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疑难案例论文

刑事疑难案例论文（精选9篇）

刑事疑难案例论文 篇1

我国1979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申诉主体包括当事人、被害人及其家属或者其他公民，范围十分广泛。修订刑事诉讼法时，对刑事申诉的主体作了限制规定，局限于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笔者认为，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申诉主体范围基本是恰当的，但仍存在以下缺陷。

一、用“当事人”表述申诉主体不够科学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82条第2项规定，当事人包括被害人、自诉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和被告人。而刑事判决、裁定生效后，被判有罪并处以刑罚的已不再称之为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而是称其为罪犯，如从字面理解，“当事人”似乎不包括罪犯，这样就把罪犯排除在了申诉主体之外。但实际上，通常只是被判有罪的人才会申诉，所以用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称谓是不严谨的，容易造成误解，这方面可借鉴国外立法，如日本称为“受有罪宣告的人”，意大利称为“被判刑人”，法国称为“被判罪者”。笔者认为，刑诉法不宜用“当事人” 来笼统表述申诉主体，而应分别规定，并将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改为受有罪判决的人为妥。

二、对当事人近亲属申诉权的规定过于宽泛

笔者认为，近亲属享有的申诉权相对于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申诉权是居其次的，只有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死亡或丧失行为能力时，才享有独立的申诉权，而且这种申诉权的行使只有专为当事人本人之利益时才是有效的。第一，申诉权是一种诉讼权利，按一般诉讼理论，诉权只为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之人享有，当事人的近亲属与案件的关系毕竟不是直接关系，在当事人健在的情况下，不能以自己的名义直接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赋予其诉权缺乏理论根据。第二，申诉权具有私权性质，申诉权的行使应贯彻意思自治原则，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因此，申诉主体进行申诉应有先后顺序，不能同时申诉。第三，近亲属申诉的名义难以解释。如其以当事人名义申诉，则实际上是当事人的申诉代理人，如其以自己名义申诉，则申诉的法律后果也理应由其自己承担，一旦人民法院启动再审程序后，近亲属应当以自己名义参加再审诉讼，这显然不符合常理和法理。第四，从国外立法看，大多规定近亲属在被判罪人死亡后才有权提出再审申请。第五，立法之所以赋予当事人近亲属申诉权，可能是考虑到有的当事人尤其是服刑罪犯申诉不便的问题，但这完全可以通过赋予其近亲属申诉代理权来解决。

三、疏漏了对律师代理申诉的规定

刑事诉讼法只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受聘请可以为犯罪嫌疑人代理申诉，但对律师在判决裁定生效后能否代理申诉权人进行申诉未作明确规定。在法律未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律师在侦查、起诉和一、二审阶段享有的权利不能在审判监督程序中当然适用。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25条规定，律师可以“代理各类诉讼案件的申诉”，但这种原则上的规定并不能解决律师在代理申诉过程中的会见、阅卷、调查等问题。尤其是刑诉法对律师的调查取证权限制很严，如无明确规定，律师在代理申诉时根本不可能行使这项权利。故笔者认为，刑诉法有必要对律师的代理申诉权以及律师在代理申诉过程中享有的会见、阅卷、调查取证等权利作出具体规定。

四、对单位作为申诉主体应作补充规定

刑事诉讼法对单位能否作为申诉主体没有规定。笔者认为，单位犯罪中的单位可以作为申诉主体。首先，自刑法对单位犯罪作了规定后，单位就与自然人一样都能成为犯罪主体，并且都能参加刑事诉讼。允许自然人申诉而不允许单位申诉在适用法律上是不平等的。其次，单位犯罪实行“双罚制”。单位犯罪的主体是单位，其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是因单位犯罪而承担刑事责任，如果单位不享有申诉权，是否意味着其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也不享有申诉权呢?最后，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申诉主体看，可以说是承认单位的。申诉主体中的法定代理人，按照刑事诉讼法第82条第3项规定，是指被代理人的.父母、养父母、监护人和负有保护责任的机关、团体的代表。这里规定的“代表”虽然是自然人，但其代表的是负有保护责任的机关、团体的单位意志，实际就是指单位。因此，笔者建议在立法上对受有罪判决的单位申诉权作补充规定，由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承担申诉主体的权利义务。

二、关于刑事申诉的客体

刑事诉讼法将刑事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书排除在申诉对象之外，原因不得而知，但与民事诉讼法规定相比，便显的很不公平。民事诉讼法第180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提出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的，可以申请再审。经人民法院审查属实的，应当再审”。可见，民事诉讼法之所以将调解书纳入申诉对象，并不是因为调解书与判决书、裁定书有什么区别(调解书本身与判决书、裁定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主要目的是为了纠正调解过程中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违反法律的现象。而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违反法律调解的情况在刑事审判中同样也会存在，况且，附带民事诉讼如果在刑事审判过程中没有提起的，仍可以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在这种情况下，同一纠纷如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可以申诉，附带提起民事诉讼却不可以，从法理上也解释不通。笔者认为在这一问题上，刑事诉讼法应与民事诉讼法相统一，在民事诉讼法对此未作修改时，刑事诉讼法应将刑事调解书纳入刑事申诉的客体。

三、关于刑事申诉管辖权的划分

目前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对申诉的管辖范围完全相同。理论界对部门管辖权的划分有四种主张：第一种观点认为，凡是为被告人利益申诉的由人民法院管辖，凡是为被害人利益申诉的由人民检察院管辖。第二种观点认为，公诉案件由人民检察院管辖、自诉案件由人民法院管辖。第三种观点认为，申诉全部先由人民法院管辖，申诉人仍不服的再由人民检察院管辖。第四种观点认为，向谁申诉谁管辖。第五种观点认为，应统一由人民法院管辖。

笔者基本上赞成第一种观点，被害人的申诉(仅指刑事部分)应由人民检察院管辖，其他申诉主体(含自诉人和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申诉应由人民法院管辖。主要理由是：首先，自诉案件和单纯的附带民事申诉(涉及国家利益的除外)不宜由人民检察院管辖。我国对自诉案件和附带民事诉讼实行不告不理的原则，并可以作调解处理，国家公权一般不实行干预，如允许向人民检察院申诉，则人民检察院一旦抗诉，势必要成为再审诉讼的主体，不仅会使原来自诉案件的性质转化为公诉案件，而且会导致自诉人和附带民事诉讼诉讼原告人的诉讼角色前后发生错位，由此引起一系列诉讼法律关系的改变和审判程序的混乱，同时还会导致自诉人和附带民事诉讼诉讼原告人原本享有的调解权和对再审判决的上诉权丧失。第二，被害人一方的申诉不宜由人民法院管辖。在我国的刑事公诉案件诉讼程序中，被害人既不享有起诉权，也不享有上诉权，其对一审判决不服时，只能请求人民检察院抗诉，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这种规定推断，被害人对已生效判决、裁定不服时，也应向人民检察院请求抗诉。另外，被害人申诉的目的通常是要加重被告人的刑罚，如被害人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诉，即使引起再审，受再审一般不加刑的限制，也难以达到其预期目的。第三，被告人一方的申诉不宜由人民检察院管辖。由人民检察院特有的追诉职能所决定，如被告人向人民检察院申诉，抗诉启动再审的可能性较小，自身利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其次，即使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在再审审理过程中，双方又恢复到原有的控、辩角色，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检察院的控诉职能和被告人的辩护权又形成了新的对立，让两者做到统一不符合诉讼规律。

四、关于刑事申诉的时效

现行刑事诉讼法对作出裁判后多长时间内申诉人有权提起申诉，没有作任何限制。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人民法院再审立案的若干意见(试行)》第10条对申诉时效作了规定：“人民法院对刑事案件的申诉人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两年内提出的申诉，应当受理;超过两年提出申诉，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受理：(一)可能对原审被告宣告无罪的;(二)原审被告人在本条规定的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诉，人民法院未受理的;(三)属于疑难、复杂、重大案件的。不符合前款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笔者认为，规定申诉时效更具有合理性、积极性。它可使申诉人有一种紧迫感，发现错误，及时申诉。如果不规定申诉时效，申诉人对一些时隔多年甚至数十年的案件申诉，必然会给处理申诉工作带来许多无法克服的障碍、困难，对申诉人、司法机关和社会安定都不利。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对申诉时效作出规定是有积极意义的，不过，该规定尚有进一步明确之必要。

从国外立法看，有一些国家(如法国和日本)因只允许对原审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因此对申请再审的时间未作限制，其目的在于充分保护原审被告人的利益;还有一些国家(如奥地利、德国)对申请再审的时间作了限制性规定，对有利于受判决人的重新进行刑事诉讼的请求，即使在被告人死后，也可提出。但对不利于受判决人的重新进行刑事诉讼的请求，检察官或自诉人只有在该行为尚未失去追诉时效时方可请求重新进行刑事诉讼。可见，国外立法对申请再审的时间规定，采取的是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而最高人民法院的前款规定指导思想则较为模糊，一方面对申诉时效未区分为有利于被告人和不利于被告人，一律规定为两年，另一方面又作了三项例外规定，其中第三项“属于疑难、复杂、重大案件的”，未明确为有利于被告人，意味着只要属于疑难、复杂、重大案件，不论是否有利于被告人，均可无期限地申诉，这样的规定显然有悖设立申诉时效的初衷。另外，所谓疑难、复杂、重大案件，都只是相对而言的，实践中并无确切的区分标准，如此规定有可能会导致人民法院受理申诉的随意性，为无期限地申诉再次敞开大门。

五、关于刑事申诉的审查范围

刑事疑难案例论文 篇2

刑事疑难案件主要体现在法律适用的疑难, 例如:法律语言模糊、法条冲突与竞合、法律漏洞的存在以及社会发展导致原有法律适用引发的“合法”与“合理”的冲突等。 (1) 虽然疑难案件在最终的司法判决中表现出的仍是三段论式的推演结局, 但在法律人分析案情的时候往往需要一种逆向思维来反推案件事实所应当归属的大前提。在此以发生在山东济南的一起保安冒充房主将房屋出租的案例为样本, 通过对案件的评析来阐述面对疑难案件我们应当树立的分析思路。

一、案情简介

房主刘某某于2013年6月13日早晨8点左右从外地出差一年后回来, 到居住的历下区天安南里小区, 发现王某甲正开自家门, 遂上前制止并发生口角。事后查明是犯罪嫌疑人王某在本小区当保安期间, 发现该户长时间无人居住, 更换门锁后以王某乙的名字冒充该户主, 于2012年6月14日与到本小区租房的王某甲签订租房合同, 将租金10万元占为己有。其中7万元交由其高中同学赵某某保存 (已追缴) , 1万元挥霍, 手中剩余2万元。后被查获归案。

二、案件评析

本案一经曝光, 各种对案件定性的观点蜂拥而至。合同诈骗罪、诈骗罪、盗窃罪、侵占罪以及无罪论等观点纷至沓来。笔者认为, 对案件的分析首先要本着无罪推定的基本原则, 不能凭借着行为人占据了10万元房租的直观印象而首先考虑入罪, 并从各大罪名中寻找出口。其次, 对于这种较为复杂的特殊案件, 由于形式上可能涉及多个法条的适用, 对此我们可以运用逆向思维来反证。从假定到反证再到正向推演, 从而做到合理合法地定罪量刑。

(一) 本案无罪论的反驳

基于无罪推定的基本原则, 我们首先应当考虑本案中保安王某的行为能否被民法等刑法前置性法律所包容评价。从该租赁合同本身来分析, 保安的行为具有欺骗性质, 但由于该租赁合同实际已经履行完毕, 合同相对人实际利益并没有受到损害, 但收取租金本身又于法无据。根据民法上不当得利的概念, 是指非因受益人针对受害人而为的违法行为, 而是由于受害人或第三人的疏忽、误解或过错所造成的一方获利一方受损的情形, 受益人负返还义务。而在本案中, 作为利益受损人的房主并不存在过错, 也不存在第三人的疏忽过错等原因导致保安王某获得利益, 而是其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擅自配了房主家的钥匙, 冒充房主与他人订立合同。该行为是一种积极地违法行为, 因而排除不当得利的民事侵权一说。从保安非法获取了该10万元的房租来看, 王某事后在房主归来之时并没有归还房租的意思表示, 而是非法占为已有, 数额巨大, 其行为已经超出了民事侵权所能容纳的范围, 故而应当转入刑法的角度进行进一步的评价。

(二) 本案构成合同诈骗罪的质疑

犯罪行为由于具有二次违法的属性, 在分析了行为人的行为超出民事法律的评价范围之后, 考虑行为人的行为到底构成何罪, 笔者认为应当首先从客观上行为造成的法益侵害来进行判断。本案的特殊之处就在于保安王某冒充房主订立房屋租赁合同, 案发之时, 行为人对合同相对人负有的交付为期一年的房屋使用权的义务已经履行完毕, 合同相对人的利益实际上并没有受到侵害。

从合同诈骗罪的犯罪构成上来看, 王某的行为形式上符合合同诈骗罪规定的第一种行为手段, 即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然而, 本罪要求使得合同相对人的财物受到损害, 且数额较大。本案中, 作为承租人的王某甲虽然受骗, 但已经享受了具有10万元对价的房屋使用权, 其利益并没有受损。因此, 王某的应为并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本质要求, 不能成立本罪。

(三) 本案构成诈骗罪的否认

从法益的受损情况来看, 本案的受害人应当是房主刘某某。在其出差在外的这一年里, 其对房屋的占有权遭到了破坏。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由于犯罪行为侵犯他人财产, 即使实际占有也无法获取所有权, 无论是盗窃行为还是诈骗行为, 对被害人财产的侵犯都是对其占有权的侵犯。然而, 何为刑法意义上的占有权?笔者认为, 这里的占有权并不能等同于民法上作为对物的所有权权能之一的占有, 它的概念应当是大于所有权本身的, 具体应当包括事实占有, 观念上的占有和法律上的所有。保安王某将房屋租赁给他人使用, 未经房屋所有权人同意, 虽然房主本身并无意与他人订立房屋租赁合同, 但我们判断他人的财产权是否受到侵害应当从客观上来判断, 不以受害人知晓为前提。客观上来看, 房主对房屋的占有和受益权受到了侵害, 该权利既包含了一种对房屋的处分资格, 也包含了对该不动产的实际收益的资格。

本案实际涉及三方当事人, 要构成诈骗罪, 则需要满足三角诈骗的构成要件。即受骗人具有处分被害人财产的权限或者处于可以处分被害人财产的地位。处分被害人财产的权限或地位不仅包括法律上的权限或地位, 也包括事实上的权限或地位。根据社会上的一般观念, 以其事实上是否得到了被害人的概括性授权为基准。 (2) 在本案中, 承租人王某甲与房主刘某某并不认识, 根本不具有任何法律上的授权, 也不存在任何事实上的授权, 行为人王某只是利用了王某甲不知情的行为获取了房屋的实际收益。之所以成立三角诈骗要求受骗人需要具有事实上的处分权才能构成对被害人的一种欺骗是因为只有在受骗人具有一定的事实处分权时, 才能在行为上代表受害人, 将其被骗陷入错误认识而为的交付行为归结到被害人身上。否则行为实施地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就与被害人之间切断了联系, 无法与诈骗罪的一般路径相匹配:由于本案不符合三角诈骗的构成要件, 因此王某构成诈骗罪于法无据。

(四) 本案构成侵占罪的批判

认为本案王某的行为构成侵占罪主要是将保安的职务行为纳入到了犯罪构成的思考中来。构成侵占罪的前提是行为人事先合法对他人财物享有占有权。本案中王某在房主离开期间是否对其不动产持法律或者事实上的占有权?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小区保安的职责是为了维护小区业主的居住安全, 但无论任何时候, 保安无权开启他人房屋的大门, 进入室内进行安全保卫。王某擅自配备业主家的钥匙并进入他人房屋的行为本身就是超越了其职责范围。即使业主在外出差, 也不能视为将其不动产委托给小区保安来进行保管。业主距离房屋相隔万里, 房屋的占有权仍然没有脱离业主的法律掌控范围。因此, 在业主离开家期间, 小区保安并没有对该不动产本身的占有权, 或者说是保管权, 他的职责职能止步于业主家门外, 对房屋周边的安全问题进行保障, 无权对房屋本身及其内部财物做出任何处分权。综上, 保安王某的行为构成侵占罪的理由不能成立。

(五) 本案应当成立盗窃罪的阐明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 本案中保安王某的行为应当定性为盗窃罪。行为人王某最终取得财物的行为实际上是利用的房屋所有者不在家的条件, 以秘密地手段窃取了他人房屋不动产的实际占有和收益权。盗窃罪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所有权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权能。这里的所有权一般指合法的所有权, 但有时也有例外情况。关于盗窃罪的犯罪对象, 传统理论认为盗窃罪是强调对动产的转移占有, 不动产不能成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而现在我们认为, 盗窃罪是对他人财物的占有权的一种侵犯, 是以秘密地手段将他人财物非法占为己有, 这种转移占有不以财物的可移动为前提, 不动产同样可以被他人实际占有或实际收益。对“占有”一词的理解不应当局限于法律上的占有, 还应当理解为事实上的占有。本案中, 王某打开房主家的房门, 用该房屋使用权交换相应的对价并占为已有从客观上看已经构成了对被害人刘某某房屋的事实占有和收益。

通说认为盗窃需要秘密窃取, 即行为人自认为被害人没有发觉而取得为秘密窃取。但判断其自认为的秘密性需要结合行为人的主客观表现来判断。本案中, 保安趁业主长期外出不在家采取了自认为不会被房主发现的方式, 一年后房主突然回国对其来说是属于意料之外的事, 其行为构成秘密转移他人不动产的事实占有和收益权。

综合全案来看, 保安王某实际上利用了承租人王某甲不知情的情况, 虚构事实, 隐瞒真相, 使得王某甲成为其采取欺骗性手段进行盗窃行为的工具。但行为人取得财产的实质手段实际上是一种秘密窃取, 转移远在国外的房屋所有权人的占有和收益权, 数额巨大, 综合全案, 对其应当以盗窃罪进行处罚。

三、刑事疑难案件分析思路总结

从对山东济南王某案的分析来看, 笔者认为, 在案件本身行为的性质较为复杂, 难以轻易地做到案件事实与法律相对接的情况下, 分析案情便不宜从司法三段论的大前提到小前提, 再到法律推理结论的正向思维出发。我们可以从行为可能涉及的结果上进行假定和反推, 运用逆向思维的方式来追溯小前提与大前提的吻合度。当然, 在思路上我们还必须坚持无罪推定的基本原则, 不能仅凭案件涉及的标的大小来首先考虑入刑。由于犯罪行为具有二次性违法的属性, 对于案件的评析我们首先应当考虑该行为能否为民法等刑法前置性法律所评价, 如果不能完全被包容评价, 再判断刑民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纵向重合关系还是横向的平行关系, 对于前者我们仅用刑事法来定罪量刑, 对于后者, 我们需要分别单独评价。总之, 从结果上来逆用司法三段论进行疑难案件的分析, 再从正向上进行论证对于准确快速地做到案件事实与法律的对接具有明显地积极效用。

参考文献

[1]任彦君.刑事疑难案件中结果导向思维的运用[J].法学评论, 2012 (2) .

刑事疑难案例论文 篇3

不要以为这是哪个剧院上演的新剧目，而是我社首届“疑难案例真实再现”活动。围绕各部室日常工作中遇到的疑难案例，自家人演给自家人看，以此推动各部门间的沟通与对话、理解与支持，促进杂志社整体发展与进步。

虽然窗外寒风瑟瑟，但活动现场却热情如火。表演的，倾情投入；观看的，全神贯注；案例，扣人心弦。

别看发行部一群壮汉，他们自有一番“铁汉柔情”。在表演的案例“新生入学专刊谁买单”中，发行部通过反串的方式，活灵活现地展现了与客户的磋商过程。经过一番“柔道”公关，最终双方达成共识，实现新生入学专刊如期面市。

小编们自一周前精心准备，对各自扮演的角色早已揣摩透彻，台词烂熟于心，表演自然不落人后。大家齐心协力，将一次创新商业模式过程中的碰壁、转折、创意、突破演绎得淋漓尽致。表演生动地向全社同事传递了合纵连横、整合资源的经验与技巧。

7个部门两个多小时的表演，案例涉及危机公关、谈判力、有效沟通、资源整合、编辑采访等，可谓精彩纷呈。活动结束后，大伙儿仍然津津乐道，纷纷表示这种别开生面的表演，让疑难案例也变得“可爱”起来，这种学习交流活动，真是妙却横生，引人入勝。

活动评选出两个最佳奖，小编自豪地向大家透露，我们知心版编辑部也是其中之一哦，另一个就是铁汉队伍发行部了。大家鼓掌吧！

刑事疑难案例论文 篇4

本书针对知识产权领域的法律实务问题的探讨，内容涉及著作权、专利权中的各种疑难问题，例举了一些比较经典的著作权纠纷案例。本书分为著作权编和专利权编两大板块，我本次阅读的重点是著作权编的内容，有以下几点感想：

1、本书收录的第二篇文章叫做“浅论‘网络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这篇文章从网络虚拟财产的五个基本特征来论证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并针对学界争议主要的五种观点进一步论证并得出结论，虚拟财产应当是一种区别于传统知识产权理论的，一种新型的、具有部分“物权”属性的“特殊作品”。我们中心将来要开展虚拟财产方面的业务的话，建议先对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有个认识，才能令将来的业务开展得更加规范。

刑事文书案例 篇5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2002）刑复字第135号

被告人邓帮良，男，1977年1月17日出生，汉族，海南省文昌市人，初中文化，住文昌市文城镇角园村，无业。1999年8月26 日因犯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因本案于 2001年4月27日被逮捕。现在押。

被告人陈贻波，男，1980年9月12日出生，汉族，海南省文昌市人，小学文化，住文昌市冯坡镇贝山村，无业。2001年4月27日被逮捕。现在押。

被告人黄有森，男，1979年9月21日出生，汉族，海南省文昌市人，小学文化，住文昌市冯坡镇昌里村委会鸟歌山村，无业。2001年4月27日被逮捕。现在押。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海口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邓帮良、陈贻波、黄有森犯贩卖毒品罪一案，于2001年11月6日以（2001）海中法刑初字第 91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邓帮良、陈贻波、黄有森犯贩卖毒品罪，均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宣判后，被告人邓帮良、陈贻波、黄有森均不服，分别提出上诉，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2年4月16日以（200

1）琼刑终字第184号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本院核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复核。现已复核终结。

经复核确认：2000年下半年以来，被告人邓帮良、陈贻波、黄有霖、伙同何昌育（同案被告人，已判刑）、潘德乙（另案处理）结伙在海口市贩卖毒品海洛因。潘德乙负责联系毒品货源，交给被告人邓帮良，再由邓帮良交与陈贻波、黄有森、何昌育等人分包、零售，所获赃款交给邓帮良，由邓帮良收齐后与潘德乙结算。

2001年2月12日，被告人黄有森用被告人何昌育提供的身份证租下海口市万华路2号新兴大厦401房，作为分装毒品的窝点，由邓帮良提供天平秤以及剪刀、塑料袋等分包工具，并通过手机、寻呼机联系销售毒品。

同年3月27日上午8时左右，被告人邓帮良在海口市沿江饭店607房收到潘德乙提供的海洛因，遂安排黄有森、何昌育分包，安排陈贻波负责销售，并将其手机交给陈贻波以便与买毒人联系。10时20分，何昌育驾驶车牌号为琼CU0428的摩托车与黄有森一起携毒品前往新兴大厦401房，途经机场东路时，遇公安人员设卡临时检查，二人弃车逃跑，后被抓获，并查获黄有森随身携带的海洛因4包重550.3克、何昌育随身携带的海洛因9包重8.85 克。当晚，公安人员在海口市沿江饭店610房将邓帮良、陈贻波抓获，同时，对新兴大厦401房进行搜查，缴获海洛因3包重0.93克、天平秤一台、砝码一套、剪刀一把、毒品包装物四片，并在该包装物上提取陈贻波的指纹四枚。

上述事实，有缴获的毒品海洛因及鉴定结论、天平秤等贩毒工具、证人证言及同案被告人的供述等证据证实。被告人陈贻波、黄有森亦供认不讳，足以认定。本院认为，被告人邓帮良联系毒品货源，提供分装工具，指使其他被告人分装毒品、送货、收款，其行为己构成贩卖毒品罪，贩卖毒品数量大，且曾因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刑，刑满释放后又进行毒品犯罪，依法应从重处罚；被告人陈贻波、黄有森与他人共同分包毒品并进行销售的行为，巳构成贩卖毒品罪，贩卖毒品数量大，应依法惩处。

一、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对被告人邓帮良的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但对邓帮良再犯毒品犯罪适用累犯条款不当；且根据本案的具体情节。对被告人陈贻波、黄有森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百八十五条第（一）、（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第二款第（一）项、第三百五十六条、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核准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1）琼刑终字第184号刑事判决中维持一审以贩卖毒品罪判处被告人邓帮良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的部分；

二、撤销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1）琼刑终字第184号刑事判决和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01）海中法刑初字第91号刑事判决中对被告人陈贻波、黄有森的量刑部分；

三、被告人陈贻波、黄有森犯贩卖毒品罪，均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本判决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 判 长薛淑兰

代理审判员李亚飞

代理审判员常朝晖

二○○二年六月十九日

最高人民法院代宜宁等人贩卖毒品案刑事裁定书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

（2005）刑复字第84号

被告人代宜宁，男，1974年5月18日出生，汉族，湖北省武汉市人，高中文化，无职业，住武汉市江汉区天门墩路406号4楼2号。2000年12月29日被逮捕。现在押。

被告人赵立彬，男，1975年4月4日出生，汉族，黑龙江省嫩江县人，初中文化，农民，住嫩江县门鲁河乡金岭村。2000年12月29日被逮捕。现在押。

被告人吕小莉，女，1974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四川省乐山市人，初中文化，农民，住乐山市五通桥区桥沟镇桥沟街7组。2000年12月29日被逮捕。现在押。

被告人董芝英，女，1982年9月6日出生，汉族，广西壮族自治区钟山县人，小学文化，农民，住钟山县城厢镇芋苗塘村1号。2000年12月29日被逮捕。现在押。

被告人张雪娟，女，1970年4月7日出生，汉族，浙江省温岭市人，小学文化，农民，住温岭市箬横镇白水田村。2000年7月27日被逮捕。现在押。

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台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代宜宁、赵立彬、吕小莉、董芝英、张雪娟犯贩卖、运输毒品罪一案，于2001年10月23日以（2001）台刑一初字第74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代宜宁、赵立彬、吕小莉、董芝英、张雪娟犯贩卖毒品罪，分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宣判后，代宜宁、赵立彬、吕小莉、董芝英、张雪娟不服，均提出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2年12月30日以（2001）浙刑一终字第393号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本院核准。我院于2003年11月6日以（2003）刑复字第140号刑事裁定，撤销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01）浙刑一终字第393号刑事判决和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1）台刑一初字第74号刑事判决中对被告人代宜宁、赵立彬、吕小莉、董芝英、张雪娟的定罪量刑部分；发回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理此案，于2004年2月10日以（2004）台刑一重字第1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代宜宁、赵立彬、吕小莉、董芝英、张雪娟犯贩卖毒品罪，分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宣判后，代宜宁、赵立彬、吕小莉、董芝英、张雪娟不服，均提出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4年12月14日以（2004）浙刑一终字第13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本院核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复核。现已复核终结。

本院认为，二审法院重新审理被告人代宜宁、赵立彬、吕小莉、董芝英、张雪娟贩卖毒品一案时，未能另行组成合议庭对此案进行审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百八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04）浙刑一终字第139号刑事裁定；

二、发回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判长 杜伟夫

代理审判员 程永生

代理审判员 董朝阳

二00五年五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李秀元

陈政平金融凭证诈骗罪案第二审裁定书

江西省九江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裁定书

（2005）九中刑二抗字第07号

抗诉机关九江市浔阳区人民检察院。

原审被告人陈政平，又名陈华杰，男，1941年6月4日出生于福建省连江县，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福建省连江县琯头镇医院退休医生，家住福建省连江县琯头镇琯福大道3号楼210室。因本案于2003年6月2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25日被逮捕。2003年9月2日因患病被取保候审。2004年10月1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九江市看守所。

辩护人郭能生，江西亚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九江市浔阳区人民法院审理九江市浔阳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陈政平犯金融凭证诈骗罪一案，于2005年3月16日作出（2005）浔刑二初字第12号刑事判决。九江市浔阳区人民检察院以量刑不当为由，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5年5月3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九江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闵炯出庭履行职务，原审被告人陈政平及其辩护人郭能生到庭参加诉讼。期间，经九江市人民检察院申请、本院准许延期审理一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被告人陈政平于2002年12月从“秋萍”处买来伪造的中国银行福州支行陈政平本人的3000万美金定期存单及存款证明各一份。2003年6月22日，被告人陈政平携带假存单和存款证明来九江，让在九江做生意的同乡张振锋、林雅容等人误认为其有此笔存款。张振锋和林雅容为筹集资金提出以该存单抵押贷款，被告人陈政平不置可否，并将伪造的存单和存款证明交于林雅容。次日，林雅容到中国银行九江市分行公司业务部咨询以存单抵押贷款事宜，得到答复是银行对存单核保后，由存单户主提出申请。同年12月27日上午，被告人陈政平明知是假存单，仍陪同林雅容等人到中国银行九江市分行要求为林雅容抵押贷款1000万元人民币，银行按规定对存单予以复印进行核查，一行人离开银行。同日下午，被告人陈政平一行人再次来到银行要求尽快申请办理存单抵押贷款，已从中国银行福州市市中支行获知查询结果的银行工作人员一边以查询为由拿到被告人陈政平持有的假存单和存款证明原件，一边向公安机关报案。接到报警的公安人员迅速赶抵现场将被告人陈政平等人当场抓获。

原审认定上述事实有原审被告人陈政平的供述、伪造的3000万美元的外币定期存单和存款证明、中国银行福州市市中支行营业部关于确认存单真伪的回函和证明、证人何中清的证言以及辨认照片、辨认笔录、证

人林雅容、张振锋、刘昌仁、王坚强的证言、户籍证明等证据证实。

原审认为，被告人陈政平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明知是伪造的银行存单而使用，意图诈骗金融机构钱款，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金融凭证诈骗罪。其在犯罪过程中，因意志以外的原因而使犯罪未得逞，系犯罪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鉴于被告人陈政平有一定的悔罪表现且年龄较大，根据本案的事实和情节对其适用缓刑不致再危害社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二款、第二十三条、第七十二条的规定，判决被告人陈政平犯金融凭证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5万元。

九江市浔阳区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称，一审法院适用刑罚明显不当，减轻幅度过大，重罪轻判，且被告人陈政平无悔罪表现，在取保候审期间又实施其他犯罪行为，只是因证据不足，未予指控，故对其适用缓刑错误。

原审被告人陈政平对其持有假存单及存款证明无异议，但辩称其持有假存单的目的是作为承接工程的保证金，其本人未向银行申请贷款1000万元人民币，且已告知贷款人林雅容等该存单无法贷款，林雅容等也只是向银行咨询能否贷款。其辩护人除同意原审被告人陈政平的辩解意见外，提出：（1）原审被告人陈政平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不构成金融凭证诈骗罪；（2）伪造的银行存单格式上明显错误，属于手段不能犯，不构成犯罪；（3）即使原审被告人陈政平的行为构成犯罪，原审判决并无错误。

经审理查明：原审被告人陈政平于2002年12月在福建省福清市汽车站从一自称叫“秋萍”的女子处以150元的价格买来伪造的中国银行福州支行陈政平本人的3000万美金定期存单及存款证明各一份。2003年6月22日，原审被告人陈政平携带假存单和存款证明来九江，让在九江做生意的同乡张振锋、林雅容等人误认为其有此笔存款。林雅容为筹集资金提出以该存单为其公司申请质押贷款，被告人陈政平不置可否，并将伪造的存单和存款证明交于林雅容。次日，林雅容、张振锋、刘昌仁、王坚强到中国银行九江市分行公司业务部咨询以存单质押贷款事宜，银行答复如存单属实，可以贷款；另告知林雅容将公司的法人证明等办好。同年12月27日上午，林雅容、张振锋、刘昌仁、王坚强、陈政平五人到中国银行九江市分行要求开设外汇帐户，并再次提起质押贷款事宜。银行悄悄复制了银行存单和存款证明，并告知他们到中国人民银行外汇管理局去办理开户核准手续。随后，五人离开。中国银行九江市分行当即向中国银行福州市市中支行营业部进行了核实，确认该存单及存款证明均系伪造。同日下午，原审被告人陈政平等一行人再次来到银行，张振锋要求尽快申请办理存单质押贷款，已从中国银行福州市市中支行获知查询结果的银行工作人员一边以查询为由拿到原审被告人陈政平持有的假存单和存款证明原件，一边向公安机关报案。接到报警的公安人员迅速赶抵现场将原审被告人陈政平等人当场抓获。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1、书证盖有中国银行福州分行章载明陈政平存入美元3000万元的外币定期存单和存款证明各一份，经原审被告人陈政平辩认无异议，并供述系其从“秋萍”处购买所得，来九江后交予林雅容办理质押贷款。

2、书证中国银行福州市市中支行营业部关于确认存单真伪的回函和证明均证实了中国银行九江市分行要求其确认的外币定期存单及存款证明书，确系伪造。

3、证人中国银行九江市分行公司业务部副主任何中清的证言以及辨认照片、辨认笔录证实原审被告人陈政平一行人持假存单和存款证明来银行要求办理假存单质押贷款的事实经过情况及其经核查得知存单系伪造后予以报警，并获取了原始凭证的事实。

4、证人林雅容、张振锋、刘昌仁、王坚强的证言均证实他们只知道原审被告人陈政平有3000万元美金存单，并不知道存单的真伪情况，故意图办理质押贷款的事实。

5、原审被告人陈政平的供述与上述事实相符。

6、户籍证明证实原审被告人陈政平的年龄等情况。

本院认为，原审被告人陈政平明知自己所使用的属于伪造的银行存单，仍决意使用为他人提供担保，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其提供伪造的银行存单并陪同他人去申请质押贷款1000万元人民币的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四条的规定，构成金融凭证诈骗罪。其在犯罪过程中，因意志以外的原因而使犯罪未得逞，系犯罪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处罚，一审法院对其适用减轻处罚正确。关于一审法院适用刑罚明显不当，减轻幅度过大，重罪轻判的抗诉意见，经查，对于适用减轻处罚的幅度问题，法律对此没有明确规定，一审判决并无不当，故此抗诉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关于原审被告人陈政平无悔罪表现，在取保候审期间又实施其他犯罪行为，故对其适用缓刑错误的抗诉意见，经查，原审被告人陈政平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承认自己的错误，其对犯罪性质进行的辩解并不影响对其具有悔罪表现的认定，抗诉机关提出的陈在取保候审期间又实施其他犯罪行为，此情节因证据不足，未予指控，故不宜作为量刑的情节，一审法院综合其犯罪情节和社会危害性，决定对其适用缓刑并无不当，此抗诉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关于原审被告人陈政平及其辩护人提出的原审被告人陈政平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的辩解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与认定的犯罪事实不符，不予采纳；

关于其辩护人提出的伪造的银行存单格式上明显错误，属于手段不能犯，不构成犯罪的辩护意见，经查，金融凭证诈骗能否得逞，与受害人的鉴别能力有直接关系，本案不属于因迷信或愚昧无知而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可能发生危害结果的情形，不影响犯罪构成，故此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关于其辩护人提出的即使原审被告人陈政平的行为构成犯罪，原审判决并无错误的辩护意见与事实和法律规定相符，应予采纳。原审判决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量刑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抗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田中松

审判员 张志伟

代理审判员 蔡报刚

二00五年六月九日

刑事申诉状案例 篇6

电话:15832515099。

乐亭县检察院指控我故意伤害一案，通过开庭审理，乐亭县法院本应依法法判决我无罪，并驳回杨艳梅的附带民事诉讼请求。

但却以(20xx)乐刑初字第113号刑事判决书对我判有期徒刑6个月，并判决我赔偿杨艳梅经济损失1.5万余元。

对此，我实在无法接受，故依法提出上诉。

20xx年10月25日，唐山市中级法院以(20xx)唐刑终字第332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我提出申诉后，20xx年11月20日，唐山中院以(20xx)唐刑监字第45号通知驳回申诉。

刑事疑难案例论文 篇7

征集范围：全国水泥生产企业、科研设计、院校。

征集内容：凡在水泥粉磨工艺中遇到的问题，发生的故障，无论解决或未解决的均可。

要求：1、对疑难问题的描述要详细，数据要真实准确。2、参加征集活动的问题与案例必须是真实的原创的，字数不限。

刑事诉讼法案例分析 篇8

一、杨某（男，18周岁）、胡某（男，17周岁零11个月）二人合谋入室

行窃。某日在沈阳市皇姑区一居民住宅中偷盗时被事主撞见。杨某持尖刀刺伤事主后与胡某一起逃窜至沈河区，在沈河区杨某又将一追赶群众刺死，随后二人被巡警抓获。侦查机关询问了被害人和目击群众，勘查了现场，查验了伤情和尸体，并对伤害情况和尸体情况作了法医鉴定，提取了作案用的螺丝刀和尖刀各一把。二犯罪嫌疑人对上述事实供认不讳。三个月后该案被起诉到人民法院。

仔细分析上述案例，回答下列问题：

1.对二犯罪嫌疑人可否采取强制措施？采取哪些强制措施？为什么？

2.该案应当收集到哪些种类的证据？其中哪些是言词证据哪些是实物证据？哪些是直接证据哪些是间接证据？

3.该案应由哪个法院一审？为什么？

4.该案是否公开审理？为什么？

二、北京某大型国有企业住大连办事处财务室被盗，保险柜被撬开，5万元人民币不翼而飞。公安机关进行了现场勘查，在现场固定并提取了保险柜被撬压的痕迹，在保险柜的内门上提取了一枚指纹，经比对该指纹系办事处门卫北京籍青年李某（男，17周岁零11个月）所留。

公安机关对李某的住处进行搜查，在其工具箱里提取了招商银行装钱的纸袋。经出纳员辨认，该纸袋正是用来装5万元现金的。办事处领导找李某谈话，李某拒不承认盗窃行为。

仔细分析上述案例，回答下列问题：

1.对李某可否采取强制措施？采取哪些强制措施？为什么？

2.该案共收集到哪些种类的证据？其中哪些是言词证据哪些是实物证据？哪些是直接证据哪些是间接证据？

3.该案应由哪个法院一审？为什么？

4.该案是否公开审理？为什么？

三、韩国留学生李某（男，17周岁零11个月）用螺丝刀撬开同寝室马来西亚留学生吴某的密码箱，窃得美元5千元，被越南留学生黎某当场发现，遂向校保卫处报告。当得知校保卫处要找其谈话时，李某逃离校园。校保卫处当即报告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勘查了现场，提取了李某的螺丝刀和吴某的被盗密码箱，询问了吴某和黎某。仔细分析上述案例，回答下列问题：

1.对李某可否采取强制措施？采取哪些强制措施？为什么？

2.该案共收集到哪些种类的证据？其中哪些是言词证据哪些是实物证据？哪些是直接证据哪些是间接证据？

3.该案应由哪个法院一审？为什么？

4.该案是否公开审理？为什么？

四、李某（男，24岁）、黎某（男，22岁）和吴某（男，17周岁零11个月）三人合谋在营口至大连的长途客车上以兑换外币为名行骗，共骗得乘客杨某人民币2000元、于某美元500元、赵某人民币4000元，刘某港币2000元及手机一部。三名犯罪嫌疑人下车逃跑时被发觉。

司乘人员和乘客一起将三名犯罪嫌疑人扭送至普兰店市公安机关。公安机关询问了杨、于、赵、刘四被害人，询问了司机和乘务员以及另外两名同车乘客，扣缴了被骗的人民币、美元、港币和手机。三名犯罪嫌疑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仔细分析上述案例，回答下列问题：

1.对三名犯罪嫌疑人可否采取强制措施？采取哪些强制措施？为什么？

2.该案共收集到哪些种类的证据？其中哪些是言词证据哪些是实物证据？哪些是直接证据哪些是间接证据？

3.该案应由哪个法院一审？为什么？

4.该案是否公开审理？为什么？

五、张某（男，17岁零11个月）手持铁条在沙河口区某中学附近连续对7名中学生行抢（其中有两名日本籍学生）。共抢得人民币3000多元。当张某再次抢劫时，被校领导及保卫人员抓获并立即报告了公安机关。

公安机关向校领导及保卫人员询问了抓捕经过，询问了被抢的中学生，扣缴了张某尚未挥霍的赃款2500元和作案用的铁条，组织被害人对张某进行了辨认，7名被害中学生一致指认是张某抢劫作案。公安机关在讯问张某时，张某不认为自己是在行抢，而认为是在借钱。

1.对张某可否采取强制措施？采取哪些强制措施？为什么？

2.该案共收集到哪些种类的证据？其中哪些是言词证据哪些是实物证据？哪些是直接证据哪些是间接证据？

3.该案应由哪个法院一审？为什么？

4.该案是否公开审理？为什么？

案例分析参考答案要点

一、1.对二犯罪嫌疑人可采取刑事拘留和逮捕措施。因为是正在实施犯罪或犯罪后即时被发觉的，符合刑事拘留的法定情形；同时符合逮捕条件。

2.该案共收集到如下证据：（1）被害人陈述；（2）证人证言；（3）勘验、检查笔录；（4）鉴定结论；（5）物证；（6）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其中，（1）、（2）、（4）、（6）是言词证据，（3）、（5）是实物证据；（1）、（2）、（6）是直接证据，（3）、（4）、（5）是间接证据。

3.该案应由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因为行为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

4.应当公开审理。因为审判时被告人的年龄已满18岁。

二、1、对李某可采取刑事拘留和逮捕措施。因为在其身边或者住处发现有犯罪证据，符合刑事拘留的法定情形；同时符合逮捕条件。

2、该案共收集到如下证据：（1）勘验、检查笔录；（2）物证；（3）鉴定结论；（4）证人证言；（5）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其中，（4）、（5）是言词证据，（1）、（2）、（3）是实物证据；（5）是直接证据，（1）、（2）、（3）、（4）是间接证据。

3、该案应由大连市该办事处所在区基层人民法院一审。因为行为人可能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下刑罚。

4、应当公开审理。因为审判时被告人的年龄已满18岁。

三、1、对李某可采取刑事拘留和逮捕措施。因为符合刑事拘留的法定情形；同时符合逮捕条件。

2、该案共收集到如下证据：（1）勘验、检查笔录；（2）物证；（3）被害人陈述；（4）证人证言。其中，（3）、（4）是言词证据，（1）、（2）、是实物证据；（4）是直接证据，（1）、（2）、（3）是间接证据。

3、该案应由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因为行为人是外国人。

4、应当公开审理。因为审判时被告人的年龄已满18岁。

四、1、对三名犯罪嫌疑人可采取刑事拘留和逮捕措施。因为符合刑事拘留的法定情形；同时符合逮捕条件。

2、该案共收集到如下证据：（1）被害人陈述；（2）证人证言（3）物证；（4）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其中，（1）、（2）、（4）是言词证据，（3）是实物证据；（3）是间接证据，（1）、（2）、（4）是直接证据。

3、该案应由普兰店市基层人民法院一审。因为普兰店市是最初受理地。

4、应当公开审理。因为审判时三被告人的年龄已都满18岁。

五、1、对张某可采取刑事拘留和逮捕措施。因为符合刑事拘留的法定情形；同时符合逮捕条件。

2、该案共收集到如下证据：（1）证人证言（2）被害人陈述；（3）物证；（4）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其中，（1）、（2）、（4）是言词证据，（3）是实物证据；（3）是间接证据，（1）、（2）、（4）是直接证据。

3、该案应由沙河口区基层人民法院一审。因为沙河口区是犯罪地。

刑事附带民事上诉状案例 篇9

被上诉人：张**、男、农民，住城固县****************组。

被上诉人：张****、男、xxx年3月15日生于城固县，住城固系张**之父。

被上诉人：伍**、男、住城固******************，农民。

被上诉人：伍****、男、xxx年3月15日生于陕西省城固县，系伍xx之父。

被上诉人：任**、男、16岁住城固********************，农民。

被上诉人：任****、男、40岁系任**之父。

上诉人因与被上诉人任**、张**、伍**等抢劫罪刑事附带民事赔偿一案，不服(xxx)城刑初字第***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之判决，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条之规定提出上诉。

上诉请求：

1、请求依法从重追究二被告的刑事责任;

2、判令二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50832.6元(详见请单)。

事实和理由：

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对被告**、伍**量刑畸轻。

被告任**、张**、伍**在月夜风高之夜持械抢劫上诉人，致使上诉人受伤。一审法院在没有其他证据支持的情况下,仅凭张**、伍**二被告自己供 述认定其为从犯,证据不足。二被告虽系未成年人，但公然使用暴力劫取他人财物主观恶性较大，且在犯罪过程中被害人(上诉人)倒地已经明显丧失反抗能力的情 况下仍然对其殴打，情节恶劣。到案后拒不支付被害人的治疗费用，无悔罪表现。在上述种种情况下，一审法院对二被告减轻处罚于法无据。请二审法院予以撤销， 依法重新对二被告量刑。

二、一审法院对附带民事部分判决错误

《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侵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分别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仅仅判令各被告分别承担法律责任，裁判不当请二审法院予以撤销重新裁判。

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之规定应赔偿上诉人的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残疾赔偿费等等。除此以外，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之规定赔偿上诉人的手机等物质损失。 张****、伍****、任****是张**、伍**、任**的监护人依法应承担赔偿任。但一审法院对上诉人的以上各项合理损失均未支持，请求二审法院依 法予以纠正。

总之，上诉人是抢劫犯罪的受害人，但是在一审法院的判决书中对受害人的各项权利均未予以保护。相反，二名被告的却得到格外关注。不仅是法院对其量刑 轻，而且他们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也小，请二审法院依予以撤销一审法院不合理的判决，对本案重新裁判。

此致

上诉人：X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