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验应对金融危机思考论文

收入增长到一定阶段后，经济结构将开始转型：工业增长慢于GDP增长，技术（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增长快于GDP增长。中国已经非常标准地进入了经济结构转型期。引领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工业产业升级和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发展，前者进展还好，后者面临发展瓶颈。中国有望形成收入增长、价值观转型与经济转型的良性循环。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国际经验应对金融危机思考论文 (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国际经验应对金融危机思考论文 篇1：

论我国经济刺激计划的四类挑战

【摘要】为应对金融危机，我国政府及时出台了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对我国经济的企稳回升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这些刺激计划也遇到了“调整过剩产能对保增长”、“调结构对培育新兴产业”、“惠民生对兼顾效率、公平”等方面的挑战，以及这些挑战所导致的财务风险等。为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化“危”为“机”，文章认为经济刺激计划的重点在使可持续发展的根基更牢固，即在“调结构”中实现产业升级换代。

【关键词】经济刺激计划;过剩产能;新兴产业;保就业;财务风险

为应对金融危机。我国政府及时出台了若干应对措施和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对减轻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其确定的“保增长，调结构。促发展，惠民生”的目标，会由于信息不对称、地方政府和其他各种利益主体的博弈。以及不尽合理的官员考核制度等的影响而遇到下述四类挑战。我们不能因此而全盘否定这些经济刺激计划对应对金融危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同时必须充分认识到这四类挑战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影响，及时采取措施，让经济刺激计划发挥更大的正效应。

挑战一：“过剩产能”在“保增长”的旗帜下无忧患

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使我国经济遭受了较大损伤。2008年第四季度出台的两年4万亿人民币投资计划以及2009年上半年新增银行贷款7，5万亿元所体现的全力“保增长”是本次政府宏观调控的重中之重。在这一系列的经济政策刺激下，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7月16日报告，二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 9%，增速比一季度加快1.8个百分点。这是我国经济自2007年三季度以来同比增速连续七个季度回落后的首次加速。另据2009年10月22日报告，第三季度GDP增长8.9%。这足以说明“保增长”的政策措施已见成效。

出口的大幅压缩致使我国经济增长缺失“一架马车”。而我国居民高储蓄、低消费的本性使得要依赖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成效不大。加大投资，特别是政府投资的力度自然成为我国保增长的有力之举。然而。在4万亿元投资中，无论是占总投资额10%的廉租住房、棚户区改造，还是投资比重达375%的铁路、公路、机场、水利等重大设施建设，以及占总投资的四分之一的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这近80%的资金的绝大部分已刺激了钢铁、水泥等一些传统的已出现较严重产能过剩的行业，并有使其进一步过剩的危险。

必须明确，“过剩产能”绝不是我国经济刺激计划要保护的对象，但“保增长”却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保护过剩产能”的现实“帮凶”。多数情况下。“过剩产能”是“没有市场需求”、“供大于求”的代名词，特别是那些“高污染”、“高消耗”的企业和行业。都是在经济复苏规划和实践中要重点淘汰的对象。但是，这些“过剩产能”却有较强的生命力，其主要原因在于：(1)新兴产业的培育需要时间。叶航(2009)认为未来30年支持我国经济增长的还是传统支柱产业。一味地发展新兴产业可能影响近期乃至一段时间内GDP增长。推延经济复苏的时间。(2)现有政绩考核制度重视GDP增长。并且GDP增长可以比较简单明了地显现政府官员的政绩，这在一定程度上为“过剩产能”继续存在提供了条件。尤其是地方政府官员为了政绩与升迁，只顾眼前，不仅在自有财力范围内保护现有过剩产能。而且利用自己的“私人信息”骗取中央政府的保增长投资项目，让过剩产能“搭顺风车”，让现有的过剩产能在国家经济刺激计划中幸存、强化，把矛盾向后推延。不难想像。在未来某时或许还会爆发新的更为严重的产能过剩。(3)新的绿色GDP考核制度还存在诸如自然资产产权界定、市场定价、环境成本计量，国际上还没有成熟的做法可以借鉴等问题，也给“过剩产能”提供了喘息的机会。(4)一些地方在短期内要发展新的产业还困难重重，现有的过剩产能，特别是那些“高污染”、“高消耗”的企业。如小煤窑、小矿山和小印染厂、小造纸厂等，对增加当地就业和税收、稳定社会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总而言之，(1)若保存的“过剩产能”属于目前滞销产品且未来也不会向好的，将进一步加大企业亏损。从经济学理论分析。这类过剩产能的价值是不能在销售中实现的。郎使部分产能的价值实现了，但由于售价低、产品附加值低，依然不能消化相关成本费用，致使企业亏损。久而久之，企业必将走向破产倒闭。(2)若保存的“过剩产能”属于“高污染”、“高消耗”等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实质上就如同“饮鸩止渴”，用一时、一地的GDP增长、就业和财政收入换取子孙后代的生活与工作环境质量的下降、全国或更多地域经济增长的停滞和不可估量的环境治理投入。(3)阻碍产业的升级换代，甚至会影响我国未来国际核心竞争力。一方面，一国的国际核心竞争力靠的绝对不是“拼消耗”、“拼劳力”的产品，而是具有独占的知识产权驱动的产品。谁拥有的知识产权多，谁就能占据经济竞争的制高点，如美国的微软、INTEL和波音飞机等。我国在大力建设的“大飞机”项目就是为争取国际核心竞争力的重大战略投资。另一方面，不管一个国家多么富裕。但相对于它的任务而言，其财力总是有限。对过剩产能的保护或者容忍，本身就是对“幼弱”的新兴产业的侵害和排挤。

挑战二：“调结构”中不容易孕育新兴产业

在发达国家，每次经济危机后，都会诞生一批新兴产业，成为本国颇具竞争力的生力军。罗斯福总统依靠二战，通过大力发展军工产业摆脱了1929至1933年的经济危机。克林顿总统依靠发展“互联网”促使美国摆脱赤字财政，奥巴马总统试图通过发展“新能源”走出本次经济危机。可见，美国每次危机中经济的复苏，是“调结构”的良机，更是孕育新产业的过程。这对已融入经济全球化的中国而言，也不应例外。我国目前经济的不景气，源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冲击，但更源于自身结构存在问题。调整经济结构，加快新兴产业发展，是我国经济迎来复苏和繁荣的必由之路。

“调结构”的核心就是要在一定时期内压缩甚至清除那些对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不利的产品生产、产业和产能，鼓励发展那些有利于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和产能。从国外的经验看，调结构可以通过如下一种或两种方式的结合来实现：(1)保持现有产业种类不变，但对存量内各产业比例实施此消彼长的方式;(2)培育新兴产业，为产业构成引入增量。从社会整体的视角看，方式(1)不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不存在产业升级。在大力提倡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不断提高我国产品和我国综合国力的国际竞争力的今天，显然方式(1)至多是权宜之计;方式(2)才是调结构的根本方向，并且也是其重点和难点所在。而方式(2)关键是要尽快地、尽可能地大力压缩高能耗、高污染产业和其他过剩产能，想方设法发展节能环保、科技含量高的新产品与新产业。

从国际经验看，培育新兴产业，不仅时间长、前期投人多，而且风险大。美国的新兴产业大多是由风险投资基金来完成，我国的风险投资基金虽然有一定发展，但作用还太小，风险投资机制

也不完善。此时，政府推进和政府投资就变得尤其重要。遗憾的是，本次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绝大多数投在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要基础设施项目上，对高新产品和新产业的投资也集中在诸如载人航天工程、大飞机项目等尖端科学上，投到其他节能环保等具有可持续发展价值的新兴民用产品产业上的资金。与其需求相比，则可谓杯水车薪。此外，(1)虽然中小企业、较大企业在发展新兴产业中存在体制上的优势，也是发展新兴产业的主力军，但中小企业“融资难”，无论是国家领导人，还是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乃至平民百姓，都是不言自明的事情。(2)金融危机造成作为自主创新主体的企业在自主技术创新上投入的资金更少;而对那些经济刺激计划的最大“受益者”，虽然资金充足，但在技术创新上的投入也不太多，“楼市回暖”、“地王频现”就可略见一斑。(3)对专利等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不够，各种“山寨”产品，使企业自主创新意识淡薄、积极性不高、很难受益。(4)对基础研究与教育的投资过少。我国基础研究投入仅占研发支出的5%左右，远低于美国(18.7%)、法国(24.3%)、俄罗斯(13.9%)、日本(11.8%)、韩国(15.4%)，甚至发展中大国的印度(19%)。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投入虽是连年增长，但十几年却始终未达到4%的目标，使发展新兴产业缺乏科学基础和人才储备。

挑战三：“惠民生”难以兼顾“效率”或“公平”

“惠民生”既是本次经济刺激计划的根本性目标或落脚点也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奋斗目标。其实现路径有长期与短期之分。短期的低保与失业救济等，可以在一定时间和一定程度上解决待业人们的基本生活问题，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们的生活与发展需要。长期的，主要有两类：一是通过教育、投资、创办企业等办法，提高就业能力、提供就业机会、创造可持续的收入来源;二是通过提供诸如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解除人民群众的后顾之忧等。所有这些政策措施，我国都在稳步推行中，在应对本次金融危机中，最突出的是集中力量搞大项目。

大项目既包括短期为解决生活保障问题而实施的民生工程，也包括能解决就业、拉动多个相关产业发展并具有重大基础作用的基建项目，如铁路、公路、机场、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电网改造等。据发改委2009年5月21日公布的投资清单，在4万亿元投资中。廉租住房、棚户区改造等保障性住房分得4000亿元，占总投资额的10%。投资比重最大的为铁路、公路、机场、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电网改造工程，达到15 000亿元，占总投资的37.5%。然而，这些大项目大多是由国企(特别是央企)来承办的。

国企，特别是央企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获得更多的政府资金投入。有一定道理，也事实上成了金融危机下最“不差钱”的企业集团，但必须高度重视这类“不羞钱”可能导致的“效率与公平兼失”。

从效率上考察，央企“不差钱”的主要后果是：(1)在缺少有效监督的情况下，容易发生管理失控、盲目投资、决策失误、资源浪费等问题。如，国家审计署发现13户央企由于决策失误、管理不善和违规操作等，共造成损失和国有资产流失63.7亿元。2007年以来，央企和地方国企争上风电、太阳能等项目，致使我国的风电项目、太阳能项目已出现了明显的重复投资、较严重的过度竞争及资源和财产浪费。2009年一、二季度至少有20%的信贷资金未能进入实体经济，致使股市过早、过度地反映了经济复苏计划的功效。而“地王”不断呈现，也大多与央企联系在一起。此外。国资委的统计还表明，2009年前7个月，作为国家政策、信贷投放的最大受益者，国有企业40.1%的投资增长率远高于其他类型企业，但国有企业7.4%的经济增长率却远低于其他类型企业。(2)形成了对资金、能源和关键原材料等瓶颈资源的绝对占有和控制，已严重影响到了其他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发展，使得大量中小企业因没有经济资源的支撑而濒临破产。央企活力低下。而且在单位投资增加额对就业岗位增加数这一指标方面，远远不如中小企业。这样，要增加就业、提高职工收入、缩小城乡差别将面临严峻的考验。(3)还可能引发不止于效率损失的各种腐败问题。不难发现“不差钱”的企业，更容易与浪费、腐败等联系在一起，也更容易成为拉拢和行贿的对象，“求”的人多了，央企高管的身价也就高了，在监管不力的情况下，人情、关系、地域等对投资决策的影响越来越大，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和有效决策也就越来越少。

从公平上考察，央企“不差钱”并不完全是凭借其自身实力进行市场竞争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其他市场经济主体特别是可以提供高就业率的中小企业的利益为代价的，伤害了市场的公平原则与秩序。更为重要的是，在损害公平的同时。并未带来预期的高效率。会进一步加重人们对央企“不差钱”的不满，进而可能又反过来降低包括国企在内的全部利益主体的效率，影响国民经济的活力。

挑战四：并发新的财务风险

在经济刺激计划取得重要成果的同时，我们不仅要注意上述三类挑战。也妻重视这三类挑战可能单方面或联合起来对企业的筹资能力、获利能力、营运能力和发展能力产生新的不确定性影响，即形成新的财务风险。概而言之，这些新的财务风险主要体现在：过剩产能可能进一步过剩的风险、大宗商品非理性涨价风险、产品的核心竞争力下降风险等。

政府将经济刺激计划的巨额资金投在铁路、公路和机场等大项目上。其直接原因不只是我国基础设施比较落后，必须大力发展，为“保增长”与“保就业”也是不言自明的动力与压力。短期内如此巨大的投资必将使本已过剩的产能，特别是钢铁、水泥等建材行业的进一步过剩，并在国内铁路、公路和机场建设任务饱和后。国外销售又受到东道国“反倾销”等贸易壁垒的遏制时，其发展、调整将更为困难。历史上的几次大的产业结构调整，过剩产能大多是在地方保护主义的保护下幸存的，特别是那些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的过剩产能尤其难削减，进一步加剧了对相关原材料的需求竞争。致使大宗商品等原材料价格在供应紧缺的预期中非理性地上涨。比如，随着我国钢铁行业如火如荼地扩张，铁矿石价格一路飙升，自2002年以来我国已累计多支付7 000亿元。而国外供应商更是抓住我国铁矿石需求量大。必须进口的“软肋”，联手涨价。原材料成本的大幅上涨，使我国企业的产品竞争日益被动，盈利空间加速下降，把竞争的战火，由“对国外厂商的低成本竞争”演变为“国内厂家争抢原材料的倾轧”。

幸存下来的过剩产能，还会使产品销售市场“僧多粥少”的现象日益显现，使更多经营者经营出现困难，存货滞销，坏账损失加剧，存货周转率、固定资产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率等普遍下降。不难预料。一批产能严重过剩的企业，迟早会在竞争中败北，其职员将失去就业岗位和增收的源泉，国家税收收入增长也失去部分基础。更令人遗憾的是，同行业的优质企业也会在过剩产能的逼迫下，身陷恶性竞争而大伤元气。

幸存下来的过剩产能，其实也挤占了培育新兴产业的机遇、资源和空间。按从高到低的顺序排。企业的竞争力包括制度(或规范或标准)制订竞争力、产品技术含量竞争力及产品价格与售后服务竞争力，我国企业基本上处在依靠低廉的产品价格来获取竞争力阶段，事实证明，这样的竞争力日益“矮小化”，也因高劳动强度、高污染和高消耗而不具有可持续性。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若无法实现自主创新、产品的技术含量低，且不说成为企业或行业领袖，承担产品规范或标准的制定者。获得最高层次的竞争力，企业甚至可能“一夜之间”就不复存在，如BP机行业等。30年来的改革开放，金钱、市场都无法买入具有可持续增长的核心技术，真正的核心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必须靠“自主”。没有先进的自主技术增长，是虚假的、不可持续的繁荣。

结束语：可持续发展特别需要培育新兴产业

作为政府管制手段的经济刺激计划，与其他政府管制一样，不可能十全十美。面对金融危机，我们认为，我国化“危”为“机”的根本，不在“保增长”和“保就业”，而在使可持续发展的根基更牢固，即在“调结构”中实现产业升级换代。

“保增长”和“保就业”，相互联系，同时也与社会稳定、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保持与提高密切相关，因而更容易得到认同和贯彻，再加上，更能显性地、快速地反映政府官员的战绩，成为经济刺激计划的首选目标，亦在情理之中。然而。若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思考，诸如无法消除的过剩产能。虽然对“增长”是有短期贡献，但有害长期健康发展的根本;充分就业不一定是社会稳定的唯一路径，至少还有社会保障等。

就我国的实际而言，必须紧紧抓住这次应对金融危机的机遇，在“调结构”中实现产业升级换代。其重要之处在于：(1)进一步加大对教育投资的力度，保护和鼓励创新教育。(2)切实保护知识产权。国家投资的重点是要对基础科学原创性研究的绝对保障，对民品的开发与创新要实施“市场导向、企业主体、多方参与”的运行体系。(3)对民品开发与创新的利益，要树立与实施“藏富于民”的思想，加大税收激励的力度。

作者：张潇文

国际经验应对金融危机思考论文 篇2：

中国已进入经济拐点 瓶颈是公共服务业

收入增长到一定阶段后，经济结构将开始转型：工业增长慢于GDP增长，技术(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增长快于GDP增长。中国已经非常标准地进入了经济结构转型期。引领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工业产业升级和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发展，前者进展还好，后者面临发展瓶颈。中国有望形成收入增长、价值观转型与经济转型的良性循环。

中国的经济会不会更好?95后的生活会不会比父母更好?这是我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最近几年，中国经济持续下行，对此争议颇多，有表示乐观的。然而，认为中国经济要崩溃的也不在少数。今天我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经济结构转型的国际经验

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演进和人的成长历程类似，在不同阶段拥有不同的特征。凡是进入高收入队列的经济体，都存在一些规律性现象。

第一个现象是，收入增长到一定阶段后经济结构开始转型。一个国家由穷到富的过程中，刚开始人口大部分从事农业活动，接着越来越多的农业人口开始进入城市，从事工业活动，这是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工业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我们又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和资本离开了工业部门，进入服务业部门，这就完成了从工业部门到服务业部门的第二次转型。发达经济体社会都是由服务业主导，大部分人力也都分布在服务业里，这是非常强的规律性现象。

一个国家由穷到富，会先从农业社会演变成工业社会，再从工业社会演变成服务业社会。与这个规律性现象相伴随的是，几乎所有工业社会都是在类似的一定收入水平上向服务业社会过渡。国际经验的发现是，当一国人均GDP达到8000-9000国际元(1990不变价)时，该国的工业社会就发展到了高峰，在此之前工业部门将加速增长，而在此之后，不管是工业部门的就业占比也好，名义增加值占比也好，或者是居民消费支出中的工业品占比，都会出现趋势性下降，服务部门的就业、增加值和消费占比则持续上升。

从表1，我们可以看到这类结构转型的轨迹。二战后首先在美国发生这种结构转型，接下来是西欧和日本(西欧和日本几乎同时发生)，70年代末轮到南欧，80年代中后期则是东亚四小龙。即所有成熟的高收入经济体都经历了类似的变化。发生上述变化有两个理由：一是制造业技术进步速度快于服务业;二是随着收入增长，消费者更加偏好难以制造的个性化产品，尤其是服务业。简单解释下第二个理由，国民收入处于不同阶段时，对产品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当对标准化工业品的需求慢慢达到饱和后，就会把更多的支出放在消费服务上，即收入水平越高，消费支出结构会更偏向于服务。技术(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增长快于GDP增长。

中国是否进入经济结构转型期?

刚才介绍的大背景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今天中国经济所处的位置。理解了中国经济今天的位置之后，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理解当前经济现象(包括很有争议的现象)的线索。现有经济学文献有四个指标评价一国是否处于结构转型的拐点期：人均收入、工业部门增加值占比、工业部门就业占比和工业品消费占比。

中国2010年人均GDP为8032国际元(1990不变价)，达到国际经验中发生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的收入门槛临界值，2014年人均GDP为10745国际元。以工业和制造业名义增加值份额确定的转型时间分别是2007年和2008年。以就业份额确定的转型时间是在2008(农民工数据)-2012(第二产业数据)年之间。服务业消费占比2010年之后连续上升，相对应的是工业品部门占比下降。

驱动转型的力量是什么呢?当收入提高了之后，国民不再愿意将多余的钱花在工业品上——专业术语称作“需求收入弹性”。当收入增长10%，对商品的支出也增长10%，那么该商品的需求收入弹性为1;而当收入增长10%，对产品的支出大于10%，那其需求收入弹性则大于1。工业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开始是上升的趋势，即随着收入增长，对工业品支出的增长越来越快，甚至高出收入的增长。但在拐点期过去后，终端工业品需求端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当前主要工业品的需求弹性都在趋势性下降渠道，而且绝大多数低于1。

交叉观察四个维度指标后，我们可以判定中国已经非常标准地度过了经济结构转型期。有人认为中国过早地去工業化，从国际经验来看，这个结论是不成立。因为有些国家工业部门的峰值会特别高，比如德国是50%;有些经济体则较低，比如香港是城市经济，工业部门的峰值只有34%：基于国际经验的工业部门增加值占比峰值均值是40%，中国工业部门的峰值则在41%左右。中国的转型动作很标准。

拐点后经济增长速度显著下滑

当一个国家的工业化高峰期结束之后，这个国家十有七八会经历经济增长速度台阶式地下降。日本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日本工业化高峰期的拐点期发生在70年代初。在此之前，日本60年代经济增速为8%-9%，70年代经济增长速度为4%，比60年代增长的速度减少了一半。日本的经济下滑速度也许略微偏高，有些国家会略微偏少，但是大部分国家都会出现非常明显的经济下滑阶段。

为什么经济增长速度会下滑?首先，所有投入要素都会呈现为下降的趋势，比如劳动投入增长速度在下降，劳动时间在下降，加总的TFP增速下降，资本投入可能也在下降。此外，不当的政策应对措施同样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经济增长会经历一个自然下降的历程，这就好比人的身高增长速度在达到一定阶段之后会放慢。如果为了保持过去的增长速度，继续过度刺激经济增长就会导致资源错配，而资源的错配及浪费对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速度具有不利的影响。

中国工业部门产业升级进展尚好

由于国民收入的提高，对工业部门产品(尤其是标准化的工业品)的需求会下降。那么，新的经济增长力量在什么地方?工业品的支出增长会慢于收入增长，在座各位应该都有体会，钱会被放在两个地方：首先是个性化、新颖的高科技工业品，这是推动产业升级的力量;另一个则是服务业，准确地说是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

尽管现在出现了产能过剩及工业部门增长速度下降，但是工业部门的产业升级并非停滞不前。工业部门产业升级所发生的形态是多种多样的，不仅是新产品、新科技，也可能是销售渠道、管理方式创新。从哪个方面视角来看待工业部门产业升级最好7一个有益的观察角度是贸易，进出口贸易在中国工业部门占比高、涵盖行业宽，涉及就业人数多。更重要的是贸易数据质量比较好。

通过观察中国过去几年贸易方面的数据，不难发现中国的贸易在过去几年已经发生了“进口替代革命”。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的贸易依靠“大进大出”，通过量的扩张使贸易增长迅速提升，增长速度高达30%。最近几年贸易增长速度与出口增长速度都有所下降。但是，中国出口中的进口成分却在持续快速地下降，越来越多从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进口的中等、甚至中高等技术的中间品被国内产品所替代，这方面的变化相当突出。单位出口的增加值率在快速上升，这种现象反映了中国工业部门的产业升级。

为什么中国的工业部门能做到这点?原因如下：第一，中国制造业产品由私人部门主导，且处于高度开放的市场竞争环境，与国际高度接轨。中国没有道理做不好。第二，中国独特的优势。规模的大小对于制造业至关重要。如果没有一定的市场规模，就会失去很多潜在的机会。中国制造业拥有全球最大的本土市场规模，蕴含了更多产业升级的试错机会。中国的工业品，从中间原材料到终端产品，都实现了显著的进步。从这点来看，中国工业部门的产业升级取得了良好的结果。

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发展面临瓶颈

未来经济增长的另一个引擎来自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现在服务业大概可以分为14类。这14类服务业当中有10类属于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数据显示，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的增长速度要快于GDP的增长速度，并且引领了GDP的增长。而劳动密集型服务业，比如交通、仓储、住宿、餐饮和居民服务的增长都会慢于GDP的增长。这种现象不仅与国际经验一致，同时也说明中国在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领域取得了进展。

即便如此，中国在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领域还存在巨大缺口。最典型的例子是现实生活中存在三座大山：孩子上学，老人看病，以及住房问题。孩子上学属于教育问题，老人看病属于医疗问题，住房其实不是房子本身的问题，而是房子周边的公共服务，比如交通、教育、医疗以及环境问题。教育、医疗与服务都存在短缺，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成为现在经济增长所面临的最大瓶颈。

为什么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面临瓶颈?其中有三个原因比较突出。

第一，行业规制被扭曲。很多私人部门可以做的领域，比如医疗、教育和服务，受到了政府过度的管制。资本以及人力的流入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由于行业规制带来的不同形式垄断，事业单位、国有企业这些服务供给商会选择劣质高价的服务方式。

第二，政府没有转换工作重心。在14大服务类行业中，超过三分之一主要由政府提供，国际经验也是如此。政府本应该花很多人力资源在公共服务方面，但是我们的政府当前没有将人力放在这方面，原因在于政府还定位于发展型政府，政府将资源更多地投放于基础设施建设，用于改变城市面貌，支持工业企业和产业发展。发展型政府不是服务型政府，所以政府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就会面临两个问题：其一，提供公共服务具有负担，政府需要权衡;其二，即使政府打算提供公共服务，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政府不了解什么服务才是公众最需要的项目。

第三，大城市土地供应限制和城市公共管理落后。从人力资本积累的地域特征来看，人力资本积累最快、提高最快的地方是大城市。因为大城市的密度高并且差异大，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近，差异也大。人们更容易发现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差距。无论是出于阴暗的嫉妒心还是光明的上进心，人们总想往前赶，往上爬，这就提供了很多创新和提升的机会。所以，大城市发展成为引领人力资本密集型行业重要推动力量的是人口的集聚和高密度。但是，现在我国大城市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政府管制住宅用地的大问题。这些年为什么北京、深圳的房价涨得这么快?除了货币因素之外，很大原因就是一线城市土地供应量在急剧下降，特别是住宅用地数量在急剧下降。但是大家还是愿意涌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因為这些地方能提高人力资本素质。但是现在这个人力资本进步的进程由于房价的问题而受到阻碍。

虽然我们具有这些瓶颈，但是我认为，我们可以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迈向更高收入阶段，这是无法阻挡的。

形成收入增长、价值观与经济双转型良性循环

无论是行业管制的扭曲，还是政府职能问题，背后的根本原因有两个：

其一是缺乏问责机制。西方老百姓之所以有能力施压政府，令其为他们提供公共服务，之所以可以让政府了解他们需要什么服务，靠的就是问责机制。不仅是公民的投票权，还依靠媒体舆论监督，公民一方面可以给政府施加压力，一方面也可以告诉政府自己需要什么，最大的矛盾是什么。这种问责力量是推动政府职能转型的关键。我们的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做得很好，比如高铁、机场、钢铁、高速公路，但是在民生方面做得很不够，主要就是因为问责机制缺失。

其二是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我举个医院的例子，我们去医院看病，可能会质疑医生开错药，药价是否合理。不止是在中国，在其他国家也如此。这其中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如果医患之间存在强烈的不信任，作为患者，我会要求第三方力量介入，要求政府管制。当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信任程度越低，需要政府管制的力量越强。从政府的角度来说，无论是我们的政府还是西方的政府，都非常乐于提供这种管制，因为政府在管制过程中可以获得好处，我们称之为“租金”。有时候政府介入后确实解决了信任问题，但是很多时候政府介入后反而会产生新的麻烦，导致恶性循环。重要的根源就是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太低。

所以，问题的关键有二，一是信任问题，二是问责问题。在我看来，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出路是有的。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的观念会发生变化。其中一种是物质价值观，一种是后物质价值观。小时候受过穷、挨过饿的人对物质价值的感受更深，会自然而然地认为稳定地增长非常重要。从更宏观的角度看，经济稳定增长非常重要，国家发展支柱产业、进行基础设施及国防建设非常重要，这些都是物质上的。如果小时候没有受过穷，比如在座的95后，不会太多考虑没饭吃、没地方住的问题，而更在意个人观念的表达、权利的实现、与别人平等的对话，这就是后物质价值观。这两种价值观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用途。后物质价值观在经济和政治上，反映为平等对话的诉求，反映为百姓对政府具有更多问责的意愿和倾向。后物质价值观下，如果百姓不认可某项工程，认为它会侵害到个人利益，会有更多的反对声音。

随着收入的增长，社会上持有物质价值观人群的比重会下降，持有后物质价值观人群的比重会提高。后物质价值观的普及会带动社会资本的提高，民主问责的声音也会越来越多，这就会改变公共资源的配置，改变信息不对称的状况，优化公共服务，进而优化资源配置。我刚才讲了，结构转型最大的瓶颈不在于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而在于人力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发展。而人力资本密集型行业突出地表现为公共服务行业，包括被政府管制的这些服务。如果这些服务得到改善，会进一步推动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这样就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不光涵盖了经济，也包括决策机制、政治空间以及循环机制。

当今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按部就班、非常标准地走过了工业化高峰期，而又没成为高收入国家。工业化过程的背后蕴含着收入的积累，以及人力资本、社会组织管理能力、生产能力的积累，这是系统的改变。如果一个国家已经系统性地发展到了一定水平，前进是很自然的。我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很有信心。

作者：张斌

国际经验应对金融危机思考论文 篇3：

中国已进入经济拐点 瓶颈是公共服务业

收入增长到一定阶段后，经济结构将开始转型：工业增长慢于GDP增长，技术(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增长快于GDP增长。中国已经非常标准地进入了经济结构转型期。引领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工业产业升级和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发展，前者进展还好，后者面临发展瓶颈。中国有望形成收入增长、价值观转型与经济转型的良性循环。

中国的经济会不会更好? 95后的生活会不会比父母更好?这是我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最近几年，中国经济持续下行，对此争议颇多，有表示乐观的，认为中国经济要崩溃的也不在少数。今天我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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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结构转型的国际经验

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演进和人的成长历程类似，在不同阶段拥有不同的特征。凡是进入高收入队列的经济体，都存在一些规律性现象。

第一个现象是，收入增长到一定阶段后经济结构开始转型。一个国家由穷到富的过程中，刚开始人口大部分从事农业活动，接着越来越多的农业人口开始进入城市，从事工业活动，这是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工业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我们又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和资本离开了工业部门，进入服务业部门，这就完成了从工业部门到服务业部门的第二次转型。发达经济体社会都是由服务业主导，大部分人力也都分布在服务业里，这是非常强的规律性现象。

一个国家由穷到富，会先从农业社会演变成工业社会，再从工业社会演变成服务业社会。与这个规律性现象相伴随的是，几乎所有工业社会都是在类似的一定收入水平上向服务业社会过渡。国际经验的发现是，当一国人均GDP达到8000-9000国际元(1990不变价)时，该国的工业社会就发展到了高峰，在此之前工业部门将加速增长，而在此之后，不管是工业部门的就业占比也好，名义增加值占比也好，或者是居民消费支出中的工业品占比，都会出现趋势性下降，服务部门的就业、增加值和消费占比则持续上升。

从表1，我们可以看到这类结构转型的轨迹。二战后首先在美国发生这种结构转型，接下来是西欧和日本(西欧和日本几乎同时发生)，70年代末轮到南欧，80年代中后期则是东亚四小龙。即所有成熟的高收入经济体都经历了类似的变化。发生上述变化有两个理由：一是制造业技术进步速度快于服务业;二是随着收入增长，消费者更加偏好难以制造的个性化产品，尤其是服务业。简单解释下第二个理由国民收入处于不同阶段时，对产品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当对标准化工业品的需求慢慢达到饱和后，就会把更多的支出放在消费服务上，即收入水平越高，消费支出结构会更偏向于服务。技术(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增长快于GDP增长。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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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否进入经济结构转型期?

刚才介绍的大背景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今天中国经济所处的位置。理解了中国经济今天的位置之后，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理解当前经济现象(包括很有争议的现象)的线索。现有经济学文献有四个指标评价一国是否处于结构转型的拐点期：人均收入、工业部门增加值占比、工业部门就业占比和工业品消费占比。

中国2010年人均GDP 为8032国际元(1990不变价)，达到国际经验中发生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的收入门槛临界值，2014年人均GDP为10745国际元。以工业和制造业名义增加值份额确定的转型时间分别是2007年和2008年。以就业份额确定的转型时间是在2008(农民工数据)-2012(第二产业数据)年之间。服务业消费占比2010年之后连续上升，相对应的是工业品部门占比下降。

驱动转型的力量是什么呢?当收入提高了之后，国民不再愿意将多余的钱花在工业品上——专业术语称作“需求收入弹性”。当收入增长10%，对商品的支出也增长10%，那么该商品的需求收入弹性为1;而当收入增长10%，对产品的支出大于10%，那其需求收入弹性则大于1。工业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开始是上升的趋势，即随着收入增长，对工业品支出的增长越来越快，甚至高出收入的增长。但在拐点期过去后，终端工业品需求端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当前主要工业品的需求弹性都在趋势性下降渠道，而且绝大多数低于1。

交叉观察四个维度指标后，我们可以判定中国已经非常标准地度过了经济结构转型期。有人认为中国过早地去工业化。从国际经验来看，这个结论是不成立。因为有些国家工业部门的峰值会特别高，比如德国是50%;有些经济体则较低，比如香港是城市经济，工业部门的峰值只有34%;基于国际经验的工业部门增加值占比峰值均值是40%，中国工业部门的峰值则在41%左右。中国的转型动作很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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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点后经济增长速度显著下滑

当一个国家的工业化高峰期结束之后，这个国家十有七八会经历经济增长速度台阶式地下降。日本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日本工业化高峰期的拐点期发生在70年代初。在此之前，日本60年代经济增速为8%-9%，70年代经济增长速度为4%，比60年代增长的速度减少了一半。日本的经济下滑速度也许略微偏高，有些国家会略微偏少，但是大部分国家都会出现非常明显的经济下滑阶段。

图发达国家转型前后10年平均增速差距

为什么经济增长速度会下滑?首先，所有投入要素都会呈现为下降的趋势，比如劳动投入增长速度在下降，劳动时间在下降，加总的TFP增速下降，资本投入可能也在下降。此外，不当的政策应对措施同样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经济增长会经历一个自然下降的历程，这就好比人的身高增长速度在达到一定阶段之后会放慢。如果为了保持过去的增长速度，继续过度刺激经济增长就会导致资源错配，而资源的错配及浪费对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速度具有不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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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部门产业升级进展尚好

由于国民收入的提高，对工业部门产品(尤其是标准化的工业品)的需求会下降。那么，新的经济增长力量在什么地方?工业品的支出增长会慢于收入增长，在座各位应该都有体会，钱会被放在两个地方：首先是个性化、新颖的高科技工业品，这是推动产业升级的力量;另一个则是服务业，准确地说是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

尽管现在出现了产能过剩及工业部门增长速度下降，但是工业部门的产业升级并非停滞不前。工业部门产业升级所发生的形态是多种多样的，不仅是新产品、新科技，也可能是销售渠道、管理方式创新。从哪个方面视角来看待工业部门产业升级最好?一个有益的观察角度是贸易，进出口贸易在中国工业部门占比高、涵盖行业宽，涉及就业人数多。更重要的是贸易数据质量比较好。

通过观察中国过去几年贸易方面的数据，不难发现中国的贸易在过去几年已经发生了“进口替代革命”。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的贸易依靠“大进大出”，通过量的扩张使贸易增长迅速提升，增长速度高达30%。最近几年贸易增长速度与出口增长速度都有所下降。但是，中国出口中的进口成分却在持续快速地下降，越来越多从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进口的中等、甚至中高等技术的中间品被国内产品所替代，这方面的变化相当突出。单位出口的增加值率在快速上升，这种现象反映了中国工业部门的产业升级。

为什么中国的工业部门能做到这点?原因如下：第一，中国制造业产品由私人部门主导，且处于高度开放的市场竞争环境，与国际高度接轨。中国没有道理做不好。第二，中国独特的优势。规模的大小对于制造业至关重要。如果没有一定的市场规模，就会失去很多潜在的机会。中国制造业拥有全球最大的本土市场规模，蕴含了更多产业升级的试错机会。中国的工业品，从中间原材料到终端产品，都实现了显著的进步。从这点来看，中国工业部门的产业升级取得了良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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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发展面临瓶颈

未来经济增长的另一个引擎来自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现在服务业大概可以分为14类。这14类服务业当中有10类属于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数据显示，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的增长速度要快于GDP的增长速度，并且引领了GDP的增长。而劳动密集型服务业，比如交通、仓储、住宿、餐饮和居民服务的增长都会慢于GDP的增长。这种现象不仅与国际经验一致，同时也说明中国在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领域取得了进展。

即便如此，中国在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领域还存在巨大缺口。最典型的例子是现实生活中存在三座大山：孩子上学，老人看病，以及住房问题。孩子上学属于教育问题，老人看病属于医疗问题，住房其实不是房子本身的问题，而是房子周边的公共服务，比如交通、教育、医疗以及环境问题。教育、医疗与服务都存在短缺，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成为现在经济增长所面临的最大瓶颈。

为什么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面临瓶颈?其中有三个原因比较突出。

第一，行业规制被扭曲。很多私人部门可以做的领域，比如医疗、教育和服务，受到了政府过度的管制。资本以及人力的流入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由于行业规制带来的不同形式垄断，事业单位、国有企业这些服务供给商会选择劣质高价的服务方式。

第二，政府没有转换工作重心。在14大服务类行业中，超过三分之一主要由政府提供，国际经验也是如此。政府本应该花很多人力资源在公共服务方面，但是我们的政府当前没有将人力放在这方面，原因在于政府还定位于发展型政府，政府将资源更多地投放于基础设施建设，用于改变城市面貌，支持工业企业和产业发展。发展型政府不是服务型政府，所以政府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就会面临两个问题：其一，提供公共服务具有负担，政府需要权衡;其二，即使政府打算提供公共服务，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政府不了解什么服务才是公众最需要的项目。

第三，大城市土地供应限制和城市公共管理落后。从人力资本积累的地域特征来看，人力资本积累最快、提高最快的地方是大城市。因为大城市的密度高并且差异大，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近，差异也大。人们更容易发现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差距。无论是出于阴暗的嫉妒心还是光明的上进心，人们总想往前赶，往上爬，这就提供了很多创新和提升的机会。所以，大城市发展成为引领人力资本密集型行业重要推动力量的是人口的集聚和高密度。但是，现在我国大城市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政府管制住宅用地的大问题。这些年为什么北京、深圳的房价涨得这么快?除了货币因素之外，很大原因就是一线城市土地供应量在急剧下降，特别是住宅用地数量在急剧下降。但是大家还是愿意涌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因为这些地方能提高人力资本素质。但是现在这个人力资本进步的进程由于房价的问题而受到阻碍。

虽然我们具有这些瓶颈，但是我认为，我们可以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迈向更高收入阶段，这是无法阻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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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收入增长、价值观与经济双转型良性循环

无论是行业管制的扭曲，还是政府职能问题，背后的根本原因有两个：

其一是缺乏问责机制。西方老百姓之所以有能力施压政府，令其为他们提供公共服务，之所以可以让政府了解他们需要什么服务，靠的就是问责机制。不仅是公民的投票权，还依靠媒体舆论监督，公民一方面可以给政府施加压力，一方面也可以告诉政府自己需要什么，最大的矛盾是什么。这种问责力量是推动政府职能转型的关键。我们的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做得很好，比如高铁、机场、钢铁、高速公路，但是在民生方面做得很不够，主要就是因为问责机制缺失。

其二是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我举个医院的例子，我们去医院看病，可能会质疑医生开错药，药价是否合理。不止是在中国，在其他国家也如此。这其中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如果医患之间存在强烈的不信任，作为患者，我会要求第三方力量介入，要求政府管制。当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信任程度越低，需要政府管制的力量越强。从政府的角度来说，无论是我们的政府还是西方的政府，都非常乐于提供这种管制，因为政府在管制过程中可以获得好处，我们称之为“租金”。有时候政府介入后确实解决了信任问题，但是很多时候政府介入后反而会产生新的麻烦，导致恶性循环。重要的根源就是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太低。

所以，问题的关键有二，一是信任问题，二是问责问题。在我看来，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出路是有的。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的观念会发生变化。其中一种是物质价值观，一种是后物质价值观。小时候受过穷、挨过饿的人对物质价值的感受更深，会自然而然地认为稳定地增长非常重要。从更宏观的角度看，经济稳定增长非常重要，国家发展支柱产业、进行基础设施及国防建设非常重要，这些都是物质上的。如果小时候没有受过穷，比如在座的95后，不会太多考虑没饭吃、没地方住的问题，而更在意个人观念的表达、权利的实现、与别人平等的对话，这就是后物质价值观。这两种价值观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用途。后物质价值观在经济和政治上，反映为平等对话的诉求，反映为百姓对政府具有更多问责的意愿和倾向。后物质价值观下，如果百姓不认可某项工程，认为它会侵害到个人利益，会有更多的反对声音。

随着收入的增长，社会上持有物质价值观人群的比重会下降，持有后物质价值观人群的比重会提高。后物质价值观的普及会带动社会资本的提高，民主问责的声音也会越来越多，这就会改变公共资源的配置，改变信息不对称的状况，优化公共服务，进而优化资源配置。我刚才讲了，结构转型最大的瓶颈不在于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而在于人力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发展。而人力资本密集型行业突出地表现为公共服务行业，包括被政府管制的这些服务。如果这些服务得到改善，会进一步推动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这样就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不光涵盖了经济，也包括决策机制、政治空间以及循环机制。

当今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按部就班、非常标准地走过了工业化高峰期，而又没成为高收入国家。工业化过程的背后蕴含着收入的积累，以及人力资本、社会组织管理能力、生产能力的积累，这是系统的改变。如果一个国家已经系统性地发展到了一定水平，前进是很自然的。我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很有信心。

作者：张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