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法市场互动论文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规范公司运作，強化外部审计和内控体系建设，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各专业委员会、经营层等均依法合规高效运作，履行各自责任，并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不动摇，保证党和国家方针政策、重大部署在国有企业贯彻执行。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证券法市场互动论文 (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证券法市场互动论文 篇1：

证监稽查新思路

专项行动的灵魂，就是依法、全面、从严监管。

与市场互动开放执法、与刑事司法部门密切协作、与其他执法部门协同发力，作为近两年来的重要抓手，“专项行动”让证监稽查执法效能得到更大地发挥。

“执法专项行动不是简单地严厉打击，而是一种组织模式和工作方法的创新。”证监稽查监管人士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这有一个持续的逐步探索与优化的过程，进而最大程度发挥稽查执法效能。

轮动执法

4批专项涉案50起，是2016证监稽查执法专项行动的成绩单。

“执法专项行动是证监稽查一贯依法履职的一段历史切片，是全面监管下专项打击和常规查处相结合的互补统一，高压执法态势将被保持并不断深化下去。”相关稽查执法人士表示，“持续推进的专项行动背后的灵魂，就是依法、全面、从严监管。”

虽然一些违法违规行为被打击后有所收敛，但风头一过也难免有“抬头”态势，因此必须有轮动的专项执法安排。

从微观层面看，专项行动其实是综合运用数据挖掘、情报研判、多部门协同、前后端密切衔接、加强与市场互动等创新手段的作战模式，及时回应了对市场危害严重、社会反映强烈的违法违规现象的关切。

2016年5月至12月，证监会部署查办4批违法案件共50起，剑指审计评估机构执业违法行为、IPO欺诈发行及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市场操纵违法行为以及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违法犯罪行为。其中第三批案件对恶性操纵持续多发高发态势起到了有效威慑、有力遏制的效果。

赶上预期

长时间以来，调查环节不公开，一直是证监会内部的共识。此举主要为了避免案件调查对个股或市场造成不必要的扰动。

“绝对的封闭式执法已很难满足当前市场各方需要。这种工作方式一度让我们感到很‘被动’，觉得总是赶不上市场预期，或者不能及时回应市场。”上述稽查监管人士说。

他回忆说，以前闷头查案压力很大。一边办案，一边还要应对有关部门或是市场相关方的询问。对一些市场热点案件，往往得等案件最终处理完毕后才会公开，这需要几个月甚至跨年的时间，“案子终于处理了，市场早遗忘了，自然谈不上提振投资者信心了。”

近两年来，证监稽查通过公开某些重大案件的调查部署过程，让市场各方知晓相关案件已进入执法程序。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和推进器，有助于稽查人员全力办案。

通过与市场持续互动，也有助于向市场传递鲜明的监管态度和方向。一个基本原则是：确凿的违法违规行为总是有迹可寻，特别是一些市场高度关注的违法类型和手法，进入调查程序后可适当向市场通报。而对一些资本市场创新类行为和业态，需要一定时间给予甄别和判断，不宜过早介入和公开，以免误导市场预期。

2016年以来，行政与刑事司法的密切衔接在证监稽查工作中得到了拓展应用。行政与刑事在信息共享、执法联动、案件移送等方面的协作机制，强化了部门联动的打击合力。2016年12月，证监会、公安部决定联合开展打击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违法犯罪(俗称“老鼠仓”)专项执法行动，集中公开部署查办20起涉案金额巨大、违法情节恶劣的“老鼠仓”案件。

这是继2008年内幕交易执法专项行动后，证监会与公安部在专项行动上的又一次联手，目标是探索建立和加强行政与刑事在信息共享、执法联动、案件移送等方面的协作机制，进一步加强部门联动的打击合力。

在跨境执法合作领域的典型案例中，唐汉博等人操纵市场案被称作沪港通跨境操纵第一案，亦被列为“2016年证监稽查20大典型违法案例”之首。不法投资者绕道香港开立证券账户，借道“沪股通”交易机制反向操纵A股，这也是证监会查处的首起此类新型案件。

以该案作为契机，证监会进一步推进与香港证监会在违法线索发现、调查信息通报、协助调查取证、市场应急联络、保护投资者等多个领域的合作，保障两地资本市场互联互通平稳推进。

前期，证监会又对雅百特跨境财务造假案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巴基斯坦、香港、美国等境外监管机构均向中国证监会提供了执法协助。在我国实体企业、金融机构布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同时，可疑的跨境资金往来、虚假的业务合同，在跨境执法协作框架下昭然若揭，快速“曝光”。

“咬劲”要足

全面提升证监稽查执法效能，远不仅仅是改变执法手段、强化执法规范可以彻底解决的问题。

执法之难，难在规范性与权威性的平衡，而证监稽查执法的“牙齿”不够尖利，也是需要警惕和重视的问题。

打击证券期货违法违规，让违法成本上升到足以震慑潜在违法的高度，既需要证券市场相关法律法规的进一步完善，又需要监管任务和监管资源的合理匹配，还需要执法和司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与其他行政执法领域相比，证券期货市场属于电子化交易市场，违法活动普遍具有资金数额巨大、划转路径复杂、交易频繁、交易技术先进、涉及地域广泛、信息影响面广、涉案当事人智商高等突出特点。同时，案件认定客观需要获取资金划播、信息传播、交易操纵、人员关系等多方面的海量证据加以支撑，这就决定了充分、高效地行使相关调查取证权，是监管机构履职的基本需要。

特别是市场规模、信息技术和交易工具快速发展，违规手法快速流变，执法资源与赋权必须跟上维护市场秩序的需求。因此，境外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证券期货执法，普遍具有类司法的属性和授权。

而我国证监会的稽查执法权限来自于200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下称《证券法》)授权，包括资金查询、工商资料查询、通讯资料调取、询问案件相关单位与个人等执法权力。

比如，资本市场违法违规案件多与资金流动、通讯信息直接相关，银行系统和信息部门的协作是否高效便捷，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案件调查过程中的取证质量与效率。但由于常态化的信息共享、查询协作机制尚不健全，综合查询渠道不畅通，在实际工作中存在取证程序繁琐、效率低下的问题。

有调查组组长向记者介绍了某个市场操纵案的查办取证过程。据了解，由于犯罪嫌疑人利用多地区多名人员账户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稽查人员需要对每个账户信息进行调取。

“当时调查组有28名成员，共分成6个小组飞奔在12个城市，仅核实相关账户名、资金往来等基础信息即耗费了大量人力和时间。”该调查组长说，而对于账户间的资金往来，同样需要银行等相关金融机构的配合方能取证，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执法成本和难度。

且现实执法过程中，证监稽查执法人员依照《证券法》外出取证的法定权限仍会受到质疑。为了取得一份2页纸的协查材料，有时需要与同一单位不同层级、不同部门、不同人员反复沟通，往往影响了案件调查的效率與效果。

此外，由于证监部门没有强制到案权，办案取证缺乏基础保障。

《证券法》和《刑法》对内幕交易、市场操纵、财务造假等证券违法犯罪行为的法律责任上限，普遍轻于国外的成熟市场。一些行为在成熟市场属于触犯刑法，但在国内市场只算是行政违法违规，违法成本太低容易造成“前罚后继”的境况。

加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建设高度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资本市场，需要监管资源和执法水平跟上动态变化的市场环境，更需要立法、执法、司法的联手发力。

作者：李欣

证券法市场互动论文 篇2：

曲江文旅：重公司治理“轻资产”运营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规范公司运作，強化外部审计和内控体系建设，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各专业委员会、经营层等均依法合规高效运作，履行各自责任，并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不动摇，保证党和国家方针政策、重大部署在国有企业贯彻执行。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符合《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要求，公司管理水平和经营质量不断提高。并构建了严谨高效的信息披露体系，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连续多年荣获上交所信息披露评级A级。2018年3月，公司完成陕西首家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小程序上线工作。借助“互联网+”平台，创新性开展符合资本市场互动新模式，更加完善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平台。

公司董事会共9名成员，其中独立董事3人，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形成了科学决策、协调运作的法人治理结构，并得到有效执行。在议题审议中，充分发挥董事会专业委员会的作用，严格执行“三重一大”制度，重大事项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投资以及大额资金使用，必须经过公司党委研究讨论后，经董事会集体讨论决定。在确保合规前提下，以公司治理最佳实践为目标，多渠道与市场各方面投资者进行充分沟通交流，在提高信息披露透明度和质量、维护证券市场公开、公平、公正方面做出了成绩。

公司独立董事勤勉尽职，均能严格按照有关要求，对公司的经营、战略、重大决策从法律、财务、行业等专业性角度提供意见，对公司对外担保情况、关联交易、聘任高管及审计机构等重大事项做出了客观、公正、独立的评判，对维护中小股东权益方面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

公司在结合业务实际的基础上，每年定期编印《上市公司监管法规汇编》等手册，并组织公司控股股东、公司董监高及下属各单位高管人员认真学习，进一步提高了公司整体对证券市场法制化的意识。

公司作为国内首创且唯一“轻资产”运营模式的综合大型国有旅游上市企业，不断完善公司治理和董事会建设，强化战略规划、风险管控等职能，构建了规范发展的内生机制，加大内控体系提优深化，强化效能监察、财务监控、审计监督，使公司管理运营更加科学、高效，品牌价值、市场竞争力、经营业绩稳步提升。

证券法市场互动论文 篇3：

多层次资本市场互动机制的困境研究

摘 要： 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有效互动不仅可以促进资本的有效循环，且为企业提供宽松的融资环境，进一步促进经济的良性运行。研究多层次市场机制的困境，可以发现多层次市场运行建设与运行的不足，从而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

关键词： 多层次资本市场;互动;互动机制;困境

1 多场资本市场层次的不足

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层次间的划分不明显。首先，资本市场各层次间差异很小，上市需要满足的条件和审批步骤基本相同。而且在主板内遗留了很多因为各种问题已经无法达到主板上市条件，但因降板制度的缺失无法进行降板的企业。在创立初期，很多企业会在中小板上市以谋求资金支持，但已经在中小板上市的公司即使发展到符合主板上市标准，也会因为机制的缺失无法进行升板，到主板市场进行交易。创业板市场运行机制存在一些问题，也未能形成相当的规模，有待相关制度和政策因素的进行进一步完善。可见，虽然中国资本市场形式上已经具备了多个层次，但是无论从整个板块的规模还是各个板块的规模均不能够有效解决企业通过IPO上市融资的需要。目前中国还没有建立有效的转板机制，以及多层次资本市场互动机制;还未建立完整的退市机制，相关的制度和政策尚待完善。

2 多层次资本市场升级转板法律制度的不完善

目前，中国证券市场还没有有效地开展从低层次的资本市场转向高层次资本市场的制度环境和实践。即使部分科技型企业通过新三板实现在中小企业板以及创业板上市，但是其并非通过有效的转板机制来实现上市融资。2008年，“苏宁电器”准备通过深市中小企业板转板升至深市主板，信息刚刚披露，就一起估价大幅度波动，最终未能达成目的。在场外交易市场上市的公司也没有合适的途径进入场内交易。2004年，证监会虽发布《关于股份有限公司终止上市后续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了关于退市公司申请再次上市的条件和审核程序，但是仍然没有通过转板机制实现重新上市的案例。

3 多层次资本市场降级转板法律制度的约束

在分析转板法律制度问题的同时，还需要多退市与转板降级加以区别对待。退市是已上市股票退出证券交易市场。退市是由于不符合上市条件或违反相关法规而造成的主动型的退市;降级转板由于已上市公司不符合上市条件或违反相关法规而造成的被动型降级。降级转板相关法律制度的约束，影响了证券市场整体上的良性运行。在主板市场摘牌的企业本身是具有市场价值的，而降板机制的缺失，使得这些有退出主板市场风险的企业无缓冲的余地，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影响了区域经济的有效地良性运行。

4 退市制度存在的约束

制度的变迁是一个长期性的过程，退市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需要上层建筑以及下层金融企业以及管理部门的不断博弈，才能形成较为合理的退市制度。因为退市制度的约束，不可能短期内建立有效的转板机制。证监可参照《证券法》、《公司法》相关法律而拥有一定的行政立法权，而根据《立法法》，证监会不具备向下一层级的授权立法权。证监会颁布的《IPO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暂行办法》51条指出，“证券交易所应当建立适合创业板特点的上市、交易、退市等制度”。明显看出证券交易所具备退市监管权，以及一定职能范围的公权，行使权力的监管职能，但是因证券交易所不具备立法权而使该规则存在法律缺陷。另外，过度的行政干预以及政府的隐性担保问题，最终导致市场化的退市制度失灵。

5 结束语

根据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以及互动机制存在的问题，完善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互动对接的基本原则应该是，强制与自愿相结合、分阶段分层次对接。需要建立便捷的、和切实可行的制度环境，激励创业板的企业便于升板至中小企业板进行交易，适度快速扩大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的市场规模，巩固两个市场根基，改善中国资本市场结构。吸收和借鉴美国等较为发达的资本市场转板的先进经验，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转板机制的相关制度环境，创造适合中国本土企业转板的有效机制。另外，鉴于转板机制建立的长期性以及转板环节的不确定性的风险，可以借鉴建立创业板市场的经验(10年的建设期)，创新构建新的为不同层次的科技型企业服务的科技板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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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士华 杨广彬 宋振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