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贸易理论研究论文

摘要：通过对战略贸易政策在贸易的政治经济学、不确定性、不完全承诺和不完全信息等四个方面的新进展进行讨论，得出结论：新贸易理论的新进展使得脱胎于发达国家的战略贸易政策更加接近发展中国家市场经常失灵的现实，从而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战略贸易理论研究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战略贸易理论研究论文 篇1：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研究

摘 要: 在美国次贷危机的冲击之下,全球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各发达国家均不同程度地展开了漫长的经济调整。而战略性贸易正作为实质性的贸易保护政策又再次受到了各国的青睐。因此,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研究对于当前我国贸易的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回顾了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核心内容,分析了该类贸易政策的现实意义,并为我国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提出了对策思考。

关键词: 战略性贸易政策;现实意义;对策思考

文献标识码: A

1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核心内容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Strategic Trade Policy)是由保罗• 克鲁格曼、詹姆斯•A•伯兰特和巴巴拉•斯本赛等人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所谓战略性贸易政策,是指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政府积极运用补贴或出口鼓励等措施对那些被认为存在着规模经济、外部经济或大量“租”的产业予以扶持,扩大本国厂商在国际市场上所占的市场份额,把超额利润从外国厂商转移给本国厂商,以增加本国经济福利和加强在有外国竞争对手的国际市场上的战略地位。政府参与国际经济竞争显然会从根本上改变国际贸易的通行规则,因而被视为提升其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的活动。

(1)利润转移理论。与传统贸易理论主张自由贸易、实现“双赢”不同,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提出了把垄断利润从外国转移到国内、“损人利己”的利润转移理论。它认为只要存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和建立在规模经济基础上的报酬递增,企业就有可能获得垄断利润或“垄断租”。而政府的作用是通过某种政策措施,改變或影响企业的战略行为,使对外贸易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在特定产品存在“垄断租”的情况下,使本国企业获得较大份额。本国企业获取较多垄断利润是刺激其增加生产,占领本国市场,扩大出口,进而占领外国市场的重要动力。战略性贸易政策揭示了利润转移的三种类型:①用关税来抽取外国寡头企业的垄断利润;②用出口补贴为本国寡头企业争夺市场份额;③以进口保护作为出口促进的手段。

(2)外部经济理论。外部经济理论认为,某些产业或厂商能够产生巨大的外部经济,促进相关产业发展与进口扩张,但由于这些外部经济不能完全被这些厂商占有,这些厂商或产业不能发展到社会最优状态,如果政府能促进这些厂商或产业提供适当的帮助与支持,就能够促进这些产业与相关产业的发展,提高其国际竞争力,以获得长远的战略利益。

2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现实意义

(1)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只是一个模糊的政策导向。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有效实施需要一系列严格的条件。某些假定前提如不完全竟争和规模经济在现实世界中客观存在,而关于政府、资源争夺和外部报复等条件则过于苛刻,从而使实施这一政策所需要的信息比所能得到的信息还要多。不少经济学家也承认,国家针对某一部门或产品的干预政策可能会获得收益,也可能受损。即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补贴成本和额外收益的权衡根本不具备现实可操作性。

(2)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是回应别国贸易政策的工具。

战略性贸易政策本身是一项进攻性的竞争战略。一国实施后必然会对其贸易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国政府应该做好充分准备,以反击其他国家攫取优势的政府干预行为。这种防御性动机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竞争中显得尤为重要,正如一国在风云变化的国际环境下要积极提高其军事实力的道理一样。

(3)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意义。

发展中国家同样处于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下,其幼稚工业(也称民族工业)也有战略性产业的某些特征,所以,发展中国家同样可以借鉴发达国家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和措施。而以往建立在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基础上的传统贸易理论只强调静态的比较优势,这往往使发展中国家在产业结构方面亦步亦趋的走在发达国家后面。要实现“赶超”,发展中国家就必须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创造动态的竞争优势,扶植本国的战略性产业,从而谋求后来居上。(2)选择适当行业应用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相应观点。

应当根据特定行业的市场结构特点、竞争状况和发展前景等来决定在该行业能否应用战略性贸易政策以及具体应用哪种政策。在国内外均为寡头垄断的行业,对国外进口可以施加适度的关税,实施战略进口政策,从国外企业转移利润;在国内为完全竞争、国外有垄断力量的行业,也可以采用战略进口政策,从国外企业抽取利润。对于国内外均为寡头垄断,本国出口较多、出口竞争激烈的行业,可以实施战略出口政策。对具有寡占特征、规模经济效应显著、国内外企业在本国以及其他市场上争夺激烈的行业,特别是一些国内尚不成熟的新兴产业或高科技产业,可以应用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政策,在这种行业,保护所带来的长期动态收益(包括对其他行业的积极的外部经济效应)可能超过短期内保护造成的静态福利损失,从而使本国获利。

(3)进一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促进市场结构合理化,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应用创造更好的条件。

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包括培育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理性的市场微观主体与宏观主体,大力发展非国有企业,加大国有企业改革力度,精简政府机构,转变政府职能,加速行政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市场体系,健全价格机制,改变各类市场发育不平衡的状况,推动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继续推进对外开放,实行国内外市场的全面接轨;在建立与完善市场机制的同时必须树立起法律的规范机制,促进市场秩序的改善,在更深层次上推进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在促进市场结构合理化、进一步提高行业集中度与规模经济水平方面,要走市场机制的自组织作用与政策引导相结合的道路。

(4)处理好利用外资和应用战略性贸易政策提高国民福利的关系。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展,外国直接投资大量流入,特别是一些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纷纷进入我国市场,兴办独资或合资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应用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我国寡占行业进行保护和扶植不仅会使本国企业获益,而且有可能提高外资企业的利润,而这种利润不应该计算在本国福利之中。总之,由于不完全竞争是客观存在的现实,尽管中国已具备推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某些前提且有此必要,但由于这种政策损人利己、易遭报复的性质,其有效推行还有赖于一系列严格的实施条件,否则其效用就要大打折扣,甚至完全失效。因此,对这一政策务必深刻理解和正确把握,切不可片面夸大或曲解其功效,更不能不分场合地盲目滥用,以防贸易保护主义泛滥。

参考文献

[1] [美]保罗•克鲁格曼,海闻等译.战略性贸易政策与国际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2]吕春成.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M].北京:中国财经经济出版社,2002.

[3]苏应蓉.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实践[J].当代财经,2003,(3).

[4]孙文远.论战略性贸易政策及其批评[J].商业研究,2004,(5).

3 我国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对策思考

(1)必须正确处理应用战略性贸易政策与贸易自由化的关系。

战略性贸易政策为政府的贸易干预提供了新的依据,值得注意的是,该政策支持的贸易保护是适度的,它并不主张高筑保护壁垒。当然,中国在实际应用战略性贸易政策时应当注意技巧,以避免其他国家进行报复。一方面要注意政策工具的多样化,事实上关税、配额、补贴以外的其他一些政策,例如价格控制、相机的反倾销政策、政府采购政策等可以收到同样的政策效果,甚至进口监管、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政策以及狭义贸易政策以外的竞争政策、环境政策、产业标准的制定等也能改变企业的战略行为从而发挥同样作用,并且这些政策的隐蔽性较强,不易引发贸易冲突。另一方面,可以利用WTO的一些模糊区域和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政策来为本国的贸易干预提供辩护,例 如保护幼稚工业的原则,国际收支平衡例外的原则,以及对发展中国家在出口补贴、政府采购、技术壁垒等方面的一些有利规定。

作者：姚丽伟

战略贸易理论研究论文 篇2：

战略贸易政策新进展与发展中国家贸易政策

摘要：通过对战略贸易政策在贸易的政治经济学、不确定性、不完全承诺和不完全信息等四个方面的新进展进行讨论，得出结论：新贸易理论的新进展使得脱胎于发达国家的战略贸易政策更加接近发展中国家市场经常失灵的现实，从而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新贸易理论；战略贸易政策；发展中国家

本文试图从四个方面讨论战略贸易政策的新进展及其对发展中国家贸易政策的启示，这四个方面分别是战略贸易政策和贸易的政治经济学、不确定性与战略贸易政策、不完全承诺与战略贸易政策及信息不对称与战略贸易政策。一方面，是因为新贸易理论新进展在这四个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另一方面，这四个方面理论拓展的微观基础更加接近发展中国家的现实。

一、战略贸易政策和贸易的政治经济学

战略贸易政策的理论主张受到来自贸易政策政治经济观点的批评，这些批评与发展经济学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思路有相同的“基因”。既然贸易政策的“战略”用途非常有限，为什么这一政策被经常使用?为什么产业受到贸易保护?为什么一些产业比其它产业接受了更多的保护?贸易政治经济学家们提供了许多假说来回答这一问题，这些假说有：压力集团和利益集团模型(The Pressure Group Interest Grouo Model)、加法机模型(Adding Machine Model)、社会现状模型(The Status Quo Model)、社会变迁模型(the Social Change Model)、比较成本假说(comparative Costs Model)及对外政策模型(The Foreign Policy ModeD等。这一推进显然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更贴近：发展中国家存在大量的寻租行为和直接非生产性寻利活动。

由于实证分析无法很好地对原有模型进行检验，同时，随着政治经济模型理论的发展，这一领域的文献向着结构方向演进，在这一方向上贸易理论的可检验性得到了注意，进展主要有两个分支：第一个分支是中值投票(Median-Voter)模型，其内在的假定是，贸易政策实际上是被直接投票决定的，或者说政府的政策选择反映了对这个问题的主要意见；第二个分支与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的利益集团模型相似，为了区别，我们把他称之为保护待售(Protection For Sale)模型，这一类模型认为贸易政策是由政府和游说群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的。

中值投票模型假定政策由多数投票决定。在选民投票选举立法人员，然后立法人员决定政策的典型民主制度下，这是一个过于简单的描述。在这样的环境下，政策选择受到选票、发言权以及来自于游说集团竞选捐款的共同影响。G.M.格罗斯曼和E.赫尔普曼(1994)的模型对政府在决定贸易政策时如何同时考虑众多院外活动集团捐款，以及消费者福利问题进行了精彩的分析，其结论是没有组织起来的产业将接受进口补贴或者是出口税，从而国内价格降低。现实中这些政策工具很少被观察到，这一事实可能反映了政治上对这类政策工具的反对。P.K.哥德堡和G.麦吉(P.K.Goldberg and G.Maggi，1999)对这一模型进行经验检验的结论是，政府的主观函数对消费者福利赋予的权重要比给予政治捐款的权重高50到100倍。k.葛文德和.u.班德尤帕德亚伊(K Gawande and U.Bandyooadhyav.2000)通过引入中间品贸易扩展了这一模型，检验结果同样表明政府赋予消费者福利很高的权重。张宝莉(Pao-Li Chang，2005)将Krugman-Dixit-Stitz的垄断竞争模型植入“保护待售”模型中，讨论了垄断竞争环境下，利益集团对贸易政策的影响。研究表明，在垄断竞争条件下，进口关税为零，并不会出现保护待售模型中提到的进口补贴。进口关税始终与进口替代部门在国内的实力成正比，并不需要像保护待售模型所要求的那样，该部门必须组织起利益集团。在出口政策方面，保护待售模型认为组织起利益集团的出口商将得到出口补贴。而张宝莉认为，政府采用出口补贴和出口关税的政策均有可能，关键在于政府对社会福利关注的程度与利益集团的实力大小。

保护待售模型也在另外的方向上得到了拓展。D.米德拉(D Mitra，1999)说明了如何把内生游说集团引进.这一框架。G.M.格罗斯曼和E.赫尔普曼进一步使用这个框架分析了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税大战，以及国际协定所能带来的潜在利益。沿着同样的技术路线，K.巴格韦尔和R.w.思泰格尔fKBagwen and R.W.Staiger，1997，2002)考察了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的贸易规则，比如互惠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等所包含的经济学基本原理。此外，经济学家们也考察了国家加人地区贸易协定和多边贸易协定的激励。J.N.巴格瓦蒂(J.N.Bhagwati，1993)提出的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加入地区贸易协定是促进还是妨碍了多边自由贸易的最终目标。印.克里希纳(P.Kfishna，1998)和J.麦克劳伦(J.McLaren，2002)的模型显示多边地区协定可能妨碍了多边自由.贸易协定。但是，R.鲍德温(R Baldwin，1995)和w.J.埃塞尔(W.J.Ethier，1998)的模型却认为多边地区协.定恰恰促进了多边自由贸易协定。P.I.列维(P I.Levy，1997)用中值投票模型考察了这一问题，并证明了如果投票人比整个经济有一个低的资本一劳动比率，并且进口是劳动密集型的，那么经济将有一个正的进口税。进口税会在资本丰裕的工业化国家被使用，进口补贴会在劳动丰裕的发展中国家被使用。

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情况，利益集团的寻租行为往往危害更大。新贸易理论对利益集团影响贸易政策形成机制的研究进展，无疑有助于发展中国家政府关注利益集团对贸易政策形成的影响，并在制定贸易政策时对院外集团的游说保持高度的警惕，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不确定条件下的战略贸易政策

近来，战略贸易政策研究的一个重要新进展是引入了不确定性。这一新进展更符合发展中国家经济运行中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现实。在确定性模型中，贸易政策常被限定在线性税收或补贴上，公司被假定只进行价格博弈或数量博弈。不确定性引入战略贸易政策的一个重要结果是扩展了政府政策空间和企业战略空间，为我们在更加现实的基础上讨论战略贸易政策提供了可能。

首先，在需求不确定性方面，R.库柏和R.瑞茨曼.(R Copper and R.Reizman，1989)首先把需求市场的不确定性引入到J.A.布兰德和B.J.斯彭斯的模型中，考察了政府在税收补贴和数量控制两种方法之间的选择。

他们证明了在需求不确定的J.A_布兰德和B.J.斯彭斯模型中，直接的数量控制优于线性税收或补贴政策。如果市场需求稳定，出口配额为最优政策；如果市场需求波动，出口补贴就变为最优政策。沿袭R.库柏和R.瑞茨曼的思路，L.阿文(LAryan，1991)把行动时序因素引入模型中，在排除了政府进行数量限制的政策选择后，作者假定政府要么在观察到需求随机扰动前宣布补贴政策，要么在等到市场不确定因素消除之后宣布补贴政策。在这些假定下作者证明了，企业数量较少的国家倾向于在随机扰动前宣布补贴政策，并取得领先者地位；企业数量较多的国家则会在市场不确定因素消除之后宣布补贴政策，并取得领先者地位。R.什.瓦库马(R Shivakumar，1993)综合上述三人的研究成果，证明了最优政策选择取决于随机扰动和企业数量。丘东晓(L.D.Qiu，1995)也证明在需求不确定和非常数边际成本的J.A.布兰德和B.J.斯彭斯模型中，采用非线性的政策是最优的。政府采用非线性的政策工具不但可以保证本国企业的领导者地位，还可以改变垄断竞争行为，使之有利于本国企业。M.阿南和s.蒋(M.Anam and S.H.Chiang，2000)进一步把需求不确定的J-Al布兰德和B.J.斯彭斯模型扩展到多个出口市场的环境中。他们证明了，在这一环境下，战略出口政策依赖于市场的相对变动性和市场之间的相关性。具体地讲，当两个市场正相关时，对需求变动较大的市场征收出口税，同时对另一个市场进行出口补贴的政策是最优的。进一步，如果古诺(coumot)博弈被伯川德(Be~rand)博弈所替代，对变化更大的市场进行出口补贴就变成最优的政策选择。阑在这一模型中允许国内和国外市场相关对战略贸易政策有重要的含义。因此有可能证明，当国内市场相对更不稳定且市场之间是正相关时，政府可能需要以相反的方向干预，而并不必然像标准模型建议的那样，在本国市场上补贴本国企业，或是对外国企业征收关税。

其次，为了克服寡头理论中多重均衡的不确定问题，P.D.克伦佩勒和M.A.迈耶(P.D.Klemperer and M.A.Meyer，1989)对不确定条件下的博弈提出了一个新.的均衡概念。D.劳塞尔(D Laussel，1992)吸收了P.D.克伦佩勒和M.A.迈耶新模型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并把其应用到战略贸易政策问题的研究中来。D.劳塞尔假定.企业受到供给函数约束，而不是传统假定中单一的价格或数量约束。在需求不确定时，作者证明了最优边际补贴率会随出口递减。在D.劳塞尔的模型中，国内外企业有相同的不变边际成本。因此，在没有政府干预时，运用P_n_克伦佩勒和M_A.迈耶均衡解的概念，市场博弈将导致两个企业选择完全弹性的价格一数量清单，价格等于边际成本，利润为零。同样运用这一均衡解的概念，s.格兰特和J.奎金(sGrant and J.Quiggin，1997)证明了在政府间的政策博弈中，当出.口垄断是在国家层面，而不是在企业层面出现时，贸易干预的均衡模式是由模型的参数内生决定的。s.格兰特和J.奎金假定政府选择出口或者进口税作为贸易工具，企业作为价格接受者采取行动。他们的研究显示了P.D.克伦佩勒和M-A.迈耶的解的概念如何能被用来内生化竞争性政府采用的贸易限制形式。也就是说，均衡的贸易政策形式来源于模型基本的经济初始条件，比如，消费者的偏好、企业的技术以及国家的禀赋，而不是通过规范贸易博弈的具体战略空间来展开分析。

此外，K.巴格韦尔和R.w.思泰格尔(K Bagwell andR.W.Staiger，1992，1994)研究了开发和技术创新活动.所具有的不确定性，他们指出传统B.J.斯彭斯和J_A_布兰德模型并没有考虑到与研究开发和技术创新活动相关的不确定性。他们认为，政府的最优研发政策与企业的垄断竞争行为无关，它取决于研究开发活动两种效应的平衡，并认为如果市场的规模经济效应足够大，就应该通过补贴支持本国企业成为垄断者。只有在本国市场中有多家企业参与竞争时，才考虑征收投资税来矫正过度投资。K.米亚基娃和Y.奥诺(K Miyagiwaand Y.Ohno，1997)对K.巴格韦尔和R.w.思泰格尔的研究进行了拓展，考察了专利保护水平与政府最优研发政策的关系。其结论是，当专利保护水平处于很高或很低这两个极端时，政府的最优政策都是对研发征税。只有专利保护水平处于中间值时，政府的最优政策才是对研发进行补贴。

总之，在不确定的条件下，无论是补贴还是税收，无论是线性还是非线性，无论是数量控制还是价格控制，都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实际情形，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合理的贸易政策只能是一个国家具体条件下的产物。

三、不完全承诺与战略贸易政策

早期赞成战略贸易政策的主张常常基于如下假定：第一，政府在企业之前行动，并因此影响企业的决策变量；第二，政府可信地遵守一项特定的干预政策，并且这一政策即使在事后是次优的也不会发生改变。早期的研究进展常常改变第一个假定，关注企业先于政府采取战略行动时的博弈结果。比如，在J.A.布兰德和B.J.斯彭斯(1987)的贸易模型中，就假定本国企业.在政府选择产出补贴之前选择其研发水平，跨国企业根据税收和关税水平来选择生产地点和投资水平。作者证明了在存在失业的情况下，关税在任何给定的资本投资水平上都超过了最优税收，这会导致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加。c.M.卡麦克(c M.Carmichael，1987)在一个两阶段伯川德双寡头模型中考察了允许企业在政府选择补贴之前设定价格的情形，证明了企业和政府的行动次序如何能解释出口贷款补贴的产生。在这一模型中企业首先行动，在政府设定补贴之前设定总价格，通过提高价格来获得政府的补贴，这一补贴把租金从政府转移到企业的同时福利并不变化。如果政府在企业行动之前设定补贴上限，就会迫使企业降低价格，以致于如果有一个上限约束，社会整体福利就会下降。田JH.K.戈鲁斯派克(H.K.Gruenspecht，1988)通过关注一个不同的政策环境补充了C.M.卡麦克的分析，在这一环境中相对于私人利润政府更关注补贴费用。在这一假定下，作者分析了差异产品市场中的出口补贴，这一模型里企业在政府设定补贴水平之前先设定价格。与政府应该对伯川德类型的企业征收出口税的早期研究结果相反，在这里出口补贴政策是最优的。研究结果强调了时间安排的重要性，以及政策体制和政策工具的不同影响。L.S.卡帕和D.M.纽伯瑞(L-s.Karp and D.M.Newbe，1991)考察了针对本国出口企业的最优政策，并对产出补贴和价格补贴两种政策工具进行了比较。文章特别考察了两种博弈：事前博弈和事后博弈。在前一种博弈里，政府在企业设定价格之前设定补贴值；而在后一种博弈里，预期到政府会

在第二阶段进行补贴，企业会首先设定价格。作者证明了在事前博弈的情形下，两种补贴是相同的，而且事前博弈总比事后博弈可以获得更高水平的福利。

早期假定政府可信地遵守特定干预政策同样也是不现实的，特别是对贸易政策经常发生变化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更是如此，因此贸易理论家们试图以更接近现实的不完全承诺假定来推进这一研究。P.K.哥德堡fP.K.Goldberg，1995)通过放松上述两个假定，推进了C.M.卡麦克和H.K.戈鲁斯派克对博弈时间安排结构的研究。他发现尽管政府补贴一般低于提前承诺时的最优补贴.水平，时间一致的最优补贴水平却是正的。而且时间一致的补贴水平依赖于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对私人部门的盈利能力越关注，政府越会提供更多的补贴。闭G.麦吉(G Maggi，1996)发展了一个产能一价格竞争模型，在这一模型中，当产能约束变得更重要时，均衡就从伯川德结果变成古诺结果。这一模型被用来重新考察战略贸易政策理论中寡头对价格竞争和产量竞争的敏感性。分析发现存在一种独立于垄断竞争行为的简单有效的政策，即产能补贴，这一政策可以增加本国的收入，而且不用考虑寡头的竞争方式。接着，D.莱希和J.P.尼尔瑞(D Leahy and J.P.Neary，1996)在一系列动态寡头博弈中考察了最优的产业和贸易政策、本国和外国企业进行研发和产量竞争。作者证明了在政府承诺可信的条件下，动态一致均衡时本国的出口补贴、研发补贴和福利水平要比没有政府承诺时高，因此承诺增加了社会福利。D.莱希和J.P.尼尔瑞(1999)在一个边干边学的两期古诺模型中，考察了预先承诺的不同假定对战略贸易政策的影响。如果企业和政府没有预先承诺未来行动的能力，就会激励企业的策略性行动，并使得出口税相对于出口补贴成为最优选择。在线性情况下，如果政府可以预先承诺，最优补贴就会随学习能力的增加而增加；否则，最优补贴就会减少。这一结论明显与幼稚产业论的观点不同，在这里，积极的外贸政策、扭曲性的关税和伯川德竞争在政策上都是值得考虑的。J.P.尼尔瑞和D.莱希(2000)提供了一个更一般的分析框架，吸收了我们上面所提到的许多模型，为了关注于企业和政府间的战略相互作用，模型抽象掉了国内消费。这一模型确认了政府干预的三个明显动机：第一，利润转移动机。第二，抵消本国企业相对于其竞争者的战略行为。企业的这类战略行为，即使对手企业是国外的，也是一种社会浪费，政府应该用政策来抵消它。第三，期望抵消本国企业针对政府未来行动的战略行为。例如，企业为了有资格得到更高的补贴而进行过度投资。限制本国企业采用此类战略行动为政府在早期干预提供了一个理由。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政府政策的变化更为频繁，政府事前承诺的可信度可能更低，不完全承诺引入新贸易理论，说明了发展中国家政府要利用其承诺力去抵消本国企业采取的对整个社会来讲不经济的战略行为，并根据其承诺力制订适合的贸易补贴和关税政策。

四、不完全信息与战略贸易政策.

对战略贸易政策的一个重要批评是，理论模型常假定政策制定者对目标市场有完全的信息，但是现实中政府不可能满足充分信息的理论假设。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存在广泛的信息不完全问题。那么在政府对产业成本、市场需求和产业利润的信息没有企业多时，战略贸易政策可以发挥作用吗?当政府面对信息约束时，如何制定战略贸易政策，这种情形下会存在均衡吗?

与需求扰动相关的不完全信息是战略贸易政策新进展的一个重要方面，相关研究大部分与本文中不确定性与战略贸易政策部分相关，因此在这里不再赘述。关于企业成本结构的信息不完全是新贸易理论研究的另一重点，政府对生产和市场状况方面信息的掌握总是不如企业，K.王(KWang，1990)就曾指出，企业.有激励运用信息不对称谎报其生产成本以获取补贴，企业决策将不可避免的扭曲并因此降低国家的福利。D.柯利和M.维德(D Collie and M.Hviid，1993)的基本信号博弈模型认为政府可以选择不去获取企业成本的信息，此时将实现混同均衡，本国福利会更高。他们认为不完全信息恰恰为政府提供了扭曲成本信号的机会。政府通过给本国企业更高的补贴诱致外国竞争对手认为本国企业具有低成本优势，从而帮助本国企业获取更大的市场份额。丘东晓(1994)设计了一个两阶段模型来研究信号博弈这一问题。其分析表明，如果企业进行数量竞争，则一揽子方案更优，此时会产生分离均衡；如果企业进行价格竞争，则统一的补贴政策将实现更高的社会福利，此时产生混同均衡。[331G.M.格罗斯曼和G.麦吉(1997)认为信息不对称使得政府无法选择出高效率的公司，为了得到补贴支持，企业会通过过度投资来向政府发送信号，这一行为会导致本国福利受损。E34]G.麦吉(1999)考察了企业比政府.有更多的产业利润信息时均衡的贸易政策。分析表明信息不对称增加了均衡时贸易政策的扭曲，最终恶化了政府间的“囚徒困境”。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政府获得的均衡支付比在完全信息条件下要低。特别是，企业产量要比在完全信息条件下生产更多，并且得到更少的净利润。

近来，信息不对称问题产生的企业内的委托代理问题也被用来分析对企业行为及贸易政策的影响。N.H_米勒和A.帕茨高尔(N H.Miller and A.Pazgal，2001)运用一个两阶段博弈模型，在这一模型里企业的所有者决定对经营者的激励方案。在博弈的第二阶段，经理人把该激励方案和竞争对手的行为视为给定，从而选择合适的市场战略以最大化自身的效用。研究表明，只要所有者对经营者的激励保持足够的控制，均衡结果便不依赖于选择数量竞争还是价格竞争。N.H.米勒和A.自茨高尔(2005)进一步对这一模型进行了拓展，在一个三阶段的博弈里，政府首先选择合适的补贴政策，然后企业所有者选择激励方案，最后经营者在第i国市场上与外国竞争对手争夺市场。研究显示，最优贸易政策只依赖于最优激励方案，而与企业的垄断竞争行为无关。

信息问题的存在和不确定性问题一样，使新贸易理论的战略贸易政策变得复杂。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决定了政府掌握的信息更少，信息问题要比发达国家更为严重，这对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正确制订和执行贸易政策、产业政策和经济发展政策提出了更多新的挑战。

五、结论

新贸易理论中的战略贸易政策，主要研究的无疑是发达国家的市场结构和贸易政策，但是，由于战略贸易政策的新进展建立的微观基础更加接近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因此我们认为这一研究进展为发展经济学和发展中国家制定科学的贸易政策也提供了新的思路。

战略贸易政策研究的新进展对发展中国家的启示是：由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同，发展中国家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并制定贸易政策的时候必须结合本国的市场结构和产业状况，并不存在一个简单的“大拇指法则”来告诉我们什么样的贸易政策和发展战略是可取的。因此如何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有效的政策，可能比寻找一个简单的政策药方更为重要。由我们的分析可以看到，新贸易理论的战略贸易政策依赖于不同的具体情况。

责任编校：史言信

作者：陈金锟　张　霞

战略贸易理论研究论文 篇3：

企业异质性:出口贸易国外直接投资与企业外包

摘 要：企业异质性作为新新贸易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通过阐释企业异质性与出口贸易、国外直接投资、外包之间的逻辑关系，从微观层面来剖析企业的国际化路径和全球生产组织模式选择，对国际贸易的成因、利得与资源重新配置提供了全新解释。该理论打破了以往贸易理论关于企业同质性假定，把国际贸易建立在异质性企业这一微观经济主体基础之上，对当今国际贸易成因、结构和模式进行了具有相当说服力的全新解读。

关键词：异质性企业；生产率；出口贸易；国外直接投资；企业外包

Heterogeneous firms: Expor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Outsourcing

KONG Xin, LI Jianxin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Guangzhou, Guangdong 510521, China)

Key words：heterogeneous firms; productivity; expor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utsourcing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投资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国际贸易与投资模式以及国际企业的生产组织形式的深刻变化，产业内贸易取代产业间贸易，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形式[1]，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对此无能为力，Krugman、Dixit 、Helpman等经济学家将产业组织理论和市场结构理论嵌入新古典贸易模型中，创立了所谓的新贸易理论，他们用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消费偏好多样性和产品差异化来解释产业内贸易的形成原因[2]，对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中的完全竞争市场、规模报酬不变和产品同质性等基本假设进行了彻底颠覆，较好地诠释了发达国家之间同一产业内贸易占绝大比重这一历史现实。

20世纪90年代，经济学家发现，虽然经济全球化加深，对外直接投资迅猛发展，对外贸易的利润空间要比国内市场大得多，但只有少数企业选择国际贸易行为，大多数企业主要服务于国内市场，新贸易理论对此问题的说服力也显得苍白无力，迫使经济学家对国际贸易的成因进行反思。21世纪初，Marc Melitz（2003)提出了异质性企业模型[3]，Pol Antras（2003)提出了企业内生边界模型[4]，共同开创了新新贸易理论(New—New Trade Theory),该理论打破了以往贸易理论关于企业同质性假定，把国际贸易建立在异质性企业这一微观经济主体基础之上，对当今国际贸易成因、结构和模式进行了具有相当说服力的全新解读。

一、企业异质性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古典和新古典贸易理论）以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建立的产业间贸易模型很好地分析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间贸易，但并没有涉及具体的企业层面；新贸易理论所建立的产业内贸易模型虽然涉及微观企业层面，但为了简化模型，以代表性企业假设将企业同质化。然而，近年的实证数据表明，企业间差异对于理解国际贸易有关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关于企业异质性的形成，Melitz模型仅考察了初始劳动生产率差异这一因素。而Yeaple（2005）建立了一个更一般的均衡模型，分析了初始状态相同的企业，如果选择不同的竞争性技术和生产技能存在差异的工人，二者的不同组合也可能导致企业不同的生产率，再加上国际贸易成本因素，这样企业的产品（包括服务）就具有差异性贸易优势，Yeaple则全面分析了企业异质性的形成问题。企业的异质性是指同一产业内的企业，在生产经营中由于内外部条件的制约，企业选择不同的生产技术、雇用生产技能和劳动熟练程度不同的员工，进而导致企业的生产率存在着差异。这种生产率差异是因为企业要素投入不同而内生的，是客观存在的，对企业是否进入国际市场起着决定性作用。从更广泛的意义看，企业异质性主要表现为企业生产率、专业性技术、产品质量以及工人技能方面的差异。

1995年Bernard和Jensen曾发现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相比，出口企业劳动生产率更高、企业规模更大、利润更多。[5]1998年Cleride等人利用墨西哥、哥伦比亚、摩洛哥等国的经验数据，验证了企业生产率与出口贸易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Bernard和Wagner在1998年利用德国企业的面板数据，同样发现只有那些生产率较高的企业才能选择出口。1999年Aw等人通过对中国台湾省的企业数据验证了全要素生产率与企业出口行为之间有着较强的同向关联度。2003年Bernard等人利用扩展的李嘉图模型，再度对美国与46个国家的贸易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较高的生产率和较大的生产规模是影响企业出口决策与出口行为的重要因素。Melitz和Yeaple（2004）根据大量事例对1996年美国进出口企业的生产率研究表明，出口企业劳动生产率比非出口企业高出39％。Taton、Kramarz、Kortum(2004)在研究中发现，法国制造业中仅有174％的企业从事出口贸易，而且其出口量仅占生产量的216%。[6]Jensen、Bernard、Redding（2007）等人研究发现，2000年美国550万企业中只有大约4%的企业进行过出口贸易，2002年美国制造业企业中出口与非出口企业比较,出口企业的就业率、销售额和人均增加值分别高于非出口企业119%、148%和26%。[7]可见，在某一行业内从事国际化经营的仅是少数效率高、竞争力强、规模相对较大、产品质量好的企业，大多数企业只服务于国内市场。

实证数据显示,在生产分工日益细化的背景下,全球贸易投资一体化趋势不断加强,企业的运作效率、生产规模、经营绩效和国际化经营行为有着诸多异质性。因此，需要研究企业个体特征在企业国际化经营和扩张路径选择中的作用。然而,不仅传统贸易理论在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前提下，仅仅通过分析不同国家（或地区）间的比较优势来阐释产业间贸易，根本没有涉及国际贸易的行为主体——进出口企业。即便是新贸易理论，其采用对称性和代表性企业假设,在一体化均衡情况下，同一产业内忽略了不同企业在生产成本、产品定价、产品数量、利润及收益和外贸参与程度等方面的差异，因而它无法解释20 世纪90 年代以后经济学家获得的企业微观数据,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哪些企业是国际贸易行为主体这一本质问题，国际贸易领域的微观实证数据对以往理论提出挑战。这就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摒弃以往的技术性对称，能够深入到国际贸易行为的真正主体，研究企业异质性作用的全新的贸易理论，客观上要求国际贸易理论对此作出科学解释。

二、国际贸易的成因分析

以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为代表的传统贸易理论在分析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时，假设企业是同质的，国际贸易产生的基础是各国的比较优势，古典贸易理论认为比较优势来源于各国不同的劳动生产率，新古典贸易理论认为比较优势基于不同国家的要素禀赋差异，即强调国家层面的特定优势，进而把国家优势默认为该国某一行业内所有企业的优势。新贸易理论在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化假设条件下，用代表性企业竞争优势替代行业优势，从产业层面分析不同国家的贸易地位与贸易格局。可见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都忽略了进出口企业自身的特质，仅从企业外部条件与环境的差异来分析国际贸易产生、贸易结构和贸易利得。

事实上，国际贸易行为的最终决策还是由企业作出的，因此，研究企业差异性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客观必然，在这方面Melitz走在了时代的最前列。2003年Melitz在Krugman（1980）竞争模型[8]和Hopenhayn（1992）动态均衡产业模型[9]基础上，加入企业生产率差异这一因素，建立了所谓的异质性企业模型，该模型构成了新新贸易理论的基础。在Melitz模型中，假设存在两个对等国家，都投入一种生产要素，分别拥有一个生产最终消费品的部门，投入一种生产要素（劳动）。在存在沉淀成本、“冰山”运输成本和边际成本的条件下，生产率不同的企业其行为选择是不同的。开展国际贸易的沉淀成本主要包括研究国际贸易环境、了解国际市场的供给需求、在国外进行产品宣传、寻找交易伙伴、构建符合国外要求的行业规制和产品标准、建立营销渠道等，这些成本在国际贸易活动完成前就已经发生了，其成本大小与贸易量没有关系，是企业出口的沉淀成本或额外的固定成本；出口还要承担“冰山”运输费用，运输成本被视为像一座“冰山”, 也就是国际贸易长途运输的产品只有一部分能够到达目的地, 其他部分在运输途中损耗掉。这样, 如果要求有一单位产品到达国外市场, 考虑了“冰山”运输成本, 就必须出口1/(1－r)单位的产品（r为损失率）。此外，出口没有还要承担保险费用、通关费用等边际成本。

沉淀成本、“冰山”运输成本和边际成本的存在相当于提高了进行国际贸易的门槛，虽然国际市场潜力巨大，存在高额利润空间，但只有生产率相对较高，出口获利大于沉淀成本和边际成本的少数企业才能进行出口贸易，那些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将不能产生足够的利润以弥补进入国外市场的固定成本、“冰山”运输成本和边际成本，大多数企业只能服务国内市场。因此，出口选择与企业生产率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企业自选择机制，每一个企业都面临着一个行业内生决定的生产率“门槛”，只有当企业生产率达到某一临界值以上时，这类企业才能跨越沉淀成本、“冰山”运输成本和边际成本，进入国际市场，即高生产率是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前提。当然，这种自选择也可能是企业有意识的战略规划，为了开拓国际市场主动增加投入，提高生产率的结果。

三、出口与行业资源的重新配置

可见，在出口选择的动态过程中，出口与产品质量、企业生产率和工人技能提升之间存在着较强的关联性。潜在的出口企业通过优胜劣汰进入国际市场并且获得了更多的市场份额和利润， 它们对于专业技能型工人的需求也随之增加，因此，企业规模的扩大、市场空间的拓展会导致企业经营绩效溢价的上升。

效率高的出口企业由于利润增加和良好的经营绩效，可以不断地加大投入，进一步开展技术创新，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吸纳更多的优质资源，步入市场份额扩大，竞争力增强的良性循环。从行业发展角度看，通过国内市场及国际市场的优胜劣汰，迫使效率低的企业退出市场，市场份额转移高生产率企业,市场集中度提高，促进资源重新配置，从而使行业的整体生产率提高,进而推动整个行业经济效率的提升。这样，依据生产率差异，可以将企业分为三种类型：即生产率最高的出口型企业（同时服务于国内外两个市场）；生产率居中的仅在国内市场销售的内销型企业；生产率最低、最终被市场淘汰的企业。

一方面，国际贸易可使整个行业的企业数量减少，单个企业规模扩大，生产率高的出口企业平均变动成本更低，竞争力更强。另一方面，成本的降低则会通过选择效应对企业产生不同的影响，一是选择出口行为的高生产率企业由于成本降低而扩大规模；二是高生产率企业规模的扩大增加了要素投入的需求，从而提高了要素成本，进一步迫使低生产率企业选择退出。这一效应的最终结果是推动了行业的资源重组，提高了稀缺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使行业的整体生产率提高。

四、出口贸易与国外直接投资的选择

国际贸易行为可以发生在不同国家的企业之间, 也可能发生在同一企业内部，这种现象在跨国公司方面尤为明显。跨国公司根据成本－收益分析把不同生产环节分配到世界各地的子公司，形成所谓的跨国公司内部贸易，这种内部贸易不仅表现在最终产品交易上，更多地集中在零部件、半成品等中间产品交易上。当前，跨国公司内部的中间产品、技术与服务在国际间流动, 占国际贸易的1/3以上，这主要表现为跨国公司母公司与国外子公司之间以及国外子公司之间的交易活动。据经济学家John Harry Dunning测算, 跨国公司母公司内部出口贸易在总出口中的比重, 计算机工业为913%, 汽车工业624%, 石油工业为51%, 电子工业为365%, 纺织业为128%, 食品工业为98%。[10]对此，Antras (2003)、Helpman and Melite（2004）、Yeaple（2005）等人结合交易成本理论、产权理论和不完全契约理论，提出了企业内生边界模型(Endogenous Boundary Model of The Firm ) [11], 对Melitz模型进行了拓展,分析了企业国际化路径选择问题，即企业采取什么方式进入国际市场，是产品出口还是选择国外直接投资。

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决定其选择出口贸易还是对外直接投资（FDI），主要取决于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成本比较。当国外市场的规模扩大并且出口成本也相应提高时，与出口相比，在国外直接从事生产活动则更为有利可图。反之，当建立国外生产设施的成本增加时，在国外进行生产则相对不利。如果企业选择FDI 替代出口，它就会放弃增加固定成本投入的集中生产， 但是却可以通过接近市场规避交易成本而节省可变的单位成本，并且有可能节省单位生产成本。

采取FDI形式进入国际市场，可以绕过贸易壁垒，充分利用企业的垄断优势和内部化优势，保持技术秘密和管理经验，降低交易费用，平均变动成本很低，但要承担更高的固定成本和投资风险（根据Helpman 等人的测算，国外直接投资的固定成本是在国内建立分厂的两倍）。当国外市场规模巨大且出口成本提高时，FDI更为有利，而当贸易成本相对较低，在国外建立分支机构的成本上升时，可选择在国内生产然后出口，这在一定意义上可看成是FDI对出口的替代。企业决定其选择出口贸易还是对外直接投资，除了考虑成本因素外，还与企业异质性密切相关。在同一产业内部，不断增加的异质性使得企业在国际化经营方式选择上存在着差异， 从而也就决定了哪些企业出口，而哪些企业从事跨国生产。引入企业异质性以后，根据企业内生边界理论可以发现效率最高且规模较大的企业选择FDI方式进入国际市场，即采取内部一体化形式，其交易仍在企业边界之内，这样的企业就会成为跨国公司（TNC）。效率次之的企业以出口的方式进入国际市场，效率较低的企业选择仅服务国内市场。

五、企业外包与内部一体化

所谓企业外包是指企业将自己的一部分生产或服务活动通过市场契约交由其他企业完成，可以充分利用企业外部资源，达到降低成本，提高核心竞争力的目的。而一体化则是企业利用自己的垄断竞争优势、内部化优势，采取FDI形式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进行企业内交易。企业外包与内部一体化是国际企业生产组织的两个相反的发展方向。市场交易（企业外包）或企业内部一体化是资源配置的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手段，其不同点在于:市场上的资源配置是由非人格化的价格来调节的，而在企业内部，资源的配置是通过权威（Authority）来实现的。选择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取决于市场交易成本与企业内部管理成本的对比关系。Antras 和Helpman（2004）在分析企业的全球采购行为时认为，企业生产率差异与全球采购方式密切相关，高生产率的最终产品生产商选择在国外购买中间产品，中等生产率的最终产品生产商选择在本国购买中间产品，而生产率较低的企业通常自己生产中间产品。

企业选择外包还是内部一体化，受很多因素影响。Antras（2005）认为在契约不完全情况下，企业的国际经营行为需要根据其对最优产权分配的选择来确定市场的进入方式，以决定到底是进行外包还是进行直接投资。[12]Grossman 和Helpman（2005）假定外包是一个不完全契约下寻找中间产品供应商的过程，因而一国的契约制度、国内外市场中间产品供求关系、各种交易费用等因素都对外包产生影响。至于FDI的影响因素，Grossman（2006）等人发现，在国外进行FDI的投资额大小、运输成本、东道国市场需求等是影响FDI的直接因素。因此，当市场交易成本很高时，企业将在国外进行直接投资，用FDI替代外包；在中间产品的交易成本较低时，生产率高的企业会选择外包来降低成本，生产率低的企业是选择外包还是FDI，还要考察FDI的投入成本与企业的资金状况。

参考文献：

[1] 海闻.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J].经济研究,1995(7).

[2]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现代国际经济学理论发展综述[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3] Melitz,M.J.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J]. Econometrica,2003，71（6）.

[4] Antras,P. Firms, Contracts, and Trade Structure[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3,118(4).

[5] Bernard, A. B. and Jensen, J. B. Exceptional Exporter Performance: Cause, Effect, or Both?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9, 47 (1).

[6] Eaton, Kortum, S. and Kramarz, F. Dissecting Trade: Firms, Indust ries, and Export Dest inations [ EB/ OL]. NBER Working Paper, 2004, No. 10344, http: / /www. nber. org/papers /w10344.

[7] Andrew B. Bernard J . Bradford J ensen , Stephen J .Redding ,Peter K. Schott . Firms in International Trade[J ] .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7 ,21 (3):105-130.

[8] Krugman, P. R. Scale Economies,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Pattern of Trade[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0(70).

[9] Hopenhayn, H. Entry, Exit, and Firm Dynamics in Long Run Equilibrium[J]. Econometrica, 1992(60).

[10] 范黎波,宋志红.跨国经营理论与实务[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3.

[11] Antras,P. and Helpman,E. Global Sourcing[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4,112(3).

[12] Autors, P. Incomplete Contracts and the Product Cycle[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5，95（4）.

责任编辑：萧敏娜

作者：孔欣 李健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