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学术期刊的自然科学论文

迈克·波特教授曾经写过一个关于诺基亚的案例，其中引用了某个人物的说辞：如果你想在硅谷创业，打开车库，一群VC蜂拥而至;如果你在芬兰想创业，打开车库，三尺积雪封门！言下之意，硅谷是创业的天堂，各种创业要素云集：无数的创业者和企业家，众多大型的高科技企业，天使、风投、私募等各类投资机构，世界一流的大学、智库和研发机构，律师、咨询、创业辅导和孵化器等专业服务。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关于学术期刊的自然科学论文 (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关于学术期刊的自然科学论文 篇1：

大学学报特色与使命关系研究

摘要：在编辑学理论关于大学学报的研究中，一个所谓重要的命题就是“特色生命论”。这个命题没有把学报特色与真正的历史使命和功能这个根本关系摆正，难以成立。首先，科学和登载它的学报不一定非要有什么特色，“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其次，学报是高等学校主办的、以反映本校科研和教学成果为主的学术理论刊物。学报的本质是学术期刊，它的安身立命要求必须按照学术期刊的办刊规律来办刊，放弃自己的历史使命而去追求所谓的“特色”，是本末倒置。再次，学报不看重“特色”，并不意味着不需要策划也并不意味着放弃地域文化优势的发挥。

关键词：《高等学校学报管理办法》;大学学报;特色;历史使命

关于大学学报“特色”的讨论，大概从20世纪80年代我国大学学报迅猛发展、编辑学研究兴起就开始了，研究学报的专著有《学报编辑工作概述》(1983)、《高校学报学》(1990)、《学报编辑学概论》(1991)、《学报编辑学引论》(1998)、《学报编辑工程论》(2000)、《中国编辑学研究述评》(2004)等，研究学报的论文不下600篇。综观这600余篇论文，不难发现，一个所谓主要的命题就是“特色是期刊的生命，是期刊的生存之根，发展之本”、“特色不仅是构成高校学报质量的至关重要的方面，而且是其立于期刊之林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有无特色不仅影响、决定刊物的质量，而且可能关系到刊物下一步的能否生存”。“因此特色是期刊存在的根据，特色也是期刊的价值所在”，“学报的生命力在于特色”。不少论者试图通过引经据典来证明这个命题是成立的。我认为，这个命题没有把学报特色与功能这个根本关系摆正，只顾其一，不顾其余，本末倒置，难以成立。

一、登载科学论文的学报一定要有特色吗

(一)目前关于“学报特色”的代表性观点有12种。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按照这个问题出现的先后，对其进行一一回顾和评介。

1　岳玉禄(1983年)认为，“学报特色是指学报所反映的学术成果所体现出来的地区特点、学校性质和学科优势”。我们知道，大学无论中央办的或是地方办的，无论是重点的或是一般的，抑或是专科层次的，他们的主要和首要任务是培养高层次的理论和应用人才，即使是没有所谓特点和特长的高等学校(无论什么层次)也有存在的余地，因为每个地区都需要中小学教师人才、管理人才、工程技术人才。教师所教的数理化等自然科学、文史经哲等社会科学首先是一般的、通用的科学知识;工程技术人员需要的当然也是符合国际科学要求的技术能力，特点和特色次之。培养这些人才的高等学校教师同样需要的也是这些科学知识，而不是所谓“特色”的知识。什么是有“特色”的知识、什么是有“特色”的科学?没有道理。学报与学校任务也应该是一致的。另外，学报去“体现地区特点、学校性质和学科优势”的观点是一厢情愿的。河南大学的胡益祥教授在1986年就指出：“关于‘地方性’问题，是个发挥优势的问题，而且，主要是对省(区)级高等院校来说的;而对中央部属的高等院校就不一定合适。”所以，胡益祥教授认为：“‘地方性’特色也不应视为所有高校学报的特性。”众所周知，一所高校的学科优势往往体现在培养的学生上、体现在研究成果的高水平上，而不一定体现在这个学校的学报上，因为，高校的优势学科的成果往往是省内、国内一流的，甚至是世界一流的，一流的成果一般都发表在校外更著名的学报上，譬如中国科学院或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等主办的刊物上，甚至发表在境外、国外的国际知名刊物上。根据统计，我国高水平论文大量流失海外，仅在自然科学方面，1999年SCI收录的以我国科研人员为第一作者发表的19936篇论文，其中在国外期刊上发表的就占到了62%。所以说，除非采取了不正当的措施，譬如把自己学校学报的科学研究分值定得远远高于任何期刊或者高于大部分期刊。“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的道理在这里当然适用。所以，“学报特色是指学报所反映的学术成果所体现出来的地区特点、学校性质和学科优势”的情况，在高层次大学的学报上可能会出现，一般院校，尤其是地方院校、专科层次学校的学报优势学科不一定是这些学报的特色。

2　谢振中(1983年)认为，“大学学报是高等学校的学术期刊，这就是它的基本性质和特点”。这篇发表在大学学报上的文章，就是他1983年出版的专著《学报编辑工作概述》关于“学报性质和特点”的章节。其实，这等于什么都没有说，因为谢振中在这里谈的更多的是学术本身的问题。当然，出现这种情况，在我国编辑学初创期是可以理解的。

3　胡益祥(1985年)认为，高等院校学报的特性“第一，是它的学术性”、“第二，是它的内向性”。“学报”英语是“Journal”，它本身就是“学术期刊”的意思，汉语“学报”中的“学”字，意思显而易见。其实在上世纪初叶，我们的先辈就已经界定了学报的内涵：“为大学职员学生共同研究学术、发挥思想、披露心得之机关杂志”。胡益祥教授的观点显然也带有我国编辑学初创时期的明显痕迹。胡教授关于学报“内向性”的观点，现在看来，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4　纪秋明(1986年)、章礼强(1999)、范升才和刘淑明(2001)、许玉兰(2001年)都基本上重复了岳玉禄1983年的观点，只不过许玉兰提出了“体现编辑的风格”的问题。其实，学报自然而然一定要“体现编辑的风格”，所以在这里“体现编辑的风格”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5　范子奇(1992年)认为，“学报的生命力在于特色”，而他所说的“特色”包括：(1)“立足于本校之优势、扬本校专业之特长开辟独具一格之栏目”;(2)“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优选稿件，不分内外”;(3)“坚持‘走出去、请进来、开放办刊’的原则”。范先生关于“立足于本校之优势、扬本校专业之特长开辟独具一格之栏目”这个“特色”好像家家都自然而然这样做了，与“特色”没有什么关系。他的第二、三个“特色”，即“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优选稿件，不分内外”和“坚持‘走出去、请进来、开放办刊”’，与他自己说的“大学学报是观察一个学校学术水平的‘窗口’”是矛盾的。范先生的例证是北京经济学院的《经济与管理研究》专业学术期刊。首先，它不是典型的大学学报，而是大学办的社会性专业学术期刊。这样的情况很多，比如北京大学的《经济科学》、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学与研究》，等等，用它说明不了他所要论证的问题。其次，既然“大学学报是观察一个学校学术水平的‘窗口”’，为什么又“优选稿件，不分内外”和“坚持‘走出去、请进来、开放办刊”’呢?学校之外的成果怎么能反映这个“学校学术水平”呢?可见，范先生的观点是不成立的。

6　晁晓筠(1996年)认为，“学报的特色包含隐性

和显性两个因素。体现隐性形象的学术内容，必须真正反映科学的突破与创新、技术的发明与实用，经济的提效节能，为科学技术进步和国民经济发展起到推动和促进作用。体现显性形象的编校、装帧、印刷，做到精心制作。学术刊物不仅要标准、规范，而且要耐看。这样，满足了科技发展和读者的需要，也为学报拓展了生存空间”。这里晁晓筠实际上谈的是学报要努力刊登高水平的论文和装帧、印刷要精益求精的问题，与特色没有关系。

7　孙景峰(2000年)认为，“特色是刊物赖以产生巨大社会影响、具有竞争力的一个主要因素”。他认为学报特色除了“本校学科优势、地理位置和历史故迹三个方面”，还包括：(1)编辑人员的研究优势;(2)某一选题的延伸扩展;(3)文章篇目的巧妙安排。我们认为，孙先生所“独辟蹊径”的三个方面，实际上可以归纳到“本校学科优势、地理位置和历史故迹三个方面”中去。“编辑人员的研究优势”也就是本校研究人员的研究学科优势;“某一选题的延伸扩展”也就是前人所说“特色栏目”;“文章篇目的巧妙安排”属于编辑技巧，这种“巧妙安排”是每个大学学报编辑部必须认真去做的，它要求学报栏目划分科学，应该说这个要求不属于特色。

8　王锦山(2001年)认为，学报特色包括：(1)学术性;(2)信息性;(3)实用性;(4)审美属性。实现即“构建”上述目标的方法是：(1)创办特色专栏;(2)展现学校特色;(3)突出地域特色。王认为的这4个方面的特色，也不成其为特色。因为“学术性”、“信息性”、“实用性”、“审美属性”是一般学术期刊也都应该具有的，其中“实用性”似乎是工程类学报所特有的，这是工程学报的特色，而工程类学报全国比比皆是，这属于共性的东西。他所说的这三个措施方法与1983年岳玉禄所说的“地区特点、学校性质和学科优势”没有本质区别，仅仅是一个简单重复。

9　张积玉(2001年)认为，“在当今期刊强手如林的形势下，学报要走出平庸，打造品牌，必须办出特色。有了特色，人无我有，人弱我强，人少我多，就有了自己的立足点、生长点……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就有了资本”。张还认为，学报要有特色就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要为刊物准确定位，从思想上明确要把刊物办成一个什么样子。第二，要立足本地区的历史文化优势，突出地方特色。第三，要精心策划设计特色栏目。第四，办出特色，无论是突出专业特色，还是办好特色栏目，一切的一切关键在于要有高水平的论文，有较多原创性的成果。我认为就“要为刊物准确定位，从思想上明确要把刊物办成一个什么样子”的问题，应该首先是明确学报使命，落实国家规定的大学学报职能的问题，这是首先需要“准确定位”的、思想上需要“明确”的;“地方特色”、“特色栏目”等，无疑也是强调和重复了岳玉禄1983年关于大学学报“地区特点、学校性质和学科优势”的观点;“一切的一切关键在于要有高水平的论文，有较多原创性的成果”，这个问题是一切学术性期刊自然而然应该努力追求的，这也不是“特色”。

10　韩松(2002年)认为，学报的特色由6个方面组成：(1)学术类别特色;(2)学术品位特色;(3)学术创造性特色;(4)学术争鸣性;(5)学术的价值特色;(6)学术规范特色。我认为，这6个所谓的“特色”其实都不是特色，因为特色是独有的。“学术类别特色”是分工问题;“学术品位”是每个学报所追求的;“学术创造性特色”等于什么都没有说，学术的本质就是创新，就是创造新东西;“学术争鸣”也是大部分学报的自然作法;“学术的价值特色”意思不明确，按说真正的学术成果都有价值，也是一般学术期刊应该具备的;“学术规范特色”意思也含糊不清，学术期刊当然都有自己的规范，并且这个规范在全国是统一的。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CAJ-CDl999-02-01试行)。统一的东西就不是什么“特色”的东西。

11　杨丽君(2003年)认为，“实现高校学报特色的途径”是：1、发挥学科优势，尽量体现特色;2、依靠地域优势，积极弘扬特色;3、借助名人影响，努力增强特色。杨丽君特别指出：“这里所说的名人，是指在国内外学术界有较高的知名度，有较大影响的人物，如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以及在某一学术领域有较高威望的专家、学者。一般来说他们都是国家或省部级重点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关于实现“特色”的措施，杨认为：1、刻意挖掘，积极扶持，树立特色;2、严格遴选，精心编排，凸显特色;3、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发展特色。杨丽君的“发挥学科优势，尽量体现特色”无疑也重复了1983年岳玉禄学报特色体现“地区特点、学校性质和学科优势”的观点。关于杨丽君的“借助名人影响，努力增强特色”观点，我认为，当然有一些地方类院校的学报设立了一些地域文化栏目，也有了一定的所谓“知名度”，但仔细琢磨这些栏目，很容易发现，它们往往是以收集校外、甚至外地学者的成果为条件的，杨丽君自己也发现了这一点：“借助……国内外学术界有较高的知名度，有较大影响的人物，如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以及在某一学术领域有较高威望的专家、学者。一般来说他们都是国家或省部级重点学科的学术带头人。”这样做与学报“为本校教学、科研服务”的历史使命又有多少联系，这样的学报还叫“学报”吗?主办单位的阵地职能、“为本校教学、科研服务”的历史使命怎么实现，“国内外学术界有较高的知名度，有较大影响的人物”为什么要给你这个刊物投稿呢?是靠你的高稿酬还是什么?另外，他们自己单位(譬如说中国科学院或者北京大学)的学刊谁去投稿，难道让我们这些地方不知名的高校教师去支撑?显然，杨丽君等人的这种观点是不成立的。

12　吴守凤(2004年)认为，所谓学报的特色化，是以地域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优势为依托构成的并形成一定色彩风格的学报。它要以“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精”的办刊方略扬己所长，避己所短。吴认为“特色化的学报主要有以下基本特征：第一，学报在定位上特色突出;第二，学报在栏目设置上特色化;第三，在学术导向上特色鲜明;第四，学报在版式设计上富有个性特色”。我认为，吴的所谓学报特色化“是以地域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优势为依托构成的并形成一定色彩风格”，等于没有世界的、没有全国性的东西了，因为除了“本地”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优势”没有别的了。须知，我国的高等学校不管层次怎么样，自然科学基本知识、社会科学基本知识是我们培养大学生的主干内容，本地的东西应该说要屈居非常次要的地位，按照吴的观点，我国学报的历史使命“为本校的教学、科研服务”又怎么能实现?关于吴的“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精”的观点，与张积玉先生的观点一样，喊口号是可以的，能否都能做到，当然不可能

也没有必要。大学的文科学生要学文、史、经、哲，理科的学生要学数、理、化，工科的学生要学机械、化工。这些东西应该是大学学报必须研究、推广的，而这些在重点大学里也都有，一般地方院校、专科类学校怎么去“新”、去“精”?这里不得不牵涉到学报的历史使命和职能问题。

(二)登载科学论文的学报一定要有特色吗?众所周知，学术是研究社会、人类、自然界现象背后规律的思维活动。规律就是共同的东西，当然应该是一样的，不能说市场经济规律还有两个，物种进化规律有多个。一个国际公认的命题就是“学术无国界”，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说，“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所以，学术不能谈什么特色问题，它只有高低层次和不同学科之分。那么，刊载这些内容的主要载体一学术期刊，为什么一定要有“特色”呢?

试问，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各个专业学术期刊除了有学科分工之外，另外还有什么特色区别吗?它们一般都代表国内最高学术水平，能说他们的高水平就是特色?那么，非两院的学术期刊就不需要追求这种高水平的境界，而去追求什么所谓的“特色”?再如，我们很难说《北京大学学报》、《清华大学学报》的特色是什么，只能说它们在多个领域里处于领先地位，因为这两个学校是我国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科学领域的最高学府，他们具有人才的优势，有着最悠久的办学历史，并且，其最初的定位往往就是国家最高学府，例如北京大学就是承接了清代的“京师大学堂”，而“京师大学堂”又是继承了两千多年封建王朝的“太学”，是我国有史以来的国家最高学府。而我国学术期刊的历史使命，到目前为止一般都是以反映主办单位学术水平的准内向性刊物，所以，《北京大学学报》、《清华大学学报》代表国内最高水平，没有什么奇怪的，也不是什么所谓特色。著名学者、中国人文社科学报学会理事长、《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原主编龙协涛先生2002年在其主编的学报获得“双高”期刊和第二届“全国双十佳社科学报”第一名这两项大奖后，接受采访之际坦言：“北大学报能有今天的成绩，首先因为她背后有北大，有北大深厚的学术资源，有北大校领导和北大学者们的全力支持，还有编辑部同仁们的齐心协力。”

与其说是“特色”问题，不如说是主办单位的实际水平，即学术层次问题。学术没有特色之分，特色论应该首先让位于学术水平的发挥。同样，登载学术论文的学报也首先是学术水平高低问题。一代教育大家、著名学者、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就旗帜鲜明地指出：“质量是学报的生命”，与“特色是期刊的生命”论相反。刘道玉反复强调道：“首先，学术是学报的本色，没有学术的学报就没有学术生命”;“其次，质量是第一位的，没有质量就没有学报的生命”。而他没有去谈什么所谓特色问题。我们能说学习高等数学的学生在山东大学与在河南大学有什么所谓特色区别?当然不能。现在是全球化时代，技术、知识、信息早已突破了地区、国家的界限，标准化、现代化、国际化是大势所趋。

二、大学学报历史使命究竟是什么

不少人认为，“高校学报面对发行范围小，发行量低，经济效益差，基本是‘靠吃皇粮’维持生存的运行状态，高校学报急需探求一条生存发展之路。因此，创建特色学报，突显学报个性，是高校学报的必然选择，也是学报的生命力所在”。“我国高校学报缺乏个性和特色已成通病”，“大学学报是个‘另类’，既没有经济效益，也谈不上社会效益，读者也是最少的。其主要表现为：学校浪费资源，儿无收效;作者缺乏竞争，难出佳品;读者阅读不便，少有问津”。目前学报“散、乱、差”，“学报是各学科文章的拼盘或杂烩”。他们认为，学报的“特色是高校学报生存与发展的根本”，即学报的历史使命和职责就是“特色”。我认为，“高校学报无特色”、“高校学报危机”的担忧，与对学术期刊的历史使命、功能看不清楚，是分不开的。

(一)我国法律规定了高等学校学报的功能是“高等学校学报是高等学校主办的、以反映本校科研和教学成果为主的学术理论刊物”。关于学术期刊尤其是大学学报的功能，1998年4月1日国家教育部颁发的《高等学校学报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三条明确规定：“高等学校学报是高等学校主办的、以反映本校科研和教学成果为主的学术理论刊物，是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的重要园地;高等学校学报必须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为教学和科研服务，传播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弘扬民族优秀科技文化，促进国际科技文化交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坚持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严谨学风和文风。”国家新闻出版署2006年01月08号下发的《关于建立高校学报类期刊刊号系列的通知》规定：内部学报转为正式学报的条件之一就是，“学报刊登的稿件，2/3以上是本校学术、科研论文或信息”。这也强调了大学学报为本校服务的功能。

(二)权威实例和权威观点证明和论证了我国高等学校学报的功能是“为大学职员学生共同研究学术、发挥思想、披露心得之机关杂志”。第一，1919年初我国第一家大学学报《北京大学月刊》是由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创办的，他认为大学“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已也;实也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其办刊宗旨开宗明义：“本月刊为北京大学职员学生共同研究学术、发挥思想、披露心得之机关杂志”，“谋学术之发展”。以后相继创办的《清华学报》也申明：“本报以研究学问为宗旨，选载研究学问之文字。”燕京大学、金陵大学的学报也确定“以发表燕京中国学术著作”和“发表师生研究及讨论学术之新义”为宗旨。自此以后，以学术性作为高等学校学报的主要特征，已是众所公认的了。

第二，1954年11月6日，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发布的经校务委员会会议讨论通过的《关于出版(北京大学学报)的决定》说：“一、为了传播我校科学研究的成果，交流学术思想，开展学术上的自由论辩以推动科学研究工作，特决定出版《北京大学学报》。二、《北京大学学报》以刊载本校教师和科研工作人员的创造性的学术论文为主，必要时亦可选载有关学术讨论性质的文章……六、全校教师和科研工作人员均应大力支持学报工作，各系(科)与各教研室的领导有协助学报编辑部征集和审查稿件的责任。”

第三，著名编辑学家姚远编审在谈及我国早期的编辑工作者对高校期刊(尤其是学报)功能的认识时，归纳出如下4条：1)促进教学，既可求同学之自励，亦可图教师之知识更新和研究兴趣;2)具有联谊、纪念的功用，或可反映一种特别的群体精神;3)促进校际间、学校与社会间的学术交流，进而指导社会和推动社会进步;4)光大校誉，记载历史，成为反映学校学术水平的一个窗口。

第四，中国高等学校自然科学学报研究会会长陈浩元教授认为大学学报有5个社会功能：1)为本校师

生和科研人员提供一个快捷地进行校内外、国内外学术交流的园地，引导学术研究的潮流，促进学校科研工作的开展，有利于提高整体科研学术水平;2)高校学报是向国内外展示、宣传学校科研成果和综合学术实力的一个重要窗口;3)促进高校重点学科和新学科的建设，许多高校学报都根据本校专业设置需要开设了栏目，着力为学校重点学科建设和创建新学科服务;4)对科技新人的发现、培养和扶持作用，这一功能是其他科技学术期刊不可企及的，原因就存于高校学报办在校园里，且主要发表本校师生的论文，有条件跟作者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并给予直接指导;5)记载着学校科研、教学发展的历史。

由此可见，我国高等学校的学报办刊指导思想历来是：希望借助于学报学术刊物的特点和学报的出版、发行、传世的作用，宣传学校的办学目标、学术水平、教学科研成果;彰显高等学校的办学效益和对社会科学文化的贡献以及对区域经济建设所发挥的作用;丰富和活跃校内外的学术交流，繁荣祖国的科学技术文化事业。我国高校学报百年的办刊历史，就一直体现着主办者这一明确的指导思想。

其实在科学文化发达的西方国家大学也都有自己相应的“学报”，例如，日本每个大学都办期刊，从几种到几十种不等。而读者也因为赠送的原因遍布世界各地，他们向世界53个国家的176个大学和研究所免费赠送学报，日本大学的学报(也称“研究纪要”)不怎么考虑发行量问题，完全作为礼物赠阅，以扩大学校的影响，或者作为交换物，以获得更多同行的信息。

正是看重学术期刊的这个历史使命和重要价值，发达国家纷纷出巨资资助这一行业：“美国每年用于补贴学术、科技出版物的经费高达64亿美元之多。”英国政府对出版业的资助金额也是巨大的。

我国高校学报是一种特殊的学术期刊。从高校学报的百年历史来看，它要应运而生和生存发展就是它适应了我国高校建设发展的需要。学报的本质是学术期刊，它要安身立命必须按照学术期刊的办刊规律来办刊;它由高校主办，是高校的学术机构，它是高校建设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功能和作用必须与高校的建设发展紧密结合，必须为高校的建设发展服务。这些便是当今高校学报的生存基础和办刊现实。我认为，考察大学学报主要看它的职能发挥了没有，发挥得怎么样。

针对一些人认为我国大学学报没有特色，“高校学报正处于生存危机之中”的观点，中国高等学校自然科学学报研究会会长陈浩元教授的观点可谓一针见血：“一些说法出现偏颇，乃至给人造成几乎全盘否定现有高校学报的印象，主要原因在于一些同人忘记了这样一个现实：高校学报是一大类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学术刊物，它固有的特殊功能是其他科技学术刊物无法完全替代的，我们不能机械地用衡量国际化期刊和社会上专业性学术期刊的标准去评判它;不同层次的高校需要水平与各自层次大致相应的高校学报，而这种需要正是高校学报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坚实基础。”

著名编辑学家肖汉森没有提及所谓“特色”问题，他更强调：“狠抓刊物质量，不断提高学报的学术理论水平。一本办得好的文科学报，必须能经常推出新思想、新观点、新概念、新材料、新方法，起到学术导向作用，而且编排符合规范标准，印刷装帧优良，整体设计美观大方，内容与形式达到完美统一。”

针对不少大学的学报不切实际地追求所谓的“特色”，南华大学的刘吉元、卢克建也提出了“走出重学术水平，轻人才培养的认识误区，实现高校学报职能的真正回归”，“应将高校学报同专业学报区别开来，把校园性作为它的基本属性”的呼吁。不清楚学术期刊的这个历史使命和主要职能，放弃自己的历史使命而去追求所谓的“特色”，只能是本末倒置。这样的学术刊物实际上没有去认真履行自己的义务和历史使命。

到目前为止，所谓的“特色”讨论，结论实际上都是以突出地域文化为落脚点。现在有种现象就是出于本地区的经济考虑，大力炒作历史名人、历史名胜，导致这些历史名人多籍贯、名胜多地点的现象频频产生，使学术成为经济和地方政府的奴婢。这种情况必然导致学风败坏，因为出于这种目的的争论都是抓住其一，不顾其余，并且，地域性的研究成果不一定就是一流的成果。因为鉴定成果优劣的标准是研究的难度和方法的科学性，这两点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该成果的价值。中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学会副会长张积玉编审说过，“无论是突出专业特色、地方特色，还是办好特色栏目，一切的一切，关键在于要有高水平的论文”。不能因为一个刊物设置了一个地域性栏目或者登载了几篇地域性的文章，就有了所谓的“特色”。如果这样，那只能是抓住了形式，丢掉了本质。不能说我国历史研究的中心，商代的在河南、汉唐的在西安，应该说这些中心大都在我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北京，其他的就更不用说了。

“学报特色”所以能够引起讨论的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不少学报的编辑们找不到自己的感觉，不知道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不清楚自己的职责，不甘于默默无闻，都试图像有些地方政府搞所谓的“形象工程”一样，通过搞所谓“特色”来争个国内“第一”什么的头衔。这实际上是出风头，再深入一点说，就是学术腐败和浮躁在学报领域里的折射和反映。

三、学报不看重“特色”，就不需要编辑策划了吗

人们在讨论“特色”时，往往过分强调编辑在这方面的主观能动性。难道没有所谓的“特色”，编辑就无所作为了吗?绝非如此。我认为，不过分强调特色并不是说我国的学术期刊就应该安于现状，而是应该努力与发达国家的学术期刊接轨，争取达到国际一流的水平。大学学报编辑部的中心任务就是紧紧把握住学报的本质，在充分发挥学报功能，履行学报编辑的历史使命上下功夫。这需要做大量艰苦的工作，中国人文社科学报学会理事长龙协涛先生对此就强调过：“学术刊物也需要策划”。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的资深编辑孙麾编审在谈及“学术期刊的历史使命”时，认为：学术期刊不能仅仅满足于尽量发表水平高的学术成果，它同时还要自觉担当起学术组织和学术引导的重任，学术期刊对繁荣哲学社会科学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意识不到这一点，就是学术期刊的失职，如果期刊不能主动融入学术发展的主流中去，我们就很难在制高点上把握学术发展的趋向、分辨研究成果的独创性。可以说，在学术编辑具有远见卓识的倡导与精心组织下，经过较长时间和深入的理论准备，有可能打破学科“壁垒”，将多方研究资源调动并组合起来，从而在“以问题为中心”的编辑思想统领下，一些经过充分论证和研究的专题能够集中显现并形成影响，这反过来又使学术期刊本身成为吸引相关研究者的中心并形成刊物自身的特色。而“论证选题一学术组织一会议交流一发表成果”，正是一个期刊与学术研究的互动关系在这种自觉意识的努力下形成的编辑链。这些工作更包括在编辑部建立健全各种规章制度，编辑、作者奖惩制度，编辑规范化等。这并不意味着放弃地域文化优势的发挥，因为这个地域可能有一些历史遗迹、传说、家谱族谱、后裔等优势，但是这种地域文化资源的挖掘应该以学术的方法去对待，与国内、国际学术规范接轨。“高等学校学报是以反映本校科研和教学成果为主的学术理论刊物”也并不意味着只登载本学校的成果，是以发表本学校的成果为主，有选择地吸收外稿，以帮助打造自己的学科，这也是惯例。这些都需要编辑去策划、去运筹。目前各个学术期刊编辑部在这些方面还有很大差距，大学学报又何尝不是这种情况?

作者：尹玉吉

关于学术期刊的自然科学论文 篇2：

激活创新源头

迈克·波特教授曾经写过一个关于诺基亚的案例，其中引用了某个人物的说辞：如果你想在硅谷创业，打开车库，一群VC蜂拥而至;如果你在芬兰想创业，打开车库，三尺积雪封门!言下之意，硅谷是创业的天堂，各种创业要素云集：无数的创业者和企业家，众多大型的高科技企业，天使、风投、私募等各类投资机构，世界一流的大学、智库和研发机构，律师、咨询、创业辅导和孵化器等专业服务。用时髦的话说，这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创业生态系统，遍布着各种创业平台，充满了创新通道。硅谷成为了各国创客举首仰慕的榜样圣地。

中国的创客们对硅谷的崇拜和追捧更是直截了当。所谓的C2C(复制到中国，Copy to China)，就是全面盯准硅谷，快速拿来中国，广泛模仿复制，以期后来居上。

一众人等对硅谷青睐艳羡和赞叹钦慕的同时，往往也会捶胸顿足、愤世嫉俗一番：你看人家美国的创新多有活力，哪像我们这里，到处碰壁受阻、横遭掣肘。你听说过美国硅谷有什么发改委之类的机构么?如此云云。毫无疑问，民间的创意，资本的推动，市场的作用，生态的便利，为硅谷创新带来了无限的生机活力。美国政府的规制和协调，确实没有像中国发改委或者日本通产省那样全面和直接。在对创业者提供基本的产权和法律保障之外，政府的作用在硅谷日常生活中几乎难以察觉。在没有所谓发改委的硅谷，政府果真那么悄然无为么?民间基层的创新跟政府的作为真的没有任何干系么?创新是纯粹自发的市场行为么?

事情远非如此简单!试想，如果没有各类元技术的创新和突破，硅谷创新的技术基础来自哪里?几个技术或者商业天才在自家车库里凭空臆想就能成功创业么?

纵观历史，在整个20世纪，美国的重大技术创新，大多源于政府主导的基础研究，尤其是与军事技术和军事工业相关的研究。雷达、激光、夜视、卫星、通信、计算、超导、核能、航空、航天、数码成像、纳米技术等多种技术领域之发明与突破背后的基础研究，线性规划、博弈论、社会网络和学习型组织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以及已经影响人类社会各个角落的互联网之最早雏形(ARPANET)等，都与美国政府(国防部，能源部，海军研究署，航天航空总署等部门)直接或间接支持的军事研究项目密不可分。类似硅谷的地区和相应的机构，不过是在技术的商业化应用上取得了重要成就。如果没有美国政府支持的基础研究，硅谷创业便将缺乏源头活水，盛世难再，举步维艰。

元技术创新乃是美国商业创新的源头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基于基础研究的元技术创新乃是美国商业创新的源头。以硅谷为例，斯坦福大学的微电子研究和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的高能物理研究，二战之前就一直得到美国政府的强力支持。硅谷的其它重要研究机构还包括能源部下属的劳伦斯伯克利(Lawrence Berkeley)国家实验室和劳伦斯利佛莫(Lawrence Livermore)国家实验室。在2000-2010年间，前者直接催生了30多家新创企业。惠普等高科技公司在早期的发家历程中很大程度上受惠于军方研发项目的支持。在太空研究领域，硅谷亦受惠于联邦政府的大力支持。美国著名军火商洛克希德公司的导弹和太空业务部曾经是硅谷最大的雇主。 当然，像施乐公司PARC那样的企业研发机构也对硅谷创新贡献卓著。

除了硅谷，波士顿128公路区域以及北卡罗来纳的“研究三角区”也都是以基础研究和元技术驱动商业创新的典范。麻省理工学院师生以及相关人员和机构所创办的企业遍布波士顿市西部的128号公路两旁。作为一家私立大学，麻省理工学院70%的研究经费来自于联邦政府的各种资助。

同样，北卡的研究三角区也是由世界著名的研究型大学和顶尖的高科技公司坐镇主导。广泛接受政府研究项目资助的杜克大学和教堂山北卡大学提供了超强的智力集聚。IBM和思科等高科技公司以及著名的医药企业葛兰素等共同增强了该区域研发与创新的商业氛围。

说到所谓的三角，有这样一种说法：军方等政府机构，大学等研究机构，以及承担政府项目的相关企业，它们共同构成了美国创业和创新的“铁三角”。无论是在硅谷、波士顿、北卡，还是其它区域，这种铁三角所催生的元技术为一代又一代的美国创业者提供了源头活水。企业家和新创企业的最大贡献，在于将各种元技术在不同产业领域内进行创造性地商业化应用和扩散推广。

投资基础研究是政府的责任

政府对于基础研究的支持难以替代

针对创新，美国联邦政府的远见在于对基础研究重要性的清醒认识和持续承诺。迫于生存和盈利的压力，没有任何一家企业具有足够的激励以及资金实力去投资或致力于那些风险极高但可能具有突破性贡献的基础研究。显然，这些基础研究在短期内通常没有直接的经济回报，并且需要持续不断地投入。只有政府有这样的实力、权威和必要的耐心(基于国家的长久根本利益)来主导这样的研究项目。

因此，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乃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整个20世纪，美国政府在全球各国政府中做出了表率，在1990至2011年的20多年间，在所有对基础研究资助来源的总资助额中，联邦政府的资助份额高达50-60%。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几年，美国政府资助力度略有下降。因此，美国政府的作为，不仅应当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也应该为我们敲响警钟。毕竟，把本应由政府主导的对基础研究的资助推卸给企业和机构，都可能会由于短期业绩的压力和缺乏规模经济等原因而减损其有效性。

政府政策应该鼓励技术创新的商业化

政府不但要积极投资基础研究，而且要通过各种政策去敦促技术的商业化传播，增进外部性收益，使得技术创新最大限度地为社会和经济发展做出贡献。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曾修改相关的专利和商标法规，使大学可以获取技术专利，即使这些专利所基于的技术研究来自于政府的资助。这种政策，使得私人资本可以更加有效地进入技术创新领域，与大学和相关人员合作，加快技术创新商业化的进程。政府慷慨出资资助，而又通常不直接参与研究项目，不坚持拥有研究结果的所有权，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的。无论你是在硅谷创业的斯坦福教授还是活跃于波士顿128附近的麻省理工学院创业人员，由于政府政策的支持和鼓励，加上知识产权以及相关司法制度的保障，你可以比较放心地投身于基础研究的商业化应用，而不用担心“国有资产流失”或者侵吞“集体知识产权”的罪名。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借鉴和改进，无疑将极大地刺激高校研发人员的创业激情。如此，中关村才能更像创新辈出的硅谷，而不是到处充斥着等待拉货之小面包车的大卖场。

支持基础研究应该是国家战略的一部分

回到我们开篇的问题，为什么硅谷或者波士顿能够持续创新?显而易见，无论是谷歌还是Facebook，它们的成功崛起，有赖于新的计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出现，而不只是在现有技术和产品上的改进。日本企业，在20世纪后半程火了好一阵子，但后来很多当红企业逐渐淡出主流，或者从消费者产品市场转战B2B市场。比如索尼，因缺乏风靡全球的明星产品而风光不再。韩国企业，在过去的20年间也是突飞猛进，现在似乎也遇到创新瓶颈。比如三星电子，销售额超过了GE、苹果、飞利浦等所有对标对手，已无人可以学习和赶超，该自己解决所谓从零到一的问题了，而不只是从一到N的改进、拓展和推广。而日本企业和韩国企业所倚重的应用研究投入很难从根本上应对基础研究要解决的从零到一的原创问题。三星现在大力推进它在硅谷的出现和作为，并不只是看中那里的车库，更主要是那里集聚的由基础研究所创造的元技术和潜在的可以规模化(scalable)的应用技术创新。

日韩企业之后，中国即将面临同样的问题。一方面，我们可以与日韩企业竞争，看谁从硅谷拷贝得快。我们的国内市场容量是日韩企业在各自本国市场望尘莫及的。中国企业的模仿能力不差于日韩企业。中国游客到日本购买马桶盖儿的问题好解决——有顾客愿意付高价，有厂家愿意认真做就行了。即使是像高铁那样的应用技术整合创新，我们也能搞定。

然而，在大国崛起的进程中，生命科学、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需要长期基础研究投入才能在技术源头上创新的领域，就无法很快赶超。需要积淀，需要坚持。这种耐心的积淀和坚持，正是政府需要担当的。没有捷径，没有替代。过去说，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这是纯粹商业逻辑。人家不卖给你怎么办?尤其是高科技产品。记得巴统协议么?这是国家战略逻辑。

结论

中国的两弹一星和最近获得诺奖的青蒿素项目，都是在科技领域里由政府主导集中精力办大事儿的精彩案例。这是政府积极作为的表现。虽然它们是在特定时期的特殊作为，但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良好的推动作用或者激励作用。如今，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政府并不一定要直接参与研发项目或者开发过程。大学、科研机构、智库、企业等多种参与者当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但政府在基础研究上的资金承诺和政策支持不可或缺。否则，全民创新和万众创业只能是在流通领域内折腾，不可能在新技术和新产品上对世界有所贡献。说白了，大学生创业开网店，或者用所谓的互联网思维卖煎饼果子、肉夹馍跟硅谷没什么大干系。

最近，在2015年的《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全球工程类大学排名中，清华大学一举超越麻省理工学院，居全球第一。该排名主要看重各个大学在全球主要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数量。无论是清华、浙大还是哈工大，我们的论文发表数量是有了，但我们论文的被引用率却远远低于美国顶尖大学——在学术领域，论文引用率越高，越说明是原创或者是关键贡献，类似于本文所一再强调的基础研究、源头创新。我们需要的是不懈的坚持，不断提升我们的原创力。有了足够的量，总会有一些质的突破。浪费肯定是有的，这是必要的代价。因为源头创新这一关无法逃避。

政府要有远见，要有耐心。学界要有自律，要有自尊。创业者和企业家要能折腾，快速将技术潜能转化成商业应用。

基础研究与元技术创新：美国的经历

海军研究实验室

两次世界大战中，与军工用途相关的技术发明和应用带动了美国多个行业的创新和发展。1915年，发明家爱迪生谏言美国政府，呼吁成立一个国家级实验室来统一规划重大军工课题和海事技术研究，从而节省成本并提高效率。

1923年，美国政府的“海军研究实验室”(Naval Research Laboratory)成立，主要为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服务，涉及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等重要研发领域。它关于潜艇动力的原子能研究起始于1939年。在其后直至二战结束的6年里，它对铀技术的研究为曼哈顿计划和1945年的原子弹爆炸起到重要作用。海军研究实验室也曾经是美国太空技术领域至关重要的研究基地。它在人造卫星的设计、制造和发射方面促成了1958年1月美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探险者号”的成功升空。

如今，该实验室主要的研究领域包括材料科学、海事地理、海洋气象、海洋声学、高级无线电、检测与感应技术、计算机与人工智能、自动化系统、定向能技术、电子战争技术等。这里的许多技术发明后来成为美国乃至全球各个相关产业的主流应用技术，影响远远超越其军事用途，比如该实验室在1920年发明的现代雷达技术在众多的通讯与监测行业得到广泛应用。现代复合润滑剂的研究从军用航空惠及整个民用航空业。该实验室两位科学家获得物理学诺贝尔奖——用X光衍射技术分析晶体结构，使得制药业能够更加精准地对物质成分进行分析。它在计算机领域的技术突破，也对现代IT行业深具影响。比如，“洋葱路由”，已经成为当代网络匿名沟通的技术标准。

国防高级研究计划署

二战之后，另外一个重要的军方研究机构迅速成为美国联邦政府支持基础研究的主力军。那就是1958年2月成立的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ARPA)。在1958至1965年之间，该机构的研究重点聚焦于与国防息息相关的太空、弹道导弹和原子能技术。同时，该机构还资助了大量的计算技术、行为科学以及材料科学的研究，在雷达、红外线感应、X射线和嘎玛射线探测等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1959年，ARPA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科学家合作，推动了全球定位系统的研究，为现代的GPS技术打下了早期基础。1970年代，ARPA更名“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通过与麻省理工学院、贝尔实验室和通用电气等机构的合作，在信息处理技术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DAPRA还资助了人工智能、语音识别、机器人和超媒体(hypermedia)等领域的相关研究。自1980年代，航天技术、卫星技术以及潜艇技术一直是其关注的重点。最近几年，DARPA的研究项目开始瞄准星际旅行。也许，这个机构最为著名的成就和贡献是它的ARPANET促成了Internet的诞生。没有DARPA的早期探索和支持，如今蓬勃发展的互联网也许仍然只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

能源部国家实验室

美国能源部是联邦政府资助基础研究的另外一个重要机构。最令人瞩目的大概是其遍布全国各地的“国家实验室”(National Labs)。比如， Los Alamos国家实验室曾经在二战期间由于执行曼哈顿计划而成立，由奥本海默执掌。出于保密的原因，它坐落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地带。这些著名的实验室构成了在全球范围内都堪称规模宏大的研究机构体系。美国能源部给这些国家实验室的资助将近一半用于物理、化学和材料科学的基础研究。有的国家实验室由民间企业代为管理，比如坐落在田纳西州的Oak Ridge国家实验室。有的则由研究性大学托管，比如上述的Los Alamos主要属于伯克利。可以说，国家实验室的存在，也是代表和见证军方、学界和企业“创新铁三角”的生力军。

非军方政府机构

除了军方对研发的直接主导和参与，美国政府也着意于重大技术研发的产业化和商业化应用。1958年，与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同年成立的美国航空航天总署(NASA)便相对淡化军方色彩，强调其民用意图。从阿波罗登月计划到太空站和航天飞机，NASA推动了与太空技术相关的一系列行业的技术研发与应用。1950年，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NSF)成立，成为军方之外政府对基础研究的主要资助机构。它对大学等研究机构基础研究的赞助占整个联邦政府该类赞助的大约20%。2015年，NSF的整个预算是73.44亿美元。而成立于1930年的美国健康研究署(NIH)则致力于对医疗研究的资助，2015年预算达到300亿美元。

企业研发机构与智库

除了国家实验室之外，美国政府也积极资助私营企业的研发实验室。比如，当年美国电报电话公司著名的贝尔实验室，成立于1925年，曾经被公认为企业内部研发机构创新的典范。这家实验室先后出过8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其技术创新影响了诸多行业，比如晶体管、燃气激光、Unix系统，C和C++编程语言等。

另外，一些智库机构也能得到政府的研究资助。比如，著名的兰德公司，原来曾是军用飞机制造商Douglas公司的实验室，后来独立成为一个非盈利性质的智库。兰德公司在冷战期间对博弈论和行为科学的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

作者：马浩

关于学术期刊的自然科学论文 篇3：

期刊评价之自引辩解

【摘要】 自提出期刊影响因子以来，关于期刊的评价就成为期刊界关注的热点和焦点，因影响因子可提升期刊的核心竞争力。而作为提升期刊影响因子的自引指标也备受争议。在此，通过对期刊评价之自引的研究背景和自引现象进行了分析，提出要从确定过度自引的界限，采用复合加权办法计算自引贡献，坚持正确的办刊思路、牢牢把握刊物质量这一核心，积极寻求全方位的评价方法等几个方面解脱自引之痛。

【关键词】期刊评价 评价体系 自我引用 影响因子 对策研究

【作者信息】康存辉，武汉纺织大学期刊社，副研究馆员;操菊华，武汉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

期刊在创始之初，没有任何评价之说。后来随着学术刊物的不断涌现，论文的学术价值如何体现就成为学界普遍探讨的一个问题。早期，期刊究竟如何衡量其学术标准，大多都只是研究者或收藏单位内部根据自己工作的喜好或需求订阅相关或相近学科的期刊。随着刊物增的速度加快，这种简单的操作方式已不能很好地满足研究和收藏的要求。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是资金问题，特别是研究机构的资料室和图书馆购刊费用与日益增长的期刊数量相去甚远，迫使其成立专班研究期刊订购目录，确保在有限费用的前提下，满足读者或研究者的需要。正如最初出版研究《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的目的一样，就是为不同类型和不同级别的图书馆采访与收藏中文期刊提供参考依据，为不同专业和不同层次的读者选择阅读中文期刊提供参考依据。但学界也找不到更好的评价学术论文好坏的依据，就开始采用这类目录中的刊物作为参考标准，用来衡量论文的好坏。随着Garfield提出影响因子到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评价期刊的重要指标就此诞生，期刊评价自引之痛也由此产生。

一、研究背景透析

自从1955年Garfield提出影响因子(IF)以来，就在学术评价中引起了广泛关注、研究和探索，并在1961年出版科学引文索引(SCI)时创立了期刊影响因子(JIF)。此后几十年里，关于期刊影响因子的得失、利弊在期刊界与学术界进行过一轮又一轮的辩解，但都没有办法抛弃这一评价指标。正如Hoeffel所说：“影响因子并不是评价论文质量的完美工具， 但目前也没有比这个方法更好的方法， 它的存在有其合理性。”[1] 因此，它仍然是科学评价的好方法。所以，无论是国内国外的期刊评价体系都将影响因子作为核心评价指标。

期刊影响因子包含两个重要变量：自引和他引。这两个变量的产生、影响、权重一直也是评价体系难以界定和取舍的。但在市场竞争的影响下，各学术期刊都在注重其影响力的提升，影响因子首先成为大家追逐的目标，尤其是自引这个能够“便利”操作的变量，成为部分刊物提升影响因子的“利器”，并逐步有扩大化的趋势。T.Opthof在研究中分析了JACC(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Cardiology)杂志在2011年第5期的503页-537页发表的“Highlights”一文的292个参考文献中有266个自引。这个仅仅一篇文章的自引就为2012年JACC的影响因子贡献了0.309。[2]James Hartley撰文说：“最近在我的文章中发现一个错误，就是在其中出现了一个被添加的自引表，而这个表可能会给他们的期刊影响因子作出贡献”。[3]

上述两个事例可能并不能完全说明自引的怪现状。但就自引对期刊影响因子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进步，有的评价机构就在尝试弱化自引的权重，如2014版的北大核心期刊评价将打算对自引进行加权处理。自引最终如何对待、如何处理，评价机构会在一定时机内给学术界一个相对明确的交待或一个理由。本文将就期刊自引进行的一番辩解，以期为自引寻求一个合理对策或建议。

二、自引现象分析

期刊自引在没有评价、没有市场影响、没有功利色彩的前世，是一种自然而为之的现象，不关任何评说，而在今生自引现象已成为期刊界无处不谈、无处不提、无处不论的一个话题。这是为什么呢?下面就不同类型的自引现象进行分析。

1. 合理需要“自引”

在研究过程中，进行了系统的材料收集并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自觉地引用了大量参考文献，论文完成后，根据专业、学科、办刊宗旨以及专题专栏设置的情况，恰好被有引用该刊参考文献的刊物发表了并没有作任何处理的情况，就是合理需要自引。这种自引是不带任何色彩的自引，是尊重别人劳动成果的表现，也是目前期刊自引的主流。据统计，Nature和Science在1997年到2007年10年间的自引率分别达19.81%和23.98%。[4]这个数据足以说明自引的存在是合理的，且也是科研成果不断传承与创新的需要。因此，合理自引不需要鼓励和提倡，这种自引是作者在研究中尊重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自觉、自发地完成的。

2. 投其所好“自引”

一些研究者为所撰写的论文能够在投稿过程中提高命中率，特意研究了部分期刊的办刊喜好，针对相应专题开展研究，并在研究中相对较多地参考了这部分期刊的研究成果，但这些引用和参考都是真正的期刊自引，不会出现无效引用。这种引用现象就叫投其所好自引。这类引用相对于合理需要自引来说，有一定的目的，但不会出现后面将要提到的被动自引的后果。因此，投其所好自引现象的存在对期刊影响因子的提升确实有一定作用，但也可以说是一种自觉行为，与期刊主办方无关。对此现象，不应作过多宣扬。

3. 各种过度“自引”

但往往有很多被自引或过度自引的情况发生，有的是征求作者同意，作者自愿添加的，还有一部分可能是在作者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自引的，其结果导致了各种过度自引现象的发生。本文开头的两个例证就是如此。张建合对国内20种样刊自引影响因子统计显示，影响因子最高的物理学报1.231，自引影响因子为0.781;光子学报影响因子为0.877，自引影响因子为0.670，前者是两个影响因子都排第一，后者是影响因子排第9，自引影响因子排第2，自引影响因子占其影响因子比例分别为63.44%和76.40%。[5]出现这类现象的原因很多，但都有一个目的，就是提高其影响因子，这也是目前研究、评价期刊自引权重的热点和甚至于有人说要摒弃自引的原因。

三、 期刊“自引”之痛的对策辩解

通过上述分析，期刊自引的存在是不争的事实，也有存在的理由。但在期刊评价过程中，只有把自引与他引分开进行统计分析，方能比较真实地反映出论文的实际学术水平。因他引和自引所含的学术价值是不完全一样的， 作者自引反映了研究者研究工作的连贯性， 自引自然而然的引用行为，而刊发在某种刊物上的文章，被发在该刊后续文章的引用是借鉴和参考他人研究成果的行为。然而，正是这种看似正常的自引现象，引发了一系列问题，甚至出现了过度自引、无效自引无限增长的现象。对于期刊自引出现的这些现象，也没有必要在期刊评价时，进行一刀切，应理性对待，用规范、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区别对待，让自引回归自然状态。

1. 确定过度“自引”的界限

Fang Hongling在研究中国、日本、印度、韩国在SCI收录科学与技术期刊自引时界定过度自引率为25%。[6]刘雪立等人在研究2005年至2007年我国医学期刊自引率与过度自引的界定中认为2005年自引率超过31.6%，2006年自引率超过26.0%，2007年自引率超过23.8%，就属于过度自引了。[7]但目前权威发布的明确界定值还没有，还需继续研究和探索。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进步，计算刊物自引的分布和确定无效引用的数量，已不是难事。因此，只要期刊界认为过度自引，对期刊的发展是有利而无害的，就可大胆地进行。如果实施自引过度的界定，不管如何计算自引的情况，总会有部分期刊在列，但对于刻意实施无效自引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制约措施。所以只要整个期刊行业不刻意地进行自引，大家就会自觉地共同遵守“自然”法则，保持期刊自引的正常化秩序。如果有大量期刊还在过度自引的界限之外，那么这部分期刊就应该自我查找、自我整改了。目前出现的部分零自引期刊，虽然不能提倡效仿，但也说明一个问题，不刻意、不有意、不故意、不强求自引的办刊理念还是值得尊敬的。

2. 采用复合加权办法计算“自引”贡献

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检索技术的日新月异，数据挖掘与统计分析也越来越容易。因此，采用复合加权办法计算自引贡献的大小，非常容易实现。具体来说，可设定分段系数，对不同位置的自引比例进行二次、三次加权。如果确定自引20%为起点系数a(0≤a≤1)的话，那么可对30%、40%、50%……分别设定一个修正系数b(0

3. 对影响因子中的正常自引和无效自引进行修正

前文提到过，通过计算技术统计刊物的正常自引与无效自引已成为可能。因此，可采用修正系数的方法，使自引对期刊影响因子的贡献率更具客观性、准确性。先根据统计系统统计的结果求出一个正常自引和无效引用的平均值。假如正常自引的平均值为A，那么对低于或高于这个平均正常自引值的期刊影响因子进行一次修正【即在前面复合加权求得的影响因子基础上乘以(1±△1)(0<△1<1)】。同样，假如无效自引的平均值为B，那么对低于或高于这个平均无效自引值的期刊影响因子进行一次修正[即在前面复合加权求得的影响因子基础上乘以(1±△2)(0<△2<1)]。对于完全没有无效自引的期刊，就无需做任何处理和修正了，就跟上面提到的零自引一样，顺其自然。通过正常自引和无效自引对期刊影响因子的修正，使自引对期刊影响因子的影响力度更加合理、科学，使那些一心想通过提高自引度而提高其刊物影响因子的学术期刊回归到正常办刊道路上去，不然适得其反。

4. 坚持正确的办刊思路，牢牢把握刊物质量这一核心

思路决定出路，只有沿着正确的办刊思路前行，期刊的发展才有保障。为此，要明白为什么办刊物，刊物为谁服务，刊物在同行业期刊中的地位、影响，是否有一批高水平的作者群体为本刊定期或不定期撰写专稿，是否有能力或财力把行业前沿的进展、最新研究成果纳入刊物，并作为首发载体进行公布或发表……这些问题思考透彻与否直接关系到刊物的质量。因此，举办学术刊物，不要一心扑在提升刊物的影响因子上，只要所办刊物的质量和水平得到了同行学者、专家的认可，刊物的学术影响力得到了有效提升，研究者就会主动地阅读和参考所在刊物的论文，刊物的引用率也会自然上升。如Nature和Science这类刊物所关心的只是论文的学术水准，从不担心其影响因子的升降问题。所以，只要始终围绕刊物的办刊宗旨，不断提升其刊载文章的学术水平，至于要不要进行一些无效自引或过度自引，就会被忽略或不被提起，自引就会成为刊物发展中的自觉、自发的行为，无须人为干扰。

5 . 积极寻求全方位的评价方法

据统计，在我国被SCI收录的大部分刊物中，影响因子的提升大都依赖于自引，且部分刊物除去自引后，他引影响因子还不足0.1，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因此，如果要摆脱自引的影响，只有逐步弱化期刊影响因子的作用和地位，积极探索新的评价指标，使影响因子在评价中的权重逐渐缩小。因此，改变期刊评价的现状，还需政府在资金、政策、措施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同时评价机构也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条件、环境积极探索、研究新的评价机制、方法和指标，以求对期刊评价进行全方位的跟踪、分析，得出科学的评价结果。同时，不断完善各类专门法，严厉打击那些不规范办刊的行为，使办刊环境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自引问题就会不攻自破，不会再成为学术界议论的焦点。

结语

自引之痛，无法回避，也无法完全抛弃。在目前世界各国期刊评价体系中，暂时还无法完全解决自引这个问题，但可通过自觉、自醒、自警来约束学术办刊者，尽量使刊物回归到自然的发展状态中，回归到办刊的细节中，使刊物的各项指标在润物无声中增长，而不是拔苗助长。自觉就是要求严格遵守刊物(下转第026页)(上接第023页)发展的内在规律和要求，从论文收稿到加工、编辑、出版都以学术规范作为标准，对每一个细节都一丝不苟，不添加任何非主观的内容，那么自引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无须再探讨。自醒就是在办刊过程中，可能为提高影响因子而出现过一些不规范、不自律的自引行为或现象，但只要及时发现、纠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通过反思后又回归到正常的办刊轨道上来，就不会对学术界产生较大的影响。自警就是已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也已被有关部门觉察或发现过度自引或大部分是无效自引的现象，严重扰乱了期刊市场，违背了办刊的宗旨，这是期刊界要杜绝的，到一定程度更要坚决取缔。通过自觉、自醒、自警的约束，期刊评价自引之痛会逐步回归自然，同时通过复合加权和修正其影响因子，更会迫使刊物举办者不敢轻触雷池，最终基本消除自引之伤、之痛，回归办刊本然。

(操菊华为本文通讯作者)

参考文献：

[1] Eugene Garfield. The History and Meaning of the Journal Impact Factor[J]. JAMA， 2006， 295：90-93.

[2] T. Opthof. Inflation of Impact Factors by Journal Self-citation in Cardiovascular Science[J]. NETHERLANDS HEART JOURNAL， 2012，21(4)：163-165.

[3] James Hartley. On the Need to Distinguish Between Author and Journal Self-citation[J]. Scientometrics， 2009(3)：787-788.

[4] Jong Yong， Abdiel， foo.A Study on Journal Self-Citations and Intra-citing within the Subject Category of Multidisciplinary[J]. Sci Eng Ethics， 2009(15)：494.

[5] 张建合. 影响因子中的期刊自引成分分析[J].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2)：192.

[6] Fang Hongling. Self-citation Rates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Journal in SCI from China，Japan，India，and Korea[J].LEARNED PUBLISHING， 2013(1)：45-49.

[7] 刘雪立. 2005—2007年我国医学期刊自引率与过度自引的界定[J].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09(4)：624-625.

作者：康存辉　操菊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