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法治理论思考分析论文

[摘要]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的体系，我国正是在学习和探索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了我们自己的特色理论，我们称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依法治国提上新的日程，研究“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尤为重要。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西方法治理论思考分析论文 (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西方法治理论思考分析论文 篇1：

传统儒学与法治理论关联性的特点

[摘要]以权利保障为入手是西方法治理论的思想传统，而传统儒学人文学说在治国原理上更关注的是以人的主体致善为学说的归宿点，传统儒学在治国主张上并不是反法治的。其实历史上儒学一直十分重视治道，法治可以说是治道的重要内容。在分析法治与传统儒学关系时应尝试从法治要素的角度去讨论问题。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建设必须关注中国传统儒学对人类所提供的智慧价值。

[关键词]传统儒学　法治理论　关联性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建设必须关注中国传统文化问题，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可以为其提供具体的思想养料。离开了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挖掘，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建设就失去了根。而研究传统儒学与法治理论的关联性问题具有基础性的意义。笔者认为，西方法治的思想由人文主义思想所伴随，突出以权利保障为其思想传统。而传统儒学人文学说在治国原理上更关注的是以人的主体致善为学说的归宿点。传统儒学在治国上的主张，对法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具有独创性的思想贡献。

一

以权利保障为人手是西方法治理论的思想传统。西方法治的思想由人文主义思想所伴随，但其发展的表达基本上是围绕于权利保障的问题。罗马人的法治观来源于希腊文明。西方人文主义的理念作为一种思想传统，对罗马时期的法治思想以深刻的影响，其表达的核心是权利问题。罗马法的精义在于它是权利法即私法、民法。有学者对罗马时期法治理念做有深入的探讨，指出罗马社会是一个“泛权利”的社会，并将这种权利表达为把“私人权利看成国家权利的最高准则”。在罗马法的观念中，个人是独立的、自由的法律实体，有其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国家必须以尊重个人的特性和权利为前提。而国家在本质上被描述为一个法的联合体，或一种法的制度。国家的权威性来源于人民，法律乃是人民以集体的名义和身份取得的共同财富。因此盖尤斯说：“一切权利都是从人民来的。皇帝的命令何以有法律的效力呢?因为皇帝地位是由人民给他的;官吏为什么有权力呢?因为官吏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乌尔比安也说：“皇帝的意旨具有法律效力，人民通过法律把它自己的全部权力授予了他。”西塞罗说：“既然法律统治长官，长官统治人民，因此确实可以说长官是能言善辩的法律，而法律是沉默寡言的长官。”西塞罗是古罗马最为重要的法学家，有学者做了概括，西塞罗的法治思想主要沿着两条线索展开，其一是继受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思辨传统，从法的理性推出法律统治的正当性;其二是从各个国家或民族的成文法律的实证考察中提炼出建立法治的重要原则。在西塞罗看来，法律是立同之本，没有法律的国家不配称之为国家。但法律应当是理性的，也是正义的，自然法是实在法的根据和基础。抽象地谈论法的统治的一般原理是没有意义的，而要把法与公民的自由权利、国家政治联系起来，寻求法治在政治社会的立足点。因此，突出解决法治的公民权利保障是西塞罗理论的核心所在。但西塞罗提出，国家是由法律建立起来的一个平等、自由的实体，大致来说有三种不同的类型，即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在一个国家中，公民的自由、权利能否真正实现，首先取决于使刚何种政体。但从本质上说，国家是基于正义的人的联合。法律应源于正义、是国家职能实现的保障，但运行的法律要符合正义的要求。官吏的职能是代表国家在履行治理，但其行为由法律的授权为依据。

经过中世纪的黑暗，当西方社会进入近代文明曙光的时候，法治理论又一次活跃起来。11世纪的英国是西方近代法治主义的故乡，詹姆士。哈林顿、约翰·洛克的法治思想代表了这个时代的特点。哈林顿在《大洋共和国》一书中提出了法治共和国的模式构想，以西方人文主义思想作为基础，同样反映出同绕权利保障这个核心问题。此处笔者重点分析被认为是西方法治主义的奠基者洛克的思想。洛克法治理论的基调在于维护个人的自由、权利。洛克认为，人的一切权利都是与生俱来的，但在自然状态下，人们享受的这些权利很不稳定，不断面临别人的侵犯和威胁，为了保护人们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等天赋权利不受侵犯，为了社会的繁荣和安全，人们通过协议自愿放弃一部分自然权利。政府和社会本身的起源也在于此。但霍布斯与洛克不同，霍布斯主张人们在订立社会契约、把权力让渡给一个专制主权者后，便不可索回原始的权利，而洛克则强调人们仅仅放弃了一部分权利，而像生命、自南和财产的权利并没有放弃。在洛克看来，由这种制度化保障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就是法治社会，政府的权力本质是法律的权力。“法律按其真正的含义而言与其说是限制还不如说是指导一个自由而有智慧的人去追求他的正当利益。”国家和政府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保护个人自由权利的工具。这样，在洛克法治理念中突出了如下重要的观点：(1)人具有独立性。因为人的生命、自由、财产的权利是不能转让的，因此准都不享有对他人绝对专断的权力。(2)政府权力性质和范围。政府的权力在最大范围内以社会的公共福利为限，立法者除了实施保护公共福利之外，没有其他的社会权力。(3)政府行为的方式。立法或最高机关不能独揽权力，以随意的专断命令来进行统治，而必须以通过颁布有效的法律，并由著名的法官执法来实现对社会的管理。(4)政府受制于契约。一个社会不可能有人人同意的政府和立法者。因此社会的一项行为要以其成员过半数的同意为依据。人们订立契约构成了政府社会，这一点比政府的建立本身重要得多。社会和政府是不同的，政府为社会的幸福而存在，而不是社会为政府的权力和命令而存在，违背社会契约和社会愿望的政府可以消失、更迭或易人，但社会却可以有长久的道德秩序。(5)权力制衡保证社会稳定，即把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执行权和对外权，反对君主独揽一切权力，否则每一个人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就难以实现。

卢梭是法国的思想家，他被认为是近代法治理论的又一位重要代表。卢梭的论证仍然是从社会契约论入手，他认为在自然状态下自由而平等的人民，由于生产力的进步和私有制的出现而产生了暴力的战争状态，为了摆脱这种状态，人民便订立社会契约，订立社会契约是“要寻找一种结合的方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维护和保障每个结合的人身和财富，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相结合的个人只不过是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卢梭认为，一个国家实行法治，总表达出主张自由平等、人民主权、合法政府等要求。社会契约奠定了合法政府的基础，而自由、平等是每个人生而具有的权利，这种权利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据所在。人民主权即反映出“统治者是法律的臣仆，他的全部权力都建立于法律之上”。权利问题，主要是私权利的问题是卢梭法治思想的主题。

二

如果说西方人本主义理论的发展为法治思想提供了一个理论的基础，在治国原理上人本主义的理论逻辑重点是构造权利保障体系，那么传统儒学人文学说在治国原理上则更关注的是以人的主体致善为学说的归宿点。提出这个观点，并不是笔者赞成学界流行的看法，认为传统儒学在治国主张上是反法治

的。其实历史上儒学一直十分重视治道，法治可以说是治道的重要内容。在分析法治与传统儒学人文文化关系时，笔者赞成应尝试从法治要素的角度去讨论问题的观点，但对于法治的要素学界有不同的看法。依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其有两个方面的要素，即成立的法律得到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1959年1月，国际法学家会议在印度新德里提出了一份法治宣言。在这份宣言中，将法治要素表达为两个方面：其一，无论法律的内容如何，国家的一切权利都应该要根源于法，而且要依法行使;其二，法律本身应当以尊重人性尊严此崇高价值为基础。后来学者们把程序公正也纳入于法治要素中。而英国学者沃克对法治的要素做了更细致的分析。依照沃克的观点，法治的要素具体归纳为法律必须是可预期的、公开的和明确的;法律应该是相对稳定的;应该是在公开、稳定、明确而又一般的规则的指导下制定特定的法律命令或行政指令;必须保障司法独立;当法律不能够引导行为时，应该遵守像公开审判、不偏不倚那样的自然正义原则;法院应该有权审查政府其他部门的行为以判定其是否合乎法律;在法院打官司应该是容易的;不容许执法机构的自由裁量权歪曲法律。良法总是法治不可少的诸要素所规定的。

当然，法治的诸要素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制度上都有一个形成的过程。儒学讲究仁义道德，坚持以仁义精神感染法律。以道德原则支配法律，这是法治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之一，即解决法律的道德基础问题。有学者在分析儒学与法律的关系时，特别强调儒学使法律道德化的问题，并对其加以批判。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这个问题。儒学的主要问题，是在试图把仁、义、礼、智、信的基本要求转化为普遍规范的同时，没有转化为任何个人都可以主张的个人权利，而是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法治文明的道路。但在研究中国古代法律思想时，学界存在这种现象，即用西方的概念来做度量衡，如我们都承认中国古代出现过法治的提法，但并没有所谓“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思想”。在小农经济和儒学文化占主导地位的专制主义国家，既没有出现法治，也不可能出现法治思想，笔者认为这实际是将西方的理论普世化了，没有注意到法治的治国之道，实际还是存在制度的‘‘地方性”问题。对儒学所表达的人文文化理论，从治国的角度而言，有它不同于西方的思维路径，这种思维路径以特有的方式在丰富法治的治国观点。儒学的一个特点是看重致善的价值，认为防恶是可以通过启发人的内心，人的主体的自觉而实现的，因此对具体制定人与人相防相制的外在强制规则并不重视。

三

传统儒学理论的形成，与当时时代的问题有密切的联系。创立儒学的哲人均生活于春秋战国的乱世，当时“社稷无长奉，君臣无常位”，他们试图运用自己的学说去影响世人，以结束当时的战乱，建立有序的社会。但在如何实现国家的治理上，传统儒学主张要使人的主体致善为根本，靠“道之所德，齐之以礼”的手段。为此，孔子指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孟子也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以德服人者，方心悦而臣服也。”(《孟子，公孙丑上》)荀子则在《议兵》中对孔孟的上述观点作了充分的展开和发挥，他说：“凡人之动也，为赏庆为之，则见害伤焉止矣。故赏庆、刑罚、势诈，不足以尽人之力，致人之死，……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礼义以道之，致忠信以爱之，尚贤使能以次之，爵服庆赏以申之，时其事，轻其任以调齐之，长养之，如保赤子。政令以定，风俗以一。”

在儒学的思想逻辑上，人的主体致善中统治者要起率先示范的作用，这是因为为政者地位及道德楷模作用使然，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政，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孟子也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上》)荀子说：“君者，仪也，民者景正;君者，盘也，民者水也，盘圆而水圆;君者，孟也，孟方而水方。”(《荀子·君道》)

同时，传统儒学还强调要注重每个人的道德修养。这是因为修德可以造成“人禽之别”，就邦国而言则成就“夷夏之别”。因此，虽然在“人性”问题上，孟子主张“人性善”，荀子认为“人性恶”，但其目标却是一致的，都认为要区别人禽的不同，孟子强调人的“先天禀赋”的作用，荀子则肯定“后天”教育的价值。

传统儒学强调治道的人的主体致善为本的思想有如下特点值得关注。其一，以道德理想作为治国的根本。所谓的道德理想，即儒学主张的道德学说。传统儒学把这种道德学说应用于政治、法律等领域，以道德作为规范君主行为、治理国家社稷、管理庶民百姓的一种根本的治国之道。其二，把对社会或他人义务作为思考的基础。从传统儒学理论的一些核心范畴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思维特点。如仁，传统儒学认为所谓仁即爱人。从仁出发，要求从亲其亲，做到孝悌慈祥。由爱自己的亲人推及爱其他的人，乃至“杀身为仁，舍己为人”。(《论语-卫灵公》)传统儒学把“礼”看作为社会规范，主张要隆礼、敬礼、释礼，讲究礼节、礼数、礼让，仁义是礼的基础。如义，在义利关系上所要反映的是利他主义的价值取向，主张要“见利思义”，“见德思义”，“君子义以为上”，“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其三，人的自我超越为人生动力。传统儒学文化是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它追求人的自我完善，强调以道德塑造人的理想人格的重要性。其中突出表现在传统儒学所谓的“内圣外王之道”。“内圣”指人的主体的内在修养，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外王”指把主体内在修养的所得推广于社会，使天下成为一个和谐的大同世界。儒学中“三纲八目”的提法更具体地作了如此的表达。“三纲”指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明明德是说对“明德”及人伦规范进行哲学认知，明明德向后可以“亲民”、可以“止于至善”。至善，既是道德上的至高境界，也是政治上的最高理想。“八目”指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格物、致知是哲学上的认知，正心、诚意、修身是道德修养，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政治实践。强调人的道德修养，自我超越，是传统儒学思想的重要特征。

责任编辑：杨向艳

作者：李瑜青

西方法治理论思考分析论文 篇2：

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研究

[摘 要]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的体系，我国正是在学习和探索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了我们自己的特色理论，我们称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依法治国提上新的日程，研究“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尤为重要。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科学内涵、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发展进程以及在当代中国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发展等问题的探索，应结合当代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以期对现实问题做一些思考，并在此基础上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所启发。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十八届四中全会

一、 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科学内涵

1· 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命题的提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关系，可以说是母与子的关系、相包含的关系，总之，后者是前者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了解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的同时，那么关于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命题的成立这一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为了让读者能够容易明白和理解，故在此笔者主要说明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作为一个特定的专门的概念，它的产生有其强大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马克思主义并非孤立地存在，它的最大魅力则是在于它与各国的具体情况密切联系，并且可以应用于各国的具体实践当中去。当然，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它的内容以及意义也是不同的。但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依据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具体来讲，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各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说以上所谓的内在依据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的话，那么其实践基础则莫过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了。在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已经传入中国并被部分革命领导者所信服和学习以及广泛传播，所以，马克思主义成为党的指导思想是不足为怪的。只是由于当时党还不够成熟，因此走过一些弯路。比如，在党的历史上的不同阶段，曾经出现过陈独秀的右倾思想和王明等人“左”的错误。这是严重脱离中国实际的想法，而且给中国革命带来重大损失。1930年，毛泽东通过《反对本本主义》说明，不能照抄照搬，而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将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紧密结合，这是他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的也是重要论断。随着革命的不断深入，1938年，在《论新阶段》中，毛泽东同志第一次明确提出并且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做了系统性的阐释和说明。1945年，刘少奇同志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了进一步的阐述。自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算是在全党扎了根，成为全党的共识。

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命题也随着该命题的提出与确认而诞生了。

2·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的“法治”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笔者认为这才是真正的“法治”，并不是随口说说而已，而是“事实胜于雄辩”。而在原典的马克思主义中，“法治”有这样的含义——马克思指出：“只有当法律是人民意志的自觉表现，因而是同人民的意志一起产生并由人民意志所创立的时候，才会……做到既符合科学所达到的水平，又符合社会上已形成的观点。”“一切人，作为人来说，都有某些共同点，在这些共同点所及的范围内，他们是平等的，一切人……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这是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论》中提出的观点。由此看来，马克思恩格斯两位伟人所认为的“法治”是与人息息相关的，强调平等，强调以人为本，强调法律要合乎人性，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压榨、强权和征服。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的“法治”与当代中国提出的依法治国、以人为本等有着本质的渊源，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生动的具体的体现。

3· 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基本内涵

同第一节关于“命题的提出”一样，笔者主要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以此来说明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内涵这一内容。

其实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笔者认为可以从其本身入手。毋庸置疑，必须包括两个关键点。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因为，理论是前提，是基础，理论是用来指导实践的。所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且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做指导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和基础。当然，经过这么多年的革命，所谓“吃一堑，长一智”，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我们都从中明白了，先进理论不能单单地生搬硬套，更不能死守教条，因为东施效颦只会越效越糟。不过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角度的确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效仿的。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是立足于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更加有利于中国的发展。

说到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也不外乎以上提到的两点，马克思主义的法治与人密切相关，故在此语境下的中国化的法治，便提出了以人文本、依法治国等等主要理论。

二、 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发展进程

1·前奏：毛泽东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思想

毛泽东法治思想的确立确切地说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韶山冲接受的法治启蒙教育可称之为萌芽阶段;第二阶段，毛泽东走出故乡参加革命，直至新中国的成立。在此期间，毛泽东经历了抗日战争、国内战争等。这些经历使他的思想更加成熟和深刻，所以其法治思想也随之深刻了许多。在此期间，毛泽东凭借自己的胆识与谋略，初步建立了革命法律体系。除此之外，他的一些著作如《论联合政府》等也形成了对中国革命规律性的认识，至此，毛泽东法律思想已走向成熟。第三阶段，正式形成。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迫切要求建立法制，因此，他做了一系列的努力，最著名的应该是1954年宪法的制定和颁布。虽然毛泽东的法治思想和观点还有些不足和缺陷，也存在某些局限性，但尽管如此，我们不得不承认，毛泽东对法律的相关论述，比如一些法律理论和原则，在如今看来，仍然没有过时，相反，而是对当代中国的法治理论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2·开端：邓小平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思想

众所周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殊不知，依法治国的方针与实践，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之后才逐步开始的，因此，从这一层面来讲，十一届三中全会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历程中的必不可少的一环，也可称之为邓小平法治思想的开端。1978年，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也为我国实施依法治国方略指明了新方向。除此之外，邓小平还有其他的法治思想，比如他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等。邓小平的这些新理论、新思想，使我们对社会主义法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在总结与分析规划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实践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将问题具体到我国国情，提出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这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融入自己的新想法，使中国的法治理论有了跨越性发展，根据之后的成就看来，这是非常正确且具有前瞻性的眼光与决定。

3·发展：江泽民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思想

在党的十五大上，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被写入宪法而属于真正的国家意志的范畴。除此之外，为了达到更好的效果，使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1994年前后，江泽民同志曾专门邀请法律界著名专家就相关理论知识、实践方法等方面做了一系列的讲座，这不仅有利于各层领导干部学习知识、武装头脑，还为全社会树立了榜样，社会各界掀起了学习法律的热潮，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江泽民的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是对邓小平法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标志着中国的法治建设到达一个新的高度。

4·成熟：胡锦涛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思想

在党的十六大上，为了更好地领导全国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前人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一些与法治相关的理论问题，比如坚持依法执政、尊重和保障人权、和谐社会与法治的关系等。另外，在党的十八大上，把科学发展观确立为党的理论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而就马克思主义原典而言，以人为本又是法学的源头，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所以，胡锦涛同志的这些命题和理论，继承性地发展了江泽民的法治思想，有利于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思想的进一步创新、成熟与发展。

三、推进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发展的思考

1·推进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必须从中国具体实践出发，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精髓

俗话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出真知”。因此，推进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必须从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精髓。那么，精髓何在?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科学的完整的体系，马克思恩格斯两位伟大学者在吸收前人优秀成果的基础上，总结发展，形成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同样是纷繁复杂的，不可能一蹴而就地学到。因此，把握精髓算是一个捷径。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精髓是良法。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就提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十八届四中全会主题首次落脚于依法治国，以此作为全会主题，在中共党史上尚属首次。我们强调依法治国，但必须更要明确的是“良法”，否则会事倍功半，甚至适得其反。

2·推進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必须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与中国传统法治文化的关系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既有精华，但又不乏糟粕。所以，为了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不仅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更要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与中国传统法治文化的关系。认识到中国传统法治文化的双重性，接着就要有针对性地与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原理相结合。一方面，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原理指导地位的前提下，批判地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法治文化。虽然最终的目的是要服务于中国，为我国所用，但是大方向不能变，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无论如何，不能背弃。另一方面，提升法治工作者的工作能力和水平，也是重中之重，这样更容易使其准确地辨别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做到去粗取精，批判继承。

3·推进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必须汲取西方法治优秀经验，不断加强自身的完善

子曰：三人行，必有吾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无独有偶，当代中国，推进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也要有这样的胸襟和精神。我们要努力汲取西方国家的优秀的法治经验，一样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不是单单的拿来主义，更不是所谓的生搬硬套、东施效颦。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必须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从我国的国情出发，

灵活运用。另外，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其实，在这一点上，笔者认为，我国还是亟待改进和提高的。所谓以人为本，就要时时处处想到人民，一切为了人民。所以，说到借鉴西方的法治经验，笔者认为，还要特别重视公民法制意识的培养和塑造。

[参 考 文 献]

[1]付子堂.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基本历史轨迹[N].法制日报，2008-07-06.

[2]俞声敏·中国法制化的历史进程[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5]李龙.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学，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评“马克思主义法学否定论”[J].法学评论，1989(6).

[6]孙国华，龚刚强.“科学、民主、人权、法治”的中国之路探索与理论精髓——马克思主义法学原理中国化六十年[J].法学杂志，2009(10).

[7]十五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8]王永杰.从普适性到地方性——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研究[M].上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1.

[责任编辑 孙广耀]

作者：唐立军

西方法治理论思考分析论文 篇3：

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探析

摘 要：从马克思对前人法学思想的批判开始，分析马克思扬弃前人思想而建立的马克思法学理论特性，并依此特性分析新时代法治理论，得出新时代法治理论亦具有马克思法学理论的特性，从而进一步证明新时代法治理论是与马克思法学理论一脉相承的，同时又是在新的生产力发展阶段和历史背景下得到的，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和历史要求，符合马克思法学理论的历史规律。

关键词：马克思法学;新时代;法治

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是一脉相承的法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而形成并不断完善的法学理论。自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有了很多创新的提法，而随着十九大的胜利召开，标志着中国进入“新时代”，提出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新思想新论断。由此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以及思考将马克思主义法学与中国现实社会相结合的需要，同时更好地理解新时代中国法治理论的最新成果，梳理清晰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内涵以及与目前我国法治理论相比较是有必要的，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继承和发展的研究，也能探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的理论基础。

一、马克思对前人法学思想的批判

理论的产生必定是建立在前人理论的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也同样如此，为了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内容，认清他对什么理论进行了批判或吸收，因此首先对马克思所批判的法学思想开始论述。

(一)对黑格尔的批判

黑格尔是西方有名的哲学家，同时也具有很丰富的法学思想。黑格尔的法学思想不是出于对社会的分析或总结，而是基于其以“绝对精神”为主体的哲学作为架构。在他看来，“法”是具有形而上意义的，他认识“法”是基于“绝对精神”而存在的，“绝对精神”属于精神层面的东西，但亦包含了自由的成分，和客观性的存在，以此来保证“法”不是主观的偏见及被认为是不“自由”的。黑格尔依此论述了庞大的法哲学体系。

对于黑格尔的思想而言，马克思对其显然是一种辩证的态度看待。马克思曾经完全接受黑格尔的思想并认定自己是黑格尔学派，而在马克思充分理解其思想后则进行了批判和超越。对法学思想来说，马克思便认为黑格尔法学思想中存在着理论的缺失，总结起来是有三个矛盾，国家与人民、利益与法律、法律与人民。显然可看出其理论的缺失是围绕这国家、法律和人民以及其中存在的利益为主体的，这也可说明黑格尔的形上思想无法尽善尽美地消融现世中存在的矛盾。

马克思基于此三大矛盾，将“法律”回归到现实社会本身上，也就是站在以现实社会的角度，以人为主体进行思考，分析什么是社会、什么是国家以及人与法律的问题。并得出法律是因为人而“存在”的，这种才是真正的“民主”，这种“民主”才是作为国家制定的真正本质。

(二)对费尔巴哈的批判

费尔巴哈的思想也是马克思的思想来源之一，虽然他和马克思同属唯物主义，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则是直观唯物主义，并且其法学思想进入了一种人本主义。在费尔巴哈那絕对的本质不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而是“自然”的，费尔巴哈正是从“自然”中的人作为出发点，认为不能如黑格尔和宗教神学将人归于超验的“绝对精神”或彼岸世界之中，真正的人是自然、历史、国家、宗教的本质，因此他主张从彼岸、超验的世界转向现实、经验的人。但费尔巴哈的人则是以一种抽象的存在，其认为唯心主义是通过异化人的本质来达到其“超验精神”理论的实现，显而易见的是费尔巴哈所认识的“人”是一种“类本质”的人，正如其思想是以直观式来看待各种社会活动和物质劳动，将这些活动以“活动”的表象进行理解，即是简单的生活劳动、利益劳动，对人与社会活动的关系、对“劳动”的实际本质并没有真正理解。因此马克思认为需要对“活动”和活动主体(即人)进一步思考。

马克思认为“人”不能被抽象地理解，而是需从“现实的人”出发去理解“实践”、理解人。马克思认为世界的历史是由人的实践而产生的，这就是说历史是由人的实践来创造的，一定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现状亦是由人创造的，同时这种社会制度和社会现状同样可以通过人的实践而发生改变，实践在历史中具有能动作用。改造世界的历史就是人类实践不断发展的历史，从这个角度说，私有制的产生、发展与消解同样要在实践中才能得以完成。实践是人的实践，而人的本质也就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显然马克思的“人本思想”是将人放在了历史、社会中进行的考察。

不可否认的是费尔巴哈的人本思想对马克思法学思想产生很大的影响，马克思正是基于费尔巴哈的人本思想对黑格尔法学理论进行了批判。同时在法律是什么意志的体现的问题上，马克思强调法律不应该是资产阶级意志的体现，而应该是人民的意志，如果不能以人民为主体则不是真正的法律，而是某个阶级独有的法律。只有当法律完全是人民意志的体现，才有真正的自由和平等。

二、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基本特性

马克思的法学理论是基于前人的理论的批判继承的基础上产生的，尤其是在批判继承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理论后摆脱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为主的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的“人本论”的直观唯物主义的弊端，建立了马克思法学理论。马克思的法学理论是内在含有一定的逻辑推导，但为了更好地理解马克思法学理论，因此此部分以总结马克思法学理论的方式，从其法学理论中所具有的特性进行分析与探讨。

(一)“法”的历史性

从历史的角度进行探析是马克思理论的重要特征，正是从历史的角度出发，马克思摆脱了费尔巴哈那种抽象的“人本论”，对于法学理论，马克思同样用从历史的角度进行了辨析。马克思辨别了“法”与历史的关系，他认为法必定是与历史的发展相吻合，也就是说发展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一定的历史更替则造就了一定的法律，显然在现实世界中法律即是对一定的社会条件和人民意愿相吻合，法律从现实上来看即是对社会和人民意愿的总结和提升，而社会与人民意愿又随着历史的不断转变而有不同的改变，法律也会随着更改或删减。

这种法律的转变正是由于不同历史阶段下生产力的变化，马克思认为法律不是恒常不变的，法律的产生和更改都是由历史所决定的，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历史阶段，法律也就没有存在的可能，而在生产力发达的历史阶段，法律的产生也就是必然。同时按照法律与历史发展相吻合的规律，也就逐渐诞生了适合封建社会的法律以及适合资本社会的法律。

马克思将法放在历史中考虑是科学的，这揭示出了与客观事实相应的人类法律发展规律。

(二)“法”的人本性

马克思继承了费尔巴哈的人本思想，但同时超越了费尔巴哈抽象人本思想，马克思尤其强调法律必须从人的角度来思考。历史的发展是由人的实践创造的，当讨论法具有历史性的同时也强调了法是需要以人为主体的，马克思认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也由每个作为个体的人所组成的，人也必定需要在社会上得到承认和支持，这也就是法律需要具备的，也就是说法必定是支持人的所应有的权利。而马克思说面临的社会现状显然与此不符，他发现现实社会的法律所保护的仅是部分人群，而不能对所有人起到权利的保护作用，而这种现状的产生正是由于阶级的存在。

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认为法律保护的仅是统治阶级或资产阶级所反映的意志，这种意志不是由全体人民来决定，是由统治阶级或资产阶级的物质基础与社会关系所决定的。马克思进一步分析，统治阶级或资产阶级为了掩盖这种现实的人权矛盾，常用武力镇压和精神麻痹的手段来欺骗受压迫阶级，以达到掩盖阶级上的不平等和权利上的失衡。在此基础上法不是保护全体人民而存在，是作为统治阶级或资产阶级为了某种目的的手段或工具。

正是基于以上的思考，马克思认为法律不应该是统治阶级或资产阶级的意志表现，而应该是全体人民的意志表现，这也引出了法律所需具有的自由性，他认为法律之自由即是全体人民所具有的普遍权利，法律的作用是对人民所具有的普遍权利进行规范，但前提是法律保证全体人民具有这种“自由”，而法律和自由的关系是相互的，自由的建立即是法律的完满，反之亦然。所以从自由的角度来看，法律不应是具体阶级的工具，而是全体人民的“圣典”。

所以在马克思的法学思想中，尤其注重以人为本，把法律作为全体人民意志的反映，亦是在保障“自由”的前提下对全体人民具有的普遍权利的规范，这其中也包含了在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相互平等的思想。

(三)“法”的辩证性

辩证法是马克思思想中又一大特点，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在扬弃黑格尔辩证法的基础上建立的唯物辩证法，在马克思法学思想中同样有很多展现其辩证性的地方。

首先在判断法律是否正义的问题上，马克思便显露出其辩证性的思考。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法律是否正义，即是法律是否与历史时期之生产力相适应作为评判标准，但值得深思的是评判过程的“正义性”(即公正性)如何来实现，所以马克思提出了判断法律是否正义的方式。一开始在理解“正义”这个概念的时候便需要辩证地去看待，因为正义不是抽象的理论，不是柏拉图所要讨论的“理念”，马克思认为正义是具体的，这就说明在评判正义的时候需要将抽象思辨与现实实际辩证统一起来，不是单纯地关注一面。同时对评判對象“法”来说，同样不能单独从法律文字上片面理解，需要将法律条文与这条法律背后所蕴含的现实状况或理论状况结合起来理解。最后在评判标准上同样需要辩证看待，虽然法律是历史时期生产力的反映，但在评判的过程中同样也要关注法的实际运用，也就是将是否符合生产力与法的实际运用辩证作为评判是否正义的一个标准。这样看来，对于法律是否正义的评判过程，马克思从需判断之概念、所判断之对象、能判断之标准进行了一个辩证统一，共同作为判定过程的方式。

另外在法的历史性中便提到生产力的发展带动社会的变化，而法律也随之相吻合，这也就说明生产力与法律之间有一定关系，也就是马克思所揭露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法律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所建立的，并且其建立之初必定是按照经济的基本模式以及其所需的发展范围，而在此基础上设立与之相适应的律法。这样看来，法律实际便称为了经济的所需和发展的表达，因此马克思认为通过契约而形成的法律便是对经济关系的意志表达。从这个角度上看，经济或生产力是决定法律的。

但法律也有对经济的反作用力。从现实经验上可以看出，在已有的律法下，经济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必须按律法的范围进行运作，一旦超出这个范围则会收受法律的约束。同样，法律的不断演变，即理论的发展和法条的丰富，有可能同时期经济基础并没有发生改变，显然这即是说明法律在成为一定的体系后，会对经济产生一定的反作用。所以马克思对法与经济的论述是体现了辩证性在其中的。

三、基于马克思法学理论探讨新时代法治理论

在党的十九大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进入了新时代，这标志着我国的建设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也同样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坚守进入了新时期，所以出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与马克思法学理论一脉相承的，本章将新时代法治理论与上文总结的马克思法学理论的特性进行对照，分析新时代法治理论所具有的特性，以便更好地理解新时代法治理论。

(一)新时代法治理论的历史性

马克思认为法的发展是与历史的发展相吻合的，同样新时代法治理论同样是建立在历史阶段的发展上的。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生产力有了巨大的提升，从我国主要矛盾的转变便可看出，即从人民需求与生产力落后的矛盾转变为人民美好生活需求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而生产力的迅速增长也带来了新的历史阶段所要面临的任务，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进入了新时代，在这个新时期的大环境下，法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习近平总书记说需要根据新的实践对法治做出理论分析和政策指导，这说明法治理论必须与时代相结合，与人民的实践所创立的新历史的发展相吻合。同时新时代的历史目标是分两步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法治理论的角度是通过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可以看出不论是从当前的具体任务和远景的目标规划都体现了法治理论必定是与历史的发展相适应、相吻合的，由此可以看出新时代法治理论所具有的历史性。

(二)新时代法治理论的人本性

马克思认为法律必须要从人的角度出发，在新时代法治理论中依然如此。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是由于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样也是决定着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这说明以“人民”为出发点，围绕人民的权利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且强调人民的作用，将人民作为实践的主体，也是社会和国家的主体。同样发展法治理论也是为人民而建设，为人民而发展，十九大报告中说需要保障、改善民生，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而公平正义最有效的保障实际便是法律的保障。

同时在立法、践法的方面亦强调以人为主的法治思想。十九大报告强调需要各执法部门依法办事，通过对各基层的完善，以确保人民具有依法应当享有的各项权利以及自由，保障人民的人权。不论在司法过程还是在立法过程中都以公平正义、人人平等作为目标。显然这都说明了新时代法治理论所具有的人本性，从人出发，并使人权、公平、平等能够贯穿于整个法律体系中，这代表了新时代法治理论不是某个阶级的意志表现，而是全体人民的意志表现。

(三)新时代法治理论的辩证性

新时代法治理论凸显了其辩证性。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认为是有机统一，此三点共同组成了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坚持党的领导即代表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科学治理;人民当家做主即以人民为中心，切实保障人民权利;依法治国即说明是以人民意志和历史规律发展的法律来进行治理，而此三方面不是片面存在的，是相互有机统一，即体现了理论、人民、法律的有机结合，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

同时又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对“德”的强调是为了重视社会中的普遍正义，这种普遍正义即代表了一定的人民意志，这可以避免法律走向极端化。对“法”的强调是为了保持稳定的公平正义、法律正义，避免道德成为个人或部分人的意志。由此可以看出两者是相互联系且相互影响的。

四、结语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源，其中所蕴含的法学理论同样在新时代下可被运用。为了更好地理解马克思法学理论，从马克思对黑格尔与费尔巴哈的法学思想的批判开始梳理，在此基础上分析出马克思法学理论所具有的三个特性，即历史性、人本性、辩证性，并以此来总结新时代法治理论，从而可以看出新时代法治理论亦具有马克思法学理论的特性，从而进一步证明新时代法治理论是与马克思法学理论一脉相承的，同时又是在新的生产力发展阶段和历史背景下得到發展的，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和历史要求，符合马克思法学理论的历史规律。

参考文献：

[1]宣璐.论习近平新时代法治思想的四个维度[J].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6).

[2]孟祥坤.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视野下我国法治建设研究[D].长春：长春工业大学，2018.

作者：陆平