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税收与宪政是紧密相连的，税收问题本身包含了许多宪政因素，纳税人权利的保障则是税收宪政制度的核心价值和追求。政治、经济和历史因素的有机作用决定了制度需求和供给，从而催生了当代西方的税收宪政。税收宪政的理论基础包括制度供给理论、政治契约理论、公共产品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其实践价值体现在对税权的约束、税收民主构建、税收价格属性及税收监督机制等方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税收与宪政论文 (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税收、国家机会主义与宪政民主
[摘要]长期以来，我国政府的税收和财政收入保持着较高的增长率，是GDP增速的两倍多。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看，中国的高税率是政府的机会主义所使然，而其解决办法是通过宪政民主遏制国家机会主义行为，即在宪法上限制和约束政府的征税权。
[关键词]税收;国家机会主义;宪政民主
1国家机会主义与政府征税
按照国家起源的契约论观点，国家提供公共服务以及保护人民的私有产权、保证公正契约得到实施，作为回报人民向政府交税，国家便产生了。制度经济学家威廉姆森认为，由于契约的不完备性，人天生具有机会主义的倾向，即一旦有机会就损人利己。以此推之，国家作为政治家的组织也会产生机会主义，即国家机会主义。国家机会主义说的是政府有侵犯私有产权，掠夺民间财富、掠夺人民财产的天性。国家机会主义有两种基本形式，一是超发货币，二是征税。
马克·吐温曾经说：“只有在国会休会期间，纳税人的财产才是最安全的。”他说的是，在美国国会休会期间不会有任何增税法案通过，这样纳税人的财产就不会因为新的增税而缩水。这句话讽刺的是政府任意加税的行为。
根据《福布斯》杂志公布的结果，在世界税收痛苦指数排行榜中中国的排名一直位居前列(2005年排第二，2006、2007年排第三，2008排第五，2009排第二，2010排第三，2011排第二)，尽管财政部和国税局一再对此加以否认，但中国税负水平偏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有人调查发现广东省东莞市的大部分私营企业都存在偷税漏税的事实，那些民营企业老板告诉记者，如果按照政府规定的税率交税企业根本没法生存。这一现象起码说明两个事实：第一，政府征税不严，征税成本高;第二，法定税率偏高。
经济学家韦森认为，政府的征税行为实质是政府利用国家的公权力对私人的私权利进行侵犯。由于对税收的本质没有确当认识，导致各级政府和财税部门的官员多年来一直认为政府的财政收入是越多越好。现在大多数地方政府在报政绩时，一个是会报本地区的成绩是GDP增加了多少，另一个就是会报政府税收和财政收入增加了多少。在这一错误观念的引领下，2000年以来，按照每年政府工作报告当年的财税增长目标和当年的实际完成情况，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每年差不多都完成当年预算目标的170%以上，有好几年都超国预算目标的200%甚至300%。这一现象迄今为止竟然没有引起决策层、经济学家们和社会各界的注意。正是因为各级政府均把税收增长作一个政绩来考核、来炫耀，把税收的高速增加视作为自己工作的成就，导致各级财税部门总是层层加码。汇集到一起，使过去十多年全国的税收增长差不多每年都是GDP增速的两倍。
按照香港城市大学吴木銮研究员不久前所做的一项研究，1994年分税制改革前，中国的征税成本占税收收入大约是3.12%，而1996年比重是4.73%;之后有人估计认为现在的征税成本现在是5%～8%。广东商学院于海峰教授调查数据则显示中国的征税成本或则更高：一个地级市的国家税务局的税收成本是887%，如果加上基建成本，税收经费占税收收入的比重是13.14%。而另一个地级市地方税务局征收经费达1929%。相比之下，美国的征税成本大约为058%，新加坡为095%，澳大利亚为107%，日本为1.13%，英国为1.76%。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全国税收也快速增长，这当然是件好事。但是，税收增长率远远超过了GDP的增长率，这就相当不正常了。比如，2010年全国GDP比2009年同比增长了103%，而全国税收收入增长率为2300%，税收增长率是经济增长率的两倍多。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达到83101.51亿元，财政收入比上年增长21.3%，高出GDP增长速度11个百分点。
2税收专制主义与税收法定主义
在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征税权一直是由政府单方面强制行使的。只是在宪政出现之后，对统治权的控制，才通过对政府的征税权的约束来实现。在文明社会中，任何人的行动和权力都必须受到法律的限制，尤其是政府的行动和征税权。1215年的《大宪章》确立的宪政原则是人类走向文明的标志，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规定政府征税必须受到法律和人民的双重约束。
在封建社会，国家财政是封建地主阶级维持其统治、压迫和剥削农奴及其他劳动人民的一种手段，反映着封建国家与农奴及其他劳动者之间的对抗性分配关系。而在王权至高无上的封建专制制度下，国家赋予统治阶级以减免税的特权，以减少征税的阻力，同时不再争取社会的支持，可以不受约束地增加税收。
人类的智慧难道解决不了政府的无限扩展，纳税人负担加重，最后导致改朝换代这难题吗?难道一直没有找到出路吗?不是的。在西方社会就早就做过这方面的实践，而且取得了成功。1215年，一帮贵族挟持英格兰国王约翰，把约翰王圈在一个城堡里头，要他签一份协议，这份协议里面有很多条。其中最关键的一条就是以后国王不能自己决定征税，必须与贵族委员会商量。征税从来都是国王自己说了算的，哪能跟别人商量?别人不同意还不能征，有这事吗?从来没有过。但是这些贵族，他们就要改改这个惯例。约翰王当时是无地王，他确实已没多少实力，给民众包围了，城堡外面是人山人海，他没办法，最后只得在《大宪章》上签了字。这是人类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文件，从此国王的钱袋子就被别人给抢了。国王的钱袋子就是财政权、治税权，这是政治权力，不是经济问题。
1908年晚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确认君主立宪制，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宪法。它以法律形式规定了“君上大权”，意味着皇权法定，这在封建旧制中是绝无可能的。此为中国之税收法定主义的起源。然而，税收法定主义并没有因此根植于中国的土壤，关键因素仍在于市场与资本在中国并没有发展成为与封建皇权相抗衡的政治力量，预备立宪缺乏相应的经济基础而最终流于失败。
可以看出，英国税收法定主义产生的根本条件是随着市场与资本因素的发展，基于地位平等的谈判限制了国王征税权的滥用。而中国专制力量的强大使得谈判并不成为统治者取得收入的可行选择。而官僚代理人谈判地位的强大只能是汲取更多的租金，而不会形成有利于经济的发展的制度条件。在强大的专制权力下，市场与资本的发展受到阻碍，没有自身的独立地位，更多体现出从属于封建政权的特征。从商业的发展看，在英国，国王不得不为商人提供法律与保护来取得收入。而中国自商鞅变法确立了农本思想后，商业致富一直被视为居富不仁，长期以来的重农抑商政策抑制了商业的发展。
财产权一旦得到宪法的承认，征税的合法性和征税权的行使就变成一个迫切而重大的议题。有关征税的规则问题也凸显出来。在私有财产权写入宪法之后，税收由真正的代议机关来法定，就应该尽早提上议事日程。从这个意义讲，纳税人是政府真正的衣食父母，政府官员对作为纳税人的老百姓应当有一种自觉的“感恩”意识。公务员是民众的公仆也正是在此意义上而言。纳税与宪政的逻辑，是私有财产权逻辑的政治延伸。公民履行纳税的义务是有前提条件的，而不是无条件的。这就是，“没有代表就不纳税”，否则就是专制;“未经同意就不能征税”，否则是劫掠。
3税收宪政：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关键词
自晚清以来，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民主和法治国家，是无数中国知识分子和社会有识之士长期追寻的一个梦想，亦有无数志士仁人为之付出过艰苦卓绝的努力。然而，经历了晚清君主立宪、辛亥革命、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以及近30年整个社会努力构建一种“计划经济”的实验和30余年的“改革开放”后，构建一个具有民主、法治、公正、和谐且经济可持续增长与长期繁荣的良序社会，虽然已经写进我们的宪法，但目前看来仍然是当前我们整个民族的一个遥远的梦想。天津财经大学李炜光教授认为，现代法治社会的重要特征在于对“公权力”的制约。政府拥有权力、资源，但这权力和资源来自于人民的授权，而且这些权力也只是它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必要条件，即在人民授权的范围之内行使。政府征税，不是为了供养和侍奉权力，不是为了养活自己，更不能为所欲为。除了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国家和政府没有其他存在的理由。现代法治国家是建立在对私有财产权保护基础上的。国家征税，就意味着国家对私有财产权的承认。一个非常浅显的道理是，既然产权是确定的，在对私有财产进行征收之前，就必须取得公民的理解和同意。……承认国家征税的“纳税人事先同意”原则，才有可能建立一种能够制约政府征税这个权力之手的制度。
为什么要以宪法的形式对政府征税的权力加以限制?传统观点认为税收法定会有效地限制过度的税收和过度的公共开支，防止税收剥削。在这种观点下，就征税权施加宪法性约束是多余的。其实不然。诺思认为，宪法是一个政治经济体制最基本的法则，它的制定是用以界定国家的产权和控制的基本结构。从诺思的观点出发，税收法定为利益集团提供了通过影响政治决策改变税收的可能，从而破坏宪法所界定的社会基本产权体制。宪政民主的实质是“限政”，即通过宪法条款对政府权力的限制，这个限制首先就体现在对政府征税和用税的限制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可以看出中国宪法只规定了公民纳税的义务，丝毫没有限制政府的征税权。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现在看来，中国经济能否取得进一步的较快增长，关键在于政治体制改革，而政府的征税权受到宪法上的限制和约束(即税收宪政民主)应该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关键。
参考文献：
[1] 李炜光税收的逻辑[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
[2] 范立新从税收专制主义到税收宪政主义[D].厦门：厦门大学，2004
[3] 韦森“税收法定：中国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元年的一个关键词”“权力制衡是未来中国改革的关键”[R].wwwaisixiangcom
[作者简介]徐明(1986—)，男，湖北孝感人，新疆财经大学经济学院2010级政治经济学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司治理与现代企业制度。
作者：徐明
税收宪政的理论及其实践价值
【论文摘要】税收与宪政是紧密相连的，税收问题本身包含了许多宪政因素，纳税人权利的保障则是税收宪政制度的核心价值和追求。政治、经济和历史因素的有机作用决定了制度需求和供给，从而催生了当代西方的税收宪政。税收宪政的理论基础包括制度供给理论、政治契约理论、公共产品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其实践价值体现在对税权的约束、税收民主构建、税收价格属性及税收监督机制等方面。
【论文关键词】税收宪政;制度;契约;税权;财政民主
一、税收与宪政的联动
宪政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标志，从静态意义上，宪政是一整套制度安排。其基本要素是民主、法治、人权。从动态意义上，宪政是一种运行过程，通过对权力的配置和运行来保障国民的权利和自由。从根本上说，宪政的目标不在于对国家权力的分配与制约，而是通过对权力的分配与制约，实现维护和发展人的权利和自由这一核心价值与最终目标。
从税收与国家的内在联系看，首先，从一般意义上说，税收对现代国家起到支撑性的作用。在封建时代，国家社会职能并不发达，当时财政支出范围相对狭窄，且国家拥有相当一部分官产作为其财政收入的来源，税收的意义并不凸显。而在现代国家，国家是无产者，其履行公共职能所需要的财政收入主要依赖税收，于是国家就成为租税国家。在租税国家，国家经由税收权力的行使，将公民的部分财产权转换成公法上的财政收入，税收是国家存在的物质基础，是现代经济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通过税收，国家才得以正常运转。其次，税收是现代国家履行公共经济职能的重要手段，国家对市场经济运行干预调控很大程度是通过财政政策实现的，而税收则是最为常用而有效的财政政策工具，可以对产业结构、消费取向等进行有效的引导。再次，税收是国家调节社会分配的有效手段。国家通过税收直接参与社会财富的分配，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社会福利等税收政策来实现社会公平，从而使国家成为社会财富分配关系中最有影响力的主体。税收与国家的内在联系决定了税收与宪法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它必然成为作为现代国家合法性基础的宪法所规范的重要领域，这也使得宪法成为了国家税权合法性直接来源。
从税收与宪政的历史联系看，西方宪政历史表明，正是由于税收与国家有着极其紧密的内在联系，对社会公众的切身利益有着直接的重大影响，使之成为利益斗争的矛盾焦点，无论是实质上还是形式上都在人类社会由专制政治向宪法政治的历史性变革中起到了基础性的推动作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与查理一世为了筹备军费，增加税收而召开的“三级会议”紧密相连;而法国大革命爆发的直接诱因，同样是1789年5月路易十六由于财政困难意欲增加税收而召开的“三级会议”。之后从英国的“国民同意”到美国的“无代议士不纳税”，到法国制定的《人权宣言》，再到当今大多数国家宪法中确立的税收法定原则，都表明宪政精神向税收领域的渗透，税收问题的规定是国家宪政演进的极为重要一环，可以说，是税收问题开启了宪政的进程。近代宪政运动在确立民主与法治成果的同时，也解决了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正义性问题，为税收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提供了逻辑实证，从而促进税收法律制度的完善和国民纳税意识从自发抗税到自觉纳税的更新，从实体和程序上构建了国家与人民在税收关系中的和谐互动关系。由此可见，税收与宪政运动的历史契合是税收宪政得以实施的历史基础。
从权力与权利的联系看，税收与宪政的逻辑关系表明了国家公共权力与个人权利之间这一最基本关系。税收是国家一切公共权力运行的物质基础，因此，从经济基础的视角可以推导出一切公共权力来源于税收并从属于税收的结论，税收的合法性在国家权力及其运行中的合法性同样具有基础决定地位，这就为现代国家宪法政治提供了理性说明的宪政理论。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反比关系，国家权力的扩大意味着公民权利的让渡，在经济领域这一关系表现为私人财产权与国家财政权对立，国家财政权是国家最基本的权力，如同私人财产权是个人最基本权利一样，两者均应受到保障。然而国家财政收入有赖于个人财产的转移，即使个人的财产权利受到减少。现代国家系租税国家，出于对自己利益的需求，作为理性经济人的政府必然运用其手中权力谋取收入最大化，使税收权力呈现出不断扩张的趋势。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由于社会福利国家的兴起，税收不仅仅是维持国家权力运作的基础保障，也是国家干预经济和进行再分配的手段，税收对市场经济及纳税人的影响也变得更为广泛和深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机制对国家税权加以控制，具有强制实行力的国家权力将会使国家税权异化为公权力侵害纳税人财产权的工具。公民个人权利是国家权力源泉，也是国家权力配置和运作的目的和界限，换句话说，国家权力的配置和运作，只有为了保障主体权利的实现，协调权利之间的冲突，制止权利之间的相互侵犯，维护和促进权利平衡，才是合法的和正当的。依照此逻辑，在税收法律关系中，国家税权的配置和行使必须体现纳税人权利本位的宪政精神。有鉴于此，唯有将国家税权纳入到宪法的有效控制下，在经济层面将对国家税权的制约与对私人财产权的保护并列为宪法的重心，才能在国家公共权力与个人权利间达成有效的平衡。
由此可见，税收与宪政是紧密相连的，税收问题本身包含了许多宪政因素，纳税人权利的保障则是税收宪政制度的核心价值和追求。按照日本学者北野弘久的说法，租税国家的宪法政治基础可以归结为如何征税，以及如何对征收的税款加以使用。宪政制度在税收领域中的衍生产生了税收宪政，所谓税收宪政，就是以宪法来控制和限制国家税收权力，保障人民财产和自由权利，实现税收正义的一种社会治理机制。
二、制度供给与税权约束
近代西方宪政制度的发展史是一部有关限制和规范国家税权的历史，这是一个制度演进和创新的过程，反映了作为制度供给者的国家与作为制度需求者的纳税人之间在宪政供求博弈中的互动。在专制国家中，国家拥有较多的产业，这些产业成为财政收入的来源。而当时财政支出范围相对狭窄，政府的财政主要依赖其自身的财产收入，这样的政府无需征得被统治者的同意便可随意使用其财富，人民无权影响其公共财政。而随着战争等原因，仅凭国家财产的收入不足以支撑国家权力的运作，政府只有靠大量征税获得收入，此种征税并不是依靠政府的财产收人，而是建立在纳税人的基础上，由此延伸出的问题就是，税收直接减少了纳税人的财产，征税权如果无限扩张不加以限制，必将会严重损害纳税人的财产，从而会遭到纳税人的强烈反抗。随着税收越来越多地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支撑，纳税人财产遭受任意侵犯的可能性也不断增大，纳税人出于对自身利益的关注，对控制政府征税权 力的愿望也越来越强。正是纳税人控制政府征税权力的愿望，引发了对近代宪政制度的需求。正如达尔所指出，“统治者需要取得被统治者的同意这一理念，一开始是作为一个征税问题的主张而提出的，这一主张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有关一切法律问题上的主张。”通过税收革命形成了“国民同意”、“无代议士不纳税”等控权原则，产生了纳税人代表审议政府的征税权力和开支等相应的权力和制度，这种经由立法控制而达到限制政府税权的机制，孳生了近代西方宪政制度，国家税权因而受到人民控制，这标志着专制国家向宪政国家迈了一大步。
税收宪政制度的供给主要来自于政府稳定地取得财政收入的愿望。西方国家在税收宪政主义制度化的实践尝试中，发现了税收宪政制度化的潜在可观的利润，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愿意使其征税权力受到纳税人的限制。此种妥协的动机主要来自于其对财政收益的渴求。因为税收的相对稳定性和持续性远远优于掠夺性和随机性所得到的财政收益。这就诱导着统治者为获取稳定的税收而愿意让其征税权力受纳税人的监管和限制，通过保障纳税人的财产和收益及其稳定，来获得较为稳定的税收收入。长期来看，宪政制度远比专制制度更为稳定和可预见，个人的权利更能得到有效的保障，从而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使得在宪政制度下政府更能持续性和稳定性的获取税收收入。当然，这种愿意接受限制也不是理所当然的，只有社会中政治主导力量倾向于纳税人时，在权衡利益后政府才会作出适度让步，税收宪政制度的杼性也才体现在国家税收关系中，那就是政府的税收权力得以限制，接受纳税人的监督，承认和保障私人财产权，税收宪政制度从而得以进一步形成。诸如通过代议制，纳税人拥有了一种控制和监督政府征税活动的权力，使税权得以约束，从而代替不受约束的对私人财产和收益进行的掠夺。这样，整个社会政治制度就渐渐地演变成为政府公权力受到约束，人民基本权利得到保障的宪政制度。
总体而言，正是由于纳税人制度需求和政府的制度供求因种种社会经济因素的综合作用才产生了西方的税收宪政。当然，制度的变迁并非仅基于人性的因素就可以自然演进的。综观西方宪政历史，革命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即是说，制度的变迁还要取决于是否有足够推动制度变迁社会基础。根据有关社会学和政治学理论，市民社会形成是能够独立的足以与国家政治权力抗衡的社会基础，因此，市民社会是极其关键的推动制度变迁的社会力量。有学者认为，实现宪政制度是偶然的，政治上有足够挑战君主权力、有效制约君主政权的社会中间阶层力量才是关键。宪政制度建立以后，仍然存在着保障宪政的问题，即确保政府征税的权力能够受到纳税人的约束而不被政府滥用。
三、社会契约与税收民主
税收宪政的契约理论涉及税收本质的探究。简约地说，税收的本质是国家与国民之间的契约安排。税收宪政是对传统税收理论的否定，其核心就是在税收领域体现主权在民思想，合理定位政府和纳税人关系。国家与国民之间契约的体现就是宪法，宪政的实施正是纳税人与国家之间基于契约平等的体现。社会契约思想是西方宪政的最重要的思想渊源，西方宪政基本上就是在社会契约学说中找到制度设计的理论，宪政正是社会契约思想付诸实践的一种理想的政治体制。首先，宪法作为人民总契约形式的最高法，宣布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公民，政府的权力来源于公民的授权与委托。其次，宪法为政府权力运行规定了道德基础，即权力的运行是为了促进公民的权利与公共利益。最后，宪法规定了行政权力运行的界限，这个界限就是公民的权利。宪法是关于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如何配置、如何相互制衡的契约，体现的是人民主权思想。路易斯-亨金就曾这样对宪法作出定义：“宪法是人民为了建立新政府而达成的契约，也是人民与即将成立的政府(即作为统治机关的国家)间所达成的契约。人民根据所规定的形式同意接受统治，并且受制于该宪法所规定的条款;政府保证尊重那些规定”，从某种意义上讲，公民以契约形式来确定与政府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税收是社会契约得以存在和运转的不可缺少的纽带，也是宪政得以存在和运转的不可缺少的纽带。税收的缴纳正是以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为目标并且建立在纳税人同意的基础之上的。依据社会契约理论，国家征税的基础是以人民同意为前提条件，这也是征税的合法性所在，“未经人民自己或其代表同意，绝不应该对人民财产征税。”人民同意的制度是议会政治。在以代议民主制为标志的宪政框架中，宪政原则就体现在国民、代议机关对政府征税权力的控制。建立在社会契约思想基础之上的宪法逻辑是国家权力与人民权利依据契约进行的交易，而这种契约的缔结是以人民的权利为本位，缔结的过程要求对人民的私权与国家的公权力以平等对待，正如洛克激情地写道：“同一个不能主宰自己生命的人怎能订立什么契约呢?他能履行什么条件呢?如果他一旦被许可主宰自己的生命，他的主人的专制的、专断的权力也就不再存在。凡能主宰自己和自己生命的人也享有设法保护生命的权利;所以，一经订立契约，奴役就立刻终止。”
社会契约在税收领域体现出的契约精神，决定了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平等性，平等性也是实现税收正义的基础，没有平等就没有自由和权利的保障。这种平等的契约精神要求抛弃税收法律关系是税收行政关系的简单描述，以及认为纳税人与国家之间由于社会地位与法律地位的区别而处于非对等地位的错误观念，树立起纳税人并非是单纯义务主体的契约观念，通过作为平等主体共同契约的宪法来构建体现契约精神的税收宪政法律关系，以协调国民的私权与国家公权力的平衡并最终促进国民私权的发展。
四、公共产品与税收属性
自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提出公共产品概念以来，用公共产品理论来解释税收存在的必要性就成为一种重要税权分析理论。萨缪尔森的定义是，所谓纯粹的公共产品是指这样的物品，即每个消费这样的物品，不会导致别人对该产品消费的减少。公共产品具有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三个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作为个体的私人是没有能力提供的，只能由国家提供，提供公共产品成为国家得以存在的使命和原因之一。而国家为完成这一任务需要庞大的资金，特别是随着民主的进一步发展和市场失灵现象的加剧，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关系更趋市场化和对价化。国家为纠正外溢性、克服自然垄断、规范管理市场、公平社会分配和稳定宏观经济等所提供的服务，就其本身来说也是政府的公共服务。公共服务的职能越强，公共产品提供的范围越广，国家需要的资金也就越大，由于国家本身是非赢利，本身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只有通过税收的手段来筹集提供公共产品所必需的资金，这就成为税收的重要机能。对此，哈耶克曾说过：“我们认为，在发达社会中，政府应当运用它所享有的经由征税而筹集资金的权力，并由此而为人 们提供市场因种种缘故而不能提供或不能充分提供的一系列服务”。这样一来，纳税人的纳税与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是一种对待给付，也就是说，国家向社会和国民提供的公共产品是建立在税收关系的基础上。
公共产品理论推进了以税收为根基的民主认识，以维克塞尔、格伦采尔以及林达尔为代表的“新利益说”学派即认为，国家满足公共需要就是满足每个人共同的私人欲望，个人纳税就像为满足私人欲望而购物所支付的价款一样，税收不过是人们享受国家提供的公共物品而支付的价格费用。“税无非就是为满足这种公共需求的资金”。“主权者向人民征收的税不过是公家给予保卫平民各安生业的带甲者的薪饷”。税收的价格属性的揭示，使得税收征纳双方存在着根本上的契约平等关系成为必然的逻辑结论。国民为了享用公共产品而向政府缴纳税收，政府收取税收为国民提供公共产品。对国民而言，税收意味着牺牲自己部分财产给国家，但获得的是公共产品的享用及其相应的权利，如国家税权的监督和税款使用权。而对国家而言，税收意味着一种财产权的获得，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参与财产的分配，但同时也承担了随之而来的义务，即必须为国民提供相应的公共产品。作为税收契约的法律制定，是国民同意且支付的公共产品的价格的确定，是国家税权的获得和承认。在税收契约中，纳税人要求的对待给付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纳税人有权决定税收的取得与支出，即有权决定公共产品提供的品种与数量。而政府作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在征收和使用税收收入上也必须考虑国民的利益。
五、财政民主与税收监督
宪法有较强的稳定性和长期的约束力，公共选择学派的杰出代表布坎南和塔洛克认为，宪法是一系列规则，嗣后的行动都在这一系列的规则范围内进行。宪法条款的作用在于为政府的征税权和支出权划出界限，这种界限是通过对税收权力机关包括立法机关的约束来确定的，如此才能有效保护私人产权，提高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布坎南指出：“我们对决策过程的分析揭示出，有些规则会允许群体中的一些成员利用其结构而获得有差异的好处。然而，恰恰是对于国家可以被运用于这样的目的的认识，促使理性的个人对政治的运用施加宪法性的限制。如果不是由于对各种政治过程都有可能被用于剥削目的的理由和充分担忧，那么各种宪法制约就没有多少意义，且其效用还会更少。”为此，应实行公共财政制度的宪法约束。这种对公共财政制度的宪法约束包括两个步骤：首先是确定一个宪法规则，这个规则必须反映和表达全体公民的价值观，从而使他们信奉的规则规定的各项条款，在某种意义上可能被看做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个规则对政治家和政府官员是高高在上的，能够在税收水平下降的情况下，遏制对已经增长起来的公共支出的持续需求。其次是重新确立财政帐户，通过有效地控制公共开支，实现财政收支的基本平衡。
布坎南的观点是一种财政民主的思想，财政民主原则下的税收以人民同意——人民的代议机构制定的税法为前提。无论是税收的立法还是税款的征收使用都应由人民代议机关决定，以确保税收收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所谓自由投票决定赋税指的就是这种财政民主的思想。而公共财政制度则是财政民主的核心内容。因为，“建立自由市场经济机制是各国谋求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而发展市场经济必须有公共财政模式配合，而公共财政模式的完善乃必须需要宪政制度体系支撑”。有学者就此指出：“宪法所致力者，在国家权力之设置、引导和管制，均依赖于国家财政之筹措。而国家权力，其主要之表征在于立法权与课税权，盖国家须先取之于民，然后才能用之于民”。
公共财政制度重要内容就是财政预算制度。预算制度是市场的产物，近现代预算制度起源于英国。预算虽然是政府财政活动的计划，但实际上反映的是纳税人与政府之间在财政收支问题上达成的一致契约。预算是税收收支的依据，涉及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问题，与民主有着密切联系的关系。如马克思所言：“每一个预算的基本问题是预算收支部分之间的对比关系，是编制平衡表，或者为结余，或者为赤字，这是确定国家或削减或者增加税收的基本条件。”立宪主义所建立的公共选择模型，都或明或暗地包含着这样一个假设，那就是立宪后的预算决策要符合中间选民或其在议会中的代表的公共产品需求。作为公共选择的一个重要内容，公共财政预算须通过国家代议立法机关批准方能生效。人民通过代议机关决策来表达对政府税收活动扩张的限制，以财政民主决策程序来实行宪法的税权控制，从根本上改变了税收的本质属性，使税收的基本理念焕然一新，以体现主权在民的宪政精神和原则。
作者：杨基月 张晓君
美国的宪政税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摘要：宪政税收是以宪法来控制和限制国家税收权力、保障人民财产和自由权利、实现税收正义的一种社会治理机制。我国在法治国家和宪政国家建设方面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之后，更应该及时进行税收立宪，进一步推动我国的法治国家和宪政国家建设。
关键词：税收体制;宪政;税收
一、宪政税收的一般性理论分析
宪政是以宪法为中心的民主政治，是构成政权的组织形式。对于宪政的概念，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概括来讲就是：以宪法为前提，民主政治为核心，法治为基石，人权保障为目的。宪政税收就是以宪法来控制和限制国家税收权力、保障人民财产和自由权利、实现税收正义的一种社会治理机制，即在宪法上界定税收的权力与权利、责任与义务的关系并使国家与人民的基本关系宪法化。宪政税收从无到有，从起源到完善也经过了一系列的发展过程。
(一)宪政税收规则——“一致同意”
由于多数规则可能导致以多数人名义行使的无限权力即“多数人暴政”，结果是对全社会都不利。为解决这一问题，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布坎南提出要实行“一致同意”规则。“一致同意”规则要求全体通过，这会使得决策成本提高。布坎南将决策分为多个层次，与基本人权和产权的相关的决策需要更大比例的多数同意，甚至一致同意。宪政经济学认为制度是一个立体结构，而宪法就在整个结构的顶端，它是生成制度的制度。对于最高的宪政层次的主要任务，就是对规则进行选择。其他法律或可使用其他规则，如多数规则等，但宪政税收必须采取一致同意规则，宪政税收主张政府征税权力的合法性在于人民的一致同意。
(二)宪政税收形式——税收立宪
从逻辑推理的角度来看，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税收法律的基础，同时，宪法又来自于人民，所以说，一切法律都源自于人民。税收是一切税收国家的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而人民是收入的创造者，所以说，税收源自于人民。这样，国家——宪法——税收——人民——国家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而宪政税收是这一过程良性循环的保证。按照公共选择学派的观点，在宪法中对于税收的根本事项给予规范性约束，即税收立宪，其核心内容是国家征税权力受到宪法的有效控制，纳税人的基本权利受到宪法的切实保障。税收立宪的价值就在于通过限制国家征税权，来保障人权，实现宪政。
(三)我国税收立宪意义——依法治国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且已经被写入我国宪法，而税收法治是法治国家建设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从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起，税收已经在社会经济和人民日常生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税收与人民的基本财产权和自由权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国家与个人、企业之间的关系正朝着税收关系的方向发展。税收立宪不仅是税收法治的根本前提，并且标志着近代法治和宪政的开端。世界各国纷纷将税收立宪作为本国迈向法治国家和宪政国家的首要举措。我国在法治国家和宪政国家建设方面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之后，更应该及时进行税收立宪，进一步推动我国的法治国家和宪政国家建设。
二、中美宪法税收规定比较分析
(一)美国宪政税收的内容
美国现行宪法第一条第七款、第八款、第九款和第十款以及第十六条修正案是关于国家税收的规定，修正案第五条也涵盖了保护纳税人的基本权利的规定，内容见表1。相比之下，我国现行宪法中关于税收的规定只有第五十六条。相对于我国税收内容的单一来说，美国宪法中关于税收的规定内容丰富很多，不仅规定了征税立法权，对于征税权的限制规定还包括了保护纳税人基本权利的规定。
1.美国实行三权分立，司法权、立法权、行政权力之间彼此相互独立、相互制衡，国会具有立法权利，法院具有司法权力，美国政府具有行政权力。其特殊的机构设置，在税收方面也具有其特色。首先，与世界上其他大多数国家不同，美国由众议院提出征税法案，而财政预算方面的提案权归政府所有，使得美国在财政收支方面起到一个相互制约的作用。其次，征税法案虽由众议院提出，但参议院对之有修正权，即参议院与众议院对财政立法实际上处于平等的地位，这样的制度规定增加了修改美国宪法的难度。美国宪法第一条第七款和第八款和修正案第十六款这三款的规定保证了国家税收基本制度的相对稳定和连贯性。
2.第一条第九款、第十款这两款规定体现了美国联邦和地方之间征税权限的差别。联邦之前美国财政完全依赖各州， 在政治上非常被动，为避免重蹈覆辙，成立联邦后制宪者将征税权列为国会的第一项权力。为避免引起各州的反感，联邦宪法在维护国会统一征税权的前提下也限制了国会的征税权。同时为了刺激地方州政府管理的积极性，考虑到各州作为联邦的组成部分，应该在贸易、运输方面尽可能地减少障碍，于是宪法对各州在这些方面的征税权也作了限制。由于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在宪法未改之前，其它法律是无权对这些划分原则进行改动， 这就有效地保证了中央和地方征税权划分的相对稳定。
3.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否得到有效地保障是现代民主宪政一个重要的内容。美国宪法第一至第十修正案都和公民权利相关，但其中并没有直接涉及纳税人在赋税领域基本权利的条款。美国宪法对纳税人基本权利的保护主要是通过对公民财产权的一些规定间接体现的。宪法第五条修正案规定“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非有恰当补偿，不得将私有财产充作公用。” 该条款实质上确立了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原则。由于美国最高法院对违宪案件有进行审查的权力，所以在征税机关征税时有不法行为的情况下，纳税人可以使用这些条款来保障自身的利益不受侵害。
(二)中美宪法相关规定比较
美国宪法注重对征税权利的规定以及对征税权利的限制，不仅如此，美国宪法对于纳税人基本权利也非常注重。相比美国全面的宪法规定，我国现行宪法中关于税收的规定只有第五十六条，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比较中美两国的宪法内容我们可以得知：
1.我国宪法中没有对征税立法权的归属进行规定。作为一国法律体系中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宪法，应当在对于征税立法权作出规定，否则老百姓有理由担心个人的财产会被随意地以“税收”的名义“合法”地拿走，各种不合理收费接踵而至，从而导致这样宪法上规定公民合法的财产受保护规定被虚置。
2.我国于1994年进行了分税制改革，改革后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在某些方面还比较混乱，不仅是宪法中，我国其它税收法律中也没有明确如何划分中央和地方税权的规定，不利于国家财权的划分。
3.我国宪法，虽然也有一些涉及财产权保障的规定，如宪法第十三条“国家保护公民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但是由于缺少征税立法权的规定，对纳税人的这种保护缺乏实质性意义。
三、美国宪政税收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宪法是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宪法制定的目的有两个：限制政府的权力和保障人民的自由。通过对比中美两国宪法中的税收规定可知，由于两国政治经济体制不同，导致了中美两国有着不同的税收体制。美国是三权分立的国家，不仅部门内部具有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由于行政、司法、立法三个部门相互制衡，可以起到相互监督的作用，保证美国有一个较为稳定、透明的政治体系。一切政府职责和人民的权利都体现在美国宪法之中。笔者认为，当前我国政府部门之间的监督、制约机制还不健全，短期内无法像美国一样实行完全意义上的宪政税收体制，但是我们美国宪法的基本精神还是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一)宪法要确定征税权利的归属和权限
宪政国家，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如前所述，宪政按照国家——宪法——税收——人民——国家的循环，通过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合理配置和公平交易的演绎过程，最终以保障和促进基本人权为归宿。谁来征税属于征税权利的范畴，只有在法律上明确的征税权利的归属，征税主体具有明确的、坚实的法律基础做后盾，才真正体现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思想。权利的制约和权利的归属在宪政税收中发挥着同样重要的作用，如果一个机构权利独大，就容易产生腐败、不公、滥用职权的现象，降低经济效率。征税权利的划分和权利限制都是宪政税收的关键要素。
(二)宪法要充分保障纳税人的财产权利
宪政税收的实质就是以民主立法方式通过“一致同意”规则制定宪政法律制度来处理私人财产权与国家征税权之间的宪政法律关系。保障私人财产权是宪政税收的一个目的，美国宪法中对纳税人权利的保障也体现在纳税人财产的保障上。我国宪法中已经有了对于公民财产权利保障的规定，但是规定内容不够具体。税收问题涉及到纳税人财产权及国家征税权力之间关系的保护与限制问题，宪法在税收问题上对于国家征税权力、纳税人权利应做进一步的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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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杜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