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家理论框架

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家理论框架（精选8篇）

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家理论框架 篇1

新制度经济学沿用传统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形成了以交易费用为核心的企业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企业边界的观点是与企业产生原因的观点一脉相承的。尽管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对于企业的边界并没有统一的观点，但是他们都认为企业的规模和交易费用有关。

科斯认为，企业规模的扩大是企业内部交易取代了市场交易，企业的边界决定于在企业内部组织一项交易的成本和在公开市场组织同一交易的成本相等的一点上。

威廉姆森在科斯理论的基础上认为，当资产专用性程度达到一定限度时，实行一体化就可以节约交易费用，然而，企业内部也有一定的交易费用，企业的边界就决定于企业内部交易费用和市场交易费用在边际上相等的一点上。

张五常更是提出了市场和企业只是不同的契约形式，因此，企业并没有明确的界限。

新制度经济学采用个体主义的方法研究企业的内部关系。新制度经济学承以效率为标准来对企业的内部控制及分配问题进行研究。

科斯认为，企业内部的调节取代市场交易可以节约交易者之间讨价还价、签订契约、监督执行等交易费用，企业内部的权威和命令不是权力关系，而是效率的体现。

威廉姆森认为，劳动者的利益是否会受到侵蚀，和劳动者所具有的人力资本的性质有关，劳动者所具有的人力资本的专用性越强，他的利益受到侵蚀的可能性就大；反之亦然。但是，劳动组织或工会组织加强了劳动者的力量，从而解决了劳动者利益被侵占的问题。所以，劳动组织或工会组织是一种解决利益冲突和提高效率的制度机制。

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家理论框架 篇2

一、扩展的制度框架理论

制度构架的拓展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大贡献。它将制度界定为行为规则, 这些规则禁止着不可预见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新制度经济学从制度的起源将制度划分为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内在制度是从人类经验中演化出来的, 它体现着过去曾有益于人类的各种解决办法。其例子即有习惯、伦理规范、良好礼貌和商业习俗, 也有盎格鲁——撒克逊社会中的自然法。违反内在制度通常会受到共同体成员的非正式惩罚。” (1) 从新制度经济学内在制度的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到道德属于内在制度的范畴。“大量的内在制度根据经验不断演化并控制着人们的交往。人们长期保存内在制度, 因为有些人发现了它们并觉得他们有益。最初, 内在制度使与他人的交往成为可能, 而一旦这些行为规则扩展开来, 得到了广泛的遵守, 这使交往变得更加容易。” (2) 内在制度按其监督遵守情况和惩罚违规方式又可以分为非正式的内在制度和正式的内在制度。非正式内在制度以非正规的方式发挥作用, 不会引发有组织的惩罚, 但会受到非正式的监督和制裁。道德、风俗、习惯等都属于这种规则。正式的内在规则虽然也是经验产生的, 但它们是在一个群体内以正式的方式发挥作用并被强制执行的。内在制度可减少机会主义行为, 促进人们准确预期, 减少成本, 促进合作, 对维护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转有重要意义。以前面所说的讲真活这一品德为例, 如果人们较普遍的保持诚实, 那么这个社会中合作的成本就会很低, 大量合作可以达成。如果一个社会欺骗成风, 各类主体终日担心自己遭欺骗, 并揣测怎样能够骗人且不受惩罚, 那么这个社会人们的交易就很难达成, 合作的成本就很高, 社会难以有效地运转。

外在制度被定义为人为设计出来由公权力机关强加给社会的规则, 外在制度是自上而下地强加而执行, 它的设立和执行需要一批代理人, 这些代理人通过一定程序获得了权威。法律就是一种典型的外在制度。外在制度不仅配有惩罚措施, 而且这些措施是通过各种正式的方式强加于社会的, 比如法律通过警察、法院、监狱等机关来强制实施, 或者说强制通过公权力来实施。

二、外在制度的优势

(一) 外在制度比较明确

内在制度如风俗、习惯、道德等往往含义比较模糊, 没有得到清晰的阐述, 也就是难以被足够广泛的理解。外在制度则不同, 由于它是有政治权威的代理人通过严格的程序创设出来的, 而且往往具有成文的形式, 并有对这些规则进行解释的专门机关, 这就使这些规则容易被认识, 从而节约了人们了解信息的成本。可以想象一个商人到某地去做商品交易, 但当地有独特的交易风俗习惯, 如果不了解, 势必大大影响其交易的达成和执行, 而如果它想事先准确掌握当地的风俗习惯, 他可能要咨询有关的人士, 这就可能需要他支付大量的信息成本。而如果这种风俗或者习惯用法律编纂出来, 这位商人就会很容易找到这些信息, 从而降低了信息成本。再者, 内在制度含义含糊, 容易被任意的解释, 这也增加了人们合作的风险, 而外在制度在这方面可有效避免。

(二) 外在制度的惩罚更具确定性

违反内在制度的人大多是受一种自发的裁决, 这种自发的裁决往往带有很大的偏见和倾向性。在现实中我们也可以看到, 一个受欢迎的演艺圈的名人做了败德之事很容易被人们宽容, 而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一个普通人身上人们对他的谴责则严重的多。“为了限制任意性和偏向性, 共同体的领导人, 其声誉系于‘公正’的得失会被选为裁判者。‘公正’在这里指他们不偏不倚地保护人们, 使人们免受他人的强制, 并在法律面前对每个人一视同仁。裁判者可以公正地发展和制定其据以裁判冲突的规则。外在规则的制定响应了这样一种要求, 即不仅必须做到公正裁决, 而且必须让人看到将会公正裁决, 以便对人们的行为产生规范性影响。” (3) 而且外在制度还可以强化国家机关对裁判者的监督。

(三) 外在制度的正式惩罚更有威慑力

内在制度大多靠自发的方式进行惩罚, 即使违反了规则也容易逃避惩罚;而且内在制度的惩罚缺少层次, 违反了内在制度受到的惩罚是同一种形式, 只是轻重有些区别。这些因素导致内在制度的威慑力不足, 难以禁止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外在制度则不同, 它由统治者制定, 以国家的强制力作后盾, 有军队、警察、法院、监狱等实施工具, 违反了外在制度往往会遭到主动追究;而且外在制度的惩罚措施从轻到重很有层次性, 可以保证对各种情节不同行为保持强有力的威慑, 从而达到禁止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的目的。

(四) 外在制度更能促进契约的达成, 避免囚徒困境

契约的达成和执行往往需要一个第三方提供保证, 如果国家担任这个第三方的角色, 显然比其它的非政府机构更值得信赖, 从而促进契约的达成。这种合作避免了囚徒困境。囚徒困境是两个囚徒不能进行合作而使他们的处境变得糟糕的情况。在他们受审时, 他们不能确定是应该拒绝供认使他们都无罪, 还是应该供认把责任都推给另一囚徒, 使自己免责。我们假设有A和B两个囚徒, 如果A和B都拒绝供认, 则A和B都无罪;A如果供认, B不供认, A无罪、B有罪;如果A不供认B供认, 则A有罪B无罪;如果AB都供认, 则AB都有罪。我们可以看出, 如果进行合作, 两个人都将无罪, 这是一个最好的结果;如果AB无法串供, 他们为逃避责任互相揭发, 则他们的处境会很糟。这说明人们如果不能进行合作, 就会出现囚徒困境。而外在制度的存在, 因为有国家政府这一个第三方来促进合作, 有效地避免了囚徒困境。

(五) 外在制度可避免内在制度发挥作用时的歧视和排外

内在制度只适合在一个比较熟悉人群里发挥作用, 在这一人群里, 人们彼此熟悉, 对别人的信用状况比较熟悉, 交易的信息成本很低;如果一个人违反了规则, 他就会遭到这个群体的排斥, 他将无法在这个群体里获益, 这种惩罚会促使他遵守规则。为减少信息成本, 这个群体的人数不能很多, 规则的有效运行需要它排斥圈子外的人。正因为这种限制, 内在制度只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的发展, 难以创造出规模经济, 而外在制度则可保障所有人进入市场公平竞争的机会。正是因为外在制度于内在制度相比, 有这样多的优点, 如果将内在制度编纂出来, 将其转化为外在制度, 往往更加有效。

但外在制度也有其缺点, 最明显的缺点就是他的运行成本是比较高的, 因为其运行成本的高昂, 一个社会所能承受的外在制度必然是有限的, 社会不可以无限度的将内在制度转化为外在制度。而内在制度运行成本是比较低廉的, 所以我们会看到人类社会中存在不可计数的内在制度。

参考文献

①[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 韩朝华译, 商务印书馆, 2000年版, 第36页。

②[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 韩朝华译, 商务印书馆, 2000年版, 第120页。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综述 篇3

关键字：新制度经济学；产权；交易成本

中图分类号：F0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1-0174-02

一、 产权和交易成本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其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哈里·科斯（Ronald H. Coase）。他首次创造性地通过提出“交易费用”来解释企业存在的原因以及企业扩展的边界问题。科斯还认为，一旦交易费用为零，而且产权界定是清晰的，那么法律也不会影响合约的结果。他在《企业的性质》中指出，①企业的显著特征就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建立企业有利可图的原因似乎是，通过价格机制组织生产的最明显的成本就是所有发现相关价格的工作。随着出卖这类信息的专门人员的出现，这种成本有可能减少，但绝不能消除。市场上发生的每一笔的谈判和签约的费用也必须考虑在内。企业的扩大必须达到一点，即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在公开市场上完成这笔交易所需要的成本或者等于公开市场上完成这笔交易的成本。1960年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首次明确使用了交易费用的概念，他指出对损害负有责任实行定价制度，并分析了交易费用与产权制度安排之间的内在联系，并通过运用交易费用将产权制度问题纳入到经济分析之中，该论文的发表标志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形成。

威廉姆森将交易费用分为两类认为，交易费用分为两部分，一是事先的交易费用，即为签订契约、规定交易双方的权利、责任等所花费的费用。二是签订契约后，为解决契约本身所存在的问题，从改变条款到退出契约等所花费的费用。事后交易费用包括：当交易偏离了所要求的准则而引起的不适应成本；为了纠正事后的偏离而作出双边的努力，由此引起的成本；建立和运作管理机构而付出的成本，管理机构也负责解决交易纠纷；保证契约生效的抵押成本。

对于交易费用的决定因素，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威廉姆森在科斯的基础上扩展和深化对交易成本的认识后，从人的因素与特定交易有关的因素以及交易的市场环境因素来分析交易费用的决定因素。其中，人的因素是指他对人的行为的两个假设：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与特定交易有关的因素指的是：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和交易的不确定性，而交易的市场环境因素指的是潜在的交易对手的数量。诺思则主要从商品的多维属性信息不对称，人的机会主义动机，分工和专业化程度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威廉姆森的交易费用决定因素分析主要是针对事后的交易费用的形成。诺思关于商品和服务的多为属性与信息。

威廉姆森根据所有者拥有产权的完整性或残缺性把产权分为三种形式，即私有产权，共有产权和国有产权。他还对共有产权的过度利用问题有了清晰的认识并分析了共有产权向私有产权转变的必然性。他认为，②简单的治理结构能够有效的应付简单交易的需要，然而，随着合约风险变得错综复杂，简单的治理结构就会面临压力。在这样的情况下转向更为复杂代价也更高的以专断取代规则的治理结构是企业增值的源泉。

阿尔钦和德姆塞茨1972年发表的《生产信息费用与经济组织》一文标志着企业产权理论的形成。该文分析了了古典业主制企业剩余索取权，监督权和经营决策权安排给企业主，为什么是最优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较好地解决企业内部的监督者激励问题，提高企业绩效。同时还指出，只有报酬严格按照个人生产力进行分配，才会对个人投入产生足够的激励。

巴泽尔将产权理论应用到其他领域，他还具体分析了反垄断侵蚀、产权和盗窃的关系、发明创造方面的产权问题、价格信息方面的产权。他指出，③消费者与竞争者能否按照价格买卖产品，这种能力取决于他们自己能否签订并履行适当的合约。如果合同成本过高，买卖双方按竞争性价格所得到的产权很可能就会丧失，掠夺性定价者就可以趁机攫取垄断权力。

二、制度变迁理论

制度变迁也是制度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部分，其代表人物是诺思（Douglass C. North）。他将交易费用和产权理论应用于经济史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重新作出了解释。他认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因素，一种提供适当的个人刺激的有效制度是促使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有效率的产权结构是经济活力的源泉。国家决定产权结构，因而最终要对造成经济的增长衰退或停滞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其功能是弱化偷懒和搭便车的道德风险。它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历史上国家的不稳定性即国家的兴衰。

他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从中世纪的庄园制度开始分析西方在兴起过程中制度的演化。他认为：④当所有权还是不完善地规定或实施时，某些活动的个人收益和社会收益就会一直有差异，这种差异的存在是因为现存政治经济组织给定条件下，消除每一种外部因素的费用超过收益。无论发生哪一种情况，外部因素一直存在，直到经济社会的变化收益相对于其内在化的费用增长为止。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指出，⑤组织是有目的的实体创新者用它来使社会制度结构赋予的机会所确定的财富、收入或其他目标最大化。在追逐这些目标过程中组织会逐渐改变制度结构。在缺乏产权激励时，市场规模是决定创新与技术变迁增长率最主要的因素。一个激励结构的发展，从专利法、贸易保护法到其他用于提供创新报酬率的法律，也会导致发明行业的发展并会整合到现代西方世界的演进的经济方式中去。

林毅夫认为制度变迁是人们在制度不均衡时追求潜在获利机会的自发变迁（诱致性变迁）与国家在追求租金最大化和产出最大化目标下，通过政策法令实施强制性变迁。戴维斯和诺思是制度变迁概念和原因的最早研究者之一。他们认为，一项新的制度安排之所以能够出现，是因为人们对它的预期收益超过预期成本，“只有当这一条件得到满足时，我们才可望发现在一个社会内改变现有制度和产权结构的企图”。

三、寻租理论

寻租理论思想的最早渊源，是1967年戈登·图洛克（Gordon Tullock，被称为寻租理论之父）见于其所写的论文《关于税、垄断和偷窃的福利成本》。他认为，完全竞争理论是对偏离竞争所导致的社会福利估计不足，实际上税收、关税和垄断所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大大超过了通常的估算。其原因是人们会竞相通过各种疏通活动，争取收入，即寻租；而在竞相寻租的条件下，每个人都认为花费与其所期望的收益相近的费用是值得的。布坎南的寻租理论主要探讨寻租产生的条件、寻租的三个层次、政治分配与寻租等内容。

寻租有三个层次，一是对政府活动所产生的额外收益的寻租；二是对政府肥缺的寻租；三是对政府活动所获得的公共收入的寻租。对此，布坎南举了一个例子：比如对出租汽车数量进行限制，即只发放一定数量的执照。

经济学者贺卫在《寻租经济学》一书中，把政府创租活动分为三类，一是政府无意创租，二是政府被动创租，三是政府主动创租。

四、公共选择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又称新政治经济学或政治学的经济学，是一门介于经济学和政治学之间的新的交叉学科。它以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尤其是理性人假设）、原理和方法作为分析工具，来研究和刻画政治市场上的主体的行为和政治市场的运行。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对象是公共选择问题，公共选择就是指人们通过民主决策的政治过程来决定公共物品的需求、供给和产量，是把私人的个人选择转化为集体选择的一种过程（也可以说是一种机制），是利用非市场决策的方式对资源进行配置。所以说，公共选择在本质上，实际上就是一种政治过程。

1962年，布坎南（JamesMBuchanan）与戈登·塔洛克（GordenTullock）在其名著《一致同意的计算》中论证了在公共选择中，由于信息不对称，一致同意需要极大的成本。⑥现实中的政治程序多采取间接民主制（代议制）或多数票原则（简单多数或比例多数），但政府行为和政府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受政治家和政治官员的动机支配……但多数原则是否就必然提供了合理性呢？或者多数人是否有剥夺少数人权力和自由的正义呢？这显然是个争论更深层次的问题布坎南认为，在相互冲突的主体间形成一致的规则是不可能的，因此只能求其次，通过多数人规则来实现，这就必须理解多数人规则的实质：并不在于让多数人接受而形成决策的规则，而在于让所有人都接受决策的规则。布坎南认为，多数主义政治会导致多数人联合体利用政府权力为自己的利益而重新分配资源，对经济和社会产生负面效应。他主张，放弃简单多数规则，而建立一个可以包容更多人的规则，即一种“普遍性的限制”，从而使政治家在决策时按照公众的利益公平的处理社会福利的分配。

五、利益集团理论

利益集团理论主要研究的是权力分配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所谓利益集团就是“那些具有某种共同的目的，试图对公共政策施加影响的个人的有组织的实体”。利益集团的成员可以是普通公民、非赢利性组织、公共部门组织·也可以是寻利的厂商。 利益集团理论的代表人物是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Lloyd Olson， Jr）。他认为：⑦如果社会中的典型组织只代表其中一小部分人的利益，则该组织必然不肯增加全社会的利益而作出自我牺牲；更为可能的是它将为其成员在社会总利益中争取更大的份额。在任何集团为其本身争取社会总收入的更大份额时，该集团不会关心此种重分配对全社会造成的任何数量的损失。集体行动团体的广泛性程度决定了其行为对该企业或工业效率的影响。当分利集团发展到足以取得成功的规模时，它必然采取排他性的政策，并力图使其成员限制在收入相近与贡献相近的范围之内。

在《权利与繁荣》一书中，他指出，⑧经济成功要具备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对所有人都稳定且具有清晰的财产权利和公正的契约执行权利，另外一个条件是没有掠夺行为。他还对科斯定理进行了修正，认为：科斯谈判理论以及对谈判起限制作用的交易成本问题并不能解释强制契约执行的外部权利问题。他可以很容易扩展开来去解释为什么那些想签订需要第三方强制执行契约的人需要这样的强制性，以及为什么他们愿意为这种服务付费。但是，他不能解释为什么强制性权利有时被用来强迫契约的执行以使市场运转的更好，以及被用来攫取市场中交易的商品这样的现象。

此外，在国家层面，奥尔森还分析了各国兴衰的原因。在其《国家兴衰探源》一书中指出，不同国家虽然都采取了市场经济但是取得了不同的结果根本原因就是分利集团的影响。⑨当分利集团发展到足以取得成功的规模时，它必然采取排他性的政策，并力图使其成员限制在收入相近与贡献相近的范围之内。分利集团的扩大将增加法律的繁文缛节，强化政府的作用，造成协议的复杂性，并改变社会演化的方向。

六、总结

新制度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流派中是一支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改变了长久以来把制度作为一个外生变量。开创性地把制度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去研究，其核心理论就是产权和交易成本。并用交易成本的存在解释了微观个体经济运行的规律。在宏观领域用公共选择和利益集团理论去解释国家的繁荣兴衰，并研究了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进一步显示了制度这个要素的显著的生命力，引起了国内许多学者研究的兴趣。但是，当前新制度经济学还处在不断完善之中，其许多理论依然缺乏定量化的分析依据。所以新制度经济学的定量化可能就是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此外，新制度经济学在产权和交易成本界定方面很多会借助到法律知识的应用，因此法律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结合未来会更加紧密。制度经济学在微观个体方面的研究主要是依托企业，如何将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具体的应用到企业中去也是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制度经济学和组织管理学的结合也会引起许多的关注。

参考文献与注解：

[1].R. H. Coase：《the nature of the firm》.economist.[J].1937

[2]奥利弗·威廉姆森，《治理机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M]，2004

[3]巴泽尔，《产权的经济学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M]，1997

[4]道格拉斯·诺思，罗伯特·托马斯等：《西方世界的兴起》， 华夏出版社， [M]， 1999

[5]道格拉斯·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M]，1994

[6]詹姆斯·M·布坎南，戈登·塔洛克，《同意的计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M]，2000

[7]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M]，1995

[8]奥尔森，《权利与繁荣》，上海世纪出版社，[M]，2005

[9]奥尔森，《国家兴衰探源》，商务印书馆，[M]，1999

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家理论框架 篇4

基于此，诺思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作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在对新古典主义的批判和对马克思主义修正的基础上，以人类社会的不断演进作为实证依据，建构了一个新的解释经济史的宏观理论框架。

全书的核心在于制度理论的研究，探讨制度上的历史演进及其推动力量。

关键词：国际政治经济学;制度理论;结构与变迁

一、核心框架

本书的内容围绕着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展开，“‘结构’涉及制度框架，‘变迁’涉及在一段时间里制度的设立、更改或破坏。”诺思认为，为了弥补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不足，需要人口变迁理论、知识存量增长理论以及制度理论，其中制度变迁理论是本书的研究重点。

该理论包含三大理论基石：国家理论、产权理论、意识形态理论。

作者将国家定义为“在行使暴力上有比较利益的组织”，因而处于界定和行使产权的地位。

国家规定着产权结构，对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而产权结构的效率决定了经济的增长、停滞或衰退。

诺思认为契约论、掠夺论都是不全面的，他用暴力解释国家：国家可以以其暴力上的比较优势规定产权组织形式，潜在地利用暴力来实现对资源的控制。

根据有关经济组织的分析，作者认为，经济的实绩取决于其组织结构;经济的组织结构影响交易费用。

这里所谓的经济组织安排，就是通常所说的产权形式。

不同的产权形式对经济实绩有着深刻的影响。

现代经济最基本的组织形式是市场与企业、产权制度与市场、交易成本、组织密不可分。

市场交换需要产权制度，否则交换不能进行;市场交换存在交易成本，市场交易必须有使交易成为可能的基础，那就是一套复杂的法律结构及其实施，即需要一套产权制度。

产权理论与国家理论关系紧密，产权的创建和实施又与国家相关。

诺思指出，国家有着不完全一致的双重目标：由于稀缺性和竞争的存在，更有效率的组织形式将替代无效率的组织形式，但如果有效率的组织形式损害了统治者的利益，那么相对无效率的组织形式将存在下来。

借助国家理论，诺思解释了无效率的组织形式、不好的产权制度得以存在的原因。

在诺思看来，国家在制定和变革制度方面是受到两方面制约的：一是政治市场的竞争;二是交易费用。

但是交易费用与收益的计算并不能解释一切制度的稳定与变迁，“历史上的变革和稳定性，需要有一种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来解释同新古典理论关于个人主义合理算计相背离的那些情况”。国家作为产权的界定、保护和变革者，所提供的产权制度需要人们相应的意识形态才能得以维护，“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是灵活的，以便能赢得新团体的忠诚，或随着外部条件变化也得到老团体的忠诚。”国家可以通过对意识形态的投资，使人们理解、支持制度变革，使制度变迁顺利，降低变迁成本，抑制“搭便车”行为，使制度变迁的成本内存化，从而节约变迁成本。

上述背景条件构成了作者的理论基础，经济环境的变化(如资源条件的变化、 相对价格的变化等)构成了推动产权变动的力量，产权变动向着减少制度费用的方向发展，政府依靠其暴力上的比较优势在其自身动机的约束下确认并执行有效产权，意识形态上的变革有助于降低经济组织成本，上述过程有效的解释了制度变迁的机制。

本文将着重探讨在1990年以后的全球化时期，本书所提出的制度理论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解释力。

二、全球化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

全球化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学有一个不变的“核心议题”，即国际政治经济学最终是要研究经济的全球化与仍然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政治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冲突，以及研究如何管理和解决这些结构性矛盾和冲突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苏联解体，全球化掀起又一浪潮，国际经济和国内政治之间的联系明显增强，这一时期的全球化呈现出一些明显的特征：首先，在经济方面，以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为代表的全球多边经济组织努力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各种区域经济组织不断产生，一体化程度不断深化。

第二，各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不仅在贸易方面有所拓展，在环境、疾病和公共健康(最典型的案例包括SARS和AIDS)，毒品和洗钱等方面的国际问题也凸显出来，这些政府无法控制的问题是需要通过国际机制和全球治理来解决的。

第三，全球化产生了国际关系领域的开放经济政治问题，国际体系经济权力的分布也发生很大改变，除了发达国家通过国际机制进一步确保统一的开放市场之外，游离在全球经济体系之外的.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也纷纷提出了加入这一体系的要求。

同时，参与全球化体系的主体从民族国家拓展到跨国公司和利益集团。

针对这样的趋势，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国际政治经济学90年代后最大的成果是借用经济学理论研究不同行为主体的经济利益如何影响其政策选择。

很多学者已逐步走出国家与市场两分法、国内层次与国际层次相互割裂的狭隘研究视角，在国家、市场维度之外纳入“社会维度”，同时打通国际与国内层次。

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由“国家——市场”转变为：“国家——市场——社会”。

在新添加的社会层次上，最重要的是要研究社会集团，特别是私人利益集团与公共利益集团的作用。

下图能够较为全面地概括1990年以后的全球化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包括国家、市场、社会三个层面，在国内层次中分别以国家、企业、国内利益集团为主体，在国际层次中分别以民族国家、跨国公司、国际组织(包括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为主体，同时，国内层次与国际层次相互交织，界线越来越模糊。

三、结论

根据以上的综合分析，笔者认为诺思的制度理论对于解释全球化时期(1990年至今)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具有可借鉴之处，具备一定解释力。

第一，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目前的主要流派来看，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全世界的范围内讨论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的互动关系，并将国际关系的发展动力归结为二者的相互作用。

自由主义流派强调世界市场更多地塑造了民族国家的行为;现实主义流派认为民族国家对世界市场的形成贡献更大;激进主义流派则从公平、公正的角度，否定现有的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体系，试图推进不满足于现状的力量，完成意识形态上的进步。

诺思所强调的推动经济史中结构变迁的因素——经济组织的形式、国家对新兴产权形式的界定、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三个流派关注的对象。

第二，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必须了解国内集团如何界定各自物质偏好，这些偏好又是如何被政治机制所加强的。

这一问题涉及到两个研究方向：首先是国际层面与国内层面的互动;其次是制度与利益的互动。

在国家层面，从国家对产权结构界定的角度，诺思认为，国家既有动机建立适宜自己的产权结构以使得统治者获得的租金最大化，也有降低经济组织中的交易费用以使得社会产出最大的动机。

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学最终要研究的是经济全球化与仍然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政治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冲突，以及研究如何管理和解决这些结构性矛盾和冲突的问题，国家和政府需要以暴力规定产权组织形式，潜在地利用暴力来实现对资源的控制。

在市场层面，现代经济最基本的组织形式是市场与企业。

民族国家在推动世界市场形成中起到了主要作用，而在全球化条件下世界市场对民族国家的行为有越来越大的塑造作用。

跨国公司等企业成为世界市场上日益活跃的角色，它们以世界市场为舞台，又影响着世界市场的运行发展，对国家间关系也施加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甚至在国际意识形态和国际体制的变化与调整中也常常能看到跨国公司等企业的影子。

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全球化时期，社会集团的价值取向，特别是对全球化发展的认同程度，影响到国家、市场或公司的作用。

全球化的发展带来产业结构的调整，带来了观念的分裂，基于利益与认同的利益集团的分化组合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全球化发展的一种反应。

如何塑造社会的普遍认同，平衡不同利益集团，维护对外开放政策，成为对国家能力的重要挑战。

诺斯的意识形态理论也解释了这些现象，并给出了解决方案：职业专门化引起意识形态差异，使得一直因种族(地理)差异而存在的意识形态差异变得更严重了，国家利用暴力规定了某种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并加以大力宣扬，限制其他非主流意识形态的生成和扩展，进而影响制度的选择、安排和变迁。

第三，“全球化在将来是会持续下去还是会重蹈历史的覆辙”是目前全球化面临的主要疑问之一，也是许多国际政治经济学者正在研究的课题。

伊肯伯里和格里科两位学者指出，全球化是可以逆转的，全球化若使世界各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弱国穷国很可能封闭自己，为了保证国际体系的开放和稳定，需要国际经济制度和全球治理等多种方式作用。

米尔纳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各国政府能否处理好推进全球化与保护民众免受全球化冲击之间的关系。

全球化时期，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些现象：关贸总协定的签订与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降低了由关税和种种非关税壁垒所引起的交易成本;货币互换安排降低了各国央行持有外国货币的成本;以欧盟为代表的地区性一体化组织降低了交易成本形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种种新现象。

上述过程中，既有市场主体的推动作用，又涉及国家在新产权形式认定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与国家租在这一过程中的提高。

诺思的制度理论主要是针对国内层面和历史层面来谈的，面对全球化，国际政治经济学完全可以将这一思想延伸到国际制度层面，也就是说制度费用在世界范围内的减少，可以成为推进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演变、全球产权结构转变的因素。

这同样验证了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逻辑：“理性一无政府状态一合作一共同利益一制度协调”。

参考文献：

[1] 【美】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M].厉以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2] 【英】约瑟夫·格里科，【美】约翰·伊肯伯里.国家权力与世界市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3] 海伦·米尔纳(Helen.Milner).全球化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趋势[J].国际政治研究，(2).

[4] 王长生，宋玉祥.诺思的产权理论及启示[J].生产力研究，2008(5).

新课程改革理论框架梳理解读 篇5

●六个具体目标

1． 倡导全人的教育--强调课程要促进每个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培养终生学习的愿望和能力，处理好知识、能力、制度、价值观的关系，克服过分注重知识传承的倾向；

2． 重建新的课程结构--处理好分科与综合，必修与选修的关系，改革课程结构过分强调学科独立性、门类过多和缺乏整和的现状，注重均衡性、综合性与选择性；

3． 体现内容的现代化--精选对学生终生学习必备的双基、处理好现代社会生活、知识领域与学生发展的关系，改变课程内容繁杂窄旧的现状；

4． 倡导建构性的学习--实现主动参与、探究发展、交流合作的学习方式，注重学生的经验与学习兴趣，改变过分依赖教材，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象；

5． 确立正确的评价观--建立评价立体多元、项目多元、方式多样。关注结果与重视过程的评价体系，突出评价对改进教学实践的功能，淡化评价的甄别与选拔的作用；

6． 促进课程的民主化与适应性--建立三级课程管理政策，增强课程对地方、学校及学生的适应性，改革课程管理过于集中的现状。●三级课程计划与管理框架

三级课程管理指的是，国家课程管理--地方课程管理--学校课程管理●国家课程的三个性质

1．课程标准不同于教学大纲，它不是对内容的具体规定（大纲或教科书），而是对学生学习结果的描述

2．是某一学习阶段的最低的、共同的、统一的要求，而不是最高要求

3．标准的描述是分层次的，可达到的，可评估的，可理解的4．隐含着教师不是教科书的执行者，而是教学方案（课程）的开发者

5．标准的范围应涉及“全人”领域：其中包含学生的认知、情感与动作技能

6．国家课程标准具有法定的性质。它是教材编写、教与学、课程管理与评价的依据

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家理论框架 篇6

作者:徐延辉 来源:社会学人类学中国网

“资本”及其实物形态的变化过程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范畴:从古典经济学的劳动、土地和资本三要素,到新古典经济学引入企业家管理才能变成四要素,经济学关注的资本始终是可以量化分析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而对于难以量化分析但对经济运行又确有重大影响的非经济因素,经济学家却采用“假设其他情况不变”的方式将其排除在模型之外。而从社会学角度来看,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的个人品行以及企业家的社会声望等非物质资本是企业的社会资本,这些社会资本对企业以及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因此,本文拟从经济社会学入手,对企业家的伦理行为对于企业社会资本的积累所可能产生的影响加以深入探讨。本文所使用的社会资本主要是指基于个人品行即信任而产生的动员社会稀缺资源的能力。

企业家伦理行为在经济学分析中的缺失: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

企业家的伦理行为或企业家精神属于影响经济发展的非经济因素,一般不属于主流经济学探讨的范畴。但是,也有学者比如查尔斯·维尔伯等经济伦理学家认为,经济学家应该吸收伦理学思想,因为伦理价值观有助于经济学家建立自己的研究范式,解决经济学方法论的核心问题即现实经济怎样运行以及应该怎样运行的问题(维尔伯曾详细地讨论了关于伦理学介入经济学的三种不同方式,见Wilber ,1998)。但是,自从20 世纪30 年代那场著名的经济学方法论之争后,主流经济学逐渐抛弃价值观,伦理学与经济学逐步分离,使企业家精神这一影响企业发展方向的重要变量从主流经济学分析中逐渐消失。

经济学为了变成一门真正的科学而逐渐摆脱伦理学,这对经济学作为一门了解人类经济行为的社会科学的发展壮大是极其不利的。伦理学者道格拉斯·维克斯认为,由于排除了道德关怀,经济学正变得日趋贫瘠(Vickers ,1998 :1509104)。

企业家伦理与企业家精神:社会学与伦理学的融合

上述分析表明,经济学所关注的企业家(及一切经济主体)是其行为的理性特征方面。“理性”是古典经济学和古典社会学等许多学科领域共同关注的话题。当代经济社会学家斯维德伯格认为,在经济学以外的学科当中,理性一般被当作一种变量来探讨,只有在经济学当中,理性才被当作一种前提假设、一种固定的行为特征而贯穿于一切经济模型之中(Swedberg , 1998 :135)。社会学对企业家行为的探讨超越了经济学的狭隘界限:它一方面肯定了企业家行为当中的理性因素,另一方面又特别强调企业家行为当中的伦理道德因素。将企业家伦理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联系起来进行理论研究的典范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对企业家(及一切经济主体)的行为做了宗教上和伦理上的分析,认为贪欲或赚钱并不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因为贪欲是一切社会一切主体的共有特征,资本主义精神与前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区别并不在于赚钱欲望的发展程度,而在于经济主体尤其是企业家群体所奉行的伦理准则。韦伯在书中,曾大段摘录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格言,认为富兰克林所宣扬的不单是发财致富之道,而且是“一种奇特的伦理”。比如,富兰克林认为,信用就是金钱,善于准时偿付借款的人是别人钱袋的主人,影响信用的事哪怕十分琐屑也要尽力避免。除了勤奋和节俭之外,与他人交往守时公正并奉行诚信原则对年轻人立身处世最为有益(韦伯,1987 :3358)。企业的社会网络是指企业在产品的产购销过程中与其他贸易伙伴所发生的一些长期性和重复性的社会联系。社会网络对企业生产函数的影响可以概括为两种效应:一是网络规模越大,能为企业提供的信息、资金等稀缺资源就越多;二是网络密度越高即网络成员之间的互动越频繁,为企业提供的社会资本的质量就越高。对于第一种即网络规模效应,学界基本上已经达成共识。对于第二种即网络密度效应,目前还存有争议。（注5）我们认为,网络密度与社会资本正相关假设可以从两个角度加以论证。

其一,从社会互动角度来看,网络密度较高意味着网络成员之间保持较为紧密的联系,在联系密切的网络中,成员之间一般都保持较高的互惠性期望和较为明确的惩罚性规则,因而网络能为成员提供真实的收益(或成本)。其二,从经济学实证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提供许多经济交往的经验数据对此加以经验支持。比如,在世界贸易发展史上,贸易格局曾发生如下规律性变化:二战之前,世界贸易主要发生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二者之间的贸易数额占世界贸易总量的50 %左右;而在20 世纪6034 % ,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数额跃居世界首位,占世界贸易总量的45 %256)。

企业内部的社会资本主要包括三大要素,依其对企业生产函数的贡献率可以将其排序为:企业家个人品行、员工个人品行以及企业产品的社会形象。

企业家(包括企业的决策群体)的个人品行位于企业内部社会资本三要素之首,而企业外部社会资本又是依靠企业内部社会资本推动、建立和扩张的,因而企业家个人品行实际上变成企业社会资本之中最重要的变量。那么,企业家的个人品行又是由哪些因素构成的呢?

笔者认为,企业家的个人品行主要是指企业家的伦理道德行为,包括前文所述的各种行为。除此之外,还可以从社会互动角度,从以下两个方面分析个人道德水平的培养过程:一是从先赋资本角度来看,遗传及家庭(或家族)声望对个人品行具有重大影响,前者决定个人的可教育程度及可塑性大小,后者则是个人社会资本的先天占有量,它可以是正数(当家庭声望较高时),也可以是负数(当家庭声望较低时)。二是从社会交往角度来看,受教育程度及工作经历都可以塑造个人气质,较高的文化素质有助于增加个人的社会责任感,所谓“儒商”即被引申为品格高尚的、胆识才能俱备的、言行一致的儒雅之士(马涛,2000)。工作经历是个人实现社会交往或与他人发生互动的主要形式,库利曾把人的生命归因于两个因素即遗传和社会,认为“人的社会生命起源于与他人的交流”, “人类本性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可教育性”(库利,1989 :

8、21),正是社会交往不断地改变和塑造着个人的品行特征。

员工个人品行对于企业社会资本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员工的敬业精神方面。员工的工作成效只要符合企业工作标准就应视其为合格职工,但经验研究表明,在许多成功的大企业当中,职工的努力水平常常超过企业要求其达到的努力水平,效率工资理论对此给出了较好的解释。但是,阿克罗夫(George A.Akerlof)认为,职工并非根据正规的、制度化的工作标准来工作,而是根据非正规的努力准则来工作的,这些努力准则并不是个人拥有而是集体所共有的、源于职工之间的情感比如友谊、或者出于职工对企业的情感比如忠诚而产生的一些不成文的规定。职工按照这些标准工作,其劳动成果超出企业标准的余额相当于职工送给企业的礼物。作为对员工超常努力及其高昂士气的一种奖励,企业回赠给员工以高于市场出清水平的工资即效率工资,这样,在企业及其员工之间就实现了“礼物交换”(袁志刚,1997 :142)。从阿克罗夫的礼物交换模型当中,我们可以发现社会规范(social norm)对员工及对企业双方的内在影响,具有互惠性质的社会规范内化于员工及企业家的伦理道德之中,对企业内部社会资本的积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企业内部社会资本的第三个变量是企业产品的社会形象也即通常所说的“品牌效应”。产品作为人类劳动的物化凝结,本身没有思辨能力或行为能力,从表面上看与本文所采用的以“信任”为核心思想的社会资本概念似乎相去甚远。但是,笔者认为,产品作为人类劳动的物化形态反映了其生产者的价值理念,产品一旦被生产出来并流向市场,企业家及其员工的伦理思想就会通过这一媒介形式传递给消费者。如果说企业家及其员工的个人品行是“静止的”社会资本,那么其产品则是“流动的”社会资本,它会无声地传递企业的价值理念,为企业带来巨额物质资本。关于产品信誉对企业经营的影响,信息经济学奠基人乔治·施蒂格勒(George J.Stigler)曾有简短而精彩的描述,他说“商誉”这个概念,可以定义为“顾客无须不断搜寻(即只须偶尔核实一下)就会不断光顾”(施蒂格勒,1996 :82)。信誉可以保证消费者对于某种品牌产品的信心,节约消费者的搜寻成本,有助于增加生产者和消费者双方的经济福利。

企业社会资本的积累对经济增长及社会发展的意义

有关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及社会发展影响的话题国内学术界讨论颇多,见张其仔(1997;2001)和李惠斌、杨雪冬(2000)等。在本文中,我们将企业家的伦理行为即企业家的个人品行引入企业的社会资本变量之中,又将社会资本引入企业的生产函数之中。那么,企业家的个人品行对经济增长及社会发展具有哪些影响呢? 我们将其归纳为两种效应。

第一是内生增长效应。

本文认为,在企业的生产函数当中,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是产出增长的“硬件”,社会资本则是经济增长的“软件”, “软件”与“硬件”的关系是:社会资本借助于人力资本并通过人力资本作用于物质资本而提高企业全部资本的生产效率。虽然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内化于经济主体的伦理道德是无形的,但是其载体却是有形的,在本文中这些载体就是企业家及其员工。本文的分析表明,具有勤俭敬业、诚实守信等道德品质的企业家及其员工的伦理行为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而一定时点上企业家及员工作为一个整体其行为方式又受过去人们的行为方式的影响,也就是说,在一定时点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社会资本存量的大小要受过去人们行为方式的直接影响,并对现在及未来人们的行为方式产生巨大影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个人品行对经济增长具有内生效应。

第二是向外溢出效应,它有两层涵义。

首先,由于企业家及企业产品良好的社会形象会引起其他经济主体的模仿行为,从而使良好的个人品行具有扩散效应。经济学家阿克罗夫和曼斯基(Charles F.Manski)等人曾经分别对社会互动中的个体行为做过深入研究,结果发现“身份”(identity)具有激励作用,人们会有意识地选择理想的身份并按理想的标准去行动。美国社会学家库利也对人的“社会自我”意识做过心理分析,认为荣誉感是一个人最基本、最真实的自我, “生命对荣誉的追求在人类行为中绝不是一种浪漫的需要,而是真正达到人性水平的标志,是人类特有的东西”(库利,1989 :153-154)。进入更高级的群体、受到更多的人尊重,这种动机遍及一切人类,它会促使人们遏制自己的不良行为,按照理想中的企业家的行为模式去行动。

其次,社会资本的本质内涵在于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信任程度越高、信任范围越广,社会资本的质量就越高。良好的个人品行首先是互动之中他人信任的基础,同时也意味着主体对他人的信任,也即主体对彼此诚实的作风、互惠合作意向具有确定性的预期。只有诚信扩展为社会交往的普遍原则,信任超越了亲情和人情的狭隘界限变成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信任,一个国家才是社会资本存量丰富之国。（注6）

通过本文研究我们可以认为,只有当社会信任遍及人类一切交换行为,只有当法律法规等“硬性制度”仅仅作为他律用以约束少数人的行为、当社会信任成为“看不见的手”作为自律自发地约束多数人的行为,只有那时我们才能认为社会交换已经接近“帕累托最优”即最有效率的交换状态,我们孜孜以求的市场经济才不仅具有形似而且具有神似:因为只有社会信任才是市场经济的真正灵魂。

注释：

注1：布罗代尔在其《资本主义的动力》一书中指出,中国的商品交换是一方无峰无丘、削平了的地盘,这是中国资本主义未能发展起来的重要原因(布罗代尔,1997 :22)。

注2：经济学有一个著名的“效率工资理论”,由著名的经济学家索洛、夏皮罗和斯蒂格利茨等人于20 世纪80 年代正式提出。虽然该理论的分析工具比较前沿即使用信息经济学关于雇主和雇员拥有的信息不对称的方法来论证高工资与高效率之间的因果关系,但从结论上看,社会学家韦伯早在20 世纪之初(写出本文的时间为190461)。

注5：边燕杰等人在讨论中国城市家庭的社会网络资本时,提出社会网络密度与社会网络资本总量呈负相关的假设(边燕杰、李煜,2000 :7)。

注6：杜恂诚在研究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时发现,近代中国的企业绝大多数采取家族式的组织方式,中国企业家第一相信亲属,第二相信同乡。在上海等通商大埠中,做生意的人都以同乡关系结帮:广东人在一起结成“广东帮”,宁波人在一起结成“宁波帮”„„诸如此类的还有“苏州帮”、“无锡帮”等等。不仅企业家结帮,而且企业中的工人也以同乡关系结帮,工人传授技术也只在帮内进行(杜恂诚,1993 :1331905 年)即已提出了效率工资思想,这不能不令当代经济学家汗颜。

注3：熊彼特认为社会资本概念可以从真实资本概念中引申出来,但仅仅作为私人资本加总才有意义。除此之外,资本作为支付手段只有在私人手里才能发挥资本的作用,因而讨论社会资本是没有意义的(熊彼特,1997 :137)。

注4：张其仔曾将社会资本的定义归纳为四种:第一种是指社会网络,第二种是指社会规则,第三种是指规则、网络与信任,第四种是指蕴于社会结构之中的个人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张其仔,2001 :59134)。我们可以轻易地发现近代中国资本主义企业经营方式的当代版本,例如在北京的“浙江村”等等(见项飚,2000;刘林平,200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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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家理论框架 篇7

2013年11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通过对我国100强系列(国有、外资和民营企业)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进行调查,发布了《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报告(2013)》。报告显示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平均得分35.3分,较去年的31.7分有小幅度上升,整体处于发展阶段,其中,近五成企业(539家)得分不足30分,仍处于起步阶段。上述得分表明我国百强系列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履行状况不容乐观,中央企业平均得分为43.9分,虽高于民营企业16.6分和外资企业的18.6分,但履行情况距实现和谐发展战略目标相去甚远。由此提出一个问题:如何有效促进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梳理文献我们发现,目前CSR研究聚焦点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所能带来的绩效收益,而忽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驱动要素的研究。因此,本文主要基于制度基础观,深入研究制度这一影响企业战略行为的重要内生变量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在促进作用,揭示制度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作用过程和机理,为从制度视角促进企业更好履行社会责任提供理论支撑。

二、文献回顾

长期以来,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背景下,企业都是被作为理性地系统。把企业看成是效率机制、完全理性地这种逻辑背景下,Porter(1980)的产业基础观与Barney(1991)的资源基础观成为战略管理的主流思想。在自由选择的市场制度框架下,产业基础观与资源基础观有很强的说服力。 但是,这两个理论是以自由市场经济与自由民主政治体制为依托。Oliver(1997)认为企业在制定和实施战略时应该考虑到一些较为广泛的因素,例如:国家与社会。而这种影响因素也被普遍的认为是制度框架的内容之一。在中国,政府不仅是经济的主导者,掌握社会的绝大部分资源,而且是制度的制定者。在这种制度环境中,对于企业管理者战略选择与实施有着非常大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制度基础观从根本上挑战了产业资源观与资源基础观,成为许多学者研究的现代战略管理的“第三只支脚”。Meyer(2001)研究发现跨国公司在受到规制压力、规范压力和社会认知压力的约束时,将不会选择仅以效率为目标的战略。scott(2001) 提出通过法律、法规等强制约束人或组织行为的制度压力的形式的规制压力,是影响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首要因素。Qian(2008)提出规制压力是企业在社会责任战略反应中的典型推动力,组织有很强的动力与其保持一致。规范压力,体现为准则、价值观、不同地区形成的共同概念。沈奇泰松(2010)提出价值观体系和行为准则是规范压力的核心内涵。价值观主要表示普遍接受和期许的观念、而行为准则表达了组织行为必须遵守的条件和规矩。Den Hond (2007)发现社会利益团体通过龙头企业说服等方式,对企业实施其相对应的社会责任的经营战略起到了关键作用。社会规范压力还可以通过NPO组织建立各种行业标准, 使企业察觉并在社会中广泛传播, 从而大大增加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可信度与问责依据。Baron(2006)通过理论分析和数理推理, 研究发现非营利组织等公共部门通过目标企业选择等方式给公司施加社会压力从而促使企业履行相应的企业社会责任。认知压力,指通过模仿已经存在的各种能使得企业自身能在某一特定行业稳固自身的行为的压力。Basu和Palazzo(2008)在构建关于CSR的意义建构过程的模型时,提出组织的合法性认知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特征产生影响。Matten和Moon(2008)研究发现认知模仿的行为来源组织的不确定性和复杂环境,是对“最佳实践”的行为的认知,并进行模仿。Werbel(2002)研究表明,企业捐赠研究变量,发现企业的行为受到企业高管的思想意识的影响。通过对从以上的文献进行的梳理可以看出,企业通过适应制度的各种压力来规范自身的行为,这样能够使得企业行为符合制度的约束。但这些研究仅仅只是对企业在制度环境下行为的表面的剖析,并没有深入探讨,避开了内部机理研究。Meyer(2009)就在其文章中提出制度环境在哪些方面以及怎样的途径去影响企业的战略变化是我们必须关注的、探究的问题。杨东宁等(2005)通过对规制性驱动力、模仿性驱动力和规范性驱动力这三种中国企业标准化环境管理体系贯标驱动力的考察,发现规范性驱动力对贯标的影响最为显著,规制性驱动力的影响并不明显,需要三种压力协同作用。值得一提的是,早在North(1990)就曾指出,在有限理性的基础上,考虑认知这一关键因素,对制度研究做出新的解释。本研究在North研究的基础上,力图通过制度基础观相关理论来解释制度压力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将认知压力作为中介变量,并研究认知压力对企业社会责任发挥的作用,进而研究其内在机理作用。

三、基于制度基础观的企业社会责任:一个理论框架和相关命题

(一)新制度基础观新制度基础观认为企业自身与所处环境的融合及适应性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只有在企业能适应其生存环境的条件下,单个企业所拥有的资源和能力才能使得企业取得和维持持续的竞争能力。而企业面临的组织环境中,除了技术环境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制度环境。其实,在Meyer将制度理论应用于组织研究之后,不仅促进了组织战略管理的实践与理论的发展,而且也使得人们逐渐意识到在制度的作用下,企业不再仅仅考虑效率机制,而且也要迎合内外部相关利益者的要求。促使新制度主义学者的研究角度转换为站在组织管理者的角度来看制度在什么时候,以及怎么样去影响企业的战略选择。 在此基础上,Oliver (1991),Peng(2002)提出了建立在制度基础之上的企业战略选择理论,以全新的视角解释企业战略差异性问题。强调了制度对企业战略选择的影响,同时进一步探求制度要素对企业行为的作用。该理论认为制度对企业战略选择有着重要的影响。它把焦点放在制度和企业彼此间的交互作用上,两者交互作用的结果则是企业战略。新制度理论强调企业战略选择不仅是由产业发展状况和企业所拥有的特殊资源能力决定的,而且决策者面对特殊框架中正式和非正式因素也对企业战略选择产生重要的影响,即制度是影响企业战略行为的重要内生变量。对于制度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问题,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Di Maggio和Powell(1983)提出了三种扩散模式,在此基础上scott(2001)进一步明确了其理论根源,提出了规制、规范、认知是构成制度的要素,而其对应的制度压力分别为规制压力、规范压力、认知压力。这些观点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

(二)相关命题的提出文章基于scott(2001)提出的制度框架,将制度压力分为三个构成要素:规制压力、规范压力及认知压力,进而深入分析这三个构成要素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机理。

(1)制度压力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在制度环境中, 制度压力要求企业符合在制度环境下被社会认可的组织具体形式和做法,而无论这种形式与做法对企业的运行真正的是否有效,都要求企业符合“合法性”机制,以此来获得生存和发展。制度基础观的研究者还注意到,不仅是制度环境所形成的制度压力对企业的行为方式有影响,而且企业自身在制度压力的作用下也是能改变环境使得自身的发展更为有利。企业在一个既定框架中运作,其经济行为不仅要考虑技术、信息等约束,也要考虑社会构建的约束。企业的行为不仅仅只有经济性,还得承担一定的社会公平与责任。而企业社会责任就是企业所要考虑的社会构建中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受到制度压力的影响。企业在制度环境中从事各种生产性或生活性经营性活动,这种制度环境受到各种利益相关者的影响,社会责任造就了以“给予与获得”为原则的共生关系,这种关系存在于利益相关者与企业间,从这个角度来说,企业是基于制度理性而存在的。徐二明,左娟(2010)在研究电信运营企业的过程中发现,技术环境不仅会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与此同时,制度环境会对其产生更大的影响,正是由于制度环境的影响才直接导致了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变化。Meyer(2001)研究发现跨国公司在受到规制压力、规范压力和社会认知压力的约束时,将不会选择仅以效率为目标的战略。Husted,Allen(2006)发现跨国公司是在制度压力下,做出关于CSR的决策。由此我们得出本文的第一个命题:

命题1:制度压力与企业社会责任正相关

规制压力与企业社会责任。规制压力是因规制环境的对企业产生的规制压力,来自于政府的行政指令规制力。 主要是指具有法律权威或与之类似组织所颁布的、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保持良好社会秩序的法律、规则、政策等。 企业必须严格遵循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的法律法规,如若违反相关的法律条文,企业将付出严重的违法成本。以中国为例,政府是企业重要的利益相关者,是主导阶层。政府因素是企业要获得组织的“合法性”所要考虑的要素之一。 政府的政策和导向对企业而言是至关重要的。组织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其往往是采用与主导阶层的意向与价值观相一致的行为。Campbell(2007)提出,政府规制压力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起到重要的监督作用,通过调查发现处于这种制度环境下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明显好于处于非制度环境下的企业。如果政府管制手段和程序与其他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相一致,则会有很好的效果。良好、完善的法制环境保证了企业对于未来政策走向和经营环境有积极的预期,有利于引导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因此,所以我们提出本研究的命题:

命题1a:规制压力与企业社会责任正相关

规范压力与企业社会责任。规范压力是使得企业遵循特定的行为准则和规范,这一标准主要源自于家庭、社区、 社会等形成的规范和价值观,或者某一行业集体界定工作条件和方法的专业化进程,最后确立一种共享的观念,建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氛围,以此来约束企业行为。无论是企业发生威胁自身的危机之后的补救,还是主动为企业自身树立良好社会形象,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基础是规范压力的规范措施。企业受制度环境中的制度压力的影响,同时也能能动的反作用于制度环境。企业通过自身的创造或是对标杆企业的模仿或是超越来塑造制度环境,显示出的是对规范化机制的予以“合法性”的界定。企业最初依据制度环境中的制度压力对自身所产生的影响,具有模仿性的机制作用,继而表现的是将规范化赐予社会化的能动性后所带来的推动作用。而对于企业社会责任而言,一方面是企业为了适应规范压力,模仿企业社会责任值得学习的企业,以此获得合法性生存的行为。另一方面,通过对模范性企业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学习,将企业社会责任的外部行为内化为企业的自觉行动,这对于企业本身乃至企业所处的整个行业形象的提升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有许多学者研究了规范压力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得出的结论是规范压力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是正相关的 。(Greening、Gray (1994),Muhammad Azizul Islam and Craig Deegan(2010),夏春勇(2012))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1b:规范压力与企业社会责任正相关

认知压力与企业社会责任。认知压力是指企业通过已经存在于同一行业或各种流行的感知体验和行为模式,采取模仿等行为以使自身的行为稳定化。在制度基础观的学者看来,制度化活动是由个人、组织、组织间在层次上相互关联这样一个过程所产生的结果。而在个人层次上主要表现的就是管理人员的规范、习惯和对传统的无意识的依从。组织所处的环境是动态的且时常发生着变化,企业的管理者会根据企业自身的特点来权衡内生变量、外生变量相互作用的影响,以此来决定制度仪式中哪些对企业有利,哪些是无关紧要,哪些是应对制度压力的无奈之举。对于企业社会责任而言,认知压力对其影响是巨大的。管理层作为企业的掌舵者,他们的思想、规范对传统无意识的依从直接影响企业社会责任战略上的选择。通过学习模仿有利于企业自身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内化为企业内在的符合合法性的竞争优势,更好的促进企业更长远的发展。 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1c:认知压力与企业社会责任正相关

(2)认知压力的中介作用分析。管理认知,是指在经过了长期的经营活动之后所形成的对于特定事物的看法和理解,以及管理层为追求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认可而做出的一系列的战略的行为。过去的一些研究将企业的成功归因于企业所拥有的资源、优势、甚至是运气,而忽视了管理的认知行为,而通过借鉴认知科学的有关研究结论,将已有的人类认知及心智思考研究成果应用于战略选择研究中来,将能更好的审视管理者的决策过程。在追寻合法性的道路上,企业的高层管理者的管理认知受到制度环境中制度压力的影响,而制度因素是企业的高层管理者的管理认知初步形成和演变的基础。当企业作出战略决策,考虑到组织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时,战略的决策者(企业高管)设定战略目标的基础就是使组织价值观与组织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评判标准保持一致。管制、规范的社会因素成为了规范组织认知的重要因素,能够通过影响并改造组织的认知模式来诱使或者是迫使组织或实行与利益相关者利益相关的行为或做法。从制度压力的角度来看,本文认为认知压力是管理认知的重要的形成因素,是社会管制和规范因素内化到组织内部的结果。从规制压力方面来说,企业想要生存发展,必须要有良好的外部大环境,才有利于企业的效绩的提高.从政府的角度来说,政府为了经济活动的有序进行,颁布的相关一系列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制度压力影响企业管理层的认知。 于企业而言,企业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披露更多更全面的社会责任信息,以此传递企业在社会责任履约中的作为。由此可见,规制压力影响认知压力,而其也通过这一路径影响着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据此,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2a:规制压力通过影响认知压力,最终影响企业社会责任

从规范压力方面来讲,企业受制度环境中的制度压力的影响,企业通过自身的创造或是对标杆企业的模仿或是超越来适应制度环境,表现出的是对规范化机制的予以 “合法性”的界定。企业首先依据制度环境中的制度压力对自身的影响作用,起到的是模仿性的机制作用,然后又表现出的是将规范化予以社会化的能动性的促进作用。而在这一过程中,管理层认知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首先,对于行业中标杆企业的企业社会责任的行为履行需要管理层的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需要借助管理者自身对于社会责任的认识,并且在此基础上将其他标杆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内化为自身的认知,使得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发展成新的高度。其次,管理层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的进一步提升,会促使管理层更加倾向于履行社会责任,不仅仅是对自我企业的提升,也是对该企业所处行业的整体的提升。可见,在制度压力下,规范压力也影响着认知压力, 并最终影响着企业履行其社会责任。所以我们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2b:规范压力通过影响认知压力,最终影响企业社会责任

根据以上的理论分析与命题提出,构建出本文的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

四、结论及建议

(一)结论本文通过分析得出如下结论:(1)制度压力各要素直接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在新制度主义的理论下,企业不再是只寻求经济利益的实体,其本质是一个社会化的机构,是有限理性的,它不但受到技术方面的影响, 而且还受到制度的影响。制度因素是企业做出社会责任的决定因素。制度能够对企业的战略产生作用,它是内生变量。而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受到规制、规范和认知三要素的影响。由此得出规制压力、规范压力和认知压力对企业的社会责任产生直接影响这一结论。(2)规制压力、规范压力通过认知压力影响企业社会责任。本文研究发现,制度压力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学术研究存在异同。在进一步细分制度要素的研究过程中,研究发现制度要素发挥的作用是有差异。在大量学者的理论研究基础上,本文通过分析知道,认知压力作为中介变量,结合管理认知的制度特性,得出通过认知压力,企业的社会责任最终会受到规制压力和规范压力所影响的结论。由此我们得出,我们应该加强管理层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程度,除此以外,还要注重规制压力与规范压力对管理认知的影响。以让企业更好的履行社会责任。在理论上进一步验证了企业所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是受制度压力下的产物之一。规制压力、规范压力不仅仅直接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还可以认知压力这一中介变量,最终影响企业社会责任。

(二)建议根据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1)规制压力主要来源于政府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导向,国家有关部门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有关政策法规,制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激励机制以及相应的曝光和惩处措施,推动我国的企业公民建设。(2) 重视行业内部治理和标杆企业的导向作用,引导行业领头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树立标杆形象,加强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共赢意识。试图依据行业的特征设立并健全企业社会责任的评价体系。在引起社会公众对公司社会责任关注的同时,推动行业内的模仿,激发更大范围内行业的认同。同时还应发挥行业协会、媒体和教育机构的引导作用,进一步加强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和社会公益地宣传。(3) 公司高层管理者因提高自身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看法,从自我做起,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了解国家和行业内的社会责任管理最新标准和形式以及其他企业的社会责任管理模式和社会绩效水平。同时,企业也应加强社会责任的战略整合、责任管理职能设置、员工的动员激励、责任审计和评估的常规化等方面进行改进。

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家理论框架 篇8

《新结构经济学--重构发展经济学的框架》一文认为"经济结构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并倡导以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经济结构及其变迁，以及整肃市场在此过程中的作用"。其中，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要求充分认识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基础，而不是片面强调政府的干预作用。

通过阅读此文，可以看出林教授提出的新经济结构学重构了发展经济学的框架。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经历了两波理论思潮。第一波理论思潮--结构主义强调国家经济的落后原因在于市场失灵，认为市场无法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第二波理论思潮--新自由主义认为政府过多干预，主张"休克疗法"。而新结构经济学与传统发展经济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强调了要素禀赋结构和这种结构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其政策主张是一个特定国家的产业结构的升级同时要求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和新技术的引进及基础设施的相应改善。文中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的三个要点。第一，一个经济体的禀赋及其结构在每一个特定的发展水平是给定的，并随发展水平不同而不同，因而经济体的最优产业结构也会随发展水平不同而不同。第二，经济发展水平并非仅有"穷与富"或"发展中与发达"这两种离散情况，而是一条从低收入农业经济一直到高收入工业化经济的连续频谱。第三，在每个给定的发展水平，市场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率的根本机制。

二、读后感想

本文基于林毅夫教授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的三个要点就新结构经济学的"新"谈谈自己的感想。

1.新旧结构经济学的区别

首先，林指出新结构经济学与以往发展经济学的不同之处首先在于其分析方法。旧结构经济学支持发展中国家通过行政手段和价格扭曲措施发展违背比较优势的产业，实质上就是通过政府的系统性干预来优先发展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例如上个世纪一些发展中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等资本密集型产业，而忽视了本国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从而造成了一系列适得其反的后果。相反的，新结构经济学则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中心作用，政府只能因势利导而不能过度干预。

其次，新结构经济学与旧结构经济学还区别于经济管理的关键工具的运运用方式。旧结构经济学中政府的系统性干预是经济发展的核心手段，如国内幼稚产业的保护政策。遵循与政治利益思潮和过于宏达的经济目标的经济政策都有可能导致失败。新结构经济学强调经济发展如产业升级必须符合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比较优势及其变化。

2.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首先，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首先要遵循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与之前的"基础性"作用相比此次更加强调了市场的主导地位。政府不能强行实施系统性干预，而只能在一些"外部性问题和协调问题"上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关于"协调问题"，林教授特意注明在这里不是指过去经常发生的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协调作用。对于经济体制改革，政府应采取一种"务实、渐进"的的方法，"一方面为原优先发展产业提供暂时性保护以维护宏观稳定，另一方面则放手让那些符合经济体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以获得经济成长"。

其次，中国应该发展要素禀赋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新结构经济学将贸易理论中的要素禀赋理论应用于发展经济学，认为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经济产业结构、经济产业结构的变迁和提升决定经济从低收入到高收入的发展。一个国家应该根据当时给定的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发展它的产业 。政府在产业升级过程中不能进行过多的行政干预总而违背比较优势理论优先发展不具有要素禀赋优势的产业。在林看来，遵循比较优势战略发展经济，就是要政府去选择符合自身禀赋条件的产业，形成与之相适应的产业结构，这样的产业才能自生下来，不需要政府补贴来维持其存在。例如，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的过程其实就是要素禀赋结构发生变化的结果。当资本越来越多，其相对价格越来越便宜时，最优的决策就是生产更多的资本密集商品，以逐渐取代劳动密集商品，从而形成"倒V"形产业动态过程并持续下去，这又被称为经济发展的"飞燕模式"。

再次，在产业升级的同时需要强调基础设施配套的必要性。当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顺着产业阶梯拾级而上时，生产的规模效应也在扩大，需要更大的市场，这些都要求基础设置的相应配套。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在现代经济增长中随着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生产的经济规模、产品的市场范围和交易的价值不也会断扩大，企业对资金的需求也就越来越多，面对的风险也越来越大，因此硬的基础设施，像交通、电力、通信、港口等必须不断改进。同时，软的基础设置，也就是金融、法律等制度也必须有相应的完善，这样才能降低各种交易费用，充分发挥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增加生产、促进发展的效用。

第四，大力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是一种对发展中国家最为有利的外国资本流动形式。外商直接投资一般都会带来资金、技术、管理、市场等资源，这些正是发展中国家所缺乏的也产业升级所必需的资源。与旧结构经济学将外国资本看做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有害控制的工具不同，林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区别看待外商直接投资和那些旨在套利的投机资本。

最后，重视发展人力资本。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人力资本是国家禀赋的组成部分，人力资本的提升必须与物质资本的积累和产业升级保持齐头并进。否则，人力资本就会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人力资本的核心是提高人口质量，人力资本以教育投资为主要部分。国家不应当把人力资本的再生产仅仅视为一种消费，而应视同为一种投资，这种投资的经济效益往往远远大于物质投资的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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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黄少安.《新结构经济学》侧评 [J].经济学，2013（12）：1085-1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