鼓励文化贸易为基准的企业跨国经营风险战略管理政策体系。这不仅可以对中国企业跨国经营风险进行长期管理，还有助于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有助于中国的崛起。

关键词：文化距离;跨国企业;走出去;经营风险

一、发展方式转变下中国企业“走出去”风险

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政策诉求下，中国外向型经济面临着三重压力：其一，产能过剩导致的结构调整压力;其二，资源和环境约束导致的产业再转移压力;其三，贸易保护主义以及人民币升值导致的利润空间收窄导致的“走出去”压力。在此背景下，“走出去”可能是中国企业的较优选择。因为“走出去”不仅可以解决内部结构调整问题，而且还可以跨越贸易壁垒形成的障碍。可以大胆的推断，未来十年中国将会有更多的企业跨国经营。目前，中国企业“走出去”存在着这样特点：投资主体是国有企业，投资领域主要是能源。从长远来看，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应该是多元化的，投资的领域也应该是多元化的，因此，未来中国中小企业也将会成为“走出去”的重要组成部分，投资的领域也将会多元化。由此产生的结果是企业跨国经营的风险管理将是未来理论研究的重点，因为在经营范围多元化情况下，“走出去”的中小企业抵御风险能力较弱，这就要求政府从宏观层面给中小企业“走出去”提供帮助。目前要做的理论工作是风险研究和政策储备。

目前学界、业界对中国“走出去”的微辞较多，2008年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浪潮不仅遭到了发达国家的指责，同样也引起周边国家的不安与恐慌。而从实际结果来看，中国“走出去”的企业不仅利润水平较低，且倒闭、亏损企业较多，因此“走出去”风险较高。然而，企业“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是中国崛起必须要迈出的步伐，这不仅表征了中国经济国际化水平，也是解决中国诸多经济问题的必要措施。政治、文化等非经济因素是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主要风险，关键问题是这些风险难以用经济方式化解。其中的文化差距对企业“走出去”造成的风险更为复杂和更难以消融。

二、跨国经营风险特征以及风险管理

(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跨国经营风险比较

1.发达国家低风险的跨国经营。经典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中的产品周期理论(Raymond Vernon，1966)，垄断优势理论(S. H. Hymer ，1976)和国际生产折衷理论(John H. Dunning，1977、1981)都是以低风险企业跨国经营作为假定前提。如产品周期理论把国家依次分成创新国(最发达国家)、一般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过程中，风险就已经能够规避了。垄断优势理论更是如此，该理论认为跨国公司之所以对外直接投资，是因为跨国公司具有特有的优势, 如专有技术、管理经验、融资渠道和销售能力等，可以排斥东道国企业的竞争, 维持较高的垄断价格和利润, 导致不完全竞争或寡占局面。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主要观点是一个企业从事国际直接投资，主要是由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三个基本因素(优势要素)决定的。

后续研究往往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经典的对外投资理论进一步延伸，这些理论不过多关注风险的原因是，在市场不完善条件下，绝对优势可以确保对外投资企业的利润。这些理论对于当前的大型跨国企业的解释力依然是充分的。然而对于新兴市场国家，这些理论的解释力明显存在不足。如，关于企业必须拥有所有权优势就无法解释新兴经济体资源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国际生产折衷论忽视了交易价值的创造和网络模式所提供的发展新优势机会，这就不能很好解释新兴经济体企业在对外投资中重视外部网络合作，如建立战略联盟等进入模式以及加速国际化的现象。国际生产折衷论没有考虑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这三个核心概念之间的相互联系及动态变化。

2.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高风险的跨国经营。由于新兴经济体是全球竞争的后来者，对外直接投资时，它们并不具备垄断竞争优势，因此新兴经济体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有别于发达国家。如，Makino、Lau & Yeh (2002)认为，新兴经济体企业除了运用企业特定优势进行投资外，也在试图寻求母国所缺乏的技术资源和技能。Child& Rodrigues(2005)等认为中国企业通过并购等方式进行国际化扩张，其目的是为了获得技术和品牌等战略资产，从而在国际市场中建立竞争优势，并减少在国内遇到的制度和市场方面的制约。Mathews(2006)基于后来者视角从全球化背景下的资源观出发提出了LLL分析框架，LLL模型认为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通过外部资源联系、杠杆效应和学习的三步走对外投资策略获得新的竞争优势。

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之所以是高风险的跨国经营，因为跨国企业不具有垄断优势，只能依托于有利母国投资制度和公司创业中的学习行为。Aggarwal& Agmon(1990)、Dunning,Hoesel & Narula (1998)认为政府要给予跨国企业足够的支持;Yeung(1998)研究认为政府通过在国外建立产业园等方式为企业国际化活动提供支持和帮助，政府起到创业者的角色。Khanna & Palepu(2006) 认为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具有相同制度环境的其他市场，新兴经济体企业在利用制度空缺方面均存在独特的优势;Cuervo-Cazurra & Genc(2008)认为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劣势部分是它们不得不在母国欠发达的制度环境中经营，但是当它们在更差的制度环境下投资时,这种劣势反而成为一种相对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优势。Tsang (2002)认为中国家族企业通常采用非正式的非结构化的方法跨国经营，其从海外创业活动中所学习到的战略经验被牢牢控制在家族之内。Lee & Slater (2007)认为创业导向或资产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反而会优化母国的发展路径。然而，德勤公司(2010)的研究表明，1998—2008年新兴市场经济体60%的跨境并购并没有实现期望的商业价值。

(二)跨国经营的风险管理

Miller(1992)从经理人员感知的角度将企业国际化的不确定性划分为三大类：一般环境不确定性、行业不确定性和公司不确定性。其研究第一次对公司进入国际市场面临的不确定性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分类，并提出一体化框架。Keith D. Brouthers (1995、1996)从经验的角度对 Miller 提出的一体化国际风险模型进行了检验。Lance Eliot， Werner， Steve， Brouthers(1996、2002)认为，随着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程度的不同、目标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及政治稳定性的差异，企业遇到的风险会有不同，风险对企业造成的影响也大不一样。但不可忽视的是，企业必须正确认识到可能面临的风险，并采取有效应对措施，从而避免遭受损失，或进一步将风险转化为收益(Subodh P. Kulkarni 2001)。

Johanson & Vahlne(1977)较早地意识到企业跨国经营的一般环境不确定风险主要来自文化和制度差异，并提出心理距离的概念(阻碍市场信息流动的因素的总和，如，在语言、教育、商业惯例、文化和工业发展上的差异)。Geert Hofstede (1980)提出的国家文化模型，在此模型中他提出了表征国家文化的四个方面，即权力距离、个人主义、男性主义和不确定性规避。至今仍然在跨文化比较管理领域有着深远的影响，成为众多研究者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的理论依据。Kogut & Singh(1988)认为投资国与东道国之间文化距离越大，企业就越有可能会选择合资或新建投资而不是收购。Barkema、Bell & Pennings(1996)认为组织学习可以克服文化障碍。塞缪尔·亨廷顿(1998)认为文明的差异会导致心理的疏离，很容易造成不同文明间的误解和不信任。德勤公司(2010)研究表明，有近2/3跨国并购失败源于并购后的文化整合。“心理距离”概念的界定过于主观，虽然不同的学者提出各种量化的指标体系来试图将其客观化，但是没有一种得到普遍的认可。文化距离已经广泛地运用于国际贸易领域。

(三)中国有关企业走出去风险管理的研究

国内关于企业跨国经营的研究与中国改革开放以及外向型经济实践相伴随。从时间序列上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03年之前的研究内容多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行为和对策、动因和条件等;第二阶段，2004—2008年主要研究企业如何跨国经营，如区位选择和进入模式、风险识别和管理机制、文化融合。第三阶段，2009年后主要是研究逆向技术溢出、品牌战略，绩效评估等方面。

国内学者的研究存在着明显的实用主义色彩，能够结合中国实践的需要，不断推动理论的深入，其中的真知灼见对本课题的研究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目前中国企业跨国经营面临的风险以及风险如何管理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的热点问题，而文化融合长期以来即是重点问题也是难点问题，正是因为文化距离的存在，企业跨国经营的风险一直很高。

三、文化距离可以降低企业“走出去”风险

从政府鼓励以及推动中国文化贸易的角度出发，以文化贸易推动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降低东道国与中国的文化距离，从而降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风险。

文化贸易可以有效地缩小文化差距，这种主动文化传播方式能通过缩小文化差距从深层次舒缓企业跨国经营中的风险。传统的跨国经营的文化风险管理更多是从企业角度，如组织学习或者是采取积极融合的方式，特别是对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跨国经营文化风险中很少沿着母国文化主导战略，一般是采取适应当地文化或者是文化融合战略。本土化和文化融合战略具有阶段性。作为正在崛起的中国需要有中国文化崛起，降低企业跨国经营的文化风险也是需要文化崛起。因此，提高文化贸易的规模和改善文化贸易的结构，也是中国企业跨国经营风险管理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不仅将会促进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也将促进中国文化的崛起。

参考文献：

[1] 周长辉,张一弛,俞达.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驱动力与进入模式研究的理论探索:一个整合性框架[J].南大商学评论,2005,(4).

[2] 许晖,余娟.企业国际化经营中关键风险的识别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07,(10).

[3] 卢阳春,吴凡.中国企业集团跨国经营的风险及其防控机制[J].社会科学研究,2009,(6).

[4] Buckley, P.J.& Mark C.Casson (1998):Models of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 ss S tudies, 29(1) .

[5] Chen, Homin & Tain-J y Chen(1998): “Network Linkages and Location Choice i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9(3).[责任编辑 吴　迪]

作者：陈睿洁

企业跨国投资理论论文 篇3：

发展中国家海外投资的理论依据及其启示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正愈来愈深地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世界投资格局也正经历显著的改变,后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转型经济国家，在世界对外投资中的比例呈上升趋势。企业跨国发展已成为后起国家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扩大市场份额的重要战略环节，这些国家纷纷放松对外投资的限制，并采取各种鼓励对外投资的政策。我国利用外资也正从资本内流为主向“引进来”、“走出去”并举的模式转换，探讨目前国际上流行的发展中国家海外投资的理论流派，并以此对我国企业的海外投资行为做出指导，对于实施我国的“走出去”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理论综述

(一)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The Theory of Investment Development Cycle，John Dunning，1981)

投资发展周期理论是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延伸与发展。该理论的基本思想是，一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和水平对本国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的实现以及本国区位优势的状况都将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决定该国直接投资的地位和状态。

邓宁将各国以人均GDP为标准的经济发展水平分为四个阶段，并指出在不同阶段直接投资的流出入状况：第一阶段，人均GDP在400美元以下，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由于没有产生所有权优势，因而没有直接投资输出，由于本国投资环境太差，只有少量直接投资流入;第二阶段，人均GDP在400—1500美元之间，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对外国资本的吸引力明显增加，外资大量流入，但由于国内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对外资本输出仍然十分有限;第三阶段，人均GDP在2000—4750美元之间，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对外投资大幅度上升，其发展速度有可能超过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但净对外投资仍为负值;第四阶段，人均GDP在4750美元以上，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是发达国家，它们拥有了强大的所有权优势，净对外投资呈正数增长。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投资发展周期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出现对外投资，缘于它们自身不断增长的所有权优势。影响各国在投资发展周期中所处阶段的主要因素包括：国内资源禀赋的结构、对外开放的程度、国内市场的大小、国家的经济制度、政府对吸引外资以及对外投资的政策等。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决定了不同国家的不同企业所拥有的不同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决定了不同国家吸引外资和引进外资的不同的产业结构，并最终决定了各国在某一特定时点在投资发展周期上所处的不同的阶段。

(二)威尔斯的小规模技术理论(Small—scale Technology Theory，Louis T.Wells，1983)

小规模技术理论的逻辑基础来源于比较优势论。该理论的中心思想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比较优势来源于小规模生产技术，这种小规模生产技术带来的低生产成本等比较优势能够使生产者获得比较利益。

按照威尔斯的研究结果，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缘于小规模技术的比较优势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拥有为小市场需求服务的小规模生产技术。低收入国家制成品市场的一个普遍特征是需求量有限，大规模生产技术无法从这种小市场需求中获得规模效益，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跨国企业正是开发了满足小市场需求的生产技术而获得了竞争优势;其二，倾向于当地采购。由于普遍存在的外汇短缺和收支逆差问题，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都采取了各种限制进口和鼓励进口替代的措施，这促使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积极探寻用本地投入来替代特殊进口原材料的技术;其三，具有低廉的企业管理和营销费用。调查显示，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薪金收入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同时，由于对企业形象的重视程度不同，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在厂房建筑方面节约了大量支出;其四，能够提供特殊产品。发展中国家一部分对外投资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点，这些投资往往以海外同一种族团体的需要而建立，利用母国的当地资源，使用传统知名品牌，具有生产成本优势，并且能够在侨民散布的世界各地投资经营。

小规模技术理论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理论研究的早期代表性成果，它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来源与发展中国家自身经济特征相结合，为后人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分析空间。该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跨国企业在国际化的初期阶段利用世界市场的多元化、多层次特性，通过技术创新和适当的经营战略逐步获得竞争优势颇具启迪意义。

(三)劳尔的技术地方化理论(The Theory of Localized Technological Change，Lall Sanjaya，1983)

与威尔斯的分析视角相同，劳尔的技术地方化理论旨在探究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的比较优势所在。技术地方化理论的核心命题是，对成熟技术或生产工艺的应用和改进，可以使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形成和发展自己的特定优势，进而实施对外投资。同时，差异化产品和规模经济在现实经济中也广泛存在。因此，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完全可以通过对成熟技术的改进而形成其特有的国际竞争优势。这些可能拥有的技术优势表现在，通过对从发达国家进口的成熟技术进行地方化的应用与改进，发展中国家企业可以拥有更好地顺应发展中国家的要素价格条件和产品质量要求的技术，可以生产更能够满足发展中国家市场需求和消费偏好的产品，可以开发出与名牌产品不同的差异化产品。这些技术优势还能够通过与本国廉价劳动力、大型家族企业或国有企业的结合而获得资金、管理和技术等方面的额外优势。

劳尔的技术地方化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的意义在于，它不仅分析了发展中国家企业形成对外投资竞争优势的可能性，而且强调了形成竞争优势所需要的企业技术创新。在劳尔看来，正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进口技术的适应性改造和在此基础上的创新活动给企业带来了新的竞争优势。小规模技术理论和技术地方化理论反映了一个共同点，即强调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具有的竞争优势不是绝对优势而是相对优势，这种相对优势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相对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发展中国家拥有更加适合当地市场条件的生产技术，因而在同类型发展中国家市场具有竞争优势。二是相对于欠发达国家，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有相对先进的生产技术，从而具备了竞争优势。与威尔斯相比，劳尔更加强调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对引进技术的再创新过程在竞争优势形成中的作用，这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跨国企业尤为重要。

(四)坎特威尔和托伦惕诺(John Cantwell(Paz Estrella E.Tolentino，1990)的技术积累——技术改变的演进理论

坎特威尔和托伦惕诺从技术进步和技术积累的角度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的阶段性动态演进过程。该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能力的提高是与它们对外投资的累积增长直接相关的，技术能力的积累是影响其国际生产活动的决定性因素，同时也影响着其对外投资的形势和增长速度。因此，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的产业分布和地理分布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变化的，并且是可以预测的。

根据坎特威尔和托伦惕诺的研究，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深受其国内产业结构和内生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在产业分布上，首先是以自然资源开发为主的纵向一体化生产活动，然后是以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为主的横向一体化生产活动。

坎特威尔和托伦惕诺的技术积累——技术改变的演进理论表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从事海外直接投资，是在引进外资和技术以及积累经验的基础上，利用自身的生产要素创造某些优势，从而提高了竞争力和综合优势来实现的。该理论构造了一个以技术创新为动力、技术积累为基础，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与对外投资结构在相互促动中不断升级的动态过程。这一理论有力地诠释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东亚新兴工业体对外投资的结构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由传统产业向高技术产业流动的轨迹，对于发展中国家通过对外投资来加强技术创新与积累，进而提升产业结构和加强国际竞争力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五)小泽辉智(Ozawa)的一体化国际投资发展理论

该理论试图把跨国公司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作用与开放经济发展理论结合到一起。他认为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具有阶梯形的等级结构，这种阶梯等级结构为发达国家创造了转移知识和技术的机会，为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提供了赶超机会，他提出了跨国投资的模式选择问题，这种选择应能够使国家现有和潜在的比较优势激发出来，并达到最大程度。因此，发展中国家的跨国投资模式必须与工业化战略结合起来，将经济发展、比较优势和跨国直接投资作为互相作用的三种因素结合起来分析。按照这个理论，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要从吸引外资中提高本国的比较优势并不断增强自身的比较优势，从而提高经济的竞争力。他认为提高经济竞争力的动机是发展中国家从纯吸引外资转变成向海外投资的国家的基本原因，并把这种转换过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第二阶段是外资流入并向海外投资转型阶段;第三阶段是从劳动力导向的对外投资贸易支持型向技术支持型的对外投资过渡;第四阶段是资本密集型的资金流入和资本导向型对外投资交叉发展阶段。

小泽辉智的理论是继垄断优势论、投资发展周期论、产业选择论、比较优势论等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后，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要同国家工业化战略结合起来，他的理论优点在于，不仅强调了发展中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以不同模式参与跨国投资的必要性，而且还提出了选择原则和实现的步骤，即要以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为基础，以出口导向为条件，这是其对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一大贡献，进一步丰富了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二、发展中国家海外投资理论对我国的启示

经济学界对于近些年来我国的海外投资一直比较关注，但注重的是现实状况的分析和对策研究，很少利用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一般框架进行分析。通过以上对发展中国家海外投资理论的分析，中国的海外投资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归纳总结，一方面是从总量和地区分布上，第二方面是从企业构成和投资方向上，第三方面是从区域选择和行业分布上，从中找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1.投资总量和地区分布。

2007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187.2亿美元，同比增长6.2%，其中以并购方式实现的直接投资61亿美元，占中国同期投资总额的32.6%。投资地区遍及五大洲160多个国家，其中对美国投资最多，55,898.73万美元(项目个数也最多：329个)，其次是香港地区47,316.81万美元、加拿大39,175.31万美元、澳大利亚31，131.01万美元、秘鲁19,956.05万美元、俄罗斯12,965.52万美元。从地区分布上看我国在亚洲地区(包括香港)投资最多，达到113,361.56万元，其次是北美、拉美和大洋州。

2.企业构成和投资方向。

中国进行海外投资的企业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国有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国有股占主导地位的股份制企业。这类企业生产经营规模大、技术力量雄厚、专业化生产配套，在行业中处于优势地位，在政府的指导下，开始走向世界，主要在海外从事国内稀缺性资源的开发，并逐步建立起国际化生产经营体系。另一类是有实力的地方企业，主要是一些出口产品量大，在同行业中生产规模、产品性能和质量具有国内外市场竞争力，以及特色产品的企业。这类企业一般利用自己的产品优势，先以产品进入周边国家和地区，进而在东道国或大市场的临近地区，重新进行生产要素的配置，建立带料加工和本地化生产基地，取得经验进一步扩张的经验。

3.区域选择和行业分布。

中国对外投资的行业比较多，由于我国产业规模大，行业门类比较齐全，具有相对优势的产业和企业不在少数，但是由于统计上的原因，不能全部反映出来，仅就了解的情况进行概述。自然资源开发(油气资源、森林资源、矿产资源、海洋渔业资源等)，主要在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秘鲁等国。农业、商业(养殖、种植业的生产加工、商场、宾馆、餐饮业等)，主要在独联体和一些东欧、亚洲、非洲国家。一般加工制造业(如纺织服装、食品、电器、小型机械、摩托车、五金工具等)分布比较广泛。高科技开发项目(如通信技术、光电技术、软件开发、家电产品的研发等)主要集中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韩国。

以上的归纳分析说明，无论是政府出于宏观战略思考有意识地引导国有大型企业进行海外投资，还是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主动的海外投资扩张行为，都已经客观地运用了国际直接投资的方法论。虽然我国经济的发展有其固有的特点，对外投资也不能完全等同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模式和步伐，但是我国海外投资的实际发展基本上遵循了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一般规律。

三、加快构建我国对外投资促进体系

尽管理论本身仍然在发展与变化之中，我们也不可能机械式地照搬某一理论来解释和指挥实际经济工作，理论的适宜与否具有时间、空间的相对性，因此，在对外投资促进措施的具体运用上,应广泛借鉴发达国家与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经验，构建我国对外投资促进体系，应着重在以下方面改进和强化对外投资促进措施。

第一，规范信息服务,加强技术援助

我国在提供海外投资信息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大的差距。信息的采集不规范，缺少信息资料的加工整理，信息服务没有明确的机构，信息发布缺乏权威渠道。信息服务体系的不健全直接影响了信息的质量和数量，影响企业的跨国经营决策。信息服务的改善不仅可减少企业海外投资的信息搜寻成本，提高决策的科学性，亦可为政府提供海外投资援助提供可靠的依据，使有限的援助资源充分发挥作用。

第二，区别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的不同需求

根据我国现阶段对外投资的实力与目标，应鼓励投资主体的多元化，而不同类型主体对政府援助的需求是不同的。培育中国大型跨国公司是增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方面，大型企业自身往往具备对外扩张所需的信息搜寻、资金技术供应等商业条件，政府的作用主要应体现在为其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例如，加强双边政府合作，由本国政府出面，与外国政府达成市场准入许可;争取国外的大型投资项目等，尤其是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进行较大规模的投资，政府的上述推动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广大中小企业的对外投资，则需要政府较为具体的扶持，例如为中小企业海外投资提供政策性融资、贴息以及税收等方面的优惠，为中小企业海外投资提供人员培训服务等。

第三，加强对外投资鼓励的区域导向

发达国家虽然是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地，但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市场投资环境有所改善，在国际投资中的比例呈现上升趋势，而且我国企业现有的特定优势与这类国家的区位优势的匹配度相对较好，能吻合双方的利益与需要。因此，我国的对外投资促进政策应与外交政策与区域合作政策有机结合，采取区域、国别导向与协调措施，既实现重点布局，又要避免“一窝蜂”现象。应针对发展中国家投资风险大、资金供应缺乏等具体困难，着重在投资担保、融资等方面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目前，我国现有投资保险覆盖范围很小，主要只是针对直接带动出口的境外带料加工项目，尚未建立起海外投资保险体系。提供投资保险是促进海外投资的基本措施，除了加大政府担保力度外，还应充分利用国际组织如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O)的作用。MIGO是为在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提供担保的重要国际机构，可对不同形式的投资提供灵活的保险服务，保险期最长可达20年。

第四，建立健全投资促进机构，促进资本内、外流并举

我国各地的投资促进机构(IPAs, Investment Promotion Agencies)在促进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方面的成效是显著的。但迄今为止，其工作重点尚集中于促进内流投资。随着我国利用外资模式的转变，应加快整合投资促进的资源，增加投资促进机构的职能。事实上，内流与外流投资促进所需的资源虽各有所侧重，但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互补的，例如，投资促进的信息服务网络、与政府及产业的联系渠道、人力资源等方面都可共享资源，建立内流、外流投资相互融合的促进体系，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高投资促进效果。

总之,无论是在提高国家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宏观层面，还是在企业生存发展的微观层面，实施“走出去”战略，发展对外投资都已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1]张二震、马野青、方勇等著：《贸易投资一体化与中国的战略》，人民出版社，2004年。

[2]陈洁蓓、张二震：《从分歧到融合：国际贸易与投资理论的发展趋势综述》，《南京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3]江小涓、杜玲：《国外跨国投资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世界经济》2001年第6期。

[4]保罗·克鲁格曼：《国际经济学：理论与政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5]中国经济统计年鉴，2000～2003。

作者：刘伟全　蒲章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