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附带民事撤诉申请书（共10篇）
1、赔偿范围混乱
《刑事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 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刑法》第36条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 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 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规定》第1条规定:“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这是目前法院受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范围的依据。从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看, 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赔偿范围限定在“物质损失”或“经济损失”, 却没有涉及精神损害。《规定》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范围限制在“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和“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这样一个狭窄范围, 与《刑法》、《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相矛盾, 明显缩小了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范围。这种立法上的混乱也造成了司法实践的无所适从。司法实践中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往往以侵犯人身权利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案件, 危害公共安全的交通肇事案件居多。有的地方只受理人身伤害附带民事诉讼案件, 当事人对其他损害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 一律不受理;有的法院将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范围限制在伤害案件;有的扩展到侵犯财产案件;有的法院及审判人员则认为其他案件比如强奸案件也可以适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2、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主体范围理解不一
《刑事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解释》第84条规定:“被害人、已死亡被害人的近亲属、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 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上述规定中对原告人的范围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而且, 实践中对“被害人”的理解也有不同认识。有的认为作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被害人只能是直接被害人, 有的认为还应包括间接被害人, 有的则认为一切因受犯罪行为牵连而受到损失的都是原告人。同样, 对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的范围的认识也不一致。有的认为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就是刑事被告人, 有的认为还包括虽未犯罪或者虽未被追究刑事责任但参与实施侵权行为的共同致害人, 有的认为还应包括刑事被告人的近亲属。
3、民事权利救济途径存在冲突
根据《刑法》第36条和《刑事诉讼法》第77的规定:“对被害人民事权利的法律救济, 是通过人民法院在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 一并通过附带民事诉讼程序解决。”但《刑法》第64条又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 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 应当及时返还。”这就意味着, 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财物, 其中包括被害人因犯罪行为而遭受的经济损失, 由司法机关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 但究竟由谁来追缴、责令退赔、返还, 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实践中, 一般是根据不同的诉讼阶段, 由不同的机关来执行。而法律没有规定人民法院是上述措施的唯一实施主体, 也没有规定这些措施必须由人民法院做出判决。这样就与《刑法》、《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附带民事诉讼救济途径产生了矛盾。最高人民法院《规定》对被害人经济损失的法律救济途径规定了四种:附带民事诉讼、追缴、责令退赔、在追缴和退赔后不能弥补损失可以再提起民事诉讼。而根据《民法通则》第117条关于侵权民事责任的规定, 追缴和责令退赔并不是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
因此, 人民法院以判决形式做出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的决定, 事实上没有民事法律依据。这些规定的相互冲突, 反而使被害人在众多的法律救济途径面前变得无所适从了。
4、检察机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问题
人民检察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职能在司法实践中重视不足。根据我国《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有关规定, 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代表国家行使检察权, 依法监督、保障宪法和法律的正确实施。主要职责包括对全国性的重大刑事案件行使检察监督权;依法对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实行监督等。出于维护国家集体经济利益不受侵犯的角度, 我国《刑事诉讼法》77条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可以作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主体。然而, 在以往的诉讼实践中, 由于人民检察院定位不准确, 检察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总是受到争议, 被认为是游离于其主要的检察职能以外的, 并且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会造成人民检察院角色的混乱, 因此该项职能常常受到忽视。《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第二款的适用状况大打折扣, 导致国家、集体财产利益不断受到侵害而无法获得救济。
5、对赔偿原则的认识不统一
《刑法》第36条规定;“由于犯罪行为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 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 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根据该条规定, 对犯罪分子判决赔偿经济损失应当根据“情况”, 这里的情况主要指犯罪分子的赔偿能力, 也就是说《刑法》所确定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原则是按经济赔偿能力赔偿的原则。而民事诉讼的损害赔偿原则是实际赔偿原则作为特殊的民事诉讼,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原则究竟是应当按照经济能力赔偿, 还是按照实际赔偿原则。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此认识不一, 导致相同的案件由于选择救济的途径不同所获得的赔偿有天壤之别。
二、完善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构想
1、完善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理念
我国现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设计所遵循的理念阻碍了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良性运行。对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进行完善, 首先要在理念上进行更新。附带民事诉讼中应强化对被害人的保护, 平衡社会利益、被告人利益、被害人利益三者之间的冲突。
(1) 在强调公权优先的情况下, 应允许私权的适度自由, 在一定范围内保护被害人的利益。
(2) 公平优先, 兼顾效率。要在最大程度上保障被害人的利益和被告人的权利, 在公平的前提下兼顾效率。基于这两种理念, 通常情况下, 民事赔偿问题应在公诉以后以附带形式发动, 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 应当允许被害人提起民事诉讼。在逃犯罪嫌疑人对被害人所提起的民事诉讼负有举证责任, 因其在逃而应承担对其不利的判决结果。
同时, 在统一附带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的赔偿原则、赔偿范围、赔偿标准的前提下, 赋予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和在刑事诉讼之后提起民事诉讼的选择权。
(1) 适当扩大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范围
笔者认为, 对于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范围不应该作过多的限制性规定。从理论上讲, 凡是因犯罪行为侵犯公民的民事权益, 造成了损害, 不论是物质损失还是精神损失, 也不论是何种犯罪造成的, 只要符合起诉条件, 被害人都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具体应当包括: (1)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因犯罪行为遭受损失的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包括刑事诉讼被害人因犯罪行为已经遭受的和必然遭受的物质损失、被害人的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的物质损失。 (2) 因被告人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害的, 应当允许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此项内容在以下将详细论述。 (3) 对被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被害人遭受物质损失的, 应当允许被害人在一定情况下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允许被害人选择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和单独提起民事诉讼两种救济途径。
(2) 将精神损害纳入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
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应当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主要理由如下: (1) 确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有利于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2) 确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符合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原意。 (3) 确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有利于我国法律体系的协调统一。 (4)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 并不完全否认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 (5) 确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符合国际上刑事法律的发展趋势。
3、明确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 (1)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77条规定, 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 一般是因刑事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刑事案件的被害人。但我们不能机械地理解为, 只有刑事案件的被害人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成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对这里的“被害人”, 我们应当从广义上来理解, 它不仅包括刑事案件中遭受物质损失的自然人, 也包括遭受损失的法人、其他组织。
对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范围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说明:
一是已死亡被害人的法定继承人。被害人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但如果被害人已死亡, 被害人无法进行这一诉讼行为, 其诉讼行为由谁来行使?笔者认为, 如果从继承的角度, 按继承的顺序, 规定“已死亡被害人的法定继承人, 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更为合理。因为, 附带民事诉讼是民事赔偿之债, 被害人享有的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的权利, 是一种民事赔偿的债权, 债权可以继承, 继承人因继承的发生而取得了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同时, 刑事案件中被害人遭受的物质损失, 已通过继承关系转移给了继承人, 而且, 在继承人已死亡的情况下, 继承人因与被害人之间的抚养关系而要为被害人支付丧葬费等费用, 被告人实际也侵害了继承人的利益, 也应当允许继承人通过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来挽回一定的经济损失。
二是对为已死亡被害人承担了医疗费、丧葬费等费用的人能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一般情况下, 为已死亡被害人承担了医疗费、丧葬费等费用的人, 与已死亡被害人确已形成债权债务关系, 他们可以作为债权人要求被害人的继承人支付, 或者要求从被害人的遗产中支付。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是, 如果被害人既无遗产也无继承人, 或者被害人的遗产不足以清偿, 则应当允许他们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要求被告人赔偿。这样, 既符合诉讼经济的原则和设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初衷, 也不违背法律的精神, 也能保护这些人的合法利益, 鼓励人们帮助被害人同犯罪作斗争, 是合情合理的。
三是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解释》第84条规定, 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 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笔者认为, 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只是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被害人的诉讼代理人, 而不是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因为,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理论, 民事诉讼的原告是认为自己的民事权益或者受其管理支配的民事权益受到侵害, 或者与他人发生争议, 而以自己的名义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事诉讼的原告的是当事人的诉讼行为能力。公民的诉讼权利能力始于出生, 终于死亡, 与当事人的年龄和精神状态无关, 诉讼行为能力则与当事人的年龄和精神状态有直接的关系。如果只有诉讼权利能力而无诉讼行为能力, 则只能由其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
四是人民检察院在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时到底居于何种法律地位?笔者认为, 人民检察院在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时是一种特殊的民事原告人, 其诉讼地位与民事被告人平等。由于刑事诉讼法的授权, 在犯罪行为造成国家、集体财产损失时, 如果直接遭受损失的单位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为了维护公共利益, 人民检察院就有权在提起公诉的同时, 一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由于遭受损失的财产并不归人民检察院所有或使用, 即与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之间并不存在民事权利义务关系, 因此, 它不能享有一般民事原告人具有的处分权, 不能与民事被告人和解, 通过附带民事诉讼所获得的财产赔偿也不归其所有, 而应上缴国库。这是人民检察院与一般民事原告之间的区别。检察机关与民事被告人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是完全平等的, 不享有也不应享有任何特权。《刑事诉讼法》应当明确人民检察院在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时的特殊原告人地位, 并规定其依该地位所应享有的诉讼权利及限制。
(2) 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
一是已被执行死刑的罪犯的遗产继承人。根据《解释》第89条的规定, 附带民事诉讼是在刑事诉讼的过程中提起并进行的, 罪犯被执行死刑是整个死刑案件诉讼程序的最后一个环节, 罪犯被执行死刑后, 也就意味着整个诉讼过程已经结束, 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前提已经不存在了, 此时对已被执行死刑的罪犯的遗产继承人已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况且, 已被执行死刑的罪犯的遗产继承人也不是致害人, 其作为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人是不合格的。当然, 实践中可能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在共同犯罪中, 在案的被告人被执行死刑后, 其他在逃的犯罪嫌疑人归案。这种情况下, 对被执行死刑的被告人的继承人也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因为, 在前案的审理期间, 被害人如果对被执行死刑的被告人没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说明被害人已放弃了要求该被告人赔偿损失的权利。那么, 被害人就不能在被告人被执行死刑后, 重新要求该被告人赔偿损失, 而对该被告人的继承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因此, 对于已被执行死刑的罪犯的遗产继承人是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
二是共同犯罪中在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民事赔偿问题。笔者认为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被列为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人, 缺席判决其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理由是:共同犯罪造成的危害或损失都应视为共同犯罪行为人的整体行为所致, 承担赔偿责任的也应当是所有共同犯罪人。一并判决所有共同犯罪行为人承担赔偿责任, 既能最大限度地及时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又能实现共同犯罪行为人之间的利益平衡, 还符合诉讼经济原则。最大限度地保护国家、集体和公民的财产免遭犯罪侵害, 或者尽可能使这种侵害造成的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 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逃跑而逃避刑事和经济上的惩罚。
我国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借鉴于国外, 又结合了我国的具体情况, 有它自身的特点, 存在一些弊端和瑕疵也在所难免, 我们不能因此就全面否定这一制度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通过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共同的努力, 完全可以使之日趋完善。本文在对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存在的缺陷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提出了完善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一些粗浅建议和设想。
参考文献
[1]史毅芳.论附带于刑事诉讼的民事诉讼[D].厦门:厦门大学, 2001.
[2]樊崇义.刑事诉讼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4.
[3]龙宗智, 著.相对合理主义[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关键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合理赔偿范围；规范
中图分类号：D9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5-0122-02
一、我国法律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诉讼范围的规范情况
我国法律涉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主要是刑法、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早在1979年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刑法》第31条就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分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现行《刑法》在第36条第一款重申了这条规定，并且增加了一项规定，作为第二款：“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犯罪分子，同时被判处罚金，其财产不足以全部支付的，或者被判处没收财产的，应当先承担对被害人的民事赔偿责任”。这明确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与罚金的顺序，使刑法规定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内容更加合理。1979年通过的《刑事诉讼法》第53条第一款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刑事诉讼法》经1996年、2012年重大修改，第99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2月4日发布了《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就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有关问题，通过司法解释予以明确。按照该《规定》，只有受害人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才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对于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二、“两金”因新刑诉法解释的实施而被排除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赔的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是专门调整人身损害赔偿的实体法，对人身损害的赔偿范围，明确规定包含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俗称“两金”）。二者都规定：侵害他人造成身体残疾的，应当赔偿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应当赔偿死亡赔偿金。侵权致人伤残或者死亡，侵权人很有可能构成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刑事诉讼法》在2012年经重大修改后于2013年1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也于2013年1月1日起施行。该解释第155条规定：“对附带民事诉讼做出判决，应当根据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结合案件具体情况，确定被告人应当赔偿的数额。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付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被害人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等费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等费用。驾驶机动车致人伤亡或者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的规定确定赔偿责任。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就民事赔偿问题达成调解、和解协议的，赔偿范围、数额不受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限制。”按照该条的规定，除交通肇事罪外，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达不成调解、和解协议的，将不再支持原告的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请求。这将导致刑事案件的被害人的赔偿数额将远远低于一般民事侵权的赔偿数额。在司法实践中对该项规定就产生了较大的争议。
对此争议，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的解释认为，对于附带民事案件要加大调解力度，如调解不成，通过判决结案，应充分考虑刑事案件被告人多为没有正常收入的无业人员和进城务工人员，以及赔偿能力低的事实，实事求是地仅就被害人遭受的物质损失做出判决……除被告人确有赔偿能力的以外，原则上不应将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纳入判决赔偿的范围。这就是说，司法解释的本意是，为了解决附带民事诉讼判决结果的执行难问题；也避免一些当事人为了索要高额的赔偿，导致刑事案件调解率低的问题，因此，息访、息诉、维稳是促使该司法解释出台的主要原因。
三、新刑诉法司法解释引起的争议
1.司法解释是否合法的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9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新刑诉法解释》对此明显是进行了扩大解释，其第155条第二款规定：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付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被害人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等费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等费用。按照该解释，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一般情况下将不再纳入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赔偿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作为民事实体法，明确规定了人身损害的赔偿范围，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费用是予以支持的。《新刑诉法解释》属于程序法，应当只解释刑事诉讼程序方面的问题，对于损害赔偿范围属于民事实体法调整的范畴，不应当解释，其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人身损害赔偿范围进行规范不符合程序法的性质。《侵权责任法》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效力高于《新刑诉法解释》，《新刑诉法解释》对刑事案件造成的人身损害赔偿，明确排除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赔偿项目，违反了上位法《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是无效的。
2.降低了犯罪成本，可能造成放纵犯罪的情况出现
单就死亡赔偿金而言，受害人是城镇居民的，一般要赔偿40万元以上，是农村居民的，要赔偿20万元左右。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对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既会造成被害人对可能构成刑事犯罪的侵权案件不报案，而是通过民事诉讼程序主张权利要求赔偿，也会使犯罪行为人犯罪时顾忌的因素会更少，就是即使触犯了刑法，民事赔偿反而越低，预防和打击犯罪的效果较差，导致社会更不安定，受害人的合法权利得不到应有的保护。
四、应当将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纳入到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
1.司法解释为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预留了适当的空间
《新刑诉法解释》第155条规定：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等费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等费用。《新刑诉法解释》中并没有明确将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排除在附带民事诉讼范围之外，而是通过“等费用”这一兜底的方式为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预留了适当的空间。如果司法实践证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排除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不利于预防和打击犯罪、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新的司法解释对此修改也未尝不可。
2.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应优先适用侵权责任法的规定
仍然是属于民事诉讼的，只不过该民事诉讼是有犯罪行为引起的，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民事诉讼，当然应该适用《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按照《侵权责任法》第16条的规定，侵害他人造成死亡或者伤残的，应当赔偿死亡赔偿金或者残疾赔偿金。《侵权责任法》是由全国人大会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是专门调整因侵权造成人身损害的实体法，刑事犯罪造成他人身体伤害的，属于严重的侵权行为，涉及民事赔偿的，当然适用《侵权责任法》的规定。而《新刑诉法解释》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法律的位阶高于司法解释。在适用上，当《侵权责任法》和《新刑诉法解释》相抵触时，应当按照上位法优先于下位法的原则，优先适用《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
3.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排除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违背公平原则
按照《侵权责任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内容，自然人因为人身受到侵害而遭受精神损害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主张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精神损害赔偿，而如果自然人人身遭受了严重侵权而达到了犯罪的程度，却不能向人民法院提起要求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诉讼。犯罪行为不但是侵权行为，而且是严重的侵权行为。在犯罪行为中，被害人遭受的精神痛苦和心理创伤比一般的民事侵权行为要大，持续时间要长，于是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这样的悖论：被害人人身遭受损害较小的民事侵权，可能获得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赔偿，遭受损害较大的刑事犯罪却不能获得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赔偿。这对被害人及其亲属很不公平，也使刑法所具有的预防和打击犯罪效果大打折扣。
4.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排除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不利于打击和预防犯罪
现代社会，交通肇事犯罪越来越严重，按照司法解释，交通事故致一人死亡承担主要责任的，构成交通肇事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如果交通事故肇事车辆没有投保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车辆又属于肇事人本人所有，出现这种情况，有的法院依据《新刑诉法解释》，认为交通肇事者已经被判处刑罚，不应当由肇事者本人承担属于精神损害性质的死亡赔偿金的赔偿，只判决赔偿丧葬费和处理丧葬事宜的费用。而依据刑法规定，致一人死亡的交通肇事者，无加重判刑的特殊情节，一般只是被判一年半左右有期徒刑。这种情况下，交通肇事者犯罪经济成本极低，受害人及其家人损失极大。另外就是轻伤害刑事案件，轻伤害多数情况下构成伤残等级，如果被告被判处刑罚，残疾赔偿金就不予赔偿，受害人可能因为残疾导致劳动能力下降，影响日后的收入和生活。轻伤害一般只是判处一年半左右的有期徒刑。由此可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排除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极大降低了犯罪的成本，不利于打击和预防犯罪，直接影响了刑法预防和打击犯罪的功能的发挥。
5.司法解释及司法实践，认可部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包括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
《新刑诉法解释》第155条第三款规定，驾驶机动车致人伤亡或者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的规定确定赔偿责任。现在的司法实践普遍做法是，对于交通肇事案件，如果肇事车辆投保了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或者肇事的驾驶员属于雇佣人员，被害人或其近亲属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法院判决认可的赔偿范围一般都包括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
民事诉讼法规定，附带民事诉讼申请人为防止被申请人所有财产的转移、隐匿，可申请人民法院对被申请人的财产予以查封。查封等财产保全措施是人民法院依法对诉讼中特殊紧急情况采取的限制当事人处分一定财物的措施，用以切实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和保证将来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的执行。然而在审判实践中，附带民事诉讼的刑事案件需要经过公安机关侦察、检察机关起诉两个环节方能到达法院。在这两个环节中犯罪嫌疑人的亲属主动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不少，但将犯罪嫌疑人的财产予以出卖、转移、隐匿的也大有人在。法院又不能超前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环节对犯罪嫌疑人的财产予以查封。往往待刑事案件到法院后，犯罪嫌疑人已无财产可供法院查封。致使法院的刑事附带民事判决无法执行，被害人的经济损失无法得到较好的公力救济。甚至造成被害人因被告人的财产被出卖、转移、隐匿而上访，增添了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为了有效保障被害人所受经济损失得到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能否先行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申请查封犯罪嫌疑人所有的财产呢？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是否具有刑事附带民事审判职能呢？如二机关具有民事审判职能，就理应具有查封犯罪嫌疑人财产的职能。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七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这赋予人民法院在刑事审判活动中，在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刑事审判的同时又对某些被害人遭受物质损失进行附带民事诉讼审判的双重职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在侦查、预审、审查起诉阶段，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提出赔偿要求，已经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记录在案的，刑事案件起诉后，人民法院应当按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受理；经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调解，当事人双方达成协议并已给付，被害人又坚持向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也可以受理。这表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除可以在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外，还可以先行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提出附带民事赔偿要求。这是否说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就具有附带民事诉讼的审判权呢？刑诉法第三条规定：对刑事案件的侦察、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检查、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察、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审判由人民法院负责。按此条规定审判权只有人民法院享有，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不具有审判权。既然法律没有赋予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以审判权，刑诉法解释第九十条为何又规定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提出赔偿要求呢？按此条规定是否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也就具有附带民事诉讼的审判权呢？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又应当如何处理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提出的赔偿要求呢？刑诉法及其解释没有进一步明确规定二机关具有审判权，同样刑诉法及其解释也没有明确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对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提出赔偿要求的处理办法。但根据刑诉法解释第九十条规定：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提出赔偿要求，已经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记录在案的，经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调解，当事人双方达成协议的。从此条规定可得知，目前法律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对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提出赔偿要求的处理办法只有两种，第一、记录在案、第二、进行民事赔偿调解。那么刑诉法没有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具有审判权，却又赋予二机关对附带民事诉讼的一部分审判环节的职能，“记录在案（受理赔偿要求）、进行调解”用意何在？有一方面原因应当是明确的，刑事案件经过公安机关的侦察、人民检察院的起诉才到法院，要经过一段时间，这段时间里被告人所有的财产有可能被转移、隐匿等，为此刑诉法解释赋予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以受理被害人的赔偿要求以及调解权，让二机关提前介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部分，在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先行进行民事调解，事实上在二机关调解成功的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也很多，尤其在交通肇事案件中的民事赔偿部分，在公安机关民事赔偿调解成功率最高。这在一定程度上使部分当事人提前得到公力救济。可见为
了使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在审判前得到提前救济，是刑诉法解释赋予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以受理被害人赔偿要求和调解权的宗旨之一。综上，目前我国法律只赋予了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受理附带民事诉讼的人赔偿要求和进行调解的权利，没有赋予二机关受理被害人申请查封犯罪嫌疑人财产权的权利。
事实上，刑诉法解释仅赋予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对附带民事诉讼的先行受理权、调解权，给被害人民事赔偿的公力救济还是远远不够的。毕竟大部分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还是要通过法院判决才能最终解决的。公安机关第一时间接触刑事案件，在侦查环节，犯罪嫌疑人亲属就有可能转移、变卖犯罪嫌疑人的财产，致使案件再经过检察院起诉到法院后，犯罪嫌疑人原有的财产已经转移、变卖、隐匿得较多，被害人的经济赔偿得不到保障。虽然犯罪嫌疑人得到了刑事上处罚。但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被害人的民事利益，被害人没能得到本来能得到的公力救济。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审判的目的应包括两个方面，一要惩罚罪犯，二要让（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害人得到经济补偿。这两个方面应是并重的。目前，越来越多的法律工作者已深深的认识到，在侦查、起诉环节，犯罪嫌疑人亲属转移、变卖犯罪嫌疑人的财产，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难以得到赔偿，给法院的执行工作增添了不必要的难度。因此建议完善立法，让法律赋予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以先行民事诉讼上的财产查封权，对附带民事诉讼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可行的。首先虽然二机关不具有审判权但法律已赋予了二机关先行的部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力：受理被害人的赔偿要求、进行民事调解权，这标致着我国法律已开了民事诉讼的部分权利先行到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的先河，因此法律再赋予二机关在附带民事诉讼中的查封等财产保全职能是可行的，且能更加完善二机关提前介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作用；第二、在二机关查封犯罪嫌疑人的财产，能有效的保护被害人的经济利益，减少法院执行难的压力，为减少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如在二机关不查封犯罪嫌疑人的财产，则会造成了法律规范上的不连贯性，给犯罪嫌疑人的亲属等留有时间、没有任何限制的转移犯罪嫌疑人的财产，无法有效的保护被害人的民事合法权益；第三、申请人申请财产保全查封冻结被申请人的财产，解决的是程序问题，不是对刑事附带民事被告人的审判，可以由二机关行使。第四、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提出财产保全申请，当事人依法提供相应的担保物，如申请查封有误，由申请人赔偿被申请人的经济损失，不产生因当事人申请有误给犯罪嫌疑人造成经济损失的后果，对被害人及犯罪嫌疑人都是公平的。
综上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受理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提起的财产保全申请，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切实可行的。不仅为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得到最终补偿提供了最初保障，还能减少社会矛盾，减少法院执行难的压力，增进社会的和谐。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以下简称原告人）：XXXX，男，XXX年XX月XX日出生，汉族，住XXXXXXXX。
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以下简称被告人）：XXXX，男，XXX年XX月XX日出生，汉族，住XXXXXXXXX
诉讼请求：
一、依法追究被告人XXXXX的刑事责任;
二、依法判令被告人XXXXX返还原告人的46头奶牛或折价赔偿。
三、依法判令被告人XXXXX赔偿原告人因其犯罪行为造成的财产损失XXXXXXXX元。
事实和理由：
2012年11月1日，原告人与被告人达成《奶牛场租赁及奶牛托管养殖协议》一份，约定被告人承租原告人位于XXXXXXX奶牛场用于饲养奶牛，原告人将46头奶牛交给被告人托管。2014年7月30日，被告人与其亲属近20余人强行将其代原告人保管的46头奶牛分五批由XXXXXXX农场拉走并占为己有，期间自诉人多次要求被告人将上述奶牛退还未果，被告人还自行去除了部分奶牛的耳标，基于上述事实，被告人XXXXX目无国法，非法占有自诉人46头奶牛拒不退还，且自行去除了自诉人部分奶牛的耳标，其行为已构成犯罪，依法应当受到法律的严惩。并且其行为给原告人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
法》第七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
第二款、第一百一十七条的规定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要求被告人依法返还原告人的46头奶牛或折价赔偿并对原告人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恳请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此致
XXXXXXX人民法院
关键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改良
一、制度缺陷:附带民事赔偿范围不明确, 精神损失难获赔偿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规定, 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 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规定》第一条规定, 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规定, 在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我国许多省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文件精神, 将死亡赔偿金认定为精神损失的范畴, 不作为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 精神损失 (包括死亡赔偿金) 被排除在赔偿范围之外。
在赔偿范围方面, 根据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 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请求范围仅限于物质损失, 包括被害人的人身权利因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或财物被损毁而遭受的物质损失。被害人因财物被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的损失, 只能由人民法院追缴或责令犯罪分子退赔, 只有在追缴或退赔不足以弥补被害人损失时, 才能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在司法实务中, 必然遭受的损失认定缺乏客观性标准, 在判决标准上不统一, 出现司法混乱。在精神损害赔偿方面, 对于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的精神损失, 或者在刑事案件审结以后, 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诉讼的, 人民法院均不予受理。另外,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有关精神, 认为死亡赔偿金原则上属于精神损失的范畴, 不宜作为刑事附带民事的赔偿范围。
二、立法冲突: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规定与相关民事法律法规冲突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 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 除适用刑法、刑事诉讼外, 还应当适用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而《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均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在普通民事诉讼领域, 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均被纳入赔偿范围之内, 而在附带民事诉讼领域, 精神损害抚慰金直接被排除在赔偿范围之外, 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被许多法院认定为精神损失, 排除在赔偿范围之外。
司法实务中, 因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等人身权利受到侵权, 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 造成严重后果的, 可以根据受害人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这是民法明文规定的权利。附带民事诉讼主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被告人民事赔偿责任问题, 仍有民事诉讼的性质, 只不过由于这种民事赔偿是由于犯罪引起的, 是一种特殊的民事诉讼。一般认为, 对犯罪行为不予精神损害赔偿, 是因为被告人受到了刑事制裁, 被告人遭受刑事处罚对被害人及其家属已是一种精神上的慰藉, 无需再在经济上予以补偿。
三、制度完善: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赔偿范围的必要性
一是能够有效抚慰受害人亲属的心灵。精神损害给被害人造成的痛苦, 常转化为心理上、精神上的创伤, 这比肉体上的创伤更为痛苦。对被害人加以经济补偿, 已被实践证明是一种有效的抚慰方式, 这种方式已经作为现代各国精神损害赔偿的主要方式。在刑事审判中, 诸如药家鑫故意杀人案, 在未判处死亡赔偿金 (认为死亡赔偿金属精神损失) , 判决赔偿被害人数额极少的赔偿金时, 在社会上引起较大的争议。温州动车事故赔偿, 最初确定赔偿标准每位死亡者50万元, 后根据相关规定, 将包括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及精神抚慰费和一次性救助金 (含被抚养人生活费等) , 合计赔偿91.5万元, 更是让刑附民赔偿陷入尴尬。刑事被害人理应比照普通的民事被侵权者获得更多的社会同情和更充分的法律保护, 精神损害抚慰金 (包括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 理应被判决支持。
二是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在附带民事诉讼中, 死亡赔偿金和残疾赔偿金并非是惩罚性质的赔偿, 而是对恢复性损害的赔偿, 因被认定为精神损失, 不被国家司法所认同, 实际上是国家司法无视犯罪给被害人造成的严重后果, 从而降低了刑罚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救济和保护。另外, 因基于被告人履行能力考虑, 不予判决赔偿精神损失更是限制或剥夺了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根本无从体现社会公平与正义。
三是有利于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现实司法审判表明, 刑事犯罪的被告人相对于普通民事侵权人, 主观恶性更明显, 社会危害性更大, 造成被害人的伤痛更深重, 对被告人课以刑罚, 尚不足以抚慰被害人。在判处被告人刑罚的同时, 判决其赔偿被害人合理的经济损失, 更能体现法律对受害人的充分保护和社会对刑事被害人的同情, 相反, 将精神损失排除在赔偿范围之外, 尤其将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认定为精神损失, 排除在排除范围之外, 严重损害了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根据笔者对所在法院审结案件的统计, 死亡赔偿金不作为刑事附带诉讼的赔偿范围后, 多数案件判决赔偿额在5万元以下, 其中部分案件仅判处1万余元丧葬费, 不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四是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现实司法实践中, 附带民事诉讼获得的赔偿额比普通的民事诉讼赔偿额减少了一半以上。其中, 在认为死亡赔偿金属于精神损失的前提下, 伤害致死或杀人致死案件仅判处赔偿1万余元。被害人一方未能获得充分的赔偿会影响感情恢复, 将直接转怨于被告人亲属或被告人, 对国家刑事制度产生怀疑和动摇。有的被害人亲属激动, 甚至基于对民事赔偿的不满, 质疑刑事判决的公正性, 产生后期报复被告人或其亲属的念头。解决好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审理, 使附带民事赔偿问题得到较好解决, 不仅有利于震慑犯罪, 也能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五是有利于我国法律体系的协调统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附带解决民事纠纷, 在法律适用上, 既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的有关法律规定, 也适用民法、民事诉讼法的有关法律规定。在我国司法实践中, 被告人自愿赔偿受害人精神损失费的, 法院一般也予以认可, 并不完全否认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各级法院不判处死亡赔偿金, 源于2006年11月8日最高法院召开的第五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的有关精神, 会议认为:“确定附带诉讼的赔偿数额, 应当以犯罪行为直接造成的物质损失为基本依据, 并适当考虑被告人的实际赔偿能力。死亡赔偿金不能作为人民法院判决确定赔偿数额的依据。”。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 最高法院基于被告人经济能力考虑, 不予判处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失等。在目前, 我国许多地方相继建立司法救助制度, 执行措施、执行救助制度日益完备, 为了充分保障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的条件基本成熟。
参考文献
[1]刘金友.附带民事诉讼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 1990.[1]刘金友.附带民事诉讼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 1990.
[2]熊选国.刑法刑事诉讼法实施中的疑难问题[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5.[2]熊选国.刑法刑事诉讼法实施中的疑难问题[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5.
[3]最高法院刑一庭主编.现行刑事法律司法解释及其理解与适用[S].2007年修订本.[3]最高法院刑一庭主编.现行刑事法律司法解释及其理解与适用[S].2007年修订本.
[4]房保国著.被害人的刑事程序保护[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7.[4]房保国著.被害人的刑事程序保护[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7.
关键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完善；立法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11-0052-02
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现存的主要问题
我国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从其制度本身的设计来看，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经济合理性和诉讼效果的合目的性。受传统的重刑轻民思想影响，我国现行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无论在制度设计上还是实践操作上，都体现了极强的公权属性。此种理念有悖于现代法制公平、民主的司法理念，从而引发如今的附带民事诉讼程序在实践中出现诸多问题。
（一）立法方面。
1.与刑事实体法规定冲突。
《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被害人通过附带民事程序主动来实现救济，并非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判处民事赔偿。但刑事犯罪追诉的时效最低为五年， 而民事诉讼时效一般为二年或一年， 由此， 可能出现刑事追诉期限未过、民事诉讼时效已过，但法院仍依职权主动对被告人追究超时效民事责任的情况。此外，我国《刑法》没有明确规定刑事判决对民事裁判的效力。民刑双轨制的解决方法，并没有明确刑事判决对另行提起的民事诉讼裁判是否有效力。对于有权提起附带民诉但在第一审判决宣告以前没有提起的，世界范围内，一是以美国和日本的现行立法为代表的平行诉讼模式，一是以法国为代表的附带诉讼模式，采刑事优先原则。
2.与民事实体法冲突。
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没有允许被害人就其精神损害提出请求。而我国《民法通则》规定公民有权对涉及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的侵害提出精神赔偿。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也进一步扩大了民事诉讼的精神赔偿范围， 这应当适用于一切侵权行为，但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却将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害的案件排除在附带民事诉讼之外，也将被害人的精神损失排除在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之外。
3.相关司法解释存在一定冲突。
《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物质损失主要有两种，一是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二是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的物质损失。但《规定》将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限定于赔偿第一种损失， 而将第二种损失排除在附带民事诉讼之外，规定以民事诉讼方式解决。即根据该解释，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主要针对被害人人身受到伤害的及财物被毁坏的案件，而将被告人盗窃、抢劫、诈骗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侵犯财产型犯罪排除在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以外。所以，在其相关司法解释中的立法冲突是犹存的，更难适用于司法实践中。
（二）实践方面。
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立法没有明确或因相关法律之间存在些许冲突，导致一些实务问题的操作难以体现立法设计的目的，如部分案件审理期限过长，人为地分离了刑事部分和民事部分，致使整个附带民事案件审限拉长，未起到节约诉讼成本的目的。再如不在案的共同致害人的赔偿责任问题、对赔偿数额规定不一等问题。在实务操作中，由于各个法院的做法不同，甚至在同一个法院，针对同一个案件不同的审判组织由于既存立法的漏洞作出不同的理解进而作出内容相悖的判决。
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
（一）立法完善。
首先，规定法律冲突时的适用规则。在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时，关于法律的适用是涉及到《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和《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正如上文提及，这些法律在相关问题的适用上是有冲突的，因此则需要解决冲突的适用规则予以明确规定。一是刑事法律优先适用；一是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分别适用刑事法律和民事法律；一是做特别规定。第二，规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通过立法统一规范其受案范围，梳理法律冲突，进而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在请求赔偿损失的范围方面，当事人不仅可以就人身伤害或财产被毁而遭受的经济损失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还可以就财物被犯罪分子非法占有、挥霍而提起赔偿请求；不仅就物质损失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且对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精神损失也可一并提起。第三，明确程序选择权。由于刑事损害同时又是一种民事侵权行为，立法应对刑事损害赔偿救济途径的多元化做出明确规定，并且这种程序的选择权，应当包括当事人的起诉选择权和法官的审判选择权，刑事案件的被害人或被害人的近亲属在寻求刑事损害赔偿救济时，有权在附带民事诉讼或普通民事诉讼这两种救济途径中自由选择，审判刑事案件的法官对被害人等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进行审查，选择那些适合在刑事诉讼中一并审判的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审判，而对不适合在刑事诉讼中一并审理的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作出排除处理。程序选择权的确立，不仅可以实现当事人实现救济的利益最大化，而且减少了刑事法官的负担，提高了刑事诉讼的效率以达立法目的。
（二）实践完善。
首先，民刑诉讼时效平行双轨制。刑事犯罪追诉的时效最低为五年，而民事诉讼时效一般为二年或一年，由此，可能出现刑事追诉期限未过、民事诉讼时效已过，但法院仍依职权主动对被告人追究超时效民事责任的情况。所以在实务应用中，刑事部分应适用刑事追诉时效，民事部分则应适用《民法通则》规定的时效。在刑事案件发生之后，如果被害人当时就知道侵害人是谁，具备行使民事请求权的条件，但在案发后两年内未行使请求权的，同时司法机关也未将该案立案查处的，应认为被害人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时效已过；如果案发两年内，当事人因客观原因未能提起损害赔偿诉讼，则诉讼时效中止；如果在案发后两年内司法机关对该案立案查处的，则诉讼时效中断。
第二，确认调解、和解程序和反诉程序。《刑事诉讼法》并无限定可以调解、和解的案件范围，对于性质特别恶劣、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极大的案件应予以排除；此外，鉴于民事诉讼也应在查明事实举证质证之后才能进行合理调解，调解和解工作应放在法庭辩论终结后进行。在刑事诉讼公诉中，被告人不能对国家公诉机关进行反诉，但立法和司法解释对于被告人在附带民事诉讼中是否可以进行反诉并无明确规定。故各地方法院对此的做法不尽相同，甚至处理的十分混乱。然附带民事诉讼本质上仍是民事诉讼，基于民事诉讼双方当事人平等的基本原则，应充分保护被告人诉讼权利，允许其在附带民事诉讼中的反诉，以实现诉讼公平与正义。
第三，撤回公诉以后附带民事诉讼的处理。立法和司法解释对于撤回公诉之后的附带民事部分如何处理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就目前审判实践中的情况来看，最为主要的是三种做法。第一，由原审法院裁定中止诉讼，对于本院的民事审判庭有管辖权的，由原审刑事审判庭将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移送本院的民事审判庭审理；对于本院无管辖权的，由本院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移送有民事管辖权的法院审理。第二，由原合议庭对附带民事诉讼的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裁定驳回附带民事诉讼，告知被害人另行起诉。第三，由原审刑事合议庭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并做出判决。鉴于诉讼经济、民事举证责任和证明标准，第二种方法提及的针对附带民事部分进行调解，则在很大程度上比第一、三种方法更简易、方便，且充分保护了被害人的权益。
参考文献：
[1]陈卫东：《刑事诉讼制度论》M，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
[2]邵世星、刘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疑难问题研究》M，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
[3]陈光中、徐静村：《刑事诉讼法学》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陈光中：《中国刑事诉讼程序研究》M，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
[5]陈卫东：《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6]叶青：《刑事诉讼法：案例与图表》M，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参考论文：
[1]陈秋平、朱祖洋：《完善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几点思考》J，《人民检察》2006年第3期（上）。
[2]廖中洪：《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立法完善——从被害人民事权益保障视角的思考》J，《现代法学》2005年第1期。
[3]杨立新：《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与再修改》J，《人民检察》2004年第7期。
[4]陈卫东、柴煜峰：《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新发展》，《华东政法大学学报》J 2012年第5期。
作者简介：
[1]窦安旎，女，宁夏石嘴山市人，云南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研究方向为民商法方向。
3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
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
(2006)中区刑初字第653号
公诉机关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检察院。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秦大会，女，1944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重庆市丰都县人，农民，家住重庆市丰都县包鸾镇杨岭村4组。
被告人陈万松，又名陈军红，男，1976年6月17日出生，汉族，重庆市丰都县人，农民，家住重庆市丰都县包鸾镇杨岭村4组。现押于重庆市第一看守所。
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检察院以渝中检刑诉(2006)第562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陈万松犯故意伤害罪与盗窃罪，于2006年8月15日向本院提起公诉。在诉讼过程中，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秦大会以要求被告人陈万松赔偿经济损失为由向本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6年8月28日公开开庭合并审理了本案。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张斌出庭支持公诉，本案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辩护。现已审理终结。
重庆市渝中区指控：被告人陈万松于2006年1月30日在本市丰都县其住家附近，因为琐事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秦大会等人发生争执，在争执过程中陈万松将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秦大会打成轻伤，后被告人陈万松又于2006年4月26日在本市渝中区朝天门长途汽车站大门附近，趁失主谢美凤不备，盗窃其随身一部价值人民币2280元诺基亚6680型手机一部。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秦大会要求陈万松赔偿对其造成的经济损失8322.50元。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陈万松的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和盗窃罪，要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处。
被告人陈万松当庭对指控罪行及证据均未提出辩解意见，对公诉机关的指控供认不讳。
一、依法追究被告人XXX故意伤害罪的刑事责任，并从重处罚;
二、判令被告人连带赔偿原告残疾赔偿金、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交通费、鉴定费、精神损失费等损失共计XXX元。
事实与理由：
XXX年XXX月XXX日，XX、XX等……
综上所述，被告人故意伤害他人，导致他人轻伤，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之规定，构成故意伤害罪，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并从重处罚。另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之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因此，被告人XX的犯罪行为给原告XX造成的所有损失应由被告人承担赔偿责任。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依法提起诉讼，请给予公正裁决，判如诉请。
此致
XX人民法院
对此，已有很多同志对这两类案件难以执行的原因、危害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解决的对策，主要包括进一步完善刑事诉讼法律制度，扩大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将被害人及其亲属提出赔偿请求的阶段前移至侦查、审查起诉阶段；赋予公安、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个人财产进行查控的权力，完善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制度，加强公、检、法的协调配合；将这两类案件特别是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民事赔偿责任的承担与对被告人刑罚的判决、执行结合起来，将对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调解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的过程，注意审执结合；建立协助义务人制度；建立附带民事赔偿的国家救助机制等等。笔者认为，这些同志对执行难的原因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对他们提出的这些建设性的意见也非常赞同，在此不再赘述。笔者想针对这两类案件执行实务中的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及与之有一定联系的刑事追赃、退赔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一些初浅讨论。
一、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和刑事财产刑案件的执行机构问题
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件的执行，《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执行规定》）规定得很清楚，由执行机构执行；而关于刑事财产刑的执行，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由人民法院执行，具体由法院哪个机构执行，则没有明确规定，《执行规定》中亦未涉及，司法实践中有的是刑庭在执行，有的是执行机构在执行，甚至还有的是法警在执行，由此也引发了一些问题。究竟由哪个机构执行刑事财产刑案件？目前司法解释已经明确由执行机构负责执行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件是否更有利？从功利的角度而言，由刑事审判庭负责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件和刑事财产刑案件的执行，由于有审判权作后盾，能提高被告人自觉履行赔偿责任或主动缴纳罚金等的机率，从而减少这类案件进入强制执行程序的数量。如果由执行机构来执行，其有利的一面在于执行机构人员有更丰富的执行经验，特别是在涉及资产的查控、处置方面，更专业，更规范，也更富有经验。其不利的一面则在于无法充分调动被执行人主动履行或其亲属代为履行的积极性，在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况下，巧妇难为无米之饮，案件也无法得到有效的执行。
究竟由哪个机构来执行，取决于决定者的价值取向。当然，如果我们能够对现行的法律和制度进行一些修改，将对被执行人财产的查控时间段向前延伸，借鉴民事诉讼中的相关制度完善现有的查控、保全措施（应能及于各种类型的财产和财产性权利，明确刑事诉讼中诉前保全的特殊性，延长至公诉之日起的一定期间内），明确公、检、法的协调配合，有效地防止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转移、隐匿财产，提高对其财产的控制程度，就能减少其进入执行阶段后“无财产可供执行”的狀况。再将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责任和刑事财产刑的主动履行在判前与刑事责任包括缓刑的适用相联系，在判后刑罚的执行过程中与减刑、假释的适用相联系，明确将之作为酌定情节或法定条件，也能促进这两类案件的执行效果的提高。
二、两类案件中被执行人责任财产的认定与分割问题
我们在司法实践中发现，一些案件的被执行人并非没有任何财产，但是，由于其财产系其与配偶或家庭成员等的共有财产，或者产权不明，存有争议。这种情况下，要处置被执行人的财产非常困难。由于被执行人承担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责任或被科以刑事财产刑的基础在于其实施了犯罪行为，或者法律明确规定其虽然不承担刑事责任，但应当作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这两类责任都是个人责任，应以其个人财产承担，不能及至其家人财产。所以在涉及共有的情况下，必须先析产，将被执行人财产独立出来，执行被执行人的个人财产，也仅能执行其个人财产。但在现实生活中，被执行人的配偶、家人等配合进行析产的几乎没有，相反多会采取各种措施帮助被执行人转移、隐匿财产，或者直接利用被执行人服刑、被执行死刑的机会，将其财产据为己有。有人主张，由被执行人提出析产诉讼或者由申请执行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代位提出析产诉讼，但是一则被执行人不会配合，二者程序周期长，申请执行人也不愿意多付时间、精力、金钱，实际应用的可能性小。又有人提出，对夫妻共有或家庭共有等共同共有按权利人的人数等分；对于按份共有，有证据证明各共有人份额的，按各自份额分，不能证实各共有人的份额的，视为等额共有，按共有人的人数进行等分。关于被执行人财产的认定问题，在查控时以表面证据为准，动产看实际占有情况，不动产及参照不动产进行管理的车辆、船舶等其他财产或财产性权利以登记为准，但是应允许案外人提出异议。对于案外人所提的异议，可参照《民诉法》204条进行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当事人不服的，可另行提起异议之诉。
三、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等被执行人在被判处财产刑之前所负正当债务与刑事财产刑执行的冲突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财产刑执行问题的若干规定》（法释[2010]4号）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被判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同时又承担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责任的被执行人，应当先履行对被告人的民事赔偿责任。”第二款还规定“判处财产刑之前，被执行人所负正当债务，应当偿还的，经债权人请求，先行予以偿还。”对于第一款在实际执行中没有多大问题，但是对于第二款，则有争议。首先，何谓“正当债务”？其次，何谓“应当偿还的”？第三，债权人请求的程序，向谁提出请求，程序如何？如何防止第三人与被执行人串通，伪造所谓“正当债务”规避财产刑的执行？又如何防止执行机构无视债权人的正当主张，优先执行财产刑？笔者认为，为防止第三人权利的滥用，应明确此处的“正当债务”应以法院或仲裁机构的裁决文书或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认定的债务性质、金额、偿还期限为准；权利人应持上述文书及个人身份证明等材料向执行法院申请，且须于刑事财产刑执行到的款物上缴国库之前提出申请（在提出申请时尚未取得生效法律文书的，可持该债务已进入诉讼或仲裁处理程序的相关依据申请保全，对于尚未进入诉讼或仲裁程序的甚至可参照民事诉讼中诉前保全之规定，给予其15天的宽展期，在保全期限或宽展期限内由执行法院在申请金额内予以预留，待取得生效法律依据之后，再据之进行偿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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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等被执行人在被判处财产刑之前所负正当债务的执行与没收的冲突问题，这里所指的没收并非刑事财产刑之一的“没收财产”，而是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实施的“没收”行为。虽然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了证据和赃款、赃物的随案移送制度，对于刑事案件，公安机关是没有权力没收犯罪嫌疑人的财产的，但在现行的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对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的财产进行处置的不在少数，由于涉及到部门利益，一些侦查机关对侦查阶段扣押的犯罪嫌疑人的财产，在诉讼程序尚未终结前即上缴了国库（以增大财政对公安机关上缴的财产返点）。
但是，當涉案被告人还需要承担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责任及其他正当债务，而被执行人除公安机关已扣押上缴（实质是没收）的财产外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时，矛盾就会很大。在某院执行的张某等四人诉王某等三人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执行案中，生效判决确定王某等三人应赔偿张某等四人各项损失合计20余万元。经调查，三被执行人已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但在侦查阶段，公安机关扣押了王某的一辆“双龙雷斯特”越野车（价值30多万元），冻结了银行存款9万余元。对于冻结的银行存款，公安和检察机关在该案进入审理阶段后，随案移送到了法院；但对于扣押的越野车，公安机关已于2006年作为王某的非法财产予以了追缴，直接上缴了财政，并由财政划拨给了市公安局使用。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生效后，法院将冻结的银行存款先行用予了被执行人附带民事赔偿的偿付，尚余10万余元未能执行。受害人提出公安机关使用的越野车应优先用于承担被执行人对其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但公安机关提出该车已上缴国库，由财政拨付其使用，其已合法地取得了该车的使用权，受害人方意见很大，强烈要求本院执行该越野车。经多次协调未果，考虑到本案的实际情况，本院最终报请市上对该案申请人的剩余债权进行全额救助。
对于公安、检察机关在判决前即已上缴的款物，根据现有法律系无权处分，在受害人等债权人提出偿付请求的情况下，应由原上缴机关或执行法院报请退回，优先用于偿付被执行人在被判处财产刑之前所负的正当债务。
作者简介：
陈聃（1983.12～），男，汉族，重庆市万州区人，本科学士学位，主任科员，工作单位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公诉一处。
曾来（1981.05～），男，汉族，重庆市开县人，本科学士学位，副主任科员，工作单位重庆市开县人民检察院预防科。
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的概念和特点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是指由于被告人侵犯公民人身权的犯罪行为使被害人或其近亲属精神利益遭受损害或精神遭受痛苦, 而由被害人或其近亲属在刑事案件立案后, 一审审理终结前提出的附带民事诉讼。
在刑事案件中, 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只限于犯罪给被害人造成的身体伤害所引起的精神影响, 这种精神损害多数属于犯罪的次生损害, 只有少数犯罪对被害人的精神产生直接损害, 比如诬告陷害罪, 但这也同样是基于宪法规定的名誉权等公民基本权利受到损害后产生的, 可见犯罪所引起的精神损害具有间接性。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是附带在刑事诉讼中的, 因此具有从属性和依附性, 其认定和救济很大程度上受刑事主诉讼的束缚。
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现状
(一) 法律规制现状
《刑事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 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 (2000年12月13日颁布) 第1条:“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 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 (2002年7月15日颁布) 规定:“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 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 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可见, 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 只有因犯罪所遭受的物质损害才可得到赔偿, 对精神损害没有提及。而相关司法解释却明确排除精神损害在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赔偿请求。
《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 有权要求停止侵害, 恢复名誉, 消除影响, 赔礼道歉, 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
民法明确规定精神损害可以得到赔偿。刑法与民法对精神损害赔偿截然不同的态度使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采用与否成了关注的焦点。
(二) 现实效果
在实践中, 民事诉讼中侵权损害引发的精神损害赔偿可达几十万人民币的数额, 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一般只有几千块, 形式意义大于实质补偿。这令人们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侵害更严重的犯罪行为对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反而比危害相对小的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低呢?原因就在于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从理论到实践存在诸多不妥之处。
三、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附带民事诉讼的不合理之处
(一) 在立法宗旨和法理意义上无必要性
刑法与民法的性质、调整范围和适用方式不同, 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附带民事诉讼会导致审判和执行的错位。
刑法是公法, 民法是私法。对于犯罪行为, 法律侧重从国家的角度对犯罪损害的国家利益进行救济, 因为这种社会危害性较大的违法行为对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的影响远大于对被害人的人身财产侵害, 因此要以公权力对行为人加以惩罚。在这个意义上, 犯罪对被害人造成的物质和精神损害可以理解为犯罪侵犯公利益之外又侵犯了私权利, 是一种加重情节, 那么与此相对应的附带民事诉讼赔偿, 应该视为对加重情节附加的额外惩罚, 只是这种惩罚所得最终用于补偿被害人损失。民法则调整平等主体间的关系, 尤其是侵权纠纷, 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都直接产生于侵权行为, 且损害程度限于私人权利的侵犯, 不涉及社会危害, 因此以公平原则调整当事人之间的损害赔偿即可。为了尽量充分保护受害人的利益, 物质损失与精神损失均应考虑在赔偿范围之内。但是, 这种对被害人的同情不能过度蔓延到刑法领域, 因为刑法与民法调整的是不同领域的利益关系, 精神损害赔偿难以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找到合理的归宿。不能由于民法支持精神损害赔偿而刑法没有就指责刑法冷酷无情。要知道, 如果将每一种犯罪都当作情节严重的侵权行为来处理, 那么刑法维护社会秩序, 救济受损的国家利益的意义将不复存在。这就是在大多数刑事案件中为什么与被告人对簿公堂的是国家公诉机关而不是受害当事人的原因。
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和举证责任不同。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 而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只要达到优势证据即可。只有当刑事证据确实充分时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 以这个标准来要求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显然不合理;另一方面, 如果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 但事实上存在侵权损害, 那么被害人也无法获得附带民事诉讼的精神损害赔偿。譻) 从这一点上, 附带民事诉讼的精神损害赔偿无法与刑事诉讼程序很好地衔接起来, 不利于保护当事人利益。在举证责任上, 民事诉讼的举证责任要视具体行为而定, 可能存在举证责任倒置, 举证不力的一方要承担败诉后果。而在我国刑事诉讼的举证责任在于公诉人一方, 公诉方败诉的情况极少。如果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引入精神损害赔偿无异于强制对被告人施加民事义务, 违背了民法平等协商的精神。
(二) 在现实情况中无合理性
1. 金钱无法治愈被害人的精神创伤
犯罪行为造成的精神损害包括社会上对被害人的不利评价, 名誉下降;犯罪行为使被害人产生恐惧、悲伤、怨恨、绝望、羞辱等精神痛苦, 以及使被害人神经受到损伤;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间接物质损失的不良后果, 如被害人遭受精神损害后影响其正常的工作、生活等情况, 减少其正常的经济收益等。譼) 可见, 这些精神损害是完全独立于物质之外的损伤, 是金钱无法弥补的。一方面, 精神损害无法根本消除。比如, 被害人遭遇持枪抢劫后, 产生的恐惧感并不会因为行为人的物质赔偿而消除。另一方面, 犯罪行为造成的精神损害影响程度深, 持久存在。比如, 性侵犯的被害人可能终生受羞辱感的折磨, 除了减少工作经营收益外, 这种精神损害会对被害人的身体健康、生活质量、舆论环境等方方面面都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这些都是金钱无法治愈的。
2. 惩罚过度不利于犯罪矫治
根据罪行相适应原则, 刑法对被告人判处的刑罚已经达到与其行为危害程度相当, 如果在此基础上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就相当于给被告人附加额外的惩罚, 这与刑法基本原则背道而驰。不能因为被告人犯了罪就把他当做社会的背叛者, 施以没有限度的惩罚, 这是变相的“同态复仇”心理, 会影响司法的公正和法律的权威。况且, 在一般情况下, 大多数犯罪人都因经济窘迫才不择手段走上犯罪道路, 如果在若干年徒刑期满后, 仍要为赔偿被害人的精神损失而拮据生活, 这不仅不利于其回归社会, 甚至有可能使其再次犯罪, 为社会安定埋下隐患。
3. 加重被告人负担忽视了社会的责任
多数情况下人们从感性角度出发, 容易产生这样一种错误的认识:犯罪人给被害人造成了损害, 危害了社会, 承担这些损害的全部后果是被告人罪有应得。事实上,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 犯罪是社会进步的必修课, 犯罪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对社会有益。譽) 社会从中获益, 犯罪人为此埋单, 这是不公平的, 况且犯罪行为也是基于一定的社会根源产生的。即便是刑事诉讼中的被告人, 其合法权利也同样受到法律的保护。基于此, 被害人的损害是社会和被告人共同造成的, 社会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 且社会比被告人有更强大的赔偿能力。不要让对被告人的错误认识影响社会责任的合理分配。
(三) 在司法实践中无可操作性
1. 赔偿数额难以确定易导致滥诉
可以说, 任何一种犯罪行为由于其已具备社会危害性, 都会或多或少地给被害人造成精神损害, 如果放开闸门允许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 那么当事人都会过于积极地行使这一权利而不论其是否必要, 这就有可能出现滥诉的情形, 导致刑事司法秩序的混乱。譾) 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附带民事诉讼, 对于赔偿标准和数额的确定也是司法实践中的一大难题。精神损害不像物质损害那样有形, 可以以实际损失等标准来确定, 它的程度深浅很难通过某种技术方法进行科学测量, 更无法将其与一定的金钱数额进行等额替代。可见, 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比其他赔偿在司法实践中更加难以操作。
2. 加大法官负担不利于审判分工专业化
目前我国的法院都将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置于不同的审判庭进行审判, 这使刑事审判庭的法官对刑法相关制度比较熟悉, 而民法相关法律法规则不能熟练运用。如果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审理, 就要求刑事审判庭的法官同时对刑法、民法有较好的驾驭能力, 这就对法官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近年来刑事案件诉讼率逐年增长, 刑事法官在繁重的刑事审判压力下还要分出精力来处理附带的民事诉讼, 如此超负荷的审判任务很可能造成案件积压或审判错误, 得不偿失。同时, 将精神损害赔偿附带于刑事诉讼中审理, 不利于法院中各部门审判庭之间的业务分配, 不符合审判分工细化和专业化的发展趋势。譿)
3. 附带性降低了保护程度效果不力
由于此民事诉讼具有附带性, 犯罪引起的损害赔偿不可能作为刑事诉讼中的主要争议来解决, 因此对被害人损害的赔偿请求权保护很不充分, 精神损害赔偿又因缺乏法律依据而不被支持。可以想见, 即使支持这种请求, 其也会由于附带性而难以得到确实充分的实现。例如, 2004年的马加爵故意杀人案, 被告人马加爵连续三天在宿舍用铁锤将三名同学杀害, 后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马加爵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丧葬费、误工费、交通费、住宿费等20000元。在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物质损失尚且如此, 何谈在附带民事损诉讼中保护被害人的精神权利。
四、保护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精神权利的对策:
(一) 将精神损害赔偿从附带民事诉讼中独立出去
将精神损害赔偿从附带民事诉讼中独立出去, 这样既能使受害者在独立的民事诉讼中充分获得权利保护和损害赔偿, 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 也有利于法院审判工作的分工。独立的民事诉讼才是精神损害赔偿的真正归宿, 只有在独立的民事诉讼中, 被害人的精神损害才能真正得到合理的赔偿。由于刑法与民法调整的是不同范围的法律关系, 对于刑事案件中的损害, 尤其是精神损害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 彼此间没有冲突。
(二) 完善相关赔偿制度
犯罪是社会进步的代价。刑事诉讼被告人以自己的牺牲换来社会的进步, 受到国家的惩罚, 不应再由其承担对被害人的损害赔偿义务, 这个义务应由国家承担。讀) 对于国家赔偿被害人的精神损失, 可以设立刑事精神损害赔偿基金, 隶属司法部管理。其资金来源包括依裁判对犯罪者收缴的罚金或没收的财产以及社会捐助等。这种方式是有国家现行为犯罪者赔偿然后实施赔偿基金的运作方法, 可以有效保障被害人获得赔偿。
五、结语
在法律越来越重视人权保护的背景下, 进一步保障被害人的权利, 使其在犯罪中受损的精神权利得到救济本无可厚非。但结合我国目前的立法和司法现状, 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理论上不尽合理, 在事实上无必要, 在实践中难以操作, 在结果上被害人的精神权利并没有实际得到充分保护。因此, 不能盲目地将精神损害赔偿引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而要将精神损害赔偿从附带民事诉讼中独立出去, 作为独立的请求另行起诉, 而不是作为刑事诉讼中可有可无的附件来保护。同时, 完善国家的犯罪相关赔偿制度才能使被害人的权利得到更根本有效的救济。
摘要：对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否应接纳精神损害赔偿的争议, 笔者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的性质和特点出发, 在分析目前法律规制情况和现实效果的基础上提出, 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有诸多不妥之处, 主要表现在精神损害赔偿与刑事立法的本意和宗旨不相适应;现实中被害人难以从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中获得有效赔偿, 也给被告人增加了不必要的负担;在司法操作上赔偿标准难以确定, 不利于案件审理的分工和专业化发展。对此, 笔者建议将精神损害赔偿从附带民事诉讼中独立出来, 并完善国家相关赔偿制度, 以更好地保护被害人的权利。
关键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犯罪原因
参考文献
[1]肖衡, 张高彬.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的理论与实践[J].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10年11月第6期.
[2]林镜兰.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探讨[J].法制与社会, 2006年第8期.
[3]肖建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内在冲突与协调[J].法学研究, 2001年第6期.
[4]廖明, 廖丹.精神损害应当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年第6卷第4期.
[5]赵欣.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与精神损害赔偿[J].科技创新导报, 2007年第36期.
[6]孙思佳.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刍议[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8年4月第2期.
[7]许富仁.刑事精神损害赔偿初探[J].当代法学, 2002年第8期.
[8]谭永多, 易新华.试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J].人民司法, 1999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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