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法体现重要原则论文

2019年资本市场领域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历经五年四读（全国人大常委会分别于2015年4月、2017年4月、2019年4月、2019年12月对《证券法》修订草案进行了四次审议，至新法正式实施，历时已超过五年），最终于2019年12月28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下称“新《证券法》”）。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证券法体现重要原则论文 (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证券法体现重要原则论文 篇1：

从证券法的修改透视经济法理念

摘 要：现行证券法是2014年新修订的，但在此之前2006年证券法也经历了一轮修改。在本次的修订中，不少法规的修改都体现了证券法作为经济法所蕴含的理念。从经济法公平、效率、安全的理念看待本次的证券法修改，证券法在2006年的修改中充分体现了经济法的理念。同时，证券法修改更多的体现的是效率原则。

关键词：证券法修改；经济法理念；效率；公平；安全

一、引言

《全国人大常委会2014年立法工作计划》中，2014年初次审议的法律案包括《证券法》（修改），初次审议时间定在12月。[1]而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日前经过调整后的公布情况表明，证券法修改草案已经提请审议，其中期货法需要抓紧制定。[2]在现代社会法治建设过程中，作为经济法代表之一的证券法的修改得到了众多关注。

2006年证券法的修订工作历时近两年，修订涉及原证券法40%的条款。新的证券法共12章240条，在原证券法214条的基础上，新增53条，删除27条，还有一些条款作了文字修改，增加的部分还包括从公司法中并入的8条。 [3]

本文将从2006年的证券法修改中研究2006年证券法修改是如何体现经济法原则与理念的。

二、经济法价值在证券法修改中的体现

经济法作为部门法，有其特别的价值。经济法的公平、效率、秩序和安全原则是经济法基本的价值，证券法的修改是顺应潮流而进行的，但在证券法的修改中我们也无时无刻不发现经济法的价值体现其中。

（一）效率原则在证券法修改中的体现

经济法的效率理念主要是指社会总体经济效率，包括劳动生产效率、经营效率、资源利用效率、利润率等各种效率之和，但这不是效率之间简单的加法之和，而是指社会总体经济效率，是一个总体的概念，不是数字的概念。即在考虑经济效率之时需要从大方面考虑效率问题，多重考虑，不能简单地认为利润率高或者利用效率高即是经济法总体效率就高了。而社会总体经济效率，其虽然由个体和团体经济效率构成，为了总体效率，必须重视各个体和团体效率；但某些个体和团体效率也会妨害社会总体效率，因此为了总体效率，有时需要限制、牺牲某些个体和团体效率。[4]

证券法的修改充分体现了经济法效率的理念。

1、为混业经营预留改革空间（见表1）

2006年证券法的修改，对证券、银行、信托和保险业的分业经营、分业管理进行了重新规定，不再将分业经营管理作为一个“定死”的规则，反而放权给国务院。虽然分业经营、分业管理是为了限制资金为银行业所大量吸收可能导致最后产生风险或垄断，但修改其实也是为了更好适应金融发展中出现的实际情况。其实在2006年以前就有商业银行设立基金公司了，2006年证券法的修改其实也是对这种已经存在的现象给予法律层面的宽容对待。

对混业经营放松管制，其实也是在社会发展中发现混业经营不能准确地充分发挥资金利用的效率从而进行的调整。在各国金融发展中，德国等欧洲大陆国家金融业一直采用混业经营，而英美等大部分国家经历的则是“混业——分业——混业”的过程。[5]放松管制、顺应金融业潮流的发展，正是经济法效率原则的体现。在资本市场机构完善后，主要经营方有较好的风险控制能力时，就可以进行混业经营。而混业经营为了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使得资本市场能够更好地发展。

2、不再限制券商融资融券（见表2）

以上，证券法已不再限制券商的融资融券行为。证券公司为客户的融资融券性质是让客户能够有更多的资金或证券参与到证券市场中来，更好地博弈，其最大的效能就是加大了客户投机的风险和利润比例。[6]

3、为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留下空间（见表3）

2013年12月14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关问题的决定》，是对新三板扩容做出了初步部署。其实早在2006年的证券法的修改中，修订者就预见到我们会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不会只局限在上海、深圳两大交易所。为了满足不同层次的资金需求，拓展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完善股权转让制度，使得资金不是局限在主板市场流通，拓展流通面，盘活资金。

从上述一些证券法的修改可以看出为了使得资金的利用效率更高，证券法的修订者在修订时都会尽量不再限制对资金的使用方法、使用场所、使用者，这是经济法效率理念在证券法修改中的体现。资金的使用率是证券市场重要的因素，资金的使用率提高了，那么证券市场也会更加地活跃。

（二）公平原则在证券法修改中的体现

公平原则也是经济法的原则之一，其基本含义是指经济生活的公平，而公平是相对的、变动的；绝对公平是不存在的，静止的公平意味着停滞和落后。经济法首先也重视机会公平，但要顾及各主体的不同情况和不同起点，要区别对待；不顾情况和起点，号称机会公平，实质不公平。在证券法啊的修改中，也体现了公平原则，对待不同的投资者不再区别对待。

例如修改后的证券法取消了禁止银行资金入市规定，原法规定禁止银行资金违规流入股市。新法则规定依法拓宽资金入市渠道，禁止资金违规流入股市。证券法没有必要对银行资金进行歧视对待，如果按照2004年修改的证券法的规定，银行资金被排除在了证券法的资金之外，那么对银行资金而言是不公平的。虽然可能银监会今后会对银行资金进入证券领域进行干预，但作为一个开放式的资金投资领域，证券法如果进行了干预就不能对所有资金一视同仁的对待。虽然公平原则也申明不是绝对的公平，要不同情况不同对待，但是在资金的来源上如果限制，那么是不公平的。

（三）安全原则在证券法修改中的体现

经济安全包括宏观经济安全运行，同时也包括微观经济活动即市场交易的安全。狭义上的经济安全则仅指宏观经济方面而言。市场交易安全的保障虽不排除其他法律部门的责任，但主要还是应由民法提供。[7]保障经济安全在证券法中体现之一就是防范证券市场的风险。

证券市场是具有高风险的市场，具有内在不稳定性，极易产生动荡。因为证券市场交换的证券产品是虚拟资本，本身并没有价值，其价值来自于它所具有的交换价值，但是如果证券市场的证券价格长期严重地背离其内在投资价值，市场上多数投资者的主导行为倾向于短期操作，证券市场固有功能就无法正常发挥，这种状态就形成了过度投机。2006年证券法的修改原因之一就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得不到充分保护，由于内幕交易、为及时公布信息导致中小投资者消息的闭塞，中小投资者往往在证券市场亏损严重。因此注重防范风险，使得经济安全在证券法中得到更好的实施也是证券法修改的目的之一。

在建立投资者保护基金制度方面，建立投资者保护，不是简单的为了自高资金的利用率而使证券市场更活跃，同时也考虑到了证券市场需要稳定，需要规避风险。再如增加发行失败制度的规定、股评误导投资者需赔偿都是安全原则在证券法修改中的体现。

三、结语

（一）经济法理念在证券法的修改贯穿其中

在2006年的证券法的修改中，经济法的理念一直贯穿其中。效率理念的体现就是提高资金的利用率，减少对资金的限制，放权给机构。公平理念则是不歧视对待，但是正如漆多俊老师所言的，法律上的公平都不是指绝对公平，不同情况还是需要不同的对待方式。所以公平理念也是实质的公平，使得每个证券市场的参与者都有权利进入市场买卖证券，证券市场不加以排斥。而安全理念则是保障证券市场能够长久活跃的护卫者。

（二）效率理念在证券法修改的巨大影响

证券法的修改也体现了效率理念。

1、放权给中介机构

作为中介机构的券商，其在证券市场有一定的权利，但是由于其既有市场参与者的身份，又有市场监督者的双重身份，所以也会对它有很多限制。但在2006年的证券法修改中，券商增加了很多权利。这种放权给券商的行为就体现了经济法的理念，尤其是效率的理念。

2、放松管制，鼓励进入市场

另一方面，2006年证券法的修改也放松了对一些非国企上市公司的管制。我国证券市场的设立初衷是为了国企改革筹建资金，助其走出困境。但是在本次的修改中，对一些非国企的上市公司也不在设立特殊的管制，证券监管部门也站在统一整个证券市场的角度，鼓励上市公司进入市场，鼓励中小投资者投资市场，力争把市场搞活。

证券法只是经济法的一个部门法，但是在其修改过程中无不体现经济法的原则、理念、价值。正是有了经济法的基本理论，才让这些具体的法律在实际操作实施时有根本性原则去遵守。经济法的理念不可不谓功劳重大。

参考文献：

[1] 法制网：http：//www.legaldaily.com.cn/rdlf/content/2014-04/20/content_5465023.htm node=34015，2015-08-10.

[2] 新华财经网：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5-08/06/c_128098885.htm，2015-08-12.

[3] 中国证券网：http：//www.cnstock.com/ssnews/2005-10-28/touban/t20051028_914292.htm，2015-08-12.

[4] 漆多俊.经济法价值、理念与原则[J]，经济法论丛，1999（2）：71.

[5] 陈丽.基于商业银行视角的金融业混业经营模式研究[D]，河南大学硕士论文，2013.1.

[6] 刘云亮.论我国证券融资融券业务的法律制度[J]，行政与法，2009（1）：74.

[7] 戴凤岐.经济安全与经济法[J]，法学杂志，2004（1）：9.

作者：张挺

证券法体现重要原则论文 篇2：

新《证券法》债券规则评析

2019年资本市场领域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历经五年四读（全国人大常委会分别于2015年4月、2017年4月、2019年4月、2019年12月对《证券法》修订草案进行了四次审议，至新法正式实施，历时已超过五年），最终于2019年12月28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下称“新《证券法》”）。尽管新法2020年3月1日才正式实施，但基于《证券法》作为资本市场基本法的权威地位，其早已引发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

新《证券法》债券规则的修订及其积极意义

我国公司信用类债券市场近年来已发展成亚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庞大规模（截至2019年年底，存量规模约为22万亿元人民币）。尽管证监会在总结新《证券法》立法成就时，未将债券市场规则内容归为十大修订亮点，但相比现行《证券法》中债券规则的边缘化地位，以及实践中主要倚重证监会通过制定《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发布系列《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监管问答》《公司债券日常监管问答》等规范性文件进行监管的现状，新《证券法》的修订正在使公司债券获得趋同于股票的立法待遇和更回应市场需求的监管调整，由此开启了公司债券法制的新篇章。

总结而言，新《证券法》对公司债券法制的加持，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逐渐拉平债券与股票的立法差距，彰显法律责任约束的平等性

《证券法》过去一直被讥讽为“股票法”，除了诸多规则本身只针对“股票”而设外，整部法律缺乏对公司债券作为一种证券类型的顶层设计，公司债券发行条件沿用计划经济时代严格的管束，缺乏公司债券临时信息披露规定等。《证券法》中许多写着“证券”的条文，主要体现的是股票内容，往往无法适用于公司债券，导致后者长期处于“有规无法”的状态，与我国庞大的公司债券市场规模极不相称。

《证券法》的修订，从诸多方面缩小了债券与股票法律制度供给方面的差距，除了针对二者证券权属（股权性/债权性）的差异做出专门规定（例如发行条件、临时信息披露）外，在证券发行监管机制、保荐与承销、证券上市与交易、禁止的交易行为、投资者保护的一般性规定、对应的法律责任等条文内容上，更多地采用“证券”表述，这些经修订的条文未明显呈现出只能适用于“股票”的违和感。相反地，通过这些统一的规定，更真实地展示了新《证券法》作为资本市场基本法的权威性与基础功能。

以注册制取代公司债券公开发行核准制，大幅放宽债券发行条件

新《证券法》第9条全面规定证券公开发行注册制，彻底取代了自2005年以来施行的核准制。立法重大调整导致从监管者负责的实质性审查向着以“完全信息披露”为基础的准入监管转变，由市场取代监管者对证券投资风险进行评判并落地“买者自负”责任。尽管“证券发行注册制的具体范围、实施步骤，由国务院规定”，但公司债券也因此进入“注册制”时代。事实上，近年来证监会简化公司债券发行核准，特别是对面向合格投资者发行的公司债券（俗称“小公募”）采用“证券交易所预审，证监会快速核准”的双层两步走操作，其监管早已呈现“注册制”的雏形。新《证券法》第21条对证券公开发行“证券交易场所等审核申请，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负责注册”这套注册操作机制的规定，与其说直接来源于科创板股票公开发行监管的经验，不如说更早地可溯源到公司债券“小公募”的监管机制创新。

相比现行《证券法》第16条规定的发债严苛条件，新《证券法》大大放松了发行人的举债条件。从正面条件看，其第15条取消了只有大型公司才能举债的不平等待遇，赋予中小型企业及未改制成公司的企业也能到资本市场公开举债的平等地位;取消了负债比率不得超过公司净资产40%及利率水平不得超过国务院限定的利率水平等制约，从而构建了一套可以根据发行人的资金需求量、信用风险程度及市场资金宽裕程度而更具市场化特征的债券投融资机制。从第17条的负面条件看，删去了“前一次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券尚未募足”的内容，有力回应了市场主流的公司债券储架发行机制，允许发行人一次注册多次发行，更好地选择发债良机并降低发行成本。

总之，新《证券法》第15条将公开发行债券的条件简明扼要地限于發行人应“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最近三年平均可分配利润足以支付公司债券一年的利息”两项，并辅以信息披露为基础的“注册制”，必将有助于充分发挥债券的融资功能，助力企业发展。

规定适用于公司债券的临时信息披露，助力投资者做出有效决策

债券投资者做出有效投资决策的基础是及时获得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这既是注册制的核心内容，也是投资者及时察觉发行人清偿能力变化、保护自身合法权益所需。新《证券法》值得称道之处是首次在法律层面规定了专门适用于公司债券发行人的临时信息披露要求，与定期信息披露义务一起构成了完整的公司债券信息披露制度。该法第81条规定的债券需要临时信息披露的重大事项不完全等同于第80条的股票临时信息披露事项，体现了公司债券本质上作为一种债权债务关系，侧重考查发行人未来清偿能力的特点，极大地满足了投资者的投资信息需求，值得肯定。

构建债券持有人会议与债券受托管理人双重治理机制，为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代言

公司债券为企业从资本市场募集低成本、大规模的长期资金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同时在投资端也形成了投资者人数众多且分散的格局。近年来，随着公司债券打破刚性兑付，违约事件普遍化，债券投资者集体行动难题日益突出。为此有必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债券持有人利益代言机制，打破个体“理性冷漠”下的维权困境。

新《证券法》第92条回应了这一市场需求，首次在法律层面确认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作为投资者治理机制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作为投资者利益代言人的法律地位，不仅对后者的选任、履职要求做出原则性规定，更进一步授予其在获得投资者委托的基础上，可以自己名义代表投资者提起、参加民事诉讼或清算程序的权利，从而突破《民事诉讼法》对诉讼参与主体的限制，为债券投资者维权开辟了合法的途径。

新《证券法》债券规则的不足与未来发展

尽管新《证券法》首次系统构建了助力公司债券发展的良好法律框架，但一方面，此次修法筹备虽然历时不短，但四读稿准备时间并不长，新制度安排是否建立在充分的理论论证和市场意见征求上，是否契合实践需求与未来发展，还有待考察;另一方面，此次修法的主要任务是推广适用科创板的股票发行注册制经验，构建完全信息披露机制并确立更具威慑力的法律责任，公司债券规则修订并非主要工作。而由证监会主导的《证券法》修订，短期内也难以统合我国三足鼎立的债券规则和分割的债券市场，形成法律层面大一统的债券规则。

因此，新《证券法》对公司债券规则的修订，只是宣示了一个市场化公司债券法律制度构建的良好开始，其中的不足也明显可见。换言之，未来构建一个完整、系统的公司债券法制存在的空间，仍令人期待，特别是在我国公司债券经历“萌芽——发展繁荣——违约处置——出清”这样一个金融周期之后。

中期票据未纳入新《证券法》的调整范围，公司债券的统一规则和公平竞争环境有待改进。新《证券法》固守原来对公司债券和企业债券的调整范围，未将同属于公司信用类债券的中期票据纳入证券范畴，从而错失借助这次重大修法为公司债券建立统一制度规则的良机，留下了市场发展的障碍与隐患（例如中期票据的法律属性、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定位，以及证券法上的注册制与这一市场早已实行的注册制之间异同等）。2018年，通过国务院同意的方式，授权证监会对三个债券市场统一执法（《关于进一步加强债券市场执法工作的意见》），缓解了缺乏上位法的“执法危机”。2019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发改委和证监会三大主管部门面对债券违约处置更多地转向监管合作，共同发布《关于公司信用类债券违约处置有关事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等，这些举措宣告着中国特色的公司债券监管协作格局的开启，然而对于债券投资者而言，始终未能从作为资本市场基本法的《证券法》中获得强有力的直接保护，不得不说是一大遗憾。

企业债券由核准制转换为注册制的可能性存疑，公司债券发行条件的规定难以适应债券违约处置的需求。新《证券法》彻底地用证券公开发行注册制取代核准制，表明了构建以完全信息披露为基础的市场准入监管机制的决心，但这种全新的监管机制受到诸多因素制约，需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实施，这也是第9条同时授权国务院规定如何具体实施的原因。如上所述，证监会主管下的公司债券早已尝试快速审核，其执行或许问题不大，但发改委主管下的企业债券，审批制、核准制的施行根深蒂固，尽管近年来也采取了加快和简化企业债券核准的举措，但监管思维转换和监管部门利益协调，可能还是一大挑战。更进一步，长期以来企业债券的发行人主要是大型国企、地方国企，其募集资金主要用于支持、配合国家固定资产投资，产业政策目标明显。如此，注册制而不是核准制如何引导发行人服务于上述目标，满足国家宏观调控和固定资产投资要求等，可能会是一大问题。

如上所述，新《证券法》规定了更宽松的公司债券发行条件，删除了部分数量化指标要求，并在第16条删去了申请公司债券公开发行需要报送“资产评估报告和验资报告”的要求。然而，我们注意到第15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保留了原来的“最近三年平均可分配利润足以支付公司债券一年的利息”的要求，如此一来，在缺乏资产评估报告和验资报告的情况下，如何评估申请人的利润足以满足这一要求;另外，如果实行的是体现形式审查的注册制，重点考察申请人所提交信息的真实、充分和完整，如何对申请人的利润足以支付债券利息这一实质问题做出判断，二者之间存在逻辑矛盾。

此外，新《证券法》在第15条虽然取消了之前的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并在第二款允许经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改变资金用途，给予发行人更多的用款自由，但也同时保留了“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筹集的资金，不得用于弥补亏损和非生产性支出”的约束。当企业正常经营时，这种规定有助于引导企业将资金用于发展生产，取得更多经济和社会效益;但如果企业陷入困境，可能会因此扼杀其通过发行新债券置换旧债券，或者用新债券所募资金偿还旧债本息，化解企业流动性危机，处置违约风险的可行途径。

触发公司债券临时信息披露的重大事项关注面有限，未能充分吸收市场发展和监管实践的有益经验。新《证券法》在第81条创设了公司债券的临时信息披露制度，如上所述，这些需要进行临时信息披露的重大事件，主要是与发行人直接相关，影响其未来清偿能力的事项，考虑到公司债券是发行人对债券投资者所负金钱债务的法律属性，这些事项披露要求无可厚非。然而，实践中信用等级不高的发行人为降低成本，往往引入人或物的担保为债券发行增信，如果发行人陷入困境，这些增信举措往往成为主要偿债来源，因此更合理的是也把这些增信举措的重大变化列入需要临时信息披露的事项。

此外，公司债券设有专为投资者代言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其履职效果直接关系到投资者权益的保障程度，也是影响债券价格的重要事项，因此宜把公司债券管理受托人的重大情况变化（如丧失资格、无法履职、受到重大行政处罚、利益冲突等）及時公告给债券投资者，才更为合理。

公司债券的集体行动机制及债券受托管理人作为投资者利益代言人的权责有待进一步完善。公司债券市场化改革保障了我国债券市场的繁荣发展，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并按市场规律调整公司债券法律关系是应有之义。如上所述，面对存在集体行动难题的公司债券投资者，新《证券法》确认了通过公司债券持有人大会集中分散的投资者意思表示，形成对外一致决议的治理方式。然而第82条只要求“在募集说明书中说明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集程序、会议规则和其他重要事项”，这种完全依靠市场，未规定债券持有人大会固有审议事项及对重大事项多数决议通过生效的安排，可能存在着发行人利用起草文件主动权而落空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风险，值得警醒。

对于债券受托管理人，新《证券法》与《证券法》三读稿的内容相比，多规定了“债券持有人会议可以决议变更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规定，赋予债券持有人选择自身代言人的主动权，可谓一大进步。从实践来看，债券受托管理人因充当发行人多只债券的承销商，或者提供贷款给发行人，或者购买发行人发行的债券，或者与发行人有控股、共同受控于某一母公司等关联关系，存在着利益冲突而可能影响其职责的正常履行，第82条第2款只对债券受托管理人勤勉尽责做出原则性规定，未能将“避免利益冲突”作为其履职的约束条件给予规定，无疑是一种缺陷。

为解决债券违约普遍化之后公司债券持有人对发行人等责任方的群体性诉讼问题，新《证券法》在第82条第3款规定了“债券受托管理人可以接受全部或者部分债券持有人的委托，以自己名义代表债券持有人提起、参加民事诉讼或者清算程序”的内容，值得肯定。然而，细读条文，不难发现，一方面，这种制度安排建立在债券受托管理人受托的基础上，并非法定授权，只能解决有授权的投资者保护问题，无法将行权结果及于全体债券持有人，未必能减少发行人的讼累、法院的负担并使所有债券投资者都得到公平受偿;另一方面，这种制度安排是投资者与债券受托管理人之间的一种商事委托安排，并非法定的公益救济机制，债券受托管理人可能拒绝，或者债券投资者需要为此付出不菲的费用。债券投资者对发行人的违约诉讼，是否可以利用类似投资者保护机构的公益诉讼或持股诉讼，还有待探讨。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法学院）

作者：洪艳蓉

证券法体现重要原则论文 篇3：

从管仲“牧民”思想看中国证券法创新

摘 要：中国证券市场快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较多的问题。具体表现为上市公司监管制度不健全，新股发行制度不完善，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缺乏制度与力度等方面，证券法创新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春秋时期齐国著名政治家管仲在《牧民》一文中提出了富民的主张，这种富民思想对中国目前的证券法创新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富民原则；证券法；创新；管仲

管仲（？—前645），名夷吾，又名敬仲，郑国颍上（今安徽颍上县）人，春秋时期齐国著名政治家、军事家。管仲的《牧民》是今本《管子》的第一章，集中体现了管仲的立法思想[1]。

一、管仲的“牧民”思想

在《牧民》中的《国颂》一节，管仲提出了“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观点；在《四顺》一节，管仲又阐发了“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的思想。统观全文，管仲虽然有统治民众的阶级立场，但其使民众富足的“牧民”思想，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有着宝贵的借鉴意义。中国现行的《证券法》及其相关规定，较多的借鉴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立法经验，体现了洋为中用的特色；另一方面，中国证券法创新也要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出发，做到古为今用。从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现状来看，管仲“牧民”思想中的富民主张，应成为中国证券法创新的一项基本原则。

二、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990年12月19日和1991年7月3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先后正式营业[2]。截至2011年年底，沪、深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家数（A股、B股）达到2 342家，是1993年（183家）的12.8倍，沪、深股市总市值达到21.48万亿元，相当于1993年（3 541.5亿元）的60.6倍[2]。伴随着证券市场的快速发展，中国的证券市场制度建设也从无到有，逐步完善起来。1998年4月，国务院证券委撤销后，中国证监会成为全国证券、期货市场的监管部门，建立起了集中统一的证券、期货市场监管体制。1998年12月，中国《证券法》正式颁布并于1999年7月实施，这是新中国第一部规范证券发行与交易行为的法律，并由此确认了资本市场的法律地位[2]。

2005年中国对《证券法》进行了重大修订，经过七年多的时间，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出现了较多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上市公司监管制度不健全。上市公司监管是证券市场建设中的一个重点问题，中国的《证券法》和《公司法》中虽有相关规定，但缺乏与之配套的条例和实施细则，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2）新股发行制度不完善。2012年4月28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

见》，新股发行的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但是，二级市场投资者利益保护问题、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均衡协调发展问题仍无章可循。新股不断发行上市，二级市场股价重心下移，二级市场投资者承担了本不应当由他们承担的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巨大成本[3]。（3）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缺乏制度与力度。加强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有利于上市公司的长远发展，更迎合了当代“和谐社会”的要求[4]。然而，由于公司内部治理模式、股权结构的限制，信息披露制度的不完善以及资本多数决原则的影响，中小股东合法权益受侵害的情况比比皆是。

三、中国证券法创新应坚持富民原则

中国《证券法》自2005年修订已有七八年了，应结合当前情况有所创新，重点是要坚持富民原则。

（一）管理机构应采取严进严出的策略，确保证券市场稳定

什么样的公司股票可以上市交易呢？现行《证券法》第51条规定，国家鼓励符合产业政策并符合上市条件的公司股票上市交易。言外之意是，不符合产业政策但符合上市条件的公司股票也可以上市交易。这一条不如直接修订为：只有符合产业政策并符合上市条件的公司股票才可以上市交易。另外，现行《证券法》第52条规定了申请股票上市交易应向证券交易所报送的文件，修订时有必要在该条第1款第（七）项之后加列第（八）项：符合产业政策导向的批准文件。这样修订以后，公司股票上市交易的条件就严格多了。

在严把股票上市的基础上，对股票暂停或终止上市也要有严格规定。现行《证券法》第55条和56条规定了证券交易所有权决定暂停或终止上市公司股票上市交易的几种情况。如何暂停或终止呢？《证券法》第72条又规定：证券交易所决定暂停或终止证券上市交易的，应当及时报告，并报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备案。笔者以为，为了充分保护证券投资者的利益，有必要把第72条修订为：证券交易所决定暂停或终止上市公司的股票上市交易时，应充分考虑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并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然后报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备案。

只有稳定了证券市场，投资者的财富才有可能稳中有升，否则，投机行为泛滥，价值投资就得不到重视，广大中小投资者将会成为证券市场上的牺牲品。

（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大陆的证券交易所应定性为会员制法人

会员制证券交易所不以盈利为目的，由会员自治自律、互相约束，参与经营的会员可以参加股票交易中的股票买卖与交割。目前，为迎合国际潮流，国内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大陆的证券交易所应进行公司化改造，中国现行的《证券法》在这个问题上含糊其辞。《证券法》第102条规定，证券交易所是为证券集中交易提供场所和设施，组织和监督证券交易，实行自律管理的法人。该条文没有明确证券交易所是否是可盈利组织，为公司化改造预留了缺口。《证券法》第105条第2款又规定：“实行会员制的证券交易所的财产积累归会员所有。”这一条文给人的感觉是中国还可以有非会员制的证券交易所。

笔者以为，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的生产力不发达，市场经济制度不成熟，不能一味追求与国际接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采取的证券交易所公司制不适合中国国情，不以盈利为目的的证券交易所会员制更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如果大陆的证券交易所推行公司制，它们就会过分追求盈利，超前的金融创新也会层出不穷，金融产品必将五花八门，终将导致较大的金融泡沫，这将影响到中国金融市场的稳定，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也会受到更大的伤害。比如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化改造后必将推出国际板，现有的存量资金将会被分流，这非常不利于中国中小投资者的财富增长。

有些专家指出中国证券交易所不是完全的会员自治，交易所成员无权提名交易所理事长、副理事长，交易所理事会历来没有权利自行聘任其总经理、副总经理[5]。这说明中国大陆证券交易所的会员制有待进一步完善，决不能因此否定证券交易所会员制的合理性。另外，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公司已于2013年1月16日在北京金融街正式开业，有人称它为“北京证券交易所”，笔者以为这个说法不妥。它只是一个全国性的场外交易市场而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证券交易所。它有望使合格个人投资者进入该系统参与交易，但为了防范风险、保护一般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它必将设立较高的资金门槛。

综上所述，中国《证券法》再次修订时应明确规定大陆证券交易所的会员制法人属性。

（三）证券法相关规定和配套措施应充分体现富民原则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6]这一论断为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和新方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最终目的也是要达到共同富裕，这是由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的。中国证券法相关规定和管理措施，都必须把富民原则作为重要的指导思想。

现行《证券法》第227条和228条，是对证券市场监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为的处罚规定。这两条规定中欠缺对直接责任人的罚款措施，不足以惩罚和警示管理部门的违法行为，在修订时有必要添加罚款措施和具体规定，增强证券法的可操作性。只有让证券市场监管部门及工作人员真正意识到广大投资者的财富来之不易，才能自上而下制止证券市场中侵害中小投资者的违法行为。

证监会应把保护广大中小投资者利益当作工作重点之一，完善证券市场的监管措施。对上市公司的高管、证券公司和证券服务机构的从业人员要进行严格监管，对营私舞弊、侵害公司利益、虚假披露公告信息等违法乱纪行为的首要负责人，实施终身市场进入的惩罚措施，并借助行政及司法程序让他们受到资金上的重罚。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网站应在显著位置设立投诉与举报栏目，对查证属实者给予奖励，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之间应加强违法违规信息的沟通交流，协同工作，让那些在证券市场上恣意妄为者无处藏身。只有发动群众，调动广大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监督积极性，才能维护证券市场的良好秩序。

富民思想古已有之，现代中国应当把它作为证券法创新的基本原则。只有让广大投资者富裕起来，中国社会才会变得更加和谐稳定，中华民族繁荣富强的宏伟目标才会有更坚实的社会基础。

参考文献：

[1] 王立民.中国法学经典解读[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19-20.

[2] 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市场基础知识[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2：33-37.

[3] 李永森.证券市场制度建设展望[J].中国金融，2013，（2）：51.

[4] 金明.上市公司中小股东权益保护法律制度之探析[J].法制与经济，2013，（1）：90.

[5] 方流芳.证券交易所的法律地位——反思“与国际惯例接轨”[J].政法论坛，2007，（1）：67.

[6]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3.

[责任编辑 陈 鹤]

作者：张文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