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证据规则的完善（通用8篇）
摘要：证据规则是证据规则是确认证据的范围和调整、约束证明行为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是证据法的集中体现。其功能在于确定证据的准入资格，即哪些证据被容许进入审判程序，以便证明案件中的待证事实。虽然,近年我国加大了对这方面的研究，同时也用司法解释等方式补充规定了一些证据规则，但这远远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因此，我们应该在充分考虑我国司法现状的基础上,借鉴国内外的司法经验,建立健全我国的刑事证据规则。
关键词：刑事证据规则独立立法、采信规则、刑讯逼供、证人出庭。
（加一段论文提要，300字左右）
近年来“亡者归来”的案子层出不穷，先是河南“赵作海案”，后是湖北“余祥林”案，接着是河北“聂树斌”案，再到后来内蒙的“呼格吉勒案”。这无不凸显了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证据规则立法的不足和滞后。
证据规则是确认证据的范围和调整、约束证明行为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是证据法的集中体现。根据我国法律刑事诉讼证据规则，是指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依照刑事诉讼法律统一和规范发现、收集、提取、分析、鉴别、采信和适用刑事诉讼行为的条件和标准。作为刑事诉讼灵魂的刑事证据规则在我国的整个法律体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功能在于确定证据的准入资格，即哪些证据被容许进入审判程序，以便证明案件中的待证事实。
一、我国证据规则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的证据规则的内容缺乏系统性、完整性，刑事证据立法不完善
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一共有225条，直接对证据的规定仅有8条，取证、举证、认证、质证等证据规则的适用几乎没有明确规定。再如，1998年5月14日公安部颁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51条规定：“公安机关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或者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但对于如何保证这些规定的实施等一系列措施没有规定，这就严重凸显出我国证据规则的严重不完整。
（二）刑事证据规则缺乏可操作性
例如《刑讼法》、《解释》、《规则》、《规定》均规定严禁用威胁引诱等方法收集证据,但对应当用什么方法收集证据却未作具体规定。此外,实体性规则对如何收集物证等其他证据也未作规定。二是实施性规则的规定不完整。首先，强制性证据收集行为缺少法律控制。依目前的规定，强制性证据收集行为如搜查、扣押、对人身和邮件的检查等都由追诉机关自行决定,没有相应法律约束。其次,搜查、扣押、检查等行为的限制性适用条件极少，如搜查、检查的时间、地点、范围等在法律中基本上没有明确规定。再次,技术侦查措施的非法制化。再如依据《国家安全法》和《人民警察法》规定，侦查机关可以采用技术侦查措施。但目前这种运用基本上是侦查机关自行决定，秘密进行。法律对哪些属于技术侦查措施、如何采用、如何进行规范等问题,没有相应规定。
（三）我国一直存在“重权力、轻权利”、“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
例如程序法定原则是指国家刑事司法机关及其追究犯罪、惩罚犯罪的程序，都只能由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即刑事诉讼法加以规定。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赋予的职权，司法机关不得 1
行使；司法机关也不得违背刑事诉讼法所明确设定的程序性规则而任意决定诉讼的进程。但公、检、法对刑事证据收集规则作出的带有程序立法性质的司法解释明显地违背了这一原则。
（四）证人证言证据方面存在诸多问题
1、靠证人证言定案。许多刑事案件，特别是职务犯罪案件，在证据的收集和运用上，并没有从经济活动的流程和各个环节上去寻找物证、书证，而是把功夫下在证人上，为了使证人证言同口供相互印证，取得供证一致的效果，采用一切手段逼供、诱供，甚至骗供，有了当事人的承认，再找两个证人加以印证,就对犯罪事实予以认定。更为危险的是，在市场经济下的各种证人，受利益的驱动，受各种各样人际关系的支配，证人一会儿一个面孔，一会儿一个说法，对刑事诉讼造成一定的干扰。从当前上访、告状、申诉的案件看，多数都是由于证人证言发生了变化，导致原判的根据和基础不稳，形成了反复缠诉的局面。
2、证人出庭作证率低。刑事诉讼法对证人作证义务的规定只有寥寥几字，一些口号性的规定无法保证公民能够履行自己的法律义务，而且没有保障性的辅助性法律规定,致使了证人出庭作证规则名存实亡够。
3、口供主义盛行。在办案程序上，先抓人后取证，在证据的收集上，先拿下口供再去收集其他证据，为了拿口供，不择手段地逼、诱、骗，刑讯成风。正是由于这种口供的来源非法，所以翻供率居高不下，司法机关对翻供不注意求证，硬着头皮下判，造成申诉、告状频繁，上访盛行，以致社会不得安宁。
4、对证人资格的规定不明确，不科学。对司法鉴定的主体、程序、规则、鉴定结论规范性均无明确法律规定。
（五）刑事证据规则不健全
1、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传闻证据规则存在不足。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在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中，只排除了刑讯逼供取得的口供的采信可能，但对通过刑讯逼供取得的物证和书证还是持肯定态度的。
2、配套制度的不足。如刑事案件的侦查阶段，没有明确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相反却规定犯罪嫌疑人必须如实供述。而且我们对于律师在场权没有给予充分的法律保障，这种权利即使受到侵犯和限制，有关当事方也很难寻求法律救济。这些方面的不足都给调查取证人员非法取证创造了便利条件，而犯罪嫌疑人遭受非法取证后往往很难对此予以举证证明。
3、对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的采信问题。如公安机关在调查某一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案件时，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刑讯逼供，使得犯罪嫌疑人供出了故意伤害他人的工具及尸体的去向等客观事实，经公安机关调查，情况和犯罪嫌疑人供述一致，此类证据能否作为定案的依据，法律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既有采信此类证据,也有不采信此类证据的，直接影响司法公正的现象。
二、存在以上问题的原因
1、由于封建式的审判制度特别是“严刑逼供”的“合法化”和“口供时证据之王”的观念使得现在证据收集部门为了证言而大肆严刑逼供。
2、我国的诉讼模式是在继承中华法律传统的基础上，吸取大陆法系的有益成分而建立起来的，这就使的我国的司法活动带有严重的职权主义色彩，审判成为继侦查和起诉后又一道追究犯罪、实现刑罚的工序。证据的采纳、提出、判断和运用基本上由法官决定，只要是查证属实的证据材料，就可以作为定案证据。实行的是以审理者自由判断为主，以证据规则为辅的证据制度。
3、我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使得刑事诉讼目的只是为了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被侵害的公民的利益，而不考虑对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的权利的保护。
4、客观真实与证据规则价值取向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司法界，法官为了追求客观真实的理念可以对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不严格排除。
5、侦查阶段收集的证据几乎都可以在法庭上使用，侦查所得结论几乎不会被推翻。
6、控、辩双方不享有平等的诉讼权利，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往往被当成诉讼的客体，被要求甚至逼迫如实供述罪行。
7、立法经验缺乏，只规定了一些口号性原则性的东西，缺少保障性规定。
三、证据规则的完善
（一）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独立立法，成为独立的法典
在法典中要明确：
1、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自白任意性规则、不被自证其罪规则、口供补强规则、意见规则等；
2、确立法典的价值判断标准；如安全与自由、司法公正与控辩平衡等。
3、明确建立刑事证据规则的目的是为保障正当程序,最终促进司法公正。因为，长期以来，刑事诉讼仅被当作与犯罪分子作斗争的手段,刑事诉讼中偏重实体正义,而忽略程序正义。
4、树立罪行法定原则、定罪量刑审判归一原则、证据规则统一适用原则，规范公检法的行为，在刑事诉讼证据规则未正式纳入刑事诉讼法典之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出台关于适用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统一规定，以减少和缩小相互之间在适用刑事诉讼证据规则所产生的差异;更重要的还在于确保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保障刑事诉讼的健康顺利进行。
（二）完善刑事证据的采信规则
1、明确禁止行为：“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侵犯公民人身的方式收集证据。”
2、明确非法证据排除的一般规定“采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形式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不得作为证据使用；以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方式直接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证据等应有其他证据（非法获取的言辞证据除外）佐证，方予采纳；非法获取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证据等能直接证明案件事实的，应予采纳；不能直接证明案件事实的，不予采纳。
3、明确排除规则的例外。例如下列有疑问的证据可以采纳：
a)取证时善意疏忽，缺少某种具体手续或因特殊情况未履行某种法律手续而不涉及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经有关机关进行程序补救的，但在案卷中要对此进行记录。
b)经批准后，以诱惑侦查形式取得证据的，未经批准擅自实施所谓诱惑侦查的，其行为一律视为非法，所取得的证据材料也不具有合法性，不能作为证据采信。
c)自然人秘密获取的证据材料，经鉴定未经改动的；因为1）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的斗争，辩方与控方的对抗，双方的地位都是不平等的。如果被害人、证人基于抗制犯罪的原因而秘密获取相关证据资料，或者犯罪嫌疑人或其近亲属等为抗衡控方而秘密获取有关证据资料，这种秘密获取的行为都是为了弥补双方力量的失衡，从公平正义的角度而言，这种秘密获取的行为并未有违刑事诉讼的基本要义，其行为有助于还原案件事实。2）自然人秘密取得证据材料只是一种侦查线索或者抗辩线索的来源。其秘密取得的证据资料，也可以经合法的证据提供主体的采集而获得合法的证据资格。
d)对公民人身权利侵害显著轻微,将其排除不利于惩罚罪犯,维护社会秩序的;
e)虽以侵害被告人合法权益的手段获得的证据,但被告人申请采用的。
f)其他未经合法程序采集的证据，将其排除不利于维护国家安全、社会重大利益的，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后，可以作为证据采纳。”
（三）解决证人出庭作证难问题
1、刑事证据立法上确立传闻证据排除规则即凡是听别人陈述或转述别人所感受的证言，或者以书面代替言词的，在法庭上不能作为证据采用。
2、明确规定采信书面证言的例外情形：
（1）证人死亡、患重病、去向不明、旅居海外或路途遥远的不能出庭作证时,无法找到与其原始证言有同等证明价值的证据材料代替，不得不使用该书面证言或由听到这些证言的人提出证词的；
（2）证人是未成年人，出庭作证后可能影响其身心健康的；
（3）证人所提供的证言非本案的主要证据，只对定罪、量刑起次要作用的。
（4）在庭审前证据交换中，对方对证人证言不提出任何异议的，控辩双方可以不要求传唤本方证人直接出庭作证。以上证言经庭审中出示宣读、查核实后，人民法院可以予以采信。
（5）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认可证言所证实的事实，其证人可以不出庭。
3、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证人的经济补偿权。确立证人的经济补偿权，弥补证人因出庭所需的误工补助、交通、食宿等开支;而且在经济补偿以外，对于为查获案件有突出贡献的证人应给予一定的奖金；
4、刑事诉讼法中要进一步完善证人及其近亲属的人身保护制度，为证人自愿出庭作证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免除其后顾之忧。
5、制定出证人必须出庭的情形。例如重大案件的关键证人必须传唤到庭，被告人陈述反复、证据有疑点、证言或鉴定结论存在异议等情节，其关键的证人、鉴定人员必须出庭作证。
6、规定证人拒绝作证的制裁条款，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对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作证，妨害诉讼活动顺利进行的，予以拘留或罚款的强制措施;情节特别严重的，予以刑罚处罚。
（四）有效解决刑讯逼供问题
1、加强对监所检察监督的力度。未经审判在押的人员，有权通过监所检察室提出身体检查的申请；人民检察院对侦查机关提审嫌疑人的时限予以监督；侦查人员提审后回押犯罪嫌疑人，监所检察人员应在场参与办理回押手续，就被提审人身体状况等情况进行询问。同时在向法院移交的文书中应包含被押人被押前后的体检报告。
2、弱化口供的证明力并采纳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规则，但同时采取鼓励支持被追究刑事责任人供述的措施，如规定其自愿供述的可以适当减轻、免除处罚，使其能够积极地进行供述和辩解，从而有利于查明案件的客观真实。
3、增加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制度。由侦查人员对其制作的讯问、询问笔录、勘验笔录等的制作情况作证，接受控、辩双方就证据制作的有关问题的质询。
4、明确赋予辩护律师及其他辩护人的会见权及与犯罪嫌疑人通信的权利。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律师有权要求在场。非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可以赋予律师对嫌疑人的秘密会见权(侦查人员派人监视会见活动，应在能看见但听不见的地方但对于干扰诉讼活动的行为，要严格制定惩治措施，从而使律师遵守职业道德。
5、明确规定收集有罪证据由控方负责。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是由控方承担的，那么控方必须收集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否则它的指控就不会成立。这就加强了控辩双方对抗的力度,强化了法庭审理中控方举证的责任。
6、赋予犯罪嫌疑人有限沉默权即沉默权先主要适用于侦查阶段。在审判阶段，被告人虽还享有沉默权，但如果公诉人认为被告人对某问题的回答关系到案情能否澄清、被告人又能加以说明时，经法官许可被告人必须如实回答。如果被告人坚持沉默，法官可根据案情作出对其不利的推定。
（五）积极解决我国司法机关异常强大的问题
1、赋予犯罪嫌疑人的亲属拒证权；即亲亲相为隐原则。其理论基础是儒家思想中对亲伦关系的尊重和保护因为在对犯罪的追诉过程中，不能不考虑其他的一些社会关系和秩序的特殊价值如婚姻家庭的稳定、律师职业的要求、宗教的影响、个人隐私权的保护以及国家利益的保护等，当对其他社会价值的保护大于追究某一特定犯罪者的刑事责任时，立法就不得不选择保护更为重要或更大的利益当然，拒绝作证可能损害更为重大的利益时，立法还可以设置一些例外性的规定。
2、确立和完善自白任意性规则；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必须证明证据非法，短时间内，限于我国立法、司法的实际状况，要被告人证明证据非法难度非常大；自白任意性规则规定有非任意性怀疑的自白也不具有可采性，这样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证明责任就轻了许多，相对更有利于保护被告人的权利。
3、加强完善陪审团制度。在陪审团制度之下，辩方与控方之间的对抗都偏向对陪审团的“争夺战”。他们凭借内心的良心通过掌握的一切信息作出自己的判断，所以双方都会对陪审员受到有瑕疵的证据影响有所忌惮，况且陪审员有自己的工作，不会在司法工作上花费过多时间这就更需要各种证据规则在保证审判员制度功能的同时促进审判效率。
4、事诉讼证据必须经过法庭审理合议的检验、必须通过控辩辩论的检验、必须经过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人对质确认的检验、必须经受得住时间和历史的检验。
（请加一段结束语）
总之，我国刑事证据制度明显存在着证据规则缺乏、内容粗糙、没有形成完整体系的缺陷。尽管我国司法部门在理论极界的推动下，以现在法律为基础，开始了创制证据规则的尝试，但从总体上，我国现有的关于证据规则的规定还远远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且最高检法的司法解释的合理性在学历和实践中有饱受质疑。因此，为建立一部科学的刑事证据规则法典，我们应在充分考虑我国的司法现状的基础上，选择性的借鉴国内外的立法经验，完善我国的刑事证据规则。
参考文献：
1、柴发邦：《诉讼法辞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7页
2、朱铭元：《纪检监察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刍议》，《人民检察》2006年第22期。
3、何家弘,龙宗智.证据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A].证据学论坛（第1卷）
关键词：刑事,证据规则
一、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的现状与缺陷
从我国现有证据规则来看,特别是随着新刑事法的修改,审判方式的转变,我国的仅有的几个刑事证据规则已经不能适应当前司法实践的需要,其主要存在以下缺陷:
(一)在证据规则的立法上看,我国缺少专门的证据法典,内容过于粗疏,缺乏系统性、完整性,散见于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使用意见中,这些证据规则有个共同特点,即“按需设法”,具有临时性,难以从整体上形成一整套系统的证据规则。并且,仓促的设立或修改相关法律,会导致证据规则之间交叉共存现象的发生。(1)
(二)从证据规则的内容上看,我国不但缺少一些基本证据规则的规定,对刑事规则规定很少,只有补强证据规则、最佳证据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有限的几个规则,仅有的几个规则自身也缺少完备性和可操作性。例如,在补强证据规则中仅规定了补强证据的各种类型,但是对于证据适格条件、以及证明大小等却没有做出任何规定。(2)
(三)从证据规则实践的角度来看,因为我国关于证据规则的立法不够全面和规范,运用过程中又缺乏法律依据,所以导致司法实践中面临各种困难。
由于立法缺乏规范和权威性,造成各部门对相关法律的理解存在差异,甚至因为部门利益影响到证据规则的应用,例如在庭审中被告人提出有刑讯逼供现象,此时的被告人作为一个弱势群体很难自身找到证据证实,各司法机关之间可能存在互相推诿的现象,常常是难以确定责任主体,同时影响了各机关之间的工作关系,并给司法机关的权威性带来损害。(3)
(四)从证据规则生存环境看,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相对匮乏,必然给构建系统、完整的刑事证据规则以巨大空间。
但其生存环境不容乐观,这与有立法权限的各机关利益有关,机关利益给所立之法烙上印记,使机关所立之法间未能保持一致性,甚至存在矛盾。此外,国家对证据规则改变带来的经济负担也出现一些力不从心的局面,如给予出庭证人餐补、交通补及误工补贴等难以保障,这导致证据规则难以最终实现。(4)
二、国外刑事证据规则
构建我国刑事证据规则必须借鉴外国的先进经验,国外许多证据规则经长期的实践具有很高的可操作性,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立足于本国实际情况予以借鉴。
(一)国外传闻证据规则的基本内涵(5)
所谓传闻证据,顾名思义是言辞证据,具体可以分成两种。第一种传闻证据,直接感知陈述,一般是案外人直观陈述本人所感知的案发过程,此类证据大多在侦查阶段已有收集并巩固。另一类传闻证据,主要是间接感知陈述,大多是作为辅助证据使用,该证据的提供方主要是转述直接感知者所感知并透漏出来的案件事实,该类证据由于证明力较低,大多是在庭审阶段作为补充的证据加以采集和补充。传闻证据法则一直反对声音较大,最主要的理由在于该证据的使用剥夺了控辩双方质证原始人证的权利,有违对抗制诉讼的格局和直接审理原则。裁判者在没有直接听取原始人证陈述的情形下,难以通过陈述的环境和条件、陈述的内容和陈述时的态度、表情、姿势等各方面情况对陈述的真实性进行审查,比较容易陷入误导和错误之中,最终导致误判。
(二)国外相关性规则的基本内涵
所谓相关性规则,显而易见,就是说刑事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必须要具备一定的关联性。相关性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是实质方面的关联,二是证明效力的关联。这表明,证据必须能够对案件中实质性的争议产生足够的证明效力,只有具备了这一点,才算具备相关性。相关性规则的确立,无异于将大量杂而无用的证据排除在外,对精简审判流程、规范证明效力、节约司法资源有较大的优势。(6)
(三)国外自白任意性规则的内涵
所谓,自白任意性规则,学术界又称为非任意自白排除规则。这是站在人道主义角度加强对刑事被告人的保护,该规则要求只有被告人在意志自由的情形下做出的言辞证据才具备证据效力,任何缺乏任意性或任意性遭质疑的口供都应当排除。自白任意性规则在反对刑讯逼供等方面具有较大的进步性。同时,在法治不断健全的现在,尤其是律师等辩护人制度日益规范的今天,自白任意性规则反对所有强迫取证或剥夺被告人有权权利获取的证据,是具有一定前瞻性的。如在讯问被追诉人时,被追诉人有权保持沉默,并有权申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此时如果以剥夺被追诉人的权利所获取的口供,该口供不具有证明力。当然,目前这一规则主要被英美法系采用,大陆法系虽严禁采取非法手段取证,但并不认可该规则。
(四)国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内涵
所谓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在刑事中,通过违法搜查、扣押的物证一律不得作为定罪量刑证据加以采用。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利于人权的保障和抑制违法侦查行为,从而达到一个程序正义的法律效果。但这大大增加了侦查成本,事实上,最早提出并采取该规则的美国,由于犯罪率长期居高不下和破案率常年低下,后来不得不放弃,继而增加“最终或必然发现的例外”和“善意例外”两个例外规定来弥补其不足。(7)
(五)国外意见规则的内涵
所谓意见规则,实践中称为意见排除规则。该规则的确立主要是对证明人证言进行限制。证明人只需回答他看到的,听到的,而猜测或推敲出来的意见一般应当排除。这体现的是证据的客观性。当然,也有例外。如专家证人意见。
(六)国外最佳证据规则的内涵
所谓最佳证据规则,主要是针对证据的证明效力而言。众所周知,一手原始证据所能反映和还原的事实始终比间接证据要强的多,原件的证明效力要优于复制品,在诉讼中如需此类材料内容作为证据时,应提交该类材料的原件。
三、完善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的设想
(一)强化关联性规则
我国刑事法规定,犯罪嫌疑人有权拒绝回答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法官在庭审过程中,也应制止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与案件无关的发问。这是关联性规则在司法工作中的体现。新时期要强化关联性规则,要求在侦查阶段、庭审阶段,除了一些必要的引导性问题,之外的一些与案件无关的问题应避免讯问,即有利提高效率,更重要的是保护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
(二)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所谓违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是指在刑事中应当排除那些通过非法搜查和扣押获取的物证的规则。(8)当前,我国对非法证据采用性持否定态度,就其价值取向上看,我国更侧重于程序正义。据统计,从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犯罪率总体上呈不断上升趋势,特别是青少年犯罪越来越多,在这严峻的形势下,我国立法价值取向应当注重程序、实体平衡兼顾,不可偏颇,易言之,在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可采取相对限制排除,对某些仅是取证手续不完备、程序不合法的证据,但案件事实清楚的案件,根据具体情况,为保障实体正义可酌情采用;而对一些采取刑讯逼供、威胁等手段所取得的证据,出于程序正义方面考虑,一般不予以采纳。
注释
1张宗显.浅谈我国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构建[EB/OL].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县法院网,2012-05-03.
2张宗显.浅谈我国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构建[EB/OL].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县法院网,2012-05-03.
3张宗显.浅谈我国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构建[EB/OL].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县法院网,2012-05-03.
4张宗显.浅谈我国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构建[EB/OL].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县法院网,2012-05-03.
5龙宗智,李玉花.论我国刑事的证据规则[J].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7(2).
6林顿.世纪审判[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6:99.
7张宗显.浅谈我国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构建[EB/OL].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县法院网,2012-05-03.
随着我国法律人才的培养，法律制度不断完善，目前已经具备讨论和实施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的社会背景。
一、刑事非法实物证据的定义
在刑事证据的具体内涵方面，分为言辞证据和实物证据。目前人们对于非法言辞证据均采取排除规则，然而对于非法实物证据的重视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非常大的差距，这和国情有很大关系，区分实物证据的非法与否，对于破案定罪有不利影响。我国在《刑事诉讼法》中没有提到非法实物证据的问题，不过这一问题值得引起足够重视，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是目前法学界和司法机构共同努力的方向。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2条第1款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第42条第2款规定了证据的表现形式，包括书证、物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和视听资料这七种形式。
根据证据的分类标准之一，证据可以分为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实物证据表现为物品、痕迹和以其内容具有证据价值的书面文件等，即以实物作为存在和表现形式的证据。实物证据包括物证、书证、勘验、检查笔录中的照片和录音录像及属于实物证据的视听资料。
关于刑事非法实物证据的定义，目前均为从获得实物证据手段和途径的“非法”角度来进行定义。就广义而言，是指“在刑事案件中取得的，在收集或提供证据的主体、收集或提供证据的程序、方法和手段、证据内容、证据的形式等方面不符合宪法和所有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刑事规范性法律文件规定以及基于上述不合法所获取的以实物为存在和表现形式的证据”。如《牛津法律辞典》有“非法获得的证据”词目，释义为:“通过某些非法手段而获得的证据”。中国《诉讼法大辞典》解释为:“不符合法定来源和形式的或者违反诉讼程序取得的证据资料”。
从狭义的角度来看，非法实物证据是指法定人员违法法定程序，用不正当的方法收集的证据和材料。如熊秋红同志认为:“非法证据是国家司法人员采用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以及非法搜查、扣押、窃听等非法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方法而获得的证据。”具体而言，可以这样表述：“非法实物证据”就是指公安、司法人员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违反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采取非法搜查、非法扣押、非法侵入公民住宅、非法辨认、非法羁押和非法通讯非法诱惑侦查等技术侦查手段取得的实物证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第43条也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
二、非法实物证据排除的价值
（一）有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
在法官没有对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进行宣判之前，他们都是无罪的，是应该受到法律保护，这是社会对人权的一种保障。当然，在犯罪特别猖獗的时代，自然是以控制犯罪为首要任务，不过在和平时期，控制犯罪则能够有效地保障人权。
在對案件进行侦查阶段，遏制执法人员对犯罪嫌疑人的非法手段，包括非法扣押、刑讯逼供等违法现象的发生，将有效保护刑事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这也是保护程序公正的重要内容。
（二）达到维护法治的最终目的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建设法治社会已经成为重要的意识形态，政府树立依法办事、依法治国的形象和良好的法律环境，已经是建设法治社会的重要途径。
通过建立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规则，其真实的意义在于用审判权抑制侦察权力，促使其走上法律轨道，达到维护法治的目的。
（三）对政府执法人员的违法行为起到威慑作用
目前国外对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主要对象是排除警察、司法执行人员的违法行为，以及个别执法人员的违法行为。通过确立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规则，可以对政府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起到震慑作用，令其关注执法过程的细节，从而达到人们期望的执法水平。
三、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09条至118条对搜查、扣押实物证据的具体程序作出规了规定。按照这些规定，侦查人员进行搜查时，必须向被搜查人出示搜查证；搜查时应当有被搜查人或其他见证人在场，搜查妇女身体应当由女工作人员进行；搜查、扣押要制作搜查笔录和扣押清单；不得扣押与案件无关的物品、文件；扣押犯罪嫌疑人的邮件、电报的应当经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批准。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秘密侦查手段的操作没有作出明确的程序性的规定，只有刑事诉讼法第116条对扣押电报、邮件的侦查行为要求经公安人员或人民检察院批准，没有提到是否可以采用秘密窃听与录相所获得的证据。司法部门以司法解释的方式作了一些规定，一般未经本人同意录取的音像资料不能作为直接证据，但实践中常采用转换方式，从而使其具有证据效力。司法实践中，秘密侦查方式还是存在，但常常是通过秘密侦查获得的线索，顺其线索取得其他物证、书证等方式提出证据，而不直接提出秘密窃听、秘密录相作为指控的证据。
我国立法对收集证据的程序、方法作了限制性的规定。但是，对非法实物证据在程序上的效力没有全面、明确的规定。公检法三机关对此问题的司法解释也不尽相同。立法上的不足，公、检、法三机关规定的不统一势必导致司法实践中的混乱。
目前，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的种类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种是对场所、物品等所采取的违法手段得到的证据；第二种通过对人身所采取的非法手段得到的赃物等；第三种是前面两种之外的非法实物证据。
所谓对场所、物品采取的违法手段得到的证据，是指公安机关及执法人员在未取得合法手续的情况下，非法进入住宅、场所，取得的赃物、资料、工具、痕迹、视听资料等相关证据。
所谓对人身采取非法手段得到的证据，是指公安机关未出示逮捕证等证件，而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扣留、拘留等手段，得到相应的证据。
还有一类就是“毒树之果”（也就是通过非法证据取得的其他衍生证据），即公安、司法人员在司法实践中，通过非法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取得的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笔录等言辞证据，以及通过非法羁押，非法辨认等非法程序取得的涉案赃物、工具、痕迹、视听资料等实物证据为线索，进一步收集的其他言辞证据和实物证据。
三、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完善措施建议
目前，我国有有“两高”各自制定司法解释来排除非法证据的做法，但也只仅仅关于言辞证据的，在实物证据方面则没有提及。因此，应该修改《刑事诉讼法》，收入相关的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
当然，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不能一味执行“一律排除”的说法，这是对犯罪行为的一种放纵，而是要理性分析，采取“原则加例外”的方法，也就是说对于非法实物证据原则上予以排除，而对于一些重大的，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并且这些实物证据又是缺一不可的情况下，可以把权利交给法官来予以处理。
当然，由于传统法治文化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异，我国司法不能照搬别国的经验，而是要在吸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具体国情，创设一套相适应的理论和实施方法。相信，在法学界和司法领域人士的共同努力下，我国法制体系将更加完善与人性化，人权水平也将得到更大程度的提高。
参考文献：
[1]熊秋红.英国刑事诉讼中对非法证据获得的证据处理之评析[J].档案馆学报,1997（2）.
[2]李学宽.论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J].政法论坛,1995 （3）.
[3]罗斌.美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N].人民法院报,2004（04）.
１１５
美国联邦证据规则
第一章 一般规定
第 １０１条 适用范围
本规则根据第 １１０１条规定的范围和例外，适用于在联邦 法院、联邦破产法院和联邦治安法院进行的诉讼。
（根据 １９８７年 ３月 ２日的修改，同年 １０月 １日生效；
１９８８年 ４月 ２５日的修改，同年 １１月 １日生效）
第 １０２条 目的和结构
本规则将用以保证公正施行，消除不合理的耗费和延误，促进证据法的发展壮大，以实现确定事实真相，公正处理诉 讼。
第 １０３条 关于证据的裁定
（ａ）错误裁定的后果
除非影响到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和具有下列情况，否则错 误可以不作为采纳或排除证据的依据：
（１）异议 对于一项采纳证据的裁定，适时提出要求撤 消的异议，或申请记录在案并阐明异议的具体理由，如果该 理由未能从上下文中显露出来；或者
（２）提供证明 对于一项排除证据的裁定，可以提供该 证据的要旨使法庭了解或者使其从所提问题的内容中显露出 来。
（ｂ）关于提供证据和裁定的记录
法庭可以增加任何与表明证据特征、证据被提供的方式、提出的异议和相关的裁定有关的其他的或进一步的证词，可 以指示用提问和回答的方式来提供。
（ｃ）陪审团审理
在陪审团审理的情况下，法官将指导诉讼，以防止不能 采纳的证据通过各种手段，如作出陈述、提供证明或进行提 问等，对陪审团产生影响。
（ｄ）显见错误
本规则不妨碍对涉及实体权利的显见错误提请注意，虽 然这些显见错误未引起法庭注意。
第 １０４条 初步询问
（ａ）关于可采性的一般询问
关于证人资格、存在（拒绝作证的）特权或证据可采性 的初步询问将由法庭决定，适用下述（ｂ）款的规定。除涉及
特权的问题外，法庭作出决定时不受证据规则的限制。
（ｂ）以事实为条件的相关性
当证据的相关性依赖于满足一定的事实条件时，在介绍 足以确定具备该事实条件的证据后，法庭应采纳该证据。
（ｃ）陪审团审理
在所有案件中，有关（被告人）自白的可采性的审理将 避开陪审团。审理其他初步事项时，出于公正利益的考虑，或 者当被告人作证时提出这样的请求，也可以避开陪审团。
（ｄ）被告人作证
当被告人对初步事项作证时，与案件中其他争议不同，不 适用交叉询问。
（ｅ）重要性和可信性
本规则不限制当事人在陪审团面前介绍与重要性或可信 性相关的证据的权利。
（根据 １９８７年 ３月２日的修改，１９８７年 １０月 １日生效）
第 １０５条 有限的可采性
如果证据对于一方当事人或出于一种目的可以采纳，而 对于他方当事人或出于另一种目的不能采纳，当这种证据被 采纳时，法庭根据请求，应将该证据限制在适当的范围，并 相应对陪审团作出指示。
第 １０６条 书面或录音证词的剩余部分或相关部分
当一份书面证词或录音证词，或其中一部分由一方当事 人出示时，他方当事人可以请求同时出示该书面证词或录音 证词的剩余部分，或者任何其他出于公正立场应予考虑同时 出示的书面证词或录音证词。
（根据 １９８７年 ３月２日的修改，１９８７年 １０月 １日生效）
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和证据规则
１２１
第四章 相关性及其限制
第４０１条
“相关证据”的定义
“相关证据”指证据具有某种倾向，使决定某项在诉讼中 待确认的争议事实的存在比没有该项证据时更有可能或更无 可能。
第４０２条 相关证据一般可以采纳；无相关性的证据不 能采纳
所有具有相关性的证据均可采纳，但美国宪法、国会立 法、本证据规则以及联邦最高法院根据立法授权确立的其他 规则另有规定的除外。没有相关性的证据不能采纳。
第４０３条 因偏见、混淆或浪费时间而排除相关证据
证据虽然具有相关性，但可能导致不公正的偏见、混淆 争议或误导陪审团的危险大于该证据可能具有的价值时，或 者考虑到过分拖延、浪费时间或无需出示重复证据时，也可 以不采纳。
第４０４条 品格证据不能采纳来证明行为；例外；其他 犯罪
（ａ）品格证据的一般规定
有关某人品格或品格特征的证据，不能用以证明该人在 某特定场合的行为与其品格或品格特征相一致。下列情况除 外：
（１）被告人的品格 由被告人提供的证明其有关品格特 征的证据，或者由起诉方提供反驳被告人品格的证据；
（２）被害人的品格 由被告人提供的关于被害人品格的 证据，或者由起诉方提供来反驳被告人所举关于被害人品格 的证据，或者在杀人案件中起诉方为反驳证明被害人先动手 的证据而提供的证明被害人一贯性格平和的证据；
（３）证人的品格 关于证人品格的证据，适用第 ６０７、６０８ 和 ６０９条的规定。
（ｂ）其他犯罪、错误或行为
关于其他犯罪、错误或行为的证据不能用来证明某人的 品格以说明其行为的一贯性。但是，如果出于其他目的，如 证明动机、机会、意图、预备、计划、知识、身份，或缺乏
过失，或意外事件等，可以采纳。
（根据 １９８７年 ３月 ２日的修改，同年 １０月 １日生效）
第４０５条 证明品格的方法
（ａ）名声或评价
在所有允许采纳有关某人品格证据的案件中，由提供关 于名声的证言或者以评价方式作出的证言来进行证明。在交 叉询问中，允许对相关的特定行为实例进行质询。
（ｂ）特定行为实例
当关于某人的品格或一贯品行成为一项指控、主张或辩 护中至关重要部分时，可以举出该人的特定行为实例加以证 明。
（根据 １９８７年 ３月２日的修改，１９８７年 １０月 １日生效）
１３６
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和证据规则
第七章 意见证据和专家证词
第 ７０１条 一般证人的意见证词
如果证人不属于专家，则他以意见或推理形式作出证词 仅限于以下情况：（ａ）合理建立在证人的感觉之上；和（ｂ）
对清楚理解该证人的证词或确定争议中的事实有益。
（根据 １９８７年 ３月２日的修改，１９８７年 １０月 １日生效）
第 ７０２条 专家证词
如果科学、技术或其他专业知识将有助于事实审判者理 解证据或确定争议事实，凭其知识、技能、经验、训练或教 育够格为专家的证人可以用意见或其他方式作证。
第 ７０３条 专家意见证词的基础
在特定案件中，专家意见或推理所基于的事实或数据可 以是专家听证时或听证前感觉或获悉的。如果专家对待证问 题形成意见或推理所依据的是在特定领域可合理作为根据的 事实或数据，这些事实和数据不必要作为证据采纳。
（根据 １９８７年 ３月２日的修改，１９８７年 １０月 １日生效）
第 ７０４条 关于最终争议的意见
（ａ）除本条（ｂ）款规定的以外，其他可采纳的意见或推理证据不能因其涉及有待事实裁判者决定的最终争议而受到 异议。
（ｂ）在刑事案件中，关于被告人精神状态或境况的专家证人证词不能对该被告是否具有属于被指控的犯罪构成要素 或相关辩护要素的精神状态或境况表态，此类最终争议应由 事实裁判者独立决定。
（根据 １９８４年 １０月 １２日的修改，载公法 ９８—４７３，第二 章第 ４０６条）
第 ７０５条 公开专家意见所依据的事实和数据
专家可以意见或推理的方式作证并提供相关理由，除法 庭另有要求外，不需要事先公开该意见所依据的事实和数据。无论怎样，在交叉询问时可以要求作证专家公开其意见所依 据的事实和数据。
（根据 １９８７年 ３月２日的修改，１９８７年 １０月 １日生效）
第 ７０６条 法庭指定专家
（ａ）指定
法庭可以自行决定或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作出一项指令 以说明为什么不能指定专家证人的原因，也可以要求当事人 提名。法庭可以指定经当事人同意的任何专家证人，也可以 根据自己的选择指定专家证人。如专家证人本人不同意，则 法庭不能指定。被指定的专家证人要由法庭以书面形式通知 其作证的责任，通知副本由书记官归档或者在当事人有机会 参加的会议上出示。如果有什么发现或研究结果，被指定的 专家证人应告知当事人。该专家证人的证词，任何一方当事 人均可获得。法庭或任何一方当事人均可传唤该专家证人作 证。该专家证人将接受包括传唤其作证的当事人一方在内的 各方当事人交叉询问。
（ｂ）补偿
如此指定的专家证人有权在法庭允许的数额内获得补 偿。在刑事案件和根据宪法第五条修正案包含此类补偿的民 事诉讼中，补偿金在法律规定的款项中支付。在其他的民事
诉讼中，补偿金将由当事人根据法庭以与确定其他费用类似 的方式确定的比例和时间支付。
（ｃ）将指定公开
根据法庭的斟酌裁量，法应可以授权向陪审团公开由法 庭指定有关专家证人的事实。
（ｄ）当事人自己选择专家
本条规则不限制当事人根据自己的选择传唤专家证人。
（根据 １９８７年 ３月２日的修改，１９８７年 １０月 １日生效）
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和证据规则
１４９
第九章 鉴定和辨认
第 ９０１条 要求鉴定或辨认
（）一般规定
ａ
申请鉴定或辨认作为采纳的先决条件，需要举出足以认 定争议对象是申请人所主张的内容的证据。
（）说明
ｂ
以下所举各例属于符合本规则要求的鉴定或辨认，仅是 通过例证来加以说明，而非局限于此：
（１）具有知识的人的证明。关于某事物确如它被宣称的 那样的证词。
（２）对笔迹的非专家意见。关于笔迹真实性的非专家意 见，是基于对该笔迹的熟悉程度作出，而不是出于诉讼目的 的要求。
（３）由审判者或专家证人进行比较。由事实审判者或专 家证人所作的与业经鉴定证实的样本的比较。
（４）与众不同的特征或类似品质。与环境相联系，在外 表、内容、物质、内在形式或其他方面具有与众不同的特征。
（５）声音辨认。或者通过亲耳聆听，或者通过机械或电 子设备传送或录音，基于曾在与讲话人有关的环境中听过其 声音而来对该声音进行辨认。
（６）声音通话。通过在电话公司指定的时间、指定的号 码对特定的个人或单位打电话的证据来辨认电话通话，如果：
（Ａ）在对人的情况下，情况（包括自我辨认）表明接电话的 人正是所寻呼的人；（Ｂ）在对单位的情况下，电话打到电位所在地，有关业务的谈话在通过电话合理地进行。
（７）公共记录或报告。有关法律授权的文字在公共机关 被记录或存挡或事实上被记录或存档的证据，或者所称各种 形式的公共记录、报告、陈述或数据汇编来自保管此类性质 资料的公共机关方面的证据。
（８）陈年文件或数据汇编。有关具有下列情况的各种形 式的文件或数据汇编方面的证据：
（Ａ）在可靠性不容置疑的条件下保存；
（Ｂ）存放在可靠的地点；
（Ｃ）至出示时已存放二十年以上。
（９）过程或系统。描述用来产生结果的过程或系统的证 据，或者表明有关过程或系统产生准确结果的证据。
（１０）法律或规则规定的方法。由国会立法或联邦最高法院根据立法授权确认的规则所规定的任何鉴定或辨认的方 法。
第 ９０２条 自我鉴定
下列情况不要求以关于鉴定的外来证据作为可采性的先 决条件：
（１）国内盖有印章的公文。盖有声称来自美国或任何州、地区、领地、联邦、或所占岛屿、或巴拿马运河区、或太平洋群岛托管区，或者上述地区中政治组织、部门、官员或机 构印章的文件，文件上的签名称作一种证明或生效。（２）国内未盖印章的公文。声称由前款所列举的单位的 官员或雇员以官方身份签字的文件，未盖印章，如果该签字 官员或雇员所在的地区或政治机构中有印章并有官职的官员 盖章证明该签字人具有官方资格而且其签字是真实的。
（３）外国公文。声称由外国法律授权的人以官方身份签 发或证明的文件，并且伴有对该签发人或证明人的签字和官 方身份真实性的最终认证，或伴有对任何外国官员（其签字 和官方身份的确认与该文件的履行和证实相关或者其处在证 明与履行或证实相关的签字和官方身份真实性的环节中）的 签字和官方身份真实性的最终认证。这种最终认证可以由大 使馆或公使馆的秘书、总领事、领事、副领事，或美国领事 机构，或外国委派或任命驻美国的外交或领事官员作出。如 果向所有当事人提供合理的机会调查这些官方文件的真实性 和准确性，法庭出于已表明的适当缘由，可以命令推定这些 文件真实而不需最终认证，或者在缺乏最终认证的情况下经 过简易的证实程序而允许将这些文件作为证据。
（４）经证实的公共记录的副本。官方记录、报告或其中 相关内容的副本，或者经法律授权作记录或汇编的文件的副 本，或者实际在公共机构记录或汇编的文件（包括各种数据 汇编）的副本，由保管人或法律授权的其他人员提供证明证 实其真实性，证明方式遵照本条规则第（１）、（２）或（３）项 的规定，或者遵照国会立法或联邦最高法院按照法律授权确 认的规则的规定。
（５）官方出版物。声称由公共机构发行的书刊、小册子 或其他出版物。
１５２
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和证据规则
（６）报纸和期刊。声称是报纸或期刊的印刷品。
（７）商品注册或类似标记。声称在营业过程中附加上以 说明所有权、控制、产地的注册、符号、标签或标记等。
（８）被承认的文件。附有承认证明的文件，这种承认证 明由公证员或其他法律授权的人以法律规定的方式作出。
（９）商业票据和相关文件。商业票据、签名和与一般商 法规定的范围相关的文件。
（１０）根据国会立法推定。经国会立法宣布的签名、文件 或其他物品被推定真实或表面真实。
（根据 １９８７年 ３月２日的修改，１９８７年 １０月 １日生效；
１９８８年 ４月 ２５日的修改，１９８８年 １１月 １日生效）
第 ９０３条 不必要有补强证人证词
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
梁聪
在刑事诉讼中，刑事诉讼证据的种类及其收集、审查判断和运用规则是一个刑辩律师必须掌握的基本知识，本文对刑事诉讼证据种类及其收集、审查判断和运用规则进行解读，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
一、刑事证据的种类
刑事诉讼中的证据，是指以法律规定的形式表现出来，能够证明案件事实情况的材料。证据种类，是指根据事实内容的各种外部表现形式对证据所作的分类。证据种类实际上是证据在法律上的分类，是证据的法定种类。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的规定，证据包括：
（1）物证
物证是指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物品和痕迹。物证是以其外部特征、物品属性、存在状况起证明作用的，因此与其他证据相比，物证具有较强的客观性、稳定性。
（2）书证
书证是指以其记载的内容和反映的思想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书面材料或其他物质材料。书证的表现形式和制作方法多种多样，不限于“书写的文字材料”。书证属于实物证据范围，客观性较强。这里需要注意书证与物证的区别是“书证以内容证明案件事实，物证以物质属性和外观特征证明案件事实”。书证与物证的共同特点主要是都要有实物载体，属于实物证据。如果一个物体可以同时以上述两种方式发挥证明作用，它既是书证又是物证。（3）证人证言
证人证言是指证人就其了解的案件情况向公安司法机关所作的陈述。证人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以外的人，其陈述的是亲身感知的事实。证人证言往往会受到主观因素和客观条件的影响。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单位”不能作为证人。
（4）被害人的陈述
被害人陈述是指刑事被害人就其受害情况和其他与案件有关的情况向公安司法机关所作的陈述。被害人对犯罪有较多了解，但也容易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被害人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
（5）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有关案件的情况向侦查、检察和审判人员所作的陈述，通常称为口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可以全面、具体反映案件事实，但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案件的处理结果有直接的切身利害的关系，口供容易反复，时供时翻，这是口供比起其他证据所不同的又一个显著特点。
（6）鉴定意见
鉴定意见是指司法机关为了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指派或聘请具有这方面专门知识和技能的人，进行鉴定后所作的书面意见。鉴定意见具有特定的书面形式，是鉴定人对专门性问题从科学、技术的角度提出的分析判断意见，内容仅限于案件涉及的相关科技技术问题。与证言等其它言辞证据相比，鉴定意见受主观因素影响较少。
（7）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
勘验等笔录是指办案人员对犯罪有关的场所、物品、尸体等进行勘查、检验后所作的笔录。勘验等笔录的表现形式可以包括文字、记载、绘制的图样、照片、复制的模型材料和录像等。勘验等笔录的主要作用是固定证据及其所表现的各种特征，对于发现、收集证据，确定侦查方向，鉴别其他证据有重要的作用。
（8）视听资料、电子数据
视听资料、电子数据是指以录音、录像、电子计算机或其他高科技设备所存储的信息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资料，一般产生于诉讼开始之前，犯罪实施过程之中。视听资料、电子数据形式多样，直观性强，客观存在，内容丰富；既有易于保存的一面，又有容易被损坏、覆盖、灭失的一面，更存在被伪造变造的可能性，同时对技术的要求比较高。
二、刑事证据的收集
刑事证据的收集是指侦查机关和律师为了证明特定的案件事实，依据法律规定的范围和程序，收集证据和证据材料的法律活动。收集证据是运用证据的前提，是分析研究案情的前提和先决条件，是判断、认定案件事实的基础。
收集证据的主体，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只有公安司法人员和律师才有权主动收集和调取刑事证据，其他任何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和公民个人，都无此权力。如果在特殊需要的情况下做了收集证据的工作，也必须经公安司法机关依照法定的诉讼程序审查核实以后，才能作为证据使用。需要注意的是，《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但该规定并不是指行政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收集证据。
收集证据有以下要求：（1）合法
《刑事诉讼法》第50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
（2）及时
收集证据是一项时间性很强的工作。公安司法机关在受理案件后，只有及时主动地调查收集证据，才能提高办案效率，保证办案质量。
（3）客观全面
客观性是指必须从案件的实际情况出发，尊重客观事实，要按照证据的本来面如实收集。全面性是指要全面调查、全面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内容。既要收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证据，又要收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免除其刑事责任的证据。
（4）深入细致
收集证据时候深入到案件的实际中去，深入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收集一切与案件有关的证据，详细查问，仔细发现和了解微小的迹象和可疑的线索。对于已经收集到的证据材料，必须通过法定的有效方法妥善保存，以保持证据真实性和证明力。
三、刑事证据的审查判断
刑事证据的审查判断，是指公安司法人员对于已经收集到的各种证据材料，进行分析研究，审查判断，鉴定真伪，以确定各个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并对整个案件事实作出合乎实际的结论。
刑事证据的审查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每个证据逐一进行审查核实。在确定单个证据客观真实的基础上，判断该证据的证明力。二是在对单个证据审查判断的基础上，对全案进行综合分析，比较研究，排除一切矛盾，找出内在联系，考察证据是否确实、充分，从而对案件事实作出结论。
刑事证据的审查应当包括以下三个步骤：
（1）单独审查。单独审查是对每个证据单独审查，单独判断该证据的来源、内容及其与案件事实的相关性、真实性。
（2）对比审查。对比审查是对案件中证明同一案件事实的两个或两个以上证据材料的比较和对照，审查其内容和反映的情况是否一致，能否合理地共同证明该案件事实。
（3）综合审查。综合审查是对案件中所有证据材料的综合分析和研究，看其内容和反映的情况是否协调一致，能否相互印证和吻合，能否确实充分地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
总体来说，对证据的审查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第一，证据的来源是否可靠； 第二，证据的具体内容是否真实；
第三，证据和案件事实有无必然的内在联系； 第四，不同证据之间的关系； 第五，证据是否充分。
四、刑事证据的运用
刑事证据的运用是指公安司法人员依据查证属实的证据来确定案件事实。根据《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和司法实践经验，刑事证据的运用应当注意以下几点：（1）重证据，轻口供。《刑事诉讼法》第53条明确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决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处罚；没有被告人供述，其他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处罚。
（2）一切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8条明确规定：各种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任何证据材料未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都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3）案件事实情节清楚，并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证据确实充分，在证据之间、证据与案情之间，排除了所有疑问与其他的可能性，应当依法作出认定的结论。经法庭审理后，对于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罪名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4）必须忠于事实真相。《刑事诉讼法》第5条规定：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人民检察院起诉书、人民法院判决书，必须忠于事实真相。故意隐瞒事实真相的应当追究责任。
刑事证据是刑事诉讼的灵魂，刑事证据问题是诉讼的核心问题，全部诉讼活动实际上都是围绕证据而展开，认识证据本身以及了解掌握证据收集、审查判断和运用对把控整个刑事诉讼活动起到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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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的好处
1、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2、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3、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4、我所学到的任何有价值的知识都是由自学中得来的。——达尔文
5、少壮不努力，老大徒悲伤。
6、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颜真卿
7、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8、读书要三到：心到、眼到、口到
9、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
10、一日无书，百事荒废。——陈寿
11、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2、一日不读口生，一日不写手生。
13、我扑在书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高尔基
14、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陆游
15、读一本好书，就如同和一个高尚的人在交谈——歌德
16、读一切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笛卡儿
17、学习永远不晚。——高尔基
18、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志而好学，如炳烛之光。——刘向
19、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殆。——孔子
一、前言
“徒法不足以自行”，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诉讼证据为首要前提，证据的采信与否，决定着被告人行为的法律事实，是否构成犯罪，此罪彼罪、罪轻罪重与之都存在着直接的关联性，司法机关据此科以相对应的刑罚。故此证据决定着被告人的定罪，刑典决定着被告人的量刑，仅仅只有刑事法律明文规定的罪名及刑罚，而无证据证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公诉机关无法提起诉讼，审判机关无法予以审理。所以，在刑事诉讼中，侦查机关、公诉机关、审判机关的主要工作是侦查、搜集证据、审查证据、通过采信证据确认犯罪事实。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据，是指以法律规定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和法律性三个特征。首先，证据的客观性。客观性是刑事诉讼证据的本质属性，其中包括三个方面内容：第一、刑事诉讼证据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第二、刑事诉讼证据是伴随着刑事案件的发生而出现的各种物品、物质痕迹和反映现象；第三，刑事诉讼证据是不依赖于司法人员的主观意志而独立存在的客观实在。其次，证据的关联性。是指任何刑事诉讼证据都必须是同刑事案件有客观联系，对案情有实际证明作用的事实。刑事诉讼证据的客观性体现的是客观实在的一面，而刑事诉讼证据的关联性体现是与案件联系的一面。最后，证据的法律性，刑事诉讼证据的法律性，是指任何刑事诉讼证据都必须是经过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依照法定程序加以收集并经查证属实的事实，证据的法律性必须具备三个要件：一刑事诉讼证据必须是依照法定程序和方法加以收集和认定。用非法的方法收集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二、证据必须是由法定人员收集或提供的；
三、刑事诉讼必须具备合法的证据形式。
刑事诉讼证据只要具备客观性及关联性，是否以忽视法律性，此为证据研究界争议最多的一个议题，主要观点有两种：肯定说和否定说。但就诉讼证据的本质而言，证据的法律性应当是肯定的：第一，诉讼证据的来源和表现形式合法是我国法律明文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和各种证据。”第二，诉讼证据是有特定概念、特定意义的，要受诉讼程序和证据法规范的制约。在诉讼程序以外不存在诉讼证据。诉讼证据的法律特征不是人为的，也不是可有可无的，是我国的证据法规范所要求和赋予的。没有法律性就没有诉讼证据。
二、外国刑事证据的概念及法律性
刑事证据的概念，无论在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法律都没有将此问题规定下来。但是，各国法学家对刑事证据的概念各有不同论调，争论较大。就英美法系而言，英国伦理学家和法学家边沁的观点是：“凡是使司法机关对诉讼案件中证明对象的真实性确信无疑的任何原因，都是证据。”此论为“原因说”。英国法学家泰勒的观点是：“凡是一切法律这方法，除辨论之外，用以证实或反驳司法调查中各项事实之真相者，谓之证据。”此论为“方法说”。就大陆法系而言，日本法学家松冈义正的观点是：“证据者，举证和证据调查之结果也。”此论为“结果说”。“原因说”所指证据，只是是的一部分，具有片面性；“方法说”所指的证据，不是刑事证据，而是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手段；“结果说”所说的证据，是把司法人员举证和审查判断证据之后的证明结果认为是证据。该说只强调法官内心确信的主观性，而忽视了证据的客观性，不仅如此，此“三说”从根本上忽视了刑事证据的法律性。前苏联刑事诉讼法第一遍〈通则〉第五章第69条给证据下的定义是：“调查机关、侦查员和法院依照法定程序据以判明危害社会行为是否存在和实施，即证明犯罪
事件是否发生的事实，又包括行为人是否有罪的事实材料，还包括对于正确解决案件有意义的其他情况。在司法实践中，例如被告人自首、立功，被告人是未成年人等涉及量刑情节。故此，该条款比较全面、科学，与我国刑事诉讼法相接近，不仅明确了刑事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更为主要的肯定了证据的法律性。
英美法系国家刑事证据的法律性。
以上论述并不是说英美法系国家的刑事证据没有法律性，对于证据有无法律性的问题，各国法律有不同的规定。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学界把刑事证据的法律性称为“可采性”，也有的称“容许采纳性”，即凡是符合客观存在的，与案件事实有联系的，符合法律规定的事实，才能被采纳为证据。“可采性”论点强化突出了刑事证据的法律性，即便某种事实既是客观存在，又与案件事实有联系，但不符合法律规定，即无可采性，该事实就不能被采纳为证据。如侦查机关通过诱供、逼供所取得的材料，就不能被采纳。为保证刑事证据的法律性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律规定了三著名法则：
1、传闻法则。传闻法则是指法律规定法庭对传闻证据一般不采用的原则。传闻证据形同我国的传来证据，是证人从别人媾得知情况后所作的陈述，或者以书面代替言词证人不到庭，只提供书面的证言。传闻证据一般不被法庭采纳，但法律准许有若干例外，如英国法律规定的自认，死者对家属的陈述等级种情况；
2、最佳证据法则，又称“最优证据法则”、“主要证据法则”。是指采用最可靠最真实的证据的规则。该法则规定，在有书证原本和副本情况下，有举证责任方必须先提交书证原本。法庭采证时，只采纳书证原本，而不采纳书证副本；
3、除外法则。除外法则是指法律规定不能把用非法手段收集的口供、物品等采纳为证据的规则。
除了上述三条法则以外，在英美法系国家还有防止法则。防止法则，是指为保证刑事证据的可靠性，法律规定证人作证要宣誓，以此作为保证。数量法则，是指某些证据必须和其他证据相结合而提出来，方认为有证据价值，被法庭所采纳。
大陆法系国家刑事证据的法律性。
大陆法系国家对刑事证据的法律性同样重视，例如，对证人、鉴定人的资格、收集证据的方法、证据形式等均有明确的规定，但不衽传闻法则，对传离证据经过法官自由判断后，只要确认它能证明案件真实情况，就予以采信。最佳证据法则和除外法则，大陆法系国家法律未作规定，日本实行大陆制相混合而以大陆制
为主的证据制度，所以，传闻法则也不被采纳。
作为大陆法系国家的代表前苏联，针对刑事证据的法律性称之为许可性，许可性就是法律允许彩，根据〈苏俄刑事诉讼法典〉第69条规定，证据许可性的法律要求，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证据必须是依照法定程序收集到的与案件事实有联系的事实；第二，证据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形式例举为：证人的陈述、受害人的陈述、嫌疑人的陈述、刑事被告人的陈述、鉴定人的意见、各种物证、侦查笔录和审判笔录、文件。
三、我国证据制度演变中的法律性
刑事证据制度是社会法律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存在、发展和变化是由一定社会制度的存在、发展、变化所决定的。因此，在不同的阶级社会里，就有不同的刑事诉讼证据制度。原始社会里“没有军队、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法庭、诉讼的出现而出现。在历史上存在过奴隶社会的“神示”证据制度、封建社会的“形式”证据制度以及近代的“内心确信”证据制度，几类证据制度虽存在着社会局限性及不科学性，但从中也充分体现出一定的不完善的法律性。
夏“作禹刑”，商“作汤刑”，周时，周公制“礼”，吕侯制“吕刑”，进一步发展了奴隶制国家的法律，在这些法律中，都含盖着证据制度的内容。当时司法机关“听讼”、“决狱”，皆要求原、被告双方到庭陈述，并以他们的供词作为判决的主要依据。“两造具备、师听五辞，五辞简学，正于五刑。”即司法官吏审理案件，应当在双方到齐后，用察听五辞的方法，审查判断其陈述的真伪，并据以定罪判刑。除“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以外，还要求用其例子证据进行证明，〈周礼〉载：“凡民讼，以地比正之：地讼，以图正之。”“凡以财狱讼者，正之以傅别、质剂。”“凡属责者，以其地傅而听其辞。”即：凡民众之间发生诉讼，是非曲直，应以邻居来作证；凡因土地疆界涉讼，应以官府的地图证明；凡因财物涉讼，应以契约合同为证据来证明；凡因债务问题涉讼，应听取附近知情人的证言。不仅如此，在周朝，进行刑、民事诉讼，司法官吏要让当事人对神宣誓，“有狱讼者，则使盟诅“。在雏型的证据体系中，明确了证据的收集及采信的法律规定。封建王朝的诉讼程序，与奴隶社会相同，同样是刑事诉讼、民事诉讼不分。此时期的诉讼证据主要仍然为被告人的供述，所以有讯囚和刑讯的规定，并以此构成了封建王朝证据制度的主要内容，但是也形成了几项证据规则，如“断罪必取输服供词“，被告人不合拷讯时“据众证定罪”。明确规定证据效力和应据此定罪。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说，也是衽法定证据制度。<睡虎地秦墓竹简〉之《封诊式》明确了封建第一王朝审讯时就允许受审人有陈述和为自己辩解的权利，《讯狱》编载：“其辞已尽书而毋解，乃以诘者诘之，诘之有尽听书其解辞。”唐朝作为我国封建王朝顶盛时期，其法律制度也趋于完备。《永微律》及其注解《律疏》（统称《唐律疏议》），是我国完整保存的最早期的一部封建法典，涉及证据制度主要规定在《断狱律》中，其中以“据众证定罪”明确证人证言的取得方式及采信，具有显明的时代性的法定证据。综上所述，我国封建王朝的证据制度与与西方国家法定证据相比，既有类似之处，又有相应的区别，特别是对证据的审查判断，基本上是由司法官吏依据“五听”，自由决断，但从证据的法律性上来看，则有不少概括司法实践经验及反映诉讼规律的真知灼见，可供我们借鉴、汲取。
辛亥革命致封建时代结束，孙中山先生于1912年3月2日颁布〈大总统令内务、司法两部通饬所属禁止刑讯文〉明确宣告：“不论行政司法官署，及何种案件，一概不准刑讯。”此文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法律观，在我国证据制度的发展史上，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但因南京临时政府的夭折，该法令未发挥其重要作用。国民党成立南京国民政府后，开1928年制定颂及1935年至1945年修正公布施行的〈刑事诉讼法〉，仿效德国及日本的诉讼法典，其中推定的证据制度，与大陆法系的自由心证制度相同，同时，就法律上的众证制度及证据来源亦作出了明确规定。所以，中华民国的证据制度是一种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混合体，但旧法统中关于证据的法律性尚有一定的借鉴之处。
四、我国诉讼证据法律性的分析
从立法实际来看，目前我国尚没有刑事证据法典，刑事证据规则零碎地分布在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章为证据章节，这就从法律的角度充分说明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具有明确的法律性。
刑事证据无法律性观点的批驳。
就法学研究领域，对于刑事诉讼证据是否有法律性的议题，尚存在争议，有的以刑事证据具有诉讼性，有的认为刑事证据具有属实性，从而否认刑事证据的法律性。
首先，刑事证据的诉讼性观点是J：“法律性”在被用来表达证据的本质属性上，无法与“诉讼性”相比更准确、贴切。刑事证据的诉讼性和它的法律性是相关而又不相同的两个概念，两者之间存在着属种关系，就法律性而言，包括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而证据的法律性实际上仅指它的程序方面。所以，有必要用“诉讼性”去取代“法律性”。究其根本：
1、诉讼性是刑事证据形成的前提，刑事诉讼法
第42条第3款规定，证明案件的事实，只有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可见诉讼性是证据形成的前提条件，是在证据形成的同时就具备；
2、诉讼性是区别证据和证据材料，由于没有取得法律上的承认，对能否充当证据，只存在着可能性，两者不仅诉讼地位不同，而且就案件而言，还存在着本质的区别；
3、诉讼性是一切刑事证据的共同属性。在神示证据制度，法定证据制度和自由心证证据制度中，虽然对收集、运用证据的规定不同，但都只把符合诉讼法律规定的事实当作刑事证据采用。所以，刑事证据的诉讼性是一切刑事证据的共有属性。
其次，所谓刑事证据无法律性，其论调的基础为：
1、刑事证据是犯罪行为在外界造成的客观事实，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司法售货员收集到，是证据，收集不到，也是证据，前者是已知的证据，后者是未知的证据；
2、收集的“合法性”，是法律制定者对证据提出的要求，它不是刑事证据本身的客观性质：
3、从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七种证据来看如何取得才“合法”，则是法律的规定，不是刑事证据本身的性质。以上观点显然是不能成立的，第一、刑事证据的诉讼性是与刑事证据的法律性相融通，因为它们所包括的内容基本相同。但是，诉讼性比不上法律性更能表明证据的属性，所以用法律性比用诉讼性更明确、具体和富有特性；
2、所谓刑事证据属实性是指诉讼证据是通过司法人员依法收集、审判判断为属实的一事实，但该法条款规定的又是“通过司法人员收集、审查判断”实质就是“法律性”，即“属实的事实”实质就是“客观性”；
3、刑事证据不具有法律性的理由不能成立，刑事证据客观存在，司法人员是否收集到，都是证据，此论大谬，按照法律规定，证据是证明案件事实的根据。对于某些事实，司法人员未认识到，也不知其与案件事实的联系，更未收集到时，未进入诉讼程序，如何能成为刑事证据，又如何证明案件真实情况，故此，此论有悖于法律规定，也不符合司法实践。
我国刑事证据的法律性
刑事证据的法律性是客观存在的，法律性是刑事证据的基本属性：
在世界一些国家的法律中有过过法律性的规定，前文已涉，在英美国家，为了保证证据的法律性，法律规定有传闻法则，最佳证据法则和除外法则等。虽然各国法律体现的意志不同，但为了保证证据法律性所规定的内容在许多方面是一致的；尽管法学界对刑事证据的法律性称谓不一致，但其内涵所包括的内容是相同的。所以，认为刑事刑事具有法律性，在世界范围内是带有普遍性的。
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体现了刑事刑事具有法律性的特征；（1）能证明案件真实情况，此事实必须具备客观性和关联性特点。（2）形式佥。证据的表现形式符合法律规定，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证据的形式有七种：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视听资料。（3）收集证据的主体合法。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只胡审判人员、检察人民大会堂员和侦查人员才有权收集证据他们依照法定程序收集的与案件有客观联系的事实才能人微言轻证据采用。（4）收集证据的程序和方法合法。刑事诉讼法对收集证据的程序和方法都人微言轻具体规定，还特别规定了严禁刑讯逼
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只有是按照法定程序和方法收集的材料，才能当作刑事证据采用。（5）提供刑事证据的主体合法。即证据的来源合法，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除提供物证、书证的主体可以是一般主体外，提供其他证据的主必须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人，否则，就不能成为刑事证据。提供证人证言，必须是了解案情，能辨别是非、正确表达的方才具有作证资格；被害人陈述的主体必须是直接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人；提供供述和辩解的，只能是实施犯罪行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鉴定结论的主体，必须是司法机关指派或聘请的有专门知识的鉴定人；提供勘验、检查笔录的主体必须是对该案进行过勘验、检查工作的侦查人员及相关人员。（6）经过法定程序查证属实。查证属实，是指对贪依法收集的证据进行审查、核对只有确属真实可靠的，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凡是符合法定七种证据形式的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依据，未经法庭调查核实的证据不能作为刑事证据被采用。
3、我国司法实践证明，司法机关用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证据，都必须具备法律性。在刑事诉讼中，用以定案的证据，都是经侦查、检察、审判人员依照法定程序收集并经过审查判断后才采用的。
五、结语
最高人民法院肖扬院长于2001年12月17日作出的《在僵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讲话》中指出：“司法公正的体现，应当是在当事人举证、质证后，人民法院根据查证属实的证据，认定案件事实，依法作出裁判。人民法院应当努力做到法律与客观事实的一致。”证据虽然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和法律性，但案件事实必须需要通过证据来印证，故而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着一定的脱节。这就有必要完善我国刑事诉讼证据，证据的收集、审查愈加规范，所查明的事实就愈趋向客观事实，使用权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一致或基本一致，从而提高审判质量，刑事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具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1、刑事证据是查明案件事实的唯一手段。
2、刑事证据是正确适用法律的基础。
3、刑事证据是迫使罪犯认罪服法的武器。
4、刑事证据是使无罪公民免受刑事追究的根据。
1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产生与发展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概念首先提出于1914年美国的维克斯诉合众国一案, 维克斯案奠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基础。随后,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案例确立了“毒树之果”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 面对犯罪率的日益上升, 公众呼吁控制犯罪的呼声越来越高, 于是美国国会在1984年通过了《犯罪综合控制法》, 赋予警方较大的权力, 使其在搜查、扣押和逮捕时受到的限制较小, 相应地, 美国刑事诉讼中最富特色而又极为有利于被告的“非法搜查获得的证据不能采用”的规则也有变化,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最近十几年的一些判例以“最终必将发现的例外”、“善意的例外”等理由来规避这一规则的采用[1]。
概括来说, 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国家对待非法取得的证据主要存在两种态度。一种是强制排除模式, 即以积极的态度肯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如意大利、美国等。另一种是裁量排除模式, 即以消极的态度肯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如英国。两种模式各具特色, 互有利弊。强制排除模式对于排除范围规定更为明确具体, 能够保证法律适用的统一性。相比较而言, 裁量排除模式灵活性更强, 法官可以自行决定是否采纳非法取得的证据, 从而避免了由于“一刀切”产生放纵犯罪的危险, 更有利于国家刑罚权的实现。[2]
2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价值基础分析
从法律价值角度考量,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基础有二, 尊重保障人权和维护司法公正。
首先,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起源和终极目标是对人权的尊重与保障。自然法学家看来, 相对于国家权力和现有法律, 人权是在先权利, 当国家权力可能侵害到人权时, 有必要对国家机关行为予以限制和制约。正如日本最高法院所指出, “查明事实真相也必须保障个人的基本人权, 也必须适用正当的程序”[3]。因此,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 是人权保障理念在刑事司法中的体现, 是现代刑事司法目的从注重惩罚犯罪向注重保障人权观念的转变和进步。
其次,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充分体现了司法公正的理念。公正可以分为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 两者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
总的来说, 一个国家是否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排除非法取得的证据, 与该国的刑事诉讼目的、主导价值观念和对公民权利的重视程度等因素密切相关, 最终是一个价值权衡问题。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本质上是在尊重保障人权、维护司法公正与有效控制犯罪之间建立的平衡。
3 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设想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现代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产物, 体现了现代刑事司法中尊重保障人权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法治理念。笔者认为, 在我国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 应充分考虑规则的价值取向, 从自身国情出发, 借鉴国外有益经验, 建立一套与国际化相融合的本土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言词证据排除问题。对于以不合法程序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辨解、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言词证据, 应采取绝对排除的原则。
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问题。各国司法实践对非法实物证据的态度迥然不同, 我国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对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问题未做任何规定。虽然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同样会损害司法公正和公民的基本权利, 但应当看到, 实物证据的性质比较稳定, 受外界影响不大, 而且考虑到我国目前刑事犯罪的实际情况, 不能对非法实物证据与非法言词证据一视同仁。对违反法定程序获得的物证, 可以采取相对排除原则, 并在法律中明确规定排除规则适用的例外情形, 由法官根据法定例外和案件实际情况进行自由裁量, 确定是否排除。
“毒树之果”排除问题。“毒树”, 是指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 “毒树之果”, 是指根据非法取得的证据材料进而获得的其他合法证据。其实“毒树之果”的可采性问题, 同样是一个价值权衡问题。各国司法实践也有不同的观点, 在美国对“毒树之果”采取绝对排除原则。在英国, 则由法官自由裁量, 如果取证程序和方法是轻微违法, 而查到另一种重大证据时, 法官可以酌情决定能否采用。笔者认为, 在我国对于非法证据所派生的证据, 原则上不予排除, 因为该类证据虽然是根据违法证据所得, 但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具备证据的客观性、相关性和合法性三要素。此外, 在司法实践中, 相当一部分刑事案件是以“毒树之果”而获得重大案件线索, 或者作为定案依据。
4 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程序性设计
要实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预期价值功能的最大化, 就必须建立与之相呼应的程序性配套诉讼机制, 使其在司法实践中更具可操作性。非法证据的审查问题。过去, 我国刑事诉讼中, 对于非法证据的审查确认, 与其他证据材料一起, 一律进入庭审, 由审理法官一并裁断。这种情况下, 虽然名义上排除非法证据, 但由于受非法证据潜在的心理影响, 容易使审理法官产生偏见, 作出不利于被告人的判决。因此, 可以将非法证据的审查程序提前, 放在审前准备程序当中。在法院立案庭设置非法证据审查法官, 负责审查证据的合法性, 从而避免非法证据对审判法官的潜在影响, 防止出现“先入为主”的后果。
非法证据举证责任分配问题。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践中适用时, 谁来证明证据的非法性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法庭上, 经常有被告人或者辩护人对公诉人列举的证据的合法性问题提出质疑。此时, 公诉人当然不希望自己的证据存在违法性问题被排除, 因而对于证据的核实不可能尽力尽责。被告人由于人身受到限制, 而辩护人在行使调查权时又常常无法排除阻碍, 也无力证实证据非法, 使法官陷入两难境地。因此, 鉴于公诉人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强势地位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设置的价值取向, 可以让公诉人承担更大的证明责任。证明该证据具有合法性和可采性的责任就由公诉方承担, 而且公诉方的证明必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最高证明标准。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救济问题。司法实践中, 可能出现法官错误认定非法证据的问题, 或是将合法证据认定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或是将非法证据认定为合法证据予以采纳。无论何种情形, 都是对权利或权力的侵害, 有必要通过正当诉讼程序进行补救。笔者认为, 可以将非法证据错误认定问题纳入上诉或抗诉的范畴, 使排除非法证据问题与我国审判体制相结合, 通过二审或再审程序予以救济。
参考文献
[1]左卫民.刑事程序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12.
[2]孙维萍.意大利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我国的立法借鉴[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3:64-67.
关键词：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中图分类号：D9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5-0061-03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概述
（一）“非法证据”的界定
对于何谓“非法证据”，国内外理论界看法不一，有的主张以单一取证主体不同身份的非法取证行为为标准；有的主张以凡是收集证据不合法的，包括主体方面、程序方法方面、证据来源和种类方面，即认定为非法证据等等。英国《牛津法律词典》对非法证据定义为：“通过某些非法手段而获得的证据”；我国新刑事诉讼法中对非法证据的解释是指侦查人员违反法定程序、权限或者采用不正当的方法所获得的证据。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界定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源自于英美法，于20世纪初首先产生于美国。美国在《宪法修正案》中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做了相应规定，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定义有很多，各国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表述不一致的原因在于其规定该规则的范围和条件不一致，笔者根据学界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结合实践的差异，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界定为：在刑事诉讼中，国家机关及其授权的办案人员通过非法手段或者违反法定程序获取的对被追诉人不利的言词和实物证据应予以排除，不得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
（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取向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出现，标志着人们对证据的认识更加细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被大多数国家认可，成为衡量一个国家人权保障和对公权力制约的重要标志之一，这是由其所具有的价值和功能所决定的，具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保障人权。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人权保障的利器，其初衷就是为了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也是其主要价值所在。二是纠正违法行为，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三是维护司法公正与廉洁性。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首要的目标就是最大限度地维护刑事诉讼程序正义和实体公正，最大限度避免发生冤案，维护社会主义法治的正义和公平。四是维护社会整体利益。
二、我国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立法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中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建是司法领域的一项重大进步，但不可否认，在立法方面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还不够详尽和明确，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非法证据仍然很难被刑事司法机关所排除，导致在实践中难以操作，另外相关配套制度的缺失也使得这一规则的在司法实践落实过程中大打折扣。
1997年刑事诉讼法在非法证据排除方面有很大缺陷，即便是2012年刑事诉讼法在非法证据排除方面也存在巨大漏洞：一是适用面过窄。仅对三种非法证据予以排除，但对公安、检察机关其他违法收集的证据，应当承担何种法律后果，没有明确规定，实际就是不予排除。例如如果侦查人员采用欺骗方法获得了犯罪嫌疑人的如实供述并据此取得了极具证明力的实物证据，如何处理该违法得到的如实供述和实物证据等问题都无法从新刑事诉讼法中找到答案。二是对一些重要的侦查手段规定不全面、不明确。如狱侦等。即便有规定的一些侦查措施，又因过于原则、笼统，内容模糊，也缺乏可操作性。如对技术侦查措施的使用等。三是一些具体内容规定模糊，缺乏操作性。如关于严禁威胁、欺骗取得证言的规定与实践中任何国家都广泛使用的侦查谋略如何划分界限等。四是侦查机关的取证程序规范基本上都是赋权式的，尤其是那些涉及剥夺和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强制措施或强制性调查行为，不仅缺乏必要的程序要件予以限制，而且也缺乏来自于外部机关的制衡与审查，很多取证程序都几乎成为侦查机关自我授权和自行实施的行为。
（二）司法实务中的缺陷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行除了需要良好配套设施等软环境的支持外，还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我国的司法制度有限，司法人员业务素质和法律意识落后，加之社会转型时期犯罪率上升，导致司法工作中非法取证现象普遍，屡见不鲜。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在一定程度限制了公权力，增加了司法人员办案的难度，致使我国司法实务一直对确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持排斥态度。举证责任分配制度也阻碍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施。在我国证据非法的主张是由辩方提出的，多数法院会要求辩方承担证据违法的举证责任，这使得本处于弱势地位的辩方更无力完成这一举证责任而无法达到排除非法证据的目的。
（三）原因分析
一是传统法律思想的束缚。两千多年来封建法律思想在人们心中已经根深蒂固，历代统治者对权利的淡化，对程序的漠视，造成了整个社会诉讼民主化观念的缺失。国家的利益、社会的安定高于任何个人利益的观点世代相传，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保证社会的安定和谐，个人利益的牺牲也就微不足道了。传统法律思想对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构筑了巨大的心理屏障。
二是我国法制建设起步较晚。我国大陆现行的法律体制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逐步确立的，并且经历过较大的挫折，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有了全面快速的发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并非一蹴而就，是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所以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方面，我国短期内落后于其他法治发达国家也是很正常的。
三是我国司法资源有限，司法人员业务素质不高。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良好运行不仅需要完备的配套设施的支持，还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而我国司法资源有限，很难满足司法鉴定高科技发展的需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行，必将大大增加侦查机关搜集证据的难度。司法人员的业务素质低也严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展。在我国的司法系统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复转军人。由于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法律教育，其专业素养和法学理论水平都不高，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认识往往不够，难以在办案过程中贯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三、我国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构建路径选择
（一）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
一是进一步完善宪法。虽然我国宪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做了相关规定，但是过于概括、笼统。因此我们应该借鉴国外经验结合中国国情，增加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专门性宪法条文，使其更加具体化、系统化。特别应在宪法中明确：个人的人身、住宅、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非有法定理由、履行法定程序，不得拘捕、搜查、扣押。
二是进一步完善刑事诉讼法。新刑事诉讼法对排除非法证据作出了规定，但是还存在法律规定过于笼统、可操作性不强，内容简短，难以详尽细致的进行明确规定。例如非法取证方法的规定过于笼统、非法证据排除的举证责任分配不周密、未明确设立沉默权制度等等。当前可以司法解释来进行补充和完善，以增强实践中关于非法取证方法的可操作性。
三是完善证据法。完善证据法，进一步明确、细化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结合刑事诉讼法和司法实践，将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更加详尽、配套制度更加完善，从而构建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二）选择适当的非法证据排除模式
非法证据包括言词证据、实物证据和衍生证据三种。不同的证据具有不同的特性，针对这一点，对非法证据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建立相适应的排除模式。
一是对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应当实行自动排除原。二是对于实物证据采用裁量排除的规则。在目前，对于非法实物证据可以采取强制排除加裁量排除的模式。具体包括下列情形：国家利益的需要；因紧急情况，不能办理相应的法定手续或对公民人身权利侵害显著轻微，并且能在事后及时补办相应手续的，当然这只限于情况危机关乎民众安全的情况下才可适用；可以证明被追诉人无罪或罪轻的；违反法定程序对被追诉人造成轻微损害，被追诉人同意采用的实物证据；在以上情况下可以适用。三是对衍生证据采用区别排除的原则。对于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的适用问题，目前我国法律还没有明确规定。可在最大限度地保证司法公正的前提下，对衍生证据予以采用，即对由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所派生的证据，如果获取该派生证据的程序正当或者能够证明通过其他合法途径也可以获得该派生证据，就可以采用，否则予以排除。
（三）建立行之有效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
一是非法证据排除的申请主体。申请非法证据排除的主体是被告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如果规定任何人均可以提出审查非法证据的要求，必将造成司法资源极大浪费，拖延诉讼时间，不利于被告人以及被害人的合法权益的维护。
二是非法证据排除的裁判主体。裁定非法证据排除的主体仅限于法官。虽然我国目前的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有对证据进行审查的义务，但检察机关并不是非法证据排除的裁判主体，也不应该赋予其非法证据排除裁定权。这是因为人民检察院只是对移送起诉案件的证据材料是否随案移送以及证据是否确实充分进行审查，并没有规定其对证据是否合法进行审查的义务。并且人民检察院所承担的控诉职能使其与侦查机关处于同一立场，从而与被追诉人相对立，这决定了其缺乏非法证据排除的动机。这决定了检察机关不应当成为裁定非法证据排除的主体。因此，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裁判主体应严格限于法官。
三是非法证据排除提出的时间。非法证据排除只能存在于审判阶段，所以非法证据排除提出的时间只能是在一审前和一审之后。
四是明确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新刑诉法规定，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清排除非法证据应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这是一种关于非法证据证明方式的规定。在刑事诉讼中，控方代表国家公权力，其拥有讯问、勘验、搜查、扣押等大量权力，在获取证据方面具有绝对的优势，掌握着绝大多数的证据材料。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往往受到各种强制措施的限制，加之缺乏必要的法律知识，很难提供证据对非法取证的事实加以证明。举证能力的巨大悬殊已经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处于极为被动的境地，再让其承担非法证据的举证责任，所造成的必然是法律上的不公。因此在刑事诉讼中应该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也即由侦查机关为其获得的证据负担合法取得的证明责任。在证明责任上，确定无论哪种排除规则都由检控方承担举证责任的义务。被追诉人和控方证明能力的悬殊，对双方的证明标准应区别对待：对于被追诉人应采取“存在合理怀疑”的标准，只要能证明其提出证据非法的主张可能属实即可；对于控方则采取“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必须有充分可靠的证据证明其获取的证据合法才可以。
（四）建立健全配套措施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有效运作需要各相关配套措施的支持，如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身体检查制度；建立沉默权制度；对于补正证据，应当要求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证明其取证程序的合法性，同时赋予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异议的权利；同步全场全面录音录像制度；建立证据预先审查制度；羁押场所独立制度；建立强化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完善对非法取证人员的惩戒制度和国家赔偿制度；确立律师在场制度，赋予律师在侦查环节的充分权利等。除了上述配套制度外，还应该转变司法人员的传统观念，提高其业务素质，充分调动侦查人员的积极性也对增强非法证据的排除具有重要意义。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一项重要的刑事证据规则，是在刑事诉讼中切实维护人权、遏制违法取证、维护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机制。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进一步民主化、法治化的重要标志。目前，我国的刑事诉讼法进一步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标准，但是不够全面、明确和细化，不利于我国刑事诉讼现代化、民主化的实现。相关法律条文还需要经受实践的检验，发现不足，从而进一步推动刑事诉讼法的发展和完善，只有这样，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才能在尊重和保障人权上发挥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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