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登斯社会结构讨论论文

【摘要】结构化理论在传统的社会决定论和方法论个人主义之间“寻找了一个合适的交叉点”，打破了社会决定论和方法论个人主义的二元对立。吉登斯批判性地借鉴社会决定论和方法论个人主义，将两种社会学理论进行调和，提出社会结构的“二重性”特征，认为社会现象是社会结构和个体实践共同作用的产物。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吉登斯社会结构讨论论文 (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吉登斯社会结构讨论论文 篇1：

完善我国农村金融机构风险补偿机制

近年来，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快速推进，金融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力度逐渐加大，农村金融服务水平也有所提高，但农村金融发展中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与矛盾也逐渐暴露出来，其中，农村金融风险大、风险分散和补偿机制缺乏越来越成为影响农村金融资源聚集和农村金融发展的明显障碍。

一、当前我国农村金融组织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我国农村金融改革不断深化，增量改革和存量改革同时推进，发展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已经成为构建普惠制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突破口。目前我国的新型农村金融组织主要有三类模式：一类是主要依靠民间力量自发组织起来的金融组织，一类是按照相关法规政策组建的金融机构，一类是介于前两者之间、在地方政府支持下由民间资本投资发展起来的金融组织，主要包括农村资金互助组织、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新型农村金融组织的发展，在改进“三农”和弱势群体金融服务、提高农村金融市场竞争度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1999年以来，在人民银行支农再贷款的大力支持下，随着农村信用社改革的逐步深化，以农村信用社为主力军的涉农金融机构支农力度不断加大，在促进农业经济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国大部分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金融服务一直处于供求失衡状况。随着农村经济转型和新农村建设的深入推进，农村金融需求规模发展迅速，不仅农户的资金需求不断增加，一些专业性的种植业和养殖业大户、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社和农村中小企业贷款需求也很旺盛，农村信用社“一社难支三农”的问题日趋突出。在继续深化农村金融存量改革的基础上，以组建新型农村金融组织为主要内容的农村金融增量改革发展迅速。在本轮改革过程中，相对于相关部门而言，地方政府的推动作用更为突出。但从构建农村金融体系的角度分析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发展现状，“三难”和“三缺”即“进入难、发展难、退出难”、“缺政策”、“缺资金”、“缺管理”，仍然制约着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完善农村金融体系作用的有效发挥。

1．农村金融机构机制不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是逐利的，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商业性金融机构在经营决策过程中必然要进行收益与成本的核算与权衡。而农村经济天然的弱质性造成了农村信贷市场成本与收益之间的严重失衡，农村金融风险的高企使得金融机构不得不采取信贷配给的手段来应对信贷资金盈利性要求与农业贷款高风险低收益之间的矛盾。

2．农村信贷资源投入数量减少。一是由于金融机构将信贷资源配置到风险收益高的地区和领域，导致农村地区资金流出多、流人少，金融产品和服务单一，难以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二是农村地区资金大量流出。农村地区的大量存款资金通过邮政储蓄、农业银行甚至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大量流向城市和非农领域，从而造成信贷资金来源本已相对稀缺的县农村地区难以得到金融的有力支持。三是信贷产品期限短。许多农村地区的金融机构仍然局限于传统的农业信贷“春放秋收冬不贷”的经营观念，信贷投放以一年以内短期贷款为主，一年以上的中长期贷款很少。四是信贷产品金额小。目前各地农村金融机构发放的农户贷款一般不超过5万元，农业产业化企业从当地单家法人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获取的贷款也很少能超过500万元，很难满足农村经济日益产业化、规模化的发展需要。五是金融服务品种单一。县域和农村地区金融网点少，金融产品少，金融服务的范围受到限制，大多仅能提供开户、结算、小额贷款等服务，难以满足农村地区农户和企业，尤其是有一定规模的农业产业化企业对金融服务的要求。

3．农村金融市场获取金融服务的代价高。为实现有效的信贷配给，金融机构通常的做法是引入抵押担保条款。抵押担保条款的引入一方面使得借款人违约成本上升，违约的可能性也随着抵押担保价值的上升而下降；另一方面也使得金融机构不用支付高昂的信息收集和风险评估成本，而得以低成本地识别出低风险的借款人。这种做法对农村金融市场造成的影响：一是金融服务价格高企；二是获取贷款难度加大。除小额信用贷款外，农村金融机构在发放贷款时，普遍要求提供担保或资产抵押，对农户和农业企业来说要获得金融机构的贷款，门槛很高、难度很大。

4．相关金融政策依然缺失。这是农村金融机构普遍面临的问题，也反映出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建设还缺少政策和制度保障。村镇银行尽管是由银行监管部门批准成立的正规金融机构，但是由于准入批准进程缓慢，极其有限的小型银行业金融机构很难体现丰富农村金融体系的作用，而村镇银行目前反映最多的问题是吸收存款难。另外，由于农村互助资金组织的法律地位尚不明确，缺乏相关配套的法规政策和制度安排，大部分都只在当地民政部门登记。小额贷款公司也无法拿到银行监管部门颁发的金融许可证，只能在工商管理部门注册。由于主管部门不同，人民银行和银行监管部门难以有效依法开展相应的监管和业务指导。

5．农村金融资金来源不足。这是农村金融组织普遍面临的问题。农村资金互助组织自有资金规模小，业务量有限，与农民及农户的实际需求间存在较大差距。而各地村镇银行成立时间短，信誉积累薄弱，客户认同度低，吸收存款难度大，存款的稳定性也较差。而小额贷款公司资金来源主要依赖于注册资本金，一旦投放完毕，后续资金不足的问题十分突出。尽管各地也有一些大的小额贷款公司从银行机构融入资金，但毕竟是极少数，相当一部分小额贷款公司面临无钱可贷局面，可持续发展受到制约。

6．农村金融组织内部管理有待提高。目前各地农村金融组织人员的业务水平和金融“正规军”相比差异较大，因此急需提高相应的金融政策水平和业务操作技能。村镇银行属于农村社区小型商业银行，规模小，应对市场风险、坏账风险及操作风险的能力相对薄弱。

7．涉农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还不完善。从我国农村合作基金会和农村信用社的发展历程看，缺乏机构退出机制是主要教训。由于退出机制缺位，一些长期经营不善、严重资不抵债、扭亏增盈无望的高风险农村信用社不能实现正常市场退出，制约着国家“花钱买机制”作用的有效发挥。和农村信用社一样，农村合作基金会在其存在的10多年里，一直没有建立退出机制。

二、构建我国农村金融风险分散和补偿机制的几点建议

从宏观上讲，要从农村金融风险的根源出发，根据不同风险的性质和特点，制定和完善相应的风险分散和补偿机制，以实现有效提高农业投入产出稳定性的目标，使农业金融领域成为金融机构眼中风险可控，经营可持续的业务领域。

1．加大中央和地方财政资金支持，加快农业保险体系建设，分散和补偿自然风险。农业生产和发展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生态保护乃至国际政治经济博弈，是具有较强的准公共产品性质和战略意义的产业，因此客观上需要政府给予农村和农业领域有力的财政支持，以克服由于自然风险带来的天然弱质性。一是加大

对农业公共设施体系建设的财政投入，提高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财政资金要大力支持大型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重大或重要农业科技项目、水利和环境保护、重要农业防灾、减灾及相关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二是鼓励和资助农户和农业企业进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固定资产投资，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对农户个人、企业或联合投资建设中小型灌溉设施给予资助，对小规模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补助金；对小型农田改造项目和农用机具及农用设备采购给予财政补贴或优惠贷款支持。三是通过财政资金支持和保障，建立完善的农业保险体系。农业保险被许多国家作为扶持和保护农业发展的强有力的政策性工具之一，但由于农业保险具有交易成本高、风险高的特点，很难完全由市场提供，必须将其作为重要的准公共产品，由政府加以支持、引导和推动。第一，确立农业保险强制性与自愿性相结合的原则。对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宗农产品，如水稻、小麦、大豆、玉米和棉花等粮食作物采取强制保险政策，同时鼓励农户和农业企业提高自愿性保险参保率。第二，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通过提供保费补贴、费用补贴和其他方面的支持，引导商业性保险机构进入农业保险市场或设立单独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提供政策性农业保险服务。第三，政府出资设立一个全国性的巨灾农业风险保障基金或农业再保险机构，对遭遇巨灾损失的农民提供一定程度的补偿，分担农业保险公司的风险。

2．大力推进农业中介服务体系建设。要不断增强农产品价格保护和市场调控能力，分散和补偿市场风险。一是搭建农产品供求信息平台，引导农产品生产，避免市场过度波动。二是制定农产品价格保护和储备制度，增强政府平抑农产品市场价格波动的能力。三是增强和完善农产品期货市场功能，通过套期保值的方法分担市场风险。

3．建立健全涉农贷款担保和保险制度，分散和补偿信用风险。一是要加快推进农村信用工程建设，优化农村金融环境。建立健全农户和农业中小企业信用档案，加快农村信贷征信系统建设，使农村金融市场上，守信者步步为“赢”，失信者寸步难行，营造出良好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二是以信用征信系统为基础，完善农村信用担保体系建设。由政府牵头，设立由中央、地方财政按比例出资，吸收农户和农业企业参与的涉农贷款担保基金和担保机构，以信用征信系统提供的信用报告为依据，为守信者提供优惠费率担保服务，对失信者给予惩罚性高额担保费率或不予担保。三是设立贷款风险补偿基金，引导建立涉农贷款保险机制。由中央财政出资建立覆盖全国的涉农贷款风险补偿基金，并以此为基础引导地方政府、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共同参与，按照风险共担、合作共赢的原则建立农业贷款保险机制。一旦发生信贷风险，将根据风险类型不同由中央风险补偿基金、地方财政、银行和保险公司承担不同比例损失。

4．加大国家的政策扶持力度。要制定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发展的整体规划，完善相关法制和制度环境，确立新型农村金融组织的法律地位，并在资金和税收等方面做出适当的制度安排，以便于其发展。一是降低准入门槛，在农村金融服务欠缺的中西部地区农村加快设立村镇银行。二是在税收方面予以优惠，所得税和营业税的征收标准应低于其他金融机构。农民资金互助社作为非营利性组织，应采取更优惠的财税政策。三是建立新型农村金融组织风险担保与损失的财政补偿机制，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对新型农村金融组织信贷投放的杠杆作用。

5．多措并举，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大力拓宽目前村镇银行主要业务内容、范围和领域，提高社会认知程度，增强农村金融自身的吸储能力。根据村镇银行发展实际和农村信贷需求实际，人民银行进一步加大对村镇银行支农再贷款的支持力度。鉴于当前村级互助资金组织受到农民欢迎，并在试点过程中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因此建议国家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增加试点县和试点村，由贫困村扩大到普通村。同时建议国家适当增加财政扶贫资金补助。对小额贷款公司应在规范管理的基础上，放宽一些经营情况良好、内部控制水平高的小额贷款公司从银行业金融机构融入资金的比例，并能根据资金头寸开展市场拆借，以增强其放贷能力。

6．强化内控管理，提高服务水平。进一步完善操作规程、资金管理制度、财务制度与账务等内部管理制度。加大力度引人金融专业人才，切实提高农村金融组织的“软实力”。充分利用规模小、审批环节少的优势，不断创新，推出特色化、差异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为分散贷款风险，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还可探索与银行同业、保险公司机构合作开展贷款业务。

7．建立市场化的退出机制。农村资金互助组织、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作为新型的农村金融组织，发展中存在着制度设计和自身机理上的缺陷，只有建立起市场化的退出机制，在出现问题时，才有利于国家采取区别对待的分类处置方法，在不断完善中促其持续健康发展。

因此，在市场转型的研究中忽视作为非正式制度的互惠经济，实乃一大缺失。互惠经济作为和再分配经济、市场经济相并行的一种非正式制度，是不可或缺的。

２．“结构——行动”框架的困境

超越“结构—行动”二元分析框架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之后各国社会学家们努力的目标，然而市场转型的研究却仍然陷入这一泥潭而不能自拔。吉登斯社会结构的二元性理论向我们揭示了结构主义视角下人的能动性受到的漠视。宏观结构主义中的各行动者只需各尽其责并足够。但结构并非具有某种遥不可及的神圣性，人也不是如机器般地简单应对。“结构既为人的制约，同时也在人们利用这种结构时再生产出这种结构。结构内在于互动者的日常生活中并由这些日常生活再生产”。［２４］

从现实层面上来看，吉登斯所说的二元性在个人和结构两个层面皆有反映，我们能否创造出一个能够替代这一具有浓厚结构主义色彩的“结构”一词呢？吉登斯试图通过将社会结构重新定义为规则和资源来完成这一替代。在使用这些规则和资源时，行动者在时空中维持和再生产出“结构”。［２５］显然，在吉登斯那里，结构主义意味并未完全消除。结构主义难觅其踪只是在互惠经济网络的视角中才得以实现。因为在网络视角下，结构是内在于互动之中的，互动创造着结构，而结构同时也限制着互动，如此，宏观和微观分析的二分法才真正的消失了。［２６］而这也正是孙正平笔下“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分析视角所存在的不足。同时，也超越了传统市场转型研究中的似乎无处不在的地位结构观。

３．市场转型研究范式的补足：网络结构观

总结以上关于市场转型理论的讨论，我们不难得出结论：无论是“精英循环”论还是“精英再生产”论以及其背后的不平等的发生机制，都离不开地位特征的分析。［２７］换言之，位置决定精英阶层地位，占据什么样的社会位置，就决定你是否成为精英。笔者不否认社会位置对于精英地位的不可忽视的重要性，但是重要性并不表明其具有唯一性，占据一定的位置并不能穷尽成长成为精英的所有条件。在网络结构观看来，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之间的纽带关系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结构，个体一方面能从结构（联系）中获取一定资源，但同时结构（联系）又能决定个体。网络结构观着重关注人们在社会网络中发生联系的性质、多寡和质量。不论作为“干部”还是“直接生产者”，只要与成长成为精英的某种要素存在某种联系，都有利于成长为精英。［２８］也即，精英地位的取得并非如地位结构观所认为的那样，单纯地决定于所处的社会地位，更为关键的是人们在社会网络中摄取资源的多寡以及质量的优劣。

网络结构观强调基于人们日常生活所形成的社会网络对资源配置及对平等产生的影响，它构成了互惠经济的内在本质。在网络结构观看来，经济行动是嵌入到社会结构之中的，因而处于一定社会结构中的人们所进行的经济行为必然受到社会联系的影响；个体在社会网络中摄取资源的能力以及遵循“人情法则”对于精英的形成和不平等的作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也即，在市场转型过程中，正式制度的变迁对于精英的转换和社会分层机制的影响不容忽视，但是互惠经济提供的网络结构观告诉我们：社会网络资源的多寡、质量以及摄取资源能力的大小同样也对精英的形成和社会的不平等产生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在我们这样受到宗法关系长期浸润、封建余毒远未消除、“关系”往往决定成败的国度。这种网络中接触到的资源被学者称为社会资本。［２９］这个概念提供给我们一种新的立体的考察市场转型的视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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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２２］转引自孙立平．“关系”、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Ｊ］．社会学研究，１９９６，（５）．

［１４］凡伯伦和康芒斯等人在２０世纪早期倡导制度主义，认为个人的社会行为、获取社会资源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本身的产物，但面对制度性的约束因素，社会成员也不是完全被动的。它会在制度范围内或某些制度边缘，采用某些非正式的运作手段来获取社会资源。详见Ｄｕｇｇｅｒ?熏Ｗｉｌｌｉａｍ．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ｎｅｏ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熏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ｓｓｕｅｓ?熏Ｖｏｌ １３?押８９９－９０９．Ｓａｍｕｅｌ?熏Ｗａｒｒｅｎｔ．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９?押ｐｐ．５６９－５９０．

［１５］［１８］杨光斌．制度范式：一种研究中国制度变迁的途径［Ｊ］．中国人民大学学报，２００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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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何梦笔．网络、文化与华人社会经济行动方式［Ｍ］．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

［２６］张其仔．社会资本论［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２８］张文宏．社会网络分析的范式特征——兼论网络结构观与地位结构观的联系和区别［Ｊ］江海学刊，２００７，（５）．

［２９］［美］林南．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

责任编辑 魏亚男

作者：安起雷

吉登斯社会结构讨论论文 篇2：

二重性与反思性

【摘 要】结构化理论在传统的社会决定论和方法论个人主义之间“寻找了一个合适的交叉点”，打破了社会决定论和方法论个人主义的二元对立。吉登斯批判性地借鉴社会决定论和方法论个人主义，将两种社会学理论进行调和，提出社会结构的“二重性”特征，认为社会现象是社会结构和个体实践共同作用的产物。结构化理论重视时空的重要性，并提出个体并不是被动地反映社会环境的影响，个体通过“反思性监控”实现自我认同。

【关键词】结构化理论 结构的二重性 个体反思性

一 引言

20世纪70年代之前，主流的社会学理论主要有社会决定论和方法论个人主义。社会决定论认为社会结构是一种既存的客观事实，它独立并超越于个体，限制和制约人类个体的行动和思维，个体的一切表现仅仅是社会存在的一种决定性、制约性反射，强调社会客体的霸权地位。与之相对立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核心是个体行动者，“所有的社会整体都可化约为个人的逻辑堆砌”，所有的社会系统、结构都只是个人行动的后果，强调主体的独霸地位。这两种理论都有其合理和可取之处，但却过于激进有失偏颇，将主体和社会客体之间的分野强化到了极致。处在社会决定论和方法论个人主义之间的中间派，试图调和这两种理论，在社会客体和主体之间“寻求一个合适的交叉点”，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二 结构的二重性

吉登斯对社会决定论和方法论个人主义两个社会学派的观点进行了批判性借鉴，认为社会的构成包括既存的客观社会制度、社会结构和区别于集体性的个人。他对社会构成的论述以两条主线展开：一条是沿着韦伯、帕森斯等早期社会决定论路线；一条是沿着与集体性相区别的个体能动性路线。吉登斯认为这两条主线的交汇可以克服传统的二元主义，阐释出社会结构的二重性特征。

结构化理论在探讨社会和个体的关系时，不同于以往的二元论，它认为社会结构具有二重性，社会现象既不仅仅是社会结构也不仅仅是行动者个体的产物，而是二者共同的产物。社会结构和个体并不是相互独立而存在的，它们是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关系。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认为社会的构成既不是个体的行动经验，也不是既存的客观实在，它是二者在时空中有序安排的社会实践。社会结构在日常的生活实践中被创造出来，它是人们正在开展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实践的具有连续性的一系列活动。社会规则和资源通过行动者的实践活动而被创造，同时影响制约着行动者的行为活动，它既是实践行动的结果也是实践的根基和媒介，这就是社会结构的二重性特征。在结构化理论中社会实践居于中心位置，是个体和社会的基础。

除却结构的二重性，时空概念也是结构化理论的重要因素。社会实践并不是随机的，而是在时空组合中具有一定秩序的日常行为活动，它是行动者在时空中与他人的相互作用。社会结构系统中的所有活动互动都是具体情境定位的互动，即个体与他者的相互作用是在具体的时空情境中进行的，它是一种连续的日常接触，在时空中逐渐消失又不断地重新构成。行动者的主动性活动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完全自主的，它总是处于特定的时空环境中。结构化理论认为，经验是很好的老师，它联结过去、现在和未来，具有持续性和一致性，是未来目标定向的主要基础，时空在其发展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 个体反思性

结构化理论认为在社会结构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实践中，具有主观能动性的行动者会不断地对实践活动进行反思性监控。行动者具有对所处社会结构系统的认知能力，并能够对从事实践活动进行根由的解释，他们对环境具有自己的认知、理解和反思，并在此基础上定向自己的活动。行动者的实践模式和心理模式在社会塑造中具有主观反思和想象性，人们总是会对日常活动进行不断的反思。

自我并不是完全由外在影响所决定的被动实体。外在影响在塑造人们的认同时，不管行动者的背景带有怎样的地方性，个体都会对带有全球性的社会影响的后果和内涵起到增强和直接促进的作用。在现代性社会中，“认同成为一种反思性地组织起来的活动，自我的反思性投射（首尾一贯但又持续修正的个人经历的维系）发生于经过抽象系统的过滤的多元选择的场景中”。反思性活动组织的生活规划，通常是与专家知识接触之后所具有的对风险的考虑，它是认同的结构化的核心特征。自我反思性活动，对身心产生广泛影响。外在的环境影响在现代性社会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少，认同成为“借助反思来加以自我动员的实体”。每个人都实践着一种个体经历，而这种经历是被反思性地组织起来的。在现代性的后传统秩序中，“我将如何生活”必须在诸如吃、穿、住等日常生活琐事的决策中得到回答，并且在认同的短暂呈现中得以解释。

个体的生活变化是心理不断重组的过程，在后传统秩序的情境下，个体的变化作为连接个人改变和社会变迁过程的一部分，通过反思活动不断地被探索和建构。我们的日常活动，受到活动参与者的反思性监控。在这种意义上，反思性的觉知是所有人类行动的特征。活动参与者总是不断调控其所从事活动的场景，以此作为其活动的特征，并且这种调控具有话语的性质。例如，活动参与者若受到询问，他们一般能够给出“所从事的活动的本质及原因的话语性解释”。

自我认同并不是个体的特质，它是个人依据自身经历所形成的反思性理解的自我，认同是超越时空的连续性活动。吉登斯认为认同存在的问题与个人经历的脆弱性密切相关，尽管行为在认同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认同不是在行为之中也不在他人的反映之中发现，而是在“保持特定的叙事进程之中被开拓出来的”。认同并不仅仅是作为个体行为系统的连续性的结果被给定的，而是在个体的反思性活动中被创造的。个人被建构的经历作为认同的特质，会随社会文化的改变而改变，在此过程中个体的能动性反思活动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自我的反思性建构活动是持续的、无所不在的。每时每刻，至少在有规则的时间间隔内，“个体依据正在发生的事件被要求实现自我质问”，“我如何利用这一变化的时刻”是个体惯性问询问题序列的开始。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反思性活动是“观察的实践化艺术”：正在发生什么；我正在想什么；我正在做什么；我正在感受什么。作为一种持续的连贯现象，认同被设定为一种叙事，其发展道路唯一显著关联的内在参照就是生命轨道自身。这种内在参照的生命历程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同时涌现的很多社会变迁的影响。认同的建构既依存于未来的准备，也依存于对过去的解释，在多元性的选择中，与他人的关系对认同具有重要影响。对认同的理解包含以下方面：（1）“在一个非常一般的层面上，人类能动者从来就不会被动地接受外在的行动条件，但多少会持续地反映到它们上面去，并依据它们特殊的情境来重构它们”；（2）“在集体以及个体水平上，最重要的是在现代性的条件下，大块集体占有的领域导致了社会生活日益增加的反思性”。

四 讨论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为社会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然而有学者认为，在实证研究中该理论的运用还面临着挑战。结构化理论忽略了制度维度的重要作用，不同的制度组织下，有着不同的文化和社会规则，它没有探讨不同民族和国家的结构系统的不同表现。另外，结构化理论只是将社会系统看作是连续的实践再生产，并非具体社区组织中规则的再生产。结构化理论并没有为社会教育中的职位问题提供任何解答。结构化理论因为将宏观的社会系统和微观的行动者联结起来而受到批判。有学者认为，结构和个体的合并会削弱对问题的系统分析，为了解释事情为什么表现为这样而不是其他，在探讨社会问题时有必要将社会系统和个体区分开来。结构化理论为解释社会结构的再生产提供了一个概念化机制，但是这一点并不是我们要强调的，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社会结构为何能够成功再生产并组织结构化，而其他的却没有等问题”，但是关于这些问题，结构化理论并没有提供直接的回答。吉登斯的理论兴趣在本体论层面，关于方法论却未做探讨，这给研究者开展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而且，结构化理论没有以一种批判性的思维探讨问题，缺失对事件应然层面的分析阐述。个体反思性虽然强调行动者的主动反思性监控，但其过度强调反思性，在某种程度上有唯心主义倾向和理想化色彩。

结构化理论并不是最完美、最好的社会学理论，但它比较适合研究社会组织现象，将社会结构和行动者个体并重，为分析某一活动或现象的多角度、多层次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吉登斯承认具有认知能力的人类行动者的重要作用，强调结构是行动的结果和中介，社会系统是再创造和自我组织系统。结构化理论的最大贡献在于将人类看作创造性的群体。传统的社会决定论认为，微观的因素会引起微观的结果，宏观的因素引起宏观的结果，二者互不干扰。结构化理论中强调自我组织系统，认为自我组织系统是复杂的、循环的因果关系。在因果系统中，起因和结果并不能看作是单线的和确定的，相同的起因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而不同的结果可能是源于同一起因。微小的因素也可能引起宏大的后果，宏观因果和微观因果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此外，行动的意外结果也处于因果的循环系统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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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庞远燕、汪二款〕

作者：孙玉环

吉登斯社会结构讨论论文 篇3：

吉登斯的风险社会理论及其对规制我国科技伦理的启示

摘要：安东尼·吉登斯是当代西方具有世界性影响的著名社会学理论家之一，其风险社会理论对于加强对科技创新的引导，促使我国的科技创新朝着正价值方向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风险；风险社会；科技创新

文献标志码：A

当今世界，全球范围内风险不断出现，各个领域已经处于风险之中。这些风险，除去自然原因之外，很多都是人为造成的，就是自然原因中也能发现很多人为的痕迹，风险之间又呈现出复杂的相互影响的关系，而这种复杂关系又增大了决策的难度和不确定性，可能又会导致更大风险的产生。我们不难捕捉到隐藏着的“风险”二字和伴随着我国正在进行的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风险影像”的无处不在，其中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有显性的、隐性的，有确定的、不确定的，有天灾的，更有人祸的。这又一次引起我们对“风险”的再思考。

一、風险概念的产生和吉登斯的风险社会理论

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在其论著《风险社会》一书中第一次提出“风险社会”(risk society)的概念，随后引发了吉登斯、卢曼、拉什等一批学者们的激烈讨论，以及学术界和大众媒介的高度关注。据吉登斯考证，“风险”概念可能来自于西班牙的航海术语，在16和17世纪，风险这个概念似乎已经有了，西方探险家们在开始他们的全世界航海时，他们第一次创造了这个概念，原意是指航行到未知的领域时遇上危险或触礁。对此，吉登斯曾作过这样的解释：风险概念“看来最初是在两个背景下出现的：它起源于探险家们前往前所未知的地区的时候，还起源于早期重商主义资本家们的活动”。后来这个词就用来指代各种各样的不确定的情况。通过分析，吉登斯指出，风险这个概念与可能性和不确定性概念是分不开的。

20世纪后半期，安东尼-吉登斯对风险进行了系统深入研究，形成了有关风险的社会学理论。

首先，吉登斯认为风险社会是现代性文明的结果。吉登斯否认我们已经进入后现代时期，而是正处于现代性之中。他所谓的现代性是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但是到目前为止，它的那些主要特征却还仍然在黑箱之中藏而不露”。风险性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现代性总是涉及风险观念”。现代性具有双重性，其高度的以信息社会、消费社会和知识社会作为标志的文明在给人类带来舒适和成就的同时，也暴露了其消极的一面，那就是风险社会的出现。在吉登斯看来，风险社会就是日益生活在高科技前沿，无人能够完全明白，也难以把握各种可能的未来。吉登斯还预言：现代性文明带来的社会风险还对现代社会的根基产生异议并最终破坏现代社会的根基，毁灭所谓现代化的一切胜利成果。

其次，吉登斯认为社会风险是一种制度化的结构，具有制度化的结构性特征。这种制度化的结构不仅涉及到人类社会实践的结构，还涉及到社会结构的制度化功能和制度安排下的人类建构的社会结构。吉登斯指出“当与目前的实际相联系的时候，风险关涉的是未来所发生的事情，而对未来的拓殖却又打开了新的风险情景，其中有些也是制度化地组织起来的”。在现代社会中，风险是一种“已定的”制度化了的行为。

再次，吉登斯在考察工业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基础上，把社会风险划分为两种类型：即外部风险和人造风险。外部风险是指以时间序列为依据可作出估计的风险，像威胁人类社会的旱灾、地震、饥荒和暴风雨等来自自然界、与人类行为无关的风险，成因在于传统或自然的不变性和固定性；人造风险是指“人力制造出来的风险”，它是由于我们自己的知识和技术对自然界的影响而引发的风险，人们以往并没有体验到，也无法依据传统的时间序列作出估计。当代社会面临的许多环境和健康威胁就是人为风险的例证，随着人类对自然干预的程度和广度的稳步扩大，自然界几乎没有哪个方面不受到人类的影响，人造风险几乎存在于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成因主要在于“科学与技术的不受限制的推进。科学理应使世界的可预测性增强，但与此同时，科学也造成新的不确定性——其中许多具有全球性，对这些捉摸不定的因素，我们基本上无法用以往的经验来消除”。

二、吉登斯关于社会风险的特点

吉登斯认为，社会风险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风险具有人为性。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由于不断加速的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其直接后果是使科学技术深入到人类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并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这种人类主动行为的不利后果就是灾难，就是现代社会面临的风险，因此吉登斯认为，“我们每日所面临的风险是无所不包的，它们不是自然性风险，也不是由于人们的行动或住所选择而暴露其中的风险，我们无法选择是否接受它们，它们是被我们的专家系统所制造设计出来的”。风险实际上是由常见的各种受到人们认同的活动方式引起的。我们周围的许多问题，如大气污染、水污染、温室效应、酸雨等，都是人类利用高度发达的科技“制造”出来的。

其次，风险具有不确定性。风险总是指向未来，但关于未来领域是未知的、难以把握的。“正是无法预见的东西创造了曾经未知的情境”。同样，我们缺乏关于风险的过去的历史经验，因为越来越多的风险正以前所未闻的形式表现出来。理性主义关于“知识越多就越能够把握未来”的信条已经不再能对社会风险有效了。我们对于风险的当下体验也往往是模糊的、不自觉的，这是因为，与可以基本预测的自然灾害不同，社会风险经常以隐蔽的、突发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不确定性还表现在今天的风险无论在起源上还是在后果上都是不确定的：确切原因并不清楚，实际后果同样难以预料。例如：科学家已经发现化学污染对南极某些企鹅群造成了有害影响，但是他们不可能查明污染的准确来源，也不能说明污染在将来对企鹅可能造成的影响。

再次，风险具有广泛性。风险的危害性不受空间、时间和社会的限制。由于全球化把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促进了各个领域的分工协作，同时产生了在全球范围内接触更广、程度更深的相互依赖，因而任何此时此地产生的风险都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可能。今天的风险可以影响到所有的国家以及所有的社会阶层，关于这一点，1986年乌克兰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爆炸就是明证，在大爆炸发生以后很久，在欧洲及以外的地区还能检测到高于正常水平的放射性污染。1997—1998年的亚洲经融风暴，几乎一夜之间就对亚洲经济造成了毁灭性打击。2008年10月发生的目前还在持续的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也是如此。此外，还有关于全球的环境问题，如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等，其危害涉及全人类。

三、吉登斯社会风险理论对我国的启示：在科技创新的同时加强对科技伦理的规制

从吉登斯的风险社会理论及其特点可以看出，科学技术是现代社会风险的最大来源，这是由科学技术的双重性所决定的，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生活和社会巨大进步的同时，也把社会带人到高风险和多危机的阶段。正如美国社会学家查理斯·培罗所说：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却掩盖了社会潜在的巨大风险；而被认为是“社会发展决定因素和根本动力”的现代科学技术，正在成为当代最大的社会风险源。过去发挥过巨大威力的原子弹和生化武器其危险性至今依然存在，现今出现的克隆技术、基因技术其潜在的威胁正带给全人类深深的忧虑。人类无法阻止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但却可以通过对全社会特别是科技工作者的教育引導，运用技术、道德和法律等手段，加强对人文创新的重视，以期对科学技术的发展进行规制，从而降低风险发生的频率，减小风险危害的程度。

首先，大学教育在培养学生创新意识的同时，要加强对科技创新的伦理教育，提高科技工作者对科技的反思能力，本着“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倡导绿色科技的理念。人类社会的发展不仅要考虑到当代人的发展，而且要考虑到后代人的发展，不仅要考虑到人类自身的发展，而且要考虑到与人类生存和发展密切相关的其他物种的发展，这是1992年《里约宣言》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核心思想。高等教育不能仅局限于对创新素质、创新能力的培养，还应当进行科技伦理、尤其是科技创新的伦理教育，以便从根本上降低科技创新的伦理风险，否则，我们极有可能培养出一批崇尚竞争、唯我独尊、缺乏教养的无情才子，甚至可能是危害社会的破坏性人才，而不是社会所需要的有教养的、高尚的知识公民。对于从事实际科学研究的工作者来说，其自身的科学活动必须正视自然的价值、人类的持续发展，这就要求科学研究者必须以追求自身崇高价值的实现为目的，以完善自我德性为归宿，只有这种研究才是对人类社会进步起正面作用的，才是绿色科技真正意义上的发展。通过对科技的理性反思，增强风险意识，提高防范风险的自觉性。

其次，在全社会构建科技、伦理和法制综合治理机制，规避因科技创新而带来的现代风险。虽然现代社会的风险主要是由高度发达的科技“制造”出来的，即由于对科技的不当运用而产生的一些灾难性后果，为了消解这些灾难，人类又不断地通过科技创新手段加以解决，新的科技创新又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如此恶性循环，因而吉登斯称当今世界是一个“失控的世界”。如何使科技的创新与人类的生存发展相一致，仅仅依靠科技创新是不够的，科技可以推动人类向前发展，但是发展的方向却有赖于伦理道德。对于科技的伦理规范就是要加强对科技风险的责任伦理的认识，就是要通过强化人类的风险意识和责任意识，来对人类的实践活动进行内在约束控制。此外还要发挥法律规避的作用，通过限制科技人员进行科技活动的范围、通过设立一些科技创新和应用的禁区、通过制定保证科技创新过程中各个环节安全的技术法规等，缩小科技带来风险的可能性。正如乌尔里希·贝克指出：“在风险社会当中应当增加安全性策略，提醒人们在行为过程中要增强对损害可能性的警惕度，不要盲目地崇拜科技专家，而应提高安全标准，建立决策机制和安全举证机制”。

再次，在科技创新过程中要加强对人文科学创新的重要性的认识。西方的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两种文化”(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冲突，这对我国是一个信号。经济指标是现代化的一个硬指标，没有经济的现代化就不会有现代化。但过分强调经济指标有可能导致经济主义(即举国全力以赴经济增长)然后是科学主义(因为科技是经济增长的有力手段)的泛滥。我国虽然在理论上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举，但在实践中所有的目标都围绕经济增长而制定，文化被当作次要手段而受到忽视。如果片面强调经济增长和生产力发展，将会造成科学技术单独迅猛地发展，而人文科学发展缓慢或徘徊不前，有可能使人成为“单向度的人”，最终也将阻碍科技的发展。创新是实现科技与人文相融合的重要途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是人类文明整体的两翼，两翼的隔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严重障碍，因而需要使两者获得融合和均衡发展。创新精神将成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融合的催化剂。创新需要冷静思考、深入研究和艰苦探索，这是科学精神的内容，但创新同时需要热情、激情和闯劲，这又是人文精神的表现，因为这与创新主体的目标和价值观直接相关。在我国应实行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并举、科技知识与人文知识协调的基本主张。

责任编辑：陈剑

作者：干承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