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的经济哲学论文

摘要：“中国梦”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政治宣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全国各族人民几千年来的夙愿，坚定不移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就成为“中国梦”的首要内容。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中国梦的有效途径，全国各族人民应该紧握时代主题、凝聚力量，努力将“中国梦”变成现实。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中国梦的经济哲学论文 (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中国梦的经济哲学论文 篇1：

论新时代大学生劳动教育的价值意蕴

摘要：大学生担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时代使命，亟需劳动教育的奠基。基于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创造性价值、劳动正义、教育与生产相结合的理论旨趣，从奠基中国梦、完善教育体系、打造时代新人三个层面阐释劳动教育的时代价值，澄明劳动教育涵括创设劳动环境、厚植劳动审美力的人文意蕴，是具有新时代意义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大学生劳动教育;教育与生产相结合;劳动审美力

劳动是人类的本质特征，是创造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根源，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教育引导大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懂得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道理，长大后能够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1]，阐明了劳动教育的基本内涵和价值旨归，凸显了党和国家对于劳动教育的重视。反观现实，当前的大学生劳动教育存在着被软化、弱化、淡化等困境，更面临消费主义、娱乐主义等意识形态的侵蚀，阐明大学生劳动教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因，厘析劳动教育的价值意蕴，成为我们亟待解决的新课题。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的价值和教育意义

第二国际用实证主义的思想框架把马克思的劳动理论归结为“经济决定论”，卢卡奇等人基于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独特解读而将其理解为一种总体性批判理论，阿尔都塞主张将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解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予以消除，事实上，马克思是以历史、综合、融汇的视野阐发劳动的，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指认劳动的创造性价值，在经济哲学中追求劳动正义，在教育理论中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的一般价值和教育意义的理论渊源，为大学生劳动教育的价值意蕴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根基。

(一)劳动的创造性价值

“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由低到高，从野蛮到文明，从蒙昧到进步，没有劳动，没有劳动创造出来的驱动力，一切皆不可能。”[2]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的新世界观是基于生产劳动而阐发的，马克思对人类劳动的创造性价值阐明主要体现在劳动创造世界与历史和劳动确证人与类本质两个时空维度。

一是劳动创造世界与历史。一方面，劳动创造世界。马克思指出：“作为确定的人，现实的人，你就有规定，就有使命，就有任务……这个任务是由于你的需要及其与现存世界的联系而产生的。”[3]马克思认为，劳动是區分人与动物的决定性因素，劳动实现了自在意义的自然世界跃迁为自为意义的人类世界。作为人类最基本实践活动形式的劳动，也从“解释世界”转变为“改造世界”的现实社会活动。马克思强调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另一方面，劳动创造历史。马克思强调：“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4]正如马尔库塞所说：“要得到任何可能的满足都必须工作，必须为获得满足需要的手段而从事颇为痛苦的劳动。”[5]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劳动被看作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事实起点，亦是整个历史唯物主义建构的逻辑起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他指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不仅强调劳动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起决定性意义，更从劳动理论的基点出发致力于引领劳动者联合起来创建共产主义的新历史图景。

二是劳动确证人与类本质，指向自由自觉。马克思从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类的三重维度分析劳动对于改造自然世界、人类交往世界、人类未来世界的重要创设作用，并指向劳动者的自我解放乃至创造自由自觉的新世界。首先，劳动创造了人本身。马克思认为，一旦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同时也间接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恩格斯把劳动看作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其次，人在劳动中不是孤立的存在，人与人之间在劳动中结成的关系是社会关系的重要方面。马克思阐明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也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相互交换其活动，劳动彰显着人的社会性以及个体与社会之间深刻的内在统一。最后，劳动确证着人的“类本质”和“类存在”，这种基于劳动而自我生成的“类存在”，是一种超越有限性而指向无限性的“类”，在劳动实践中生成的“类意识”将个体的有限生命存在提升为真正超越个体的“人类意识”。由于劳动的现实展开，人类的生命过程从自在物质循环过程转变为自觉创造生命的自由过程。

(二)劳动正义

圣西门描述资产阶级文明的本质就是“复活的奴隶制”，揭示了劳动的非正义性。马克思阐明了意志起作用的基本方式是生产劳动，而生产劳动又是以“物质生产关系”为基础的。马克思彻底解开了自在之物的谜底，即康德以为超验的、神秘的、不可知的自在之物实际上正是隐藏在生产劳动与之打交道的、作为商品的“物”背后的社会生产关系。[6]马克思对剩余价值规律的揭示也是在劳动的基础上实现的，剩余价值规律既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也揭露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清晰脉络。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通过透析资本、地租和劳动的分离对工人的“致命”打击，厘清工人在多种具化条件下的“异化”状态，指出即使在对工人最有利的社会状态下，结局必然是沦为机器。马克思通过剖析资本主义制度下异化劳动的具体表现，揭示了异化劳动的最终根源，并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和扬弃异化劳动的基础上指向“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7]。马克思所认为的成为幸福源泉的劳动是自由、尊严、安全的劳动，是“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在社会的管理下实施生产，以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满足。社会作为自由人联合体，将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人类本性的条件下科学合理地调解自己和自然界的物质变换。

列宁揭露资本主义制度下人民注定要从事永无休止的劳动，却过着贫困不堪的日子。他深入考察使劳动者摆脱这种苦役生活的第一步就是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工人监督、把银行收归国有，并从国际视野上關切劳动者的遭遇，认为资产阶级的扩张政策把少数人的幸福建筑在对亚洲和一切殖民地以及小国亿万劳动人民的奴役之上。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全社会应认真贯彻和落实尊重劳动、知识、人才、创造。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彰显党和国家对于劳动以及劳动者的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改善就业环境，增加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人民立场和劳动情怀，指出了劳动与收获、劳动与公平的价值旨归，彰显了劳动正义，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新境界。

(三)教育与生产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教育观认为，劳动在形塑人的教育环境和砥砺人的成长过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中塑造了凡年龄体力适合于劳动的男女都要参加劳动的图景，卢梭把劳动视为自食其力的“自由人”的基本要求，圣西门提出“人人应当劳动”的著名论点，欧文提倡“劳教结合”，为教育与生产相结合思想奠定了深厚的理论渊源。马克思在深刻分析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特征的基础上指出普遍禁止儿童劳动只是虔诚的愿望，并强调生产劳动和教育的早期结合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未来教育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更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彰显了劳动在塑造人的过程中起重要作用，为新时代劳动教育奠定了理论基础。列宁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具体实施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他指出：“没有年轻一代的教育和生产劳动的结合，未来社会的理想是不能想像的。”[8]列宁不仅重视劳动竞赛，善用物质和精神刺激激发首创精神，还把工人自己发起组织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看成是当时俄国制度中首要出现的“共产主义的东西”，认为这是“活生生的现实当中的共产主义”，是更具有决定意义的变革的开端。

在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区分当前教育与旧教育的不同：一是学习革命理论;二是实行生产劳动，认为教劳结合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重要途径。全国解放后，更把“爱劳动”纳为“五爱”国民公德之一。1958年，毛泽东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重要指示。邓小平在1978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中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作了新的阐释，指出“现代经济和技术的迅速发展，要求我们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内容、方法上不断有新的发展”，并强调指出在教劳结合上必须充分估计到现代化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劳动的重要论述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彰显了“尊重劳动者”的人本关怀，指出了“实干兴邦”的现实路径，明确了“创造伟大”的发展动力，为新时代高校劳动教育注入了新内涵。[9]这是马克思劳动教育观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进行创造性转化的具体体现与最新理论成果。

二、大学生劳动教育的时代价值

大学生肩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使命，新时代大学生劳动教育关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完善和形塑时代新人的未来指向。

首先，劳动教育奠基中国梦。马克思曾经指出：“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子都知道的。”[10]坚持劳动教育是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继承和发展，是植根于中国人内心的民族基因，劳动教育直接决定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劳动价值取向、劳动精神风貌和劳动素养水平，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尤瓦尔·赫拉利指出：“几十年前，中国还是粮食短缺的代名词，1974年第一次世界粮食大会上专家断言中国绝无可能养活10亿人口，但中国创造了史上最大的一个经济奇迹。”[11]这是一代代人民群众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创造的奇迹。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劳动产品从日常生活中的商品现象中抽象出来，阐明劳动就是商品价值的唯一来源。正如霍克海默所言：“劳动的总体性是社会经济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任何个人都不能自给自足，他所需要的一切都来自于社会，必须为社会而劳动。新时代大学生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同向同行，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接班人，必须深化正确的劳动价值观。

其次，劳动教育完善育人体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性质决定了培养有劳动素养的时代新人是中国教育的价值旨归之一。劳动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到高校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对“培养什么人”所发出的时代动员令。加强大学生劳动教育是要引导大学生充分认识劳动的价值，深刻理解劳动教育的内涵，培养热爱劳动、尊重劳动者、珍惜劳动成果的情感态度，塑造诚实劳动的优良品德，养成勤于劳动的自觉习惯，涵养创造劳动的青春气魄。从毛泽东1957年提出的德智体全面发展到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再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体系，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更是对社会主义教育规律的深化认识。我国劳动教育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当前，劳动教育缺位成为严峻现实。一方面，在对物的依赖性基础上的“人的独立性”一定程度上催化了个人主义的产生，使人们缺乏对自身与社会责任关系的自觉意识和自愿履行，造成社会责任感式微的现代性困境。[12]我国大学生出现了一些轻视劳动、不珍惜劳动成果的现象，应引起高度重视。另一方面，大学生受西方意识形态的裹挟，容易导致“泛娱乐化”的集体性缺钙，给大学生的价值观培育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因此，有目的、有计划地组织大学生参加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有利于提高大学生就业择业、适应社会的能力，有利于形成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有利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人才，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

最后，劳动教育打造时代新人。马卡连柯指出劳动是教育体系中基本的因素，苏霍姆林斯基也强调离开劳动就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教育。劳动教育的核心是劳动价值观教育，劳动价值观直接影响着大学生走上就业岗位后的就业取向、社会责任。目前，青年大学生群体中出现了“佛系”和“伪奋斗”现象，出现了“只想出彩，不想出力”的错误思想，以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浮躁劳动方式。对此，应培育大学生的劳动精神，使他们始终保持锐意进取、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13]通过劳动教育增进大学生对劳动“四最”的价值认知，厚植崇尚劳动、尊重劳动的情怀，养成辛勤、诚实、创新劳动的习惯。

在我国劳动教育的历史进程中，学工、学农、学军在几代人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劳动光荣，浪费可耻，不劳动者不得食”延续了中华民族勤劳奋斗的优良传统。随着社会的跃迁，劳动教育有所弱化、淡化、畸化，在部分大学生中存在“不爱劳动、不会劳动、不珍惜劳动成果、不尊重底层劳动者”等现象，长此以往可能引发重要社会问题，阻碍社会主义事业的永续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新时代党和国家把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积极引导大学生做懂劳动、会劳动、爱劳动的时代新人。伴随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产业门类多元化、社会分工细化、劳动样态复杂化，既为大学生施展才华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也对全面提高大学生的劳动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只有练就过硬本领，成为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的高素质劳动者，才能担当起社会主义建设重任。

三、大学生劳动教育的人文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马克思主义劳动教育理论的最新成果，是对新时代育人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不仅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更涵括丰厚的人文价值意蕴。

(一)创设劳动氛围，焕发个体劳动热情

大学生劳动理性的确立离不开理论的灌输与环体的营造，创设正能量的劳动环境，激发大学生对劳动的热情，是劳动教育的重要人文价值所在。这种浸润式的教育可以创新劳动话语传播、讲好劳动故事为抓手。一方面，契合大学生个性特点和时代需求，凝练劳动话语表达，创设积极向上的劳动氛围，是激发劳动实践内生动力的重要途径。当前，“佛系”、“打CALL”、“996”等话语已成为新时代大学生交流沟通时乐于使用的高频词汇。因此，对大学生进行劳动教育和引导，唯有创新才能更有效地传递主流声音。我国具有优良的思想政治教育传统，也建立起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系统。革命时期，毛泽东强调我们的方针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从此“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特色话语表达。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身上的劳动精神。在建设时期，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极大汇聚了人民群众的劳动向心力。改革开放以来，凝铸了更多积极奋进、精炼昂然的话语表达，如“天道酬勤、力耕不欺”、“天上不会掉馅饼”、“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人间万事出艰辛”等，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14]，强调了劳动对于实现个人梦想和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性，“撸起袖子加油干”鼓舞人心、凝聚力量，“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更是把劳动与幸福辩证联系起来。劳动话语的凝练与传播，可营造正能量的劳动教育氛围，让劳动最光荣、最崇高、最伟大、最美丽的劳动观念深入人心。

另一方面，在讲好劳动故事中锻造劳动精神。讲好故事是一种重要的软实力，谁会讲故事，谁就拥有话语权。抗日战争时期南泥湾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故事;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雷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故事;大庆油田王进喜的“铁人”故事等激励着青年学子;黄继光、焦裕禄、孔繁森、张富清等“新中国最美奋斗者”的先进事迹，是亿万中国人民筚路蓝缕、艰苦卓绝奋斗史的真实写照。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役中，涌现了许多生动的劳动者形象：风华正茂的护士，分秒必争的火神山医院电焊工人，千里驰援的医疗队，夜以继日的机械师，迎难而上的志愿者……一个个生动的劳动者故事书写着新时代劳动者的使命和担当，汇聚成鲜活的大学生劳动教育养分，激发大学生的劳动热情与人民情怀。

(二)提升劳动审美力，旨在成就美好生活

劳动理性和人文情怀的确立，归根结底要回归到提升大学生的劳动审美力，为通往内在的美好生活提供丰厚的滋养。马克思强调劳动不仅是达到目的即产品的手段，而且是人的本质能力的一种有意义的表现，因而劳动也是一种享受。发掘劳动散发的艺术之美，提高对劳动的审美力，是新时代大学生劳动教育的重要人文意涵。激发劳动中内蕴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之美;“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感恩之美;“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的诗性之美;“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亡赖，溪头卧剥莲蓬”的童趣之美、“诗意地栖居”的悟性之美等，是更深沉、更持久的劳动美学滋养。构建劳动话语、讲好劳动故事，旨在激发劳动正能量;提高劳动审美判断力，旨于生成持久、深層的力量，实现自由自觉的劳动。马克思将“自由自觉”的劳动指认为最合乎人性的、最幸福的存在方式。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上，探寻大学生劳动教育的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理论渊源，是大学生劳动教育的始发点;阐明劳动教育的时代价值，是大学生劳动教育的牵引器;挖掘劳动教育的人文价值，是大学生劳动教育的营养剂，旨在深耕厚植新时代大学生劳动价值观，养成大学生自由自觉的劳动习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建设者，成就美好生活的见证者和创造者。

参考文献：

[1]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N].人民日报，2018-09-11(1).

[2]马唯杰.劳动伦理研究[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7：59.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331.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7.

[5][美]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M].黄勇，薛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7.

[6]俞吾金.实践与自由[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26.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60.

[8]列宁教育文集[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40.

[9]刘向兵.新时代高校劳动教育的新内涵与新要求———基于习近平关于劳动的重要论述的探析[J].中国高教研究，2018(11)：17.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73.

[11][以]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从智人到神人[M].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2.

[12]郭丹，郑永安.情绪智力对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影响研究[J].高教探索，2020(2)：116.

[13][美]谢尔·以色列.微博力[M].任文科，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9.

[1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4.

(责任编辑刘第红)

作者：王丽荣 卢惠璋

中国梦的经济哲学论文 篇2：

生态学语境中的“中国梦”及其当代意义

摘 要：“中国梦”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政治宣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全国各族人民几千年来的夙愿，坚定不移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就成为“中国梦”的首要内容。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中国梦的有效途径，全国各族人民应该紧握时代主题、凝聚力量，努力将“中国梦”变成现实。

关键词：生态文明;中国梦;生态学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和谐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生态文明的建设成为我国进一步发展的强心剂。与此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一、何谓“中国梦”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并阐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和高度关注，成为社会各界的关注焦点。中国梦的本质内涵就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

1.国家富强是中国梦实现的基石

中国梦是强国之梦，也就是实现国家富强之梦。国家富强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中国只有成为强国，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就需要我们构筑世界一流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历史就是一本书，通过阅读这本书，我们能够清晰地认识到国家富强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只有国家富强才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只有国家富强才能够实现中国梦。

2.民族复兴、人民幸福是中国梦实现的最终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人民幸福是中国梦的核心和根本，也是其最终目标。国家是人民的国家，国家代表的是人民的利益，人民的幸福也要通过国家来获得。国家是人民的代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只有人民感受到了幸福的存在，只有把人民的幸福摆在第一位，国家才能够凝聚力量，凝聚全国人民的力量去实现中国梦。同时，也只有如此，中国梦的最终目标才能够实现。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国家由人民组成，国家由众多小家组成，实现中国梦既是实现国家的梦又是实现小家的梦，家是国的家，国是家的国。没有国家的稳定、安宁，就不会有小家的幸福、安康;国与家、家与国互为依托，互为前提。①

二、异化理论语境中的“中国梦”

“异化”原本是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中常见的一个术语，指主体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分裂出它的客体对立面，变成外在的异己力量[1]。人类生产创造出来的东西作为一个客体，本身是用来为人类服务的，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和发展中，客体反过来作用于人，使人依赖于这一客体，人作为主体丧失了其固有的本质，从而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被异化，而客体也逐渐变成外在的异己的力量。

1.技术异化论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资本主义在它诞生的一百年里，创造出来的产品比它以前一切世代的总和还要多”。科学技术的发展无疑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同样，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是推动我国生产力发展的最大功臣。

在早期就有人们对于科学技术利弊的探讨与研究。绿色理论根据其对待科学技术的不同态度大致可以分为“浅绿色(shallowgreen)”和“深绿色(deepgreen)”两种类型[1]。“浅绿色”对科学技术表现出一种乐观主义，认为人类能够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来解决社会发展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比如能源危机和环境灾难，保证经济和科学技术的持续发展，从而使人类继续过着幸福的生活。“深绿色”对科学技术表现出一种悲观主义，认为科学技术在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扮演着一种破坏性角色，认为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造成了不可磨灭的破坏，科學技术本身永远也无法弥补社会发展中的漏洞。同时，针对上述的两种态度，也有人提出过“中间技术”这一说法，就是处在“镰刀和收割机”中间的技术。科学技术是人类所创造出来的用于改造自然和改变社会的客体力量，并给人类带来了无限的前景，但是在利益等因素的驱使下，人类开始无顾自然的承载能力和承受范围，肆虐地对大自然进行掠夺，科学技术也就成为人们破坏自然环境的首要依靠。其实，科学技术本身是无所谓好与坏，全看科学技术怎样被利用、被谁运用以及运用到哪个领域。当人们无限制地追求利益和名誉，依靠科学技术作为唯一的手段时，人们就已经被技术给控制了，人成为科学技术的依赖，人离不开科技，科技作为一种客体的本质就被改变，人也被科技所异化。自然成为人们主宰的对象，生态不断恶化，人类走上了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科学技术能够强国，也能够误国;能够给人们带来幸福，也能够给人们带来巨大的灾难，全看人心所向，善意的科学技术和善意的运用才能够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人们幸福。

2.财富异化论

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本真意义上的财富是“为人的”存在，既作为人们享受的对象，又作为人们活动的对象[2]。马克思将人类的财富定义为满足人类需求的使用价值，包括直接的消费资料和间接的生产资料。几千年的人类发展史诗，人们不断地创造财富、获取财富和享受财富，但财富也在不断地发生异化。人类的一切生存和发展都得益于大自然这一神圣的母亲，人类就是在大自然中不断地创造、获取和享受财富。

在财富的来源问题上，威廉·配第曾经提出：“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的观点。在这里，“土地”实际上指的就是“自然”。自然作为财富的来源，供给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前进。平心而论，光有自然也是无法创造财富的，劳动也成为财富实现必不可少的条件。劳动是人的劳动，人劳动的对象是自然，人通过劳动作用于自然从而创造财富和获取财富。然而，在现代社会，财富不再是人们享受的对象，而是作为资本，在社会发展中不停地运作。在私有制条件下，当财富以物为中介，作为支配他人劳动和索取他人无偿劳动的工具时，就转化为相异的对立物，以一种无法控制的力量同劳动者相分离、相敌对，并支配和控制着他们的命运[2]。资本具有自身增值的功能，资本成为人们无限制获取利益、榨取自然的最有效工具。这样，财富就被披上了资本的外衣，从而财富就被异化成资本(一种榨取自然、剥削人的工具)。自然是宇宙给予人类的最美好的东西，人类需要通过向自然索取来创造财富。当财富被异化，人们关注的只是如何把自然变为资本控制其他人，这时，自然就被资本具体化、物像化了。

三、双重危机理论语境中的“中国梦”

20世纪90年代之后，资本主义获得了冷战的胜利，资本主义成为全球社会发展的范式，与此同时，生态问题也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进程而开始凸显出来，因此，造成了全球性的生态环境危机和全球性的经济危机。

1.经济危机理论

传统马克思主义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引起资本主义生产过剩与经济危机，最终导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重新调整，由此产生了社会主义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的论断。

马克思曾经说过：一切真正的危机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3]。当上述矛盾发展到尖锐的程度，使社会再生产的实现条件遭到严重破坏时，就会爆发经济危机。简单地说，就是需求和生产的脱节，一方面消费群众相对贫困，没有足够的能力来消费，需求欲望低下;另一方面生产者一味地扩大生产，导致生产相对过剩，产品不断积压，进而资金周转受限。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效率的提高，相对来说导致生产的过剩。这样说来，不管是消费者还是生产者都无法得到满足，消费者想要消费却因为消费能力不足而放弃消费，而生產者想要卖出更多的消费品却因为无人购买而不得不减少生产，甚至是停止生产，这些都是不利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良性协调。一旦经济危机发生，影响的就不仅仅是消费者或者是生产者，而是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现今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发展是一个国家长足进步的表现，也是一个国家富强的根本。

2.生态危机理论

众所周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明显改善和提高。但伴之而来的是日趋凸显的环境污染、生态恶化及对人类的生产、生活和健康的严重威胁。如何把生态文明建设有效地融入社会经济文化建设中来，维持平衡，是我们今后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也是实现中国梦的先决条件。生态危机不仅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和生产，更重要的是影响了整个国家发展的步伐和整个民族的文明。

自然为人们提供一切生产和生活的原材料，人类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从自然给予我们的原材料中生产和创造自身的需要。然而，人类的欲望是无限的，是不断膨胀的，进而发展成为人控制自然，人与自然关系发生异化。自然不再是简单的自然存在，而是对象化和人化了的自然，自然的每一个环节都打上了人类的烙印。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将整个自然作为满足人类无限制的欲望的材料，并对此占有和利用，从而生产出远远超出人类需求的商品，然后强制人们进行消费，使人类失去自由，使人类失去从自然中获得解放的努力，最终导致人类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的自我毁灭。从这里看来，“自然的解放”和“人的解放”是解除生态危机的必然选择。我们必须反对任何造成自然污染、生态问题的可能性存在，如同我们反对精神贫困化一样。

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是中国梦的本质。理性解读“生态文明”，分析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必然性，并提出当前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些现实可行性的路径选择，以此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建构充满生机的美丽中国。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是我们的百年期盼。梦在前方，路在脚下。让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跑线上，牢记历史，善于创新，心怀“宝剑锋从磨砺出”的决心，奋力开启中国梦的新征程，让中国梦早日梦想成真。

参考文献：

[1]刘仁胜.生态马克思主义概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2]陈宇宙.财富异化及其扬弃：马克思经济哲学的人学向度[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7).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548.

作者：刘涛

中国梦的经济哲学论文 篇3：

创意产业时代如何释放文化力量

2013年是中国文化体制改革十年的一个新见证，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呈现了新格局、新趋势、新特征。进入2014年开局之时，京沪两地不约而同以论坛的形式对文化产业话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北京以“文化力量：文化市场与改革红利”作为主题，各国学者对文化创意时代和建设文化强国之路进行理论思考，并深入探索如何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文化市场体系。上海的论坛名为“文化与资本的对话——增强上海文化软实力”，与会者对如何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如何突破文化产业发展瓶颈、实现文化与资本的融合之路等，进行了热烈讨论。本刊选取论坛上部分专家的观点，以飨读者。

文化产业发展与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文化市场的“五力”

厉无畏(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目前，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正处于升级转型的关键时刻，我们必须要实现三个转变，一是，从以政府主导向以市场决定为主导的转。二是，从以规模增长为目标向以质量效益为目标的转。三是，从文化产业自身发展小循环向国民经济体系整体发展大循环的转。我们在文化市场方面要考虑推动“五力”，包括活力、动力、魅力、潜力、合力。

首先，激发文化市场活力，夯实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基础。文化创意产业区别于一般产业的显著特征是中小企业构成了产业的主体，是产业的主要支撑。特别强调的是，一个健全的文化市场是大中小企业齐头并进的格局，在文化市场的培育当中，我们不能只是着眼于大企业，要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和产业体系，要着眼于为大量的中小微文创企业提供更多的资源和支持。

第二，增强文化市场的动力，释放文化创意产业改革红利。从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来看，其驱动力源于文化体制改革所释放的红利，如何改革体制技术，实现文化创意产业资源的自由流动、优化配置，形成有质量、有效益的发展格局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长期以来，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依赖于政府的支持，部分地区甚至形成了自上而下的路径依赖，由于缺少接地气的市场意识，以至于不少文化创意产品无法转化为市场价值，丧失了持续发展的动力。因此要转变观念，根据市场消费需求大力创造自下而上的发展模式，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

第三，彰显文化市场魅力，营造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氛围。文化创意产业是一个魅力型产业，文化具有感动人、打动人的特色功能。我们要演绎历史文化魅力，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历史文化资源既是中华民族共同财富，也是中国人共同的价值认同，以历史文化资源创意转化为文化产品，具有广泛的市场消费基础，我们要挖掘其魅力因子，增强故事力与感染力，善于用国际语言说中华故事，用文化来解读与阐释中华传统。比如说《舌尖上的中国》电视系列剧，用文化解读中国的餐饮，唤起了人们体验中餐食材、加工技艺的消费热潮。比如韩国的泡菜，从文化视角解读，使得韩国的泡菜变成世界级的文化遗产。在国际上，地中海美食、墨西哥传统美食、日本料理等都被列入联合国文化遗产名录。中国是世界很著名的美食烹饪大国，有八大菜系，四川也有泡菜，东北也有类似的酸菜，制作工艺和韩国泡菜都很相似，但是由于缺乏文化诠释和演绎的意识，还没有列入世界非遗，失去了创新发展的机会。可见文化魅力的创造还需要挖掘演绎，需要与现代市场对话对接，大力发展创意产业，提高资源的创意转化能力是有效的创新之路。

第四，挖掘文化市场的潜力，扩展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空间。首先要挖掘引领生活方式的文化消费市场。通过对历史文化资源的传承和创新，把文化产业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提倡创意生活美学和把生意做成文化的理念，注重文化与生活的传承，推进发展广泛的休闲生活产业和体验经济。比如近年来，上海的老凤祥等一大批老品牌，以时尚设计为引领，结合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设计，研发出适应市场消费者的产品，在引领国内时尚消费潮流的同时，也焕发了老品牌的青春。第二要挖掘基于互联网的文化消费新模式。迅速发展的互联网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利用互联网技术兴起的网络视频产业、网络游戏产业等新业态所开辟的蓝海市场，大大拓展了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空间。利用互联网技术，也需要拥有优秀的创意和故事，并能够与现代人的娱乐需求相吻合，比如美剧《纸牌屋》的编剧，根据互联网用户的收视选择，进行新剧情的创作和设计。

第五，形成文化市场合力，协同推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文化市场面向全社会和全民，是一个覆盖面广、层次丰富、要素资源自由流动、产品多元的体系。以市场规律完善和健全文化市场，必须打破条块分割、部门分割，扫除一切阻止市场要素优化配置的障碍，创新体制机制，促进各行各业各界的互动互融，形成文化市场的合理，创新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路径。我们要包容性的发展，强调公平竞争。还要协同推进知识产权的开发和运营，形成产业的合力。通过知识产权的跨界授权和经营，可以形成包括核心产业、支持产业、配套产业和衍生产业等内在的新兴产业体系。在国民经济体系的大框架内规划和设计产业规划，出台综合的一揽子政策，为市场各类企业主体提供便捷的政策服务平台和渠道。

用改革释放文化的力量

周文彰(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行政学院教授)：长期以来在我国文化的力量受到压抑，无论是文化生产力、文化传播力、文化影响力都受到压抑。这些年我国发起的文化体制改革就是释放文化的力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了在全国全面深化改革，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对文化体制改革进行再部署，使文化的力量得到了进一步的释放。做了哪些部署呢?首先，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长期以来我们主要是办新华书店、办出版社、办报纸、办广电，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还要办，但主要是管，而且要理顺与文化企业的关系，要建立国有文化资产的监管机构，要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制的协调机制。新闻媒体资源要进一步整合，新兴媒介的传播秩序要加以进一步规范。

在文化领域，政府与市场的管理同样应该是我们中华民族解决的伟大问题。资源配置到底是什么作用，这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核心。政府重要的弊端就是审批干预过多。弊端很多，我归纳了一下，一是效率低下，耽误无数时机;二是主观随意，批出重复建设;三是权力寻租，导致许多腐败;四是缺位错位，造成该管不管。我们政府要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的问题，文化市场也是如此。现在我们在文化方面还保留着较多的审批手段，相信随着市场的完备、随着生产主体的自律，我们文化审批项目也会进入逐步适应的过程，这样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将进一步得到解决。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公有和非公经济都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在我们管理协调文化实践当中，我感到我们文化对公有、私有的认识还要进一步加深，因为我们常常把广电、新闻、出版、报纸等当成我们自己的亲儿子，而社会文化企业常常不在会议、文件光环的关照范围之内，如何对体制内外的文化企业单位一视同仁，让他们平等竞争，这是我们要进一步探索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指出，鼓励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优胜劣汰。这些部署为我们平等的对待公有和非公的文化企业指出了明确的方向，问题是如何贯彻落实下去，使得这些政策不至于出现看得见进不去的现象。

不要把文化产业做成石头

陈少峰(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 我对《决定》的理解把它叫做“三个面向”，一个是面向社会，一个是面向市场，一个是面向人民。这三个面向都需要实行两种做法，减法和加法。最近行政改革的力度越来越强，一直在做减法，今后可能会出现很多的需要加法的部分。大家都知道，减法有一部分波及到我们现在文化市场，包括各种礼品、艺术品、旅游甚至高端的东西，但是这个影响今后很快就要通过市场补回来。政府要面向市场和面向人民，这就会有一个巨大的转变，就是以后政府不是自我考核，而是由服务对象来考核，我们把它叫做反向的问责制。

在三个面向当中，不管哪个角度都跟我们做文化产业有密切的关系。我们有一阵子做文化产业其实是面向政府资源。也就是说以前有好多人只要搞定政府或者搞定某种资源就可以了，但是接下来你必须实实在在具有这种竞争力，我个人一直认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特别是文化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就是企业的商业模式，好的商业模式是企业最重要的核心竞争力。

在企业的过程当中，金融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其实我们以前有很多钱都流向了房地产等行业，好多人都认为文化产业没有赚钱的地方，现在中国最有名的企业就是腾讯、百度、阿里巴巴。这三个公司都是文化公司，三个公司的市值加起来相当于中国前20位房地产最大开发商的市值。我们发现过去的钱都转向买石头或者卖石头，都转向钢筋水泥，中国建了无数的场馆，建了场馆之后又建了场馆配套的设施，场馆建完以后场馆每年还要补贴钱，补贴钱也不行，最后又把钱给了文化公司，像保利这样的文化公司帮着歌剧院、舞剧院通通盘活起来，就是说我们过去把钱都花在硬件上面，房地产上面，好多人做文化产业园都做成了二房东，好像拿着石头就能赚大钱，这是有问题的。

我想今后文化企业上市融资渠道会畅通，文化传媒企业的上市板块壮大，估计在2014年之后会形成一个很大的文化传媒企业的上市板块，2013年中国的股市是下跌的，只有文化产业块上涨了100%多。将来文化产业的上市板块可能以文化科技为主，今后文化产业投资更倾向于优秀企业。现在企业不是差钱，是差优秀的企业，差三好企业，我们文化的力量要怎么发挥出来，怎么让企业真正的更优秀。我认为，三好企业大概有三个标准，第一个标准是由企业家主导的企业，真正的企业家把企业当成自己的孩子养，养到老的时候舍不得卖掉，这就是企业家主导的企业。第二个标准，顺应生活方式的企业。现在文化推动融合，特别是与互联网有关的文化产业现在快速发展，倒过来就会冲击我们的传统产业，在我们考虑产业选择时要考虑这个产业一定是跟人们的生活方式分不开的。第三个标准，产品能够雅俗共赏的企业。我们过去经常讲文化产业是面向大众主要是做娱乐，但是这种娱乐要有一定的度。也就是说他一定是要有很强的吸引力的娱乐性，同时又要有一定的品位，一定要为年轻人着想，不要太过急功近利、太过唯利是图，要有一定的责任感，要有艺术追求。所以，现在搞文化产业，不要把文化产业做成石头，不要把文化产业做成迫害青少年的东西。

文化产业也可设一个负面清单

徐德忠(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常务理事长)：制约文化产业发展最主要的瓶颈是市场准入问题。虽然国家现在鼓励民营资本进入文化产业，但在市场准入方面依旧有严重的障碍。关于市场准入的问题，第一是生产准入，第二是产品准入。现在拍电视剧，制播分离，拍是拍，播是播。但是有没有想过，现在所有的电视台都是国企，没有一家是可以脱离政府的。换句话说，民营资本投巨资拍一个电视剧，出来后广电总局告诉他不能播了，事业单位没关系，钱打水漂了可以再申请，但民营企业玩的是心跳，我不敢。如果文化产业中充满不确定的风险，那么市场上便只有赌徒。

另外，由于国家目前缺乏产品准入标准，产品准入这一块开放度不高，造成投资者的不确定性规避。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什么叫“黄色”，什么叫“涉黄”，国外很清楚，露三点是A级，露两点是B级，但是我们这里没有，他说你“黄”的就是“黄”，他“砍掉”就“砍掉’了。如果能设定一个标准，你说不能露三点，这个情节就卡掉，我再进行其他的创作，肯定可以过。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搞了负面清单，文化产业能不能也来一个负面清单。

文化与资本如何共舞

别让资本绑架文化

胡惠林(上海交通大学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办公室主任)：文化具有增值性，可以为其他事物和对象提高文化附加值。田子坊是一个最典型的案例，是陈逸飞等一批艺术家的进入，重建了原有的空间，这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拯救。没有这些艺术家，也许就没有田子坊，没有上海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田子坊这样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有它的价值所在，把上海的近代工业文明保留下来了，避免了推土机面前的灾难。

资本总是追逐市场消费的需求而来。当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上升为一种政策时，资本比谁都先到达。陈逸飞这批艺术家刚刚进驻田子坊时，还没有资本马上跟进来，一旦政府号召发展创意产业，全国各地都在打造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资本蜂拥而至。这时候，一个非常具有创造性的活动被扭曲了，有不少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变成了文化地产。这只是文化表面上的繁荣，事实上，文化被贬值了。这就是现在为什么许多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变成时尚的、商业的场所，艺术气息渐渐少了。这些创意产业园区，所产生出来的价值是货币资本，给这个城市又能带来多少文化增值呢?我们的文化创意产业究竟从什么意义上说才是属于人所需要的一种文化?在这个时候，资本绑架了文化。这确实是一个问题。

文化产业是文化作为资本的具体价值形态。投资文化产业，不只是为了GDP，而是要获得文化资源的再生产，实现有形资本的无形增值。我所理解的文化产业，首先是文化，其次才是经济范畴。这几年发展文化产业，本身没有错误，但错就错在把GDP作为发展文化产业的唯一目标或者唯一的衡量标准。我认为这偏离了发展文化产业的初衷。

发展文化产业的实质是提高文化的竞争力、影响力，这恰恰切中中国发展文化产业的某些要害。资本是可以带来价值的，发展文化产业就是要创造价值，但它要创造的是文化的价值，而不只是货币的资本价值。文化既然具有增值性，也必然具有贬值性。这是文化的两面。无论是文化注入资本，还是资本注入文化，我认为都应该有助于实现文化增量，而不是相反。

文化自觉意识需要走在前头

张雄(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会长、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在资本逻辑的生存世界里，文化有着何种命运，又能够起何种作用?这是多年来西方学界都没能厘清的难题。文化的悲观派认为，市场经济促使文化堕落，它导致了文化统一性的丧失。例如，市场交换影响文化生产的质量，降低艺术作品的品质，文化的商品化抑制人们的批判能力，导致人的异化。文化的乐观派则认为，工业革命带来经济生产力的快速提升，人类富裕、自由的时间相对增多，文化特殊性的消费取向增强，逆向造成了供给的产生。因此，市场经济可以让艺术家们努力去实现自我，赢得荣誉，获得财富。这两种观点的对立恰恰反映了在以市场和资本为轴心的社会制度下，经济与文化有着难以相容的二律背反。经济的逻辑预设是单向度资本欲望的诉求，而文化的逻辑预设是多向度人性欲望的诉求。

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既要发展市场经济，更要发展文化产业。但到底是资本立国还是文化立国?这显然是更为核心的选择问题。按照经济学家斯密的观点，“社会”被定义为“市场”，“人”被定义为“经济人”，所有的社会关系均被还原为商品关系，所有的价值尺度均被还原为交换价值尺度，这种典型的现代性资本立国的程式，其实缺失的是一种更为广阔而又合理的文化预设。

资本内在的秉性决定了它既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一面，又有作为市场运作的润滑剂、推进器的功能，这就需要我们拥有一种更为先进的文化自觉意识，比资本世界观更高一层的文化世界观。文化市场化要走在健康、向上、追求真善美的道路上，在市场上面必须接受先进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把文化市场化和社会进步加以链接，最终目的是为了促进社会进步。

另一方面，也需要贯通文化走向市场的通道，使文化变成市场中的智力、道德、艺术乃至直接的生产力，是实现社会主义文化自觉的重要渠道。传统的文化自觉，很多情况下局限在圣贤们的文字、舞台上的声音和形象、历史遗存物的整理和显现等。但我们不得不回到今天的现实，信息化、数字化、虚拟化的时代改变了人们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文化的视觉功能、商业功能、休闲功能越来越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因此，我们要将文化内涵中的传统、习俗、价值观、审美输入到冰冷的物质产品中，要使生硬的“丛林竞争”式的市场变为充满着人文智慧的博弈空间，要让缺乏更多文化关照的财富创造方式变为精神与物质相互贯通的财富聚集效应。这才是我们中国下一步资本与文化要解决的最关键问题。

不妨通过中介基金会加以对接

孙颙(上海市作协副主席)：我个人认为，就中国市场经济目前的实际情况而言，文化与资本的关系尚未形成良性互动。文化分层次，娱乐文化、实用文化，毫无疑问资本在大量投入这样的文化。我想讨论的却是基础文化、高雅文化和资本的关系。当资本进入文学圈，比如某家大的上市公司找到几位有名的作家，支付非常好的稿酬，让他们写东西。这好像是双赢，作家们拿到高稿酬，东西写出来了，但在我看来，这本质上对文学是不利的。如果说名作家都写这样的东西，读者会质疑你为什么在写作，你是不是就想拿高报酬。我非常认可《收获》杂志的界定：不登广告，更加不登一些软广告性质的东西。资本本质上是逐利的，改变不了这个趋势，而文化的很多目标是非营利的。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里，资本和文化最好的关系是通过当中的一个媒介如中介基金会加以对接的，它由资本投入而建，却又不以利益为最高追求。成千上万艺术文化基金会，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下出现，对文化有天然的滋长作用。

我觉得对于国家长远的文化导向来看，一定要引导鼓励资本，建立各种各样的非营利基金会。全球出版巨头贝塔斯曼集团的运作完全企业化，完全资本逐利化，但是每年利润的大部分会上交给贝塔斯曼基金会。基金会不逐利，按照自己的价值标准进行各种各样的课题研究，与企业运作之间隔着防火墙。

版权会给文化发展带来巨大的活力

实现版权转化为现实的文化生产力量阎晓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几年前，英国的文化创意产业之父霍青斯告诉我说，版权就是文化产业的内核，在这个内核基础上生发有这样一个版权业。大家知道英国的创意产业是很发达的，很多甚至大多数是受版权保护的，比如说浙江电视台引入的《好声音》，这个是版权引入的一个模式之后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前几年我访问了日本，日本学者梅田久送了我一本书，这个书里面有一个观点：20世纪是专利的时代，21世纪是版权的时代。回来以后我一直在思考。应该看到至少在文化领域里边脱离了版权就讲不了文化。至少在文化领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好的作品都是依赖于在市场规则下形成转让授权之后才能进行加工、才能进行复制，我们很多的文化机构，实际上基本都建立在对作品加工复制这个基础上，如果没有好的图书、没有好的书稿、没有好的影视作品，要实现经济效益是不可能的，要实现社会效应也是不可能的，所以版权和文化是紧密关联的。在知识产权之中，版权是首当其冲的。版权是有价值的，版权是会给文化带来发展繁荣的巨大活力的，版权还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贡献。“愤怒的小鸟”是瑞典的，都说北欧人很懒，但是我去北欧以后发现他们非常善于学习，专注于读书和思考，他们的创造能力是我们不能比拟的，所以在创造力、创新上来讲，现在可以说中国是二流或者三流的国家。作为一个文化传播机构，如果没有能够挖掘、选择、判断好的作品，我认为文化的发展是没有力量的，是没有可持续性的。

我认为，实现版权转化为现实的文化生产力量，有这么一些需要提请重视：首先，国家要高度重视。文化的高度重视体现在优惠政策上，同时，国家各个文化执法部门也需要履行职责，维护一个良好的市场秩序。创作难，复制很容易，特别是在互联网环境下。所以需要国家加大保护的力度。中国负责任，所以加入了国际承诺，但是更大的这一块，保护的是我们自己创新的东西，这一块的责任不能推给企业，也不能推给作家、艺术家。还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转变我们的生产方式。大家知道，以前我们生产方式都是小规模的经验型的，我们编辑知道谁就找谁。当发展规模比较大的时候就出现了问题：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怎么样把涌现出的好作品选择出来进行登记，进行价值评估，作为无形资产质押贷款，使交易实现快捷化和低成本化……前些年我跟陈天桥聊天，他说我用脚投票，盛大文学当时说只要点击量超过一定数量就会签约，签约以后会进行深度加工，可以拍成电视，或者还可以出纸质图书。最后，应该高度重视互联网。高度重视互联网的创新能力，互联网的便捷和选择的能力。应该看到，互联网的运营能力和产生规模和效益我们是不能低估的。

版权是文化与资本间不容忽视的结合点

何承伟(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中华民族文化大系”总策划)：文化产业，尤其是其中的传媒业，从本质上讲是“影响力经济”。“影响力经济”的一个基本概念是对社会影响力的贡献超过对经济的贡献。我认为文化赚钱的特点，只有在你扩大影响力的基础上，才能获取经济效益。如果你同意我的观点，文化产业属于影响力经济，你就会发现影响力经济更多依赖注意力资源。世界文化集团的走势，正从单一的规模化发展向规模专业化发展转变，最终根据自身的特点，集中发展某一领域，在专业化基础上实现规模化，由此追求更大的效益。《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容纳了千余人。那么多人不是都办杂志，而是依托科技发展和市场需求开始延伸，从频道、网站到图书甚至地图。它们不是随意延伸，是从熟悉的业务开始延伸，离不开地理文化、旅游、探险。它们126年的形成，难道不能给我们一些启发吗?影响力经济是需要聚焦的。

应该开展对文化产业动力的探索。今天我们说的文化产业，美国人干脆将其称为版权产业。这个产业依赖于人的经验、技能、创造力、知识、对人的尊重，满足人们的精神消费和对文化的需求。可千万不要忘了，它是可以通过权利转让获取经济效益的。文化与资本有这样一个不容忽视的结合点——版权。法国的ELLE杂志，出版遍布全球42个国家。他们不是办了42份杂志赚42份的钱，而是一份杂志卖出42份的钱，他们认为版权不仅属于文章的作者，还有可能被出版者总体获取，为后期版权的充分运作提供了权利的基础。即将在上海落成的迪斯尼更是版权全面胜利的范本。迪斯尼包括娱乐节目、主题公园、玩具、图书、电子游戏、传媒网络、动画、电影、广播等等。它的成功在于拥有作品的原始版权或者买断版权，从而保证有权将公司作品版权进行不断演绎与开发。

获得版权之后的本土化

Kang Gung(韩国文化广播公司制片人)：我主要谈《爸爸，去哪儿》的策划初衷和制作过程以及成功之处。开始准备《爸爸，去哪儿》这个节目是2012年。2012年一年里，韩国常谈的话题是机遇，政治上、社会上发生太多的变化，年轻人的事业、老年退休等书畅销，对劳累的人们而言，家庭的感动到底会是什么，在这时候想起了我的父亲，韩国家庭里关系最不亲密的是父亲和儿子，我们就想通过节目来恢复家庭里父亲和儿子的关系。撇开妈妈，一家里最为不熟的爸爸和儿子两个人在一起，去传统的农村，没有冰箱、微波炉的地方。去那儿做什么?爸爸发挥厨艺，给孩子们换衣服、哄孩子睡觉、陪着玩、学习，把妈妈主要担任的所有的事由爸爸来做。

只要有大于5岁、小于10岁的儿子，任何名人，不管是演员、歌手，还是运动选手，我都会见过，跟我同龄的五位父亲相聚，严格的爸爸，自由奔放的爸爸，像朋友的爸爸，疼女儿的爸爸。记得在首映式播放了片断，火爆得令人惊讶。受众分布也符合我们的初衷，各种年龄段都有。《爸爸，去哪儿》的模板也非常流行，也拍摄出了许多跟它相同的节目。比如军事体验观察节目、社会观察节目。《爸爸，去哪儿》的成功因素在哪里呢?第一，这些孩子们非常可爱，通过节目重新发现的世界也非常新奇。第二，爸爸的共鸣。跟孩子玩了，跟孩子吵架了，这些名人在这个节目中却是一个平凡的爸爸。《爸爸，去哪儿》的教育意义，结合历史可以直接运用到日常生活。文艺传统大家庭，人们喜欢温暖的故事，我们看到日常中的人们为他们加油。受众通过电视节目获得安慰，回忆起小时候。《爸爸，去哪儿》开启了真人秀的新时代，为我们带来搞笑，同时也为我们带来感动，也会令我们思考，将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才获得了成功。中国版节目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注重文化背景和文化教育的环境，中国制作方在获得版权后恰当地做好了本土化。其实受众们想要看的不仅是宏大的景观，也可能想看来自爸爸的温暖，注重父子关系间的爱，最后中国也拿出了本土化的适合自己国情的一个新的节目。世界上并没有从零开始的创作，综艺节目也是，中国通过与韩国的文化交流吸取了一些教训，明天中国又会创作出新的节目，希望我们能一起走向更高境界。

作者：采编/海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