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刑事诉讼制度管理论文

一、引导侦查取证与引导矛盾化解的提出从世界主要法治国家的刑事诉讼制度看，在刑事侦查活动中，检察机关对警察的侦查都有一定的影响。依据这种影响的程度，刑事诉讼中的检警关系大体有两种类型，即所谓的大陆法系“检警一体”的紧密型以及英美法系“检警分离”的松散型。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少年刑事诉讼制度管理论文 (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少年刑事诉讼制度管理论文 篇1：

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建构与成本效益分析

【摘要】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是构建和谐刑事司法实体效益的有利保障。这一制度的建构应兼具原则性和灵活性。在必要的经费保障基础上,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立法应采取法律与司法解释相结合的立法模式,在制度方面应采用专门法律制度与司法实践机制相结合的实效模式。

【关键词】未成年人 刑事诉讼 制度构建 成本效益

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与刑诉法再修改

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方面,我国已经形成比较完善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简称“刑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解释”)等法律和司法解释组成的有效体系。它是以刑事诉讼基本法为中心,以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为补充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法律体系。尽管其他一些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对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进行了部分规定,但是专门规范刑事诉讼程序的刑诉基本法却缺乏对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的全面规定。《刑诉法》仅在第十四条、第三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二条对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的相关事项进行规定,无论从量还是质的方面来看,现行刑诉法规定已经不能满足实际需要。

在刑诉法再修改方面,学术界普遍认为应当增加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但是存在两种主要立法模式选择:一种是通过刑诉法的再修改,在《刑诉法》中增设专章的“未成年人特别保护程序”。“我国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对未成年犯罪的问题也非常重视。因此,这次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也应当将未成年特别保护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加以规定。”①“基于未成年人诉讼权利保障的重要性,《刑诉法》再次修改时,应当设立专章规定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同时应当从基本原则和具体制度两个方面,体现未成年人诉讼的个性和未成年人诉讼权利保障的重要性。”②另一种是在立法条件成熟的前提下,单独制定一部未成年人刑法、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法。“…必须制定专门的未成年人法规;只有一部未成年法规也是不够的,必须建立完备的未成年人法律体系。”③这两种理论选择都看到了我国对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特别立法的必要性,但在采取何种立法模式上存在分歧。

基于对我国法律惯例的尊重、现实情况的综合考虑,制定专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法在我国并不可行,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立法应当采用在刑诉法中增设专章的模式。一方面,我国立法实际中采用法律、法规、规章、法律解释、规范性文件等多位阶相结合的立法模式。在立法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先通过具有相对灵活性的法规、规章、法律解释、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弥补法律的滞后性,然后在法治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将法规、规章、法律解释、规范性文件中的制度升格为国家正式法律。另一方面,法律体系的要义不在于法律文件的多与少、法律形式的法典化还是单行化,而在于法律是否能够有效地、全面地、系统化地调整社会实际。无论是在刑诉法中增设专章未成年人诉讼制度,还是制定单行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法,只是形式价值的体现,关键还在于实质的法律内容。再者,从法律调整内容上看,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是刑事诉讼的内在构成,二者密不可分。将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从刑事诉讼法中分割出来,必然割裂了刑事诉讼的整体价值和完整性。

此外,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应当以实现正当程序、社会实效目的为中心,正确处理好国家监护权、当事人救济权、未成年人诉讼权之间的关系。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应当体现人性化设计理念,既要保障被害人的司法救济,又要实现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四条、《解释》第三条和第九条都确立了司法机关在行使国家惩罚权时负有对少年犯教育、感化、挽救的法定义务,这充分体现了国家惩罚权与国家监护权、未成年人诉讼权之间的对当关系。刑诉法再修改应当体现这一理念。

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与司法机制建构

要实现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保护首先应当建立少年司法机制。根据社会经济条件,各级法院可以选择设立少年合议庭、少年法庭、未成年案件制定管辖审判庭或少年法院。《解释》第六条规定已对在基层、中级、高级以及最高人民法院设立未成年人刑事法庭做了指导性意见。自1984年11月上海市长宁区法院设立少年法庭的试点实践以来,少年法庭模式在全国得到了推广及应用。

少年法庭的設立是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重要环节,但是还需要相关的配套制度与之形成有效的司法制度体系。针对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普遍共识以及国家监护权的法定义务,我国未成年刑事诉讼制度建构有必要吸收刑事和解、恢复性司法、社区矫正等具有各自不同功能指向的刑事诉讼制度。刑事和解主要适用于刑事诉讼审判环节,在诉讼中取得对方当事人谅解、同意,并依据法定程序作出有利于未成年人犯判决的制度。恢复性司法和社区矫正是刑事诉讼的后续环节,它们主要存在于执行阶段,前者主要针对被害人的救济,后者主要针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挽救。刑事和解、恢复性司法有利于克服报应刑主义思潮下过于重视对犯罪人惩罚而忽视被害人救济的缺陷,它能够通过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沟通、谅解,一方面有效弥补被害人的损失,另一方面有利于形成和谐的司法效果。

法律是社会规范的一部分,法治效果的实现还要求法律制度与其他规范的调整与社会机制的协调。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的构建还应当与司法机制有效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良好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保护体系。少年法庭司法机制符合刑诉法保护未成年人的基本精神,它极大地促进了刑诉立法的发展。在未成年刑事诉讼机制方面,有学者主张推行一三机制、两条龙机制、少年司法一体化模式、少年司法组织体系等机制。以两条龙机制为例,它要求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保护方面建立以未成年人刑事审判为中心的配套的公安、检察、司法一条龙和建立包括工会妇联、共青团、教委等在内的一条龙,即公权力机关与社会团体相结合的保障机制,形成全面的关心教育失足未成年人的大局面。因而,未成年刑事诉讼制度的落实应当与社会实际存在的有效机制相互结合,这样可以实现良好的法治效果。

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的成本效益分析

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的落实需要大量的经费支持和成本付出。法律制度机制的建立需要成立机关、分配人员、配置械具以及运营经费,这些活动都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确立需要构建少年法庭模式、刑事和解制度、恢复性司法制度、社区矫正制度、污点清除制度以及一三机制、两条龙机制等制度机制,它们的运营都需要经费的投入,它们功能的实现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有效的、合理的、节约型的成本效益配置机制的构建更有利地体现刑事诉讼法的价值理念,取得良好的法治效果。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成本效益利用与配置是刑事实体法谦抑性理论精神在程序方面的有效延续。“刑法的谦抑性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而用其他刑罚替代措施),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抗制犯罪。”④

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的构建首先离不开财政预算的支持,司法机关应当设立法保障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的专项经费。《中華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七条规定:“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领导有关部门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年度计划,相关经费纳入本级政府预算。”实践中,由于我国各级司法机关经费来源实施“分级管理、分级负担”的政策,不是中央政府财政预算划拨,也不是中央和省级两级财政预算划拨,司法机关权力的行使带有浓厚的行政和地方化色彩;由于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平衡,也导致不同级别司法机关、同级别司法机关之间财政预算划拨的巨大差距,这些因素都会制约未成年刑事诉讼制度的有效实施。

通过以上成本效益分析,一方面,我国司法机关以及相关部门机构或团体有必要建立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专项经费,并保证其经费的充足。这样明确了经费的用途,可实现经费管理的有效监督,节约司法成本,取得良好的法律和社会效果。另一方面,我国司法机关以及有关部门机构或团体可以在有限的财政经费支持范围内,合理调节经费的内部结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的构建要保障充足的经费来源和合理的资源分配、成本的节约和有效利用,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秩序、公正、效益价值效果的良善状态。

(作者单位:四川文理学院)

注释

①陈光中:“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若干问题之展望”,《法学》,2008年第6期,第7页。

②陈光中,汪海燕:“《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与未成年人诉讼权利的保障”,《中国司法》,2007年第1期,第30页。

③高淑琴:“论恢复性司法模式在少年司法中的构建”,《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3期,第92~93页。

④陈兴良:《刑罚哲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7页。

作者：杨宏

少年刑事诉讼制度管理论文 篇2：

略论侦查监督环节检察机关的引导

一、引导侦查取证与引导矛盾化解的提出

从世界主要法治国家的刑事诉讼制度看，在刑事侦查活动中，检察机关对警察的侦查都有一定的影响。依据这种影响的程度，刑事诉讼中的检警关系大体有两种类型，即所谓的大陆法系“检警一体”的紧密型以及英美法系“检警分离”的松散型。

近年，关于在刑事程序中如何定位设计检警关系，是我国侦查监督制度改革中理论和实务界研讨的一个重要课题。从现有的司法体制框架看，刑事诉讼中对检警关系的规定有其合理性和优点。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一方面，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是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该方面的规定吸收了英美法系检警分离模式的优点，两机关保持一定的距离，分工负责，互相独立，这有利于发挥侦查机关的优势和积极性。另一方面，检察机关依法享有对公安机关的立案和侦查活动进行监督的权力。该方面的规定又充分吸收了大陆法系检警一体模式的优点，注重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参与和引导，强调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相互配合和相互制约。“目前《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公、检、法三机关的关系是相互独立、分工负责的关系，在这种体制下向着检察引导侦查这样一个方向发展，我觉得是符合法治精神，也是符合我国司法制度改革大方向的，对于重新塑造检警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检察机关通过引导公安机关侦查的形式来履行侦查监督职责，既适应了《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庭审方式的改革要求，同时也顺应了当今世界各国侦查体制向折中式发展的趋向”。

毋庸置疑，我国法律关于检警关系的设计定位，决定了在侦查监督环节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的影响，决定了检察机关履行法律规定的侦查监督职能的方式。随着检察机关审查逮捕部门更名为侦查监督部门，其侦查监督职能明确为依法履行刑事立案监督、审查逮捕和侦查活动监督“三项职能”。对于在侦查监督的三项职能中，应否包含“引导侦查取证职能”，回答应当是肯定的。因为既然检察机关被定位为法律监督机关，其含义不仅包括检察机关要在事后被动地指明诉讼过程中监督对象的错误，令其改正，也应包括事前或事中主动地告知他们如何改正错误，积极引导其如何进一步查证犯罪事实，积极引导是侦查监督的应有之义。“应当看到，检察机关介入公安机关侦查活动是其履行侦查监督职责的有效措施”。对此，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全面分析刑事诉讼中检警关系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国国情和中国检察体制的实际，提出要“深化侦查监督和公诉工作的改革，建立和规范适时介入侦查、引导侦查取证、强化侦查监督的工作机制”。

关于检察机关侦查监督环节引导侦查取证的权力，体现在《刑事诉讼法》第六十六条、第六十八条的规定中。从法律規定来看，侦查监督环节引导侦查取证的具体方式主要涉及“检察机关有权参加公安机关对重大案件的讨论”、在书面审查的基础上“有权要求公安机关补查证据”等。根据该两条规定，所谓侦查环节引导侦查取证，是指为完成共同的诉讼目的和使命，在现行法律框架内，检察机关通过参与公安机关案件的侦查活动，采取法律规定的诉讼手段，对于侦查取证工作的方向、取证情况、所遇疑难问题等，提出意见和建议，促使侦查机关准确、全面地收集和保全指控犯罪所需证据，保证侦查活动依法进行。检察机关适时介入公安机关侦查活动引导依法取证的工作机制是在总结以往“提前介入”制度的基础上，顺应公诉制度改革和加强侦查活动监督的需要而探索建立的工作机制，在实践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根据中央关于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的要求，高检院于20lO年2月5日印发了《关于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的实施意见》，将化解社会矛盾作为检察机关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的首要任务。检察机关应当认真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要把打击惩罚犯罪放在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进行，积极探索非刑罚化或者轻刑化处理方式，更好地调停社会冲突和平抑矛盾纠纷。

现代刑事司法将追求程序上的公正摆在重要位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第二条明确指出：“对犯罪的实体处理与适用诉讼程序都要体现宽严相济的精神。”这本身就说明，对宽严相济的理解不能仅仅停留在对犯罪结果的处理上，而要贯穿全部刑事诉讼过程。“非羁押诉讼”作为轻缓刑事政策在追诉方式上的程序性适用，影响着案件的诉讼进程以及诉讼结果，具有化解社会矛盾的程序性保障作用。从诉讼进程上讲，适用“非羁押诉讼”的案件一般遵循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加速了案件办理期限，缩短了涉案嫌疑人等待诉讼结果的时间，提高了化解社会矛盾的效率，加快了社会和谐的进程。从诉讼结果上看，批捕环节虽不能对涉罪案件从实体上进行处理，但这一阶段能否适用“非羁押诉讼”方式将对诉讼结果产生一定影响，为最终作相对不起诉、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等实体处理作出预测性判断。

基于上述两方面的考虑，本文拟结合郑州市检察工作实践，仅就侦查监督环节引导公安机关侦查取证、侦查监督环节以“非羁押诉讼”引导公安机关化解社会矛盾两种“引导”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二、侦查监督环节引导公安机关侦查取证

(一)引导侦查取证的现实必要性

1.引导侦查取证有利于实现检警优势互补

侦查机关与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职能分工及参与诉讼程度存在根本性的差别。侦查机关收集证据有一定的思维定势，侦查思维讲求实效性，侦查部门侧重于案件的侦破;检察官的思维是法律思维，着眼点往往更偏向于犯罪构成要件以及收集证据的合法性、客观性、关联性，这就容易成为案件证据突破的关键。实行检察机关引导侦查取证，通过检警在侦查取证方面的结合，有利于实现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优势互补，从而实现刑事诉讼公正和效率的统一。

2.引导侦查取证衔接了不同的刑事证明标准

侦查监督环节引导侦查取证，符合庭审方式的改革需求，对于侦查和起诉不同的刑事证明标准有重要的衔接作用。随着职权主义审判方式的减弱、当事人主义审判方式加强的庭审方式改革，当庭举证、质证在庭审中的作用愈来愈重要了，侦查机关取证质量的高低直接决定着检察机关批捕、起诉质量的高低。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关于公安机关刑事案件的立案标准的规定，第六十条关于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标准的规定，第一百三十七条关于审查起诉的证明标准的规定，在侦查、逮捕、起诉三个诉讼环节，刑事诉讼的证明要求呈一种递进关系。法律的这些不同规定符合人类认识客观事物的规律，体现了司法过程的严肃性，但同时，也导致侦检二机关对侦查取证程度认识不同，使侦查机关与检察机关对于犯罪事实的查证到底要达到哪一个标准产生分歧。侦查监督作为联系侦查、起诉的中间

环节，其对侦查取证的引导，将对衔接侦查、起诉活动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对此，国外的刑事诉讼实践已有先例可循。例如，在美国，依据联邦法律，侦查机关虽是唯一拥有刑事侦查权的实体，但法律没有明确禁止检察机关参与刑事侦查。检察官与刑事侦查官的关系非常密切。由于非法搜查、逮捕、收集证据是法院撤销案件的主要理由，检察官就要经常充当警察“法律顾问”的角色。警察在刑事侦查过程中，也经常征求检察官的意见，请检察官讲解新法、解释法律观点，就如何收集证据征求检察官的意见，以保证警察发现、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能被起诉，收集的证据能被法庭采信。

3.引导侦查取证保障了证据收集的及时合法

侦查监督环节引导侦查取证，通过引导证据收集的及时保全，保障了所收集取证的合法性，有利于实现诉讼的公正和效率。

首先，通过引导证据收集的及时保全，保证所收集取证的合法性。证据是刑事诉讼的核心和灵魂，办案质量是否过硬，指控犯罪能否成功，关键在于证据。在司法实践中，因岗位角色不同于检察机关，侦查机关注重收集与“破案”有关的线索证据，忽视收集事实证据和定性证据。虽然有些证据通过起诉阶段补查仍然可以收集，多数案件的证据往往会因未及时固定保全而遭灭失。而批捕阶段一般距案发时间间隔不长，如果能将案卷中反映出来的取证问题及时提出，及早引导侦查机关收集补充，必然会取得良好的效果。

在实践中，侦查机关“捕后不查”和“违法取证”现象仍然存在，有些侦查人员在侦破案件过程中，重实体法轻程序法，在侦查过程中存在违法取证现象，刑讯逼供、诱供等违法现象时有发生，侵犯了公民人身权利，破坏了证据的合法性。推行侦查环节引导侦查取证，对审查逮捕过程中发现的侦查活动违法问题、证据有明显瑕疵等情况及时指出，并提出完善证据形式、调查复核某一问题等方面的意见，可以预防和减少侦查机关在继续侦查中发生违法行为。

其次，在侦查监督环节引导侦查取证，有利于实现刑事诉讼的公正和效率。从现代诉讼理念上讲，既有公正又有效率的法律制度才是一种理想的法律制度。当前，捕后作存疑不诉、无罪判决和撤案处理的案件仍时有发生，比如，部分“命案”的处理结果就存在这种情况。虽然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对批捕案件存在的证据问题没有及时向侦查机关提出，没有正确引导证据采信的有效方式等，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因此，在侦查监督环节，要将证据审查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在批捕的同时有针对性地列出需要在侦查过程中继续收集的证据移送侦查机关，提高办案的质量，实现诉讼公正。

在司法实践中，由于侦查活动方向不明确，侦查部门的调查取证工作不具有针对性，在审查起诉阶段出现反复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或自行补查而拖延办案时限等问题，从而不可避免地出现补查过程中警力、财力的浪费，增加了司法成本。实行引导侦查取证能够改变刑事案件经常被退补侦查的局面，从而提高诉讼效率。

(二)引导侦查取证的特点和机制建设

在司法实践中，应当深刻把握侦查监督环节引导侦查取证的特点和规律，积极探索有针对性的引导侦查取证机制。从上述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引导侦查取证的规定可以看出，法律关于该方面的规定很有限，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在司法实践中，引导侦查取证的方式不再局限于上述的规定。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更好满足这一司法实践中的需要，首要的是把握该“引导”的特点和规律，这一点是我们解决问题的关键，更是我们“如何引导”的指导原则。

笔者认为，其一，这种引导具有间接性。这种引导是从方向上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进行把握和指引，引导刑事侦查人员树立现代刑事法律确立的证据观，从庭审方式的改革、证据收集的及时性、合法性、关联性等方面提出指导性意见，为完成共同的诉讼目的和使命，对于侦查工作的方向、取证情况、所遇疑难问题等，由检察机关给予公安机关指点、引导。

其二，这种引导需要把握一定的“度”。在现行的法律框架内，我国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之间没有隶属关系，不属于行政上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检察机关提供的是一种指引帮助。引导侦查人员须遵循“参与而不干预、引导而不代替”的原则，注重与公安机关的协调配合，参加相关案件的讨论，发表指导性建议。在实践中，一些基层检察机关对于介入侦查的目的和作用认识有偏差，有的在介入中配合多、制约少，重视引导收集证据而忽略监督纠正违法，有的则介入过“深”，试图变监督为指挥、指导，有“检警一体”之嫌。

其三，以“引导”强业务、强意识、带素质。要想真正担负起检察引导侦查的重任，检察人员就要提高自身素质，不断地钻研法律，不断强化证据意识和案件质量意识，增强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要通过检察官大讲堂、专家学者讲座、法律知识论坛、专题调研报告活动等丰富多彩的形式努力实现检察官的精英化，从而带动被引导者各种素质的提高。

其四，引导要突出重点，逐步实现由个案引导向类案引导的转变。随着刑事案件的数量日益增多，侦查监督部门在人员、精力有限的情况下，要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决定是否进行引导。因此，就要在做好个案引导的基础上，不断总結经验，加强类案证据标准的研究;通过两家召开联席会议等形式，参与侦查机关对案件性质、证据以及其他有关案件的重大疑难问题的专门讨论;研究工作中遇到的法律政策等具有共性的问题，互相通报工作情况，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实现类案引导，从而提高侦查取证的能力。

其五，针对不同案件的证据特点，积极探索侦查监督环节引导侦查取证的适用范围。从发展的角度讲，随着经济、科技的发展，社会生活日趋多元，犯罪手段、形式、内容也不断翻新，实践中越来越多地出现一些新类型、有争议、难定性的案件。对此，要重点加强引导侦查取证，应当在案发或者破案时派员介入引导。从传统的眼光看，对于在本地区有重大影响的刑事案件，集中打击的案件，上级机关或领导交办、督办的刑事案件以及立案监督案件等也应当在案发或者破案时派员介入引导。对于一般的刑事案件，则可以根据案件证据方面的实际情况在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时介入引导。

三、“非羁押诉讼”机制引导公安机关化解社会矛盾

在侦查监督环节，检察机关应当引导公安机关加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适用，在打击惩罚犯罪的同时，研究探索化解社会矛盾的引导机制，在化解社会矛盾中实现检警双赢。近年，郑州市检察机关经过积极研究探索，建立完善了侦查监督环节“非羁押诉讼”引导公安机关化解社会矛盾的工作机制。

(一)“非羁押诉讼”引导矛盾化解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非羁押诉讼”，是指司法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依照法律规定和案件的具体情况，对构成犯罪的嫌疑人、被告人采取不羁押的方式进行侦查、

起诉和交付法庭审判的诉讼活动。在侦查监督环节的“非羁押诉讼”，既可以通过公安机关的取保候审，也可以通过检察机关侦监部门作出无逮捕必要的决定实现。

1.“非羁押诉讼”促使逮捕的适用符合法律规定

逮捕的普遍化是我国现行逮捕制度运行中最突出的问题。所谓逮捕的普遍化是指逮捕被适用于绝大多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不是一种例外的诉讼保障性措施。我国司法实践中逮捕的适用比例非常高，逮捕率为90%左右，“有罪必押”成为我国刑事诉讼制度运行中的特色。而在许多西方国家，羁押的比例只有10%左右。如在英国，高达90%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被保释。

近年，我市在侦查监督环节探索适用“非羁押诉讼”机制，批捕率虽然较高，但已经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见表1)。

笔者认为，在我国目前的法治环境下，从制度设计和司法实践方面来看，逮捕普遍化的存在主要是“有逮捕必要”含义的规定宽泛，导致该条件在一定程度上被虚化，证据条件被摆在突出位置上，证据标准成为唯一的实质上影响逮捕的条件，从而形成了以证据要件为主、以必要性要件为辅且为司法者所默认的新的逮捕标准。由于逮捕适用的普遍化与刑诉法规定的逮捕要件相背离，应当通过适用“非羁押诉讼”回归法律设置的常态。

2.不当羁押的避免为“非羁押诉讼”拓展了空间

捕后案件轻刑判决率维持高位，不当羁押的避免将为“非羁押诉讼”的依法适用拓展巨大的空间。根据调查统计，检察机关对必要性司法解释的宽泛导致适用中逮捕的普遍化，而法院则根据相关的司法解释尽可能多地适用缓刑等非监禁刑(见表2)。

从对捕后轻刑判决率的统计分析可以看出：适用“非羁押诉讼”以来，捕后轻刑判决率呈逐年下降趋势，尤其是2010年1～7月，捕后轻刑判决率下降显著。捕后轻刑判决的案件相对集中在少数几类案件上，其中盗窃案、轻伤害案、交通肇事案占所有轻刑案件的70%以上。由此可以看出，部分轻微刑事案件仍然存在适用“非羁押诉讼”的空间。

3.“非羁押诉讼”机制的实践和成效

通过近年郑州市检察机关积极实践探索，公安机关取保直诉人数与“非羁押诉讼”率正在逐年提高，彰显了“非羁押诉讼”机制引导公安机关化解社会矛盾的成效。

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取保候审的风险性，公安机关一直慎用取保候审，公安机关的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强制措施实际适用率极低。2007年6月，郑州市检察院创新推出了在刑事侦查阶段的取保直诉备案审查机制。在该制度之后，围绕对于轻微刑事案件的“非羁押诉讼”，郑州市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相继提出了刑事和解制度、风险评估制度、内部监督制约制度和捕后变更强制措施备案审查、捕后撤案备案审查、侦查机关提请逮捕未成年人必要性说明制度和提请逮捕未成年人逐案向市检察院汇报等共八项工作机制，形成“非羁押诉讼”体系，该体系保障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实行。该体系中的取保直诉备案审查机制、刑事和解制度、捕后变更强制措施备案审查、捕后撤案备案审查、侦查机关提请逮捕未成年人必要性说明制度等工作机制，是批捕环节检察机关适用和引导公安机关适用“非羁押诉讼”化解社会矛盾的创新探索。

通过近年我市司法实践，侦查监督环节建立“非羁押诉讼”引导公安机关化解社会矛盾已经收到很好的效果，公安机关取保直诉人数实现了零突破并逐年上升，“非羁押诉讼”率正在逐年提高(见表3)。公安、检察机关在贯彻宽严相济政策中实现双赢，“非羁押诉讼”在规范中实现了科学发展。

据调查统计，2007年6月至2010年6月的三年间，我市检察机关在批捕环节，有2063件轻微刑事案件双方当事人达成刑事和解，被害人及时得到了精神抚慰和经济赔偿，有642名未成年人未被羁押，有275名在校学生因未被羁押而保留了学业，共计1520名犯罪嫌疑人在非羁押诉讼机制的感召下主动投案自首，实行“非羁押诉讼”以来，一直保持着案件“零信访”的纪录。

(二)探索和完善“非羁押诉讼”引导机制

郑州市检察机关在侦查监督环节不断探索和完善“非羁押诉讼”机制，引导公安机关化解社会矛盾。

1.规范和引导常见易发轻伤害案件的刑事和解

刑事和解，是指犯罪发生之后，经由调停人(通常是受过训练的社会志愿者)使被害人与加害人面对面交谈，共同协商解决刑事纠纷。在交谈过程中，被害人和加害人可以充分阐述犯罪给他们各自生活所带来的影响以及双方情感等方面内容。经过全面、畅通的交谈，他们可以选择彼此认同的方案来弥补犯罪所造成的损害。这样，被害人在精神和物质上可以获得双重补偿，而加害人则可以赢得被害人谅解和改过自新的双重机会。个人本位、社会本位而非国家本位是刑事和解的价值取向。它反映并体现了新的刑事观念如刑事诉讼的经济性，刑罚的开放性、谦抑性，行刑的社会化等。

在司法实践中，由于轻伤害案件发案率较高，往往诱发各种社会利益受到冲击，既使伤害犯罪受害人及其家屬与犯罪嫌疑人的家庭之间产生了经济纠纷又给两个家庭造成心理上难以愈合的创伤。近年，我市针对邻里、亲友纠纷及较小争端、轻微殴击行为导致的轻伤害案件的特点，探索在批捕阶段规范和引导公安机关进行轻伤害案件刑事和解的工作机制，在执法办案过程中突出化解双方矛盾，谋求办案的社会效果。

2008年10月，郑州市检察院与郑州市公安局联合制定了《郑州市检察院、郑州市公安局关于适用逮捕强制措施的若干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若干规定》)，该《若干规定》规范和引导因邻里、亲友纠纷及较小争端、轻微殴击行为导致的轻伤害案件的刑事和解：对于因邻里、亲友纠纷引发的轻伤害案件或较小争端引起的轻伤害案件及轻微殴击行为导致的轻伤害案件，公安、检察机关实行刑事和解告知制度，向双方当事人送达刑事和解告知书。在提请批准逮捕前，若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并赔偿到位的，公安机关可以撤销案件;在审查批捕阶段，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的，检察机关可以依法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在检察机关作出批准逮捕决定后，若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并赔偿到位的，公安机关可以撤销案件，并应当在作出撤案决定后三日内向原批准逮捕的检察机关侦查部门备案。

2.明确细化引导公安机关取保直诉的案件范围

长期以来，取保候审的申请和审批极为苛刻，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增设了财产保全，“这对于发挥取保候审的作用，提高取保候审的适用率，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要引导公安机关切实实行以人保为原则、以财保为例外的制度，在符合条件、不妨碍诉讼进行的情况下，应大胆审批、大量适用。

郑州市检察院为了规范引导公安机关取保直诉，以《刑法》、《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为依据，更一步明确细化了引导公安机关取保直诉的案件范围。根据《若干规定》，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就实施宽严

相济刑事政策问题达成共识，对于犯罪嫌疑人罪行较轻，且没有其他重大犯罪嫌疑，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为没有逮捕必要：1.属于预备犯、中止犯，或者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的;2.主观恶性较小的初犯、偶犯，共同犯罪中的从犯、胁从犯，犯罪后自首、有立功表现或者积极退赃、赔偿损失、确有悔罪表现的;3.过失犯罪的嫌疑人，犯罪后有悔罪表现，有效控制损失或者积极赔偿损失的;4.因邻里、亲友纠纷引发的伤害等案件，犯罪嫌疑人在犯罪后向被害人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取得被害人谅解的;5.犯罪嫌疑人系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或者在校学生，本人有悔罪表现，其家庭、学校或者所在社区以及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具备监护、帮教条件的;6.犯罪嫌疑人系老年人或者残疾人，身体状况不适宜羁押的;7.应当逮捕，但患有严重疾病的，或者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8.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不羁押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或者妨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9.其他无逮捕必要的情形。

在《若干规定》中，公安机关认为无逮捕必要而采取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措施直接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应当在作出有关决定后三日内向市局法制部门和同级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备案。

3.抬高未成年人和在校学生适用羁押的“门槛”

了解掌握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加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抬高未成年人和在校学生羁押措施适用的“门槛”。

一般而言，未成年人还处于生理、心理的发育阶段，各方面还不成熟，思想幼稚单纯，辨别是非的能力差，法律意识淡薄，往往容易为一时的感情冲动所左右、为满足一时的私欲不惜以身试法。这些失足的少年，既是危害社会和谐的犯罪者，同时又是受社会不良环境影响的受害者。从处理效果上看，如果未成年人进入羁押场所容易产生交叉感染，不利于其改造。一旦未成年人的人生履历上增加一个犯罪的污点，很难避免家庭、社会的排斥，教育转化措施也必然失去效果，继续犯罪的可能性进一步加大。因此，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应切实贯彻“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和“教育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近年，我市检察机关在批捕环节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建立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以此来规范公安机关对未成年人提请批准逮捕的理由，引导公安机关适用“非羁押诉讼”处理该类案件。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办理过程中，该制度要求承办人员针对未成年人的身体特征、心理特征、家庭环境、成长过程、犯罪原因等进行调查了解和分析研究，以便确定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有无较大的社会危险性，应否提请批准逮捕。根据《若干规定》，公安机关在提请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时，应当制作“提请批准逮捕未成年人理由说明书”，并在社会调查的基础上从以下方面说明提请批准逮捕理由：1.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有无从重或从轻处罚的情节，如累犯、聋哑人等;2.现有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是否认罪，有无悔罪表现;3.嫌疑人的犯罪动机、犯罪原因、犯罪情节、社会危害性的严重程度及可能判处刑罚的情况;4.罪嫌疑人的一贯表现，有无帮教条件。通过引导公安机关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详细了解、掌握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道德品质、个性特征、家庭状况等第一手资料，为教育、感化、挽救工作打下基础。对未成年人案件的处理尽可能采用“非羁押诉讼”，抬高未成年人和在校学生羁押措施适用的“门槛”，充分体现对未成年人的人文关怀，最大限度挽救犯罪的未成年人，有利于大多数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正常回归社会。

作者：杨祖伟

少年刑事诉讼制度管理论文 篇3：

少年法庭：三十而立再出发

少年司法，不仅仅是一个国家文明法治化程度的重要标杆，更是维护社会治安、控制犯罪的基础性制度。自1984年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建立起新中国第一个专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合议庭以来，经过三十余年的探索发展，我国少年司法制度逐渐完善，并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未成年人审判工作体系，建立了专业化的少年司法队伍，创立了独具特色的少年司法工作机制。

从历史走来：少年审判走过而立之年

少年法庭制度，是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重要标志，在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矫治、推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立法完善和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少年司法的起点在哪?

1984年11月，长宁区法院创建全国第一个少年刑事案件合议庭，长宁法院的法官们本着“对于青少年犯罪，不能只注重打击，还是要教育挽救”的想法，作出了勇敢的尝试，也意味着少年司法在中国大陆的重新起步。

自1984年10月至今，我国少年法庭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在不断摸索中，从最初的没有任何成熟模式和成功经验可参考借鉴，到如今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法理与情理交融的少年审判之路，积累了一些可推广、可借鉴、可传播的宝贵经验，成就了中国的少年法庭经验和范本。

北京市海淀区少年法庭的一位法官对曾经是县里的高考状元的罪错少年黎某印象深刻。16岁便以优异成绩从当地农村考到北京读大学的他，因长期患有口吃和抑郁症而产生轻生念头。深感愧疚的他想在自杀前筹一笔钱报答父母。2009年7月，黎某到海淀区某银行，以实施爆炸相威胁，向银行索要10万元。在营业员摁响报警装置后，黎某又持刀挟持两名被害人，成功劫得10万元逃跑，后被警察抓获。法院审理认为，黎某行为已经构成抢劫罪，但鉴于他犯罪时受疾病影响，辨认和控制能力削弱，且认罪悔罪，故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从高考状元变成抢劫犯，办案法官注意到，虽然黎某的罪行严重，但仍是一个可教育、可挽救的失足大学生。为此，该法官多年来对黎某进行持续性跟踪帮教，一次次前往黎某关押处探望，送上励志书籍，拿出自己的工资，为黎某添置保暖衣物和救助金;在未管所为他庆祝生日……服刑期间，书信成了法官和黎某的主要联系方式，黎某向法官汇报自己的改造情况，法官积极回复黎某，帮他克服心理障碍，鼓励他勇敢面对生活。在法官的鼓励下，黎某减刑获释后，重新参加高考，以优异的成绩被某重点大学录取。

“少年司法的意义在于在司法中帮教，在帮教中司法，二者相伴而生，合二为一。帮教责任并不追求形式上的时尚和新颖，只要它符合少年的身心特点，能够在积极的作为中走进罪错少年的内心世界，得到其认同，我们就算成功。”一位少年庭的法官说。

除此之外，上海长宁法院撤销监护人资格机制;上海普陀法院探望监督人制度;北京市一中院以“分析研判、宣教释法、监督回访”为内容的未成年犯减刑假释“三步法”工作机制;北京昌平法院在学校设立“驻校法官工作室”;北京石景山法院的“青春护航”帮教基地等多种创新机制和举措，都是我国少年法庭三十多年来从无到有，在实践中不断建立和完善起来的，并在未成年人審判工作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据调查显示，近些年未成年人犯罪率下降，少年刑事案件减少，这条少年审判的创新之路，是无数少审人从实践中摸索、从困难中突破而来，为一批批曾经误入歧途的特殊少年，送上关怀和希望，助他们重新扬帆起航。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现有少年法庭2000多个，机制和机构的探索和创新，都是我国少年审判事业发展的原动力。

“回顾少年法庭的改革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最高法院研究室主任颜茂昆说。

从1984年到1988年，为少年法庭的初创时期。1984年10月第一个少年法庭创建后，引起了极大的关注。1988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在上海第一次专门召开人民法院审理少年刑事案件经验交流会议，明确提出：“成立少年法庭是刑事审判制度的一项改革，有条件的法院可以推广。”此后，少年法庭在全国各地纷纷建立。

从1989年至1994年，是少年法庭迅速发展时期。在最高人民法院的积极支持下，少年法庭蓬勃发展，截至1994年底，全国法院建立少年法庭3300多个，其中，独立建制的少年审判庭有800多个。

从1995年到2004年，是少年法庭撤并减少时期。“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少年法庭发展的思路发生变化，加之1997年施行的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诉讼制度的变革。”颜茂昆回忆，在这一阶段，少年法庭审判机构和人员队伍在较短时间内大幅减少。到2004年底，全国法院少年法庭机构数量进一步减少到2400个左右。

从2005年至2009年，是少年法庭扭转颓势、积极进取的时期。2006年2月，全国法院第五次少年审判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此次会议拉开了全国范围内的少年审判改革的序幕。会后，最高人民法院启动了首批部分中级人民法院设立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试点工作。原来几近被抛弃的综合审判模式被重新纳入改革日程。

从2010年至今，是少年法庭全面深化改革的时期。这一时期，最高人民法院对少年审判工作高度关注，多次召开全国性会议部署。尤其是在2016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范围内选择118家中层、基层法院开展为期两年的少年家事审判改革试点，以江苏省为代表的多个省份广泛建立起少年家事审判庭。至此，少年审判工作迎来新的改革历程。

在发展中审视：正视问题的存在

如今，少年法庭司法理论日益成熟，理念进一步发展，制度机制也更加完备。我国的少年法庭建设正在稳步向前，已步入一个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多次强调：“新时期少年法庭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2017年9月22日，北京法院少年法庭三十周年表彰大会暨未成年人案件审判研讨会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沈德咏指出：“站在历史的角度看，30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少年法庭工作正在经受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深化司法改革浪潮的洗礼。”

在新的时代，站在新的高度，少年法庭如何发展?如何面对发展中的问题和困难?“目前，少年法庭工作整体情况平稳，但是制约少年法庭发展的问题依然突出，需要正视。”颜茂昆说。

颜茂昆认为，少年法庭建设中最大的问题仍是观念问题。不管是理论界还是实践部门，都存在着轻视少年司法工作的思想，认为少年法庭审判的大多数是未成年人案件，和当前影响社会稳定、关系国计民生的大案、要案相比，对社会的影响不是那么明显，少年法庭工作可以往后放。有人对少年审判的独特价值感到疑惑，对少年法庭开展的大量案外延伸工作以及创立的很多特色工作制度经验不理解，甚至认为有损人民法院作为审判机关的司法权威。尤其是在审判理念、组织建设、立法完善等方面还有很多不同声音，严重影响了少年法庭的改革深化。

据介绍，从目前情况看，全国四级法院虽然设立少年法庭2300多个，但合议庭占1000多个，很多法院少年法庭仍存在“机构挂靠”的情况，高级法院以上的少年法庭机构建设还很不完善。高级法院中，只有北京、上海、甘肃、河南4省市高院成立了少年法庭，其他高院尚没有启动此项工作。如果没有建立起自上而下统一的组织机构体系，少年法庭工作便很难在稳定中发展，一旦遇到政策上的变动，便会“左右摇摆”。

少年审判，不单单是少年的事儿。北京海淀法院曾对100名在押未成年犯的调查问卷显示，未成年犯的家庭成长环境较差，57.9%的少年来自单亲、继亲或婚姻动荡家庭，其中半数以上少年曾脱离监护单独居住;家庭教育方式方面，48%的家庭以溺爱、放任为主，另有23%的家庭以打骂体罚为主。这项调查表明，未成年人犯罪与其家庭监护缺失、父母教育方式不当密切相关，“生而不养，养而不教，教而不当”已经成为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

所以，少年司法的特殊性在于，除了庭内的审判，更有大量的案外延伸工作，比如社会调查、心理辅导等，这些案外延伸工作，对促进犯罪未成年人改过自新、重新回归社会发挥了重要作用。少年法庭正是靠这些案外延伸工作赢得了声誉，树立了品牌。但是，长期以来，少年法庭的案外延伸工作没有被纳入绩效考评的范围，很多法院的考评体系还是以办案数量为主要指标，而庭审前调查、庭审中的法庭教育、合适成年人参与诉讼，庭后督导、回访、巩固庭审效果等大量组织、协调工作难以科学量化，加之工作准备周期长、耗时费力、工作绩效短期内无法体现等原因，使少年法庭工作的绩效考评问题成为一时难以解决的“痼疾”，严重挫伤少年法庭法官工作的积极性。

向未来进发：大胆突破和创新

少年法庭发展至今，不管是理论研究成果，还是具体实践经验都表明了少年司法的特殊性和少年法庭存在的重要意义。只有立足少年审判职能，既对现有的制度机制作进一步完善，又不拘泥于现有制度和机制的束缚，大胆突破改革创新，才能持续推进少年司法体制建设。

颜茂昆认为，少年法庭制度应该加强顶层设计，谋划少年法庭改革整体方案。既要着眼于解决少年法庭目前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也要面向未来，对少年法庭改革发展作出前瞻性的制度设计。要坚持问题导向，解决少年法庭改革中亟待解决的发展方向、受案范围、审判管理、机构设置、人员配置等问题。坚持在法律和司法政策的框架内改革，少年法庭的改革既不能突破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也要遵循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总的要求和中央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政策精神。

少年法庭的主要职能是审判未成年人案件，本着教育、感化、挽救的原则，矫治未成年罪犯，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颜茂昆表示，应当本着少年法庭独立机构存在的内在逻辑和司法特点，把以下案件统一纳入少年法庭：一是以未成年人为被告人和被害人的刑事案件。这是少年法庭受案的主体。二是涉及未成年人权益的婚姻家庭纠纷案件。包括未成年子女抚养纠纷、抚育纠纷、监护权纠纷、探望权纠纷、收养纠纷、继承纠纷等案件。此外，未成年人侵权案件，未成年人减刑、假释案件以及未成年人行政诉讼案件，也应当纳入少年法庭审判范围。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在公、检、法、司的诉讼活动中，已成为各方共识。颜茂昆认为，在少年司法工作的各环节中，也应当明确少年审判的中心地位。完善公、检、法、司等部门相互协作的工作机制，确立并发挥少年审判的统领作用，以此解决各部门各自为政的弊端，还要重新检讨部分未成年人轻罪犯罪案件的分流转处措施，探索以审判为中心的收容教养程序，通过修订相关立法，探索建立由公安机关立案办理，检察机关审查，移送人民法院裁决的司法程序。

此外，各级人民法院也应成立专门的少年审判机构，将零散分布在各部门的少年司法工作整合起来，这样更有利于责任落实和未成年人权益保護。同时也可以上下衔接对应，减少跨部门指导，推动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工作的统一化和专业化。

少年法庭三十余年来发展很不平凡，正如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指出的，少年法庭工作是人民法院审判工作中“一块温馨的园地，一片希望的沃土，一面鲜艳的旗帜”。如今，走过而立之年的我国少年审判事业面临机遇与挑战。为了这块园地，为了这片沃土，为了这面旗帜，众多少年司法人仍在不懈努力，砥砺前行。

作者：刘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